第一章
第一节 从毛泽东力纠"五风"的历史考察
何为"五风"？指的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
这五股狂风，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这五股狂风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1958年8月9月，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从10月起，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都在不断努力纠正。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企图扼杀新生的伊拉克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时，美帝国主义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煽动准备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炮击金门，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平定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叛乱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里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邓小平却把鼓吹"五风"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五风"的风源。这不公正。
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
第二节 刘少奇是"五风"的源头
从历史事实考察，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刘少奇原来是比较右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极力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他极力反对农业合作化。为此，曾经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刘少奇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很左。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一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刘少奇讲来讲去，就是有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养老院、幼儿园、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等设施，就是共产主义了。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有了这些设施，那么，他们不就早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现在，我们就刘少奇所讲的问题，归纳起来，和毛泽东所讲的有关问题对比一下：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
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
赫鲁晓夫讲：苏联要在十五年在工业产量和农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
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兵学商。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即在旧社会的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情况，看了李先念的简要介绍，就略知一二了。
第三节 《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刘少奇、邓小平
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的思想政治纲领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纲领。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刘少奇、邓小平的以上所为，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刘少奇、邓小平主张跨越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非常急切，本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删去，就更快了。
第二，刘少奇、邓小平极端独断，像这样重要的牵扯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他们不经过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审查同意，就贸然自行决定发表。违背了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会议关于有关重要的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文件，必须经过毛主席审定的决定。
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藐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因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大家通过的，修改决议也必须大家讨论同意。
第四，刘少奇和邓小平违反了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第五，他们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前一个星期发表社论，造成了下面按他们意图去做的既成事实。
第三节 刘少奇去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视察的
讲话、指示，是推行"共产风"的具体行动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刘少奇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文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刘少奇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决议》规定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为了读者了解刘少奇的做法和深入研究，现将吴冷西的调查情况经过和毛泽东的评论附录如下：
一出发前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二 情况调查经过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8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1．修武的一县一社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5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我们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也从新乡转到修武），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2．七里营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3．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２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都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按：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他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放在第四条，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就是男女老少分别编班，以便调动去做各自"力能胜任的工作"。也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笔者注：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三向毛主席汇报
〈一〉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二〉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要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花，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四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的主意－－－－－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现在我们看刘少奇在江苏视察，又是怎样兜售他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是他在讲到第四条时，向江苏推销他在河南指的"改善劳动组织"的经验做法，这就是：第一，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要把劳动力编为班、排、连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据刘少奇说：实行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在河南搞共产主义试点创造发明的，现在他又要在江苏省推广了。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他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 （ 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直到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产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第四节 刘少奇在视察中大肆鼓吹和推行
"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
刘少奇在视察中是怎样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的呢？看以下事例就清楚了。
第一，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二章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敢于抵制"五风"
第一节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报，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二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计划指标不要讲过头。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如果没有，他的后台又是谁？
第二，毛泽东于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三 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会议上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的，你们听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把它删掉的？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1958 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
日本政府没有关系，因为ta们没有说要强奸中国女人, 都是士兵下级军官干的, 日军占领南京后， 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停止强奸恢复秩序， 但战后法庭照样盘点日军军事头目。
大跃进是伟大领袖领导下搞的。怎可能说好事都是主席做的? 说大跃进的灾与毛无关的人不等同于二鬼子/皇协军?
参考文章: “三面红旗”执旗手 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之态度、角色与作为；
都是听说别人家饿死人，自己家没饿死人。6亿人口，饿死3000万就是每20人饿死一人，那应该很多人家里有人饿死。
有饿死人是肯定的。
饿死3000万人没有根据，否则在文学城整天喊叫饿死3000万人的人没有一个是家里有饿死的？
那时候我父亲家族和母亲家族总共近200人，没有一人饿死，全村2000多人没有饿死的，按比例应该有100人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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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不用你的母亲和南京大屠杀来说事？ - gweipwu -
主动当慰安妇女的人家属是不愿ta的母亲和南京大屠杀来说事的, 比如你-gweipwu .
如果我提出了证据, 你会承认你是狗吗?
我父母是中华民族好儿女, 我为我父母感到感到骄傲, 我家有抗战胜利60周年勋章.
你就装B-8!
• 还是一句话，你不要拿中国人的女人说事！明白吗？ - gweipwu -
唉, 小市民, 只看主人的动物属性的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我说你很蠢!! 比我养的狗蠢多了!
否则 You are a barking dog.
经常挂在嘴上，。。。
什么心理活动?
南京大屠杀又不是什么好事！尽戳中国人的疼！
搞个自己的博客，让人家知道 你的credit， OK？
我经常给几片used table tennis rubber 帮助日本乒乓朋友。
20万，30万等几个数据不统一。
你这个滚刀肉以后跟帖要拿出可靠的数据来反驳，不要上来就骂人。
“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东夫
来源: chufang 于 2022-04-16 10:36:0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1577 次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注释】
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富裕地区并有大宗粮食出省。8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省总计供应军粮1,200万吨以上，占国民政府统治区军粮的三分之一[1]。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2.36万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4.2%，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2]1950年，四川省的农业人口为5,336万，耕地面积为10,537万亩，人均耕地不足2亩，大大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产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积人均仅1亩，当时平均亩产只有179公斤。[3]而建国初期高层执政者对这些情况并未加以关注。
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当时，有进入四川的60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50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旧的金融体系崩溃、新政权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粮食成了硬通货，所以征粮实际上也是新政权的原始积累。
1950年1月，200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1949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征收，而且征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征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征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征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4]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征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征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征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5]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6]；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7]，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8]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9]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11]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征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征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
1952年底，四川合省，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在粮食问题上，李井泉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形成的格局上变本加厉，将政府高征收、农民低消费和大量外调步步推进。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12]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表1）。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13]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表1：1953－1962年四川粮食征购、外调和留粮标准
粮食征购（万吨）
粮食外调 （万吨）
农业人口人均年留粮（公斤）
征购
占总产％
全国
四川
1953年
390.4
30
52.5
233
216
1954年
487.6
34
84.3
227
213
1955年
435.0
29
157.0
250
230
1956年
456.0
28
217.3
274
256
1957年
498.1
31
290.3
268
238
1958年
538.2
197.3
261
1959年
601.2
49
238.7
189
139
1960年
493.3
46
141.5
176
130
1961年
365.2
39
31.6
199
128
1962年
334.0
-17.9
179
说明：表中数字为按原粮折算的商品粮。四川调出粮食中包括调出省外和出口的粮食。征购和外调粮食均为细粮（大米、小麦），而农业人口留粮中则相当部分是杂粮。例如，1958年到1962年的农民留粮中，细粮只占30-40%
资料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出版，页559表； 许国璋，《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3年出版。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李井泉在粮食征购上对中央的特殊贡献，使其个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的拔尖人物。这一拔擢拉开了李井泉与其他省委负责人的距离，使四川省委成为他的一言堂。李井泉在政治上并不老练，理论水平也很低，毛泽东看重李井泉其人，无非是看重他能拿出大量粮食支援其他省市。这种看重对李井泉有如强烈的政治兴奋剂，自从在晋绥土改中犯极左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后，他的政治生涯还从未如此辉煌过，于是他对毛的崇拜和追随之决心前所未有地坚定起来。
另一方面，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邓对四川的工作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说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计划工作我亲自挂帅，邓小平当参谋长”，李井泉由此认定，邓已被毛选为接班人。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1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这是解读“大跃进”中李井泉狂热表现的一个关键点。
1、 1959年“纠左”时期李井泉的有恃无恐
针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乱子，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提出了“压缩空气”，出台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种“纠左”的气氛。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科书称，这段时间里毛曾经主动“纠左”，多次对“大跃进”初期的激进行为提出过批评。“文革”时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这一时期的极左表现视为对抗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劣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毛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屡试不爽的政治韬略。而李井泉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干部中反对浮夸蛮干的呼声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对他说，“最近空气不好”，“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来规定的任务要完成”，“死了一些猪，没有预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还说，汉口会议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已经压了两个月了，“要继续鼓干劲”。毛的所谓“空气不好”，显然是对当时“纠左”的大气候的不满。李井泉心领神会，立即用电话将毛的谈话传达到省委，巩固“跃进派”的阵脚。几天后，李井泉又电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绩、批判对1959年任务的怀疑情绪。李说：“主席提出四川粮食要搞到1,500亿斤”（7,500万吨）。[15]其实，当时四川根据层层虚报“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仅4,000万吨（后来统计是2,245万吨）。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落实毛提出的7,500万吨粮食产量的任务，会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的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井泉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把全省千万亩万斤粮竞赛活动推向高峰，为力争全省全年产粮1千5百亿斤而战”。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高产指标立军令状。
此刻，所谓毛泽东进一步“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过不久，四川发生的这些用强迫命令硬性摊派高产指标的事，其实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令。毛泽东给李井泉露底、“加担子”，是因为毛明白李的忠诚；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粮食，也需要有李井泉这样的左派为其冲锋陷阵，以打压和制衡反对意见；毛尽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几句低调，但对李井泉却“高标准、严要求”。李井泉当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显，“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局对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不利；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调运粮食等农产品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调为毛助威。就在毛泽东告诉他“空气不好”的时候，李给省委传话说，“北京副食品供应紧张得很，每个人一个月9两肉，每天3两菜，王府井百货大楼副食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罐头”；他要省委发个通知，“动员下面多调点出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规定农村当年必须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猪一头，才能按规定标准吃肉。[16]而农民如此交售生猪之后，就几乎无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李井泉继续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会上问李，去年粮食棉花公布的数字都减下来了，你们的粮食是多少？李说可能是900亿斤差一点，800亿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问，你们明年搞多少，李说原来准备搞1,350亿斤，争取1,500亿斤。毛又问在座各位，麦子“搞1万斤行不行？”云南省委书记回答说“再好也不过1,000斤”。李则说，“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
农家出生的毛泽东，其内心不可能相信万斤田，但他相信，只有用高指标才能逼出他想要的“高产量”，李井泉深知其意。李井泉面临的真正压力是必须大量外调粮食。他深知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粮食之上的，多外调就必须高征购，要高征购就必须高估产，而高估产则必须有高指标，高指标则只能依赖大干劲——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大志”。看似豪情万丈，实则残酷无比的“大跃进”，其简单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李井泉后来也承认了这个事实。[17]。
正因为如此，了解到毛泽东真实想法的李井泉，对1958年底、1959年上半年中央有关“纠左”的决定不屑一顾。1959年初，中央要求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要求整社、遏制浮夸平调风等。而李井泉却对省委其他负责人传话说，“不要把整社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些问题（指浮夸风等）“大体上都解决了，做些自我批评就行了”。在1959年2月底到3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要求下放权利到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李井泉声称：不落实高产指标就不下放权利，什么都由你了，还要共产党干什么？4月由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的“算账”运动，主题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清理退赔平调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李井泉却将其变成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最为典型的是李井泉对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又称“六条指示”）的公开“对抗”。“文革”初期这是李井泉恶名昭彰的罪行之一。其实，这是一桩冤案。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可谓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论，如称高产指标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其时，李井泉正在四川强制推行“高度密植”，鼓吹实现千万亩万斤田，假话、高调、强迫命令猖獗一时。如果毛的这封信被传达下去，对他相当不利。然而李井泉却胸有成竹地要求下级对毛的这些指示“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以免产生“消极情绪”；虽然毛泽东要求将信一直发到生产队，但李井泉却自行规定只准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随后把文件全部收回。他坚称，省委强制推行的“高度密植”没有问题，1,000万亩万斤田不仅要继续推行，今后每年还要增加500万亩。[18]经过李井泉“统一思想”后的一些省委干部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了。省委书记廖志高5月16日在传达毛泽东“六条指示”的全省电话会议上说，“主席提出的六个问题，大家必须好好看，才能正确领会。……我们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单看他的某一句话，孤立地去看某一句，好像是泄气了。不是，他的精神是为着继续鼓劲。”他逐条对毛泽东的话做“积极理解”：关于密植，毛泽东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的干部和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是不对的”。廖志高解释说：“这是不是主席反对密植呢？不是，要搞清楚，他首先说不可太稀，第二才说不可太密，他不是反对密植的。”关于生产指标，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只讲现实可能性。……去年实际只有300斤的，能增产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廖志高解释说：“我们怎么能够不要指标呢？实际上主席的指示里也是讲指标的。他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够增产100斤、200斤就很好了，这不是指标？”“他的指标幅度还不低，300斤增产1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三十几，增产2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六十、六十几，这是多大的增产？”[19]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是因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书记传达时，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读了毛的信后宣称自己是“悲观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说，主席这样写，是因为“北京有冷空气，主席有压力”，暗示毛所写的并不是真心话，宋听后吓得赶紧作检讨。在5月16日的全省电话会议上廖志高更是公开讲：“现在一些省份，增产不多的，为什么增产不多？……就是受了一些冷空气的侵袭，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气一来，他们就抵挡不住，或是错误地领会中央的一些指示。”廖志高是李井泉的亲信，他的这些话当然是从李井泉那里听来的。李井泉了解到上层的反对声音和毛泽东的被动处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毛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按既定目标干下去。所以李井泉要下面的干部明白这一点：“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一个目标，就一定要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毛猪调出去，对那些关了食堂闹粮的，“饿死都不要管他”。[20]李井泉对中央的“纠左”指示置若罔闻，坚决抵制。例如，5月7日，中央发出“农业五条紧急指示”，要求将大部分猪下放给生产队和个人饲养，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等。李井泉完全不理。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将口粮分配到户，社员参加公共食堂自愿。全国许多省份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而四川省委却规定，不能将粮食分到户，强迫农民留在公共食堂。6月11日，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允许社员自养家畜家禽并归个人所有，恢复自留地，其产品属个人所有等，而且要求“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四川省委仍然不理不睬，不给农民留一线生机。
2、庐山会议后李井泉的狂热
1959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变脸，发动了对1958年底以来的“冷空气”的总反击。此时，彭德怀的信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口实而已。毛所要打击的，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区区几个人，而是党内对他的“大跃进”路线持异议者，批判彭德怀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于是，自1959年初以来便坚决顶住“冷空气”的李井泉，不仅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还在政治上赢了分。1960年初，他在部分地委书记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主席说，去年5、6月中央发的一些东西是有消极作用的，可见我们当时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是正确的。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这时阎也口服心服地说：“李政委看问题很深，许多事情过后才看出他是正确的。”[21]
四川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的发明―“政治测验”[22]，是李井泉广为人知的又一劣迹。实际上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的。四川省向地厅级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省委便于9月6日给“中央和主席”报告了会议（包括“政治测验”）的情况：“看来先测验一下，对了解干部思想态度和进一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很有好处”。李井泉后来还当面向毛汇报了此事，“主席表示赞同这个办法”[23]。
在这一时期，李井泉的情绪十分亢奋，整治农民的种种恶行则登峰造极。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职工人数迅速膨胀，吃供应粮的人暴增，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对四川粮食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一网打尽”。对这个被称为“先下手为强”的“经验”，廖志高有一说明：“经验证明要及时完成征购任务，稍微放松一下就要发生问题。全国都这样，这一条经验北京会议叫做‘先下手为强’，收起来以后不及时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不好办了，又要反瞒产了，又要突击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还是完不成任务，那实在很被动”。[24]按照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保证，四川省1959年粮食产量预期达到6,750万吨，按30%的最低征购标准，需征购2,000万吨以上。而事实上这年四川全省粮食的真实产量只有1,582万吨[25]，全部收光拿尽也无法满足征购任务。当时，四川省各级政府知道自己的估产有水分，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恐怖中，各级干部为了求生存－－其实被逼得没有选择余地，到了收割稻谷季节，许多地方组织武装民兵把守收割现场，稻谷收割下来后直接送进国家粮库，连晒干风净都顾不上，有的地方连种子都不留给农民。李井泉后来辩解：“1959年粮食征购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库很快，对于我们判断当时的粮食情况起了诱惑作用。1960年春我们发现粮食问题严重的时候，在党代会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销售指标，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们对全省缺粮不是普遍的严重错觉”。[26]李井泉只讲了一半事实，却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实，即这一切都是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发生的。
1959年四川的实际粮食收购量达到601万吨，占总产量的49%（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征购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数小麦、玉米等，而留给农民的口粮中则绝大部分是以红薯为主的杂粮。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粮食消费量的60%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愿吃其他“杂粮”的。从1957年到1961年，四川省的稻谷产量减少了一半多，而征购比例却越来越高，1959年甚至达到总产量的70%。（见表2）1959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为139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为42公斤（见表2）；1960年人均留粮为130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仅38公斤（见表2）。这些数据指的是“原粮”，即尚未加工的稻谷，若换算成大米，分别只有29.4和26.6公斤[27]。也就是说，1959年四川省农民平均每天只有80克大米，1960年平均每天只有73克大米。1959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断了粮，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承认，有的地方把萝卜都折算成粮食，每天也只有2、3两（16进位旧秤，不到100克），“没有细粮了”。[28]
表2：1953－1961年四川省稻谷产量、征购及农业人口占有量
年度
产量 （万吨）
征购量 （万吨）
占产量 ％
农业人口 （万人）
农业人口人均占有 （公斤）
1143.0
448.8
39.3
5,839.0
119
1225.5
534.8
43.6
5,894.3
117
1189.0
463.7
39.0
6,008.9
121
1316.5
464.7
35.3
6,096.1
140
1256.0
528.4
42.1
6,188.5
116
1209.5
543.1
44.9
6,038.6
110
822.0
576
70.1
5,814.2
42
632.0
418.2
66.2
5,552.3
38
576.5
321.3
55.7
5,487.4
说明：表中数据为原粮，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谷。农村人口人均占有量＝（产量－征购量）÷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四川省情》页561表；《四川省志·农业志》表1-2、3-4。
把农民逼上死亡绝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许他们各自在家煮食。庐山会议后，坚守公共食堂成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下令，把贵州省将粮食全部收归食堂、干部掌握吃饭大权的“经验”推向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办得像连队伙食团一样”，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的严酷现实迫使农民服从干部的指挥。但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食堂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设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然而却被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严厉禁止。当时，武装民兵在农村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即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而政府返销的一点点粮食则多半被干部侵占。如此农民只剩下死路一条。
从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出，他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了解，而他却执意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只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认为，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会有牺牲一样，建设也必须要有人付出牺牲。他的“哲学思想”历来如此，并被党内不少人奉为致胜之道。对李井泉的“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心里也是有数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地说，给你们增加20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10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12亿斤。[29]这12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仓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农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30]。
3、 李井泉的顽固人为延长了四川的饥馑死人之灾
1960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大转折。此后毛泽东节节退守，直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表面认输。在这场退却战中，李井泉的顽固延长了四川的灾难。
上述“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还在咬牙坚持。毛泽东当然不愿放弃公共食堂这一“伟大实践”，1961年春毛还要求中央和各省领导到下面调查，希望发掘出一些有利于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年5月6日，毛给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简阳县调研的中央农工部长陈正人写信，以少见的迫切语气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31]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打电话给李井泉，转告了毛的要求[32]。当时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以不参加食堂便不分粮食相威胁，拼命维系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邓的指示后，李井泉立即赶往他亲自抓的“先进单位”南充地区火花公社和内江县。5月11日李向毛写信报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数群众要求继续办下去。[33]这也许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批准将李的报告通报全国。然而，毕竟“大跃进”的大势已去，连毛泽东都无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独木难支了。1961年6月下发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规定，粮食一律分配到户，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并要求“原原本本向每个社员传达”。李井泉这才放弃了抵抗，于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但仍然比全国解散食堂较晚的地区迟了半年。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即坚持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他顽固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产力。1953年以后，他力排众议，最终将农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变成了丧失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准农奴”，继之而来的便是大饥馑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饿死。尽管毛泽东闯下一场弥天大祸，但他还是不肯认输。1961年，全国很多省份都实行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毛还是坚持要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范围）为基本核算单位。李井泉与毛泽东声气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虽然中央的“60条”规定以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为核算单位，李井泉却故意曲解“60条”的文件精神，硬说在四川省生产大队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此则一直佯作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李井泉发明了他所谓的“膝盖说”。他声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是“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腿”，我们则是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仍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生产队。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统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李井泉仍然坚持在每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核算单位。“文革”时期，李井泉在批斗的压力下，曾于1967年底写检讨书就此“认罪”；但到了1972年他的处境好转后，又写了一份对过去检讨的“声明和更正”，全盘翻案。他辩解说：1961年毛主席在做最后结论时的一次小会上说，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超过30%；我主张一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占全部大队的10%，我就没有什么错误。[34]
“大跃进”大势已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的“分散主义”受到众多指责，他不得不在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会上认错，此时毛泽东不但不保护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责他。李谈到对毛的“六条指示”有抵触时，毛泽东表示，“六条指示就是针对你们来的”。毛接着说：“我过去在延安说过，猪碰到壁也还回头，可是现在有些人不如猪，碰了壁还不回头。”李井泉确认，这个比猪还“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1960年初，中央恢复了各大区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中央继续重用李井泉，是因为需要四川的粮食，李井泉对此心领神会。1959年，四川粮食外调达238.7万吨（见表1），邓小平因此表扬李井泉“贡献大、风格高”。然而，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因饥饿而广泛出现浮肿病，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传到省委，李井泉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了。1960年4月，刘少奇携夫人到成都，省委书记廖志高向刘汇报说：今春以来全省140个县发生浮肿病和妇女病，约有100万人，其中成年男子占70%，最严重的专区是雅安、乐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购多了，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原先估计的多，比1958年落实的产量还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粮食计算，也大大低于原先估计的数字。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中央汇报四川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时已经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也预料到还会继续饿死大批人。他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难，减轻四川外调粮食的压力，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然而，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在政治高压下持续一个冬春的疯狂蛮干，已经把经济拖入绝境，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死不死人的问题，而是死谁保谁的问题。四川省建国以来大量外调粮食的格局、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一地区将成为牺牲品。李井泉当年的秘书陈震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36]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1960年夏季，四川铁路、水路沿线的粮食仓库已经扫空，但中央从四川调粮的命令仍接连不断。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焦头烂额，私下里诉苦：“叫我从哪里弄粮食啊！”当时，一些长期靠四川调粮维持供应的城市和省份已经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60年7月11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大章发来急电。电报指出，四川当月计划调出15万吨粮食，前10天只到位1.5万吨，“津、京、沪、辽不断告急，李先念同志务请你们支援”。此时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的省委干部情急之下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省本年度粮食情况的文件，请李井泉报告中央。7月22日，骑虎难下的李井泉给主管全国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几年外调增加多，并不是征购多，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增加的。特别是因为去年征购多了，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增加外调，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外调粮食最好是28亿斤，最多不超过32亿斤。……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3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央最后答应外调数为31亿斤。
1960年8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发出“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时间紧迫，万万火急。”8月17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只能超过，不能短欠，时间也不能推迟”。调粮的命令落实到四川每个穷乡僻壤。一位当年的基层干部描述：大山深处的农民们为了运出一袋粮食，翻山越岭将麻袋背到山谷里的小溪边，绑到竹排上漂流到河里，再装小木船运到长江边的码头，最后装上大船运出省，一袋粮食还不够辗转运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饿死在运粮的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一口运送的粮食。
到了1960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内的所有四川省的领导人，对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都一清二楚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回忆，他曾在会议上问省委领导，你们到底给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没有？廖志高回答，怎么没有反映？连多调1亿斤粮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话都讲了，中央还是要调。还有人回忆，李井泉一次在电话里为调粮和李先念争辩，说得都哭了，还发牢骚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诸如此类的事，至今被为李井泉辩护的人广为引用，但他们却回避了李井泉曾顽固坚持“大跃进”路线直到最后的事实。
1960年底，四川农村进入了又一个死亡的冬季。12月13日，中央再次向四川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省委决定调集150万“劳动力”，用3个月时间把160万吨粮食集中到水路、铁路沿线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命令，各地市县成立了调粮指挥部，书记挂帅，“像指挥作战一样，保证完成任务”。由于饥馑，农村劳动力锐减，省委只能动员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出人运输，于是许多地方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全部投入运粮，用鸡公车推、架子车拉、人肩挑背扛。四川农村最后一点维持农民生存的粮食被运走了，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用四川农民的性命去换取那些中央认为应该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历数其对抗中央“纠左”指示，搞“分散主义”的罪状，这是促使该会会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上，李井泉在四川组的检讨中流了泪还下不了台。邓小平当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把。邓在自己家里将中央办公厅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给李井泉看（这明显违反组织纪律），又亲自出面保李井泉。邓小平表示，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继续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邓还在毛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这个会恐怕开到这里差不多，建议结束会议”，毛自然表示同意。[38]于是“出气会”随即结束。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对全国尤其是四川省饥荒的惊人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强令四川调粮的后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粮食外调任务，同时向四川调入粮食。1962年，因为“大跃进”中止了，全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四川省因为“纠左”迟缓，农民仍在饥饿中挣扎。例如，重庆市江北县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间，农村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12,247个劳动力，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这4个月里全县非正常死亡7,660人。[39]1962年3月31日，周恩来召集滇、黔、鄂、赣、浙、苏6省负责人共同听取李大章汇报四川省的粮食情况，要求这几年吃过不少川粮的长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当时这6省负责人一致诉苦说拿不出粮食，周恩来最后下令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5,000万斤粮食。[40]
综上所述，当年四川省大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对四川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断绝了许多农民求生的机会。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减产50%，1961年的水稻产量仅及全川军阀大混战的1932年的57%。[41]如此情势之下，饥馑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征购、高外调政策又加剧了这场灾难。
【注释】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25页。 [2]四川明末清初因战乱，全省人口一度降至60万左右。清代康熙年间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动员全国十几个省的移民到四川定居，导致长达百年的移民潮。清末四川人口增至4,800万，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1949年达到5,730万。见《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3－62页。 [3] 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96年，第20页、116页。 [4]川南公署政策研究室，《关于1949年公粮负担重不重问题的研究》，1950年7月10日。 [5]《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44页。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41页。 [7]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第619页。 [8]建国初四川省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区划。1952年底合为四川省。 [9]见李大章、郭影秋、刘披云，《川南行政公署6月份工作简报》（1950年7月5日）。 [10]出处同上。 [11]邓小平和李大章都是四川人，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一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有多年交往。但邓在主政西南期间看重了李井泉，看淡了李大章。 [12]1952年以前只征收公粮，称为征收；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除了交公粮，国家还要强制性购买他们的“余粮”，合称为征购。 [13]见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年8月1日）。 [14]见《李井泉的检讨》（1967年10－12月）。 [15]《李政委电话要点》（1959年2月2日）。 [16]《当代四川大事纪要》，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1年，第135页。 [17]原话为，“因为实行高指标，随之而来就是实行高征购。实际上我们要搞高征购，非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不可。”出处同注14。 [18]《七个地委书记重庆座谈会记录》（1959年5月5日）。 [19]廖志高，《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6日）。 [20]“李政委5月18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21日）。 [21]“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指挥部”编印，《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1967年9月），第48页。 [22]即先将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的信给到会者看，对“赞成”、“基本赞成”、“基本不赞成”、“不赞成”四项选择表态，以此划定左、中、右，然后才传达庐山会议决议。 [23]出处同注14。 [24]出处同注19。 [25]出处同注3，第108页。 [26]出处同注14。 [27]稻谷因品种、成熟程度、水分、杂质含量、加工要求（加工成糙米或精米）及加工手段的不同，出米率的比例为65-75%，本文取平均值70%。 [28]“省委12月30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59年）。 [29]出处同注14。 [30]出处同注14。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9册，第484页。 [32]出处同注14。 [33]“李井泉同志5月11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主席的信”（1961年5月16日）。 [34]李井泉，“声明和更正”（1972年9月30日）。 [35]同注14。 [36]陈振寰1954－1963年和1975－1977年两次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秘书，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37]“转发李井泉同志给李先念同志的信”（1960年7月28日）。 [38]出处同注14。 [39]江北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疾病、死亡情况报告”（1962年3月20日）。 [40]李聚奎，“关于三个省粮食汇报的情况”（1962年4月2日）。 [41]《四川省志·农业志》，第112页，第117页。
很多人开口闭口大跃进饿死人， 实际上大跃进没有饿死人， 因为历史有据可查的饥荒饿死人是河南信阳， 时间是1960年。 所以说大跃进饿死人的时间线就不对。 大跃进政策本身并没有错，大跃进的经济成就也很高。 但是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 官僚主义， 蛮干， 瞎指挥， 平调风。 的确是很荒唐并且危害很大。 其中浮夸风与后来饿死人的确又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反瞒产私分。 什么意思， 赵紫阳1959年2月给毛泽东写信说广东粮食产量都是亩产万斤， 可是基层干部硬说没有万斤， 隐瞒产量数据， 然后把多出来的粮食给私分了。 这就是瞒产私分。 为什么赵紫阳说基层干部瞒产私分， 因为赵紫阳浮夸说亩产万斤， 既然亩产万斤粮食遛8000斤农民自己消费， 剩余2000斤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总合理吧？ 可是赵紫阳的牛皮吹太大， 广东亩产1800斤（瞎编的），全部上缴都不够，没法给赵紫阳圆谎， 所以赵紫阳1959年2月写信给毛泽东说不是我撒谎了， 而是农民刁蛮瞒产私分。 毛泽东高高在上不明就里， 在赵紫阳的信上批示说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属于本位主义， 需要纠正统筹解决， 并预定3月在上海开会，统筹研究瞒产私分问题。 毛泽东去上海的路上是坐火车走的，每当路过一个车站毛泽东都会要求停车， 然后自己偷偷找当地干部谈话， 把警卫和秘书派出去调查情况。 很多当地干部知道毛泽东火车路过， 就组织农民挑着粮食排队乱窜说是交公粮的。 而毛泽东的警卫秘书偷偷调查发现这些挑粮食的都是假的， 有些人的箩筐里干脆装的不是粮食。 就这样走走停停，到了郑州毛泽东不肯再走了，决定在郑州开会， 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面问参会的省委书记们有没有浮夸， 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下异口同声没有浮夸没有共产。毛泽东成了会议的少数派，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挥了土匪本色， 声称不怕开出党籍，不怕当右派也要支持基层干部瞒产私分。 毛泽东甚至喊出重上井冈山，带领农民再次革命，等等， 但是面对毛泽东的威胁，官僚集团毫不让步，毛泽东不甘心失败，因为毛泽东已经在路上掌握的资料，官僚睁眼说瞎话，毛泽东决定扩大会议范围， 一直到有个参会的干部来完了， 直接闯进会场， 毛泽东 直接追问你们那里有没有浮夸， 这个烂货没经过串联，不知道官僚已经建立攻守同盟， 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浮夸，亩产万斤都是假的， 就这样强迫官僚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 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共产风，反对浮夸风， 反对官僚主义，蛮干瞎指挥。 并且要求解散刘少奇的大公社（以县为单位），实行县社队独立核算，按劳分配，不准征调抢夺农民粮食。 为了安抚官僚集团的人心，毛泽东坚持辞去国家主席职位，专心研究理论问题， 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 请注意， 赵紫阳1959年2月写信， 郑州会议2月末召开， 4月全国人大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 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对浮夸共产者不承担责任还升官而不满，因为毛泽东给刘少奇等定性为工作错误，小资产阶级狂热。 彭德怀不以为然，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说共产风和浮夸风那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能解释的， 暗示刘少奇等官僚的浮夸风共产风是敌我矛盾。 被毛泽东给压下去了。 为啥毛泽东不支持彭德怀， 其实道理不复杂，官僚数量庞大并且都打倒了谁干活。 毛泽东力纠"五风"第一章
第一节 从毛泽东力纠"五风"的历史考察
何为"五风"？指的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
这五股狂风，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
这五股狂风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1958年8月9月，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从10月起，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都在不断努力纠正。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企图扼杀新生的伊拉克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时，美帝国主义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煽动准备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炮击金门，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平定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叛乱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里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邓小平却把鼓吹"五风"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五风"的风源。这不公正。
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
第二节 刘少奇是"五风"的源头
从历史事实考察，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刘少奇原来是比较右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极力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他极力反对农业合作化。为此，曾经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刘少奇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很左。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一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笔者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刘少奇讲来讲去，就是有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养老院、幼儿园、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等设施，就是共产主义了。试问，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有了这些设施，那么，他们不就早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现在，我们就刘少奇所讲的问题，归纳起来，和毛泽东所讲的有关问题对比一下：
毛泽东说：我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
刘少奇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年三年就行。明年后年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
赫鲁晓夫讲：苏联要在十五年在工业产量和农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
刘少奇讲：我国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的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兵学商。
毛泽东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社会性的服务组织，过去已经有了。（即在旧社会的中国、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有了，不是什么新鲜事……。）
刘少奇说：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萌芽。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这两篇报导，可以说是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一应俱全。这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把的舆论关口所放的"卫星"新闻，是刘少奇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取得的"成绩"。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青年一代不懂什么叫"共产风"，不知道什么叫"穷队和富队拉平"，"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等等，看了刘少奇在河北徐水县搞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的经验情况，看了李先念的简要介绍，就略知一二了。
第三节 《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刘少奇、邓小平
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的思想政治纲领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纲领。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鼓吹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刘少奇、邓小平的以上所为，说明了以下问题：
第一，刘少奇、邓小平主张跨越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情非常急切，本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刘少奇、邓小平把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删去，就更快了。
第二，刘少奇、邓小平极端独断，像这样重要的牵扯到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他们不经过身为党和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审查同意，就贸然自行决定发表。违背了中央政治局西柏坡会议关于有关重要的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文件，必须经过毛主席审定的决定。
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藐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因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大家通过的，修改决议也必须大家讨论同意。
第四，刘少奇和邓小平违反了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第五，他们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前一个星期发表社论，造成了下面按他们意图去做的既成事实。
第三节 刘少奇去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视察的
讲话、指示，是推行"共产风"的具体行动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一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少奇同志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刘少奇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文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刘少奇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决议》规定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笔者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指刘少奇－－－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人民日报》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具体作了哪些指示报导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为了读者了解刘少奇的做法和深入研究，现将吴冷西的调查情况经过和毛泽东的评论附录如下：
一出发前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骡，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二 情况调查经过
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8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1．修武的一县一社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5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我们11月1日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也从新乡转到修武），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2．七里营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3．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２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都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按：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他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放在第四条，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就是男女老少分别编班，以便调动去做各自"力能胜任的工作"。也是刘少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笔者注：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三向毛主席汇报
〈一〉关于"一县一社"问题
11月6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二〉关于供给制问题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要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花，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四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的主意－－－－－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现在我们看刘少奇在江苏视察，又是怎样兜售他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是他在讲到第四条时，向江苏推销他在河南指的"改善劳动组织"的经验做法，这就是：第一，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要把劳动力编为班、排、连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据刘少奇说：实行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在河南搞共产主义试点创造发明的，现在他又要在江苏省推广了。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他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
（
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直到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产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第四节 刘少奇在视察中大肆鼓吹和推行
"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
刘少奇在视察中是怎样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的呢？看以下事例就清楚了。
第一，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二章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敢于抵制"五风"
第一节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报，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二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计划指标不要讲过头。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如果没有，他的后台又是谁？
第二，毛泽东于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三 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会议上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的，你们听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把它删掉的？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1958 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
日本政府没有关系，因为ta们没有说要强奸中国女人, 都是士兵下级军官干的, 日军占领南京后， 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停止强奸恢复秩序， 但战后法庭照样盘点日军军事头目。
大跃进是伟大领袖领导下搞的。怎可能说好事都是主席做的? 说大跃进的灾与毛无关的人不等同于二鬼子/皇协军?
参考文章: “三面红旗”执旗手 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之态度、角色与作为；
中共公布第三份历史决议继续否定文革、大跃进。 开封地委书记眼中的大跃进和大饥荒都是听说别人家饿死人，自己家没饿死人。6亿人口，饿死3000万就是每20人饿死一人，那应该很多人家里有人饿死。
有饿死人是肯定的。
饿死3000万人没有根据，否则在文学城整天喊叫饿死3000万人的人没有一个是家里有饿死的？
那时候我父亲家族和母亲家族总共近200人，没有一人饿死，全村2000多人没有饿死的，按比例应该有100人饿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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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不用你的母亲和南京大屠杀来说事？ - gweipwu -
主动当慰安妇女的人家属是不愿ta的母亲和南京大屠杀来说事的, 比如你-gweipwu .
如果我提出了证据, 你会承认你是狗吗?
我父母是中华民族好儿女, 我为我父母感到感到骄傲, 我家有抗战胜利60周年勋章.
你就装B-8!
• 还是一句话，你不要拿中国人的女人说事！明白吗？ - gweipwu -
唉, 小市民, 只看主人的动物属性的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我说你很蠢!! 比我养的狗蠢多了!
否则 You are a barking dog.
经常挂在嘴上，。。。
什么心理活动?
南京大屠杀又不是什么好事！尽戳中国人的疼！
搞个自己的博客，让人家知道 你的credit， OK？
我经常给几片used table tennis rubber 帮助日本乒乓朋友。
20万，30万等几个数据不统一。
你这个滚刀肉以后跟帖要拿出可靠的数据来反驳，不要上来就骂人。
“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东夫
来源: chufang 于 2022-04-16 10:36:0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1577 次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注释】
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富裕地区并有大宗粮食出省。8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省总计供应军粮1,200万吨以上，占国民政府统治区军粮的三分之一[1]。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2.36万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4.2%，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2]1950年，四川省的农业人口为5,336万，耕地面积为10,537万亩，人均耕地不足2亩，大大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产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积人均仅1亩，当时平均亩产只有179公斤。[3]而建国初期高层执政者对这些情况并未加以关注。
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当时，有进入四川的60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50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旧的金融体系崩溃、新政权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粮食成了硬通货，所以征粮实际上也是新政权的原始积累。
1950年1月，200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1949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征收，而且征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征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征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征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4]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征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征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征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5]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6]；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7]，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8]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9]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11]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征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征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
1952年底，四川合省，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在粮食问题上，李井泉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形成的格局上变本加厉，将政府高征收、农民低消费和大量外调步步推进。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12]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表1）。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13]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表1：1953－1962年四川粮食征购、外调和留粮标准
粮食征购（万吨）
粮食外调 （万吨）
农业人口人均年留粮（公斤）
征购
占总产％
全国
四川
1953年
390.4
30
52.5
233
216
1954年
487.6
34
84.3
227
213
1955年
435.0
29
157.0
250
230
1956年
456.0
28
217.3
274
256
1957年
498.1
31
290.3
268
238
1958年
538.2
31
197.3
261
256
1959年
601.2
49
238.7
189
139
1960年
493.3
46
141.5
176
130
1961年
365.2
39
31.6
199
128
1962年
334.0
29
-17.9
216
179
说明：表中数字为按原粮折算的商品粮。四川调出粮食中包括调出省外和出口的粮食。征购和外调粮食均为细粮（大米、小麦），而农业人口留粮中则相当部分是杂粮。例如，1958年到1962年的农民留粮中，细粮只占30-40%
资料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出版，页559表； 许国璋，《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3年出版。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李井泉在粮食征购上对中央的特殊贡献，使其个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的拔尖人物。这一拔擢拉开了李井泉与其他省委负责人的距离，使四川省委成为他的一言堂。李井泉在政治上并不老练，理论水平也很低，毛泽东看重李井泉其人，无非是看重他能拿出大量粮食支援其他省市。这种看重对李井泉有如强烈的政治兴奋剂，自从在晋绥土改中犯极左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后，他的政治生涯还从未如此辉煌过，于是他对毛的崇拜和追随之决心前所未有地坚定起来。
另一方面，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邓对四川的工作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说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计划工作我亲自挂帅，邓小平当参谋长”，李井泉由此认定，邓已被毛选为接班人。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1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这是解读“大跃进”中李井泉狂热表现的一个关键点。
1、 1959年“纠左”时期李井泉的有恃无恐
针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乱子，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提出了“压缩空气”，出台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种“纠左”的气氛。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科书称，这段时间里毛曾经主动“纠左”，多次对“大跃进”初期的激进行为提出过批评。“文革”时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这一时期的极左表现视为对抗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劣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毛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屡试不爽的政治韬略。而李井泉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干部中反对浮夸蛮干的呼声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对他说，“最近空气不好”，“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来规定的任务要完成”，“死了一些猪，没有预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还说，汉口会议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已经压了两个月了，“要继续鼓干劲”。毛的所谓“空气不好”，显然是对当时“纠左”的大气候的不满。李井泉心领神会，立即用电话将毛的谈话传达到省委，巩固“跃进派”的阵脚。几天后，李井泉又电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绩、批判对1959年任务的怀疑情绪。李说：“主席提出四川粮食要搞到1,500亿斤”（7,500万吨）。[15]其实，当时四川根据层层虚报“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仅4,000万吨（后来统计是2,245万吨）。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落实毛提出的7,500万吨粮食产量的任务，会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的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井泉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把全省千万亩万斤粮竞赛活动推向高峰，为力争全省全年产粮1千5百亿斤而战”。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高产指标立军令状。
此刻，所谓毛泽东进一步“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过不久，四川发生的这些用强迫命令硬性摊派高产指标的事，其实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令。毛泽东给李井泉露底、“加担子”，是因为毛明白李的忠诚；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粮食，也需要有李井泉这样的左派为其冲锋陷阵，以打压和制衡反对意见；毛尽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几句低调，但对李井泉却“高标准、严要求”。李井泉当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显，“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局对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不利；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调运粮食等农产品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调为毛助威。就在毛泽东告诉他“空气不好”的时候，李给省委传话说，“北京副食品供应紧张得很，每个人一个月9两肉，每天3两菜，王府井百货大楼副食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罐头”；他要省委发个通知，“动员下面多调点出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规定农村当年必须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猪一头，才能按规定标准吃肉。[16]而农民如此交售生猪之后，就几乎无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李井泉继续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会上问李，去年粮食棉花公布的数字都减下来了，你们的粮食是多少？李说可能是900亿斤差一点，800亿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问，你们明年搞多少，李说原来准备搞1,350亿斤，争取1,500亿斤。毛又问在座各位，麦子“搞1万斤行不行？”云南省委书记回答说“再好也不过1,000斤”。李则说，“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
农家出生的毛泽东，其内心不可能相信万斤田，但他相信，只有用高指标才能逼出他想要的“高产量”，李井泉深知其意。李井泉面临的真正压力是必须大量外调粮食。他深知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粮食之上的，多外调就必须高征购，要高征购就必须高估产，而高估产则必须有高指标，高指标则只能依赖大干劲——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大志”。看似豪情万丈，实则残酷无比的“大跃进”，其简单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李井泉后来也承认了这个事实。[17]。
正因为如此，了解到毛泽东真实想法的李井泉，对1958年底、1959年上半年中央有关“纠左”的决定不屑一顾。1959年初，中央要求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要求整社、遏制浮夸平调风等。而李井泉却对省委其他负责人传话说，“不要把整社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些问题（指浮夸风等）“大体上都解决了，做些自我批评就行了”。在1959年2月底到3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要求下放权利到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李井泉声称：不落实高产指标就不下放权利，什么都由你了，还要共产党干什么？4月由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的“算账”运动，主题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清理退赔平调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李井泉却将其变成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最为典型的是李井泉对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又称“六条指示”）的公开“对抗”。“文革”初期这是李井泉恶名昭彰的罪行之一。其实，这是一桩冤案。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可谓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论，如称高产指标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其时，李井泉正在四川强制推行“高度密植”，鼓吹实现千万亩万斤田，假话、高调、强迫命令猖獗一时。如果毛的这封信被传达下去，对他相当不利。然而李井泉却胸有成竹地要求下级对毛的这些指示“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以免产生“消极情绪”；虽然毛泽东要求将信一直发到生产队，但李井泉却自行规定只准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随后把文件全部收回。他坚称，省委强制推行的“高度密植”没有问题，1,000万亩万斤田不仅要继续推行，今后每年还要增加500万亩。[18]经过李井泉“统一思想”后的一些省委干部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了。省委书记廖志高5月16日在传达毛泽东“六条指示”的全省电话会议上说，“主席提出的六个问题，大家必须好好看，才能正确领会。……我们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单看他的某一句话，孤立地去看某一句，好像是泄气了。不是，他的精神是为着继续鼓劲。”他逐条对毛泽东的话做“积极理解”：关于密植，毛泽东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的干部和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是不对的”。廖志高解释说：“这是不是主席反对密植呢？不是，要搞清楚，他首先说不可太稀，第二才说不可太密，他不是反对密植的。”关于生产指标，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只讲现实可能性。……去年实际只有300斤的，能增产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廖志高解释说：“我们怎么能够不要指标呢？实际上主席的指示里也是讲指标的。他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够增产100斤、200斤就很好了，这不是指标？”“他的指标幅度还不低，300斤增产1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三十几，增产2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六十、六十几，这是多大的增产？”[19]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是因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书记传达时，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读了毛的信后宣称自己是“悲观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说，主席这样写，是因为“北京有冷空气，主席有压力”，暗示毛所写的并不是真心话，宋听后吓得赶紧作检讨。在5月16日的全省电话会议上廖志高更是公开讲：“现在一些省份，增产不多的，为什么增产不多？……就是受了一些冷空气的侵袭，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气一来，他们就抵挡不住，或是错误地领会中央的一些指示。”廖志高是李井泉的亲信，他的这些话当然是从李井泉那里听来的。李井泉了解到上层的反对声音和毛泽东的被动处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毛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按既定目标干下去。所以李井泉要下面的干部明白这一点：“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一个目标，就一定要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毛猪调出去，对那些关了食堂闹粮的，“饿死都不要管他”。[20]李井泉对中央的“纠左”指示置若罔闻，坚决抵制。例如，5月7日，中央发出“农业五条紧急指示”，要求将大部分猪下放给生产队和个人饲养，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等。李井泉完全不理。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将口粮分配到户，社员参加公共食堂自愿。全国许多省份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而四川省委却规定，不能将粮食分到户，强迫农民留在公共食堂。6月11日，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允许社员自养家畜家禽并归个人所有，恢复自留地，其产品属个人所有等，而且要求“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四川省委仍然不理不睬，不给农民留一线生机。
2、庐山会议后李井泉的狂热
1959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变脸，发动了对1958年底以来的“冷空气”的总反击。此时，彭德怀的信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口实而已。毛所要打击的，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区区几个人，而是党内对他的“大跃进”路线持异议者，批判彭德怀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于是，自1959年初以来便坚决顶住“冷空气”的李井泉，不仅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还在政治上赢了分。1960年初，他在部分地委书记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主席说，去年5、6月中央发的一些东西是有消极作用的，可见我们当时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是正确的。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这时阎也口服心服地说：“李政委看问题很深，许多事情过后才看出他是正确的。”[21]
四川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的发明―“政治测验”[22]，是李井泉广为人知的又一劣迹。实际上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的。四川省向地厅级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省委便于9月6日给“中央和主席”报告了会议（包括“政治测验”）的情况：“看来先测验一下，对了解干部思想态度和进一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很有好处”。李井泉后来还当面向毛汇报了此事，“主席表示赞同这个办法”[23]。
在这一时期，李井泉的情绪十分亢奋，整治农民的种种恶行则登峰造极。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职工人数迅速膨胀，吃供应粮的人暴增，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对四川粮食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一网打尽”。对这个被称为“先下手为强”的“经验”，廖志高有一说明：“经验证明要及时完成征购任务，稍微放松一下就要发生问题。全国都这样，这一条经验北京会议叫做‘先下手为强’，收起来以后不及时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不好办了，又要反瞒产了，又要突击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还是完不成任务，那实在很被动”。[24]按照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保证，四川省1959年粮食产量预期达到6,750万吨，按30%的最低征购标准，需征购2,000万吨以上。而事实上这年四川全省粮食的真实产量只有1,582万吨[25]，全部收光拿尽也无法满足征购任务。当时，四川省各级政府知道自己的估产有水分，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恐怖中，各级干部为了求生存－－其实被逼得没有选择余地，到了收割稻谷季节，许多地方组织武装民兵把守收割现场，稻谷收割下来后直接送进国家粮库，连晒干风净都顾不上，有的地方连种子都不留给农民。李井泉后来辩解：“1959年粮食征购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库很快，对于我们判断当时的粮食情况起了诱惑作用。1960年春我们发现粮食问题严重的时候，在党代会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销售指标，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们对全省缺粮不是普遍的严重错觉”。[26]李井泉只讲了一半事实，却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实，即这一切都是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发生的。
1959年四川的实际粮食收购量达到601万吨，占总产量的49%（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征购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数小麦、玉米等，而留给农民的口粮中则绝大部分是以红薯为主的杂粮。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粮食消费量的60%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愿吃其他“杂粮”的。从1957年到1961年，四川省的稻谷产量减少了一半多，而征购比例却越来越高，1959年甚至达到总产量的70%。（见表2）1959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为139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为42公斤（见表2）；1960年人均留粮为130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仅38公斤（见表2）。这些数据指的是“原粮”，即尚未加工的稻谷，若换算成大米，分别只有29.4和26.6公斤[27]。也就是说，1959年四川省农民平均每天只有80克大米，1960年平均每天只有73克大米。1959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断了粮，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承认，有的地方把萝卜都折算成粮食，每天也只有2、3两（16进位旧秤，不到100克），“没有细粮了”。[28]
表2：1953－1961年四川省稻谷产量、征购及农业人口占有量
年度
产量
（万吨）
征购量
（万吨）
占产量
％
农业人口
（万人）
农业人口人均占有
（公斤）
1953年
1143.0
448.8
39.3
5,839.0
119
1954年
1225.5
534.8
43.6
5,894.3
117
1955年
1189.0
463.7
39.0
6,008.9
121
1956年
1316.5
464.7
35.3
6,096.1
140
1957年
1256.0
528.4
42.1
6,188.5
116
1958年
1209.5
543.1
44.9
6,038.6
110
1959年
822.0
576
70.1
5,814.2
42
1960年
632.0
418.2
66.2
5,552.3
38
1961年
576.5
321.3
55.7
5,487.4
46
说明：表中数据为原粮，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谷。农村人口人均占有量＝（产量－征购量）÷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四川省情》页561表；《四川省志·农业志》表1-2、3-4。
把农民逼上死亡绝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许他们各自在家煮食。庐山会议后，坚守公共食堂成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下令，把贵州省将粮食全部收归食堂、干部掌握吃饭大权的“经验”推向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办得像连队伙食团一样”，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的严酷现实迫使农民服从干部的指挥。但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食堂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设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然而却被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严厉禁止。当时，武装民兵在农村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即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而政府返销的一点点粮食则多半被干部侵占。如此农民只剩下死路一条。
从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出，他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了解，而他却执意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只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认为，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会有牺牲一样，建设也必须要有人付出牺牲。他的“哲学思想”历来如此，并被党内不少人奉为致胜之道。对李井泉的“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心里也是有数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地说，给你们增加20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10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12亿斤。[29]这12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仓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农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30]。
3、 李井泉的顽固人为延长了四川的饥馑死人之灾
1960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大转折。此后毛泽东节节退守，直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表面认输。在这场退却战中，李井泉的顽固延长了四川的灾难。
上述“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还在咬牙坚持。毛泽东当然不愿放弃公共食堂这一“伟大实践”，1961年春毛还要求中央和各省领导到下面调查，希望发掘出一些有利于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年5月6日，毛给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简阳县调研的中央农工部长陈正人写信，以少见的迫切语气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31]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打电话给李井泉，转告了毛的要求[32]。当时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以不参加食堂便不分粮食相威胁，拼命维系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邓的指示后，李井泉立即赶往他亲自抓的“先进单位”南充地区火花公社和内江县。5月11日李向毛写信报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数群众要求继续办下去。[33]这也许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批准将李的报告通报全国。然而，毕竟“大跃进”的大势已去，连毛泽东都无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独木难支了。1961年6月下发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规定，粮食一律分配到户，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并要求“原原本本向每个社员传达”。李井泉这才放弃了抵抗，于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但仍然比全国解散食堂较晚的地区迟了半年。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即坚持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他顽固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产力。1953年以后，他力排众议，最终将农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变成了丧失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准农奴”，继之而来的便是大饥馑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饿死。尽管毛泽东闯下一场弥天大祸，但他还是不肯认输。1961年，全国很多省份都实行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毛还是坚持要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范围）为基本核算单位。李井泉与毛泽东声气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虽然中央的“60条”规定以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为核算单位，李井泉却故意曲解“60条”的文件精神，硬说在四川省生产大队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此则一直佯作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李井泉发明了他所谓的“膝盖说”。他声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是“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腿”，我们则是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仍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生产队。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统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李井泉仍然坚持在每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核算单位。“文革”时期，李井泉在批斗的压力下，曾于1967年底写检讨书就此“认罪”；但到了1972年他的处境好转后，又写了一份对过去检讨的“声明和更正”，全盘翻案。他辩解说：1961年毛主席在做最后结论时的一次小会上说，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超过30%；我主张一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占全部大队的10%，我就没有什么错误。[34]
“大跃进”大势已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的“分散主义”受到众多指责，他不得不在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会上认错，此时毛泽东不但不保护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责他。李谈到对毛的“六条指示”有抵触时，毛泽东表示，“六条指示就是针对你们来的”。毛接着说：“我过去在延安说过，猪碰到壁也还回头，可是现在有些人不如猪，碰了壁还不回头。”李井泉确认，这个比猪还“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1960年初，中央恢复了各大区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中央继续重用李井泉，是因为需要四川的粮食，李井泉对此心领神会。1959年，四川粮食外调达238.7万吨（见表1），邓小平因此表扬李井泉“贡献大、风格高”。然而，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因饥饿而广泛出现浮肿病，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传到省委，李井泉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了。1960年4月，刘少奇携夫人到成都，省委书记廖志高向刘汇报说：今春以来全省140个县发生浮肿病和妇女病，约有100万人，其中成年男子占70%，最严重的专区是雅安、乐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购多了，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原先估计的多，比1958年落实的产量还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粮食计算，也大大低于原先估计的数字。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中央汇报四川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时已经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也预料到还会继续饿死大批人。他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难，减轻四川外调粮食的压力，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然而，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在政治高压下持续一个冬春的疯狂蛮干，已经把经济拖入绝境，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死不死人的问题，而是死谁保谁的问题。四川省建国以来大量外调粮食的格局、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一地区将成为牺牲品。李井泉当年的秘书陈震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36]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1960年夏季，四川铁路、水路沿线的粮食仓库已经扫空，但中央从四川调粮的命令仍接连不断。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焦头烂额，私下里诉苦：“叫我从哪里弄粮食啊！”当时，一些长期靠四川调粮维持供应的城市和省份已经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60年7月11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大章发来急电。电报指出，四川当月计划调出15万吨粮食，前10天只到位1.5万吨，“津、京、沪、辽不断告急，李先念同志务请你们支援”。此时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的省委干部情急之下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省本年度粮食情况的文件，请李井泉报告中央。7月22日，骑虎难下的李井泉给主管全国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几年外调增加多，并不是征购多，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增加的。特别是因为去年征购多了，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增加外调，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外调粮食最好是28亿斤，最多不超过32亿斤。……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3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央最后答应外调数为31亿斤。
1960年8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发出“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时间紧迫，万万火急。”8月17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只能超过，不能短欠，时间也不能推迟”。调粮的命令落实到四川每个穷乡僻壤。一位当年的基层干部描述：大山深处的农民们为了运出一袋粮食，翻山越岭将麻袋背到山谷里的小溪边，绑到竹排上漂流到河里，再装小木船运到长江边的码头，最后装上大船运出省，一袋粮食还不够辗转运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饿死在运粮的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一口运送的粮食。
到了1960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内的所有四川省的领导人，对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都一清二楚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回忆，他曾在会议上问省委领导，你们到底给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没有？廖志高回答，怎么没有反映？连多调1亿斤粮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话都讲了，中央还是要调。还有人回忆，李井泉一次在电话里为调粮和李先念争辩，说得都哭了，还发牢骚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诸如此类的事，至今被为李井泉辩护的人广为引用，但他们却回避了李井泉曾顽固坚持“大跃进”路线直到最后的事实。
1960年底，四川农村进入了又一个死亡的冬季。12月13日，中央再次向四川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省委决定调集150万“劳动力”，用3个月时间把160万吨粮食集中到水路、铁路沿线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命令，各地市县成立了调粮指挥部，书记挂帅，“像指挥作战一样，保证完成任务”。由于饥馑，农村劳动力锐减，省委只能动员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出人运输，于是许多地方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全部投入运粮，用鸡公车推、架子车拉、人肩挑背扛。四川农村最后一点维持农民生存的粮食被运走了，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用四川农民的性命去换取那些中央认为应该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历数其对抗中央“纠左”指示，搞“分散主义”的罪状，这是促使该会会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上，李井泉在四川组的检讨中流了泪还下不了台。邓小平当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把。邓在自己家里将中央办公厅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给李井泉看（这明显违反组织纪律），又亲自出面保李井泉。邓小平表示，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继续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邓还在毛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这个会恐怕开到这里差不多，建议结束会议”，毛自然表示同意。[38]于是“出气会”随即结束。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对全国尤其是四川省饥荒的惊人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强令四川调粮的后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粮食外调任务，同时向四川调入粮食。1962年，因为“大跃进”中止了，全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四川省因为“纠左”迟缓，农民仍在饥饿中挣扎。例如，重庆市江北县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间，农村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12,247个劳动力，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这4个月里全县非正常死亡7,660人。[39]1962年3月31日，周恩来召集滇、黔、鄂、赣、浙、苏6省负责人共同听取李大章汇报四川省的粮食情况，要求这几年吃过不少川粮的长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当时这6省负责人一致诉苦说拿不出粮食，周恩来最后下令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5,000万斤粮食。[40]
综上所述，当年四川省大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对四川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断绝了许多农民求生的机会。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减产50%，1961年的水稻产量仅及全川军阀大混战的1932年的57%。[41]如此情势之下，饥馑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征购、高外调政策又加剧了这场灾难。
【注释】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25页。
[2]四川明末清初因战乱，全省人口一度降至60万左右。清代康熙年间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动员全国十几个省的移民到四川定居，导致长达百年的移民潮。清末四川人口增至4,800万，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1949年达到5,730万。见《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3－62页。
[3] 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96年，第20页、116页。
[4]川南公署政策研究室，《关于1949年公粮负担重不重问题的研究》，1950年7月10日。
[5]《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44页。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41页。
[7]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第619页。
[8]建国初四川省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区划。1952年底合为四川省。
[9]见李大章、郭影秋、刘披云，《川南行政公署6月份工作简报》（1950年7月5日）。
[10]出处同上。
[11]邓小平和李大章都是四川人，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一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有多年交往。但邓在主政西南期间看重了李井泉，看淡了李大章。
[12]1952年以前只征收公粮，称为征收；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除了交公粮，国家还要强制性购买他们的“余粮”，合称为征购。
[13]见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年8月1日）。
[14]见《李井泉的检讨》（1967年10－12月）。
[15]《李政委电话要点》（1959年2月2日）。
[16]《当代四川大事纪要》，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1年，第135页。
[17]原话为，“因为实行高指标，随之而来就是实行高征购。实际上我们要搞高征购，非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不可。”出处同注14。
[18]《七个地委书记重庆座谈会记录》（1959年5月5日）。
[19]廖志高，《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6日）。
[20]“李政委5月18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21日）。
[21]“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指挥部”编印，《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1967年9月），第48页。
[22]即先将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的信给到会者看，对“赞成”、“基本赞成”、“基本不赞成”、“不赞成”四项选择表态，以此划定左、中、右，然后才传达庐山会议决议。
[23]出处同注14。
[24]出处同注19。
[25]出处同注3，第108页。
[26]出处同注14。
[27]稻谷因品种、成熟程度、水分、杂质含量、加工要求（加工成糙米或精米）及加工手段的不同，出米率的比例为65-75%，本文取平均值70%。
[28]“省委12月30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59年）。
[29]出处同注14。
[30]出处同注14。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9册，第484页。
[32]出处同注14。
[33]“李井泉同志5月11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主席的信”（1961年5月16日）。
[34]李井泉，“声明和更正”（1972年9月30日）。
[35]同注14。
[36]陈振寰1954－1963年和1975－1977年两次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秘书，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37]“转发李井泉同志给李先念同志的信”（1960年7月28日）。
[38]出处同注14。
[39]江北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疾病、死亡情况报告”（1962年3月20日）。
[40]李聚奎，“关于三个省粮食汇报的情况”（1962年4月2日）。
[41]《四川省志·农业志》，第112页，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