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22-11-26 14:37·Talk历史
1972年的冬天，一项政令从中南海发出后，如惊雷般响彻了全中国，党中央决定让一批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干部重新复出，用他们丰富的经验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然而，这项工作刚刚开展不久，就遇到了一个很是尴尬的问题。
这些被解放的老干部中有175位将军，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很多位上将。各大军区对老将军们复出一事纷纷表示支持、拥护。
但是，一旦被问到愿不愿意让老将军们到他们那里工作，各大军区的领导纷纷表示敬谢不敏，没一个愿意接受的。最终，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手，才算是解决了这一难题……
1972年年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跟各位领导干部传达了毛主席的一个最新指示，准备解放一批被动离开了工作岗位的老同志。
这事并不容易，因为这样的老同志实在太多了，光高级将领就有175个。军队里的岗位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让他们全部回到原来岗位的话，那就会直接乱套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对落实相关政策提出了两个原则：“从上到下，由易到难。”
周总理认为，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先把高级干部的安置问题解决了，有了标杆，下面的同志就好安排了。
那应该从谁开始呢？
1973年年初，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正为这一问题头疼时，突然收到消息，说周总理要见他。
当田维新抵达人民大会堂之后，发现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也来了。周总理将他们两个找来，就是为了帮总政治部打开“突破口”：“我建议，你们先解决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原先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和第二政委，时至今日，已经失去工作6年之久了。
钟汉华还好说，陈再道将军就麻烦了。
陈再道的资历很老。他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曾经参加过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决定留下72个人在本地展开游击战，即著名的“木兰山72游击英雄”，这72个人活到建国后的只有5个，陈再道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陈再道是129师386旅的副旅长，可以说是陈赓的得力助手，后来被调去担任冀南军区当司令员，仅1943年就指挥部队打了4000多场战斗。
解放战争期间，陈再道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比如在巨野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和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耗了11天，并杀伤了大量的敌人。同时，陈再道在羊山集战斗、淮海战役中也有亮眼的表现。
后来，陈再道当河南军区司令员时，河南86个县，几乎到处都有土匪。他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剿匪任务，持续了上千年的土匪问题被彻底根除。以至于连毛主席都说：“有陈再道，中原之福。”
也正是因为陈再道资历深厚，再加上有毛主席赏识，1955年武汉军区成立时，他就被直接任命为了这个大军区的司令员。
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么一位老资格的原大军区司令，我们应该把他安排到什么位置上去呢？按照常理讲，他卸任前是大军区正职，复出了也应该是大军区正职。但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是已经是曾思玉中将了，人家干的好好地，总不能让他把位置空出来吧。
而且，其他10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也没有空缺。为今之计，只能委屈一下陈将军，让他去当大军区副职。
哪怕是这么安排，也并不轻松。
当田维新给一位熟识的大军区司令打去电话，说想安排个人在他那边当副手时，对面答应的很干脆：“没问题，不知是哪位老同志啊？”
“你认识的，陈再道。”
然后，电话那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之中，过了很久，那位司令才说道：“可他是我的老上级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司令员担心，真要把陈再道调过来给他当副手，那自己干什么事都得束手束脚。同时他还担心，要是自己和陈再道出现分歧了，我们谁听谁的呢？下面的同志又该听谁的呢？
因此，刚才还在说欢迎之至的这位司令员，当场就选择了变卦，不待田维新多说什么，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
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田维新摇了摇头，苦笑一番，自我安慰道：“被拒绝了也没啥，反正还有10个大军区，一个一个打吧。”
于是，田维新又给另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打去了电话。对方一听要让陈再道给他当副手，回答的很干脆：“老田，别的事我都答应你，这件事就算了吧，真要让我指挥他，我估计得折寿，千万别让他来。”
就这样，田维新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最终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
韩先楚比陈再道小了四岁，参加革命也比陈再道晚几年。对他一直很敬仰。
当初，陈再道被免去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后，被送到了江西的一处农场。这里正好归福州军区管辖，韩先楚一直对他颇为照顾。田维新就想着，看在同为老乡的份上，韩先楚应该会同意吧。
果然，当田维新跟韩先楚说了他的难处后，韩先楚笑着说道：“没问题，让他来我这儿吧，福州保证夹道欢迎。”
陈再道复出的消息很快就在军队内传开了，曾经的老战友们纷纷对他表示了祝贺，也对他被降级任用这件事，表示遗憾。
但陈再道自己看的倒很开，他说：“身为一个共产党员，自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别说是去当副总司令员，哪怕是让我去农场拔草也愿意。”
成功安排了陈再道后，钟汉华也得到了妥善安置，田维新终于松了口气。他想着，都说万事开头难，接下来应该能简单些了吧。
事实证明，田维新想多了。
陈再道被安排工作后不久，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上将也得到了解放，总政治部需要给他安排工作。
王建安同样也是一位老革命，同样参加过黄麻起义，在鄂豫皖斗争、创建川陕苏区等工作中做出过诸多贡献，1934年，年仅26岁的他就当上了红四军的政委。
建国后，因为种种原因，王建安这位上将担任的职位一直都不是很高，普遍都是副职。但哪怕是副的，他也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没有过什么怨言。
这么一位老同志复出，同志们没有不欢迎的，但是一提到给他安排工作，就出现问题了。
田维新因为之前麻烦过韩先楚，没好意思再找他，而是找的其他几位大军区一把手，结果他们纷纷予以了婉拒。
这倒不是说各大军区司令员们对王建安有意见，主要是因为这位老将的资历实在不一般，和之前的陈再道一样，大家都在王建安手下干过，让老首长给自己当副手，大家心里都过意不去。
田维新也是没办法了，只好找上周总理求助。
周总理沉思片刻后，跟他指点迷津：“你可以再找韩先楚谈一谈嘛。”
“会有效吗？”
田维新虽然在心里觉得这事可能性并不大，但还是硬着头皮找上了韩先楚。
果然，韩先楚一听他说完，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老田，你这就不地道了，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你完全可以将他安排去其他军区去嘛。”
田维新在心里暗道一声：“果然。”
他只能笑着告诉韩先楚：“上次安排陈再道的时候，我觉得你韩司令还挺开明的，没想到，你没有我想象的那般开明啊。再说，这次是总理让我征求的意见，你总不能……”
不管田维新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说，韩先楚就是不肯松口，他的意思很明确，王建安资历太老，当年他当红四军政委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小小营长。更何况他当过自己的上司，真要把王建安安排到福州来了，不好分配工作。就是总理亲自给他说，那也不可能！
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11个军区没有一个肯接受王建安的，虽然大家对老同志复出很欢迎和赞同，但真要给他安排过去，却纷纷表示敬谢不敏，小庙装不起大佛。
在这种情况下，田维新只好故技重施：“有问题，找总理！”
周总理听田维新汇报完毕后，直截了当的说道：“我看，还是放韩先楚那里为好，没事，等开会时我会跟他谈谈的。”
果然，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时，直接就被周总理叫去做思想工作了。
总理出马果然不同凡响，仅仅聊了一个多小时，韩先楚的态度就出现了180°大转弯，同意让王建安来他们那里当副司令。
过了一段时间李志民上将复出时，一客不烦二主，也直接被安排去了福州军区当政委。就这样，福州这块宝地一下子就出现了4位开国上将。
不过，一个上将司令领导两个上将副司令也的确不太好开展工作，更何况他们也算得上是韩先楚曾经的上司。所以没过几年，韩先楚就被调去兰州军区担任司令，陈再道则被调去担任了铁道兵司令员，王建安被调去了中纪委。
将军们并不是同一时间复出的，一来不好安排，二来，有些问题也要交代清楚。
被誉为我军“活诸葛”的李达上将，在当时的部队内部被叫做“老参谋长”。他的军旅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参谋长。红八军独立第八师、红八军、红六军团……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志愿军等等，一直在从事参谋工作。
特殊年代，这位“老参谋长”也被撤掉了职务。李达被撤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项说起来有些耸人听闻：有人说他“四大海摆大炮”。
这四大海指的是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并称“四大海”。据说，他载人上时，在这四个地方摆上了大炮，炮口不偏不倚，正好对着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关。
这件事情要是不说清楚的话，李达显然是不可能回来工作的。
为此，总政治部决定要仔细审查一番“李达摆大炮事件”，专门派出工作组去四大海逛了一圈。
很快，工作组就回来报告了：“四大海的确摆了大炮！”
不过，这些大炮有些特别——它们全都是清朝时留下来的古炮，根本没有任何的军用价值。这种应该被送到博物馆里面的老古董，显然不可能对党政机关造成任何威胁的，只能当做展品。
就这样，李达摆大炮的问题算是彻底查清了，他很快就被解放了出来，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又称为了名副其实的“老参谋长”。
随着一位位上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其他的将军们的复职工作也开始有序展开，这并不轻松。军区实在没有那么多空缺的领导岗位，周总理在其中出了大力，说服各大军区同意了接收老干部。
就这样，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工作，175位被动离职的将军全都得到了解放，并回到了领导岗位上。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拖着病体的周总理，仍然想着为人民、为国操劳，这也是人民一直怀念总理的重要原因所在。
转业，部队的臃肿才得到舒缓。否则影响战斗力，基层干部无法提拔，副职干部一大堆。当时我父亲是一军负责西北干部转业小组组长，而一军的团以上干部大多出自西北，好在父亲的老首长在兰州军区以及地方的西安、兰州都任重要职务，所以干部安排的很好，当时是在部队职务基础升1级使用。79年又让父亲担任组长，转业干部平级转业地方，之后部队干部就是转业地方降1级使用。
这件事的根本问题是学苏联没学到家。。。
没像苏联人那样搞一套军官服役年限制度，每个军衔有相应最高服役年限和年龄，（那个标准我现在记不全了，就记得元帅无服役年限，大将退休年龄是63岁）过了这个线没被提拔的就领退休金去了。
其结果就是一个正职七八个副职位充塞每个层次，还是双首长制度再加一倍，都干吗啊。
原创2022-11-26 14:37·Talk历史
1972年的冬天，一项政令从中南海发出后，如惊雷般响彻了全中国，党中央决定让一批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干部重新复出，用他们丰富的经验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然而，这项工作刚刚开展不久，就遇到了一个很是尴尬的问题。
这些被解放的老干部中有175位将军，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很多位上将。各大军区对老将军们复出一事纷纷表示支持、拥护。
但是，一旦被问到愿不愿意让老将军们到他们那里工作，各大军区的领导纷纷表示敬谢不敏，没一个愿意接受的。最终，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手，才算是解决了这一难题……
万事开头难1972年年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跟各位领导干部传达了毛主席的一个最新指示，准备解放一批被动离开了工作岗位的老同志。
这事并不容易，因为这样的老同志实在太多了，光高级将领就有175个。军队里的岗位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是让他们全部回到原来岗位的话，那就会直接乱套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对落实相关政策提出了两个原则：“从上到下，由易到难。”
周总理认为，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先把高级干部的安置问题解决了，有了标杆，下面的同志就好安排了。
那应该从谁开始呢？
1973年年初，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正为这一问题头疼时，突然收到消息，说周总理要见他。
当田维新抵达人民大会堂之后，发现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也来了。周总理将他们两个找来，就是为了帮总政治部打开“突破口”：“我建议，你们先解决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原先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和第二政委，时至今日，已经失去工作6年之久了。
钟汉华还好说，陈再道将军就麻烦了。
陈再道的资历很老。他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曾经参加过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决定留下72个人在本地展开游击战，即著名的“木兰山72游击英雄”，这72个人活到建国后的只有5个，陈再道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陈再道是129师386旅的副旅长，可以说是陈赓的得力助手，后来被调去担任冀南军区当司令员，仅1943年就指挥部队打了4000多场战斗。
解放战争期间，陈再道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比如在巨野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和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耗了11天，并杀伤了大量的敌人。同时，陈再道在羊山集战斗、淮海战役中也有亮眼的表现。
后来，陈再道当河南军区司令员时，河南86个县，几乎到处都有土匪。他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剿匪任务，持续了上千年的土匪问题被彻底根除。以至于连毛主席都说：“有陈再道，中原之福。”
也正是因为陈再道资历深厚，再加上有毛主席赏识，1955年武汉军区成立时，他就被直接任命为了这个大军区的司令员。
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么一位老资格的原大军区司令，我们应该把他安排到什么位置上去呢？按照常理讲，他卸任前是大军区正职，复出了也应该是大军区正职。但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是已经是曾思玉中将了，人家干的好好地，总不能让他把位置空出来吧。
而且，其他10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也没有空缺。为今之计，只能委屈一下陈将军，让他去当大军区副职。
哪怕是这么安排，也并不轻松。
当田维新给一位熟识的大军区司令打去电话，说想安排个人在他那边当副手时，对面答应的很干脆：“没问题，不知是哪位老同志啊？”
“你认识的，陈再道。”
然后，电话那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之中，过了很久，那位司令才说道：“可他是我的老上级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司令员担心，真要把陈再道调过来给他当副手，那自己干什么事都得束手束脚。同时他还担心，要是自己和陈再道出现分歧了，我们谁听谁的呢？下面的同志又该听谁的呢？
因此，刚才还在说欢迎之至的这位司令员，当场就选择了变卦，不待田维新多说什么，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
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田维新摇了摇头，苦笑一番，自我安慰道：“被拒绝了也没啥，反正还有10个大军区，一个一个打吧。”
于是，田维新又给另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打去了电话。对方一听要让陈再道给他当副手，回答的很干脆：“老田，别的事我都答应你，这件事就算了吧，真要让我指挥他，我估计得折寿，千万别让他来。”
就这样，田维新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最终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
韩先楚比陈再道小了四岁，参加革命也比陈再道晚几年。对他一直很敬仰。
当初，陈再道被免去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后，被送到了江西的一处农场。这里正好归福州军区管辖，韩先楚一直对他颇为照顾。田维新就想着，看在同为老乡的份上，韩先楚应该会同意吧。
果然，当田维新跟韩先楚说了他的难处后，韩先楚笑着说道：“没问题，让他来我这儿吧，福州保证夹道欢迎。”
陈再道复出的消息很快就在军队内传开了，曾经的老战友们纷纷对他表示了祝贺，也对他被降级任用这件事，表示遗憾。
但陈再道自己看的倒很开，他说：“身为一个共产党员，自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别说是去当副总司令员，哪怕是让我去农场拔草也愿意。”
难上加难成功安排了陈再道后，钟汉华也得到了妥善安置，田维新终于松了口气。他想着，都说万事开头难，接下来应该能简单些了吧。
事实证明，田维新想多了。
陈再道被安排工作后不久，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上将也得到了解放，总政治部需要给他安排工作。
王建安同样也是一位老革命，同样参加过黄麻起义，在鄂豫皖斗争、创建川陕苏区等工作中做出过诸多贡献，1934年，年仅26岁的他就当上了红四军的政委。
建国后，因为种种原因，王建安这位上将担任的职位一直都不是很高，普遍都是副职。但哪怕是副的，他也一直兢兢业业的工作，没有过什么怨言。
这么一位老同志复出，同志们没有不欢迎的，但是一提到给他安排工作，就出现问题了。
田维新因为之前麻烦过韩先楚，没好意思再找他，而是找的其他几位大军区一把手，结果他们纷纷予以了婉拒。
这倒不是说各大军区司令员们对王建安有意见，主要是因为这位老将的资历实在不一般，和之前的陈再道一样，大家都在王建安手下干过，让老首长给自己当副手，大家心里都过意不去。
田维新也是没办法了，只好找上周总理求助。
周总理沉思片刻后，跟他指点迷津：“你可以再找韩先楚谈一谈嘛。”
“会有效吗？”
田维新虽然在心里觉得这事可能性并不大，但还是硬着头皮找上了韩先楚。
果然，韩先楚一听他说完，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老田，你这就不地道了，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你完全可以将他安排去其他军区去嘛。”
田维新在心里暗道一声：“果然。”
他只能笑着告诉韩先楚：“上次安排陈再道的时候，我觉得你韩司令还挺开明的，没想到，你没有我想象的那般开明啊。再说，这次是总理让我征求的意见，你总不能……”
不管田维新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说，韩先楚就是不肯松口，他的意思很明确，王建安资历太老，当年他当红四军政委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小小营长。更何况他当过自己的上司，真要把王建安安排到福州来了，不好分配工作。就是总理亲自给他说，那也不可能！
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就出现了。11个军区没有一个肯接受王建安的，虽然大家对老同志复出很欢迎和赞同，但真要给他安排过去，却纷纷表示敬谢不敏，小庙装不起大佛。
在这种情况下，田维新只好故技重施：“有问题，找总理！”
周总理听田维新汇报完毕后，直截了当的说道：“我看，还是放韩先楚那里为好，没事，等开会时我会跟他谈谈的。”
果然，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时，直接就被周总理叫去做思想工作了。
总理出马果然不同凡响，仅仅聊了一个多小时，韩先楚的态度就出现了180°大转弯，同意让王建安来他们那里当副司令。
过了一段时间李志民上将复出时，一客不烦二主，也直接被安排去了福州军区当政委。就这样，福州这块宝地一下子就出现了4位开国上将。
不过，一个上将司令领导两个上将副司令也的确不太好开展工作，更何况他们也算得上是韩先楚曾经的上司。所以没过几年，韩先楚就被调去兰州军区担任司令，陈再道则被调去担任了铁道兵司令员，王建安被调去了中纪委。
“四海摆大炮”将军们并不是同一时间复出的，一来不好安排，二来，有些问题也要交代清楚。
被誉为我军“活诸葛”的李达上将，在当时的部队内部被叫做“老参谋长”。他的军旅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参谋长。红八军独立第八师、红八军、红六军团……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志愿军等等，一直在从事参谋工作。
特殊年代，这位“老参谋长”也被撤掉了职务。李达被撤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项说起来有些耸人听闻：有人说他“四大海摆大炮”。
这四大海指的是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并称“四大海”。据说，他载人上时，在这四个地方摆上了大炮，炮口不偏不倚，正好对着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关。
这件事情要是不说清楚的话，李达显然是不可能回来工作的。
为此，总政治部决定要仔细审查一番“李达摆大炮事件”，专门派出工作组去四大海逛了一圈。
很快，工作组就回来报告了：“四大海的确摆了大炮！”
不过，这些大炮有些特别——它们全都是清朝时留下来的古炮，根本没有任何的军用价值。这种应该被送到博物馆里面的老古董，显然不可能对党政机关造成任何威胁的，只能当做展品。
就这样，李达摆大炮的问题算是彻底查清了，他很快就被解放了出来，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又称为了名副其实的“老参谋长”。
随着一位位上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其他的将军们的复职工作也开始有序展开，这并不轻松。军区实在没有那么多空缺的领导岗位，周总理在其中出了大力，说服各大军区同意了接收老干部。
就这样，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工作，175位被动离职的将军全都得到了解放，并回到了领导岗位上。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拖着病体的周总理，仍然想着为人民、为国操劳，这也是人民一直怀念总理的重要原因所在。
转业，部队的臃肿才得到舒缓。否则影响战斗力，基层干部无法提拔，副职干部一大堆。当时我父亲是一军负责西北干部转业小组组长，而一军的团以上干部大多出自西北，好在父亲的老首长在兰州军区以及地方的西安、兰州都任重要职务，所以干部安排的很好，当时是在部队职务基础升1级使用。79年又让父亲担任组长，转业干部平级转业地方，之后部队干部就是转业地方降1级使用。
这件事的根本问题是学苏联没学到家。。。
没像苏联人那样搞一套军官服役年限制度，每个军衔有相应最高服役年限和年龄，（那个标准我现在记不全了，就记得元帅无服役年限，大将退休年龄是63岁）过了这个线没被提拔的就领退休金去了。
其结果就是一个正职七八个副职位充塞每个层次，还是双首长制度再加一倍，都干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