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注 1)
徐家祯
(一)
三叔祖礼耕先生摄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内 (约摄于 1976 年前后)
昨天，接到我在福建的堂房叔叔(注 2)的一封信，在信中有一段提到他 的父亲。他说:“去年一年中，徐家两位老人相继故世。今天正是家父故世周年。 自他故去之后，我就不大回上海老家去了。”
去年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父母来访澳洲后回沪不久，就来信说: “三 叔祖已逝世了。”听了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日。当时，我就曾打算动笔写一篇纪念性的叙事文，以表心中的哀思，但不知为何，总是无从下手，成不了篇。 后来事过境迁，我虽也曾几次提笔想多多少少写点东西出来，但总觉得浮现在 头脑中的事情无法切切实实放到纸上去，于是，几次摊开稿纸都落不了笔。现 在，经堂叔提醒，三叔祖故世已实足一周年了，不能再将写文的打算往后推去， 于是，决心将想到的一点小事及感受都记录下来。
首先，我细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写一篇关于三叔祖的文章呢?因 为礼耕先生并不是我的亲祖父，只是我的叔祖而已。但是，在我心目中，他的 地位大概是跟祖父相等的。其实，如果真要拿我亲祖父跟礼耕先生相比，礼耕 先生的地位在我的心目中确实还要高得多呢。可以这样说，如果在我心目中， 我要想象有一位祖父，那么，他一定是礼耕先生。因为，实际上，我从来没有 看见过我的亲祖父。我的亲祖父，在我印象中，从来就只是棕色的照片上一位 面貌清瘦、略带笑容的青年人而已，完全不是“祖父”应有的形象。
浙江绍兴安昌镇盛陵村我家祖上老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去绍兴上坟时摄，中立者为我二叔祖徐立民先生)
其实，就连我的父亲，我相信，对他的父亲，也不会比我有更多的感性 认识，因为，他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在我父亲出世之前几个月，我的祖父 就已患伤寒症去世了，那时，他只有十九岁。所以，我父亲就成了所谓的“遗腹 子”。等到我父亲十三岁那年，我祖母也与世长逝。于是，我父亲就成了孤儿。好在那时，全家以大家庭形式住在一起，我的曾祖父、母及两位叔祖都在。经 济上有厂有店，完全不靠我祖父维持。所以，除了我父亲从小失去亲生父母之 爱以外，其他生活是丝毫不受影响的。说不定，因为我父亲是长房长孙，自小 失去双亲，因此或许更加得到他祖父、祖母的宠爱了。
我那位十九岁就去世的祖父，是我曾祖父徐吉生先生的长子。我祖父还 有两位弟弟，也就是我的两位叔祖: 二叔祖是立民先生，三叔祖即礼耕先生。 等到曾祖父故世，既然长子——我的祖父早已去世，当然家庭的事业就由两位 叔祖承担起来了。
去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徐氏祖坟上坟之盛况 (摄于 1936 年)
说起我家的发家史，其实既不复杂，又不悠久，也不能算轰轰烈烈的。 据说，我曾祖父的上辈，还都是在浙江绍兴安昌县盛陵村种田的农民。后来， 大概有人不甘心于农村的艰苦生活，一有机会就到绍兴、杭州城里做学徒，当 起伙计来。这是中国，甚至世界上任何国家农民的最普通出路之一。或许因为 工作勤奋、生活俭朴、作风诚实、头脑灵活，渐渐积了几个钱，就自己也做起 生意，甚至开起店铺来了。
但凡一个家庭要能发迹，除了勤奋之外，我想还得要有机缘。 听我父母 说，对我们家来说，那个机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到来的。那时候，我曾祖 父徐吉生先生已经独资在杭州创建了庆成绸庄。浙江是个丝绸之乡，经营丝绸当然是个十分普通的行当。丝绸织成之后，需要染色，那时，中国的土染料质 量不好，要用进口的染料。世界大战爆发，德、日两国成了中国的敌对国。原 来依靠进口的染料，因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封锁而断了后路。幸亏我曾祖父有 眼光，事先进了大批染料，除了自给，还可转让。在奇货可居的形势下，进口 染料价格当然就大大飙升，于是他就发了大财。(注 3) 以后，就在杭州开设庆成绸厂。 后来，还先后在绍兴、诸暨、嘉兴、上海等地开起丝厂、绸厂和布厂来，就此 挤进当时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行列。我家祖孙五代，在杭州经营丝绸业长 达一百余年，曾被人赞为“五世一业”。
我的曾祖父徐吉生先生和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 (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我曾祖父据说是个十分有魄力和头脑的商人。他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看 到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重要性。他曾说过:“族人无知识，是无教育之故;生活 穷困，是无工作之故，”于是他在开厂成功之后，就在家乡安昌盛陵办了一所小 学，以自己名字命名为“吉生小学”，是作为家乡的福利而办，所以是免费的。 凡是本村的子弟，全都可以进校学习，学杂费用一律减免;外村子弟也可进该 校学习，只需付极少的费用即可。学生毕业以后，就可进他在绍兴或杭州所办的工厂工作。这样一来，农民的教育和工作两大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这个吉生 小学从 1908 年创办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了。该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止千万! (注 4)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一 (摄于 1936 年)
徐吉生先生在杭州发迹之后不久，全家就从绍兴安昌迁居杭州。再不久， 就买了一座名叫“榆园”的大宅，成了杭州大家族之一。(注 5)我曾祖父到七十 多岁才谢世，那时他已成为杭州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可惜那时我还远远没有出 世，只在照片上见到他宽厚、慈祥的容貌。但是，我倒是见过我的曾祖母的， 那是早已搬到上海去住的时候了。
曾祖母是农民出身，即使八十多岁了而且家中已成大富，她仍愿亲手做 点家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每年她都要亲自动手做豆瓣酱。于是每年她做 酱的时候，我家上海戈登路大宅的花园水泥地上，就摆放着一大缸、一大缸上 面蒙着纱罩的豆瓣酱，在阳光下蒸发出浓浓的酱味。我与弟妹和堂叔、堂姑们 就在酱缸之间戏耍。我曾祖母做的豆瓣酱比买来的要鲜美得多。她做成之后除 了拿到大厨房去供大家庭食用外，还分送给各房的小厨房去。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徐氏祖先之坟墓及同去祭祖的乡邻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去老家上坟时摄)
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根据此照画像
(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我是长房唯一的孙子 —— 也即我父亲 —— 的长子，当然特别得到我曾 祖母的宠爱。我至今记得坐在她膝上被她抚爱的情景。在当时的大家庭中，曾 祖母是全家成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其地位很像《红楼梦》中的贾母，所以，我 看《红楼梦》时，每当读到贾母，就会浮现出我曾祖母的形象。曾祖母故世于 大陆改朝换代之前一年，享年八十四岁。我总觉得她倒是离开得很及时的，省 得亲眼看见由她丈夫创建起来的家业在新朝代一点点被蚕食。屈指算来，曾祖 母去世时，我只有五、六岁而已，但那时的一切似乎都还历历在目，可能，因 为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件大事;也可能，因为曾祖母虽已故世，但她生前 请国画大师蒋兆和先生(注 6)画的那张工笔画，“文革”前却一直挂在三叔祖礼 耕先生的客厅里，直到“文革”被毁。那张国画比真人还大，画得十分传神，画 上曾祖母的形象跟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样，也可能实际上我记忆中的形象正是从 画上来的!
曾祖父故世之后，家中事业就由我的二叔祖和三叔祖继续经管。我父亲 从小念四书五经，后来念法律、当法官，最后又从教师变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只是从来没有一天实际参与过任何家庭事业的经管。(注 7)我想，父亲之所以 从文而不经商，主要大概是因为大家庭中认为也应该有个知书识礼的子孙，不 然就会成为庸俗不堪的暴发户吧;而另外一方面则大概也表现了我曾祖父母对 我父亲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长房唯一孙子的特别宠爱!
父亲徐定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二(摄于 1936 年)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三(摄于 1936 年)
不管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从不参与工商业的经管，在大家庭中，他仍然 是长房的唯一代表。曾祖父故世之后，还有曾祖母在，当然大家庭依旧生活在一起;即使曾祖母已故世，大家庭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已断，再加改朝换代 的新情况迫使我们卖了老屋，三房人家分立门户(注 8)，我父亲也一直被大家 庭的所有成员，包括我的两位叔祖父，看作是长房的唯一代表的。那两位叔祖 父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旧道德，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对他们已故兄长的手足之情， 还有他们对家族一切事务的处理中公正、合理、无私的态度，都是一直深受我 的尊敬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祖父，所以我把他们两位当作自己的亲 祖父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把对早亡的长兄的爱，延 及到他的儿子，以至孙子身上去了。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四(摄于 1936 年)
当然，在两位叔祖之中，我为什么对三叔祖礼耕先生特别敬爱，那就有 别的原因了。
注 1: 本文写成于 1989 年，文成后，先连载于墨尔本《海潮报》，后来收入 2004 年澳洲国际华 文出版社出版的《东城随笔·人物篇》一书中，在海外发行。这次趁收入新书之机改正了 一些错误，并加注释若干，以助阅读。
注 2: 这位叔叔，就是我叫他“廿四叔叔”的徐祖詠。关于这位叔叔，可读本书第 7 章〈廿四叔 叔〉。
注 3: 最近，据我小叔叔告诉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曾祖父已得到德国最大颜料商在中 国销售的专利权。除了江浙一带已有别的商人在经销欧洲颜料之外，在大战爆发前太爷 爷已取得七个(一说有九个)省的德国颜料专销权。为了销售需要，太爷爷买了大量德 国颜料储存起来。不料大战一爆发，德国成为敌对国，颜料不再能运销中国。很多中国 丝厂因为缺乏颜料只能停工。而太爷爷的这批颜料也因成了“奇货”而价格大涨，获利不 小。
注 4: 这节所写我家发家史，基本上都是根据我父母所说。实际上，我父母也从未直接参与经 营家族企业，所以，比较可靠的资料应参见本篇附录〈徐礼耕先生之回忆〉。
注 5: 关于“榆园”这所杭州以前的名园，请详见本书第 4 章〈榆园忆旧〉。
注 6: 蒋兆和(1904—1986)，中国近代著名画家，被称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 宗师。祖籍湖北麻城，生于四川泸州;原名万绥，自幼家贫。1920 年至上海，曾画广告， 从事服装设计，并自学西画。
“百度百科”说:“蒋兆和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变革思想的艺术家之一，中国现代 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为徐悲鸿写实主义绘画体系的重要人物。 在徐悲鸿先生的影响下，他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于一体，在‘写实’与‘写 意’之间架构全新的笔墨技法，由此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使中国的水 墨人物画由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迹化转换为表现人生、人性，表达人文关怀，呼唤仁 爱精神的载体。
“蒋兆和在水墨人物画领域中把中国画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使中国的现代 水墨人物画一跃而并立于世界现实主义绘画的行列。现代人物画家，是现代卓越的人物 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在传统中国画的基 础上融合西画之长，创造性的拓展了中国水 墨人物画的技巧，其造型之精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曾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1949 年更名为南京大学)、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
注 7: 关于我父亲徐定戡，请见本书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13 节〈大病之后〉注 1。
注 8: 我家从绍兴迁居杭州后，据说先是住在谢麻子巷。我父亲就是在那座老屋中出生的。他 出生不久，我曾祖父就买了清末藏书家许增(迈孙)的大宅榆园。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不久，战火就蔓延到杭州。那时，我曾祖父已经故世，家族企业由两位叔祖父接管。他 们已在上海开办缫丝厂，杭州的绸厂在上海山西路也有营业部，于是，大家庭就移居上 海。不久，就在戈登路 1017 号，购买了一座五开间连带好几亩地花园的大宅子，大家庭 仍然住在一起。不过，因为便于管理我家在杭州的企业，我的堂叔叔中，有三位还是住 在杭州榆园旧宅中。我曾祖母于 1948 年病故后，大家庭仍然没有分散。1949 年，新政 府成立。因为种种原因 —— 比如，地产税太高，要维持这座大房子越来越困难，等等 —— 就把大房子卖掉，三房分了家，各自在江苏路买了一栋带花园的楼房。一直住到 “文革”被“扫地出门”。关于这些经历，可参见《山居杂忆》第 53 章 〈依然静好楼记〉。
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在绍兴安昌盛陵村上祖坟时摄(摄于 1936 年)
1938 年夏徐氏家族部份成员摄于上海青年会
(中排右起第六人为徐立民、第八人为徐礼耕;中排左起第二人为我父亲;前排右起第五人为 我母亲、第九人为二叔祖母、第八人为三叔祖母)
后）有第一架相机的。我估计，这篇文章中绍兴上坟的照片都是他拍的。那是1936年，先父母结婚后第一次回绍兴祖籍上祖坟
你的老照片为你文章添了不少光彩。
印象中当时美国柯达和日本一些公司也生产相机，性能和质量不如德国相机。
品牌是蔡司伊康（zeissikon）。
就是各房可以发挥其优势，不用每房都去经商，但红利共沾，互帮互助，同时无论小家庭有何变故，大家族这棵大树永远可以成为庇护的港湾，完全可以理解作者对叔祖的这种怀念之情。杨振宁家族、吴经熊家族等其实亦是如此，
《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注 1)
徐家祯
(一)
三叔祖礼耕先生摄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内 (约摄于 1976 年前后)
昨天，接到我在福建的堂房叔叔(注 2)的一封信，在信中有一段提到他 的父亲。他说:“去年一年中，徐家两位老人相继故世。今天正是家父故世周年。 自他故去之后，我就不大回上海老家去了。”
我那位堂叔的父亲，就是我的三叔祖礼耕先生。去年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父母来访澳洲后回沪不久，就来信说: “三 叔祖已逝世了。”听了这个消息，我难过了好几日。当时，我就曾打算动笔写一篇纪念性的叙事文，以表心中的哀思，但不知为何，总是无从下手，成不了篇。 后来事过境迁，我虽也曾几次提笔想多多少少写点东西出来，但总觉得浮现在 头脑中的事情无法切切实实放到纸上去，于是，几次摊开稿纸都落不了笔。现 在，经堂叔提醒，三叔祖故世已实足一周年了，不能再将写文的打算往后推去， 于是，决心将想到的一点小事及感受都记录下来。
首先，我细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写一篇关于三叔祖的文章呢?因 为礼耕先生并不是我的亲祖父，只是我的叔祖而已。但是，在我心目中，他的 地位大概是跟祖父相等的。其实，如果真要拿我亲祖父跟礼耕先生相比，礼耕 先生的地位在我的心目中确实还要高得多呢。可以这样说，如果在我心目中， 我要想象有一位祖父，那么，他一定是礼耕先生。因为，实际上，我从来没有 看见过我的亲祖父。我的亲祖父，在我印象中，从来就只是棕色的照片上一位 面貌清瘦、略带笑容的青年人而已，完全不是“祖父”应有的形象。
浙江绍兴安昌镇盛陵村我家祖上老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去绍兴上坟时摄，中立者为我二叔祖徐立民先生)
其实，就连我的父亲，我相信，对他的父亲，也不会比我有更多的感性 认识，因为，他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在我父亲出世之前几个月，我的祖父 就已患伤寒症去世了，那时，他只有十九岁。所以，我父亲就成了所谓的“遗腹 子”。等到我父亲十三岁那年，我祖母也与世长逝。于是，我父亲就成了孤儿。好在那时，全家以大家庭形式住在一起，我的曾祖父、母及两位叔祖都在。经 济上有厂有店，完全不靠我祖父维持。所以，除了我父亲从小失去亲生父母之 爱以外，其他生活是丝毫不受影响的。说不定，因为我父亲是长房长孙，自小 失去双亲，因此或许更加得到他祖父、祖母的宠爱了。
我那位十九岁就去世的祖父，是我曾祖父徐吉生先生的长子。我祖父还 有两位弟弟，也就是我的两位叔祖: 二叔祖是立民先生，三叔祖即礼耕先生。 等到曾祖父故世，既然长子——我的祖父早已去世，当然家庭的事业就由两位 叔祖承担起来了。
去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徐氏祖坟上坟之盛况 (摄于 1936 年)
说起我家的发家史，其实既不复杂，又不悠久，也不能算轰轰烈烈的。 据说，我曾祖父的上辈，还都是在浙江绍兴安昌县盛陵村种田的农民。后来， 大概有人不甘心于农村的艰苦生活，一有机会就到绍兴、杭州城里做学徒，当 起伙计来。这是中国，甚至世界上任何国家农民的最普通出路之一。或许因为 工作勤奋、生活俭朴、作风诚实、头脑灵活，渐渐积了几个钱，就自己也做起 生意，甚至开起店铺来了。
但凡一个家庭要能发迹，除了勤奋之外，我想还得要有机缘。 听我父母 说，对我们家来说，那个机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到来的。那时候，我曾祖 父徐吉生先生已经独资在杭州创建了庆成绸庄。浙江是个丝绸之乡，经营丝绸当然是个十分普通的行当。丝绸织成之后，需要染色，那时，中国的土染料质 量不好，要用进口的染料。世界大战爆发，德、日两国成了中国的敌对国。原 来依靠进口的染料，因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封锁而断了后路。幸亏我曾祖父有 眼光，事先进了大批染料，除了自给，还可转让。在奇货可居的形势下，进口 染料价格当然就大大飙升，于是他就发了大财。(注 3) 以后，就在杭州开设庆成绸厂。 后来，还先后在绍兴、诸暨、嘉兴、上海等地开起丝厂、绸厂和布厂来，就此 挤进当时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行列。我家祖孙五代，在杭州经营丝绸业长 达一百余年，曾被人赞为“五世一业”。
我的曾祖父徐吉生先生和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 (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我曾祖父据说是个十分有魄力和头脑的商人。他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看 到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重要性。他曾说过:“族人无知识，是无教育之故;生活 穷困，是无工作之故，”于是他在开厂成功之后，就在家乡安昌盛陵办了一所小 学，以自己名字命名为“吉生小学”，是作为家乡的福利而办，所以是免费的。 凡是本村的子弟，全都可以进校学习，学杂费用一律减免;外村子弟也可进该 校学习，只需付极少的费用即可。学生毕业以后，就可进他在绍兴或杭州所办的工厂工作。这样一来，农民的教育和工作两大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这个吉生 小学从 1908 年创办至今，已经八十多年了。该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止千万! (注 4)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一 (摄于 1936 年)
徐吉生先生在杭州发迹之后不久，全家就从绍兴安昌迁居杭州。再不久， 就买了一座名叫“榆园”的大宅，成了杭州大家族之一。(注 5)我曾祖父到七十 多岁才谢世，那时他已成为杭州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可惜那时我还远远没有出 世，只在照片上见到他宽厚、慈祥的容貌。但是，我倒是见过我的曾祖母的， 那是早已搬到上海去住的时候了。
曾祖母是农民出身，即使八十多岁了而且家中已成大富，她仍愿亲手做 点家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每年她都要亲自动手做豆瓣酱。于是每年她做 酱的时候，我家上海戈登路大宅的花园水泥地上，就摆放着一大缸、一大缸上 面蒙着纱罩的豆瓣酱，在阳光下蒸发出浓浓的酱味。我与弟妹和堂叔、堂姑们 就在酱缸之间戏耍。我曾祖母做的豆瓣酱比买来的要鲜美得多。她做成之后除 了拿到大厨房去供大家庭食用外，还分送给各房的小厨房去。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徐氏祖先之坟墓及同去祭祖的乡邻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去老家上坟时摄)
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根据此照画像
(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我是长房唯一的孙子 —— 也即我父亲 —— 的长子，当然特别得到我曾 祖母的宠爱。我至今记得坐在她膝上被她抚爱的情景。在当时的大家庭中，曾 祖母是全家成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其地位很像《红楼梦》中的贾母，所以，我 看《红楼梦》时，每当读到贾母，就会浮现出我曾祖母的形象。曾祖母故世于 大陆改朝换代之前一年，享年八十四岁。我总觉得她倒是离开得很及时的，省 得亲眼看见由她丈夫创建起来的家业在新朝代一点点被蚕食。屈指算来，曾祖 母去世时，我只有五、六岁而已，但那时的一切似乎都还历历在目，可能，因 为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件大事;也可能，因为曾祖母虽已故世，但她生前 请国画大师蒋兆和先生(注 6)画的那张工笔画，“文革”前却一直挂在三叔祖礼 耕先生的客厅里，直到“文革”被毁。那张国画比真人还大，画得十分传神，画 上曾祖母的形象跟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样，也可能实际上我记忆中的形象正是从 画上来的!
曾祖父故世之后，家中事业就由我的二叔祖和三叔祖继续经管。我父亲 从小念四书五经，后来念法律、当法官，最后又从教师变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只是从来没有一天实际参与过任何家庭事业的经管。(注 7)我想，父亲之所以 从文而不经商，主要大概是因为大家庭中认为也应该有个知书识礼的子孙，不 然就会成为庸俗不堪的暴发户吧;而另外一方面则大概也表现了我曾祖父母对 我父亲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长房唯一孙子的特别宠爱!
父亲徐定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二(摄于 1936 年)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三(摄于 1936 年)
不管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从不参与工商业的经管，在大家庭中，他仍然 是长房的唯一代表。曾祖父故世之后，还有曾祖母在，当然大家庭依旧生活在一起;即使曾祖母已故世，大家庭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已断，再加改朝换代 的新情况迫使我们卖了老屋，三房人家分立门户(注 8)，我父亲也一直被大家 庭的所有成员，包括我的两位叔祖父，看作是长房的唯一代表的。那两位叔祖 父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旧道德，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对他们已故兄长的手足之情， 还有他们对家族一切事务的处理中公正、合理、无私的态度，都是一直深受我 的尊敬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祖父，所以我把他们两位当作自己的亲 祖父一样，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把对早亡的长兄的爱，延 及到他的儿子，以至孙子身上去了。
浙江绍兴县安昌镇盛陵村的徐氏祖坟之四(摄于 1936 年)
当然，在两位叔祖之中，我为什么对三叔祖礼耕先生特别敬爱，那就有 别的原因了。
注 1: 本文写成于 1989 年，文成后，先连载于墨尔本《海潮报》，后来收入 2004 年澳洲国际华 文出版社出版的《东城随笔·人物篇》一书中，在海外发行。这次趁收入新书之机改正了 一些错误，并加注释若干，以助阅读。
注 2: 这位叔叔，就是我叫他“廿四叔叔”的徐祖詠。关于这位叔叔，可读本书第 7 章〈廿四叔 叔〉。
注 3: 最近，据我小叔叔告诉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曾祖父已得到德国最大颜料商在中 国销售的专利权。除了江浙一带已有别的商人在经销欧洲颜料之外，在大战爆发前太爷 爷已取得七个(一说有九个)省的德国颜料专销权。为了销售需要，太爷爷买了大量德 国颜料储存起来。不料大战一爆发，德国成为敌对国，颜料不再能运销中国。很多中国 丝厂因为缺乏颜料只能停工。而太爷爷的这批颜料也因成了“奇货”而价格大涨，获利不 小。
注 4: 这节所写我家发家史，基本上都是根据我父母所说。实际上，我父母也从未直接参与经 营家族企业，所以，比较可靠的资料应参见本篇附录〈徐礼耕先生之回忆〉。
注 5: 关于“榆园”这所杭州以前的名园，请详见本书第 4 章〈榆园忆旧〉。
注 6: 蒋兆和(1904—1986)，中国近代著名画家，被称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 宗师。祖籍湖北麻城，生于四川泸州;原名万绥，自幼家贫。1920 年至上海，曾画广告， 从事服装设计，并自学西画。
“百度百科”说:“蒋兆和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变革思想的艺术家之一，中国现代 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为徐悲鸿写实主义绘画体系的重要人物。 在徐悲鸿先生的影响下，他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于一体，在‘写实’与‘写 意’之间架构全新的笔墨技法，由此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使中国的水 墨人物画由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迹化转换为表现人生、人性，表达人文关怀，呼唤仁 爱精神的载体。
“蒋兆和在水墨人物画领域中把中国画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使中国的现代 水墨人物画一跃而并立于世界现实主义绘画的行列。现代人物画家，是现代卓越的人物 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在传统中国画的基 础上融合西画之长，创造性的拓展了中国水 墨人物画的技巧，其造型之精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曾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1949 年更名为南京大学)、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
注 7: 关于我父亲徐定戡，请见本书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13 节〈大病之后〉注 1。
注 8: 我家从绍兴迁居杭州后，据说先是住在谢麻子巷。我父亲就是在那座老屋中出生的。他 出生不久，我曾祖父就买了清末藏书家许增(迈孙)的大宅榆园。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不久，战火就蔓延到杭州。那时，我曾祖父已经故世，家族企业由两位叔祖父接管。他 们已在上海开办缫丝厂，杭州的绸厂在上海山西路也有营业部，于是，大家庭就移居上 海。不久，就在戈登路 1017 号，购买了一座五开间连带好几亩地花园的大宅子，大家庭 仍然住在一起。不过，因为便于管理我家在杭州的企业，我的堂叔叔中，有三位还是住 在杭州榆园旧宅中。我曾祖母于 1948 年病故后，大家庭仍然没有分散。1949 年，新政 府成立。因为种种原因 —— 比如，地产税太高，要维持这座大房子越来越困难，等等 —— 就把大房子卖掉，三房分了家，各自在江苏路买了一栋带花园的楼房。一直住到 “文革”被“扫地出门”。关于这些经历，可参见《山居杂忆》第 53 章 〈依然静好楼记〉。
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在绍兴安昌盛陵村上祖坟时摄(摄于 1936 年)
1938 年夏徐氏家族部份成员摄于上海青年会
(中排右起第六人为徐立民、第八人为徐礼耕;中排左起第二人为我父亲;前排右起第五人为 我母亲、第九人为二叔祖母、第八人为三叔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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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第一架相机的。我估计，这篇文章中绍兴上坟的照片都是他拍的。那是1936年，先父母结婚后第一次回绍兴祖籍上祖坟
你的老照片为你文章添了不少光彩。
印象中当时美国柯达和日本一些公司也生产相机，性能和质量不如德国相机。
品牌是蔡司伊康（zeissikon）。
就是各房可以发挥其优势，不用每房都去经商，但红利共沾，互帮互助，同时无论小家庭有何变故，大家族这棵大树永远可以成为庇护的港湾，完全可以理解作者对叔祖的这种怀念之情。杨振宁家族、吴经熊家族等其实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