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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趣史
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由毛泽东亲自委任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不久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自然跃升为中共中央四号人物，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年轻时的陈伯达
接触过陈伯达的人对他的评价是：他这个人为人行事有点怪。用现在的话说，陈伯达似乎是情商有点低。而且他没打过仗，所以也没有立过战功。那么这样一个人，是如何一步一步上升，竟获得了党中央四号人物这么高的政治地位的呢？
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叫褚有仁，两人生育了一个孩子，但是好景不长，褚有仁无法忍受陈伯达的生活方式选择了离婚。
后来，陈伯达因发表《评〈中国之命运〉》而名声大噪，一个抗大女学生叫于文菲仰很仰慕他的大名，并接收了他的追求。二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于文菲也无法忍受和他一起生活，于是这段婚姻又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不久，陈伯达在北京认识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刘淑宴，据说婚后陈伯达的事业不太顺利，情绪总是喜怒无常，没多长时间，刘淑宴又不和他一起过了。
离婚一次两次，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像陈伯达这样三次婚姻都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和他走到最后，这就不能说他没有问题了，至少，在婚姻生活上，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他没有维系好和三任妻子的感情。
据师哲回忆：
......“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
师哲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期间，与当时延安的许多高级干部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在文革时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和其他小组成员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后来基本上被江青和张春桥架空，而且还经常遭到江青在毛泽东面前打小报告，致使毛泽东逐渐对陈伯达不满。
从这些情况看，陈伯达似乎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是一个“低情商”的书呆子形象。
据接触过陈伯达的人说，他这个人有几个特点：不管在屋内屋外，总是戴一顶帽子；对于一些经常和他接触的人，他甚至连对方的姓名都叫不出来；说话有严重的闽南腔，很难听懂；他讲话时，不允许做记录。
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怪怪的人。
在延安，陈伯达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历史和哲学。
虽然陈伯达在莫斯科留过学，和王明是同学，和张闻天是好友，但是此时作为众多教员中的一个，他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毛泽东对陈伯达刮目相看是在一次关于孙中山思想理论讨论会上。
会上，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引发了与会人员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双方各有道理，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陈伯达的这个两重性分析方法，很对毛泽东的胃口，因为毛泽东看待问题就擅长用两重性分析的方法。于是毛泽东轻声问旁边的人：“现在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旁边的人在纸上写了“陈伯达”三个字。
陈伯达讲完，毛泽东当即站了起来，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陈伯达就是在这关键的时间，在关键的人面前，说了几句关键的话。因此，他的人生便迎来了重要的转折，他的才能便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他的仕途便走上了快车道。
会后，毛泽东将陈伯达留了下来。正好，当天晚上，毛泽东要请一位美国记者在机关合作社食堂吃饭，便一同邀请了陈伯达。
毛泽东、美国记者、翻译、陈伯达四个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谈。谈话中，毛泽东建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的讲座。这是陈伯达的专业，或者说是他的兴趣，是他擅长的领域，他自是欣然接受了这格建议。
让陈伯达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每次讲座，毛泽东都会去听，这让陈伯达在延安的理论界声名鹊起。
这期间，陈伯达连续写出了《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三篇大作。
在写完文章初稿后，陈伯达总是先恭恭敬敬拿给毛泽东看，并请求毛泽东给出修改意见。毛泽东也总是认真阅读，之后认真给出修改意见。关于第一篇文章《墨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给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仅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另外两篇文章，毛泽东也都通过书信的形式，给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由于事务太多，毛泽东的信一半都很短，只有几句话，但是对于这几篇文章的修改意见，毛泽东却写得很多。
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毛泽东看到了陈伯达的能力和才气，并开始赏识他。之后不久，毛泽东便将陈伯达调到了自己身边，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也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从陈伯达和毛泽东的交往来看，他似乎并不是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只是他之前可能没有遇到那个他认为值得他认真交往认真对待的人。
师哲曾评价陈伯达：“陈伯达的书本知识确实丰富，需要时，信手拈来”。也有人评价他为“学问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笔是一流的。”
陈伯达虽然不会带兵打仗，但是写文章他确实是高手。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伯达为打败蒋介石，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舆论宣传方面，他的功劳不可磨灭。
有人说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从历史事实看，陈伯达在共产党“笔杆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43年3月30日，共产国际解散后，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由汉奸陶希圣代笔而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
中国之命运
书中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该书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反共摩擦的舆论准备。
毛泽东看到这本书后，笑着对身边的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写文章呢！”这些秀才立即动手写反击文章。陈伯达用了三天三夜一气呵成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
后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上面添写了许多尖锐精彩的讽刺挖苦的句子，并且经过一次开会讨论，将文章题目改为《评〈中国之命运〉》。
《评〈中国之命运〉》
在众多文章中《评〈中国之命运〉》的力量最大，一发表，就给了蒋介石致命一击。陈伯达也因为这篇文章名声大噪，出尽了风头，红遍了中国。
后来又写了《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杀伤力极强的书，陈伯达在书中首次把蒋、陈、孔、宋并在一起合称为“四大家族”。
陈伯达还参与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
有资料表明，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另外，“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一说法也是陈伯达提出来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这么多年里，陈伯达将其才华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确实在舆论战场和重要文件的起草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伯达在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岗位上从1939年至1970年一共干了31年，在这31年内，他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文革时期一度跃居中共第四。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居第47位。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明确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俗称“五大秘书”。身为政研室主任的陈伯达是首席秘书。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中共七大的第47位跃居第21位。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兼中宣部顾问，因为配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功，竟跨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李富春、陈云等人，从中共八大报告时的第21位跃居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
陈伯达之所以能在仕途上一路上升，直至在党内获得如此高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确实有过人之处，确实有一技之长，那就是他的文笔，他的文章确实是常人所不及的，这让他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赏识；二是他跟对了人，虽然他和其他人交往并不怎么上心，包括和自己的三人妻子，但是他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他是非常用心的，这也让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他的才华和能力。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那疯狂的动乱年代，利用他特殊的职务，起到了别人没有起到的极其恶劣的作用，成为那一时期人民的罪人。
法庭审判陈伯达
1980年审判陈伯达时，陈伯达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三项大罪：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实际上，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远不止于此。但即使就这他承认的三条，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民的罪人，也已经足够了。
晚年的陈伯达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愚蠢至极，负罪很多”。
陈伯达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在舆论战场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也做过有罪于人民的事，文革时期的他犯下的罪行也是不小的。
周国平说找到自我的人有两个体现：一是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二是有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和价值判断。
我想读书和写作应该算是陈伯达真正的兴趣了，找到自我的第二个体现他没有。在巨大的政治旋涡面前，他没有保持清醒，没有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和价值判断。这让他犯下了愧对人民的罪行，成为了人民的罪人。
我可是救过毛主席命的人-----江青还曾是主席床上多年的人呢。。。
答案显而易见，从打听小道消息做起，看风向，选边站，尽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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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趣史
导语：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由毛泽东亲自委任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不久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自然跃升为中共中央四号人物，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年轻时的陈伯达
接触过陈伯达的人对他的评价是：他这个人为人行事有点怪。用现在的话说，陈伯达似乎是情商有点低。而且他没打过仗，所以也没有立过战功。那么这样一个人，是如何一步一步上升，竟获得了党中央四号人物这么高的政治地位的呢？
一、一个不大好交往的“低情商”怪人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叫褚有仁，两人生育了一个孩子，但是好景不长，褚有仁无法忍受陈伯达的生活方式选择了离婚。
后来，陈伯达因发表《评〈中国之命运〉》而名声大噪，一个抗大女学生叫于文菲仰很仰慕他的大名，并接收了他的追求。二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于文菲也无法忍受和他一起生活，于是这段婚姻又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不久，陈伯达在北京认识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刘淑宴，据说婚后陈伯达的事业不太顺利，情绪总是喜怒无常，没多长时间，刘淑宴又不和他一起过了。
离婚一次两次，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像陈伯达这样三次婚姻都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和他走到最后，这就不能说他没有问题了，至少，在婚姻生活上，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他没有维系好和三任妻子的感情。
据师哲回忆：
......“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
师哲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期间，与当时延安的许多高级干部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在文革时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和其他小组成员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后来基本上被江青和张春桥架空，而且还经常遭到江青在毛泽东面前打小报告，致使毛泽东逐渐对陈伯达不满。
从这些情况看，陈伯达似乎不太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是一个“低情商”的书呆子形象。
据接触过陈伯达的人说，他这个人有几个特点：不管在屋内屋外，总是戴一顶帽子；对于一些经常和他接触的人，他甚至连对方的姓名都叫不出来；说话有严重的闽南腔，很难听懂；他讲话时，不允许做记录。
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怪怪的人。
二、讨论会上崭露头角，引起毛泽东注意在延安，陈伯达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历史和哲学。
虽然陈伯达在莫斯科留过学，和王明是同学，和张闻天是好友，但是此时作为众多教员中的一个，他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毛泽东对陈伯达刮目相看是在一次关于孙中山思想理论讨论会上。
会上，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引发了与会人员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双方各有道理，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发言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陈伯达的这个两重性分析方法，很对毛泽东的胃口，因为毛泽东看待问题就擅长用两重性分析的方法。于是毛泽东轻声问旁边的人：“现在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旁边的人在纸上写了“陈伯达”三个字。
陈伯达讲完，毛泽东当即站了起来，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陈伯达就是在这关键的时间，在关键的人面前，说了几句关键的话。因此，他的人生便迎来了重要的转折，他的才能便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他的仕途便走上了快车道。
会后，毛泽东将陈伯达留了下来。正好，当天晚上，毛泽东要请一位美国记者在机关合作社食堂吃饭，便一同邀请了陈伯达。
毛泽东、美国记者、翻译、陈伯达四个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谈。谈话中，毛泽东建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的讲座。这是陈伯达的专业，或者说是他的兴趣，是他擅长的领域，他自是欣然接受了这格建议。
让陈伯达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每次讲座，毛泽东都会去听，这让陈伯达在延安的理论界声名鹊起。
这期间，陈伯达连续写出了《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三篇大作。
在写完文章初稿后，陈伯达总是先恭恭敬敬拿给毛泽东看，并请求毛泽东给出修改意见。毛泽东也总是认真阅读，之后认真给出修改意见。关于第一篇文章《墨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给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仅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另外两篇文章，毛泽东也都通过书信的形式，给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由于事务太多，毛泽东的信一半都很短，只有几句话，但是对于这几篇文章的修改意见，毛泽东却写得很多。
在这段时间的交往中，毛泽东看到了陈伯达的能力和才气，并开始赏识他。之后不久，毛泽东便将陈伯达调到了自己身边，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也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从陈伯达和毛泽东的交往来看，他似乎并不是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只是他之前可能没有遇到那个他认为值得他认真交往认真对待的人。
三、虽不会玩“枪杆子”，却耍得溜“笔杆子”师哲曾评价陈伯达：“陈伯达的书本知识确实丰富，需要时，信手拈来”。也有人评价他为“学问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笔是一流的。”
陈伯达虽然不会带兵打仗，但是写文章他确实是高手。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伯达为打败蒋介石，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舆论宣传方面，他的功劳不可磨灭。
有人说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从历史事实看，陈伯达在共产党“笔杆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43年3月30日，共产国际解散后，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由汉奸陶希圣代笔而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
中国之命运
书中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该书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反共摩擦的舆论准备。
毛泽东看到这本书后，笑着对身边的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写文章呢！”这些秀才立即动手写反击文章。陈伯达用了三天三夜一气呵成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
后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上面添写了许多尖锐精彩的讽刺挖苦的句子，并且经过一次开会讨论，将文章题目改为《评〈中国之命运〉》。
《评〈中国之命运〉》
在众多文章中《评〈中国之命运〉》的力量最大，一发表，就给了蒋介石致命一击。陈伯达也因为这篇文章名声大噪，出尽了风头，红遍了中国。
后来又写了《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杀伤力极强的书，陈伯达在书中首次把蒋、陈、孔、宋并在一起合称为“四大家族”。
陈伯达还参与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
有资料表明，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陈伯达提出来的。另外，“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一说法也是陈伯达提出来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这么多年里，陈伯达将其才华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确实在舆论战场和重要文件的起草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一跃成为中央四号人物陈伯达在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岗位上从1939年至1970年一共干了31年，在这31年内，他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文革时期一度跃居中共第四。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居第47位。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明确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俗称“五大秘书”。身为政研室主任的陈伯达是首席秘书。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中共七大的第47位跃居第21位。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兼中宣部顾问，因为配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功，竟跨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李富春、陈云等人，从中共八大报告时的第21位跃居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
陈伯达之所以能在仕途上一路上升，直至在党内获得如此高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确实有过人之处，确实有一技之长，那就是他的文笔，他的文章确实是常人所不及的，这让他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和赏识；二是他跟对了人，虽然他和其他人交往并不怎么上心，包括和自己的三人妻子，但是他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他是非常用心的，这也让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他的才华和能力。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那疯狂的动乱年代，利用他特殊的职务，起到了别人没有起到的极其恶劣的作用，成为那一时期人民的罪人。
法庭审判陈伯达
1980年审判陈伯达时，陈伯达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三项大罪：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实际上，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远不止于此。但即使就这他承认的三条，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民的罪人，也已经足够了。
晚年的陈伯达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愚蠢至极，负罪很多”。
结语：陈伯达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在舆论战场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也做过有罪于人民的事，文革时期的他犯下的罪行也是不小的。
周国平说找到自我的人有两个体现：一是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二是有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和价值判断。
我想读书和写作应该算是陈伯达真正的兴趣了，找到自我的第二个体现他没有。在巨大的政治旋涡面前，他没有保持清醒，没有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和价值判断。这让他犯下了愧对人民的罪行，成为了人民的罪人。
我可是救过毛主席命的人-----江青还曾是主席床上多年的人呢。。。
曾是柯庆施的同事，早期被派往苏联。有一张陈伯达文革时的照片，陈身着将校尼在大会发言，(当时看了奇怪，一个文人穿起军装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够资格的，虽然他的讲话没人能听懂，因为他的闽南口音很重。二是当时的文人心甘情愿为毛所用的不多，四条汉子也是抗日开始以后才投靠延安的。
答案显而易见，从打听小道消息做起，看风向，选边站，尽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