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学业和事业
徐家祯
外公高孟徵先生在日本念大学预科时摄(约摄于 1905 年前后) (小舅保存之照片)
稍微有点名望、实力的家族的子弟，大凡可以分成三类人:一类是有雄 心者:他们可以依仗家庭的经济实力、社会关系在求学和求业的前程上铺出一 条康庄大道来，最后达到光宗耀祖、锦上添花的目的;一类是败家子:他们也 可以依仗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在奢侈、享受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虽 然祖上花了几辈子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建造起来的荣誉及名声，可以在 这类子弟一辈子或半辈子中毁损殆尽，但他们却在所不惜;第三类是安于现状，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这类子弟也会依仗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在求学 和求业的前程上占一点便宜，作一些成绩，但他们的努力只以能保住“门面”、 不致过分被人笑话为限，他们并不想、也无必要下苦功夫去突破、去创新、去 建树新的丰功伟绩;他们也会利用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去为自己安排一 个尽可能完美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但以不败坏祖业为限。
我不知道在有点名望和实力的家庭中，各类子弟所占比例各是多少，我 想，大致总是差不多的。我把我的外公列在第三类中。如果我能有幸生活在外 公的时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路去走:即使现在我已不象外公，可以 有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去依靠，但在我的灵魂深处，也仍属于安于现状、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一类型，这是天生的、无法改造也不能遮掩的本性，可 能，其根源正来自于我的这一支祖先。对于这一种颇为懒散的本性，我毫不以 为耻，只怪自己不够幸运、晚出世半百年罢了。
我外公高孟徵先生(注 1)出生于十九世纪末，那时的孩子当然都进私塾 念书:有钱人家能请老师到家里来教，无钱的可送孩子到私塾去念。后来，杭 州设立了安定学堂，那是在清朝末年。我不知道安定学堂是不是全杭州最早的 学校，但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总是最早的学校之一。(注 2)那时进学堂念书而 不念私塾是开风气之先的事。高老太太既是改革家，连自己的儿子都送去日本 留学，当然也会把自己的长房长孙送去安定学堂。毕业之后，我外公又去北京， 念北京京师大学堂，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创立， 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一九 00 年，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停办。一九 0 二年复校，一九一二年改为北京大学。我估计， 外公为复校后的学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去留学日本的人不少，这是因为受日本 明治维新的影响。外公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也在留学热潮中去日本读书，那 时他只有十八岁。在日本，他先从补习日文开始，然后上高中，最后毕业于北 海道日本帝国大学农学系。前后在日本住了十三年之久。之所以选农科学习， 我想大概总因为是中国以农立国，希望能学了先进技术回来改造中国，这跟当 时大多数去日本留学者的动机差不多。
我不清楚外公在日本十三年中，回国来过没有;也不知道他在日本除了 学日文、学专业，还干了什么。奇怪的是外公在日本耽了那么久，这在他一生 中肯定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了，他一定会经常谈起，但事实上他却很少跟我 们讲日本，连有些留学英美者嘴里常常要挂些英文词以示自己吃过“洋墨水”的 习惯我外公都没有。关于外公留学日本的经历，我大舅、母亲除了我上面所讲 的那几句话外，也讲不出更多的，可见我外公也不对他们说日本留学的事。我 不知是什么原因。难道他在日本有不愉快经历不愿提起?还有传说讲他在日本 与日本妇女同居或结婚过，并有孩子。但这一切可能只是风言风语或某些人的 想当然:在外十三年的青年男子，总一定与女人结婚或同居;既然结了婚，则 一定有孩子!不过，如果此事真确，那么我倒应该有个日本外婆和日本舅舅或 姨妈!
外公日本留学归来(约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我在印象之中，对我们，外公曾讲起过的关于日本的事只是:日本战前 生活很苦，比中国人苦得多。他说，那时日本人吃饭只是一碗紫菜汤，几根咸 鱼干或腌萝卜条而已。我想，日本人能这样刻苦、节俭，这大概是他们能有今 日繁荣的原因之一。关于日本，外公还告诉我们他跟同学或朋友一起爬著名的 富士山的事，这可能是我们几个外孙在外公房里找到几张印有富士山的照片的 明信片引起的话题。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外公曾谈过什么日本的事。
外公早上吃得很简单，总是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涂些牛油、果酱，还 加一个鸡蛋。即使后来他信佛、吃素，也一样。他说:牛油、牛奶和不受精的 蛋没有生命，吃这些荤食不算“杀生”。我想，这样的生活习惯一定是在日本养 成的。母亲也说外公日本回来后就吃这样的早饭，几十年如一日。所以，每天早上，外公从来不跟家里其他人一起吃早饭，因为别人当然吃稀饭、酱菜之类 的中国式早餐。而外公，就一个人在自己房里吃牛奶、土司。即使我们一家从 上海去外公家住，十来个人热热闹闹地在饭厅吃饭，外公也不来加入，只是他 自己吃完之后在我们身边站着参加谈话而已。
外公似乎还常穿一件象和尚袈裟似的晨衣，我想那大概一定也是日本式 的。但是，平时出门他一定穿中山装。我只见过他穿长袍的照片，却没见他穿 长袍或西装出门，也没见他穿过日本和服。外公很爱整洁。他房里家具简单， 书籍不多，总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我一直觉得很可惜，我在外公生前从来没有想到请外公教我日文。我母 亲、外婆倒会几句简单的问候话，是很久之前外公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教她们的。 但从我懂事起，我不记得听见外公讲过一句日语。我也不记得外公看过一本日 文书。外公房里书架上似乎也没有日文书籍。但外公当然懂日文。一次，我们 买了一件日本货，有日文用法说明，寄到杭州去，不几天就收到了译文。外公 房里有一架有短波的收音机，吃过晚饭，外公有时把音量开得极小，听日文新 闻广播 —— 那时，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是犯了“反革命罪”的，叫“收听敌台”。 我们问他说什么，他从不告诉我们具体内容，只说:“年数多了，日文渐渐忘了， 只懂个大概罢了。”很可能，他不肯说，怕我们孩子传到外面去让人知道他听短 波。
外公回国时已三十岁。回国后几十年中，他的事业并不如意。其实，正 如我在本段开头所说的，外公大概在事业上雄心本来就不大。工作，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找些事情做做罢了，不是为了赚钱。事实上，不工作，外公也可以过 很舒适的生活，或许还可以省几个钱呢!
外公一辈子中最正式、担任时间最长的工作是从日本回来之后任浙江省 甲种农业专科学校(也叫笕桥农业专科学校)的教员及校长。该校现在就是浙 江省农业大学，是全国最主要的农科大学之一。(注 3)在该校任职期间，外公 曾想推广过“区田法”，这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古老耕种法的变种。外公编写了 推广此法的书，并先在浙东推行，成效很大，取得过亩产千斤的成效。但我大 舅说，最终因耗工太多而未能坚持下去。
外公当校长时，正是军阀割据时代，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外公是大少爷 办校，不但不会赚钱，还要贴钱、赔钱。但是他倒是真心办校，爱校如家的。 虽然那是国立大学，不是他私产，但有一时期他常从家里提款拿到学校去用。于是家族中人都讽刺他，说他不会赚钱，还要贴钱。最后，外公倒贴了一大笔 钱之后仍未能改变学校面貌，只好辞职而去。但我外公办校的功绩直到现在浙 江农大的校史上还提到。外公“只会赔钱、不会赚钱”的本性大概也遗传给了我， 所以使我一辈子总跟“赚钱”、“发财”这两词无缘。
外公从农校辞职之后，还在四十岁前后去苏州当过一、二年“清乡”。这 工作大概如同公安局长差不多，因为我母亲说那时曾听见他从苏州回来说，抓 住了两个大强盗，后来处决了。但我外公本质上是个书生，怎么会做抓强盗、 杀强盗的事，我就很不理解了。不过也许正因为跟他性格不合，只干了一、二 年，外公就不干了。
后来，外公基本上没有再做过什么正式工作。外公一直是杭州安定学校 的董事长。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既是安定校友又有名望的缘故，可能不会有 工资，最多有点车马费罢了。安定学校是杭州最大的学校之一，有小学部，又 有中学部。我还记得我只有四、五岁时外公带我和妹妹去参观的事。后来，外 公就把我们放在一年级一个班里念起书来了。我和妹妹就是这样开始学校生活 的。(注 4)
抗战期间外公与杭州安定学堂校长孙信(虹庼)摄于浙江壶镇
抗战时，安定学校内迁，不少教员、学生都跟着学校逃难，外公一家也 跟着安定学校逃。逃难是外婆的大话题。小时候，一无聊，我们几个小孩就缠 着外婆“讲逃难”。外婆就把讲过一讲的老话重复来重复去地说:什么某人晚上 起来在船头小便跌落水中淹死了;什么外公看见报上“征婚广告”，给某位亲戚 做成了媒;什么在乡下买土产、宴乡绅之类的故事，我们真是百听而不厌。逃 难，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是可怕的事，而是充满神秘、有趣的经历的旅行。我 们常常暗暗叹惜不能早生几年，也尝尝逃难的滋味。
照片背后有外公题诗一首
安定中学在抗战时搬到浙江壶镇继续开办。在逃难时，远离杭州，生活 来源无着，外公就在安定中学教书糊口。他口才好，而且博学，可以开很多门 课，学生听起来津津有味。但抗战胜利，学校搬回杭州，我外公当然就又只做 董事长而不上课了。
外公在改朝换代之前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的省议会参议员及杭州市参议员。 但我外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所以没有打算真正参政，大概也是挂名的成份多。 但我记得我曾问过我父母，为什么外公在国民党时代做过议员，改朝换代时倒 没有招来杀身之祸或牢狱之灾。他们说:革命前夕，部份议员有过一个反蒋议 案，请外公签名，外公签了，于是共产党政府认为他并非“敌人营垒”中的人。 其实，我想情况一定不会如此简单。外公并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再加他一向人 缘极好，大概是没有惹祸的主要原因，否则，因一名而救一命，倒是太幸运了。
注 1:最近找到一些关于我外公的生平事迹，补充如下:
高维魏(1888-1969)，字孟徵。高孟徵先生为杭州私立安定学堂首届毕业生。 1904 年入京师大学堂。次年即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获农科学士。在日本居 住十三年。回国后曾任杭州笕桥的浙江省立甲种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3-1925 年)。 该校即后来并入浙江大学的浙江农业大学前身。据《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年谱》， 1922 年，“12 月，命杭县高维魏任农校校长。”但，随即，“省议会认为兽医学生太少， 决定停办。校长高维魏力主维持原状，经费由其私人垫补，兽医科学生也向省议会请愿， 议会才通过发半费。1923 年 1 月 15 日，省立甲种农校校长高维魏接事，学生开欢迎大 会。校内学生原分研究社、自治社两派，经开导融和，消灭派别。...... 1925 年，校长高 维魏创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安生图书馆’。”
自 1933 年起，高孟徵先生担任母校安定学堂董事长。抗战期间，日寇犯杭， 高先生与校长孙信带领安定学堂师生转移到浙江南部的壶镇继续开办，直到抗战胜利， 高先生才设法将学校迁回杭州。高先生继续担任该校董事长，直到五十年代学校被国家 收为公有为止。高孟徵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还曾任杭州市参议员。
1969 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注 2:关于杭州安定学堂，“维基百科”上有长篇介绍，兹摘录如下:
“私立安定中学(又称“安定学堂”)，是杭州历史上的一所私立中学，创办于 1901 年，后于 1956 年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杭州市第七中学，简称‘杭七中’， 为浙江省三级重点中学。
“甲午战争满清政府溃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社会各界大力兴学。原籍杭 州的上海大实业家胡趾祥(字乃麟)在好友陈叔通、杨文莹、邵伯炯等人建议下，决定 创立学校，并责成其二子焕、彬督办。开办费用为 8000 元银洋，另以 6 万元银洋的储息 作为学堂维持费用。地方官府则奏请清廷，拨用原敷文讲庐旧址为其校址。因胡氏乃出 自甘肃安定郡，且其先人胡瑗为北宋名儒，亦称‘安定先生’，故定名为‘安定学堂’。
“学堂筹备初期由陈叔通主持，后聘请浙江求是书院第一届毕业生项兰生任监 督。凡规划校名校园、购置设备、制定章则及教师聘请等事宜，一概由项兰生主持。 1902 年(光绪 28 年)8 月 27 日，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当时规定三年卒业，咨送京师大 学堂预科肄业。其后五年内毕业三十余人，肄业生达二百余人。1906 年，学堂改为五年 制中学。建校前十年，学成毕业者共 116 人，肄业者达 400 余人。 ”
据杭七中校史，安定学堂首届毕业生共十人，其名单为:吴孔怀友蘧、孙信虹 庼(后任安定学堂校长)、钱天任云鹏、方吉甫祖成、杨茂五崇英、王嘘和兆鋆、高孟 徵维魏(即我外公，后任安定学校董事长)、喻哲文实干(原名舜浚)、俞侃如焈、钱 浩如家瀚(钱学森叔父)。
1920 年美国思想家杜威访华，曾去安定学校参观。
该校学生中，有成就者甚多，如:茅盾、范文澜、华君武、钱学森、冯亦代、 尉健行，等等都是该校校友。
注 3:浙江农业大学已于 1998 年并入浙江大学。
注 4:其事，请详见本书第二章〈旧事新说:回忆我与杭七中的关系〉。
我家的历史也是这样记叙的。
外加那时的普遍风气是瞧不起竖文，以懂横文为荣，所以不提留日经历很正常。
我一个长辈被伪满公派帝大留学，毕业回国正逢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先到北京，也没介绍人，直接出城投八路。解放战争是团长，抗战时期带过几次敢死队。
和他同期毕业回国的同学都给日伪服务，解放后全部枪毙。
太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十、学业和事业
徐家祯
外公高孟徵先生在日本念大学预科时摄(约摄于 1905 年前后) (小舅保存之照片)
稍微有点名望、实力的家族的子弟，大凡可以分成三类人:一类是有雄 心者:他们可以依仗家庭的经济实力、社会关系在求学和求业的前程上铺出一 条康庄大道来，最后达到光宗耀祖、锦上添花的目的;一类是败家子:他们也 可以依仗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在奢侈、享受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虽 然祖上花了几辈子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建造起来的荣誉及名声，可以在 这类子弟一辈子或半辈子中毁损殆尽，但他们却在所不惜;第三类是安于现状，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这类子弟也会依仗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在求学 和求业的前程上占一点便宜，作一些成绩，但他们的努力只以能保住“门面”、 不致过分被人笑话为限，他们并不想、也无必要下苦功夫去突破、去创新、去 建树新的丰功伟绩;他们也会利用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去为自己安排一 个尽可能完美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但以不败坏祖业为限。
我不知道在有点名望和实力的家庭中，各类子弟所占比例各是多少，我 想，大致总是差不多的。我把我的外公列在第三类中。如果我能有幸生活在外 公的时代，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路去走:即使现在我已不象外公，可以 有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去依靠，但在我的灵魂深处，也仍属于安于现状、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一类型，这是天生的、无法改造也不能遮掩的本性，可 能，其根源正来自于我的这一支祖先。对于这一种颇为懒散的本性，我毫不以 为耻，只怪自己不够幸运、晚出世半百年罢了。
我外公高孟徵先生(注 1)出生于十九世纪末，那时的孩子当然都进私塾 念书:有钱人家能请老师到家里来教，无钱的可送孩子到私塾去念。后来，杭 州设立了安定学堂，那是在清朝末年。我不知道安定学堂是不是全杭州最早的 学校，但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总是最早的学校之一。(注 2)那时进学堂念书而 不念私塾是开风气之先的事。高老太太既是改革家，连自己的儿子都送去日本 留学，当然也会把自己的长房长孙送去安定学堂。毕业之后，我外公又去北京， 念北京京师大学堂，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创立， 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目的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一九 00 年，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停办。一九 0 二年复校，一九一二年改为北京大学。我估计， 外公为复校后的学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去留学日本的人不少，这是因为受日本 明治维新的影响。外公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也在留学热潮中去日本读书，那 时他只有十八岁。在日本，他先从补习日文开始，然后上高中，最后毕业于北 海道日本帝国大学农学系。前后在日本住了十三年之久。之所以选农科学习， 我想大概总因为是中国以农立国，希望能学了先进技术回来改造中国，这跟当 时大多数去日本留学者的动机差不多。
我不清楚外公在日本十三年中，回国来过没有;也不知道他在日本除了 学日文、学专业，还干了什么。奇怪的是外公在日本耽了那么久，这在他一生 中肯定是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了，他一定会经常谈起，但事实上他却很少跟我 们讲日本，连有些留学英美者嘴里常常要挂些英文词以示自己吃过“洋墨水”的 习惯我外公都没有。关于外公留学日本的经历，我大舅、母亲除了我上面所讲 的那几句话外，也讲不出更多的，可见我外公也不对他们说日本留学的事。我 不知是什么原因。难道他在日本有不愉快经历不愿提起?还有传说讲他在日本 与日本妇女同居或结婚过，并有孩子。但这一切可能只是风言风语或某些人的 想当然:在外十三年的青年男子，总一定与女人结婚或同居;既然结了婚，则 一定有孩子!不过，如果此事真确，那么我倒应该有个日本外婆和日本舅舅或 姨妈!
外公日本留学归来(约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我在印象之中，对我们，外公曾讲起过的关于日本的事只是:日本战前 生活很苦，比中国人苦得多。他说，那时日本人吃饭只是一碗紫菜汤，几根咸 鱼干或腌萝卜条而已。我想，日本人能这样刻苦、节俭，这大概是他们能有今 日繁荣的原因之一。关于日本，外公还告诉我们他跟同学或朋友一起爬著名的 富士山的事，这可能是我们几个外孙在外公房里找到几张印有富士山的照片的 明信片引起的话题。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外公曾谈过什么日本的事。
外公早上吃得很简单，总是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涂些牛油、果酱，还 加一个鸡蛋。即使后来他信佛、吃素，也一样。他说:牛油、牛奶和不受精的 蛋没有生命，吃这些荤食不算“杀生”。我想，这样的生活习惯一定是在日本养 成的。母亲也说外公日本回来后就吃这样的早饭，几十年如一日。所以，每天早上，外公从来不跟家里其他人一起吃早饭，因为别人当然吃稀饭、酱菜之类 的中国式早餐。而外公，就一个人在自己房里吃牛奶、土司。即使我们一家从 上海去外公家住，十来个人热热闹闹地在饭厅吃饭，外公也不来加入，只是他 自己吃完之后在我们身边站着参加谈话而已。
外公似乎还常穿一件象和尚袈裟似的晨衣，我想那大概一定也是日本式 的。但是，平时出门他一定穿中山装。我只见过他穿长袍的照片，却没见他穿 长袍或西装出门，也没见他穿过日本和服。外公很爱整洁。他房里家具简单， 书籍不多，总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我一直觉得很可惜，我在外公生前从来没有想到请外公教我日文。我母 亲、外婆倒会几句简单的问候话，是很久之前外公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教她们的。 但从我懂事起，我不记得听见外公讲过一句日语。我也不记得外公看过一本日 文书。外公房里书架上似乎也没有日文书籍。但外公当然懂日文。一次，我们 买了一件日本货，有日文用法说明，寄到杭州去，不几天就收到了译文。外公 房里有一架有短波的收音机，吃过晚饭，外公有时把音量开得极小，听日文新 闻广播 —— 那时，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是犯了“反革命罪”的，叫“收听敌台”。 我们问他说什么，他从不告诉我们具体内容，只说:“年数多了，日文渐渐忘了， 只懂个大概罢了。”很可能，他不肯说，怕我们孩子传到外面去让人知道他听短 波。
外公回国时已三十岁。回国后几十年中，他的事业并不如意。其实，正 如我在本段开头所说的，外公大概在事业上雄心本来就不大。工作，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找些事情做做罢了，不是为了赚钱。事实上，不工作，外公也可以过 很舒适的生活，或许还可以省几个钱呢!
外公一辈子中最正式、担任时间最长的工作是从日本回来之后任浙江省 甲种农业专科学校(也叫笕桥农业专科学校)的教员及校长。该校现在就是浙 江省农业大学，是全国最主要的农科大学之一。(注 3)在该校任职期间，外公 曾想推广过“区田法”，这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古老耕种法的变种。外公编写了 推广此法的书，并先在浙东推行，成效很大，取得过亩产千斤的成效。但我大 舅说，最终因耗工太多而未能坚持下去。
外公当校长时，正是军阀割据时代，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外公是大少爷 办校，不但不会赚钱，还要贴钱、赔钱。但是他倒是真心办校，爱校如家的。 虽然那是国立大学，不是他私产，但有一时期他常从家里提款拿到学校去用。于是家族中人都讽刺他，说他不会赚钱，还要贴钱。最后，外公倒贴了一大笔 钱之后仍未能改变学校面貌，只好辞职而去。但我外公办校的功绩直到现在浙 江农大的校史上还提到。外公“只会赔钱、不会赚钱”的本性大概也遗传给了我， 所以使我一辈子总跟“赚钱”、“发财”这两词无缘。
外公从农校辞职之后，还在四十岁前后去苏州当过一、二年“清乡”。这 工作大概如同公安局长差不多，因为我母亲说那时曾听见他从苏州回来说，抓 住了两个大强盗，后来处决了。但我外公本质上是个书生，怎么会做抓强盗、 杀强盗的事，我就很不理解了。不过也许正因为跟他性格不合，只干了一、二 年，外公就不干了。
后来，外公基本上没有再做过什么正式工作。外公一直是杭州安定学校 的董事长。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既是安定校友又有名望的缘故，可能不会有 工资，最多有点车马费罢了。安定学校是杭州最大的学校之一，有小学部，又 有中学部。我还记得我只有四、五岁时外公带我和妹妹去参观的事。后来，外 公就把我们放在一年级一个班里念起书来了。我和妹妹就是这样开始学校生活 的。(注 4)
抗战期间外公与杭州安定学堂校长孙信(虹庼)摄于浙江壶镇
抗战时，安定学校内迁，不少教员、学生都跟着学校逃难，外公一家也 跟着安定学校逃。逃难是外婆的大话题。小时候，一无聊，我们几个小孩就缠 着外婆“讲逃难”。外婆就把讲过一讲的老话重复来重复去地说:什么某人晚上 起来在船头小便跌落水中淹死了;什么外公看见报上“征婚广告”，给某位亲戚 做成了媒;什么在乡下买土产、宴乡绅之类的故事，我们真是百听而不厌。逃 难，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是可怕的事，而是充满神秘、有趣的经历的旅行。我 们常常暗暗叹惜不能早生几年，也尝尝逃难的滋味。
照片背后有外公题诗一首
安定中学在抗战时搬到浙江壶镇继续开办。在逃难时，远离杭州，生活 来源无着，外公就在安定中学教书糊口。他口才好，而且博学，可以开很多门 课，学生听起来津津有味。但抗战胜利，学校搬回杭州，我外公当然就又只做 董事长而不上课了。
外公在改朝换代之前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的省议会参议员及杭州市参议员。 但我外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所以没有打算真正参政，大概也是挂名的成份多。 但我记得我曾问过我父母，为什么外公在国民党时代做过议员，改朝换代时倒 没有招来杀身之祸或牢狱之灾。他们说:革命前夕，部份议员有过一个反蒋议 案，请外公签名，外公签了，于是共产党政府认为他并非“敌人营垒”中的人。 其实，我想情况一定不会如此简单。外公并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再加他一向人 缘极好，大概是没有惹祸的主要原因，否则，因一名而救一命，倒是太幸运了。
注 1:最近找到一些关于我外公的生平事迹，补充如下:
高维魏(1888-1969)，字孟徵。高孟徵先生为杭州私立安定学堂首届毕业生。 1904 年入京师大学堂。次年即赴日留学。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获农科学士。在日本居 住十三年。回国后曾任杭州笕桥的浙江省立甲种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3-1925 年)。 该校即后来并入浙江大学的浙江农业大学前身。据《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年谱》， 1922 年，“12 月，命杭县高维魏任农校校长。”但，随即，“省议会认为兽医学生太少， 决定停办。校长高维魏力主维持原状，经费由其私人垫补，兽医科学生也向省议会请愿， 议会才通过发半费。1923 年 1 月 15 日，省立甲种农校校长高维魏接事，学生开欢迎大 会。校内学生原分研究社、自治社两派，经开导融和，消灭派别。...... 1925 年，校长高 维魏创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安生图书馆’。”
自 1933 年起，高孟徵先生担任母校安定学堂董事长。抗战期间，日寇犯杭， 高先生与校长孙信带领安定学堂师生转移到浙江南部的壶镇继续开办，直到抗战胜利， 高先生才设法将学校迁回杭州。高先生继续担任该校董事长，直到五十年代学校被国家 收为公有为止。高孟徵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还曾任杭州市参议员。
1969 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注 2:关于杭州安定学堂，“维基百科”上有长篇介绍，兹摘录如下:
“私立安定中学(又称“安定学堂”)，是杭州历史上的一所私立中学，创办于 1901 年，后于 1956 年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杭州市第七中学，简称‘杭七中’， 为浙江省三级重点中学。
“甲午战争满清政府溃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社会各界大力兴学。原籍杭 州的上海大实业家胡趾祥(字乃麟)在好友陈叔通、杨文莹、邵伯炯等人建议下，决定 创立学校，并责成其二子焕、彬督办。开办费用为 8000 元银洋，另以 6 万元银洋的储息 作为学堂维持费用。地方官府则奏请清廷，拨用原敷文讲庐旧址为其校址。因胡氏乃出 自甘肃安定郡，且其先人胡瑗为北宋名儒，亦称‘安定先生’，故定名为‘安定学堂’。
“学堂筹备初期由陈叔通主持，后聘请浙江求是书院第一届毕业生项兰生任监 督。凡规划校名校园、购置设备、制定章则及教师聘请等事宜，一概由项兰生主持。 1902 年(光绪 28 年)8 月 27 日，学堂正式招生开学。当时规定三年卒业，咨送京师大 学堂预科肄业。其后五年内毕业三十余人，肄业生达二百余人。1906 年，学堂改为五年 制中学。建校前十年，学成毕业者共 116 人，肄业者达 400 余人。 ”
据杭七中校史，安定学堂首届毕业生共十人，其名单为:吴孔怀友蘧、孙信虹 庼(后任安定学堂校长)、钱天任云鹏、方吉甫祖成、杨茂五崇英、王嘘和兆鋆、高孟 徵维魏(即我外公，后任安定学校董事长)、喻哲文实干(原名舜浚)、俞侃如焈、钱 浩如家瀚(钱学森叔父)。
1920 年美国思想家杜威访华，曾去安定学校参观。
该校学生中，有成就者甚多，如:茅盾、范文澜、华君武、钱学森、冯亦代、 尉健行，等等都是该校校友。
注 3:浙江农业大学已于 1998 年并入浙江大学。
注 4:其事，请详见本书第二章〈旧事新说:回忆我与杭七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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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历史也是这样记叙的。
外加那时的普遍风气是瞧不起竖文，以懂横文为荣，所以不提留日经历很正常。
我一个长辈被伪满公派帝大留学，毕业回国正逢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先到北京，也没介绍人，直接出城投八路。解放战争是团长，抗战时期带过几次敢死队。
和他同期毕业回国的同学都给日伪服务，解放后全部枪毙。
太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