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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党的“摸金校尉”
不比大老粗，应该知道北京城墙的历史意义，不应该如此自甘堕落
活该
如何永远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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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0年代，浙江义乌地面出了一个神童，天资聪颖，智商过人。18岁时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但他志不在此，之后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发现这个叫吴晗的学生是个可造之材，对其撰写的《西汉的经济状况》非常赞赏。吴晗对胡适也是十分仰慕，曾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他很诚恳的写道：“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在吴晗心中，胡适便是导师，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后来，吴晗写下《胡应麟年谱》，再度写信向胡适讨教，胡适回信约谈，并表达赞赏。二人的师生缘分从这里开始。 此间，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追随北上。胡适到北大任教，吴晗却考入了清华大学。原因是吴晗严重偏科，文史、英语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吴晗随后改投清华，因文史成绩特别优异，被破格录取。吴晗遂与北大失之交臂。但是他和胡适先生的师生情谊依然延续，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胡适对他都有诸多照顾。 2、 30年代初，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即1932年1月30日，吴晗给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往来十几封信中唯一谈政治的。信一开头就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他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胡适指示吴晗的，当然也是“读书救国”这样一条道路。 不过，吴晗对胡适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他把“读书救国”看成空口说救国而已。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吴晗对胡适的治学之道由衷地接受，但对胡适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吴晗就不以为然了。 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到西南联大任教。此时，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了多数，这些留洋的教授通过各种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教授都是隔膜的。身处其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加之生活窘迫、对国家前途又感到迷茫和忧虑，他开始走进昆明的统战网络，他妻子袁震是穿针引线之人。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3年，吴晗加入了民盟，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成为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在这种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对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日益远离了胡适提倡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道路，从书斋里的学者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 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回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已经物是人非，政治上的分歧让二人未能再续师生情缘。从此，吴晗再也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史学著作。 政权更替前夕，吴晗身为清华教授，已经准备出任高官。他派人游说胡适，动员他留在大陆。胡适断然拒绝，斩钉截铁地告诉吴晗三句话，即著名的自由面包论；并让来人转告吴晗“慎思明辨，好自为之”。 至此，师生情缘彻底断绝。进入50年代，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吴晗积极投入，批判自己的恩师胡适，说“胡适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 人一旦无视情感，会变得非常可怕。
3、 有一则文苑掌故说，1990年代，学术圈大佬们开会，有人说起吴晗全家的惨状，一向不问世事的钱钟书，忽然对着邻座的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1957年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 49以后， 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坦荡，他整过很多人。 1957年整风反右时，吴晗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章罗联盟。吴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领导。信中，罗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划为右派，淡出政坛，历尽磨难。 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1951年五一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的吴晗说这话，应该是指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有龃龉，章伯钧的话含有和解之意，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联系。吴晗却污蔑构陷，落井下石，给予前好友以最沉重的打击。最终，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 老友沈从文落难， 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与其握手，吴视而不见，直接走开。 4、 50年代初，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基于这样的建设思路，彭真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上面发了话，下面当然要抓紧实施，将领袖设想的蓝图变为现实。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倍感兴奋，积极推进，导致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的问题。 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牌楼，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但吴晗绵里藏针地回复说：“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 但林徽因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说：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说他“必将身败名裂”。当时她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在权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不能力挽狂澜，但在精神道德层面，却使吴晗的猥琐龌龊彰显无遗。 1954年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也被尽数拆除。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却在吴晗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5、 拆毁牌楼三年后，吴晗又盯上了明皇陵。 1955年10月4日，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提议者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非常震惊。急忙前来劝阻，希望吴晗等人收回报告。 一场纷争由此开启。 吴晗认为：“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郑振铎站起来，急不可待地反驳说：“我国目前考古技术水平有限，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陵墓发掘，在古物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吴晗不为所动，意志坚定地说：“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无论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作为考古专家，最清楚贸然发掘意味着无可挽救的破坏，他从条件层面说理，希望吴晗打消狂热的念头。他规劝说：“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即使考古研究所全员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身份来安排发掘工作。” 夏鼐这话也是说给郭沫若等人听的。因为近乎荒诞的是，所有提议者都不是考古学家！ 整整一个下午，争论没有结果。但吴晗发掘明长陵的决心已下，外来力量就再难改变了。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日长生变，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人，通过不同方式在各方面加紧了对发掘长陵的宣传和鼓动。这边，郑振铎、夏鼐也向中央提出了反对发掘长陵的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消息传来，周恩来已经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长陵。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但后来因为长陵面积实在太大，难以找到墓道，于是转而发掘规模较小的定陵。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寝，对于躺在定陵中的三个人来说，真是祸从天降。 由于条件所限、经验匮乏、能力不足，封闭的皇陵空间突然打开，环境温度骤变，文物尤其是丝织品受到很大损伤，出现变硬、变黑、变脆。变质。 更大的伤害，是文革期间，以夏鼐为首的考古学家被迫离开了岗位。已经打开的皇陵就那样被搁置，大多数的珍贵布料和木料，被直接暴露于自然条件下，迅速干枯腐败。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材被扔到野外，让农民劈了当家具。万历和他两个皇后的尸骨，更是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6、 无法知道是不是因果报应，吴晗响应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创作的《海瑞罢官》，竟然演变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浩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尖锐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毛泽东更一针见血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居然不管不问。 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受尽折磨的吴晗在关押中死亡。死前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下落不明。 妻子袁震，这个引领吴晗弃学从政的女人，文革中也被关进了劳改队，比吴晗早半年被迫害致死。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均不被理睬。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吴晗后半生的荒唐行事来看，他历史学家的头衔真是徒有虚名。共产党的“摸金校尉”
不比大老粗，应该知道北京城墙的历史意义，不应该如此自甘堕落
活该
如何永远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