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copy不出来， 很遗憾。 忻家大姐的话，倒是蛮实在的，同时也对那个期间的社会有些真实的描述，不是教材式的， 不过请大家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读。--转载者 （本文由忻玉英口述、昂俞暄整理） 1949年5月27日，红旗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22年后再次并永远地在上海滩飘扬。上海市迎来了解放。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无数英勇的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实践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铮铮誓言。 王孝和就是其中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王孝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进入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当抄表员，并一直从事上电系统里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王孝和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生命定格在24岁。 王孝和牺牲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忻玉英年仅21岁。2014年，时年86岁高龄的忻玉英（忻老于2015年离世，享年87岁）在上海家中接受了《档案春秋》的口述专访，从一位妻子的视角追忆了王孝和的英勇事迹和生活点滴。谨以此文重温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 王孝和赴刑场照片 本文原载于《档案春秋》2014年第10期，曾收入上海市档案馆制作的《历史朗读者：70年上海传奇故事》有声专辑。 订了娃娃亲 1946年，我与王孝和结婚，我们只拍过一张结婚照，照片上他穿的那件衣服是向邻居借来的。 我们怎么会认识的呢？我和她妈妈都是宁波东乡人。他妈妈家与我妈妈家是隔堵墙的邻居。我7岁时，他的妈妈和外婆都看中了我，为我和王孝和订了婚，那时他才11岁。订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乡下结婚都是父母做主，不像现在可以自由恋爱。当时大人讲好，最迟我16岁，他20岁时就要办婚事。 王孝和 那时是封建社会，女孩子一般都不会送到学校读书，更何况我们乡下，我也从没读过书。他在上海，我一直在宁波乡下。按乡下的常规，订了婚的女儿到了15岁，男方就要送聘礼，16岁正式结婚。一直到我18岁那年，既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他的消息，双方大人都很着急。 后来才知道，孝和在上海听人说我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他曾写了封给我的信让他表妹转交（因我不识字），信的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是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他的表妹接到信后却没有转告我。旧社会，姑娘订婚后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彩的，邻居会认为姑娘一定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在背后是会有许多闲言闲语的。 忻玉英在王孝和墓前（上海市档案馆藏） 双方家长不同意解除婚约，我妈妈就陪我到上海来找他。我这是第一次到上海，暂住在我姑妈家。他的家在汉口路云南路，我姑妈家在“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弄堂里。我妈妈先将他妈妈请到姑妈家，要她说明原因，为什么变卦了? 儿子的事情做母亲的也难知道，更难作主。最后商量好第二天让他与我直接碰面。 此时他已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作，那几天是做中班。第二天上午，他睡在床上，迟迟不肯起来。他的阿姨将他从床上叫起来，硬要他来找，他出于无奈，让大的弟弟妙富陪同到我姑妈家。他们到姑妈家（姑妈家在二楼）后，他自己不上去，让弟弟上去告诉，说他哥哥已经来了，在门口，要我下去。我妈妈很生气，好大的架子！到了门口也不上来，还要我们下去！ 杨树浦发电厂 妈妈陪着我到楼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成人后的摸样，看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显得很精神，而我全是一副乡下姑娘打扮。他准备带我出去走走，我妈妈对他说，我不认识上海的路，要他送我回来时还是送到这里。 随后他带着我从大世界走到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一路上，他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信不信佛，平时喜欢什么，乡下的局势怎么样等等。我说，我不信佛，在乡下就一直帮母亲织布，国民党很坏等等。那一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带着我到远东饭店吃了一顿中饭。 那一顿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一共点了4个菜，其中一个是蹄髈，蹄髈上还盖了一些草头。因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大家都有些拘束，那个蹄髈一动也没有动，至今我还会经常想起那次的约会。下午，他要去上班了，他将我送到姑妈家，还偏要送到楼上，并且将姑妈家的传呼电话号码记下来。 王孝和 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约我和妈妈出去吃饭，以后的几天，几乎天天打电话找我。我因是乡下姑娘，不会使用电话，他就一定要我听，还说听听就会听的。姑妈家人多，房子小，我们住着很不方便，准备回乡下去了。他就让我住到他们家，但他们家的房子更小。 看来他对我还是满意的，但他还得要征求组织的意见。领导他的人名叫沈鸿春。有一次约会，沈鸿春就在马路对面看我，他看了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结婚后，可以培养我协助他们搞地下工作，让我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这些都是我在他牺牲之后才知道的。 工资分四股 孝和住的房子是在汉口路（当时称三马路）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周围都是煤球炉子，房间里睡了人，其他人就不能再活动了。床是用几块铺板拼起来的，床尾还锯了一段，因要放一个马桶。 当时家里有他妈妈，爸爸，还有两个弟弟，虽然他爸爸在船上工作，不每天回家，一个弟弟在外面学生意，也不天天回家的，但日常生活中三个人在这么个房子里居住也够挤的。到了晚上，床上睡不下，就睡在地上，地上也没有多大的地方，有空的地方就睡，甚至钻到床底下睡。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们准备结婚了。考虑到工作的方便，家里又增加了一口人，他准备在外面租房结婚。带有严重封建思想的孝和母亲觉得儿子是娶媳妇，应该住在自己家里，尽管房子很小也要挤在一起过日子。他妈妈觉得家里地方是小，但再搭一块铺板，挤挤也能凑合的。他不同意，执意要在外面租房。他妈妈见儿子不听她的话，很不开心，既然你在外租房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让带走，包括孝和自己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 结婚之后，他去婆婆那里拿以前穿的衣服，婆婆不肯给，说要留给他的两个弟弟。王孝和是大儿子，也是个孝子，结婚后，我没有工作，每月的生活费全靠他，我们将他的工资分成四份，一份还债；一份给他妈妈；一份日常开销；还有一份陆续添置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记得在我们结婚的第一个月，因孝和有事没按时将生活费送去，她母亲就在发工资的第二天到厂门口闹，说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他很生气。但从此后再有什么事情，发工资那天婆婆的钱是一定准时送到的。 有时候外面罢工，他定期捐钱，他是一心一意为工人阶级的。 杨树浦发电厂前的王孝和烈士塑像（图源：澎湃新闻） 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开始连饭桌都没有，后来还是杨树浦发电厂几个同事凑钱，买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现存于提篮桥监狱陈列室）送给我们。结婚以后，总有一批批人到我们家里来，而且都是夜里来。家里有一张桌子，他们就弄一副麻将牌摆着，看上去是在搓麻将。 我当时还不懂，想穷人家，你怎么还搓麻将。他就说：“我们不玩，你到外面去，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你就敲三下门。”我问：搓麻将为什么还这么偷偷摸摸的？他说：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我就搬着小凳子出去在楼下的门口坐着，有时候进去上厕所，看到他们根本不在搓麻将。孝和就说：“我们等下就好。” 实际上，他们是在开会。开完会以后有材料，第二天让我送出去。怎么送，送给什么人，我也不能问。那时候，隆昌路申家滩一带是有山有坟地的。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 有时候，是一个人咳嗽吐口痰，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给这个人。接头的人各种各样，我都认识但叫不上名字。还有一些材料，藏在我们阳台上的一个洞里，洞口放了烂泥巴和砖头。要用了，就把洞再挖开来。前几年我去看，阳台上的洞还在的。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那时候家里弄点酱油汤、炒青菜，人的精神蛮好，也蛮开心的。孝和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少，常常在外面工作、开会。他在家里，经常想事情，看书，写东西。有时写好以后，就让我到阳台上放好。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出去玩，也没看过一场电影，但是两个人感情很好。他教我写自己的名字、门牌号，还不时跟我说说英文，Byebye、Hello都挂在嘴边。 有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怎么回事，我吃中国饭，放外国屁。”他不仅英文很好，还会说日语。他在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工作，控制室相当于发电厂的头脑，里面有各种仪表。在控制室工作的大多是外国人，只有几个中国人，都是说英文的。控制室工资高一点，才能分四股开支，否则我们饭都没得吃了。 孝和也常做我的思想工作，跟我说：你在乡下多少苦，我们穷人要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这就等于一根筷子一拗就断了，单打独斗是没用的，国民党就要压迫你。但团结起来，一束筷子就拗不断了。那时，楼下邻居都在问我说：“你们王先生是共产党员哦，怎么进进出出那么多人。”我就回答：“不是的，都是朋友、同学。”确实，我那时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只知道他是好人，不会干坏事的。王孝和看到我维护他也很开心，总说：“你协助我工作，帮了我大忙。” 他一直跟我说：“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对不起你。”我说，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生活苦一点，等债还掉就会好起来。但谁知道债刚刚还掉，生了个小孩，家里刚去订做了被箱，他就被捕了。 法庭上的王孝和 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结婚后，他说不要生孩子，以后我才理解他是担心他万一被捕我会受苦。我不同意，因为乡下公婆要说，女人家怎么可以不生小孩？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女儿佩琴。 女儿出生后，我们请了几个同事来家里吃饭。孝和的爸爸捡香烟盒卖钱换来了一张会摇的铁床，我妈妈买来一个五斗橱，他自己因为工作需要，买了一只三五牌的钟（现在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家里光景也渐渐好了起来，除了同事送的桌椅，我们又订做了放被子用的木制被箱，可惜还没拿回来，孝和就被捕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只好把被箱退掉。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王孝和被捕前，国民党驻厂特务万一来过我们家很多次。他来劝说孝和：“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都是穷人，你干嘛要这么苦呢？你到我们这里来，毛森，我们的头头很看重你的。”万一还对我说：“嫂嫂你做做他工作，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我们头头房子已经给你们弄好了，可以烧煤气，干嘛要这么苦呢？” 我问孝和：“我看不懂了，我们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怎么那么好呢？还让我们去住洋房，叫我不要用煤球炉了。他们到底搞什么？”孝和告诉我：“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是想利用我。” 1948年4月19日夜里，万一到我们家里来发出最后警告：“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孝和理直气壮地说：“动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就是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谋一点福利。”万一说：“孝和兄，你这个人相当好，但是我和你党派不同，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万一告诉孝和说：“你已经走不开了，明天去自首还能有一条命。”还说很同情我们。 王孝和的两个女儿佩琴、佩民在1950年代的合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把万一送走以后，看到外面有很多人。我就跟孝和说：“外面便衣警察有很多，前面后面都有。”孝和也知道国民党要动手了。那天夜里，他把家里写了字的东西，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要烧的就烧掉，要藏的东西就藏在阳台上的洞里，泥巴挖开来，藏进去。 收拾好已经半夜了，他让我把烧剩下的灰出去倒掉。我出去倒灰的时候，外面还有很多人，我知道真的要抓孝和了。我求他快点走啊，但他一直没接到组织让他撤离的通知，坚决不走，还一直对我说要让我受苦了，我们俩抱在一起哭。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肚子里有了第二个孩子。他说：“你奶水足，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认识的人，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他讲了很多话，交代我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从乡下来，人思想单纯，年纪又轻，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骗上当。他如果出不来，我年纪轻，要另找忠实可靠的对象，只要把我们的女儿佩琴养大。 其实，他不知道，我怀上第二个孩子了。王孝和抓进去之前，我就开始呕吐反应了。他还说：“你怎么会吐呢，等我空了陪你去看看医生。”我说看什么医生，吐吐终归会好的。哪里知道是有喜了。我们结婚只有一年九个月，他就被抓进去了。这第二个女儿是他牺牲以后才生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民在王孝和墓前献花悼念 “只能喊冤枉” 1948年4月21日，孝和被抓去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与平时早上去上班一样，他从楼梯上走下去，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就站在床铺边上扶着走，脚还不时地蹬蹬地，临别时孝和还跟她说Byebye。 王孝和坐了5个多月的牢，在监狱里写了五十几封信给我，他一直说对不起我，让我为了他吃苦。他被关进去以后，地下党一直没有跟我断过联系，组织上的一些东西也是我从监狱递出来送进去的。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有一天，国民党把我叫到杨树浦发电厂里去，凡是他们怀疑的对象都被叫进来开会。万一对我说，你看这里有谁认识的，我将孝和每月的工资交给他，让他带给你。我看了一下，在座的有很多人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他们经常来我家，我是认识的。 但我想起孝和被捕前叮嘱我的话。我把头抬起来说：“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后来上海工人文化宫有一位李姓领导，他说：“我们几个人的性命，都在忻玉英嘴里。她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当时万一让她认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她都认识的，但她一个都不说。” 王孝和被捕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人，地下党很难开展工作。党组织派人悄悄带话给我，让我去救孝和，当时我也管不了许多，就到处去告去闹。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把我叫去，问我认得什么人，是什么人教我这么做的。我说：“没有人教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他是个好人。你们不讲道理，乱抓人。”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我在国民党政府门口，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闹，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口闹了三天。9月27日前，报纸刊登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行死刑的消息，监狱门口也贴着执行枪决的告示。我马上抱着孩子，挺着肚子，带着婆婆到监狱门口去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造成监狱门口交通阻塞。 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宽皮带抽我，新闻记者就上来围着拍，围观群众也愤怒起来了：“你们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小孩，她又没有犯罪！”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执行。解放后才知道，我是起到了地下党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威海卫路147号国民党警备大队，王孝和遭受酷刑：“磨排骨”、坐老虎凳……“磨排骨”就是拿一根粗糙的木棍，从肋骨上用力往下压、摩擦下去，血都会渗出来。他被捕19天后，家属获准去监狱里探视。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变样不认得了。 我看到他，就一下子哭出来了。可是他反而安慰我说：“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我把他的衣服换出来的时候，他的白衬衫上都是渗出的血迹。后来他的狱友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坚强得不得了，很痛的时候就紧紧捏牢拳头，咬咬牙。 他就这么能吃苦，没出卖一个人。孝和牺牲前，组织上让他不要喊共产党万岁，只能喊冤枉，因为当时国民党就希望王孝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所以他到死都没有喊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在颤抖 9月30日，国民党对孝和进行秘密执行。执行任务的刽子手说自己这双手不知道打死过多少人，但就是枪杀王孝和下不去手。为什么呢？刽子手说：“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讲的道理感动我，我下不了手，却让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枪，没打准，我的手在颤抖。” 解放后，这个刽子手也被抓起来，当时，《大公报》记者记录下了王孝和最后的斗争情形。特刑庭判决王孝和死刑，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你们既没取证，我又没有律师出庭，你们这是暗杀。”他们无言以对。孝和还用英文向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的行径。他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国民党酷刑逼供。他还说：“天就要亮了，我王孝和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24岁的王孝和牺牲了。给他做了三七后的两天，我因来不及去医院，就在我家隔壁的一个保健站生下了我们的二女儿。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是王孝和取的。他在遗嘱里面写着，未来的孩子就叫佩民。他说：“阿英，你只要告诉孩子，不要忘记他们的爸爸是被什么人杀害的，我就感激你了。” 王孝和在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外（上海市档案馆藏） 王孝和牺牲后，家里没有钱开销了。我就住到婆婆那里去，日子也不好过。一开始，会有地下党来，塞一点钞票给我。威海卫路警备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地下党党员），他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来看我。我吓坏了，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结果倒没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我说，他当时心里在暗自伤心，没办法，不能哭出来，也不能给我钱。 忻玉英和大女儿佩琴（后）、二女儿佩民（前）在王孝和墓前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我去夜校读书。1952年我去正规学校学习，在上海电力专科学校，脱产读了四年中专。杨树浦发电厂也帮我解决了工作。组织上给我在小南门分配了房子，是两间厢房的石库门房子。我搬到那里以后， 还是常想起孝和，每次都哭。 我后来的老伴陆祖兰当时住在我楼上。他看楼下这个女同志哭得这么伤心，还带着两个小孩。陆祖兰也知道王孝和的事情，很同情我。后来就这样认识了。他当时还是小青年，未婚，比我小三岁。他不顾家人反对，和我结婚了。 到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大女儿王佩琴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现移居澳大利亚。我们的小女儿王佩民退休前从事地方志工作。现在，祖国繁荣昌盛，普通人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为身处盛世而欣慰。 杂志编辑：徐烜 新媒体编辑：方亚琪、梨央 配音：周帅 音频制作：师帅帅 原标题：《妻子回忆中的王孝和：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五十多封家书》
英语中专毕业，在当时算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
48年审理共产党人还设个特别法庭，49年大概就直接杀了。
１９６５年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利用国民党特务强加于父亲的伪造材料，以市委名义报请中央不再宣传父亲的事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铁道学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说我爸是假烈士、真叛徒（到现在这份东西我还保存着）。之后，我爸就变成了“叛徒”，而且传说很多很多，还有说我爸是潜伏特务，没有死的。我妈那时候住在杨树浦，杨树浦邻居都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到我家里来问我妈，我爸是否还活着？我告诉他们是她亲眼看到我父亲落葬的，怎么会活着？但外面传说活灵活现。
杨树浦发电厂是美国人开的。我爸牺牲以后，据说厂工会与美国人结过帐，每个月按照大月小月发工资，我爸工资照拿，说是养我们两个人到１８岁。文化大革命时，钱全部冻结了，我们生活费也没有了。我爸当初被捕时的罪证是破坏发电厂（说是共产党要借他的手破坏发电厂）。他刚被抓进去时，有人证、物证。国民党就是用这个借口抓他。说他叛徒是因为被抓进去以后审问了，我爸承认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地下党没有对他说你不能承认，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就承认了。据我的分析，后来大概地下党转达给他说你的情况特殊，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快点再翻供。
我是在整理我爸材料时发现了这件事。实际上那时候发电厂是不会引起全上海一片漆黑的，只不过是厂里受到一些影响。解放前夕，地下党想要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想要弄点事情出来，所以想在厂里引起一些大的运动。我爸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破坏发电机，这是历史造成的原因。我爸最后牺牲时，他的身份也不能说，只能作为一般老百姓，所以他的案子很特别、很难说。张春桥说不要宣传，说我爸不是烈士，说他有变节行为。
2.他的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至少比活到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强。我知道一从抗日战争时就在上海日伪特务机关 76号里卧底、抗战胜利后又继续在军统还是中统机构里继续卧底的老先生，“解放后”、尤其文革中因“汉奸、特嫌（特务嫌疑）”倒了血霉，积郁成疾，直到他已经连话都说不出的时候，“组织上”终于皇恩浩荡，派人来病房里跟他说了一句“你的问题组织上查清楚了，你是清白的”。老头口不能言，唯有老泪两行，两个来星期后“走了”。 跟王孝和相比，哪个死法更痛快些、受苦受难少一些、对子女不利的政治影响少？
Peobably he'd die even more ugly at 1967.
可惜了一个阳光的年轻人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知道他用生命所换取的所谓新社会是比他曾经反对的国民党社会罪恶一千倍的话该作何感想？ 作为政治犯，都不应该被枪毙或死刑，除非做出违反刑法的事情。 共产党采取的灭绝人性的清党手段远比国民党更残酷
这应该是栽赃，解放前夕，地下党一般不干这类事。
那时，地下党的政策是隐蔽精干，保存实力。
图片copy不出来， 很遗憾。
王孝和赴刑场照片
王孝和
忻玉英在王孝和墓前（上海市档案馆藏）
杨树浦发电厂
王孝和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杨树浦发电厂前的王孝和烈士塑像（图源：澎湃新闻）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法庭上的王孝和
忻玉英和两个女儿
王孝和的两个女儿佩琴、佩民在1950年代的合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民在王孝和墓前献花悼念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王孝和写给妻子的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王孝和在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外（上海市档案馆藏）
忻玉英和大女儿佩琴（后）、二女儿佩民（前）在王孝和墓前
忻家大姐的话，倒是蛮实在的，同时也对那个期间的社会有些真实的描述，不是教材式的， 不过请大家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读。--转载者
（本文由忻玉英口述、昂俞暄整理）
1949年5月27日，红旗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22年后再次并永远地在上海滩飘扬。上海市迎来了解放。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无数英勇的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实践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铮铮誓言。
王孝和就是其中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王孝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进入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当抄表员，并一直从事上电系统里党的秘密工作。1948年，王孝和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生命定格在24岁。
王孝和牺牲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忻玉英年仅21岁。2014年，时年86岁高龄的忻玉英（忻老于2015年离世，享年87岁）在上海家中接受了《档案春秋》的口述专访，从一位妻子的视角追忆了王孝和的英勇事迹和生活点滴。谨以此文重温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
本文原载于《档案春秋》2014年第10期，曾收入上海市档案馆制作的《历史朗读者：70年上海传奇故事》有声专辑。
订了娃娃亲
1946年，我与王孝和结婚，我们只拍过一张结婚照，照片上他穿的那件衣服是向邻居借来的。
我们怎么会认识的呢？我和她妈妈都是宁波东乡人。他妈妈家与我妈妈家是隔堵墙的邻居。我7岁时，他的妈妈和外婆都看中了我，为我和王孝和订了婚，那时他才11岁。订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乡下结婚都是父母做主，不像现在可以自由恋爱。当时大人讲好，最迟我16岁，他20岁时就要办婚事。
那时是封建社会，女孩子一般都不会送到学校读书，更何况我们乡下，我也从没读过书。他在上海，我一直在宁波乡下。按乡下的常规，订了婚的女儿到了15岁，男方就要送聘礼，16岁正式结婚。一直到我18岁那年，既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他的消息，双方大人都很着急。
后来才知道，孝和在上海听人说我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他曾写了封给我的信让他表妹转交（因我不识字），信的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是父母作主的，就如一盘菜，你不喜欢吃而要硬吃下去也会吐出来的。他的表妹接到信后却没有转告我。旧社会，姑娘订婚后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彩的，邻居会认为姑娘一定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在背后是会有许多闲言闲语的。
双方家长不同意解除婚约，我妈妈就陪我到上海来找他。我这是第一次到上海，暂住在我姑妈家。他的家在汉口路云南路，我姑妈家在“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弄堂里。我妈妈先将他妈妈请到姑妈家，要她说明原因，为什么变卦了? 儿子的事情做母亲的也难知道，更难作主。最后商量好第二天让他与我直接碰面。
此时他已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作，那几天是做中班。第二天上午，他睡在床上，迟迟不肯起来。他的阿姨将他从床上叫起来，硬要他来找，他出于无奈，让大的弟弟妙富陪同到我姑妈家。他们到姑妈家（姑妈家在二楼）后，他自己不上去，让弟弟上去告诉，说他哥哥已经来了，在门口，要我下去。我妈妈很生气，好大的架子！到了门口也不上来，还要我们下去！
妈妈陪着我到楼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成人后的摸样，看他穿着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显得很精神，而我全是一副乡下姑娘打扮。他准备带我出去走走，我妈妈对他说，我不认识上海的路，要他送我回来时还是送到这里。
随后他带着我从大世界走到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一路上，他问了我许多问题，问我信不信佛，平时喜欢什么，乡下的局势怎么样等等。我说，我不信佛，在乡下就一直帮母亲织布，国民党很坏等等。那一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带着我到远东饭店吃了一顿中饭。
那一顿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一共点了4个菜，其中一个是蹄髈，蹄髈上还盖了一些草头。因第一次在一起吃饭，大家都有些拘束，那个蹄髈一动也没有动，至今我还会经常想起那次的约会。下午，他要去上班了，他将我送到姑妈家，还偏要送到楼上，并且将姑妈家的传呼电话号码记下来。
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约我和妈妈出去吃饭，以后的几天，几乎天天打电话找我。我因是乡下姑娘，不会使用电话，他就一定要我听，还说听听就会听的。姑妈家人多，房子小，我们住着很不方便，准备回乡下去了。他就让我住到他们家，但他们家的房子更小。
看来他对我还是满意的，但他还得要征求组织的意见。领导他的人名叫沈鸿春。有一次约会，沈鸿春就在马路对面看我，他看了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好处，不识字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结婚后，可以培养我协助他们搞地下工作，让我们家成为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站。这些都是我在他牺牲之后才知道的。
工资分四股
孝和住的房子是在汉口路（当时称三马路）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的房间。这个房间的周围都是煤球炉子，房间里睡了人，其他人就不能再活动了。床是用几块铺板拼起来的，床尾还锯了一段，因要放一个马桶。
当时家里有他妈妈，爸爸，还有两个弟弟，虽然他爸爸在船上工作，不每天回家，一个弟弟在外面学生意，也不天天回家的，但日常生活中三个人在这么个房子里居住也够挤的。到了晚上，床上睡不下，就睡在地上，地上也没有多大的地方，有空的地方就睡，甚至钻到床底下睡。
我们准备结婚了。考虑到工作的方便，家里又增加了一口人，他准备在外面租房结婚。带有严重封建思想的孝和母亲觉得儿子是娶媳妇，应该住在自己家里，尽管房子很小也要挤在一起过日子。他妈妈觉得家里地方是小，但再搭一块铺板，挤挤也能凑合的。他不同意，执意要在外面租房。他妈妈见儿子不听她的话，很不开心，既然你在外租房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让带走，包括孝和自己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
结婚之后，他去婆婆那里拿以前穿的衣服，婆婆不肯给，说要留给他的两个弟弟。王孝和是大儿子，也是个孝子，结婚后，我没有工作，每月的生活费全靠他，我们将他的工资分成四份，一份还债；一份给他妈妈；一份日常开销；还有一份陆续添置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记得在我们结婚的第一个月，因孝和有事没按时将生活费送去，她母亲就在发工资的第二天到厂门口闹，说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他很生气。但从此后再有什么事情，发工资那天婆婆的钱是一定准时送到的。
有时候外面罢工，他定期捐钱，他是一心一意为工人阶级的。
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开始连饭桌都没有，后来还是杨树浦发电厂几个同事凑钱，买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现存于提篮桥监狱陈列室）送给我们。结婚以后，总有一批批人到我们家里来，而且都是夜里来。家里有一张桌子，他们就弄一副麻将牌摆着，看上去是在搓麻将。
我当时还不懂，想穷人家，你怎么还搓麻将。他就说：“我们不玩，你到外面去，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你就敲三下门。”我问：搓麻将为什么还这么偷偷摸摸的？他说：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我就搬着小凳子出去在楼下的门口坐着，有时候进去上厕所，看到他们根本不在搓麻将。孝和就说：“我们等下就好。”
实际上，他们是在开会。开完会以后有材料，第二天让我送出去。怎么送，送给什么人，我也不能问。那时候，隆昌路申家滩一带是有山有坟地的。他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的就把东西给他。
有时候，是一个人咳嗽吐口痰，就把东西塞给这个人；有时候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给这个人。接头的人各种各样，我都认识但叫不上名字。还有一些材料，藏在我们阳台上的一个洞里，洞口放了烂泥巴和砖头。要用了，就把洞再挖开来。前几年我去看，阳台上的洞还在的。
那时候家里弄点酱油汤、炒青菜，人的精神蛮好，也蛮开心的。孝和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少，常常在外面工作、开会。他在家里，经常想事情，看书，写东西。有时写好以后，就让我到阳台上放好。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出去玩，也没看过一场电影，但是两个人感情很好。他教我写自己的名字、门牌号，还不时跟我说说英文，Byebye、Hello都挂在嘴边。
有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怎么回事，我吃中国饭，放外国屁。”他不仅英文很好，还会说日语。他在杨树浦发电厂控制室工作，控制室相当于发电厂的头脑，里面有各种仪表。在控制室工作的大多是外国人，只有几个中国人，都是说英文的。控制室工资高一点，才能分四股开支，否则我们饭都没得吃了。
孝和也常做我的思想工作，跟我说：你在乡下多少苦，我们穷人要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这就等于一根筷子一拗就断了，单打独斗是没用的，国民党就要压迫你。但团结起来，一束筷子就拗不断了。那时，楼下邻居都在问我说：“你们王先生是共产党员哦，怎么进进出出那么多人。”我就回答：“不是的，都是朋友、同学。”确实，我那时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只知道他是好人，不会干坏事的。王孝和看到我维护他也很开心，总说：“你协助我工作，帮了我大忙。”
他一直跟我说：“阿英你人真好，跟了我，我对不起你。”我说，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生活苦一点，等债还掉就会好起来。但谁知道债刚刚还掉，生了个小孩，家里刚去订做了被箱，他就被捕了。
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结婚后，他说不要生孩子，以后我才理解他是担心他万一被捕我会受苦。我不同意，因为乡下公婆要说，女人家怎么可以不生小孩？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女儿佩琴。
女儿出生后，我们请了几个同事来家里吃饭。孝和的爸爸捡香烟盒卖钱换来了一张会摇的铁床，我妈妈买来一个五斗橱，他自己因为工作需要，买了一只三五牌的钟（现在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家里光景也渐渐好了起来，除了同事送的桌椅，我们又订做了放被子用的木制被箱，可惜还没拿回来，孝和就被捕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只好把被箱退掉。
王孝和被捕前，国民党驻厂特务万一来过我们家很多次。他来劝说孝和：“你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都是穷人，你干嘛要这么苦呢？你到我们这里来，毛森，我们的头头很看重你的。”万一还对我说：“嫂嫂你做做他工作，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我们头头房子已经给你们弄好了，可以烧煤气，干嘛要这么苦呢？”
我问孝和：“我看不懂了，我们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怎么那么好呢？还让我们去住洋房，叫我不要用煤球炉了。他们到底搞什么？”孝和告诉我：“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是想利用我。”
1948年4月19日夜里，万一到我们家里来发出最后警告：“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孝和理直气壮地说：“动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就是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谋一点福利。”万一说：“孝和兄，你这个人相当好，但是我和你党派不同，我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万一告诉孝和说：“你已经走不开了，明天去自首还能有一条命。”还说很同情我们。
我把万一送走以后，看到外面有很多人。我就跟孝和说：“外面便衣警察有很多，前面后面都有。”孝和也知道国民党要动手了。那天夜里，他把家里写了字的东西，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要烧的就烧掉，要藏的东西就藏在阳台上的洞里，泥巴挖开来，藏进去。
收拾好已经半夜了，他让我把烧剩下的灰出去倒掉。我出去倒灰的时候，外面还有很多人，我知道真的要抓孝和了。我求他快点走啊，但他一直没接到组织让他撤离的通知，坚决不走，还一直对我说要让我受苦了，我们俩抱在一起哭。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肚子里有了第二个孩子。他说：“你奶水足，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认识的人，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他讲了很多话，交代我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从乡下来，人思想单纯，年纪又轻，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骗上当。他如果出不来，我年纪轻，要另找忠实可靠的对象，只要把我们的女儿佩琴养大。
其实，他不知道，我怀上第二个孩子了。王孝和抓进去之前，我就开始呕吐反应了。他还说：“你怎么会吐呢，等我空了陪你去看看医生。”我说看什么医生，吐吐终归会好的。哪里知道是有喜了。我们结婚只有一年九个月，他就被抓进去了。这第二个女儿是他牺牲以后才生出来的。
“只能喊冤枉”
1948年4月21日，孝和被抓去威海卫路国民党警备大队。与平时早上去上班一样，他从楼梯上走下去，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就站在床铺边上扶着走，脚还不时地蹬蹬地，临别时孝和还跟她说Byebye。
王孝和坐了5个多月的牢，在监狱里写了五十几封信给我，他一直说对不起我，让我为了他吃苦。他被关进去以后，地下党一直没有跟我断过联系，组织上的一些东西也是我从监狱递出来送进去的。
有一天，国民党把我叫到杨树浦发电厂里去，凡是他们怀疑的对象都被叫进来开会。万一对我说，你看这里有谁认识的，我将孝和每月的工资交给他，让他带给你。我看了一下，在座的有很多人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他们经常来我家，我是认识的。
但我想起孝和被捕前叮嘱我的话。我把头抬起来说：“认来认去，就认识你万一。你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别的人我都不认识。”后来上海工人文化宫有一位李姓领导，他说：“我们几个人的性命，都在忻玉英嘴里。她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当时万一让她认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她都认识的，但她一个都不说。”
王孝和被捕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人，地下党很难开展工作。党组织派人悄悄带话给我，让我去救孝和，当时我也管不了许多，就到处去告去闹。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把我叫去，问我认得什么人，是什么人教我这么做的。我说：“没有人教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要给王孝和洗冤，他是个好人。你们不讲道理，乱抓人。”
我在国民党政府门口，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闹，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口闹了三天。9月27日前，报纸刊登特刑庭准备对王孝和执行死刑的消息，监狱门口也贴着执行枪决的告示。我马上抱着孩子，挺着肚子，带着婆婆到监狱门口去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造成监狱门口交通阻塞。
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宽皮带抽我，新闻记者就上来围着拍，围观群众也愤怒起来了：“你们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小孩，她又没有犯罪！”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执行。解放后才知道，我是起到了地下党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威海卫路147号国民党警备大队，王孝和遭受酷刑：“磨排骨”、坐老虎凳……“磨排骨”就是拿一根粗糙的木棍，从肋骨上用力往下压、摩擦下去，血都会渗出来。他被捕19天后，家属获准去监狱里探视。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变样不认得了。
我看到他，就一下子哭出来了。可是他反而安慰我说：“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我把他的衣服换出来的时候，他的白衬衫上都是渗出的血迹。后来他的狱友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坚强得不得了，很痛的时候就紧紧捏牢拳头，咬咬牙。
他就这么能吃苦，没出卖一个人。孝和牺牲前，组织上让他不要喊共产党万岁，只能喊冤枉，因为当时国民党就希望王孝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所以他到死都没有喊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在颤抖
9月30日，国民党对孝和进行秘密执行。执行任务的刽子手说自己这双手不知道打死过多少人，但就是枪杀王孝和下不去手。为什么呢？刽子手说：“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讲的道理感动我，我下不了手，却让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枪，没打准，我的手在颤抖。”
解放后，这个刽子手也被抓起来，当时，《大公报》记者记录下了王孝和最后的斗争情形。特刑庭判决王孝和死刑，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你们既没取证，我又没有律师出庭，你们这是暗杀。”他们无言以对。孝和还用英文向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的行径。他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身上血迹斑斑的伤痕，揭露国民党酷刑逼供。他还说：“天就要亮了，我王孝和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庭长气急败坏地大叫：“不许多说，现在已经判决，立即执行。”24岁的王孝和牺牲了。给他做了三七后的两天，我因来不及去医院，就在我家隔壁的一个保健站生下了我们的二女儿。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是王孝和取的。他在遗嘱里面写着，未来的孩子就叫佩民。他说：“阿英，你只要告诉孩子，不要忘记他们的爸爸是被什么人杀害的，我就感激你了。”
王孝和牺牲后，家里没有钱开销了。我就住到婆婆那里去，日子也不好过。一开始，会有地下党来，塞一点钞票给我。威海卫路警备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地下党党员），他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来看我。我吓坏了，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结果倒没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我说，他当时心里在暗自伤心，没办法，不能哭出来，也不能给我钱。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我去夜校读书。1952年我去正规学校学习，在上海电力专科学校，脱产读了四年中专。杨树浦发电厂也帮我解决了工作。组织上给我在小南门分配了房子，是两间厢房的石库门房子。我搬到那里以后， 还是常想起孝和，每次都哭。
我后来的老伴陆祖兰当时住在我楼上。他看楼下这个女同志哭得这么伤心，还带着两个小孩。陆祖兰也知道王孝和的事情，很同情我。后来就这样认识了。他当时还是小青年，未婚，比我小三岁。他不顾家人反对，和我结婚了。
到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大女儿王佩琴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现移居澳大利亚。我们的小女儿王佩民退休前从事地方志工作。现在，祖国繁荣昌盛，普通人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为身处盛世而欣慰。
杂志编辑：徐烜
新媒体编辑：方亚琪、梨央
配音：周帅
音频制作：师帅帅
原标题：《妻子回忆中的王孝和：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下五十多封家书》
英语中专毕业，在当时算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
48年审理共产党人还设个特别法庭，49年大概就直接杀了。
１９６５年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利用国民党特务强加于父亲的伪造材料，以市委名义报请中央不再宣传父亲的事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铁道学院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说我爸是假烈士、真叛徒（到现在这份东西我还保存着）。之后，我爸就变成了“叛徒”，而且传说很多很多，还有说我爸是潜伏特务，没有死的。我妈那时候住在杨树浦，杨树浦邻居都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到我家里来问我妈，我爸是否还活着？我告诉他们是她亲眼看到我父亲落葬的，怎么会活着？但外面传说活灵活现。
杨树浦发电厂是美国人开的。我爸牺牲以后，据说厂工会与美国人结过帐，每个月按照大月小月发工资，我爸工资照拿，说是养我们两个人到１８岁。文化大革命时，钱全部冻结了，我们生活费也没有了。我爸当初被捕时的罪证是破坏发电厂（说是共产党要借他的手破坏发电厂）。他刚被抓进去时，有人证、物证。国民党就是用这个借口抓他。说他叛徒是因为被抓进去以后审问了，我爸承认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地下党没有对他说你不能承认，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就承认了。据我的分析，后来大概地下党转达给他说你的情况特殊，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快点再翻供。
我是在整理我爸材料时发现了这件事。实际上那时候发电厂是不会引起全上海一片漆黑的，只不过是厂里受到一些影响。解放前夕，地下党想要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想要弄点事情出来，所以想在厂里引起一些大的运动。我爸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破坏发电机，这是历史造成的原因。我爸最后牺牲时，他的身份也不能说，只能作为一般老百姓，所以他的案子很特别、很难说。张春桥说不要宣传，说我爸不是烈士，说他有变节行为。
2.他的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至少比活到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强。我知道一从抗日战争时就在上海日伪特务机关 76号里卧底、抗战胜利后又继续在军统还是中统机构里继续卧底的老先生，“解放后”、尤其文革中因“汉奸、特嫌（特务嫌疑）”倒了血霉，积郁成疾，直到他已经连话都说不出的时候，“组织上”终于皇恩浩荡，派人来病房里跟他说了一句“你的问题组织上查清楚了，你是清白的”。老头口不能言，唯有老泪两行，两个来星期后“走了”。 跟王孝和相比，哪个死法更痛快些、受苦受难少一些、对子女不利的政治影响少？
Peobably he'd die even more ugly at 1967.
可惜了一个阳光的年轻人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知道他用生命所换取的所谓新社会是比他曾经反对的国民党社会罪恶一千倍的话该作何感想？ 作为政治犯，都不应该被枪毙或死刑，除非做出违反刑法的事情。 共产党采取的灭绝人性的清党手段远比国民党更残酷
这应该是栽赃，解放前夕，地下党一般不干这类事。
那时，地下党的政策是隐蔽精干，保存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