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
”军队国家化“--后来全忘了！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1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insider的神秘，闪烁其词，别唬人，人人都有知情权，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千万不要误读美军。这是什么性质的军队？理解起来难吗？
最後会呈現各種各様的”情報”
威—--武—--
起哄堂大笑。一个老太太看见女运动员从10m台往下终身一跳时，吓得用扇子遮住了眼睛。
”军队国家化“--后来全忘了！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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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1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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