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有着两千年的旧事可以追怀，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样样事情都好像发生在眼前，还来不及赋予心情…… ……比起北京的故事来，上海的竞利场的新人新事则显得太鄙俗，太粗野，太不够回味，太缺乏人生的涵义。 ”
------------------------------------------------------------------------------------
“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文化的追求”。
上海人“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
“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
这是选自两位不同的名家对上海、上海人的评论，前者是王安忆的《上海味和北京味》；后者是余秋雨的《上海人》。
我将他们俩的共同点放在一起，也许有点意思，当然，也许没啥意思。
他两原籍都不是上海人；可又都不是北京人。 王出生在南京干部家庭，以国语为主。 余出生浙江余姚，以浙江国语为主。
他俩都在上海生活好长日子；
他俩都在上海出名；
都在上海做官；
都不安心于在上海做官；
都在北京活跃；
都是从来不批政府的“口红文化”文人、作家；
余秋雨 1962 年开始发表作品；
王安忆插队时期被评为县 / 区 / 省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余秋雨对文革中的行为不肯做任何忏悔；
王安忆写文革中插队享受特权，不见愧意；
他俩都是中共党员。
文革中，余秋雨加入过他自己说的“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政治的恶棍是上海发迹的“ — 其中一员。
文革中，王安忆母亲的战友的朋友 ---- 县长亲自推自行车送王安忆和她的行李到生产队。他们的生产队长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县长大人吧？（我离开农村之前，没见过咱县长大人）
文革后，余秋雨官运没受影响。当上上海写作学会会长和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文革后，王安忆回到小时候连上海童谣“伽西多萝卜夹了块肉”都不懂得老地方，出书请到冰心写序，后来当上了上海作协主席。
按常情，他俩都该感激上海给他们带来的一切成功和荣誉，何以两人都恩将仇报 — 对上海不是恶语连连就是霍霍皮鞭？
余秋雨说,上海艺术家对进京“大多不感兴趣” — 他以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他不是“大多”的人，他表示出极大的“感兴趣”。你读他的文章和看他频频出现央视，就会明白，他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不满足的大概原因了吧？看来，他自己是个非常清楚“挽什么风，捧什么水，为自己洗涤”的文人吧。
至于王安忆，在巴金去世的时候，写了篇纪念巴金的文章，却很难看到她对巴老的感情，只看到她对巴老在中国近代文坛地位的关注。文章开始，她道出了巴金当年为鲁迅的去世在哀悼队伍前面执幡旗，于是，巴金解放后当上了全国的作协主席。文章最后，王安忆坦白地自问：不知我能不能为巴金执幡旗？
接着，王安忆上京参加作协主席新选大会。然而，大会结果，为巴金“执幡旗“当上主席的是一位同样是知青出生的女作家 ---- 我以小人侧隐之心，看到王安忆在主席台上绷着的黑脸 --- 想起了她对上海人的连篇恶语和对北京人的马屁片言。。。
王安忆母亲茹志娟是当年上海作协倾全力、重点培养的工人作家，耳濡目染，在那个年代里，她应该得益不少吧。
偏偏她又瞧不起工人和小市民家庭，更不消说棚户区的那些这块那块，搞得自己有点四不像， 只要羡慕北京的权贵们了
一面黑中，一面显摆家里吃香喝辣的身份，就是吃肉骂娘的主。
自认为是干部子女， 可老爸是右派，文革后想靠靠“成分不好”者， 但老爸一平反又成了老党员；进不了“上”又死看不起下。想描述“上等人”呢， 又学不像，号称作家女儿， 可离那些“大”作家又太远，但她的知青小说确实写得很好
以前有个同事广东人，饭局经常提起80年代末第一次到上海的遭遇。他在著名的百货公司看到一顶帽子挺别致， 就请售货员拿给他看看。售货员说：这帽子不适合你。他说我来上海总是买些手信回去的，请让我看清楚这帽子的质地。售货员十分不情愿地拿了帽子给他看，他认真看了觉得不是很好， 就请售货员放回去，打算走到另一边柜台，谁知售货员叫住他，招手让他回来，他忙上前问怎么了？结果那售货员非常痞地问了他一句：“你服了吗？”
---那就是王安忆母亲等新四军文人带来上海的革命风---敏锐的张爱玲立即出走，留下了王安忆母亲等成了新上海的文化代表。。。也引出了老上海的文化艺术的转型、转移或是消失。。。
改革开放后，吴祖光当王安忆面骂过她妈。。。
我请女服务员帮我们点甜品，她笑吟吟说：如果是我，这蛋糕，看看就行了。。。：））
徐州--离上海太远了。。。上海也不属于江苏：）
可能谁也比不过这帮人。。。
那是大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
请便。。。。：）
才有今天广泛的人性的堕落和大批罪犯作恶的空间---历史、社会的发展，不是想断就断的，必然有个传承---就是俗话的因果和报应-----你说是不？
大案纪实——讷河凶杀案，地窖藏尸40多具，女犯落网后：我要见你们局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784289714606504&wfr=spider&for=pc?
开东北饭店啦。。。粉条大肉真好吃---：）
我知道作协的魏金枝指导过“茹妈妈”。
前两天的气还没消---可以理解：）
其实现在对上海人的定义过于宽泛了。以出生地和母语来说，他们俩不能算是上海人！以前的上海人有地段差别。我有幸见识到，有些法租界里的，老钱养育出来上海人，低调，温文尔雅，满满的慈悲。
未必及格。不太久前的历史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犯的天堂。
是写修房师傅带着徒弟在王家维修房屋。
王安忆早期的《尾声》也写的不错。
『 ...... 浙江方面的警方立即与讷河当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让他们调查此事件。
并层层上报，告知了齐齐哈尔警方。
当地警方在得知这里有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案件，丝毫不敢怠慢，根据徐丽霞等人的口供来到了贾文革的租住地。
当他们赶到时，贾文革妻子已经喝了农药自尽身亡。...... 』
“ 北京有着两千年的旧事可以追怀，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样样事情都好像发生在眼前，还来不及赋予心情……
……比起北京的故事来，上海的竞利场的新人新事则显得太鄙俗，太粗野，太不够回味，太缺乏人生的涵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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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文化的追求”。
上海人“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
“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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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选自两位不同的名家对上海、上海人的评论，前者是王安忆的《上海味和北京味》；后者是余秋雨的《上海人》。
我将他们俩的共同点放在一起，也许有点意思，当然，也许没啥意思。
他两原籍都不是上海人；可又都不是北京人。
王出生在南京干部家庭，以国语为主。
余出生浙江余姚，以浙江国语为主。
他俩都在上海生活好长日子；
他俩都在上海出名；
都在上海做官；
都不安心于在上海做官；
都在北京活跃；
都是从来不批政府的“口红文化”文人、作家；
余秋雨 1962 年开始发表作品；
王安忆插队时期被评为县 / 区 / 省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余秋雨对文革中的行为不肯做任何忏悔；
王安忆写文革中插队享受特权，不见愧意；
他俩都是中共党员。
文革中，余秋雨加入过他自己说的“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政治的恶棍是上海发迹的“ — 其中一员。
文革中，王安忆母亲的战友的朋友 ---- 县长亲自推自行车送王安忆和她的行李到生产队。他们的生产队长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县长大人吧？（我离开农村之前，没见过咱县长大人）
文革后，余秋雨官运没受影响。当上上海写作学会会长和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文革后，王安忆回到小时候连上海童谣“伽西多萝卜夹了块肉”都不懂得老地方，出书请到冰心写序，后来当上了上海作协主席。
按常情，他俩都该感激上海给他们带来的一切成功和荣誉，何以两人都恩将仇报 — 对上海不是恶语连连就是霍霍皮鞭？
余秋雨说,上海艺术家对进京“大多不感兴趣” — 他以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他不是“大多”的人，他表示出极大的“感兴趣”。你读他的文章和看他频频出现央视，就会明白，他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不满足的大概原因了吧？看来，他自己是个非常清楚“挽什么风，捧什么水，为自己洗涤”的文人吧。
至于王安忆，在巴金去世的时候，写了篇纪念巴金的文章，却很难看到她对巴老的感情，只看到她对巴老在中国近代文坛地位的关注。文章开始，她道出了巴金当年为鲁迅的去世在哀悼队伍前面执幡旗，于是，巴金解放后当上了全国的作协主席。文章最后，王安忆坦白地自问：不知我能不能为巴金执幡旗？
接着，王安忆上京参加作协主席新选大会。然而，大会结果，为巴金“执幡旗“当上主席的是一位同样是知青出生的女作家 ---- 我以小人侧隐之心，看到王安忆在主席台上绷着的黑脸 --- 想起了她对上海人的连篇恶语和对北京人的马屁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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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母亲茹志娟是当年上海作协倾全力、重点培养的工人作家，耳濡目染，在那个年代里，她应该得益不少吧。
偏偏她又瞧不起工人和小市民家庭，更不消说棚户区的那些这块那块，搞得自己有点四不像， 只要羡慕北京的权贵们了
一面黑中，一面显摆家里吃香喝辣的身份，就是吃肉骂娘的主。
自认为是干部子女， 可老爸是右派，文革后想靠靠“成分不好”者， 但老爸一平反又成了老党员；进不了“上”又死看不起下。想描述“上等人”呢， 又学不像，号称作家女儿， 可离那些“大”作家又太远，但她的知青小说确实写得很好
以前有个同事广东人，饭局经常提起80年代末第一次到上海的遭遇。他在著名的百货公司看到一顶帽子挺别致， 就请售货员拿给他看看。售货员说：这帽子不适合你。他说我来上海总是买些手信回去的，请让我看清楚这帽子的质地。售货员十分不情愿地拿了帽子给他看，他认真看了觉得不是很好， 就请售货员放回去，打算走到另一边柜台，谁知售货员叫住他，招手让他回来，他忙上前问怎么了？结果那售货员非常痞地问了他一句：“你服了吗？”
那时广东已经很开放，冷不防在上海有此遭遇，令他一直难以释怀。---那就是王安忆母亲等新四军文人带来上海的革命风---敏锐的张爱玲立即出走，留下了王安忆母亲等成了新上海的文化代表。。。也引出了老上海的文化艺术的转型、转移或是消失。。。
改革开放后，吴祖光当王安忆面骂过她妈。。。
我请女服务员帮我们点甜品，她笑吟吟说：如果是我，这蛋糕，看看就行了。。。：））
徐州--离上海太远了。。。上海也不属于江苏：）
可能谁也比不过这帮人。。。
那是大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
当代作家茹志娟的代表作是（）。A、《灵与肉》B、《党费 ... - 易搜题 http://www.yisoti.com › ... 当代作家茹志娟
请便。。。。：）
才有今天广泛的人性的堕落和大批罪犯作恶的空间---历史、社会的发展，不是想断就断的，必然有个传承---就是俗话的因果和报应-----你说是不？
大案纪实——讷河凶杀案，地窖藏尸40多具，女犯落网后：我要见你们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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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作协的魏金枝指导过“茹妈妈”。
前两天的气还没消---可以理解：）
其实现在对上海人的定义过于宽泛了。以出生地和母语来说，他们俩不能算是上海人！以前的上海人有地段差别。我有幸见识到，有些法租界里的，老钱养育出来上海人，低调，温文尔雅，满满的慈悲。
未必及格。不太久前的历史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犯的天堂。
是写修房师傅带着徒弟在王家维修房屋。
王安忆早期的《尾声》也写的不错。
『 ...... 浙江方面的警方立即与讷河当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让他们调查此事件。
并层层上报，告知了齐齐哈尔警方。
当地警方在得知这里有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案件，丝毫不敢怠慢，根据徐丽霞等人的口供来到了贾文革的租住地。
当他们赶到时，贾文革妻子已经喝了农药自尽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