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这可不是什么旅行社推出的旅游新招儿。1986年4月中旬，我就是坐火车从北京到瑞典探亲的。
大掌柜1982年8月到瑞典留学，已经近四年了。当时国家不允许家属同行，直到三年后才有了陪读的政策，于是我有幸赶上了“第一波陪读出国潮”。
当年大掌柜是从北京飞到瑞士伯尔尼再转机到斯德哥尔摩，优点就是快捷。还有一条路线就是坐火车。从北京走二连浩特出国，途径蒙古、苏联、波兰，火车到东柏林。许多去欧洲国家探亲的人员都是选择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东柏林，再转西欧或者北欧，这一路线优点就是可以观光。票价是人民币640元（那时，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到60元）。
坐火车途径国家不少，但当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签证是互免的，只要签西德、瑞典，也没有什么周折。。1986年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除了少量的外国人，大多数乘客都是第一次出国留学进修人员和陪读家属，还没有“倒爷”。第一次迈出国门，人人都很兴奋，互相交换着信息，大家和睦相处，其乐也融融。没想到几年后这条铁路线成了倒爷的领地，安全成了问题。
列车从二连浩特进蒙古，再从蒙古进苏联只用了一天。蒙古境内的情景，记忆模糊了。不过乌兰巴托火车站来往的蒙古妇女，穿戴打扮完全像苏联人，比当时的我们可时髦多了。上车检查护照的蒙古海关小姐不知噴了多少香水，害得我连连打了好几个大喷嚏，至今不忘！
列车在俄罗斯境内整整奔驰了五天五夜。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在看苏俄小说长大的一代人中耳熟能详的地名都成了眼前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城市。《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母亲》《青年近卫军》《金星英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真正的人》……，书中那些主人公似乎正穿过沿途延绵不断的大森林微笑着走来。
四月的俄罗斯大地依然白雪覆盖。贝加尔湖畔，两个瘦瘦的日本青年下了车，他们是专程来“拜访”这个大湖的。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背包客”。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无限向往。哪一天我也能那么潇洒走一回啊！
进入苏联，就挂上了他们的餐车。相对中国四处透风、空空荡荡的绿皮车厢，苏联餐车温暖明亮，清洁宽敞。最爱的是餐车上“妈妈级”的女服务员，胖胖的，高高的，浑身散发着奶油面包的香气，相对我们的空姐们只露八个牙的职业笑容，她们的微笑质朴自然，使餐车充满了家的气息，为漫长的旅途增添了温馨。我不由自主想起了高尔基的《母亲》。
对莫斯科的第一印象真是好极了。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巍峨高耸，克里姆林宫庄严神秘、瓦西里升天教堂金碧辉煌，无名烈士墓前的火焰神圣永恒。
红场旁那个大百货商店“古姆”，内部装潢奢华。雕花的回廊，金色的穹顶，该是宫殿呢，却做了商场！这是怎样的气派！
可惜商品寥寥，就说糖果，好像只有一种：就像我们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吃的黑黑的廉价的水果糖，用印刷低劣粗糙不堪的糖纸包裹着。即使如此，大商场还是让孤陋寡闻的我们赞叹不已，流连忘返。
同车有一位中科院的中年专家，有过几次出国的经历，为人谦和而热情，于是，成了我们这些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们”的义务保镖和导游。他领着拖儿带女的一大帮在莫斯科中转签票，留宿中国大使馆，跑前跑后毫无怨言。可是，本来允诺带着第一次出国的夫人去逛市容，却因此耽搁了。夫人不高兴，咕咕哝哝说要自己出去逛。至今清清楚楚记得两人的对话：
专家说：“你自己怎么走啊？”
“我坐迪斯科出去。”
“唉，那不叫DISC0，叫TAXI！”
从莫斯科上车，途径波兰的华沙到东柏林，下火车已经晚上8点多。接站的下车的兴高采烈，我左顾右盼却不见老公！立马心跳加快，有点慌张。同车有位老太，老资格新四军，据说是前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的儿女亲家，一路大家亲亲热热，见我孑然一身在着急，便请接她的大使馆人员帮我一下，那位满面春风一直和老太太嘘寒问暖的外交官，立刻变了冷脸打量着我，断然拒绝提供任何帮助。——本来满心指望得到指点，不料却是如此冷淡！真是刻骨铭心！
好在慢悠悠的老公终于现身了，带着我径直转车到西柏林去住宿。
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这个关口检查异常严格。不仅检查每个人，而且车厢的每个角落，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间里盥洗室内，都被警犬一一嗅过。老公说，主要是在查东德到西德的偷渡者。
带着警犬的东德军人及膝的高筒皮靴漆黑锃亮，一身戎装笔挺考究，个个长腿宽肩高大威猛，酷毙帅呆。可是不知怎么，我脑海中蹦出的却是纳粹形象。
午夜时分，车进西柏林，顿时感觉眼前一亮！在高高的站台上，回望东柏林，黑暗中隐约几点光亮，沉寂冷清。而这里耀如白昼，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生气勃勃。
东德、东柏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可是建设发展得最好的啊！
对于初出国门的这代人，红旗下长大的这代人，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时候，精神上的震撼无可言表。
当时在东柏林，用东马克换西马克，是1：1，可是在西柏林，1个西马克可以换5个东马克。游客都是从西柏林换了5倍的东马克去东柏林消费（这段有些像绕口令）。抵达第二天正是我的生日，老公口袋里揣着在西柏林 1：5换来的东马克，底气十足地带我去东柏林电视塔的旋转餐厅去吃生日餐。
当时的东柏林电视塔是仅次于莫斯科电视塔的世界第二高，游客很多。记得就餐的队伍在电视塔下弯弯曲曲长长的，一直排进了电视塔大厅，排到电梯间门口。不过眼前一切都是新奇的陌生的，左顾右盼之间，并不感觉排队的漫长枯燥。
在旋转餐厅里，印象最深的竟然不是窗外尽收眼底的东西柏林，不是西餐的品种口味，而是漂亮精美的餐巾纸。这么柔软，这么精致，怎么舍得按在油乎乎的嘴巴上一擦了之一擦弃之！于是小心翼翼，悄悄折起装进了口袋里，很久很久。
1：5换来的东马克并没有多少占大便宜的喜悦，因为我们在东柏林街头转悠了很久，竟然花不出去！物质实在太贫乏了。
西柏林正相反，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说的没听说过的东西琳琅满目，可惜囊中羞涩，只能饱眼福而已。
在西柏林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就是柏林墙。东边一侧，铁丝网、高墙、地雷区、碉堡……，重重设防。西边一侧，只有一道铁丝网相隔，网上挂满了悼念因偷渡这道东西方界限而身亡的死者的文字和花圈。我站在这道铁丝网前战战兢兢拍了一张照片。虽然改革开放好几年了，可是“左”的余孽阴魂不散，文革整人的一幕还令人胆颤：这照片带回去会不会被视为思想意识有问题？
西德到瑞典隔着海峡，但是邻近就是丹麦哥本哈根，于是我们少绕了点路。先去了哥本哈根，在那里不仅看到了美人鱼，还看到了全玻璃的蓝光闪闪的大厦，真是晃瞎我的眼啊！
在开往瑞典马尔默的轮渡码头，忽见三五个金发碧眼高高大大的北欧姑娘穿着五颜六色的风衣，蝴蝶般地飘进候车室，她们都是英格丽鲍曼的后代吗？
太幽默。那个姐说的时候，应该很认真的。
坐轮渡那里好象有莎翁的王子复仇记里的那座宫殿。
我一直想坐火车去俄国，但是现在俄国作死，游客也不方便。
首先声明，这可不是什么旅行社推出的旅游新招儿。1986年4月中旬，我就是坐火车从北京到瑞典探亲的。
大掌柜1982年8月到瑞典留学，已经近四年了。当时国家不允许家属同行，直到三年后才有了陪读的政策，于是我有幸赶上了“第一波陪读出国潮”。
当年大掌柜是从北京飞到瑞士伯尔尼再转机到斯德哥尔摩，优点就是快捷。还有一条路线就是坐火车。从北京走二连浩特出国，途径蒙古、苏联、波兰，火车到东柏林。许多去欧洲国家探亲的人员都是选择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东柏林，再转西欧或者北欧，这一路线优点就是可以观光。票价是人民币640元（那时，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到60元）。
坐火车途径国家不少，但当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签证是互免的，只要签西德、瑞典，也没有什么周折。。1986年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除了少量的外国人，大多数乘客都是第一次出国留学进修人员和陪读家属，还没有“倒爷”。第一次迈出国门，人人都很兴奋，互相交换着信息，大家和睦相处，其乐也融融。没想到几年后这条铁路线成了倒爷的领地，安全成了问题。
列车从二连浩特进蒙古，再从蒙古进苏联只用了一天。蒙古境内的情景，记忆模糊了。不过乌兰巴托火车站来往的蒙古妇女，穿戴打扮完全像苏联人，比当时的我们可时髦多了。上车检查护照的蒙古海关小姐不知噴了多少香水，害得我连连打了好几个大喷嚏，至今不忘！
列车在俄罗斯境内整整奔驰了五天五夜。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在看苏俄小说长大的一代人中耳熟能详的地名都成了眼前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城市。《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母亲》《青年近卫军》《金星英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真正的人》……，书中那些主人公似乎正穿过沿途延绵不断的大森林微笑着走来。
四月的俄罗斯大地依然白雪覆盖。贝加尔湖畔，两个瘦瘦的日本青年下了车，他们是专程来“拜访”这个大湖的。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背包客”。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无限向往。哪一天我也能那么潇洒走一回啊！
进入苏联，就挂上了他们的餐车。相对中国四处透风、空空荡荡的绿皮车厢，苏联餐车温暖明亮，清洁宽敞。最爱的是餐车上“妈妈级”的女服务员，胖胖的，高高的，浑身散发着奶油面包的香气，相对我们的空姐们只露八个牙的职业笑容，她们的微笑质朴自然，使餐车充满了家的气息，为漫长的旅途增添了温馨。我不由自主想起了高尔基的《母亲》。
对莫斯科的第一印象真是好极了。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巍峨高耸，克里姆林宫庄严神秘、瓦西里升天教堂金碧辉煌，无名烈士墓前的火焰神圣永恒。
红场旁那个大百货商店“古姆”，内部装潢奢华。雕花的回廊，金色的穹顶，该是宫殿呢，却做了商场！这是怎样的气派！
可惜商品寥寥，就说糖果，好像只有一种：就像我们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吃的黑黑的廉价的水果糖，用印刷低劣粗糙不堪的糖纸包裹着。即使如此，大商场还是让孤陋寡闻的我们赞叹不已，流连忘返。
同车有一位中科院的中年专家，有过几次出国的经历，为人谦和而热情，于是，成了我们这些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们”的义务保镖和导游。他领着拖儿带女的一大帮在莫斯科中转签票，留宿中国大使馆，跑前跑后毫无怨言。可是，本来允诺带着第一次出国的夫人去逛市容，却因此耽搁了。夫人不高兴，咕咕哝哝说要自己出去逛。至今清清楚楚记得两人的对话：
专家说：“你自己怎么走啊？”
“我坐迪斯科出去。”
“唉，那不叫DISC0，叫TAXI！”
从莫斯科上车，途径波兰的华沙到东柏林，下火车已经晚上8点多。接站的下车的兴高采烈，我左顾右盼却不见老公！立马心跳加快，有点慌张。同车有位老太，老资格新四军，据说是前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的儿女亲家，一路大家亲亲热热，见我孑然一身在着急，便请接她的大使馆人员帮我一下，那位满面春风一直和老太太嘘寒问暖的外交官，立刻变了冷脸打量着我，断然拒绝提供任何帮助。——本来满心指望得到指点，不料却是如此冷淡！真是刻骨铭心！
好在慢悠悠的老公终于现身了，带着我径直转车到西柏林去住宿。
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这个关口检查异常严格。不仅检查每个人，而且车厢的每个角落，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间里盥洗室内，都被警犬一一嗅过。老公说，主要是在查东德到西德的偷渡者。
带着警犬的东德军人及膝的高筒皮靴漆黑锃亮，一身戎装笔挺考究，个个长腿宽肩高大威猛，酷毙帅呆。可是不知怎么，我脑海中蹦出的却是纳粹形象。
午夜时分，车进西柏林，顿时感觉眼前一亮！在高高的站台上，回望东柏林，黑暗中隐约几点光亮，沉寂冷清。而这里耀如白昼，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生气勃勃。
东德、东柏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可是建设发展得最好的啊！
对于初出国门的这代人，红旗下长大的这代人，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时候，精神上的震撼无可言表。
当时在东柏林，用东马克换西马克，是1：1，可是在西柏林，1个西马克可以换5个东马克。游客都是从西柏林换了5倍的东马克去东柏林消费（这段有些像绕口令）。抵达第二天正是我的生日，老公口袋里揣着在西柏林 1：5换来的东马克，底气十足地带我去东柏林电视塔的旋转餐厅去吃生日餐。
当时的东柏林电视塔是仅次于莫斯科电视塔的世界第二高，游客很多。记得就餐的队伍在电视塔下弯弯曲曲长长的，一直排进了电视塔大厅，排到电梯间门口。不过眼前一切都是新奇的陌生的，左顾右盼之间，并不感觉排队的漫长枯燥。
在旋转餐厅里，印象最深的竟然不是窗外尽收眼底的东西柏林，不是西餐的品种口味，而是漂亮精美的餐巾纸。这么柔软，这么精致，怎么舍得按在油乎乎的嘴巴上一擦了之一擦弃之！于是小心翼翼，悄悄折起装进了口袋里，很久很久。
1：5换来的东马克并没有多少占大便宜的喜悦，因为我们在东柏林街头转悠了很久，竟然花不出去！物质实在太贫乏了。
西柏林正相反，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说的没听说过的东西琳琅满目，可惜囊中羞涩，只能饱眼福而已。
在西柏林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就是柏林墙。东边一侧，铁丝网、高墙、地雷区、碉堡……，重重设防。西边一侧，只有一道铁丝网相隔，网上挂满了悼念因偷渡这道东西方界限而身亡的死者的文字和花圈。我站在这道铁丝网前战战兢兢拍了一张照片。虽然改革开放好几年了，可是“左”的余孽阴魂不散，文革整人的一幕还令人胆颤：这照片带回去会不会被视为思想意识有问题？
西德到瑞典隔着海峡，但是邻近就是丹麦哥本哈根，于是我们少绕了点路。先去了哥本哈根，在那里不仅看到了美人鱼，还看到了全玻璃的蓝光闪闪的大厦，真是晃瞎我的眼啊！
在开往瑞典马尔默的轮渡码头，忽见三五个金发碧眼高高大大的北欧姑娘穿着五颜六色的风衣，蝴蝶般地飘进候车室，她们都是英格丽鲍曼的后代吗？
太幽默。那个姐说的时候，应该很认真的。
坐轮渡那里好象有莎翁的王子复仇记里的那座宫殿。
我一直想坐火车去俄国，但是现在俄国作死，游客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