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一辈子务农
© 何可｜文
曾志
自认为此文对中共革命有独特的认识
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这些革命者的男女关系。
“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陈独秀之子陈乔年在会上发言：革命家的精力、时间有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加上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抽一支香烟一样”。”
湖南妹子认识不少，漂亮的也多，但似乎都比几十年前的曾志土气。
所以后来对她的历史颇为关注。
无底线、为了目的或为了成功极其灵活变通等特点。这些是在革命年代留下来的经验和传统，直到今年也没有完全丢失。
另外中共体制也有其特点。
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成熟。
当时想表达的是美国击败中共，远没有众多反共或反华朋友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早期宗教信仰的朝气”——你说的非常到位。如果用“武装邪教集团”未免过于污名化中共了。
儿子一辈子务农
© 何可｜文
曾志
1、 电视剧《延安颂》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克服重重困难，刚刚来到延安，就急着求见毛泽东。她到毛的住处时，毛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望着毛的背影，她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走到毛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毛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毛一回头，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这位敢于直呼“老毛”，让毛泽东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曾志。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清贫。1923年，曾昭学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毕业后，8月即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时入学的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严格的军训和斗争中坚持了下来，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彭镜秋的帮助下，她解除了幼时父母包办的婚约。 1927年春，曾志和夏明震结婚了。夏明震出生书香门第，祖父是做官的，母亲出身富裕，读过不少书，懂诗文。夏家兄妹5人都投身革命，夏明震的哥哥，便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首就义诗的作者夏明翰。 那年，曾志16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有想过恋爱。何况，曾志对夏明震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觉得这人看起来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讲话慷慨激昂，豪情奔放，像个演说家，太露锋芒。 在曾志对恋爱毫无准备的时候，夏明震却和衣躺在了她的床边，成就了她的第一次婚姻。 当时，曾志就住在农民协会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长，经常找人来开会谈话。夜深了，曾志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是常有的事。 一天夜里，夏明震开会到很晚，曾志像往常一样，困了就先睡了。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她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曾志把他推醒，问道：“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我的住地远，外面宵禁戒严回不去了，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亮就走。” 曾志见他和衣而卧，连被子都没盖，并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夏明震没叫醒她就走了。 曾志本来也没在意这事，吃早饭时，住在她隔壁的总务处长却笑嘻嘻地问她：“昨晚过得很高兴、很愉快吧？”这话顿时让曾志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 后来，夏明震委托妇女主任龙淑同志来做曾志的工作。她说，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你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夏明震原来也没什么准备，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他愿意同你结合，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 不久后，一天早上曾志刚开门，夏明震就冲了进来，抓住她的双手，动情地说：“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不要拒绝了，同我结婚吧！”说着竟然在她面前跪下了。曾志那颗少女的心，一下就被融化了。 婚礼没有仪式，没有酒宴，没有鞭炮。当时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夏明震住在组织部机关，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他们定了一个日子，就悄悄搬到那儿去了。那天晚上，他们买了一些喜糖、花生、瓜子、糕点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算是结婚了。 曾志的第一次婚姻，就是这样偶然而简单。 2、 1928年春天，工农革命军攻占宜章、郴州的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永兴、耒阳、资兴、汝城等县奋起响应，不到20天，就形成了湘南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的新局面，湘南暴动波及整个湘南地区十余个县，威震湘、粤、赣三省。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曾志脱下旗袍，剪了短发，换上男装，扎着红腰带，裹着红头巾，背个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她带领农民自卫军，去抄地主豪绅的家，分浮财，开粮仓，人心大快，很快便成了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 被胜利冲昏头脑最高决策层，为了粉碎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决定坚壁清野，采用极“左”的“焦土政策”，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沿途两侧，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人口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地区，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这一政策的执行，最终引起大规模的群众叛乱，导致了一场悲剧。 这天，夏明震等人正在郴州一座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刚刚开始，只听外面人声鼎沸，好几千叛乱民众和失去房屋的农民，从四面八方向会场涌来。叛乱民众直接冲上主席台抓人，把领导从台上拖到台下，用梭标一阵乱扎，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第二天一早，曾志跟随大部队赶回郴州，四下打听夏明震的下落。有人告诉曾志，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她赶到河边，惨烈景象让她心直往下沉，终生难忘：河滩上摆着9具尸体，夏明震面朝苍天，脸色青紫，双眼紧闭，两手紧握，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 3、 不久，曾志调到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第七师的党代表是蔡协民，他们朝夕相处，渐生情愫。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员，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随朱德来到湖南。 那时夏明震刚牺牲，曾志心里有一些不安，转而又想，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里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死不能复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不久，经过师长邓允庭批准，他们结合了。这一次，不仅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茶点也没有。 部队到酃县时，曾志刚有身孕，加上连日行军，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一天，她正靠着蔡协民慵懒地半躺着。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着：“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话音刚落，就走进来一位陌生的来客。这人身材高长，气度不凡，他一见床沿上相依而坐的蔡协民和曾志，笑道：“嗬！金屋藏娇呀。老蔡，好福气哟！” 他边开玩笑，边自个拉了条长凳坐在他们对面，满脸含笑。蔡协民连忙拉着曾志起身，介绍说：“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就是他的学生。一对老朋友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很随便、很亲热。自此，曾志也就视毛泽东为兄长、朋友一般。 1928年4月，曾志与蔡协民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11月7日，曾志临产了，后方留守处没有谁会接生，加上没有医疗设备，难产让她整整痛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下来了，却大出血不止，曾志几度昏死过去。后来用当地草药医治，她才得以起死回生。孩子出生26天后，曾志把孩子托付给了王佐部队一个叫石礼保的副连长寄养。 1930年1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攻占龙岩城。闽西特委也随后赶往龙岩，并着手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都来齐了，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里。蔡协民身体较差，晚上要起来解手。那天晚上，他只身起床下楼，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栏杆断了，便从二楼一头栽到了楼下，摔成了脑震荡。蔡协民因此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了。曾志是团特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只好两头兼顾，一边参加大会，一边照顾蔡协民。 蔡协民摔伤后，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伤感。曾志几个钟头或半天没去看他，他就责怪她，有时甚至还像个小男孩那样，难过得流泪。曾志只好安慰他，悉心照料他，直到两个多月以后，蔡协民才慢慢康复。 是年7月，蔡协民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曾志也随同他一起赴任。11月，她在福州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边工作边带孩子，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天伦之乐。 好景不长，第二年初，他们接到通知，中央免去蔡协民中心市委书记职务，调他做厦门市委巡视员。他们的孩子也由组织做主，送给了一户商人。不久孩子就染上了麻疹，在商人家病逝了。 曾志再次痛失爱子，为了解脱痛苦，她离开厦门机关，到外县农村去巡视工作。蔡协民到惠安县工作近一个多月，便胜利领导了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斗争。当他满怀喜悦回到厦门中心市委机关，一心想与曾志团聚时，曾志已经下乡走了。两人总见不着面，孩子又送人了，他觉得自己形影相吊，深感失望。蔡协民开始借酒消愁，发泄牢骚和怨气。 后来，蔡协民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掉了个“党”字，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不愿再见蔡协民，“他是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 曾志和蔡协民都被免去了职务。曾志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女革命家要的是性格钢强的男子汉，俩人的感情逐渐淡漠。不久，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他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去了上海，曾志提出去福州。从此，两人各奔西东，临别前曾志向蔡协民提出了分手，他们的夫妻关系到此结束。 4、 来到福州，由于工作需要，曾志和陶铸在厦门假扮夫妻，组成了家庭。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打算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但她说：“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就在曾志和陶铸在厦门假扮夫妻的时候，他们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蔡协民受到严厉处分。蔡协民在上海，住在四面透风的亭子间，被上面给甩了，生活没有着落。他百思不得其解，像他这样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到底是什么原因？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夜里尽做恶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了布条。 直到1933年底，蔡廷楷、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了解到蔡协民的遭遇后，才将蔡协民调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历经苦难，回到厦门，见到曾志后，他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曾志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曾志双手接过布料，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很不幸的是，1934年4月，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叛徒出卖，是年5月，在漳州英勇就义。 5、 曾志自从与陶铸相处后，处处感受到陶铸的关心、体贴，他对她总是很亲切，曾志心里也总挂念着他。天长日久，他们渐渐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曾志生育第三个孩子时，陶铸为她做饭、洗尿布、洗血裤子，尽管孩子并不是他的骨肉。这让曾志非常感动，认定陶铸才是她这一辈子相濡以沫的男人。 后来，中央调陶铸去上海。临行前，她们在旅馆租了一个房间，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恩爱相依，度过了10天的蜜月。临别，他们依依分手，互道珍重。 因为曾经对王明有过非议，陶铸到上海后，竟然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被上面拒之门外，在亭子间里苦捱时光。 1933年，陶铸在上海被捕入狱，随即传来他在狱中变节投降的消息。不久，曾志意外收到一封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通过福州何老太太转来的信，原来他在监狱生了重病。曾志坚信陶铸不会变节，问叶飞同志，陶铸病重，可否寄给他一点钱，叶飞表示同意。 当时曾志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党要犯，悬赏金额3000块大洋。曾志仍然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去了福安县城给陶铸汇款。数年后，第二次国共合作，陶铸获释出狱，他告诉曾志，那时，他正患肺病，咳血不止，曾志寄去的钱真是雪中送炭。他买了几瓶鱼肝油，才使病情好转，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把监狱当学堂，勤读了几年书。 1939年12月，曾志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5年，曾志患了阑尾炎，做手术时，她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组织征求陶铸意见时，陶铸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见，同意。”术后不久，他俩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临行时，曾志把她和陶铸唯一的女儿陶斯亮留在了延安保育院，恋恋不舍地交给杨顺卿照看，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6、 49年以后，曾志已是广州市委书记。她委托一个访问团的同志到井冈山后，打听她孩子的下落。访问团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曾志的第一个孩子石来发，石来发长到24岁，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石来发来到广州，终于见到了亲生母亲，住了二十多天以后，又回到了井冈山。多年以后，曾志调任中组部副部长，石来发希望妈妈在北京替他安排一份工作。曾志却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安心在家务农，从此石来发牢记母亲的教诲，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护林员。 文革伊始，陶铸上调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第四号人物”。但好景不长，1967年1月，陶铸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挂牌批斗”更成了家常便饭，曾志也经常被拉去和“刘、邓、陶”一起挨斗。每次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造反派踢来打去，她的心都在颤抖、滴血，为了强忍心中的刺痛，经常把嘴唇咬出血来。 1967年9月，一天清晨，曾志就被有关负责人叫去，向她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将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曾志回家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想到两人一起风风雨雨，生死相依几十年，唏嘘不已：“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天了……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一直想着补偿……”俩人相对而泣，真不知道这一别，还有没有相见之日。陶铸说：“我非常留恋我们在一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陶铸一生雅好文墨，他深情地望着曾志，递给她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含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把丈夫的诗作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 不久，曾志被遣散广州，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接到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此时北京已是初冬，凉风阵阵，满地落叶，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匆匆南下。母女还在半路，就听说了陶铸在合肥去世的噩耗。听到消息，陶斯亮泪如泉涌，难以自持；久经风雨的曾志只是含悲忍痛，握紧了双手。 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因此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女儿陶斯亮和儿子石来发遵照母亲生前嘱托，将其骨灰安葬在井冈山一处山坡上，小小的墓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老红军战士曾志”11个红字。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参考资料： 《政治风浪中的同林鸟，能各自飞吗？》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红色夫人曾志自述：我的三次婚姻 》 《曾志：枯葵更觉怯霜残》《红颜祸水与红颜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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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陈独秀之子陈乔年在会上发言：革命家的精力、时间有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加上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抽一支香烟一样”。”
湖南妹子认识不少，漂亮的也多，但似乎都比几十年前的曾志土气。
所以后来对她的历史颇为关注。
无底线、为了目的或为了成功极其灵活变通等特点。这些是在革命年代留下来的经验和传统，直到今年也没有完全丢失。
另外中共体制也有其特点。
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成熟。
当时想表达的是美国击败中共，远没有众多反共或反华朋友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早期宗教信仰的朝气”——你说的非常到位。如果用“武装邪教集团”未免过于污名化中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