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作者文浩（Felix Wemheuer）是德国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他多次在“中国研究”和“中国季刊”发表论文，并且出版了德文版的毛泽东传记。2008年到2010年间，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担任访问学者。2000年到2002年期间，他在北京人民大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史。
二十世纪全球死于饥荒的人中，有80%丧命于中国和苏联。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大量和深入的研究，文浩教授在这本书中对这些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饥荒及其历史和政治根源进行了剖析。他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主导的过于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比革命之前的饥荒给苏联和中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我这里给网友写一个摘要吧。关于与前苏联的类比，我就省略了。
国民党1928取得政权后，对农村地区只有有限的控制，采取进口粮食来满足城市的需求，主要进口国是美国。每年进口210万吨粮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在1870~1930期间有了改善。但是1928~1930华北旱灾还是饿死了1000万人。香港大学教授冯客在他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里没有提到此事，显然是出于他对毛的义愤。
古代中国有比西方更完善的粮食储存和救灾的官方系统。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如欧洲国家有的国家粮食配给制度。抗战时期，重庆政府仅给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发供应证。
从一个中国农民的角度看，一个出生于1900年的河南农民就可能经历过1931，1943，1959~1961的大饥荒。
主流学者认为掌权后的中共照搬了苏联模式。但最近Heilmann和Perry质疑，认为中共推行的是基于实验和试错的“游击作风“政治。毛没有采用苏联后斯大林主义的做法，而是青睐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革命化模式，搞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农村劳力组织军事化。毛对乌托邦的目标比斯大林更认真。毛清楚知道斯大林早期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农民，破坏了农业，但他还是决定要剥夺农民搞重工。
中国政府1950~1958一直出口粮食。50年代初中共领导人还一直批评国民党政府进口粮食限制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他们认为进口粮食太奢侈，中国承担不起。为了加速工业化，必须增加粮食和农产品的出口。1959年3月16日，国务院下令，三个月内不准农村的私人消费猪肉，城市居民减少消费以完成冻猪肉出口任务。1959出口粮食474万吨，1960饥荒高峰期还出口100万吨。以每人一天680克来算，1960出口的100万吨可以避免400万人饿死。1959和1960出口的粮食可以避免3150万人饿死。作者认为，如果1959出口是严重失误的话，那么1960继续出口是犯罪。
本书的第二章标题是 “保卫城市，为政权的生存而战“。这一章的批评就更尖锐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的性质是什么？以前读到农奴的说法，认为太偏激。从这几天网友们在本坛就户口问题的讨论，相信各自心里都有界定。当时中央要保的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已经大面积饿死人了，还被强迫千里迢迢运粮去辽宁。大多数地区大饥荒持续了2年，而四川是4年。1959~1962，官方留给一个四川农民一年的口粮只有139，130，128，179kg，其中细粮只占30~40%（有资料说每人每天只有2两米）。以35%大米，65%红薯计算热卡，人均每天只有361卡路里，相当于一小桶方便面。
邓小平说，北京上海饿死人与四川饿死人是不一样的。李井泉、林彪等高官都说过，中国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
下面是本章的结语：
書評 / 推薦
作者聚焦于以饥荒作为「政治工具」这个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间在粮食问题上的冲突如何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发现是对中国和苏联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提醒社会正视大饥荒对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长期影响。他还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和苏联政府从这两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使他们能够在后来几十年的执政中避免了饥荒的再次发生。
本书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作者详细对比了两个国情复杂的国家，分析了分别在中苏发生的两次「大跃进」的战略、策略和失误。 ——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开创了全面而系统分析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饥荒及其影响的先河……对于这两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饥荒，本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比较研究。 ——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国耶鲁大学）
文浩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极有帮助，它有力地证明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饥荒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时的著作。作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为造成的饥荒进行评估，其方法可能颇具争议，但论据合理，分析合乎逻辑，绝对值得关注。 —— 科马克．欧．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
文浩对饥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胆而创新式的研究。他探讨重大问题，为当下的辩论带入冷静客观的学术精神，既有知识分子的无畏，同时完全没有忽视本书主题的沉重感。 ——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国牛津大学）
文浩教授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饥荒的比较研究，是前无古人的大胆且成功的尝试，将两次饥荒概括为「饥荒政治」更是神来之笔！本书建构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催发乡村大饥荒的分析框架与叙事逻辑，挖掘了大饥荒发生的制度性、结构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对苏联和中国历史的贯通。 —— 辛逸（中国人民大学）
而中国在大饥荒后，不得不倒退到1957，甚至更早。农民的命就白搭了。当然，与苏联闹翻了，也是原因之一。
还有毛在1958莫名奇妙地炮打金门。他故意在苏联与美国缓和关系时，不通知盟友苏联，选择赫鲁晓夫刚访华归国时干，造成苏联在背后唆使的假象。这样乖张无常，不按常理出牌，造成敌方，友方误判，伟大的战略家哦。
不要听他怎么说，关键要看他怎么做的。伟大领袖实施的是欺负底层，最反动的等级制度。
谁饿死，play God。这反人类的社会实验，发生在1950年代后期，他老人家已经被死死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他最后还要反攻倒算，迫害替他查屁股的。
对大跃进，谁有异议谁下台。周好不容易才检讨过关。后来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就被毛泽东拿下，让吴芝圃上任。
刘邓跟着毛鼓吹大跃进（为了自保？），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毛是发动者和总指挥，无疑应负最大的责任。
毛枪毙了贪污的刘青山，张子善，他自己呢？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毛挂在嘴边的‘平等’是何等无耻的伪善！二战英国发行食品票证，国难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底层人民营养状况反而有改善。鲜明对照下，劳动人民的天堂里，在毛一手臊操作下，粮库告急。中南海立马经过毛泽东阶级路线，政权理论的精算，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伟大领袖熊掌西餐照旧；高干有特供还是要吃好；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有城市户口的要基本吃饱；其它城里的人吃半饱，不能饿死。对农村人，对不起要狠抓阶级斗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你们，要把赖以生存的口粮交出来，否则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措施。饿死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甘为毛皇上西天。
现在反思，伟大领袖只要还有一丝的良知和理性，像一个外族皇帝那样体谅民情一点，就不会饿死这么多农民。大量研究指出，只要承认错误，立即刹车，向人民说实话，平等分配，呼吁外援，咬咬牙就熬过来了。德国战败全国一片废墟，食品、燃料、劳力、肥料通通短缺，还遇严冬，很快也过来了。
毛时代的逻辑和话语系统可以让语言学家发疯。一贫如洗的农民不算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先进思想，自然就不能依靠，哪怕你用小车推我进了城。你要有怪话，毛皇可以把你定义出‘人民’范畴，以敌我矛盾伺候。这城里就有人，一副政治高手的傲慢，为如此恶行正名，说是巩固政权必须的。
还有人羡慕老耄？
引进学习后发展起来的。毛归西的时候，中国人民仍然是温饱没有解决。
二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期，处于“起步”过程，呈现稳定发展态势；三是从21世纪初到2014年，处于“加速”过程，呈现跨越发展态势；四是2015年起至今，处于“减能”过程，呈现创新发展态势。
你敬爱的伟大领袖不行，土鳖泥腿子。
拥毛派完胜反毛派。当然，这不是因为拥毛派能说会道，主要是现实教育了年青人。阶级分化和固化，新的三座大山的出现，让年青人的焦虑感，挫折感倍增，很多人觉得还是社会主义好。现在国内年青人学毛著的越来越多了，这和八十年代时的景象完全不一样。面对年轻人的左转，右派公知们有些惊慌失措，除了骂他们是网络暴民，已经失去教育他们的信心。
之所以搞了个没什么新意的新决议，就是为了回应社会上对毛进行重新评价的呼声，而这个呼声主要来自青年人。这说明，对毛的看法，这些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来自年青一代。
毛那一套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永远不可能是社会问题的解药。
书的作者文浩（Felix Wemheuer）是德国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他多次在“中国研究”和“中国季刊”发表论文，并且出版了德文版的毛泽东传记。2008年到2010年间，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担任访问学者。2000年到2002年期间，他在北京人民大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史。
内容简介二十世纪全球死于饥荒的人中，有80%丧命于中国和苏联。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大量和深入的研究，文浩教授在这本书中对这些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饥荒及其历史和政治根源进行了剖析。他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所主导的过于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计划比革命之前的饥荒给苏联和中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我这里给网友写一个摘要吧。关于与前苏联的类比，我就省略了。
国民党1928取得政权后，对农村地区只有有限的控制，采取进口粮食来满足城市的需求，主要进口国是美国。每年进口210万吨粮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在1870~1930期间有了改善。但是1928~1930华北旱灾还是饿死了1000万人。香港大学教授冯客在他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里没有提到此事，显然是出于他对毛的义愤。
古代中国有比西方更完善的粮食储存和救灾的官方系统。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如欧洲国家有的国家粮食配给制度。抗战时期，重庆政府仅给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发供应证。
从一个中国农民的角度看，一个出生于1900年的河南农民就可能经历过1931，1943，1959~1961的大饥荒。
主流学者认为掌权后的中共照搬了苏联模式。但最近Heilmann和Perry质疑，认为中共推行的是基于实验和试错的“游击作风“政治。毛没有采用苏联后斯大林主义的做法，而是青睐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革命化模式，搞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农村劳力组织军事化。毛对乌托邦的目标比斯大林更认真。毛清楚知道斯大林早期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农民，破坏了农业，但他还是决定要剥夺农民搞重工。
中国政府1950~1958一直出口粮食。50年代初中共领导人还一直批评国民党政府进口粮食限制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他们认为进口粮食太奢侈，中国承担不起。为了加速工业化，必须增加粮食和农产品的出口。1959年3月16日，国务院下令，三个月内不准农村的私人消费猪肉，城市居民减少消费以完成冻猪肉出口任务。1959出口粮食474万吨，1960饥荒高峰期还出口100万吨。以每人一天680克来算，1960出口的100万吨可以避免400万人饿死。1959和1960出口的粮食可以避免3150万人饿死。作者认为，如果1959出口是严重失误的话，那么1960继续出口是犯罪。
本书的第二章标题是 “保卫城市，为政权的生存而战“。这一章的批评就更尖锐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的性质是什么？以前读到农奴的说法，认为太偏激。从这几天网友们在本坛就户口问题的讨论，相信各自心里都有界定。当时中央要保的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已经大面积饿死人了，还被强迫千里迢迢运粮去辽宁。大多数地区大饥荒持续了2年，而四川是4年。1959~1962，官方留给一个四川农民一年的口粮只有139，130，128，179kg，其中细粮只占30~40%（有资料说每人每天只有2两米）。以35%大米，65%红薯计算热卡，人均每天只有361卡路里，相当于一小桶方便面。
邓小平说，北京上海饿死人与四川饿死人是不一样的。李井泉、林彪等高官都说过，中国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
下面是本章的结语：
書評 / 推薦
作者聚焦于以饥荒作为「政治工具」这个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城市人口和政府之间在粮食问题上的冲突如何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发现是对中国和苏联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提醒社会正视大饥荒对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长期影响。他还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和苏联政府从这两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使他们能够在后来几十年的执政中避免了饥荒的再次发生。
本书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作者详细对比了两个国情复杂的国家，分析了分别在中苏发生的两次「大跃进」的战略、策略和失误。 ——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开创了全面而系统分析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饥荒及其影响的先河……对于这两场二十世纪最大规模的饥荒，本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比较研究。 —— 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美国耶鲁大学）
文浩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极有帮助，它有力地证明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饥荒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 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这是一部重要、勇敢而及时的著作。作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为造成的饥荒进行评估，其方法可能颇具争议，但论据合理，分析合乎逻辑，绝对值得关注。 —— 科马克．欧．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
文浩对饥荒和「食物政治」作了大胆而创新式的研究。他探讨重大问题，为当下的辩论带入冷静客观的学术精神，既有知识分子的无畏，同时完全没有忽视本书主题的沉重感。 —— 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Smith，英国牛津大学）
文浩教授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饥荒的比较研究，是前无古人的大胆且成功的尝试，将两次饥荒概括为「饥荒政治」更是神来之笔！本书建构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催发乡村大饥荒的分析框架与叙事逻辑，挖掘了大饥荒发生的制度性、结构性成因，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对苏联和中国历史的贯通。 —— 辛逸（中国人民大学）
zt 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下面部分资料，其中 包括一些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大饥荒的一些资料，供网友们参考。 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 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 死于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 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 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China， 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 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 体的照片。 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 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 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 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 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 、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 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 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 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 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 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 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 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 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 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 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 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 ，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 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 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4岁 下面是参考的部分资料。 资料1：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 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 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 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 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 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http://www.chinaeweekly.com/viewarticle_gb.aspx?vID=664)] 资料2： “这是一个看过新旧中国的人，这是一个冷眼看世界的人，这是一个看着毛从夺权到 掌权的人，这是一个以新闻自由为信条的人，是他把毛和红军介绍给世界，还是他在新 中国建立后十次访华，毛对他无所不谈，就连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林也远不及他，四个伟 大讨嫌也是对他说的，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外国人能对毛说三道四，唯一的人选就 是他。他对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民怀有极其特殊的感情，以致于死还要埋葬在他们身边。 一位朋友介绍给我，他笔下写过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的事，建议我推荐给网上饥饿的人 们。非常遗憾的是，时间是1930而不是1960，这段史实只能用来讨伐国民党，而不是象 民运那样讨伐***。”(杨志《斯诺笔下的大饥荒和饿死上千万》) 资料3： “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 事通行证的魔力面前霍地打了开来，拖着门上的链条铛铛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 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去侦察和轰 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 民族丰富多采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 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 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 ，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 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 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结 起来，形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 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 。 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 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 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 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 资料4：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 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 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 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 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 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 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回到繁华的上海，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此时，上海正在准备中华民国十七周年 的庆典。鲍威尔要斯诺写点文章，以便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宣 传一番。在黄浦江畔，斯诺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那些可怕的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 。正是那些闻所未闻而真实存在的死亡景象，使他放弃了原来的幻想，转而为中国的命 运而大声疾呼。 192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斯诺当即写了《中国五大害》加以报道：“今 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 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 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 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 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六个星期过去了，斯诺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发现美国给蒋介石源源不断的援助没有用来救灾，反而大力扩充军备。连年的战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而中国在大饥荒后，不得不倒退到1957，甚至更早。农民的命就白搭了。当然，与苏联闹翻了，也是原因之一。
还有毛在1958莫名奇妙地炮打金门。他故意在苏联与美国缓和关系时，不通知盟友苏联，选择赫鲁晓夫刚访华归国时干，造成苏联在背后唆使的假象。这样乖张无常，不按常理出牌，造成敌方，友方误判，伟大的战略家哦。
不要听他怎么说，关键要看他怎么做的。伟大领袖实施的是欺负底层，最反动的等级制度。
谁饿死，play God。这反人类的社会实验，发生在1950年代后期，他老人家已经被死死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他最后还要反攻倒算，迫害替他查屁股的。
对大跃进，谁有异议谁下台。周好不容易才检讨过关。后来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就被毛泽东拿下，让吴芝圃上任。
刘邓跟着毛鼓吹大跃进（为了自保？），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毛是发动者和总指挥，无疑应负最大的责任。
毛枪毙了贪污的刘青山，张子善，他自己呢？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毛挂在嘴边的‘平等’是何等无耻的伪善！二战英国发行食品票证，国难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底层人民营养状况反而有改善。鲜明对照下，劳动人民的天堂里，在毛一手臊操作下，粮库告急。中南海立马经过毛泽东阶级路线，政权理论的精算，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伟大领袖熊掌西餐照旧；高干有特供还是要吃好；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有城市户口的要基本吃饱；其它城里的人吃半饱，不能饿死。对农村人，对不起要狠抓阶级斗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你们，要把赖以生存的口粮交出来，否则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措施。饿死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甘为毛皇上西天。
现在反思，伟大领袖只要还有一丝的良知和理性，像一个外族皇帝那样体谅民情一点，就不会饿死这么多农民。大量研究指出，只要承认错误，立即刹车，向人民说实话，平等分配，呼吁外援，咬咬牙就熬过来了。德国战败全国一片废墟，食品、燃料、劳力、肥料通通短缺，还遇严冬，很快也过来了。
毛时代的逻辑和话语系统可以让语言学家发疯。一贫如洗的农民不算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先进思想，自然就不能依靠，哪怕你用小车推我进了城。你要有怪话，毛皇可以把你定义出‘人民’范畴，以敌我矛盾伺候。这城里就有人，一副政治高手的傲慢，为如此恶行正名，说是巩固政权必须的。
还有人羡慕老耄？
引进学习后发展起来的。毛归西的时候，中国人民仍然是温饱没有解决。
二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末期，处于“起步”过程，呈现稳定发展态势；三是从21世纪初到2014年，处于“加速”过程，呈现跨越发展态势；四是2015年起至今，处于“减能”过程，呈现创新发展态势。
你敬爱的伟大领袖不行，土鳖泥腿子。
拥毛派完胜反毛派。当然，这不是因为拥毛派能说会道，主要是现实教育了年青人。阶级分化和固化，新的三座大山的出现，让年青人的焦虑感，挫折感倍增，很多人觉得还是社会主义好。现在国内年青人学毛著的越来越多了，这和八十年代时的景象完全不一样。面对年轻人的左转，右派公知们有些惊慌失措，除了骂他们是网络暴民，已经失去教育他们的信心。
之所以搞了个没什么新意的新决议，就是为了回应社会上对毛进行重新评价的呼声，而这个呼声主要来自青年人。这说明，对毛的看法，这些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来自年青一代。
毛那一套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永远不可能是社会问题的解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