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国民党元老陈济棠滞留在香港，随时有身份暴露被日军抓捕的危险，他后来是如何脱险的呢？
几个月前，陈济棠来到香港，陪伴在香港治病的妻子莫秀英。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陈济棠预感日军将要进攻香港，于是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让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紧接着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陈济棠被困在了香港。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莫秀英对陈济棠说：“你如果被日本人抓住强迫你当傀儡，你的晚节将何以自全？你应该马上化装离开。”
病妻莫秀英的劝说，让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他把莫秀英及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代为照顾。
经过和在香港的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商议后，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2月19日，化装离开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说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已经乘飞机到重庆去了。”
12月27日，陈济棠为了安全起见而住到了邓瑞人的侄子在中环的兴发祥号商铺内。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连垫褥都没有，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去看病。
为了以防万一，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他请林绍荣取来鸦片“一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有一天，陈济棠的两个熟人来访，他们是受汪精卫之托，劝说陈济棠出来替汪伪政府工作，陈济棠勃然大怒，说：“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说完，陈济棠向两人出示所藏鸦片，表明宁死不屈的决心，两人扫兴而归，不过这两人倒也有良知，虽然替汪精卫传话，却没有向日军告发陈济棠的下落。
身居港岛的陈济棠，一开始想通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得陈济棠不得不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这比渡九龙被日人枪杀要安全一些。”
急于离开香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出的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自去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陈济棠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在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七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两人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便挥手让陈济棠离开。日本兵在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济棠也觉得不可思议，事后两人分析，是林绍荣身上的20元港币起了作用。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便封锁通道，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陈济棠能逃离，真的是运气极佳。
陈济棠所乘小船，在海上遇到日轮搜查顺利过关之后，于下午两点抵达港属大屿岛西岸的大澳。在那里，有一连日军驻守，不过大澳毕竟不同于日军重兵把守的港岛，气氛已经缓和了许多。
在大澳，陈济棠住入邓瑞人的香港盐公司办事处，对外身份为新聘“厨役”。从大澳前往中山的一切安排，由林绍荣负责，凡有涉嫌违禁物品船上一概不运，所有可能不利于陈济棠安全转移的人员一概不准上船，要求十分仔细和严格。
恰好有盐公司办事处的人员求情说，顺德籍香港某教授夫妇及其刚刚出生12天的婴儿要求前往内地，陈济棠见此情状，出于恻隐之心，让他们随船而行，林绍荣无奈，勉强同意。
17日下午3时，按计划三条船同时张帆起航，开往中山方向。在海上，日军上船检查，检查后，将其余两条船放行，扣住陈济棠所搭乘的小船，因为船上有女眷（同行教授的妻子），日军一定要将此“姑娘”淫宿至次日，才准放行。
陈济棠、林绍荣反复向日军说明说明，这是刚刚产子的妇女，好不容易才打消日军邪念，船只得以离开，这么一耽搁，比先走了两艘船晚走了一个多小时。
经8个小时航行后，陈济棠一行终于在半夜抵达中山县民众埠。这是一个日伪控制的地区，必须寻找稳妥之人领路，方能走出此地。为此，陈济棠在这里又逗留了四天，并得悉在大澳同行的其他先走的二艘船，途中遇到劫贼，无一幸免。
21日，陈济棠乘小船离开中山民众埠，经顺德大良和新会猪头山等地，抵达塘下，至此，陈济棠终于脱离了虎口。得知陈济棠安然归来后，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因为如果“南天王”陈济棠一旦投日，造成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国民党元老陈济棠滞留在香港，随时有身份暴露被日军抓捕的危险，他后来是如何脱险的呢？
几个月前，陈济棠来到香港，陪伴在香港治病的妻子莫秀英。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陈济棠预感日军将要进攻香港，于是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让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紧接着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陈济棠被困在了香港。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莫秀英对陈济棠说：“你如果被日本人抓住强迫你当傀儡，你的晚节将何以自全？你应该马上化装离开。”
病妻莫秀英的劝说，让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他把莫秀英及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代为照顾。
经过和在香港的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商议后，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2月19日，化装离开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说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已经乘飞机到重庆去了。”
12月27日，陈济棠为了安全起见而住到了邓瑞人的侄子在中环的兴发祥号商铺内。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连垫褥都没有，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去看病。
为了以防万一，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他请林绍荣取来鸦片“一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有一天，陈济棠的两个熟人来访，他们是受汪精卫之托，劝说陈济棠出来替汪伪政府工作，陈济棠勃然大怒，说：“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说完，陈济棠向两人出示所藏鸦片，表明宁死不屈的决心，两人扫兴而归，不过这两人倒也有良知，虽然替汪精卫传话，却没有向日军告发陈济棠的下落。
身居港岛的陈济棠，一开始想通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得陈济棠不得不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这比渡九龙被日人枪杀要安全一些。”
急于离开香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出的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自去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陈济棠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在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七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两人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便挥手让陈济棠离开。日本兵在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济棠也觉得不可思议，事后两人分析，是林绍荣身上的20元港币起了作用。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便封锁通道，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陈济棠能逃离，真的是运气极佳。
陈济棠所乘小船，在海上遇到日轮搜查顺利过关之后，于下午两点抵达港属大屿岛西岸的大澳。在那里，有一连日军驻守，不过大澳毕竟不同于日军重兵把守的港岛，气氛已经缓和了许多。
在大澳，陈济棠住入邓瑞人的香港盐公司办事处，对外身份为新聘“厨役”。从大澳前往中山的一切安排，由林绍荣负责，凡有涉嫌违禁物品船上一概不运，所有可能不利于陈济棠安全转移的人员一概不准上船，要求十分仔细和严格。
恰好有盐公司办事处的人员求情说，顺德籍香港某教授夫妇及其刚刚出生12天的婴儿要求前往内地，陈济棠见此情状，出于恻隐之心，让他们随船而行，林绍荣无奈，勉强同意。
17日下午3时，按计划三条船同时张帆起航，开往中山方向。在海上，日军上船检查，检查后，将其余两条船放行，扣住陈济棠所搭乘的小船，因为船上有女眷（同行教授的妻子），日军一定要将此“姑娘”淫宿至次日，才准放行。
陈济棠、林绍荣反复向日军说明说明，这是刚刚产子的妇女，好不容易才打消日军邪念，船只得以离开，这么一耽搁，比先走了两艘船晚走了一个多小时。
经8个小时航行后，陈济棠一行终于在半夜抵达中山县民众埠。这是一个日伪控制的地区，必须寻找稳妥之人领路，方能走出此地。为此，陈济棠在这里又逗留了四天，并得悉在大澳同行的其他先走的二艘船，途中遇到劫贼，无一幸免。
21日，陈济棠乘小船离开中山民众埠，经顺德大良和新会猪头山等地，抵达塘下，至此，陈济棠终于脱离了虎口。得知陈济棠安然归来后，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因为如果“南天王”陈济棠一旦投日，造成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