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112.可惜50岁都没活到

我的几位好友

1959年北大钱祖皋和南开胡金海分到我室，文革时我和他们观点相同，研究当时社会形势之外，还给我业务指导，我很感谢他们，后他两均因两地关系调走。我在南航学英文时去看过老钱，他让我到美后帮他寻找计算机的工作。我在美国连门也没摸到怎能帮他？

1959年我校专业学生中提前留校四位，其中郑会琳对我帮助最大，我科研工作的困难起点，是在他的支持下进行的，后面有详细叙述。我非常感谢他。当他看完“燕京人”的初稿后，给出中肯的意见。我感到他非常仔细地阅读过，同他做任何事一样是那样地认真负责。

可惜累死了

1959年我校留校的另一位就是叶庆镐，一个直爽、天不怕地不怕，正直的人，把李书记看透了，到处顶他，丝毫不惧怕他的个人权威和以势压人的作风。在“燕京人“一书中我详细记载了我们四人步行大串联的故事，这里不再叙述。身患肝炎，在寒假前为自己几个班学生大考忙得不亦乐乎：出考题、做标准答案、答疑、改卷、评分、填单子送系里，忍着身体巨大的隐患，紧张地工作，咬牙坚持完成全部工作后去逝。可惜一个认真工作的好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文革后期的十多年里我室40岁到50岁的教师中累死了好几位。有人说数学教研室的风水不好。我认为政治运动太多、心情不愉快；困难时期无食物的惨状造成营养太差，补不上来、或体弱染上慢性疾病；教学工作量过大、职称的压力，等这些原因造成我室早逝者比其他任何教研室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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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海之歌》里说，人活七八十岁不算长，活二三十岁也不算短。

拉母死非儿德，活到了88岁，并于昨天才光荣辞世。

文革后有不少英年早逝的人，还专门有个电影《人到中年》。

那一代人大学毕业工资没怎么涨过，很多还要负担老人和老家亲属，工作任务又重。不少还去过血吸虫地区有肝病。

我记得有，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

那几年我室去世的教师有张美洵脑癌，陈月瑛鼻咽癌，洪贵唐糖尿病，叶庆稿肝癌等43岁到46岁之间，晏友双肝癌50岁。都在77年到82

岁去世。1997年我的好友张志英60岁口腔癌去世。一想起这些早逝的朋友就很难过。让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为他们祷告吧。

蒋筑英罗健夫早逝后

中年知识分子工资低，身体超负荷,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民间也大讨论，因此给中年知识分子提了一级工资。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反对：工人也应该涨工资。

知识分子没涨工资， 工人干部也没涨呀， 农民还只有挣工分呢， 日子虽苦， 但比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好， 就够了

您境界高，我应该回去多学学毛选。。。

那时真是太穷了。共产党的干部也挣不了多少钱，但有供给制的残余。有些东西是不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