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邀请李方桂教授访问的过程
这是一套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邀请美国李方桂教授来华参观讲学过程的文件资料。
1. 83年3月,民族所(傅懋勣)准备邀请李教授 ,李也想访华:
2. 外事局认为承担3人全部费用太多,民族所改为承担两人全部费用的报告:
3. 83年5月,计划谈成,准备为李一家办签证:
4. 83年6月,原定来华3周,李教授要求4周,民族所打报告要求延长一周:
5. 83年7月,总算搞定,机票订好(8月16日到京,9月14日离境),访华计划发文,组成了接待组:
6. 83年8月,到北京后一个安排:
7. 83年9月,李教授参观旅游行程:
8. 83年10月,这字条说原定10月28日离京,比计划的8月16日到京,9月14日离境的4周时间已多了一个多月,而且看上去还要延后,接待处也变得象旅行社了,忙着换票改行程。
看了这个过程有个疑问:民族所这个计划花了不少财力、物力不知对他们的研究发展有什么帮助?研究汉、藏语言在国内的研究还赶不上从美国来的?这些经费花在研究人员身上应该更有助于学术研究吧(83年大部分研究所经费紧张,常有研究人员想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也因为经费原因而受限制)?看来有人还是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李是中国在国外专门修读语言学的第一人。1921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高等科,1924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學Pre-medical,其間讀拉丁語和德語,大三插班轉系至語言學系。其後考入芝加哥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師從人類語言學家萨丕尔和結構語言學開山祖師伦纳德·布龙菲尔德,实地调查美洲原住民語言,1927年和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碩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馬投爾語:德内语支的一種》(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其後1930-60年代改為研究德内语支的的另一語言Chipewyan語。[1]
1929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此以后,他从事田野调查,描写壯侗語族的许多语言(壮族的龙州话和武鸣话),同时也对上古汉语和古藏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生有柯蔚南和康达维等。
李方桂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以后先后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语言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曾当选美国语言学会副主席。
==============
“研究汉、藏语言在国内的研究还赶不上从美国来的?” 您这句话,说得好听点叫隔行如隔山,不好听,还是不说了吧。
一支罗马军队,作为中国人,非常震惊。
还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来的女教授,讲中国琵琶和波斯一个类似乐器的关系。
方法了?
夫妇访华的旅费全由中方负担有些欠妥。
1983年我大学毕业转正后的工资才56.5元/月, 很多工人的月薪才三四十元。
正是,从最后一张图中的两个“又”字,可看出李教授多次改变了行程安排,这也是这个项目计划整个过程的反映:从来两人,到3人,到4人(虽然后两人旅费自已承担,但给他们办签证、招待吃饭、参观接送不会让他们付饭钱、车费等吧);时间从3周到4周,到过了两个月还不知那天能送走,哪里象是一个要发文的项目安排?李教授显然是以旅游为目的的(“讲学”的时间最多十来个小时,参观旅游差不多两个月),何必挂“访问讲学”的名头,说“参观旅游”不是更符合实际情况?有人拿他的“中研院院士”的头衔来回答疑问,中研院院士就可以不按计划、不守约定,随意变动已作的安排吗?一个人连自己认可的约定(社科院发文的计划行程应该是得到李教授认可的吧)都不能遵守,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了。
演讲费几十万,还要加头等舱,加秘书的。你不能白用人家。
接待方安排四处看看,同时也开办些讲座, 难道不是相得益彰的事情?让你说的好象是人家那么大年龄就为了一点旅游费一样。如果他来了,一言不发,那是两讲。
我们接待国内来讲学的也是,除了讲课费,还要安排一些其它活动。
你还津津乐道各大学一级教授的工资。知识在你看来没有价值。
不是很划算吗?和这些人加深交流了,他们回去多给中国访问学者,学生奖学金,不都赚回来了吗?
民族所到院办都是白痴。
是希望以后李能联系美方的有关机构邀请民族所人访美。
我当年见过类似事情。
83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邀请李方桂教授访问的过程
这是一套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邀请美国李方桂教授来华参观讲学过程的文件资料。
1. 83年3月,民族所(傅懋勣)准备邀请李教授 ,李也想访华:
2. 外事局认为承担3人全部费用太多,民族所改为承担两人全部费用的报告:
3. 83年5月,计划谈成,准备为李一家办签证:
4. 83年6月,原定来华3周,李教授要求4周,民族所打报告要求延长一周:
5. 83年7月,总算搞定,机票订好(8月16日到京,9月14日离境),访华计划发文,组成了接待组:
6. 83年8月,到北京后一个安排:
7. 83年9月,李教授参观旅游行程:
8. 83年10月,这字条说原定10月28日离京,比计划的8月16日到京,9月14日离境的4周时间已多了一个多月,而且看上去还要延后,接待处也变得象旅行社了,忙着换票改行程。
看了这个过程有个疑问:民族所这个计划花了不少财力、物力不知对他们的研究发展有什么帮助?研究汉、藏语言在国内的研究还赶不上从美国来的?这些经费花在研究人员身上应该更有助于学术研究吧(83年大部分研究所经费紧张,常有研究人员想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也因为经费原因而受限制)?看来有人还是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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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是中国在国外专门修读语言学的第一人。1921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高等科,1924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學Pre-medical,其間讀拉丁語和德語,大三插班轉系至語言學系。其後考入芝加哥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師從人類語言學家萨丕尔和結構語言學開山祖師伦纳德·布龙菲尔德,实地调查美洲原住民語言,1927年和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碩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馬投爾語:德内语支的一種》(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其後1930-60年代改為研究德内语支的的另一語言Chipewyan語。[1]
1929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此以后,他从事田野调查,描写壯侗語族的许多语言(壮族的龙州话和武鸣话),同时也对上古汉语和古藏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生有柯蔚南和康达维等。
李方桂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以后先后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语言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曾当选美国语言学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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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汉、藏语言在国内的研究还赶不上从美国来的?” 您这句话,说得好听点叫隔行如隔山,不好听,还是不说了吧。
一支罗马军队,作为中国人,非常震惊。
还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来的女教授,讲中国琵琶和波斯一个类似乐器的关系。
方法了?
夫妇访华的旅费全由中方负担有些欠妥。
1983年我大学毕业转正后的工资才56.5元/月, 很多工人的月薪才三四十元。
正是,从最后一张图中的两个“又”字,可看出李教授多次改变了行程安排,这也是这个项目计划整个过程的反映:从来两人,到3人,到4人(虽然后两人旅费自已承担,但给他们办签证、招待吃饭、参观接送不会让他们付饭钱、车费等吧);时间从3周到4周,到过了两个月还不知那天能送走,哪里象是一个要发文的项目安排?李教授显然是以旅游为目的的(“讲学”的时间最多十来个小时,参观旅游差不多两个月),何必挂“访问讲学”的名头,说“参观旅游”不是更符合实际情况?有人拿他的“中研院院士”的头衔来回答疑问,中研院院士就可以不按计划、不守约定,随意变动已作的安排吗?一个人连自己认可的约定(社科院发文的计划行程应该是得到李教授认可的吧)都不能遵守,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了。
演讲费几十万,还要加头等舱,加秘书的。你不能白用人家。
接待方安排四处看看,同时也开办些讲座, 难道不是相得益彰的事情?让你说的好象是人家那么大年龄就为了一点旅游费一样。如果他来了,一言不发,那是两讲。
我们接待国内来讲学的也是,除了讲课费,还要安排一些其它活动。
你还津津乐道各大学一级教授的工资。知识在你看来没有价值。
不是很划算吗?和这些人加深交流了,他们回去多给中国访问学者,学生奖学金,不都赚回来了吗?
民族所到院办都是白痴。
是希望以后李能联系美方的有关机构邀请民族所人访美。
我当年见过类似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