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分局重要领导人方方蒙冤始末
宋凤英
在华南和广东的革命和建设史上，方方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抗战时期曾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香港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州解放后，方方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兼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在1952年，广东却突然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土改右倾”、反“地方主义”斗争，许多党政领导都成为批判对象，其中以方方为批判核心。由于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直到方方去世20年后的1994年4月，方方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华南分局和中南局在广东土改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这两次改组，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 建国初期，中共广东各级组织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各阶层群众，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整顿金融、肃清敌特、维护治安、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等任务。从1950年至1953年，广东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并大力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 广东是侨乡，侨眷众多。广东又是沿海省份，工商业比较发达。据统计，当时广东籍华侨有近700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的70％。抗战前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75％，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因此，土改中的华侨政策十分重要，处理得好与否，将会对国内和国外产生重大影响。建国前夕，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明确指出，建国后和建国前的土改政策应有所不同。例如，“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地主兼营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着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处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 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华南分局认为，广东具有毗邻港澳、华侨人口众多、城镇工商业比较发达、爱国民主人士较多、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尝田、山林、桑基鱼塘）较多等特点，在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形势下进行土改，应采取积极稳妥的做法，在土改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华侨土地问题、维护城镇工商业正常经营等问题。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开展广东土改工作时，方方认真调查研究广东具体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拟订具体政策措施。方方协助叶剑英制订了《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沙田处理办法》等，经政府会议通过施行。 1950年10月8日，方方在《在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由于广东解放较晚，距离老解放区较远，群众和干部都还没有土地改革的斗争经验，各地区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处在国防最前线，接近匪特活动中心的港澳，因此，对于土地改革的工作采取稳步前进方针。”他又说：“广东土地改革中，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而必须适当地解决的问题。”方方在报告中阐明了对这些特殊土地问题所应采取的具体政策。 1951年3月3日，方方代表华南分局对三县的土改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三县的土地改革，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阶级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改革中没有侵犯工商业，没有侵犯中农，没有乱杀，保存富农经济，照顾了华侨，照顾了其他劳动人民，打消了房界地界矛盾（这是当时衡量广东农村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达到了预期效果，为全省的土改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与此同时，方方也实事求是指出了三县土改中存在的缺点：如群众发动得不充分，不巩固；基层整顿不够；对敌人打击不够狠，不彻底。历史表明：方方的这一估价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三县土改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原因，方方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方方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敢于实践，敢于负责，而且善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工作，使工作取得新的发展。例如，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北方解放区土改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的时候，华南一些游击区也过早实行分田废债，以致脱离群众，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后来，中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停止新区土改的指示，方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使华南地区的群众斗争走上正确的轨道，获得更大的发展。 广东全面土改从1950年10月开始，到1951年夏天已在1500万人口的地区铺开。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却和华南分局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土改中下不了手。 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1951年1月和4月，李雪峰等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干部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把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 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土改工作做得不好 在广东土改问题上，华南局和中南局的分歧日益严重。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将一批正县级的南下干部降为副县级。一些南下干部对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大多主张缓和，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 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中南局。毛泽东和中南局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和进展缓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领导干部，加以调整，并抽调一批干部予以支援。1951年4月，中南局将中共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在4月的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广东土改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批评，三县经验被否定，意味着广东土改足足耽误了半年。 此后，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广东风起潮涌，全省4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63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追挖，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被叶剑英痛心地形容为“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 在1952年1月的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叶剑英、方方等领导同志意识到广东土改问题的偏差，“上级多头多脑，中间昏头昏脑，下级无头无脑”，必须尽快进行纠偏。在叶剑英的督促下，各地花了十几天时间来纠偏，情况有所缓和。然而到了7月1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却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社论《论正在前进中的广东农民运动》。一个星期后，再发一篇社论《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锋芒直指叶剑英和方方。社论以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口吻，把广东土改的问题，归结为“好得很”和“糟得很”之争。中南局邓子恢、李雪峰认为是“好得很”，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方方，则显然是“糟得很”的代言人。社论严词质问：“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回答不言而喻。社论以一种教训的语气说：“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惶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 两篇社论发表前均未征求过叶剑英意见，让叶剑英很生气：“为什么把党内不同意见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1951年12月25日，中南局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到广东后，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此后，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问题，决定把土改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坚决地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的方针，开展土改整队（整顿队伍），查出身，查立场。全省共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大陆地区67个县，集中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进行整队，结果处理了781名干部，占参加整队人数10％强。方方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方针，但他那时已无力对形势发展施加影响。 针对华南分局和中南局的分歧，6月12日，中央派专机把方方、陶铸接到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出席。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说广东搞地方主义，并特别强调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明确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包括方方在内，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接着说：“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并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扩大化 毛泽东批判的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分配、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赣州会议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则进行的，地委以上干部是经过分局集体讨论决定的。1950年以后，陆续调来了几批南下干部和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叶、方都给予了恰当的安排，有些人还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叶、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绝不是排斥外来干部，更不是搞“地方主义”。 历史事实证明，叶、方当时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后来大部分担任过省一级的领导职务。因此，加在叶剑英、方方头上的所谓两个“错误”，是根本不存在的。 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952年6月29日到7月6日，华南分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叶剑英在6月30日的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7月6日又对会议作了总结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叶剑英对所谓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都承担了责任。他反复说：“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叶剑英还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方方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有人认为方方的检讨很不深刻。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结束后，由陶铸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华南分局将这个综合报告连同叶剑英的检讨报告、总结报告和方方的检讨，陶铸等的发言一并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综合报告除叙述了这次“反地方主义”的经过和概况外，特别列举了“地方主义”的“严重表现”，分析了“地方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 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上半年，我去广东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有人向我反映，华南分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方方在内，有地方主义的倾向。叶剑英同志同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似觉有难言之隐。回到北京后，我如实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叶剑英、方方等同志回到广东本地工作，不可避免要使用一些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很难说这就是搞地方主义，而且他们是坚决反对‘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的。但是不久，在华南分局还是开展了一场对地方主义的批评和斗争，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同志在会上都作了检查。方方由第三书记改任第五书记。1953年，他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只任分局交通部长。” 1957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省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后来又按照中央的部署，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这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全省属错划的共3.6万多人。在整风运动开展前后，部分党员干部对广东土改运动中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等问题提出意见，要求对所受的批判处分作重新处理。省委领导认为，这是地方主义思想的重新滋长，决定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从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全省各地、市、县也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不恰当的批判和处分，产生了严重后果。 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过程充满坎坷 1955年，方方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和全国侨联副主任等职，协助何香凝、廖承志负责全国华侨事务工作。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年动乱期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五年。 1966年6月底，在“四人帮”的煽动下，中侨委的大院里贴了许多方方的大字报，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廖承志立即以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身份，向政治部工作组做出指示，说方方主要是在广东工作时对组织上的处理有意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能保就保。”方方此时身处逆境，心情沉重，廖承志便安慰说：“你的问题研究过了，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并示意方方写检查，以便过关。检查写好后，廖承志与外事办政治部主任王屏商量，由王屏在群众大会上表扬说，方方的检查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同年7月，廖承志向陈毅汇报说，方方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月，廖承志不顾“造反派”的叫嚣，安排方方担任接侨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在印尼排华驱侨后，中国设立了国家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并安排方方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外华侨国庆宴会，同时指示要让方方的名字见报，以对“造反派”炮打方方的卑劣行径进行反击。到了11月，方方所受的冲击越来越大，廖承志针锋相对，在会上严词警告某些“造反派”的头目：“你们不要耍小动作，不要挑动副主任斗副主任，挑动司长斗司长!”并在讲话中称方方是“老同志”、“老朋友”，继续叫他抓业务。直到同年12月25日，“四人帮”下令方方“停职反省”后的第三天，廖承志在会上仍然亲切地称方方为同志，当有人对此称呼表示异议时，廖承志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说：“方方在未开除党籍之前还是同志!”这在那人妖颠倒、血雨腥风的岁月，不愧为掷地有声的铮铮之言！不仅体现了廖承志的高贵品德和人格魅力，同时也体现了方方与廖承志之间难得的真情。廖承志竭力保护方方的言行，也是导致后来“四人帮”煽动的“油炸廖承志”的原因之一。1971年9月21日，方方含冤去世。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方方在“文革”中所受冤屈平反昭雪。 1989年，方方的夫人苏惠就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向中央提出申诉。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支持方方的夫人苏惠申诉，并亲自为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方方文集》写序。薄一波在序言中说：“在今天看来，就某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正常地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当时简单化地上那么高的纲，尤其后来广东省委结合反右斗争，又把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扩大到各级组织中去，批评、处分了一大批干部，则更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同意，广东省委对当时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复查、平反。此事虽早已时过境迁，但我总觉得有必要为当时受委屈的方方同志说句公道话。”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为方方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彻底纠正。历经15年的反复，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蒙在方方头上的不白之冤也才算得到彻底洗雪。
一定要轰轰烈烈，开大会，杀人见血，不留死角，是要打着杀富济贫的大旗，大张旗鼓地让每一个农民都亲眼看到，共产党是厉害党，敢于杀，有能力杀，必须跟共产党走，不然死路一条。这样以后，中央号令畅通，老百姓服从性好。这就是小说水浒体现的中国真理。
延安整风也是这个路子，口号要响亮，要师出有名；手段要狠，让每个人亲眼看到残酷打击的结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过后再适当平反甄别。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达成了。
为首的广州军区则是东方派（偏保），背后是林彪。1979年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为澎湃的儿子彭洪（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平反。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四野师级干部）当场反对，说海丰的案不能翻，你们要翻我要向中央反映。习仲勋拍桌子大骂：“你尽管去告，我要拦你告，我习仲勋是王八蛋。你要是不敢去告，你孙敬业是王八蛋！”后来孙敬业被撤职审查, 追查他1968年操纵海丰武斗屠杀一百多红旗派的事件。
华南分局重要领导人方方蒙冤始末
宋凤英
在华南和广东的革命和建设史上，方方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抗战时期曾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香港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州解放后，方方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兼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在1952年，广东却突然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土改右倾”、反“地方主义”斗争，许多党政领导都成为批判对象，其中以方方为批判核心。由于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直到方方去世20年后的1994年4月，方方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
华南分局和中南局在广东土改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这两次改组，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
建国初期，中共广东各级组织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各阶层群众，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整顿金融、肃清敌特、维护治安、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等任务。从1950年至1953年，广东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并大力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
广东是侨乡，侨眷众多。广东又是沿海省份，工商业比较发达。据统计，当时广东籍华侨有近700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的70％。抗战前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75％，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因此，土改中的华侨政策十分重要，处理得好与否，将会对国内和国外产生重大影响。建国前夕，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明确指出，建国后和建国前的土改政策应有所不同。例如，“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地主兼营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着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处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
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华南分局认为，广东具有毗邻港澳、华侨人口众多、城镇工商业比较发达、爱国民主人士较多、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尝田、山林、桑基鱼塘）较多等特点，在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形势下进行土改，应采取积极稳妥的做法，在土改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华侨土地问题、维护城镇工商业正常经营等问题。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开展广东土改工作时，方方认真调查研究广东具体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拟订具体政策措施。方方协助叶剑英制订了《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广东省土地改革中沙田处理办法》等，经政府会议通过施行。
1950年10月8日，方方在《在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说：“由于广东解放较晚，距离老解放区较远，群众和干部都还没有土地改革的斗争经验，各地区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处在国防最前线，接近匪特活动中心的港澳，因此，对于土地改革的工作采取稳步前进方针。”他又说：“广东土地改革中，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而必须适当地解决的问题。”方方在报告中阐明了对这些特殊土地问题所应采取的具体政策。
1951年3月3日，方方代表华南分局对三县的土改工作进行了总结，认为：三县的土地改革，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阶级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改革中没有侵犯工商业，没有侵犯中农，没有乱杀，保存富农经济，照顾了华侨，照顾了其他劳动人民，打消了房界地界矛盾（这是当时衡量广东农村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达到了预期效果，为全省的土改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与此同时，方方也实事求是指出了三县土改中存在的缺点：如群众发动得不充分，不巩固；基层整顿不够；对敌人打击不够狠，不彻底。历史表明：方方的这一估价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三县土改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原因，方方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方方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敢于实践，敢于负责，而且善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工作，使工作取得新的发展。例如，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北方解放区土改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的时候，华南一些游击区也过早实行分田废债，以致脱离群众，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后来，中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停止新区土改的指示，方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使华南地区的群众斗争走上正确的轨道，获得更大的发展。
广东全面土改从1950年10月开始，到1951年夏天已在1500万人口的地区铺开。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却和华南分局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土改中下不了手。
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1951年1月和4月，李雪峰等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干部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把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
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土改工作做得不好
在广东土改问题上，华南局和中南局的分歧日益严重。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将一批正县级的南下干部降为副县级。一些南下干部对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大多主张缓和，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
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支持了中南局。毛泽东和中南局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和进展缓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领导干部，加以调整，并抽调一批干部予以支援。1951年4月，中南局将中共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在4月的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广东土改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批评，三县经验被否定，意味着广东土改足足耽误了半年。
此后，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广东风起潮涌，全省4万干部扛着背包，奔赴农村，在63个县全面展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运动”。许多南下干部大声疾呼，广东土改，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斗倒地主恶霸，只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没动”。从现在起，必须一改旧观，全面进行土改复查，大军挂帅，狠字当头，不打不服，充分发挥绳子和棍子的作用，无限度地清算追挖，非要把地主斗得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不可。有些农民在“少数勇敢分子”的号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有些地方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门斗弱房门。还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实，贪污浪费。被叶剑英痛心地形容为“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
在1952年1月的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叶剑英、方方等领导同志意识到广东土改问题的偏差，“上级多头多脑，中间昏头昏脑，下级无头无脑”，必须尽快进行纠偏。在叶剑英的督促下，各地花了十几天时间来纠偏，情况有所缓和。然而到了7月10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却发表了措辞尖锐的社论《论正在前进中的广东农民运动》。一个星期后，再发一篇社论《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锋芒直指叶剑英和方方。社论以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口吻，把广东土改的问题，归结为“好得很”和“糟得很”之争。中南局邓子恢、李雪峰认为是“好得很”，而华南分局的叶剑英、方方，则显然是“糟得很”的代言人。社论严词质问：“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回答不言而喻。社论以一种教训的语气说：“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惶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
两篇社论发表前均未征求过叶剑英意见，让叶剑英很生气：“为什么把党内不同意见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1951年12月25日，中南局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到广东后，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此后，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问题，决定把土改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坚决地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的方针，开展土改整队（整顿队伍），查出身，查立场。全省共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大陆地区67个县，集中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进行整队，结果处理了781名干部，占参加整队人数10％强。方方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方针，但他那时已无力对形势发展施加影响。
针对华南分局和中南局的分歧，6月12日，中央派专机把方方、陶铸接到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出席。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说广东搞地方主义，并特别强调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明确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包括方方在内，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接着说：“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并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扩大化
毛泽东批判的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分配、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赣州会议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则进行的，地委以上干部是经过分局集体讨论决定的。1950年以后，陆续调来了几批南下干部和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叶、方都给予了恰当的安排，有些人还放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叶、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绝不是排斥外来干部，更不是搞“地方主义”。
历史事实证明，叶、方当时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后来大部分担任过省一级的领导职务。因此，加在叶剑英、方方头上的所谓两个“错误”，是根本不存在的。
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952年6月29日到7月6日，华南分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叶剑英在6月30日的会议上，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7月6日又对会议作了总结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叶剑英对所谓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都承担了责任。他反复说：“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叶剑英还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方方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有人认为方方的检讨很不深刻。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地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结束后，由陶铸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区反地方主义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华南分局将这个综合报告连同叶剑英的检讨报告、总结报告和方方的检讨，陶铸等的发言一并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综合报告除叙述了这次“反地方主义”的经过和概况外，特别列举了“地方主义”的“严重表现”，分析了“地方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
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上半年，我去广东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有人向我反映，华南分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方方在内，有地方主义的倾向。叶剑英同志同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似觉有难言之隐。回到北京后，我如实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叶剑英、方方等同志回到广东本地工作，不可避免要使用一些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很难说这就是搞地方主义，而且他们是坚决反对‘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的。但是不久，在华南分局还是开展了一场对地方主义的批评和斗争，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同志在会上都作了检查。方方由第三书记改任第五书记。1953年，他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只任分局交通部长。”
1957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省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后来又按照中央的部署，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这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全省属错划的共3.6万多人。在整风运动开展前后，部分党员干部对广东土改运动中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等问题提出意见，要求对所受的批判处分作重新处理。省委领导认为，这是地方主义思想的重新滋长，决定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从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全省各地、市、县也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一批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不恰当的批判和处分，产生了严重后果。
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过程充满坎坷
1955年，方方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和全国侨联副主任等职，协助何香凝、廖承志负责全国华侨事务工作。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年动乱期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五年。
1966年6月底，在“四人帮”的煽动下，中侨委的大院里贴了许多方方的大字报，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廖承志立即以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身份，向政治部工作组做出指示，说方方主要是在广东工作时对组织上的处理有意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能保就保。”方方此时身处逆境，心情沉重，廖承志便安慰说：“你的问题研究过了，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并示意方方写检查，以便过关。检查写好后，廖承志与外事办政治部主任王屏商量，由王屏在群众大会上表扬说，方方的检查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同年7月，廖承志向陈毅汇报说，方方主要是老资格包袱问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月，廖承志不顾“造反派”的叫嚣，安排方方担任接侨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在印尼排华驱侨后，中国设立了国家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并安排方方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外华侨国庆宴会，同时指示要让方方的名字见报，以对“造反派”炮打方方的卑劣行径进行反击。到了11月，方方所受的冲击越来越大，廖承志针锋相对，在会上严词警告某些“造反派”的头目：“你们不要耍小动作，不要挑动副主任斗副主任，挑动司长斗司长!”并在讲话中称方方是“老同志”、“老朋友”，继续叫他抓业务。直到同年12月25日，“四人帮”下令方方“停职反省”后的第三天，廖承志在会上仍然亲切地称方方为同志，当有人对此称呼表示异议时，廖承志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地说：“方方在未开除党籍之前还是同志!”这在那人妖颠倒、血雨腥风的岁月，不愧为掷地有声的铮铮之言！不仅体现了廖承志的高贵品德和人格魅力，同时也体现了方方与廖承志之间难得的真情。廖承志竭力保护方方的言行，也是导致后来“四人帮”煽动的“油炸廖承志”的原因之一。1971年9月21日，方方含冤去世。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方方在“文革”中所受冤屈平反昭雪。
1989年，方方的夫人苏惠就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向中央提出申诉。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支持方方的夫人苏惠申诉，并亲自为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方方文集》写序。薄一波在序言中说：“在今天看来，就某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正常地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当时简单化地上那么高的纲，尤其后来广东省委结合反右斗争，又把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扩大到各级组织中去，批评、处分了一大批干部，则更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同意，广东省委对当时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复查、平反。此事虽早已时过境迁，但我总觉得有必要为当时受委屈的方方同志说句公道话。”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为方方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彻底纠正。历经15年的反复，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蒙在方方头上的不白之冤也才算得到彻底洗雪。
一定要轰轰烈烈，开大会，杀人见血，不留死角，是要打着杀富济贫的大旗，大张旗鼓地让每一个农民都亲眼看到，共产党是厉害党，敢于杀，有能力杀，必须跟共产党走，不然死路一条。这样以后，中央号令畅通，老百姓服从性好。这就是小说水浒体现的中国真理。
延安整风也是这个路子，口号要响亮，要师出有名；手段要狠，让每个人亲眼看到残酷打击的结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过后再适当平反甄别。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达成了。
为首的广州军区则是东方派（偏保），背后是林彪。1979年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为澎湃的儿子彭洪（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平反。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四野师级干部）当场反对，说海丰的案不能翻，你们要翻我要向中央反映。习仲勋拍桌子大骂：“你尽管去告，我要拦你告，我习仲勋是王八蛋。你要是不敢去告，你孙敬业是王八蛋！”后来孙敬业被撤职审查, 追查他1968年操纵海丰武斗屠杀一百多红旗派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