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作者：何方
何方
我这次下放劳动改造，时间也许还不到一年，但值得专辟一节来叙述。因为这是我一生八十多年来经历过的最艰苦最难挨的日子，使我对我们的国情和中国农民群众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段时间不长，但确实值得说一说，写一写。可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只能靠不够完全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经过那场灾难我竟然还能活到现在，真是当年想不到的奇迹。
（一）下放安徽
作出了要我不必等结论批下来而是先去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后，章汉夫、姬鹏飞一起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们的态度都挺好，和过去一样。章汉夫说，我们认为你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下去接触一下实际对你会有好处。到哪儿去呢？部里下放到南方北方的都有。北方省份生活可能苦一些，我看你还是到南方去，具体说来就是安徽。那里是鱼米之乡，生活一定会好点，不知你还有什么意见？我除了感谢组织的照顾以外，没什么可说的。姬鹏飞也作了临别赠言，勉励了几句。
回家后就是准备行装了。这也简单，除了挑选一些要看的书以外，主要是带足冬装。我知道下去以后不会很快回来，而南方冬天的保暖设备要比北方差得多，所以还是未雨绸缪的好。我下去的时候，正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我却带了两床被子，里边一床还是一直没派上过用场的鸭绒被，一件老羊皮大衣，以及朋友送我在东北才用得着的棉鞋，等等。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宝还真押对了，过冬时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我的问题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行李多点没关系，可以雇个三轮车拉到火车站，外交部人事司还派了专人来送。家里的人就不用说了。那天除了宋以敏外，就是抱着我两岁儿子的保姆叫范耀荣，临别时哭得很伤心。因为她虽然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但在她的心目中总是一直认为我是个好人，这一去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而且又是一个人远行，自然感到凄凉。
我下放的落脚点是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人民公社。这地方属大别山区，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到六安和苏家埠，我们下放时许多老人还记得当年内战时的情景。再加上1953年我跟着驻外使节参观团又来过这一带，所以对六安并不生疏。那次参观是因为邻县霍山正在修建佛子岭水库，国内宣传的很火，我们就慕名来了。当时的六安和霍山好像是归一个专员公署管，都处在大别山麓。出六安城往南走，大约有三五十里就是大山，山北一马平川，应该说是很富庶的地方。那次参观的印象也很好，当时情景一直记到现在。一想起来就是：向上望，满山开遍杜鹃；看平川，到处庄稼丰茂，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田园山水画感觉。可是这次来六安，看到的却是一片萧索，路上看不见行人，街上碰不到游客，连许多买卖铺都关了门。沿路走去，没看到过老百姓饲养的家禽家畜，更谈不上什么鸡犬相闻了。
那时全县也没有一辆汽车，县委接送只不过是派人帮我扛扛行李就是了。由于中央监委还没批下对我的处理，所以外交部也无权将我反右倾运动中戴的帽子通知地方，县里还只能按常规接待，请我吃了一顿午饭。这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寒碜，米饭是糙米，下饭的菜不但没肉，还几乎看不到油。就是这样的饭，桌子上撒个米粒，陪同吃饭的干部也要捡起来送进嘴里。初次见到这种场面，还以为是地方干部的俭朴作风，怪不得要让住在大城市的干部下来劳动改造呢。可是很快就发现，原来是灾难临头，全国早已进入了大饥荒的年月，而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当我来到苏家埠的时候，精神还不错，先到住在公社的下放干部领队毕季龙那里报了到，然后又一个人在街上转悠了一阵。这毕季龙，我们很熟。他在新闻司当专员，一直对我很尊重、很友好，见面总是笑眯眯的。不知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还是在美国留过学，给我的印象是，外交部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总是会被抛了出来，成为受批判或叫帮助的重点。他的态度也好，叫检讨就检讨，运动中不顶牛，事后也不翻案。所以他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没有受过什么处分，还得到升迁，当了新闻司的副司长，改革开放后被派去当了几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我去纽约进行学术交流，还得到过他的热情接待。这次反右倾运动，他倒与张闻天反党集团沾不上边，但被认为思想有点右倾，因为他在参观北京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兴建的十大建筑时，竟然说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比咱们的北京站还要大。这类“错误”自然不算大，他的态度又比较好，所以没受什么处分，既要下放劳动改造（这是对错误大一些人的说法，对像他这类人的用词是劳动锻炼，这在当时是很有分寸的），又让他当了我们那批人领队的头目。对他没有三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只是负责管这些下放干部，同地方上也就是县和公社打交道，如交涉看病住医院啦，联系接待的生产队，算帐交粮票啦，等等。这次我们在苏家埠公社他的住处相见，他的态度仍然是友好的，公事公办，既不歧视冷淡，也没有特别照顾。他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就安顿我在公社的招待所一个原来的破旧客店住下，等他同有关的生产队和下放干部小组的组长商妥后再到队里去。
我把行李往客店一放，就一个人上街溜达去了。别看那时老百姓多么贫穷困难，社会风气还是相当好。无论是住客店还是住群众家，一年间搬来搬去不下五六次，但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不管住在哪儿都没有人动过我的行李，对人完全可以信得过、放下心。到街上买东西，也是公买公卖，还真是言不二价，童叟无欺。我在街上转了一阵，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吃的东西贵得要死，一些穿的用的东西又便宜得要命。比如一个油炸萝卜丝素丸子要卖一块钱，而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也可能连一块钱都不值。我那次下放带的冬装多夏衣少，可是冬天还远，夏天就在眼前。于是我就到几个旧衣店里去看看，想买一件短袖衬衫。说来凑巧，在一个店里看见了一个半新的，也很合身。问是什么料子作的，答复是罗。好家伙，这绫罗绸缎，从小在私塾里就念，可直到这时还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是罗（其实后来也没再见过）。而且一件罗料短袖衬衫要价只有五毛，我当然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后来回到北京还穿了两年。我对这件罗料衬衫一直念念不忘。
那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客店里。由于旅途劳累，很快就睡着了，但是又很快被臭虫咬了醒来。点着灯一看，真是了不得，臭虫像一群蚂蚁般地向我发起全面进攻。这间房子大概平时没人住，臭虫们不知饿了多久，现在有饱餐一顿的机会，所以就一拥而上。这可是我平生遇到的唯一的一次。因为以前在家乡、在延安以及在东北打游击，来找麻烦的只不过是虱子和跳蚤，而且也不会成群结队。当然东北夏天的蚊子也厉害。像这次遭臭虫的围攻，后来也再没有碰到过。
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还是被送到了生产队。那时下放干部分得很散，一个村子也就是一到两个人。我去的是苏家埠公社苏北大队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当时只叫第几队第几组，村名反而不用了。这村就我一个下放干部，住在一家姓袁的贫雇农家里。这家有一对老年夫妇，我叫他们大爷大娘，都是要饭的出身，解放后才分得土地和房子。现在土地被公社化掉了，但房子还归他们。有个儿子名叫袁世银，19岁，是党员，当生产队长，他叫我何大哥，至今还和我保持着通信联系，去年曾专程来我们家看我。我写的这一章材料还请他看过，得到他的认同和赞许。这家人甭说有多好了。那时候农村的风气本来就好，群众非常淳朴善良。包括一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家（我看不少是被拔高错划的），也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而这一家又是我住过的五六家中对我最好的一家。那时农民群众的思想观点是，似乎受苦只是他们的命，我们这些所谓有知识的城里干部下来跟他们受苦，反而是受了委屈，不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倒是他们可怜我们了。这就让我联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帕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的法国农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好清官或某个英雄好汉的身上。没有人带头，他们一切都可逆来顺受。这就是为什么大跃进给他们造成了那么大的苦难，却不但没有出现“怨声载道”，而且明知有些做法是胡闹还能跟着“继续跃进”的原因。当时的农村确实显得安定、平静和稳定，无论上面怎么说都没有人起来反驳。
（二）农村情景
为了说明我这一年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情况，先得交代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第一，1960年是现在人们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间的一年，可能比前后两年更严重些。第二，安徽被称为当时的重灾区，饿死人数仅在四川之下。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因“跃进”得猛，曾被封为圣人，后来受到各方批评，他的思想一变，又搞起了包产到户，因而丢了乌纱帽，调离安徽。当然，我看到的只是安徽的一个小角落。那时由于饿得走不动，无法走得太远，顶多只是去过几趟三五里路程的苏家埠，更无心到处闲逛了。所以这里说的只是那个小角落的情况。至于全省其他地方，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一贫如洗的农村
那一带农村真是被折腾的穷得叮当响。说一贫如洗，一点也不过分。土地被公社化掉了，包括自留地，各家倒还留下房子。可是这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住的那个村子没有看到一家是砌着墙的砖瓦房，多是名副其实的茅草棚。上面盖着稻草，墙用麻杆编成，里面再糊上泥巴。由于风吹雨打，泥巴有多处脱落，冬天住在里面温度和室外差不多。最令人感到不习惯的是，隔壁邻舍的动静都可听到，还可从墙缝看到邻居家的人和东西。所以我和房主人的谈话，如果不想让隔壁看见和听到，只能在夜间进行和打手语，不能高声说话。例如我住的那家的袁大娘，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实在养不活了的母鸡给宰了，也是天黑后煮熟的，半夜把我悄悄捅醒来，硬要给我和他儿子一人吃一只鸡腿。这我怎么能吃呢？死活不干，但不能嚷嚷，只能我一个人和他们全家推来推去。你看这哪像房子？而且还真是家徒四壁，农具和炊具公社化去了，吃饭锅早已拿去大炼了钢铁，连锅台也作为肥料由生产队给拆了。只剩下几个竹床和床柜上一些破旧被褥和衣服。实在想不起还有别的什么家什。大家说，不光是我们下放干部，连当地老乡自己也说，那里每户人家的家当就是两大缸咸菜，不但自家吃，还可以拿出去卖。当地有个传统习惯，就是再穷也得腌起码两缸雪里蕻，供全年吃，没有其他下饭菜之说。我们下放干部也是每人买一小坛雪里蕻，尽管咸得要死，看见蛆在里面爬，饿极了也还是要忍不住吃它几口，而且明知吃得太咸会加重浮肿，但也顾不得了。
人要吃饭，可正是这个吃饭问题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那时我们和群众一起吃大食堂。粮食按人头定量分配，但不同的工种、大人和小孩有点区别。农家自己都没有颗粒存粮，也根本不存在粮食的买卖了。在北京，有粮票还可以买点食品、下个饭馆什么的。可在苏家埠，全镇没有一个饭馆。任何粮食制品，即使有粮票也买不到。人们常说的“有钱能买鬼推磨”，在这里也不灵了。当时我们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十二斤原粮（没加过工的玉米，本地叫玉芦），每天平均老秤六两，合新秤四两稍多点。中间是否有流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毕季龙住公社就比我们在生产队吃得好一些。四两玉芦磨成面，分两顿吃。每人每顿只能排队领到一大勺稀糊糊，不但没有任何油水，连蔬菜也不放一点。所以我劳动了不到一个月，就浮肿得走不动路，被送进了公社医院。
吃是人的本能。那时凡是能吃的东西，不管你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田间长的、水里游的，只要能弄到都可以吃。说也奇怪，在乡下竟然看不到什么飞禽走兽，只看到麻雀和地老鼠，连草根树皮也难找。树，在头一年大炼钢铁中已被砍光了，包括老百姓提起来就感到惋惜的大板栗树。板栗是当地特产，产量丰富，但树长得慢。能吃的野菜草根也极少。不知是我们下去前就被弄去吃了，然后随长随吃，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竟一时“斩草除根”了。反正我是农村长大，还有点辨别野菜的本领，但在那里竟没找到。倒是吃麻雀、吃蛇、吃老鼠的事时有传闻。由于是全面跃进，一两年前苏家埠公社就成立了自己的黄梅剧团。我们在住院期间还被组织去看过他们演出的《三女抢板》，印象很深。一些演员想了个找东西吃的办法，用老鼠药毒死了一批老鼠，他们就把死老鼠剥皮煮熟给吃了。后来发生中毒，倒没出什么人命，只是有几个演员嗓音变哑，不能唱戏了。
不但没吃的，有时更严重的是没烧的。那时用作燃料的主要是庄稼桔杆、树枝、杂草。可是桔杆一下来就沤了肥，树已光，也没有人能上山打柴，食堂烧柴就只能坐吃山空。特别是四五月青黄不接的那一阵，有几次因为没柴烧而断炊一两天。老百姓各自想办法，弄点野菜什么的吃。下放干部可就除了吃两口咸菜喝点水以延续生命外，竟然毫无办法。我亲眼看到世界知识出版社一同下放的女同志，现仍健在的裘蓓尔饿得直哭。遇到这时，我除上厕所外就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闭目养神，思前想后，背诵诗词，也多次念叨屈原的句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说明脑子还在动，但全身已毫无气力。例如一次不留神躺在了一把镰刀上，硌得腰背生疼。于是展开了思想斗争：是拿开它，还是移动身子躲开它，还是忍痛让他硌着去。斗争了很长时间也没动弹，因为前两项多少总得用点力气。好在这种断炊的日子并不太多，更没持续多久，支部和生产队总会想办法。有几次就是动员各家献出能当柴烧的家具。不知是硬行收走还是自愿捐献，反正我看到的有板凳、洗脸盆架子之类。每次危机都还是勉强度过了。
死一样的沉寂
先说个静字。当时在农村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安静，形容成死一样的沉寂，一点也没夸大。过去学俄文时读《静静的顿河》，觉得用词不当，咆哮的顿河怎么能配上静的形容词？这时一想，用它来形容我们下放的农村倒是更合适些。以前文人常用“夜阑人静”，其实我们这里的白天比过去的夜晚还要静寂。过去总还有鸡鸣狗叫和小孩哭声吧？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下放一年，没看到过一只狗，倒是见过几只母鸡，不但不叫，还很快消失了，大概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关系，而且也实在没人管。大牲畜老早就公社化得不见了。但我们那个生产队还养了一头猪，就整日躺在我住的袁大爷房子对面的一个小猪圈里。据说已养活了两年，长得比普通狗还小，瘦的皮包骨头像一条龙，不但不叫，连个哼哼声都没听到过。我问队长袁世银，为什么人都没吃的，还要养这条不死不活的猪？他说，公社规定，各生产队都得养猪，有些队报上去养了好几头，我们一只都没有，上面来查可怎么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我换了几个生产队，都没见到和听说有一个女人生小孩的。两三岁到七八岁的小孩倒还不少，可就是都不哭，也不出来玩，用不着人看。母亲们下地干活，就把他们像东西一样往家里一放，夏天放在凉快点的门洞，冬天放在床上。不用担心他们走失和掉下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大动弹。他们不但不会出门玩，而且没力气哭，更不说话。只是看见过家里没大人（上工地去了）的五六岁小孩，开饭时拿个大碗或小盆排队领饭，然后就回家再不出来了。全村以至附近一带没听说过有办红白喜事的。结婚的不知道有没有。死人是常有的事，但也是由生产队派人埋掉。自家哪有东西招待客人？总之，那时和那一带的农村（其实城镇也差不多），实在是安静得出奇。晚上更是除了雷电风雨这类自然现象有时发生外，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偶尔也会听到轻声细语的争吵声，多是妻子抱怨丈夫吃饭光顾自己不管孩子。那时的风气也真好，大人下地可以放心地把孩子留在家里，而且很少看到有人锁门。既无狼和狗，也没人偷小孩，没人偷东西，做到了昼不闭户。如果人能吃饱饭，有鸡犬相闻，那就超过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面对死亡
这倒不是说自己快要饿死，而是指面对老百姓的死亡。在我插队不久，就已听到有人饿死的事，大多是老人和幼儿。当时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的女人都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二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浮肿病，我们那些下放干部也很少例外。一开始对我们还有点特别待遇，浮肿稍厉害一点就送公社医院。结果一时间下放干部一大半住了医院，基本上没有几个农民群众因浮肿住院的。而且住院也治不了浮肿，只是粮食定量稍多点，可以不参加劳动。后来大概是向外交部请示汇报后得到指示，浮肿一般不再住院，于是大家又出院去同群众实行“三同”了。这一出来就不断看到饿死人的现象。据说浮肿有两怕，一怕引起腿脚溃烂，一溃烂就多半没救了；二怕浮肿突然消失，那也是不祥之兆。死的人一多，也就见怪不怪了。例如我住家隔壁的一位老人有几天没见，一打听，说是前两天已经死了，就是小腿先溃烂。由于那时一切都集体化了，死人也变成了队里的事，派人挖个坑，用芦席一卷埋掉完事。自己家里既无力办席待客，也不用设灵堂、穿孝衣。所以往往哪家死了人，很多村民都不知道，大家也都不大关心，有点麻木，包括我自己在内。例如一次大队召开党员大会，下放干部全部参加，总支书记讲话，主要是动员大家要关心群众，不能见死不救，看见有人倒在路旁，应该把他扶起来，送回家等等。后来我还真遇到了这挡子事。只我一人在回家路上，记不清是干什么去了，看到路旁躺着一个大人，死活不知。当时倒也想去扶他，但实在没劲，自己都走不动了，哪里还能扶起别人？因此只能慢慢挪动腿脚回村报告。现在想起，仍然认为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当时的我是怎么也背不动一个病人或死人的。
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可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却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说怪也不怪。首先，我们中间没有年老体弱的，都是三十多岁，体质比较好，下放前也不曾挨饿，有一定的营养积蓄或者说底子好。其次，我们下放和过三同生活的时间短，顶多也是一年，而且没参加什么重的体力劳动。第三，我们回城后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不但粮食定量提高，还有了各种标准的副食供应。例如我的粮食定量就提高到三十斤，除和大家一样的副食外，由于降级没过十三级这个关键的界限，所以还可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凭票买有规定的高脑（高级脑力劳动者）油、黄豆、红糖以及高中级的香烟。特别重要的是可以看病和住院。其他因素不再去算，单是这三条，如果没有的话，情况恐怕就大不一样了。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而且不但我们下放干部，就是地方干部也少有听说饿死的。例如常给我们训话的那位大队总支书记，就讲起话来底气十足。他的定量不知多少，但他有权到各生产队食堂检查品尝却属实，有一次还带来一种混合面做的窝头给大家看。毕季龙吃的公社食堂也比我们下面强得多，最后欢送我们回北京时不但饭菜管饱，而且竟然上了两道荤菜。至于公社以上的干部，恐怕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省部级干部有人得浮肿病的，更不用说中央领导了。
（三）“跃进”种种
“继续跃进”
当时各地农村的情况都差不太多，城市也不见得怎么样。例如我们路过合肥时就在车站上看见这样一幕：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一篮油炸素丸子在叫卖，喊着“一块钱一个”。车站大约是禁止小贩上台阶的，只见一个警察走来，夺过篮子一脚踢到台阶底下。好在那时行人极少，女人把她的丸子一个一个地检回篮内，又在下面叫卖了起来。我问，这从地上捡起来的丸子多少钱一个？她的答复：还是一块钱一个。我当时心想，天哪！原来安徽省会也和苏家埠一样。情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号召和实行“继续跃进”？层层说假话又层层相信？老实说，到现在我也还没有能完全想通和弄清。
我们下放的1960年是大跃进和公社化的第三年，头两年跃进的“成绩”还处处可见，“化”的也相当彻底，以至于几十年后仍然有些村屯失去原名，改称什么社或者几队几组。特别是虚报浮夸等讲假话的遗风长存。大跃进和公社化造成的思想作风和社会风气上的负面影响，也许比物质上的损失更大、更长久和更值得重视。因为物质上的损失，也就是带引号的成绩，是容易看出来，也比较容易改变的。例如头两年的大炼钢铁，1958年的“小土群”和1959年的“小洋群”，我们下放时就看到过一个所谓钢铁厂的原址，简直一片狼藉，横七竖八躺着一些机械残渣，大概过几年就会被处理掉。
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像前面说的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却是各级领导和报刊舆论一再号召“继续跃进”，真是连篇累牍。由于这年1月上海会议提出此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就是三年内（1960—1962）提前赶上英国，八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所以各地又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气氛下，掀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养猪厂等一轮新高潮。于是就出现有的浮肿严重到走不动路、要用担架抬进城住医院的干部，还对人们说，在下面“吃得饱，吃得好”这样的现象。一些城里人也不相信农村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作为一个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下放劳动改造的人，我也竭力控制自己，做到谨言慎行，包括对家人都不敢多说。开始时有一次我给宋以敏写信，略为透露了一点农村饥饿情况。她不但不信，还来信纠正说，最近才听了姬部长的传达报告，说去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九千亿斤。连她都不信，当然更不敢对别人说了。但我也不愿当面撒谎，说“吃得饱，吃得好”。在给韩念龙主任写信汇报思想时，就变相说成了“犯馋”。而这个“馋”字当时写了错别字，使我记了一辈子。
妇女能顶整个天
在我们那儿，妇女就不止“能顶半边天”了。那里的农活基本上都是妇女干的。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和男人一同劳动过。那男人跑到哪儿去了？原来是大办水利，按老乡的说法是上工地去了。当时几个县正在兴建淠史杭水利工程，说是要实现农地水网化，变旱地为水浇地。这工地在哪儿？我没去过，距离远近不知道。反正规定所有能够去的男劳力，都自带行李，自带伙食（就是把他们的粮食关系转去，据说定量稍高于留下的人），吃、住、劳动都在工地上，十天半月地准许回家看看。那时实行军事化，纪律严明，确实做到了令行禁止。不但男子，连妇女们也毫不含糊。对不听话的，处分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扣你的粮饷，不准到食堂打饭。这可是谁受得了的？支书、队长的威信原来是建立在“人是要吃饭的”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怪不得我下放近一年，还没见到在公开场合有人敢顶撞领导甚至说怪话的。
男劳力都上工地了，农活就只能靠妇女。而且那时候妇女们也比较利索，没有多少家务事拖累。吃饭有食堂。没有什么家禽家畜需要饲养。有孩子也都大了，可以离开。衣服凑合着穿。下放期间我还真没看到有做针线活的妇女。所以她们除生病或其他特殊情况外，一般都能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按时集合下地和回家吃饭。干地里活也多是二三十个人排成一条线，齐头并进，我就夹在她们中间。印象深的是同她们一起为玉米除草，一人一把锄头低头松土。不知是由于没力气还是有什么戒备，劳动时很少有人说话，似乎有点心事重重，积极性自然不高。她们对我这个陌生人也还友好，并不见外，也很少搭话。例如她们那里种的玉米要一窝留两棵苗，而我过去种地时一直都是只留一棵苗，所以常常忘记，在松土时一不留神就习惯性地锄掉一棵。她们并不责备，总是友善地加以提醒。当然，她们也不总是一直沉默，有时也会本能地说点闲话，但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多是围绕着一个吃字，进行精神会餐。我听到最多的一句重复来重复去的话，就是年纪大些的向年纪小些的夸耀说，“我们那时，粑粑子尽饱吃！”这就会使年轻姑娘们羡慕不已。所谓粑粑子，就是玉米面烙的贴饼。因为那里不种水稻，小麦也种得少，主食就是玉米，连办事待客都是粑粑子加一些炒菜。聊起过去，各人都可讲几句自己的经历，怀念一下认为好吃的东西。似乎最高境界就是吃粑粑子不受数量限制。我也算跑过洋码头、见过些世面的人，每当听到这些，心里就觉得难受。
妇女们除集体劳动外，平时看到她们也很少来往。我换了几家住户，都没有碰到有来串门的。我除借住人家外，也从不去别家串门。因为一来没有力气也没那个心情找人聊天；二来自知是犯错误的，免得自找麻烦。我们下放是自己劳动改造，并没有担负了解农村情况的任务。即使上面要派人调查，我看只要在那里实行几天“三同”，情况就会一目了然，用不着开什么调查会，而且恐怕也很难开得起来。我参加的一切群众会，都是领导讲话，讲完散会。没有见过群众议论、大家发言的会。
处处冒烟
下放期间我看到的都是懒洋洋的集体劳动，一直没有体会到报刊上宣传的那种大跃进的劲头。唯一感到有点“跃进”味道的是大办积肥。大概头两年的跃进已把可以用作肥料的东西用得差不多了。例如，旧的墙和炕拆了，塘泥都挖过了，能烧草木灰的灌木杂草已不多见。要持续跃进和解决“农业八字X法”中的“肥”，光靠一点子人粪尿（因无家畜家禽，谈不上圈肥）怎么行呢？于是不知是哪里提出了一种烧土变肥的办法。就是用铺一层桔杆杂草等柴火，上面铺一层土，再铺柴火再铺土，一直垒成个坟堆，然后从底下点火，慢慢向上烧去。人们只看到冒浓烟，看不到火苗，一堆能烧好几天。总支书记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号召是，做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而且还由各队领导相互参观和评比。这当然是谁也不敢怠慢的。那一阵确实看到农田里有不少大小坟堆都在冒烟，显得颇为壮观，也到处感到烟呛。那时人们好像多少有点麻木，不大关心评比结果，只是让那些干部去瞎折腾。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后来青黄不接时，食堂没柴火会断炊的事。
风调雨顺与颗粒无收
我在1960年下放地安徽六安所见到的，没有什么天灾，而是名副其实的风调雨顺。我们倒是时刻准备着与天奋斗的，那里主要是防旱。说也奇怪，有时稍露旱象，上面刚要安排和动员抗旱，却正好下了一场透雨。反正那一年从未启动过抗旱措施。
既然风调雨顺又大搞积肥，那收成一定是不错的了。实际上却完全相反。除了少量小麦按规定全部交公粮外，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竟然颗粒无收。为什么呢？原来是我下放时玉米已经播种，并锄了一遍草，而且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不料庄稼长到一二尺高的时候，上面来人一检查，说是禾苗的间隔，也就是行距不对，不符合“八字X法”中的“密”（植），因此要犁掉重新播种。老百姓当然不同意，但说话没用。不知是由大队还是什么地方派来牛犋，不容分说把禾苗给犁掉了。当时就有不少群众流下了眼泪，悄悄地骂娘。只是哭归哭，骂归骂，抢种玉米要紧。过了些天，我跟着一群妇女又来松土除草了。所以直到现在，提起那次下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锄地，其他还干过什么农活已记不清了。玉米又是长势喜人，很快已长到一两丈甚至房子那么高。但是老百姓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大片大片的玉米只长杆不长穗，误了农时，最后竟颗粒无收。既然没穗，也就用不着派人看管，谁都可以到地里掰玉米杆当甘蔗嚼，吸收点糖分。我就去过几次，由于生长在农村，还可辨别出哪根比较甜，不必一棵棵地尝。这满地的玉米杆是怎样处理的，已想不起来。本来是很好的饲料，但没有牲口喂，大概是留作烧柴了。后来也真再没发生过“处处冒烟”的事。
那时社会风气很好，但是可能盛行类似孔乙己“偷书不算偷”的哲学，偷东西吃可是屡见不鲜，以至成了公开的行为。我就多次亲眼看到妇女们路过麦地时，进地勒一把正在成熟的麦穗，两手一搓，吹掉麦芒和麦皮，剩下麦粒，往嘴里一放，嚼着吃了。所以麦地沿路一大片都是光秃秃的麦杆。这种事我也干过，觉得吃生麦粒比什么都香。其他能吃的庄稼蔬菜也是一样，看管的人是禁止不了的，不过那里除玉米外，种得比较多的是苎麻，那倒用不着派人管。
（四）下放生活点滴
谈过我下放那年的农村光景，我个人的情况也就明白了个大概，这里已经不用多说，只是再补充几点自己较为特别的一点经历。
组织生活
我下去是进行思想改造，这点大家都一样。给我的处分，中央还没有批下来，就是批下来了，也还是党员。按道理，政治上同大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不知怎么搞的，实际上一下去就处于被专政状态。自己也顿感矬了大半截，甘心和自动接受专政。除定期汇报思想外，凡事都向党小组长请示汇报，包括个人行踪以至家里寄来衣物等，更不用讲什么乱说乱动了。譬如说吧，有一次开会前，组长要大家唱个歌，我不会唱就没开口。会后组长找我个别谈话，说这是个爱国歌曲，难道你连民族感情都没有了？我要只说个“不会”，那难免有顶撞之嫌，所以只得多罗嗦几句，说我自知五音不全，离开延安后就再没有学和唱过什么歌了。
我们这个小组只有七八个人，组长是上面指定的一位女同志，叫孙桂棣，不光管党的生活，也管行政，下放干部中的非党员也得听她的。因为她是奉命管大家思想改造的，要向上汇报各人情况，而这种汇报有时会决定你今后的命运，所以谁也不敢怠慢。其实那时当个组长并没有丝毫特权，还得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相当辛苦。但她也很严厉，我就怕她。
不过这种严格管理，随着饥荒的加重也就逐渐松弛了下来。在我的记忆中，进入冬季，好像已经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再没参加什么劳动，下放干部已陆续有人调回北京了。老百姓在冬闲时谁也不出门，由于屋里阴冷，有些人干脆坐或躺在被窝里。我以前在农村经历和看到的冬季积肥、剥玉米、摘棉花等劳动，都一概不见了。农村一片静寂，只有北风呼号，完全感觉不到一点大跃进的气息。我自己也处于冬眠状态，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了。有点印象的是，穿戴上全部冬装，在屋里找个明亮的地方坐下来抄着手读书，单一部《聊斋》就看了几十遍，同房主人从没有聊过天。
饥寒交迫
下放后一直伴随着饥饿，已没什么好说的了。这里只谈几件解馋的小事。
记不得过了多久，宋以敏大概也不再相信姬部长以前的报告，知道了我在挨饿，所以在寄衣服的时候里面夹带了一斤左右的奶油块糖。我收到后没敢先尝就向孙桂棣作了汇报，并主动提出分给她和大家一同吃。她不同意，说寄给你的你就留着自己吃吧，不过要注意影响。这令我如同得了赦一般，赶快收藏起来自己享用。我没敢饱餐一顿，而是有计划地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取出一颗，放在嘴里让它慢慢消化，感觉简直胜过任何美味佳肴。宋以敏大概只寄了两三次，每次享用不到一个月就又断顿了。但我记得没有主动要过。因为一则，我知道她在政治上是历来奉公守法、胆小怕事的，所以不愿给她添麻烦；二则我有个不愿开口、不愿伸手、不愿求人的怪脾气，一般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宁可自己忍受。不管怎么说，这种在被窝里含糖块的感受还是牢记在心的。
人在困难时候得到的帮助总是难忘。这就是韩信始终不忘那位洗衣服的女人给他吃了一顿饭的原因。在我搬到别的村子后，袁大娘还一直惦念着我，曾有两次让她儿子趁开会的机会塞给我一个黑糊糊的糠团团，由于人多嘴杂，不敢高声，经过一番推让后只好收下了。还有一次是八月十五，管我住过的几个自然村的支部书记听说我是个“老八路”，特意请我到他家过中秋节。就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碗大米粥，两小盅白酒。只听他说道，这是他没舍得吃，存下来的，因为今天是团圆节，想到你一个人在外，跟我们受苦，所以趁天黑只请你一个人来。无论是吃东西还是听他讲话，都是温暖在心，但当时只能唏嘘而已。
说到寒，前面已经讲过那里严冬的厉害，比我1946年在松花江北支援前线时的零下四十度还要难挨。好在我带的行李多，晚上睡觉除盖两床被子外，还要把脱下来的棉衣摞上去，戴上帽子围着围巾。但遇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白天喝了食堂的稀糊糊，晚上少说也得起来小便两三次。那一带有个传统的积肥习惯，就是每家都有马桶。连白天也是在家里大小便，而且男女互相不太忌讳。我无论住在哪家，晚上床头都有个马桶。为了睡下后不起身，我就找了根细竹筒，打通关节，刮得干净圆滑。晚上拿出来，一头放在马桶，一头放在被下，这样翻个身就可解决起夜问题，白天再将竹筒藏好。妙的是，一个冬天房东也没发现，我也没向任何人传播，这个“专利”就一直保密到现在。
两项记录
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了一节《优胜记略》，我在下放期间也有个人的两项记录值得一提。一个是一天吃了四十多斤萝卜。一个是一顿吃了三斤多玉米面贴饼。多年后和熟人谈起，几乎没有人相信，所以我想还是把它记下来。
上面不是提过偷吃东西的问题吗，我就干过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生产队种了两三亩地的大白萝卜，由于风调雨顺和底肥足，长得很好。先派社员去看护，但他们不但连吃带拿，而且熟人来拔了吃也抹不开脸。队里大概认为还是派下放干部去看守会可靠些，于是决定让我去。这可是个美差，不用劳动，只坐在茅棚里动动嘴、嚷嚷两声就行。惭愧的是我辜负了群众的信任。先还是偷偷摸摸一天吃那么三两个，赶快刨个坑将萝卜缨子和剥下的皮埋掉，倒没有人发觉。后来有一天，由于社员们到远处去劳动了，附近没有人，于是我就放开胆子吃个没停，一个萝卜足有一斤多，计算下来我那天吃了有四十多个。老百姓说，生萝卜是刮肠子的，所以越吃越饿，越饿越吃，始终没感到饱。那时的肠胃也真厉害，几乎什么都能消化。我不懂化学，不知道为什么这萝卜，生吃就越吃越饿，熥熟了就可以当饭吃。四十斤萝卜堆起来可是一大堆，很难让人相信。
吃贴饼，那是回北京头一天的事。由于这一次调回的有领队毕季龙和几个像我和李汇川这样的所谓老干部，公社就专门设“宴”欢送，除几道菜外，作为主食的粑粑子还真是尽饱吃。按当地习惯，每块贴饼为半斤，我一共吃了七八块。但还没感到饱，只是觉得肚子有点撑，就适可而止了。过去在延安开荒时一顿吃十四五个、约两三斤（二两一个）馒头自然不在话下，只是一顿吃这么多贴饼却是我80多年来惟一的一次。
（五）告别安徽
不辞而别
吃过公社的欢送宴会后，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合肥转乘火车回北京了。按道理，我应当向住过的房东告个别、道声谢。但我没有这样作。一来是实在没劲；二来也是组织上说明不要扰民、叫言没声地走人。所以像待我那样好的袁大爷一家，我竟没有打个招呼，更不用说别的老乡了。那时的群众，也是自顾不暇，显得有点麻木，对于我们的来也好走也好，根本没当一回事。这在我的生平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第一，过去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环境再恶劣、生活再困难，遇到这种情况，群众都会组织迎送，连行军路过的村子，村民也会自发地站在门口和路旁相迎和相送。我还从来没见过人们像这次表现得这么木然。
第二，我这个人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地方还是蹲机关，群众关系都是不错的。这个特点可说是终生未变，但这次成了例外。原因是自己由于饥饿的关系懒得说话和动弹，而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的气氛。从群众方面来说，习惯和看法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你和某个人或某些人来往过密还会引起大家的猜疑，甚至编造出各种流言蜚语。这就是为什么袁大娘在半夜还要悄没声地硬塞给我一只鸡腿吃，她儿子给我一个黑窝窝也不敢让人看见的原因。不过当时的感觉主要还是组织上对我不放心，怕我“放毒”，散布不良影响，或者从群众中了解到我不应知道的事情。
幸免留下
从1959年反右倾到1979年我离开外交部（此后情况就不清楚了），大约在这段时间里，曾有多次干部下放。外交部也一直保持一种传统作法，就是依照当时领导上认定的标准，实行下放人员“好”“坏”（指精简对象，并不是坏人）搭配。“好”的去起骨干作用，到任务完成或告一段落，就把他们调回；而把认为差的，即打算精简的留交地方另行分配。这种作法大约就从我们那次下放开始。整个情况不知道，但我们那个组里就有几个人留在了地方。其中一个是原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青年干部，和我编在一组，一时间还同住一个村。我的印象是颇有才华，爱提意见，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过我。此人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我大概是由于错误严重、级别较高，地方上因难于安排而坚决不要，所以外交部只好自己继续背着这个包袱。如果1960年那次留在安徽，得不到回北京后一段时期的调理，那就可能逃不出三年困难时期，起码可以肯定活不到现在。这真是我的“命”大！
何方家确实是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我家长辈和他有点交往。他家我也去过。文革时期的事。
篇报道，推断中国发生了大饥荒。
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作者：何方
何方
我这次下放劳动改造，时间也许还不到一年，但值得专辟一节来叙述。因为这是我一生八十多年来经历过的最艰苦最难挨的日子，使我对我们的国情和中国农民群众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段时间不长，但确实值得说一说，写一写。可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只能靠不够完全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经过那场灾难我竟然还能活到现在，真是当年想不到的奇迹。
（一）下放安徽
作出了要我不必等结论批下来而是先去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后，章汉夫、姬鹏飞一起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们的态度都挺好，和过去一样。章汉夫说，我们认为你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下去接触一下实际对你会有好处。到哪儿去呢？部里下放到南方北方的都有。北方省份生活可能苦一些，我看你还是到南方去，具体说来就是安徽。那里是鱼米之乡，生活一定会好点，不知你还有什么意见？我除了感谢组织的照顾以外，没什么可说的。姬鹏飞也作了临别赠言，勉励了几句。
回家后就是准备行装了。这也简单，除了挑选一些要看的书以外，主要是带足冬装。我知道下去以后不会很快回来，而南方冬天的保暖设备要比北方差得多，所以还是未雨绸缪的好。我下去的时候，正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我却带了两床被子，里边一床还是一直没派上过用场的鸭绒被，一件老羊皮大衣，以及朋友送我在东北才用得着的棉鞋，等等。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宝还真押对了，过冬时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我的问题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行李多点没关系，可以雇个三轮车拉到火车站，外交部人事司还派了专人来送。家里的人就不用说了。那天除了宋以敏外，就是抱着我两岁儿子的保姆叫范耀荣，临别时哭得很伤心。因为她虽然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但在她的心目中总是一直认为我是个好人，这一去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而且又是一个人远行，自然感到凄凉。
我下放的落脚点是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人民公社。这地方属大别山区，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到六安和苏家埠，我们下放时许多老人还记得当年内战时的情景。再加上1953年我跟着驻外使节参观团又来过这一带，所以对六安并不生疏。那次参观是因为邻县霍山正在修建佛子岭水库，国内宣传的很火，我们就慕名来了。当时的六安和霍山好像是归一个专员公署管，都处在大别山麓。出六安城往南走，大约有三五十里就是大山，山北一马平川，应该说是很富庶的地方。那次参观的印象也很好，当时情景一直记到现在。一想起来就是：向上望，满山开遍杜鹃；看平川，到处庄稼丰茂，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田园山水画感觉。可是这次来六安，看到的却是一片萧索，路上看不见行人，街上碰不到游客，连许多买卖铺都关了门。沿路走去，没看到过老百姓饲养的家禽家畜，更谈不上什么鸡犬相闻了。
那时全县也没有一辆汽车，县委接送只不过是派人帮我扛扛行李就是了。由于中央监委还没批下对我的处理，所以外交部也无权将我反右倾运动中戴的帽子通知地方，县里还只能按常规接待，请我吃了一顿午饭。这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寒碜，米饭是糙米，下饭的菜不但没肉，还几乎看不到油。就是这样的饭，桌子上撒个米粒，陪同吃饭的干部也要捡起来送进嘴里。初次见到这种场面，还以为是地方干部的俭朴作风，怪不得要让住在大城市的干部下来劳动改造呢。可是很快就发现，原来是灾难临头，全国早已进入了大饥荒的年月，而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当我来到苏家埠的时候，精神还不错，先到住在公社的下放干部领队毕季龙那里报了到，然后又一个人在街上转悠了一阵。这毕季龙，我们很熟。他在新闻司当专员，一直对我很尊重、很友好，见面总是笑眯眯的。不知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还是在美国留过学，给我的印象是，外交部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总是会被抛了出来，成为受批判或叫帮助的重点。他的态度也好，叫检讨就检讨，运动中不顶牛，事后也不翻案。所以他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没有受过什么处分，还得到升迁，当了新闻司的副司长，改革开放后被派去当了几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我去纽约进行学术交流，还得到过他的热情接待。这次反右倾运动，他倒与张闻天反党集团沾不上边，但被认为思想有点右倾，因为他在参观北京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兴建的十大建筑时，竟然说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比咱们的北京站还要大。这类“错误”自然不算大，他的态度又比较好，所以没受什么处分，既要下放劳动改造（这是对错误大一些人的说法，对像他这类人的用词是劳动锻炼，这在当时是很有分寸的），又让他当了我们那批人领队的头目。对他没有三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只是负责管这些下放干部，同地方上也就是县和公社打交道，如交涉看病住医院啦，联系接待的生产队，算帐交粮票啦，等等。这次我们在苏家埠公社他的住处相见，他的态度仍然是友好的，公事公办，既不歧视冷淡，也没有特别照顾。他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就安顿我在公社的招待所一个原来的破旧客店住下，等他同有关的生产队和下放干部小组的组长商妥后再到队里去。
我把行李往客店一放，就一个人上街溜达去了。别看那时老百姓多么贫穷困难，社会风气还是相当好。无论是住客店还是住群众家，一年间搬来搬去不下五六次，但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不管住在哪儿都没有人动过我的行李，对人完全可以信得过、放下心。到街上买东西，也是公买公卖，还真是言不二价，童叟无欺。我在街上转了一阵，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吃的东西贵得要死，一些穿的用的东西又便宜得要命。比如一个油炸萝卜丝素丸子要卖一块钱，而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也可能连一块钱都不值。我那次下放带的冬装多夏衣少，可是冬天还远，夏天就在眼前。于是我就到几个旧衣店里去看看，想买一件短袖衬衫。说来凑巧，在一个店里看见了一个半新的，也很合身。问是什么料子作的，答复是罗。好家伙，这绫罗绸缎，从小在私塾里就念，可直到这时还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是罗（其实后来也没再见过）。而且一件罗料短袖衬衫要价只有五毛，我当然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后来回到北京还穿了两年。我对这件罗料衬衫一直念念不忘。
那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客店里。由于旅途劳累，很快就睡着了，但是又很快被臭虫咬了醒来。点着灯一看，真是了不得，臭虫像一群蚂蚁般地向我发起全面进攻。这间房子大概平时没人住，臭虫们不知饿了多久，现在有饱餐一顿的机会，所以就一拥而上。这可是我平生遇到的唯一的一次。因为以前在家乡、在延安以及在东北打游击，来找麻烦的只不过是虱子和跳蚤，而且也不会成群结队。当然东北夏天的蚊子也厉害。像这次遭臭虫的围攻，后来也再没有碰到过。
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还是被送到了生产队。那时下放干部分得很散，一个村子也就是一到两个人。我去的是苏家埠公社苏北大队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当时只叫第几队第几组，村名反而不用了。这村就我一个下放干部，住在一家姓袁的贫雇农家里。这家有一对老年夫妇，我叫他们大爷大娘，都是要饭的出身，解放后才分得土地和房子。现在土地被公社化掉了，但房子还归他们。有个儿子名叫袁世银，19岁，是党员，当生产队长，他叫我何大哥，至今还和我保持着通信联系，去年曾专程来我们家看我。我写的这一章材料还请他看过，得到他的认同和赞许。这家人甭说有多好了。那时候农村的风气本来就好，群众非常淳朴善良。包括一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家（我看不少是被拔高错划的），也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而这一家又是我住过的五六家中对我最好的一家。那时农民群众的思想观点是，似乎受苦只是他们的命，我们这些所谓有知识的城里干部下来跟他们受苦，反而是受了委屈，不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倒是他们可怜我们了。这就让我联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帕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的法国农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好清官或某个英雄好汉的身上。没有人带头，他们一切都可逆来顺受。这就是为什么大跃进给他们造成了那么大的苦难，却不但没有出现“怨声载道”，而且明知有些做法是胡闹还能跟着“继续跃进”的原因。当时的农村确实显得安定、平静和稳定，无论上面怎么说都没有人起来反驳。
（二）农村情景
为了说明我这一年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情况，先得交代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第一，1960年是现在人们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间的一年，可能比前后两年更严重些。第二，安徽被称为当时的重灾区，饿死人数仅在四川之下。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因“跃进”得猛，曾被封为圣人，后来受到各方批评，他的思想一变，又搞起了包产到户，因而丢了乌纱帽，调离安徽。当然，我看到的只是安徽的一个小角落。那时由于饿得走不动，无法走得太远，顶多只是去过几趟三五里路程的苏家埠，更无心到处闲逛了。所以这里说的只是那个小角落的情况。至于全省其他地方，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一贫如洗的农村
那一带农村真是被折腾的穷得叮当响。说一贫如洗，一点也不过分。土地被公社化掉了，包括自留地，各家倒还留下房子。可是这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住的那个村子没有看到一家是砌着墙的砖瓦房，多是名副其实的茅草棚。上面盖着稻草，墙用麻杆编成，里面再糊上泥巴。由于风吹雨打，泥巴有多处脱落，冬天住在里面温度和室外差不多。最令人感到不习惯的是，隔壁邻舍的动静都可听到，还可从墙缝看到邻居家的人和东西。所以我和房主人的谈话，如果不想让隔壁看见和听到，只能在夜间进行和打手语，不能高声说话。例如我住的那家的袁大娘，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实在养不活了的母鸡给宰了，也是天黑后煮熟的，半夜把我悄悄捅醒来，硬要给我和他儿子一人吃一只鸡腿。这我怎么能吃呢？死活不干，但不能嚷嚷，只能我一个人和他们全家推来推去。你看这哪像房子？而且还真是家徒四壁，农具和炊具公社化去了，吃饭锅早已拿去大炼了钢铁，连锅台也作为肥料由生产队给拆了。只剩下几个竹床和床柜上一些破旧被褥和衣服。实在想不起还有别的什么家什。大家说，不光是我们下放干部，连当地老乡自己也说，那里每户人家的家当就是两大缸咸菜，不但自家吃，还可以拿出去卖。当地有个传统习惯，就是再穷也得腌起码两缸雪里蕻，供全年吃，没有其他下饭菜之说。我们下放干部也是每人买一小坛雪里蕻，尽管咸得要死，看见蛆在里面爬，饿极了也还是要忍不住吃它几口，而且明知吃得太咸会加重浮肿，但也顾不得了。
人要吃饭，可正是这个吃饭问题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那时我们和群众一起吃大食堂。粮食按人头定量分配，但不同的工种、大人和小孩有点区别。农家自己都没有颗粒存粮，也根本不存在粮食的买卖了。在北京，有粮票还可以买点食品、下个饭馆什么的。可在苏家埠，全镇没有一个饭馆。任何粮食制品，即使有粮票也买不到。人们常说的“有钱能买鬼推磨”，在这里也不灵了。当时我们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十二斤原粮（没加过工的玉米，本地叫玉芦），每天平均老秤六两，合新秤四两稍多点。中间是否有流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毕季龙住公社就比我们在生产队吃得好一些。四两玉芦磨成面，分两顿吃。每人每顿只能排队领到一大勺稀糊糊，不但没有任何油水，连蔬菜也不放一点。所以我劳动了不到一个月，就浮肿得走不动路，被送进了公社医院。
吃是人的本能。那时凡是能吃的东西，不管你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田间长的、水里游的，只要能弄到都可以吃。说也奇怪，在乡下竟然看不到什么飞禽走兽，只看到麻雀和地老鼠，连草根树皮也难找。树，在头一年大炼钢铁中已被砍光了，包括老百姓提起来就感到惋惜的大板栗树。板栗是当地特产，产量丰富，但树长得慢。能吃的野菜草根也极少。不知是我们下去前就被弄去吃了，然后随长随吃，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竟一时“斩草除根”了。反正我是农村长大，还有点辨别野菜的本领，但在那里竟没找到。倒是吃麻雀、吃蛇、吃老鼠的事时有传闻。由于是全面跃进，一两年前苏家埠公社就成立了自己的黄梅剧团。我们在住院期间还被组织去看过他们演出的《三女抢板》，印象很深。一些演员想了个找东西吃的办法，用老鼠药毒死了一批老鼠，他们就把死老鼠剥皮煮熟给吃了。后来发生中毒，倒没出什么人命，只是有几个演员嗓音变哑，不能唱戏了。
不但没吃的，有时更严重的是没烧的。那时用作燃料的主要是庄稼桔杆、树枝、杂草。可是桔杆一下来就沤了肥，树已光，也没有人能上山打柴，食堂烧柴就只能坐吃山空。特别是四五月青黄不接的那一阵，有几次因为没柴烧而断炊一两天。老百姓各自想办法，弄点野菜什么的吃。下放干部可就除了吃两口咸菜喝点水以延续生命外，竟然毫无办法。我亲眼看到世界知识出版社一同下放的女同志，现仍健在的裘蓓尔饿得直哭。遇到这时，我除上厕所外就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闭目养神，思前想后，背诵诗词，也多次念叨屈原的句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说明脑子还在动，但全身已毫无气力。例如一次不留神躺在了一把镰刀上，硌得腰背生疼。于是展开了思想斗争：是拿开它，还是移动身子躲开它，还是忍痛让他硌着去。斗争了很长时间也没动弹，因为前两项多少总得用点力气。好在这种断炊的日子并不太多，更没持续多久，支部和生产队总会想办法。有几次就是动员各家献出能当柴烧的家具。不知是硬行收走还是自愿捐献，反正我看到的有板凳、洗脸盆架子之类。每次危机都还是勉强度过了。
死一样的沉寂
先说个静字。当时在农村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安静，形容成死一样的沉寂，一点也没夸大。过去学俄文时读《静静的顿河》，觉得用词不当，咆哮的顿河怎么能配上静的形容词？这时一想，用它来形容我们下放的农村倒是更合适些。以前文人常用“夜阑人静”，其实我们这里的白天比过去的夜晚还要静寂。过去总还有鸡鸣狗叫和小孩哭声吧？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下放一年，没看到过一只狗，倒是见过几只母鸡，不但不叫，还很快消失了，大概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关系，而且也实在没人管。大牲畜老早就公社化得不见了。但我们那个生产队还养了一头猪，就整日躺在我住的袁大爷房子对面的一个小猪圈里。据说已养活了两年，长得比普通狗还小，瘦的皮包骨头像一条龙，不但不叫，连个哼哼声都没听到过。我问队长袁世银，为什么人都没吃的，还要养这条不死不活的猪？他说，公社规定，各生产队都得养猪，有些队报上去养了好几头，我们一只都没有，上面来查可怎么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我换了几个生产队，都没见到和听说有一个女人生小孩的。两三岁到七八岁的小孩倒还不少，可就是都不哭，也不出来玩，用不着人看。母亲们下地干活，就把他们像东西一样往家里一放，夏天放在凉快点的门洞，冬天放在床上。不用担心他们走失和掉下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大动弹。他们不但不会出门玩，而且没力气哭，更不说话。只是看见过家里没大人（上工地去了）的五六岁小孩，开饭时拿个大碗或小盆排队领饭，然后就回家再不出来了。全村以至附近一带没听说过有办红白喜事的。结婚的不知道有没有。死人是常有的事，但也是由生产队派人埋掉。自家哪有东西招待客人？总之，那时和那一带的农村（其实城镇也差不多），实在是安静得出奇。晚上更是除了雷电风雨这类自然现象有时发生外，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偶尔也会听到轻声细语的争吵声，多是妻子抱怨丈夫吃饭光顾自己不管孩子。那时的风气也真好，大人下地可以放心地把孩子留在家里，而且很少看到有人锁门。既无狼和狗，也没人偷小孩，没人偷东西，做到了昼不闭户。如果人能吃饱饭，有鸡犬相闻，那就超过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面对死亡
这倒不是说自己快要饿死，而是指面对老百姓的死亡。在我插队不久，就已听到有人饿死的事，大多是老人和幼儿。当时有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所有的女人都不来月经，当然也不生小孩；二是男女老少几乎都患浮肿病，我们那些下放干部也很少例外。一开始对我们还有点特别待遇，浮肿稍厉害一点就送公社医院。结果一时间下放干部一大半住了医院，基本上没有几个农民群众因浮肿住院的。而且住院也治不了浮肿，只是粮食定量稍多点，可以不参加劳动。后来大概是向外交部请示汇报后得到指示，浮肿一般不再住院，于是大家又出院去同群众实行“三同”了。这一出来就不断看到饿死人的现象。据说浮肿有两怕，一怕引起腿脚溃烂，一溃烂就多半没救了；二怕浮肿突然消失，那也是不祥之兆。死的人一多，也就见怪不怪了。例如我住家隔壁的一位老人有几天没见，一打听，说是前两天已经死了，就是小腿先溃烂。由于那时一切都集体化了，死人也变成了队里的事，派人挖个坑，用芦席一卷埋掉完事。自己家里既无力办席待客，也不用设灵堂、穿孝衣。所以往往哪家死了人，很多村民都不知道，大家也都不大关心，有点麻木，包括我自己在内。例如一次大队召开党员大会，下放干部全部参加，总支书记讲话，主要是动员大家要关心群众，不能见死不救，看见有人倒在路旁，应该把他扶起来，送回家等等。后来我还真遇到了这挡子事。只我一人在回家路上，记不清是干什么去了，看到路旁躺着一个大人，死活不知。当时倒也想去扶他，但实在没劲，自己都走不动了，哪里还能扶起别人？因此只能慢慢挪动腿脚回村报告。现在想起，仍然认为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当时的我是怎么也背不动一个病人或死人的。
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可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却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说怪也不怪。首先，我们中间没有年老体弱的，都是三十多岁，体质比较好，下放前也不曾挨饿，有一定的营养积蓄或者说底子好。其次，我们下放和过三同生活的时间短，顶多也是一年，而且没参加什么重的体力劳动。第三，我们回城后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不但粮食定量提高，还有了各种标准的副食供应。例如我的粮食定量就提高到三十斤，除和大家一样的副食外，由于降级没过十三级这个关键的界限，所以还可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凭票买有规定的高脑（高级脑力劳动者）油、黄豆、红糖以及高中级的香烟。特别重要的是可以看病和住院。其他因素不再去算，单是这三条，如果没有的话，情况恐怕就大不一样了。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而且不但我们下放干部，就是地方干部也少有听说饿死的。例如常给我们训话的那位大队总支书记，就讲起话来底气十足。他的定量不知多少，但他有权到各生产队食堂检查品尝却属实，有一次还带来一种混合面做的窝头给大家看。毕季龙吃的公社食堂也比我们下面强得多，最后欢送我们回北京时不但饭菜管饱，而且竟然上了两道荤菜。至于公社以上的干部，恐怕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省部级干部有人得浮肿病的，更不用说中央领导了。
（三）“跃进”种种
“继续跃进”
当时各地农村的情况都差不太多，城市也不见得怎么样。例如我们路过合肥时就在车站上看见这样一幕：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一篮油炸素丸子在叫卖，喊着“一块钱一个”。车站大约是禁止小贩上台阶的，只见一个警察走来，夺过篮子一脚踢到台阶底下。好在那时行人极少，女人把她的丸子一个一个地检回篮内，又在下面叫卖了起来。我问，这从地上捡起来的丸子多少钱一个？她的答复：还是一块钱一个。我当时心想，天哪！原来安徽省会也和苏家埠一样。情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号召和实行“继续跃进”？层层说假话又层层相信？老实说，到现在我也还没有能完全想通和弄清。
我们下放的1960年是大跃进和公社化的第三年，头两年跃进的“成绩”还处处可见，“化”的也相当彻底，以至于几十年后仍然有些村屯失去原名，改称什么社或者几队几组。特别是虚报浮夸等讲假话的遗风长存。大跃进和公社化造成的思想作风和社会风气上的负面影响，也许比物质上的损失更大、更长久和更值得重视。因为物质上的损失，也就是带引号的成绩，是容易看出来，也比较容易改变的。例如头两年的大炼钢铁，1958年的“小土群”和1959年的“小洋群”，我们下放时就看到过一个所谓钢铁厂的原址，简直一片狼藉，横七竖八躺着一些机械残渣，大概过几年就会被处理掉。
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像前面说的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却是各级领导和报刊舆论一再号召“继续跃进”，真是连篇累牍。由于这年1月上海会议提出此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就是三年内（1960—1962）提前赶上英国，八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所以各地又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气氛下，掀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养猪厂等一轮新高潮。于是就出现有的浮肿严重到走不动路、要用担架抬进城住医院的干部，还对人们说，在下面“吃得饱，吃得好”这样的现象。一些城里人也不相信农村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作为一个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下放劳动改造的人，我也竭力控制自己，做到谨言慎行，包括对家人都不敢多说。开始时有一次我给宋以敏写信，略为透露了一点农村饥饿情况。她不但不信，还来信纠正说，最近才听了姬部长的传达报告，说去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九千亿斤。连她都不信，当然更不敢对别人说了。但我也不愿当面撒谎，说“吃得饱，吃得好”。在给韩念龙主任写信汇报思想时，就变相说成了“犯馋”。而这个“馋”字当时写了错别字，使我记了一辈子。
妇女能顶整个天
在我们那儿，妇女就不止“能顶半边天”了。那里的农活基本上都是妇女干的。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和男人一同劳动过。那男人跑到哪儿去了？原来是大办水利，按老乡的说法是上工地去了。当时几个县正在兴建淠史杭水利工程，说是要实现农地水网化，变旱地为水浇地。这工地在哪儿？我没去过，距离远近不知道。反正规定所有能够去的男劳力，都自带行李，自带伙食（就是把他们的粮食关系转去，据说定量稍高于留下的人），吃、住、劳动都在工地上，十天半月地准许回家看看。那时实行军事化，纪律严明，确实做到了令行禁止。不但男子，连妇女们也毫不含糊。对不听话的，处分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扣你的粮饷，不准到食堂打饭。这可是谁受得了的？支书、队长的威信原来是建立在“人是要吃饭的”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怪不得我下放近一年，还没见到在公开场合有人敢顶撞领导甚至说怪话的。
男劳力都上工地了，农活就只能靠妇女。而且那时候妇女们也比较利索，没有多少家务事拖累。吃饭有食堂。没有什么家禽家畜需要饲养。有孩子也都大了，可以离开。衣服凑合着穿。下放期间我还真没看到有做针线活的妇女。所以她们除生病或其他特殊情况外，一般都能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按时集合下地和回家吃饭。干地里活也多是二三十个人排成一条线，齐头并进，我就夹在她们中间。印象深的是同她们一起为玉米除草，一人一把锄头低头松土。不知是由于没力气还是有什么戒备，劳动时很少有人说话，似乎有点心事重重，积极性自然不高。她们对我这个陌生人也还友好，并不见外，也很少搭话。例如她们那里种的玉米要一窝留两棵苗，而我过去种地时一直都是只留一棵苗，所以常常忘记，在松土时一不留神就习惯性地锄掉一棵。她们并不责备，总是友善地加以提醒。当然，她们也不总是一直沉默，有时也会本能地说点闲话，但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多是围绕着一个吃字，进行精神会餐。我听到最多的一句重复来重复去的话，就是年纪大些的向年纪小些的夸耀说，“我们那时，粑粑子尽饱吃！”这就会使年轻姑娘们羡慕不已。所谓粑粑子，就是玉米面烙的贴饼。因为那里不种水稻，小麦也种得少，主食就是玉米，连办事待客都是粑粑子加一些炒菜。聊起过去，各人都可讲几句自己的经历，怀念一下认为好吃的东西。似乎最高境界就是吃粑粑子不受数量限制。我也算跑过洋码头、见过些世面的人，每当听到这些，心里就觉得难受。
妇女们除集体劳动外，平时看到她们也很少来往。我换了几家住户，都没有碰到有来串门的。我除借住人家外，也从不去别家串门。因为一来没有力气也没那个心情找人聊天；二来自知是犯错误的，免得自找麻烦。我们下放是自己劳动改造，并没有担负了解农村情况的任务。即使上面要派人调查，我看只要在那里实行几天“三同”，情况就会一目了然，用不着开什么调查会，而且恐怕也很难开得起来。我参加的一切群众会，都是领导讲话，讲完散会。没有见过群众议论、大家发言的会。
处处冒烟
下放期间我看到的都是懒洋洋的集体劳动，一直没有体会到报刊上宣传的那种大跃进的劲头。唯一感到有点“跃进”味道的是大办积肥。大概头两年的跃进已把可以用作肥料的东西用得差不多了。例如，旧的墙和炕拆了，塘泥都挖过了，能烧草木灰的灌木杂草已不多见。要持续跃进和解决“农业八字X法”中的“肥”，光靠一点子人粪尿（因无家畜家禽，谈不上圈肥）怎么行呢？于是不知是哪里提出了一种烧土变肥的办法。就是用铺一层桔杆杂草等柴火，上面铺一层土，再铺柴火再铺土，一直垒成个坟堆，然后从底下点火，慢慢向上烧去。人们只看到冒浓烟，看不到火苗，一堆能烧好几天。总支书记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号召是，做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而且还由各队领导相互参观和评比。这当然是谁也不敢怠慢的。那一阵确实看到农田里有不少大小坟堆都在冒烟，显得颇为壮观，也到处感到烟呛。那时人们好像多少有点麻木，不大关心评比结果，只是让那些干部去瞎折腾。当时也没有考虑到后来青黄不接时，食堂没柴火会断炊的事。
风调雨顺与颗粒无收
我在1960年下放地安徽六安所见到的，没有什么天灾，而是名副其实的风调雨顺。我们倒是时刻准备着与天奋斗的，那里主要是防旱。说也奇怪，有时稍露旱象，上面刚要安排和动员抗旱，却正好下了一场透雨。反正那一年从未启动过抗旱措施。
既然风调雨顺又大搞积肥，那收成一定是不错的了。实际上却完全相反。除了少量小麦按规定全部交公粮外，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竟然颗粒无收。为什么呢？原来是我下放时玉米已经播种，并锄了一遍草，而且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不料庄稼长到一二尺高的时候，上面来人一检查，说是禾苗的间隔，也就是行距不对，不符合“八字X法”中的“密”（植），因此要犁掉重新播种。老百姓当然不同意，但说话没用。不知是由大队还是什么地方派来牛犋，不容分说把禾苗给犁掉了。当时就有不少群众流下了眼泪，悄悄地骂娘。只是哭归哭，骂归骂，抢种玉米要紧。过了些天，我跟着一群妇女又来松土除草了。所以直到现在，提起那次下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锄地，其他还干过什么农活已记不清了。玉米又是长势喜人，很快已长到一两丈甚至房子那么高。但是老百姓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大片大片的玉米只长杆不长穗，误了农时，最后竟颗粒无收。既然没穗，也就用不着派人看管，谁都可以到地里掰玉米杆当甘蔗嚼，吸收点糖分。我就去过几次，由于生长在农村，还可辨别出哪根比较甜，不必一棵棵地尝。这满地的玉米杆是怎样处理的，已想不起来。本来是很好的饲料，但没有牲口喂，大概是留作烧柴了。后来也真再没发生过“处处冒烟”的事。
那时社会风气很好，但是可能盛行类似孔乙己“偷书不算偷”的哲学，偷东西吃可是屡见不鲜，以至成了公开的行为。我就多次亲眼看到妇女们路过麦地时，进地勒一把正在成熟的麦穗，两手一搓，吹掉麦芒和麦皮，剩下麦粒，往嘴里一放，嚼着吃了。所以麦地沿路一大片都是光秃秃的麦杆。这种事我也干过，觉得吃生麦粒比什么都香。其他能吃的庄稼蔬菜也是一样，看管的人是禁止不了的，不过那里除玉米外，种得比较多的是苎麻，那倒用不着派人管。
（四）下放生活点滴
谈过我下放那年的农村光景，我个人的情况也就明白了个大概，这里已经不用多说，只是再补充几点自己较为特别的一点经历。
组织生活
我下去是进行思想改造，这点大家都一样。给我的处分，中央还没有批下来，就是批下来了，也还是党员。按道理，政治上同大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不知怎么搞的，实际上一下去就处于被专政状态。自己也顿感矬了大半截，甘心和自动接受专政。除定期汇报思想外，凡事都向党小组长请示汇报，包括个人行踪以至家里寄来衣物等，更不用讲什么乱说乱动了。譬如说吧，有一次开会前，组长要大家唱个歌，我不会唱就没开口。会后组长找我个别谈话，说这是个爱国歌曲，难道你连民族感情都没有了？我要只说个“不会”，那难免有顶撞之嫌，所以只得多罗嗦几句，说我自知五音不全，离开延安后就再没有学和唱过什么歌了。
我们这个小组只有七八个人，组长是上面指定的一位女同志，叫孙桂棣，不光管党的生活，也管行政，下放干部中的非党员也得听她的。因为她是奉命管大家思想改造的，要向上汇报各人情况，而这种汇报有时会决定你今后的命运，所以谁也不敢怠慢。其实那时当个组长并没有丝毫特权，还得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相当辛苦。但她也很严厉，我就怕她。
不过这种严格管理，随着饥荒的加重也就逐渐松弛了下来。在我的记忆中，进入冬季，好像已经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再没参加什么劳动，下放干部已陆续有人调回北京了。老百姓在冬闲时谁也不出门，由于屋里阴冷，有些人干脆坐或躺在被窝里。我以前在农村经历和看到的冬季积肥、剥玉米、摘棉花等劳动，都一概不见了。农村一片静寂，只有北风呼号，完全感觉不到一点大跃进的气息。我自己也处于冬眠状态，干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了。有点印象的是，穿戴上全部冬装，在屋里找个明亮的地方坐下来抄着手读书，单一部《聊斋》就看了几十遍，同房主人从没有聊过天。
饥寒交迫
下放后一直伴随着饥饿，已没什么好说的了。这里只谈几件解馋的小事。
记不得过了多久，宋以敏大概也不再相信姬部长以前的报告，知道了我在挨饿，所以在寄衣服的时候里面夹带了一斤左右的奶油块糖。我收到后没敢先尝就向孙桂棣作了汇报，并主动提出分给她和大家一同吃。她不同意，说寄给你的你就留着自己吃吧，不过要注意影响。这令我如同得了赦一般，赶快收藏起来自己享用。我没敢饱餐一顿，而是有计划地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取出一颗，放在嘴里让它慢慢消化，感觉简直胜过任何美味佳肴。宋以敏大概只寄了两三次，每次享用不到一个月就又断顿了。但我记得没有主动要过。因为一则，我知道她在政治上是历来奉公守法、胆小怕事的，所以不愿给她添麻烦；二则我有个不愿开口、不愿伸手、不愿求人的怪脾气，一般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宁可自己忍受。不管怎么说，这种在被窝里含糖块的感受还是牢记在心的。
人在困难时候得到的帮助总是难忘。这就是韩信始终不忘那位洗衣服的女人给他吃了一顿饭的原因。在我搬到别的村子后，袁大娘还一直惦念着我，曾有两次让她儿子趁开会的机会塞给我一个黑糊糊的糠团团，由于人多嘴杂，不敢高声，经过一番推让后只好收下了。还有一次是八月十五，管我住过的几个自然村的支部书记听说我是个“老八路”，特意请我到他家过中秋节。就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碗大米粥，两小盅白酒。只听他说道，这是他没舍得吃，存下来的，因为今天是团圆节，想到你一个人在外，跟我们受苦，所以趁天黑只请你一个人来。无论是吃东西还是听他讲话，都是温暖在心，但当时只能唏嘘而已。
说到寒，前面已经讲过那里严冬的厉害，比我1946年在松花江北支援前线时的零下四十度还要难挨。好在我带的行李多，晚上睡觉除盖两床被子外，还要把脱下来的棉衣摞上去，戴上帽子围着围巾。但遇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白天喝了食堂的稀糊糊，晚上少说也得起来小便两三次。那一带有个传统的积肥习惯，就是每家都有马桶。连白天也是在家里大小便，而且男女互相不太忌讳。我无论住在哪家，晚上床头都有个马桶。为了睡下后不起身，我就找了根细竹筒，打通关节，刮得干净圆滑。晚上拿出来，一头放在马桶，一头放在被下，这样翻个身就可解决起夜问题，白天再将竹筒藏好。妙的是，一个冬天房东也没发现，我也没向任何人传播，这个“专利”就一直保密到现在。
两项记录
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了一节《优胜记略》，我在下放期间也有个人的两项记录值得一提。一个是一天吃了四十多斤萝卜。一个是一顿吃了三斤多玉米面贴饼。多年后和熟人谈起，几乎没有人相信，所以我想还是把它记下来。
上面不是提过偷吃东西的问题吗，我就干过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生产队种了两三亩地的大白萝卜，由于风调雨顺和底肥足，长得很好。先派社员去看护，但他们不但连吃带拿，而且熟人来拔了吃也抹不开脸。队里大概认为还是派下放干部去看守会可靠些，于是决定让我去。这可是个美差，不用劳动，只坐在茅棚里动动嘴、嚷嚷两声就行。惭愧的是我辜负了群众的信任。先还是偷偷摸摸一天吃那么三两个，赶快刨个坑将萝卜缨子和剥下的皮埋掉，倒没有人发觉。后来有一天，由于社员们到远处去劳动了，附近没有人，于是我就放开胆子吃个没停，一个萝卜足有一斤多，计算下来我那天吃了有四十多个。老百姓说，生萝卜是刮肠子的，所以越吃越饿，越饿越吃，始终没感到饱。那时的肠胃也真厉害，几乎什么都能消化。我不懂化学，不知道为什么这萝卜，生吃就越吃越饿，熥熟了就可以当饭吃。四十斤萝卜堆起来可是一大堆，很难让人相信。
吃贴饼，那是回北京头一天的事。由于这一次调回的有领队毕季龙和几个像我和李汇川这样的所谓老干部，公社就专门设“宴”欢送，除几道菜外，作为主食的粑粑子还真是尽饱吃。按当地习惯，每块贴饼为半斤，我一共吃了七八块。但还没感到饱，只是觉得肚子有点撑，就适可而止了。过去在延安开荒时一顿吃十四五个、约两三斤（二两一个）馒头自然不在话下，只是一顿吃这么多贴饼却是我80多年来惟一的一次。
（五）告别安徽
不辞而别
吃过公社的欢送宴会后，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合肥转乘火车回北京了。按道理，我应当向住过的房东告个别、道声谢。但我没有这样作。一来是实在没劲；二来也是组织上说明不要扰民、叫言没声地走人。所以像待我那样好的袁大爷一家，我竟没有打个招呼，更不用说别的老乡了。那时的群众，也是自顾不暇，显得有点麻木，对于我们的来也好走也好，根本没当一回事。这在我的生平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第一，过去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环境再恶劣、生活再困难，遇到这种情况，群众都会组织迎送，连行军路过的村子，村民也会自发地站在门口和路旁相迎和相送。我还从来没见过人们像这次表现得这么木然。
第二，我这个人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地方还是蹲机关，群众关系都是不错的。这个特点可说是终生未变，但这次成了例外。原因是自己由于饥饿的关系懒得说话和动弹，而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的气氛。从群众方面来说，习惯和看法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你和某个人或某些人来往过密还会引起大家的猜疑，甚至编造出各种流言蜚语。这就是为什么袁大娘在半夜还要悄没声地硬塞给我一只鸡腿吃，她儿子给我一个黑窝窝也不敢让人看见的原因。不过当时的感觉主要还是组织上对我不放心，怕我“放毒”，散布不良影响，或者从群众中了解到我不应知道的事情。
幸免留下
从1959年反右倾到1979年我离开外交部（此后情况就不清楚了），大约在这段时间里，曾有多次干部下放。外交部也一直保持一种传统作法，就是依照当时领导上认定的标准，实行下放人员“好”“坏”（指精简对象，并不是坏人）搭配。“好”的去起骨干作用，到任务完成或告一段落，就把他们调回；而把认为差的，即打算精简的留交地方另行分配。这种作法大约就从我们那次下放开始。整个情况不知道，但我们那个组里就有几个人留在了地方。其中一个是原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青年干部，和我编在一组，一时间还同住一个村。我的印象是颇有才华，爱提意见，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过我。此人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我大概是由于错误严重、级别较高，地方上因难于安排而坚决不要，所以外交部只好自己继续背着这个包袱。如果1960年那次留在安徽，得不到回北京后一段时期的调理，那就可能逃不出三年困难时期，起码可以肯定活不到现在。这真是我的“命”大！
何方家确实是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我家长辈和他有点交往。他家我也去过。文革时期的事。
篇报道，推断中国发生了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