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陈虹】

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   －－作者：陈虹   壹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1967年4月12日深夜，杨成武代总长办公室主任来电话，让我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我给参政值班室打电话，要值班员派车送我去宾馆，并请他将汽车的牌照号码，通知京西宾馆警卫科，以便门卫放行。   在宾馆等我的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赵宗和科长。他对我说，杨代总长在开会，会一完就来。说完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这时屋子里已有一个同志坐着，那就是后来一起工作的王成恩。他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位副科长，我们从未见过面。随后又来了两位空军干部，他们的姓名职务，当时我一无所知。   我们四人等了约半个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来了，杨成武随即也到了。江青一进门，手里拿着一个纸条，挨着点名：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我们一一答到后，她宣布：由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一个名叫王征明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信中提到总参的张爱萍副总长。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现在底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去寻找。江青还说，到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去上海。工作中发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 去上海的介绍信，由戚本禹拿着，当面交给我们说，你们拿上这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征明，就把他一起弄来。这时江青又交给我一个便条，是张春桥写给秘书何秀文的。   任务布置完，江青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叶群说，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小组中有人说，出差连洗漱用具都没带。叶群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说完她和江青起身走了。杨成武送她们到门口，回来又对我交代：“你们到上海，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和我电话联系，可以用保密机打。”   接受了任务，我们四人坐上汽车，直奔沙河机场。空军三十四师女飞行员王云驾驶的伊尔14专机，已做好了准备。我们一登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时我看了看手表，是13日凌晨2点。这次任务来得突然、神秘，人员互不认识，情况又不了解，到上海如何工作，我们在座舱中议论了一番。经过三个半小时飞行，降落在虹桥机场。下飞机时，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翟处长来接，将我们安排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吃过早饭，我请翟处长先把何秀文找来。何秘书见到我给他的介绍信说，“这封信是本禹同志写的！”他看信时，我看到信的落款是陈伯达和江青的签名。   何秀文说，要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请来，政法系统由他管。一个电话打去，李彬山很快就来了。他是个老红军，办事认真负责。听完我们介绍，他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立即陪我们去。   弹药库远离市区，我们坐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四面有电网，警戒严密的军火库。李彬山向公安局管理材料的朱品涛做了介绍，我们又说明了来意。朱说，这里存放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档案需逐个箱子查找。他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为我们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天，老朱指着一个箱子对我说，这是市公安局领导交给我保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吧。我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16日中午，我到兴国路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才能决定是否带回，并要我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当晚，我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我们接到指示后，随即去公安局，办理了手续，将这一箱材料带回北京。在飞机上，我们高兴地说，这一箱材料，是意外的收获。17日早晨到北京，材料原封未动地存进办公室，20日向江青写了请示如何处理的报告。   6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的张忠庆秘书来电话说，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那时杨成武在总参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我和王育民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杨成武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贰   我们二人回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将箱子打开看。原来是一个人1954年写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破案的材料。装在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共计二十三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只有几页纸。这些卷宗包括：   一、匿名信。信的原件究竟有多少页不知道，因为没有存放在里边，但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的两幅放大照片。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信的第一页内容，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   二、笔迹照片。为了破案，当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公安局技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   三、侦情简报。自立案侦查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陈丕显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上海市公安的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侦查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看，案子从1954年到1962年，侦察了八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四、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将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一些对象怀疑是作案人，进行调查，但搞了一段时间证明所侦查的对象不准确，予以否定。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秦桂珍，她了解江青的历史，就被列为侦查对象；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列为怀疑对象，立案侦查过一段时间。侦查时间最长的，是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因为曾菲的笔迹经公安部门鉴定认为与匿名信很相似，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对1952年毛泽东到上海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觉得不尽合适。而赖少其在上海党代会上又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认定曾菲有作案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对她长期侦查，把对敌侦查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后来赖少其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对她的侦查并没有放松，由此而形成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   五、江青的卷宗。仅有一个，写着“若干历史材料”六个字。有文字和照片。文字共三篇。一篇是江青(蓝苹)30年代在上海写给她当时的丈夫唐纳的公开信。破案人员是从那时的报纸上抄下来的。一篇是江青到延安和毛泽东结了婚，上海一小报的报道。还有一篇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江青带着孩子到重庆看病后的新闻报道及怀抱孩子的新闻图片。照片共两帧：一帧系江青扮演电影《王老五》的剧照；另一帧是结婚集体照，即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中间坐着主婚人沈钧儒。   我和王育民审阅了全部材料后，对这个案子是否已破搞不清楚，因为此事过去是公安系统管的。因此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   报告送上去，江青大为不满。她跑到林彪那里去闹，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写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让杨成武落实。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我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我们问这个报告怎么写。杨成武说：报告的内容，就根据我传达江青的意见，你们做的记录，在文字上做些整理。7月7日，按杨成武口述的内容，由我和王育民署名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   林彪看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总理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批示传下来后，正值谢富治去昆明调查，不在京。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销毁材料的事被搁下来了。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将实情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他们通知王育民将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核实材料，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他们三人坐在一边守着，谁也没有翻看材料的内容。谢富治还说：“谁说我不亲自动手啊！”烧完后，三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9月27日下午。这个报告和批示的原件，存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处。   叁   1967年11月上旬一天的晚上，杨成武召集中央专案“二办”各专案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散会时，他交给我一张纸条，上写“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扬帆，搞清他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并对我说：你们审后，把口供记录带回来给我看看。杨成武布置任务时，吴法宪也在场。   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是怎么回事，要弄清什么问题，我都不清楚，便向杨成武提了些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给了这个任务，我负责办理就是了。”   第二天，我和王育民、王成恩去秦城监狱提审扬帆，由我和王育民问话，王成恩记录。警卫战士将扬帆带到审讯室。在一个腰鼓形的圆凳子上坐下后，我们开始审问。我说：“扬帆，你把向中央发电报的事交代一下。”   扬帆长期做情报联络工作，上海解放后，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他对于审讯这一套是内行，有丰富的经验，脑子清醒，思想敏锐，回答问题很注意分寸。他定了定神，回答说：“我根本没有向中央发过电报，也根本没有条件自己发电报。不知你们问的是哪一年的事。”王育民说：“不管哪一年，凡是发电报的事，你都可以交代。”王育民故意把问话范围拉大些，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经过并不清楚，心里没有底。   扬帆说，如果你们问的是1939年的事，我1954年被关押起来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来问过了。 我们就要他把1939年的事交代清楚。   扬帆说，1939年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他跳下马来边走边问我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因为我来皖南前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唐纳在我们影协办的杂志任编辑，写电影评论文章。江青那时叫蓝苹，在协会下边的“无名剧社”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做了回答。扬帆说：“如果有电报的话，那一定是项英用我的名字发的。因我本人根本不具备直接向中央发电报的条件。”扬帆还承认他对项英讲的那些话，是提供了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炮弹”，当了“弹药手”。扬帆非常细心，交代问题时没有敢提江青的名字，我们的记录也是按他讲的，写着“中央负责同志”。这份审讯记录抄清经扬帆看后，他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指印。我们将记录先报送杨成武，他看后批给吴法宪，转送了江青。   江青看到扬帆的文字交代，于1968年1月19日晚上，在怀仁堂西休息室要我们汇报工作时说：“你们送来扬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   但事后我们再没有去审扬帆。我们觉得，审来审去都是同一个内容，而且扬帆已经交代清楚了。 江青还要我所在的饶漱石专案组查一个“黑大汉”的下落，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材料中找到了，并写了报告送江青。报告的原文是：   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赵立容、老韩，安徽人，1933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20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1954年3月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和苏北劳改农场。   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131号。 饶漱石专案组1968年1月20号   当时“饶案”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查找黑大汉的下落，后来了解到，原来这位黑大汉是30年代江青被捕后的审判者，掌握江青的实情。江青得知黑已被处决，她也就放下心头的疑虑了。   1968年初，潘汉年在狱中写了一份“认罪书”，我们报给江青，她看后签了字。2月潘汉年又写了“认罪书”之二，江青看后，就在这份“认罪书”的标题旁边写上：“为什么不将认罪书之一送给我看？”她多次说“饶案”是她亲自抓的，但是现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肆   1968年3月下旬，发生“杨、余、傅事件”，我于4月12日离开专案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1968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中央“二办”专案组给我来电话，说吴法宪让我立即去京西宾馆，并派车来接我。我离开“二办”已两个多月了，走时移交手续办得清清楚楚，突然要我去干什么呢?一路上心里很是不安。 我走进宾馆六楼会议室一看，邱会作、王育民和接替我工作的北京军区炮兵师政委齐路安，已在那里坐着。见面时谁也不说什么，气氛显得相当紧张。不久吴法宪进屋坐下，开口就批评，你们提审扬帆压根儿就不应该做文字记录。又指着我说，现在你们把口供整理成材料放在那里，一旦被人看了，扩散出去，这个后果你要负责！他宣布立即销毁。随后由邱会作点火，将扬帆的口供记录，在会议室的痰盂里化为灰烬。   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有编号，缺少一份，事后无法交代。因此要求我们留下一个字据。王育民当即用一张白纸，写了“饶案”某某号口供记录经军委办事组决定销毁。监销人邱会作，执行人王育民、齐路安，见证人陈虹。下边是年月日。这份简单的字据，吴法宪是代表军委办事组来宣布决定的，不属于监督者，没有在上面签字，我们都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我起身回家，在车上想，事情是你们叫办的，为什么都成了我的错误呢？所谓搞“通天”材料，审扬帆，查黑大汉，这些事都是江青要我们去办的。“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江青却反咬一口，首先发难。她1968年3月在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   在1968年4月20日中央专案“二办”全体人员大会上，江青大声问道：“陈虹来了没有?”下面有人说，他已经回原单位了。江青说：“回去了也跑不了，我已叫人对他进行审查了！”不久，就宣布我“不是好人”。1968年12月14日，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罪恶活动”的罪名，将我拘留，送进监牢，一蹲就是6年零5个月之久。在狱中，我受到训斥、体罚、打骂、逼供信。他们诬害我不仅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而且还说被杨成武派去广州搞阴谋，要把黄永胜打倒。说关锋插手广州，也是由我去搞。由于我从来不认识关锋，没有单独和他说过一句话，我据理驳斥了这一谎言。   伍   我被捕以后，这件事还没有完。   1969年11月2日，江青接见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专案组时说：“杨成武在1967年春天利用合法手段搞我的四篇文章，实际上是立我的专案，从上海拿了几箱材料。”   1970年1月24日，江青对审查杨成武的专案人员说：“我同杨成武斗了几次，杨成武与戚本禹勾结起来搞黑材料。杨成武假借饶漱石的专案，立了我的专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不好再说杨成武反对林副主席了，她又诬陷杨成武“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利用这一时机，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我过去的一封公开信。杨成武这么干，我才下决心找我的这封公开信，还是春桥同志帮我找到的。这封公开信，很是说明我的问题：第一，我是坚决抗日的；第二，我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他们还提审扬帆搞黑调查。”   周恩来当即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扬帆还是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   江青说，现在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你说吴法宪参加的，吴法宪却咬了一口说是康老叫他们搞的，康老又不管这个案子，我才不相信。江青问王育民，杨成武是怎么布置你们整我的黑材料的?   王育民回答：杨成武根本没有布置我们整你的黑材料。   王育民在周总理面前，如实地报告了杨成武传达江青的指示，审问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具体情况。江青立即矢口否认说：“我怎么能叫你们去审问呢？”   会后，江青撤销了王育民“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令他交代问题，回空军劳动改造，指示空军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让他转业。“四人帮”垮台后，王育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回到军队工作。   1974年，毛主席多次口头指示和文字批示：“‘杨、余、傅’案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并说他“可能偏听偏信了”，明确表示“搞错了，要翻案，要平反”。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仍然揪住不放。1974年2月7日，中央讨论专案组整理的《杨成武问题的报告》时，江青说：“报告的第二页对我个人意见不计较，但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写报告欺骗中央，不写不妥。”幸亏周恩来说：“我认为杨成武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路线错误，他自己可以写出材料。”不久，专案组将整理的杨成武的材料上报政治局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杨成武于1974年5月23日恢复自由。   1974年10月11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来人审查我的问题，1975年5月16日15时释放回家，恢复自由。1980年8月6日，总参党委发出〔80〕参政字第116号《为陈虹同志平反的决定》。我于1980年10月恢复工作，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正师级政治委员。(2015年7月29日)

这个王成恩和汪东兴的副手王良恩有亲缘关系吗？

否则谁谁，或谁谁的老婆去看望贺子珍什么的，那流言蜚语的分量就足的不得了，会死人。

周恩来是销毁材料的老手，还销毁了大饥荒材料，其他还不知有多少。

饶漱石的问题比高岗严重就是因为和潘汉年的搅到一起了，成了反革命。

春秋笔法而已。另外， 一开始说到的“往台湾发报”， 还牵涉到张爱萍， 后面一点也没提到了

有时态度也很重要，刘伯承检讨时眼压升高，老泪众横，得以勉强过关

问题是除了周还有其他人搞得定吗？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共政坛官场各派势力各种关系的复杂性。

你会这么说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类复杂的问题及其中各方人士的作用和反应。有句话这么讲，叫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话到底是刘邦大叔还是项羽大哥那么说的还是谁的，记不清了，呵呵。要多参加和参与社会各方面各层面的实践。。。

中共正因为有周才会把大家糊弄到一起，难听地说是和稀泥，好听地说是团结大多数。

这也是太祖和共党成功的原因之一。其实到哪里，没有绝对的公平与正确，包括在民主社会，都是照顾大多数，总会牺牲一部分人和利益，而周不仅仅是中共，恐怕是从古到今，平衡和协调的高手啦。就连太祖都说过，谁在台上都离不开总理。

刘伯承还是很受尊重的，当时也受同情，不只是靠老泪蒙混。

是啊，很好奇发电报这事，结果老扯江青那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