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可以说是共军的战略转折点，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战争国共的战略相持态势，揭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守进入战略反攻的序幕。
从此以后，共军在中原大地，从被动挨打，忙于应付，变成了积极主动，机动灵活，想打谁就可以打谁，而且基本上是一定消灭。比如陈谢兵团在豫西，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如若无人之境，只用一个旅，就牵制了国军装备精良的几万人的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执行豫西牵牛战术，其它大部队自由休整，直至最后借助刘邓，陈粟部队，全歼国军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刘邓，陈粟，陈谢在这里实现了首次大会师而国军却无所作为。华东的陈唐兵团，从鲁西南自由地，随意地运动到豫中，多次解放许昌等京广线的县城而国军却无能为力，再运动到豫西，指挥陈谢兵团一起攻克洛阳这样的中等城市。
陕北，山东的国军的所谓重点进攻，彻底失败，国军士气基本上完全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像样的，有计划的主动进攻。同时还换来了华野和陕北中央的喘息时机。
从此以后，共军基本上开始了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常言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共军能够得天下，可以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功不可没。
毛共中央把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和陈谢、陈粟三个棋子，均部署到位，在北黄河、中淮河、南长江、西汉水之间的中原地区，呈“品”字形状、互为犄角的有利战略态势，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可以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客观上为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可以說没有千里跃进就可能没有淮海战役成熟的条件！某种意义来说，一年以后的淮海战役的巨大成功，正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最直接收获的军事体现！
所以说，挺进大别山的的战略意义，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但是可惜的是，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和思想，却被刘邓在执行过程中成了有争议的行动。
内战开始以后，国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妄图拖垮解放区。毛敏锐地发现，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北后，晋冀鲁豫战场兵力减少，形成了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的战略态势，中原战略纵深和江南大后方兵力空虚。所以制定了两翼牵制，中间突破的策略。
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震慑战略要地武汉。因此毛泽东早在1947年初就指示刘邓准备“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从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抽调主力回援，从而一举扭转全国战局。
刘邓对于毛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指示，刚开始是不执行，不反对，也不做准备的三不政策，导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策略延误了很多良好的时机；由于没有准备，敌情不明，地形不明，匆忙执行，导致了部队的重大损失。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是12万人，到大别山后部队锐减到不足7万人，伤亡极大；在大别山，由于死板，机械地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政策，而且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导致没有建立稳固的政权，供给困难，很难站稳脚跟。从而使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策略大打折扣。
可以说，如果不是刘邓的一系列的错误的策略方针，中原野战军也不会成为共军几个大野战军里唯一没有发展，反而是实力大降的野战军部队，那么，千里跃进大别山，将会发挥更加重大的战略意义。
内战爆发以后， 东北部队是三山五岳，山东，华北的战士，延安，山东的干部，组织松散，干部与战士之间的联系脱节，干部与干部之间互相不熟悉，不了解，矛盾突出，帅不熟悉将，将不熟悉兵；缺少枪支弹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严重局面。部队整合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林彭二帅之间还不协调，打胜仗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华东部队是从江苏败退到山东的新四军，山东的地方武装混合起来组成的，组织涣散，部队之间协调极其困难，众多将领之间互相不买账，互相之间的磨合也需要时间，所以华东部队的名字一年变几次，一会儿陈粟归中原局，一会儿归华东局。
彭德怀的西北部队，在贫瘠的陕北，已经发展到了极限。
所以说，刘邓大军是当时共军建制最完整的部队，是当时共军最精锐的部队，干部从上到下都非常熟悉，建制，组织非常完整，训练有素，经历过多次大规模战役，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损失，武器装备是所有共军部队中最好的。内战开始以后，打赢上党战役，补充了大批武器，物质和战俘，部队得到了锻炼，实力大幅度增强；中原战役以高树勋起义结束，又补充了大批武器，物质和战俘。
而且当时国军的进攻是山东，陕西为重点进攻对象，刘邓大军反而没有任何压力。在西北，东北，华东都在和国军死拚硬打，岌岌可危的时候，刘邓大军反而天天在休整，实在闲的无聊了，就去攻打一个只有保安团守备的县城，去抢个银行，商铺补充自己，娱乐一下部队，应付一下上级。
实际上，毛周等中央领导已经于1946年年底制定了把战局发展到蒋管区的方针，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间突破，逐鹿中原”的战略反攻设想，1947年年初开始，多次要求刘邓挺进大别山，刘邓置若罔闻，也不预回复。而实在抵挡不住毛周的指示，于1946年9-10月和1947年2-3月份，南渡黄河，打下了定陶等几个县城，抢劫一番，却又马上退回了黄河北岸，置其它战场特别是陕北，山东战场的危急形势于不顾，继续做他们的春秋休整大梦。比如3月18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毛周不到一千人的小分队在大山里和胡宗南20多万部队周旋，每天处于危险的状态下。
为了让刘邓早日挺进大别山，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在1947年5月，特地成立了中原局为最高权力机构，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为中原局常委，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
在毛周等人的多次反复催促之下，黄河北岸天天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刘邓才不得不于6月30号南渡黄河。但是渡过了黄河，刘邓仍然犹豫不决，拒绝听从毛周的挺进大别山的指示。于是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本来鲁西南战役可打可不打，刘邓却非打不可，却又不好好打，结果白白在鲁西南地区消耗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仅仅一个毫无意义的羊山集战役就浪费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因为羊山守军是国军中央嫡系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刚开始 让陈再道指挥，打了将近10天，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还没有打下来。
毛泽东从陕北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再次要刘邓改变作战方针，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电报说：“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刘邓对于毛泽东的“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的3A加急电报，要刘邓“下定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的命令，仍然不管不问。邓小平坚定地说：“攻羊山的部队不能后撤！”
于是撤掉陈再道，换上陈锡联来指挥羊山战役。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里没事干，每天在司令部里喝着缴获的咖啡，打着桥牌悠哉乐哉；刘伯承不喜欢桥牌，又实在闲着没事干，在和别人聊天的同时，实在无聊到了极点，居然修改起了他1934年左右翻译的战争论，还说当时时间紧张，居然把混成旅翻译成了杂种旅的笑话。他们作为领导，没有一个人考虑进军大别山的计划或者去侦查地形，敌情。
经过将近一周的多次攻打，总算打下羊山集，刘邓仍然拒不执行毛的挺进大别山的指示，居然给毛及中央发报，要求休整半个月，在陇海铁路附近机动两个月然后再挺进大别山，或者北渡黄河，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
毛及中央在陕北自身难保，由于国军的电台定位仪器极其精确，电台不敢开，不敢经常发电报，对于刘邓的行为，也无可奈何，只能随他去了。
毛及中央对刘邓奈何不了，并不代表蒋介石可以让刘邓为所欲为。为了让刘邓南进，蒋介石让顾祝同坐镇徐州，调兵遣将，在黄河沿岸布下重兵的同时，从郑州，徐州调集了35万部队，东西对进，就在刘邓和部下反复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国军将近35万部队几乎完成了对刘邓大军的合围。
这个时候，刘邓还在命令部队在黄河上搭浮桥，计划北渡黄河。可是由于黄河连日降雨，河水大幅度上涨，再加上国军已经完全占领了黄河沿线，刘邓搭浮桥北渡黄河已无可能。
只有在这个时候，刘邓已经别无选择，北边是涨水的及国军重兵把守的黄河；东，西是国军重兵正在合围过来，围三缺一，只有往南是唯一缺口，刘邓也只有往南走这一种可能了。这时候才不得不考虑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可能性。所以蒋介石看到刘邓部队往南走的时候，认为是“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在南京对顾祝同大加褒奖，认为刘邓过不了黄河去解放区，往南走是死路一条。
可见，刘邓挺进大别山，不是在毛的指示下主动执行的，而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迫不得已被动地执行的，所以有人说蒋介石是毛的卧底，还是有道理的。
在军事上，两点一线从来不会是最短的距离，更不可能是最佳路线，所以有长征中走弓背而不是弓弦的走法；有四渡赤水的走法。从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本来应该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完全可以避开黄泛区。 由于刘邓事先没有任何往南走的计划，方针和办法，也没有侦查地形，基本上是末路狂奔，慌不择路地逃跑。于是，走上了一条最差劲的道路，就是走宽20多公里的黄泛区，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处及脐，荒无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结果，很多人用生命换来的，在当时被称为战争之神的大炮和许多其它物质不得不销毁，重武器全部丢失，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攻击能力。
大家都知道，大别山很多地方都是光秃秃都石头，土地贫瘠，物产贫乏，要养活12万大军，几乎是不可能的。毛让刘邓挺进大别山，并不是让12万人全部钻到大别山里无所作为，而是以一部分兵力进军大别山，建立稳定巩固的根据地，而大部分兵力是为了在运动中扩大根据地，消灭国军力量，从而起到震慑南京，威胁武汉的目的。要知道大别山的西边是信阳，几乎是如同江南的鱼米之乡。刘邓大军的老底子，就是当年能打硬仗的红四方面军，是从大别山出来的部队，建立根据地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基础的。可是刘邓，特别是邓小平，作为政委，不是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不会做群众工作，所以不能建立稳定的根据地，还把很多农民用来保护家园的小保队当作敌人对待和消灭，甚至在宋阜事件中一次杀掉了两千多小保队，也就是当地农民，至今让人诟病。
这种把有一些武装的普通百姓当作敌人的队伍，怎么可能会得到百姓的支持？华东部队能够做到对国军的正规士兵即俘即补，就是上午俘虏，下午就上战场，而刘邓居然对共军的主要来源的农民却无可奈何，甚至当作敌人，只能说明刘邓，特别是邓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太差劲了。
从8月7日出发，到1947年8月 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基本上是在平原陆地上走路。一共用了20天，跃进一千里，平均每天也只有50里。这和长征时期飞夺泸定桥，红军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240里相比，也看不出刘邓大军前进的速度上有什么优势。
陈谢兵团在豫西，为什么能够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如若无人之境，只用一个旅，就牵制了国军装备精良的几万人的兵团，执行豫西牵牛战术，其它大部队自由休整，直至最后全歼国军整编第3师，而刘邓却被国军追着屁股打？为什么华东的陈唐兵团，从鲁西南可以自由地，随意地跨过黄泛区而没有任何损失，运动到豫中，数次解放许昌，再运动到豫西，指挥陈谢兵团解放洛阳？而刘邓做不到？
陈谢8月初领受任务，包括重新组建部队，也只用十几天的准备时间，在8月22号偷渡黄河成功，刘邓从年初开始准备挺进大别山，到挺进大别山，准备了将近8个月。
刘邓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却不能建立起稳定巩固的根据地。而陈谢于11月进入豫西的宝丰县等地，却能够迅速建立起稳定巩固的根据地，让中原局的领导们在那里修养，重建，策划和指挥了很多战役。当然，建立豫西宝丰根据地，有一个牛人牛子龙应该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刘邓的主要错误具体表现在：1.没有详细策略，每一步都是仓促，而且被动地应对，处处可以说是走一步看一步。2选择挺进大别山的路线错误，走黄泛区。3.南渡黄河和挺进大别山的时间错误，南渡黄河的时候已经是汛期，黄河涨潮，流水大增；而挺进大别山的，过黄泛区，越过沙河，汝河等河流更是最困难的时期，降雨最为集中的汛期，当年河南的大洪水就是发生在8月8号。4.在大别山不是积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有效的巩固的政权，而是把地方武装当作敌对势力，打击和消灭这些地方武装。
刘邓的错误，邓小平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因为共军是共党负责制，邓是政委；而且刘邓大军归中原局领导，邓是第一书记，刘作为第二书记当然应该听邓的。1，军事行动，政委有最后决定权；2，大别山根据地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冬衣问题没有解决，邓作为政委负主要责任； 3，消灭地方武装，如小保队，没有把他们变成共军力量，其它野战军中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都是政委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
但是时机绝对是正确的。别人不理解，太祖又正确一回。当时邓也未看到先机。。。被动执行而已。
林彪粟裕真的是呕心沥血的战神。
率5000人千里长途挺进湘赣粤开辟跟据地，站不住脚，又回来了，兵力损失不少。
回来后加入李先念的中原军区，王树声一万人也加入李先念中原军区。
粟裕也曾率5万人挺进浙东，难以站住脚，又撤回江北。
尽管周是毛泽东的最铁杆的助手，邓也不敢对周半点不敬！
二，刘邓跃进大别山的前一年，粟裕奉命率军跃进长江南岸，粟裕选择了抗命不尊。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的是最高层的战略决策对于战争胜败的影响力。
两个跃进级别的战略决策，孰优孰劣，不能推责于部署，而应该决策者负责。
要不然，这个队伍，是没人可以带的起来滴。
顺便说一句，战略决策这样的大事，能够被老蒋表扬，个中的斤两，有请各位大侠，仔细掂量廖。
而改为就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结果证明粟是正确的。这就是一般将帅与军事天才的区别。
毛泽东要跳进，这一点已经在东北尝到甜头，但其他将帅主张蚕食，没有后方的军队没法生存。刘邓拖延是在壮大自己，后来的发展证明大别山根据地并没有多少战略作用。倒是原来就有的山东根据地为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和地缘的极大帮助。此外，山区割据让共产党吃过苦头，最后还是故秦宝地救了命。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可以说是共军的战略转折点，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战争国共的战略相持态势，揭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守进入战略反攻的序幕。
从此以后，共军在中原大地，从被动挨打，忙于应付，变成了积极主动，机动灵活，想打谁就可以打谁，而且基本上是一定消灭。比如陈谢兵团在豫西，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如若无人之境，只用一个旅，就牵制了国军装备精良的几万人的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执行豫西牵牛战术，其它大部队自由休整，直至最后借助刘邓，陈粟部队，全歼国军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刘邓，陈粟，陈谢在这里实现了首次大会师而国军却无所作为。华东的陈唐兵团，从鲁西南自由地，随意地运动到豫中，多次解放许昌等京广线的县城而国军却无能为力，再运动到豫西，指挥陈谢兵团一起攻克洛阳这样的中等城市。
陕北，山东的国军的所谓重点进攻，彻底失败，国军士气基本上完全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像样的，有计划的主动进攻。同时还换来了华野和陕北中央的喘息时机。
从此以后，共军基本上开始了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常言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共军能够得天下，可以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功不可没。
毛共中央把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和陈谢、陈粟三个棋子，均部署到位，在北黄河、中淮河、南长江、西汉水之间的中原地区，呈“品”字形状、互为犄角的有利战略态势，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可以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客观上为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可以說没有千里跃进就可能没有淮海战役成熟的条件！某种意义来说，一年以后的淮海战役的巨大成功，正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最直接收获的军事体现！
所以说，挺进大别山的的战略意义，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但是可惜的是，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和思想，却被刘邓在执行过程中成了有争议的行动。
内战开始以后，国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妄图拖垮解放区。毛敏锐地发现，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北后，晋冀鲁豫战场兵力减少，形成了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的战略态势，中原战略纵深和江南大后方兵力空虚。所以制定了两翼牵制，中间突破的策略。
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和震慑战略要地武汉。因此毛泽东早在1947年初就指示刘邓准备“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从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抽调主力回援，从而一举扭转全国战局。
刘邓对于毛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指示，刚开始是不执行，不反对，也不做准备的三不政策，导致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策略延误了很多良好的时机；由于没有准备，敌情不明，地形不明，匆忙执行，导致了部队的重大损失。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是12万人，到大别山后部队锐减到不足7万人，伤亡极大；在大别山，由于死板，机械地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政策，而且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导致没有建立稳固的政权，供给困难，很难站稳脚跟。从而使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策略大打折扣。
可以说，如果不是刘邓的一系列的错误的策略方针，中原野战军也不会成为共军几个大野战军里唯一没有发展，反而是实力大降的野战军部队，那么，千里跃进大别山，将会发挥更加重大的战略意义。
内战爆发以后， 东北部队是三山五岳，山东，华北的战士，延安，山东的干部，组织松散，干部与战士之间的联系脱节，干部与干部之间互相不熟悉，不了解，矛盾突出，帅不熟悉将，将不熟悉兵；缺少枪支弹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严重局面。部队整合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林彭二帅之间还不协调，打胜仗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华东部队是从江苏败退到山东的新四军，山东的地方武装混合起来组成的，组织涣散，部队之间协调极其困难，众多将领之间互相不买账，互相之间的磨合也需要时间，所以华东部队的名字一年变几次，一会儿陈粟归中原局，一会儿归华东局。
彭德怀的西北部队，在贫瘠的陕北，已经发展到了极限。
所以说，刘邓大军是当时共军建制最完整的部队，是当时共军最精锐的部队，干部从上到下都非常熟悉，建制，组织非常完整，训练有素，经历过多次大规模战役，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损失，武器装备是所有共军部队中最好的。内战开始以后，打赢上党战役，补充了大批武器，物质和战俘，部队得到了锻炼，实力大幅度增强；中原战役以高树勋起义结束，又补充了大批武器，物质和战俘。
而且当时国军的进攻是山东，陕西为重点进攻对象，刘邓大军反而没有任何压力。在西北，东北，华东都在和国军死拚硬打，岌岌可危的时候，刘邓大军反而天天在休整，实在闲的无聊了，就去攻打一个只有保安团守备的县城，去抢个银行，商铺补充自己，娱乐一下部队，应付一下上级。
实际上，毛周等中央领导已经于1946年年底制定了把战局发展到蒋管区的方针，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间突破，逐鹿中原”的战略反攻设想，1947年年初开始，多次要求刘邓挺进大别山，刘邓置若罔闻，也不预回复。而实在抵挡不住毛周的指示，于1946年9-10月和1947年2-3月份，南渡黄河，打下了定陶等几个县城，抢劫一番，却又马上退回了黄河北岸，置其它战场特别是陕北，山东战场的危急形势于不顾，继续做他们的春秋休整大梦。比如3月18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毛周不到一千人的小分队在大山里和胡宗南20多万部队周旋，每天处于危险的状态下。
为了让刘邓早日挺进大别山，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在1947年5月，特地成立了中原局为最高权力机构，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为中原局常委，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
在毛周等人的多次反复催促之下，黄河北岸天天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刘邓才不得不于6月30号南渡黄河。但是渡过了黄河，刘邓仍然犹豫不决，拒绝听从毛周的挺进大别山的指示。于是发起了鲁西南战役。
本来鲁西南战役可打可不打，刘邓却非打不可，却又不好好打，结果白白在鲁西南地区消耗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仅仅一个毫无意义的羊山集战役就浪费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因为羊山守军是国军中央嫡系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刚开始 让陈再道指挥，打了将近10天，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还没有打下来。
毛泽东从陕北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再次要刘邓改变作战方针，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电报说：“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刘邓对于毛泽东的“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的3A加急电报，要刘邓“下定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的命令，仍然不管不问。邓小平坚定地说：“攻羊山的部队不能后撤！”
于是撤掉陈再道，换上陈锡联来指挥羊山战役。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里没事干，每天在司令部里喝着缴获的咖啡，打着桥牌悠哉乐哉；刘伯承不喜欢桥牌，又实在闲着没事干，在和别人聊天的同时，实在无聊到了极点，居然修改起了他1934年左右翻译的战争论，还说当时时间紧张，居然把混成旅翻译成了杂种旅的笑话。他们作为领导，没有一个人考虑进军大别山的计划或者去侦查地形，敌情。
经过将近一周的多次攻打，总算打下羊山集，刘邓仍然拒不执行毛的挺进大别山的指示，居然给毛及中央发报，要求休整半个月，在陇海铁路附近机动两个月然后再挺进大别山，或者北渡黄河，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
毛及中央在陕北自身难保，由于国军的电台定位仪器极其精确，电台不敢开，不敢经常发电报，对于刘邓的行为，也无可奈何，只能随他去了。
毛及中央对刘邓奈何不了，并不代表蒋介石可以让刘邓为所欲为。为了让刘邓南进，蒋介石让顾祝同坐镇徐州，调兵遣将，在黄河沿岸布下重兵的同时，从郑州，徐州调集了35万部队，东西对进，就在刘邓和部下反复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国军将近35万部队几乎完成了对刘邓大军的合围。
这个时候，刘邓还在命令部队在黄河上搭浮桥，计划北渡黄河。可是由于黄河连日降雨，河水大幅度上涨，再加上国军已经完全占领了黄河沿线，刘邓搭浮桥北渡黄河已无可能。
只有在这个时候，刘邓已经别无选择，北边是涨水的及国军重兵把守的黄河；东，西是国军重兵正在合围过来，围三缺一，只有往南是唯一缺口，刘邓也只有往南走这一种可能了。这时候才不得不考虑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可能性。所以蒋介石看到刘邓部队往南走的时候，认为是“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在南京对顾祝同大加褒奖，认为刘邓过不了黄河去解放区，往南走是死路一条。
可见，刘邓挺进大别山，不是在毛的指示下主动执行的，而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迫不得已被动地执行的，所以有人说蒋介石是毛的卧底，还是有道理的。
在军事上，两点一线从来不会是最短的距离，更不可能是最佳路线，所以有长征中走弓背而不是弓弦的走法；有四渡赤水的走法。从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本来应该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完全可以避开黄泛区。 由于刘邓事先没有任何往南走的计划，方针和办法，也没有侦查地形，基本上是末路狂奔，慌不择路地逃跑。于是，走上了一条最差劲的道路，就是走宽20多公里的黄泛区，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处及脐，荒无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结果，很多人用生命换来的，在当时被称为战争之神的大炮和许多其它物质不得不销毁，重武器全部丢失，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攻击能力。
大家都知道，大别山很多地方都是光秃秃都石头，土地贫瘠，物产贫乏，要养活12万大军，几乎是不可能的。毛让刘邓挺进大别山，并不是让12万人全部钻到大别山里无所作为，而是以一部分兵力进军大别山，建立稳定巩固的根据地，而大部分兵力是为了在运动中扩大根据地，消灭国军力量，从而起到震慑南京，威胁武汉的目的。要知道大别山的西边是信阳，几乎是如同江南的鱼米之乡。刘邓大军的老底子，就是当年能打硬仗的红四方面军，是从大别山出来的部队，建立根据地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基础的。可是刘邓，特别是邓小平，作为政委，不是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不会做群众工作，所以不能建立稳定的根据地，还把很多农民用来保护家园的小保队当作敌人对待和消灭，甚至在宋阜事件中一次杀掉了两千多小保队，也就是当地农民，至今让人诟病。
这种把有一些武装的普通百姓当作敌人的队伍，怎么可能会得到百姓的支持？华东部队能够做到对国军的正规士兵即俘即补，就是上午俘虏，下午就上战场，而刘邓居然对共军的主要来源的农民却无可奈何，甚至当作敌人，只能说明刘邓，特别是邓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太差劲了。
从8月7日出发，到1947年8月 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基本上是在平原陆地上走路。一共用了20天，跃进一千里，平均每天也只有50里。这和长征时期飞夺泸定桥，红军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240里相比，也看不出刘邓大军前进的速度上有什么优势。
陈谢兵团在豫西，为什么能够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如若无人之境，只用一个旅，就牵制了国军装备精良的几万人的兵团，执行豫西牵牛战术，其它大部队自由休整，直至最后全歼国军整编第3师，而刘邓却被国军追着屁股打？为什么华东的陈唐兵团，从鲁西南可以自由地，随意地跨过黄泛区而没有任何损失，运动到豫中，数次解放许昌，再运动到豫西，指挥陈谢兵团解放洛阳？而刘邓做不到？
陈谢8月初领受任务，包括重新组建部队，也只用十几天的准备时间，在8月22号偷渡黄河成功，刘邓从年初开始准备挺进大别山，到挺进大别山，准备了将近8个月。
刘邓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却不能建立起稳定巩固的根据地。而陈谢于11月进入豫西的宝丰县等地，却能够迅速建立起稳定巩固的根据地，让中原局的领导们在那里修养，重建，策划和指挥了很多战役。当然，建立豫西宝丰根据地，有一个牛人牛子龙应该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刘邓的主要错误具体表现在：1.没有详细策略，每一步都是仓促，而且被动地应对，处处可以说是走一步看一步。2选择挺进大别山的路线错误，走黄泛区。3.南渡黄河和挺进大别山的时间错误，南渡黄河的时候已经是汛期，黄河涨潮，流水大增；而挺进大别山的，过黄泛区，越过沙河，汝河等河流更是最困难的时期，降雨最为集中的汛期，当年河南的大洪水就是发生在8月8号。4.在大别山不是积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有效的巩固的政权，而是把地方武装当作敌对势力，打击和消灭这些地方武装。
刘邓的错误，邓小平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因为共军是共党负责制，邓是政委；而且刘邓大军归中原局领导，邓是第一书记，刘作为第二书记当然应该听邓的。1，军事行动，政委有最后决定权；2，大别山根据地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冬衣问题没有解决，邓作为政委负主要责任； 3，消灭地方武装，如小保队，没有把他们变成共军力量，其它野战军中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都是政委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
但是时机绝对是正确的。别人不理解，太祖又正确一回。当时邓也未看到先机。。。被动执行而已。
林彪粟裕真的是呕心沥血的战神。
率5000人千里长途挺进湘赣粤开辟跟据地，站不住脚，又回来了，兵力损失不少。
回来后加入李先念的中原军区，王树声一万人也加入李先念中原军区。
粟裕也曾率5万人挺进浙东，难以站住脚，又撤回江北。
尽管周是毛泽东的最铁杆的助手，邓也不敢对周半点不敬！
二，刘邓跃进大别山的前一年，粟裕奉命率军跃进长江南岸，粟裕选择了抗命不尊。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的是最高层的战略决策对于战争胜败的影响力。
两个跃进级别的战略决策，孰优孰劣，不能推责于部署，而应该决策者负责。
要不然，这个队伍，是没人可以带的起来滴。
顺便说一句，战略决策这样的大事，能够被老蒋表扬，个中的斤两，有请各位大侠，仔细掂量廖。
而改为就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结果证明粟是正确的。这就是一般将帅与军事天才的区别。
毛泽东要跳进，这一点已经在东北尝到甜头，但其他将帅主张蚕食，没有后方的军队没法生存。刘邓拖延是在壮大自己，后来的发展证明大别山根据地并没有多少战略作用。倒是原来就有的山东根据地为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和地缘的极大帮助。此外，山区割据让共产党吃过苦头，最后还是故秦宝地救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