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持人张闻天把攻击打鼓新场的理由一条条摆在了桌面上：
第一，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只有王家烈的两个被打残的师，而红军的兵力有三万多人，打个歼灭战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打鼓新场是黔西门户，打下打鼓新场可以直通毕节，这有利于红军进军黔西，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
第三，打鼓新场有黔军的仓库，里面肯定有不少物资，缴来的物资正好可以补充打得精疲力竭，粮弹奇缺的红军；
第四，娄山关之战的经验显示，黔军比中央军好打，红一军团在娄山关之战中给红三军团打了下手，现在急着想打个大胜仗提振士气，不想跟中央军硬碰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上述几条张闻天不说也没关系，因为这二十多人早就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利弊和前因后果考虑得透透的了，因此，大家毫无疑问地几乎一致同意红军攻打打鼓新场。
只有毛不同意。
老毛的理由也很简单，打鼓新场地形有限，不利于红军大部队展开，一旦打成胶着，很容易被敌人合围。而且，进攻打鼓新场这么明摆着的好处，红军将领们都能想到，他蒋介石会想不到？
要是蒋介石将计就计，在打鼓新场设下埋伏，那么整个红军就完了！
老毛一个人和20多位中革军委的委员们争了半天，最后他急了，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既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其他红军将领那也都是不世出的英雄豪杰，见话都说到了这份上，也不肯让步。不要说周、朱、彭、刘伯承、叶、小平同志，就算是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人都不同意毛的意见。
张闻天说：“老毛，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嘛！”老毛见说服不了众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摇头而去。
随后张闻天组织中革军委投票表决，免去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并决定由周、朱负责起草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眼看红军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老毛放心不下，怎么都睡不着，等到这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又提着马灯去找周。
无论是宁都会议还是赣南会议，毛都选择了服从组织，让事实来说明问题，但这一次他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都要遭到灭顶之灾。
这
二、就差一天，红军从地狱之门擦身而过
巧的是，周也没睡，明天就要打仗，他这个最高军事决策人怎么合得上眼睛呢！从日间的争论中他也隐隐觉察出危险的气息，毛的话语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打鼓新场这个地方中革军委谁都没去过，确实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是听侦察人员说那里有护墙，还有碉堡，红军经过长期转战，炮弹和炸药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万一打不下来不仅不利于振奋士气，还会白白损失红军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员和弹药。
所以，这一战不打也就罢了，要打就非得打赢不可，责任重大啊。
更加可怕的是，此时云集的川滇黔边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有100多个团，如果他们真如毛所担心的，一旦打鼓新场有事就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那可就更加不妙了！
正在踌躇不决之际，老毛来了。这一次两人并没有谈多久，周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他思前想后，认为打鼓新场一战确实有风险。最终暂停进攻打鼓新场，并于11日重新召开中革军委会议。
随后，两个人一起去见朱老总，希望老总也能支持毛的意见。朱老总见毛、周言辞恳切，虽然心中还是有些不舍得，但也终于同意撤销白天已经起草好的进攻命令。
多年后，周总理这样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到凌晨三点五十分，时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的戴镜元（当年只有16岁，后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给周转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只有两点，但每一点都不啻如惊雷在耳边炸响：
第一，黔军一个旅，滇军三个旅共14个团正向打鼓新场增援；
第二，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
戴镜元
实际上，当时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的不仅仅是14个团，而是周浑元、孙渡、吴奇伟和郭勋祺总共四个纵队，十多万人马。
由于进攻的命令是10日下午签发的，红一军团要到3月12日才能抵达打鼓新场，到那时，集结在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已经有十万之众，一旦双方接战后果不堪设想。
11日一大早，周恩来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绝密情报，提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激烈讨论，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最终一致同意暂不攻击打鼓新场。
这时，距离打鼓新场最近的国民党援军已经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了！
随后，中革军委给红一、红三军团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
“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找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确实，蒋介石的目光也已经聚焦到打鼓新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根据他的判断，红军一定会试图夺取打鼓新场，因此他早先一步布下了口袋阵，无非是捕到的鱼大还是小罢了！
可以说，3月11日的第二次苟坝会议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在遵义会议后再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第二次苟坝会议上中革军委同时恢复了老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这时距离毛被免职还不到24个小时。
但是，红军各级指战员对放弃打这一仗还是有些可惜的，毕竟娄山关大胜之后的士气可用，军心思战。而老毛却高瞻远瞩地指出：对于红军来说，现在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争取机动的空间！
仗打赢了，但是周旋的空间没了，那就会跟太平天国石达开一样，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
中革军委的委员们全都服气了，毛泽东和他们一样，没有特异功能，没有特殊情报渠道，至于他是怎么算到蒋介石的部署那只有天晓得了。
这只能说明老毛对人心、对兵法、对战争的本质，比大伙都高看一眼！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把军事指挥权重新交到了老毛手里。
老蒋想作曾国藩，老毛却不是石达开。
互相支持对方各自在国共两党里往上爬。周末脑洞大开一下。
能扯上的关系就这么多了
戴镜元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是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永定农民暴动，并历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共青团金丰区委书记[1][2]。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3][1]。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调任共青团龙岩县委书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调任共青团连城县委书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1933年3月，戴镜元到中革军委二局工作，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技侦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3]。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在中革军委电台当译电员的戴镜元随部队参加长征。当时，中革军委代号“红星纵队”，电台代号“第四分队”，分队队长是曾希圣，副队长是钱壮飞，党支部书记是戴镜元。在长征中，电台担负通信联络以及侦听敌方情报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1][3]。在中革军委二局，戴镜元历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参谋、股长[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依照中共中央决定，戴镜元随同李克农（中共代表团团长）、钱之光到洛川和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同年4月，随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和张学良再度会谈，仍然负责机要工作。这两次会谈为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
抗日战争时期，戴镜元历任中央军委二局副科长、科长、处长、系主任、第一副局长、代局长，二局党总支书记。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等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任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出席中共七大[1][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军委二局自1938年夏开始破译国外密电。该局先后自外训班调来一批人，在戴镜元领导下，经一年多努力，在1939年7月1日首次将破译所获成果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向戴镜元等人发来一封嘉奖信，并特派参谋长滕代远前来慰勉。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第一次联名写信嘉奖一个工作单位。在奖给戴镜元的大日记本上，有毛泽东1939年7月9日的题词：“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3]
1939年夏，戴镜元等人破译了日军一套密电码，从而使中央军委得以掌握日军情报。同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所部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阿部规秀。战斗结束后，杨成武把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军大衣从前方送至延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其奖给戴镜元[3]。
1939年秋，毛泽东坐车自延安到真武洞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个会议。途经中央军委二局驻地时，因汽车陷入河中，毛泽东决定在中央军委二局驻地过夜。当晚毛泽东与戴镜元谈话。次日上午，毛泽东看望了中央军委二局全体同志[3]。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戴镜元任中央军委二局代局长、局长兼政治委员、二局党委书记，中央后方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原突围、进军大别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等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任务[1][2]。
1945年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本溪保卫战。本溪战役结束后，戴镜元将对此次战役的意见写成《本溪战役之管见》，汇报给毛泽东，他认为未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人是个教训。毛泽东在报告第一页批示：“很有见地。”[3]
1946年6月，中国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中原军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实施中原突围。1946年7月3日，中央军委二局代局长、党总支书记戴镜元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原突围前后的敌军动态以及该局的工作。1946年7月5日，毛泽东亲自复信嘉勉[3]。
1947年9月，在毛泽东关怀下，周恩来、任弼时召集机要、通信、情报工作负责人到陕北佳县神泉堡汇报并研究工作。1947年12月中旬，戴镜元准备回晋绥地区临县三交镇驻地时，毛泽东、周恩来特来看望[3]。
1949年初，中共中央准备在西柏坡举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此时，戴镜元等人也在开工作会议。1949年2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来看望大家[3]。
1949年4月，戴镜元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同年9月，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镜元历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1][2]。
1950年春，戴镜元所在单位召开工作会议。会前，戴镜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综合报告。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应予奖励。”工作会议召开前两天，毛泽东要戴镜元来中南海参加一个晚会，中间休息时，戴镜元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准备情况，并请毛泽东接见与会人员。1950年4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给戴镜元等人题词：“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了正义战争的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争取完全的胜利而奋斗。”[3]
在营房建设中，戴镜元擅自挪用了进口楠木为自己装修住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此事被人揭发。材料上报后，有人建议严惩戴镜元。按当时的惩办条件，该案可以移送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朱德调阅案卷后，亲自找戴镜元谈话核实情况。鉴于戴镜元的贪污数额处于违纪和判刑之间，且戴镜元属初犯，认错态度很诚恳，按照中国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朱德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员研究后决定，对戴镜元作出留党察看的纪律处分，以及免去职务的组织处理，收回其住房改为公用，同时取消其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参评资格，下放到北京市崇文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4]。后来，戴镜元出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处书记、区长等职[2]。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军委恢复了戴镜元的职务和工作[4]。戴镜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委员会书记。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中共十二大代表[1]。离休后，为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2]。
2008年4月3日，戴镜元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2]。
所以太祖的声望后来如日中天不是没有基础的。
文強被俘后，至死都不写悔過书。文強表示自己一直爱国爱民，沒有做过什麼坏事，沒有杀过一個共产党。早午脫党是因為无路可走，如果当时不走，恐怕早就沒有他，所以问心无愧對。声言：「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作为高级战犯关押26年，由于长期不写认罪书，而无法特赦。于是1975年3月最后一批才获特赦出狱。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不委屈求全。
要打，是只见鱼饵没见鱼钩。
不打，是情报即时，走为上计。
就此而言，中共建政后，亏待卧底和情报人员，于理于情，都是说不过去滴。
会议主持人张闻天把攻击打鼓新场的理由一条条摆在了桌面上：
第一，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只有王家烈的两个被打残的师，而红军的兵力有三万多人，打个歼灭战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打鼓新场是黔西门户，打下打鼓新场可以直通毕节，这有利于红军进军黔西，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
第三，打鼓新场有黔军的仓库，里面肯定有不少物资，缴来的物资正好可以补充打得精疲力竭，粮弹奇缺的红军；
第四，娄山关之战的经验显示，黔军比中央军好打，红一军团在娄山关之战中给红三军团打了下手，现在急着想打个大胜仗提振士气，不想跟中央军硬碰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上述几条张闻天不说也没关系，因为这二十多人早就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利弊和前因后果考虑得透透的了，因此，大家毫无疑问地几乎一致同意红军攻打打鼓新场。
只有毛不同意。
老毛的理由也很简单，打鼓新场地形有限，不利于红军大部队展开，一旦打成胶着，很容易被敌人合围。而且，进攻打鼓新场这么明摆着的好处，红军将领们都能想到，他蒋介石会想不到？
要是蒋介石将计就计，在打鼓新场设下埋伏，那么整个红军就完了！
老毛一个人和20多位中革军委的委员们争了半天，最后他急了，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既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其他红军将领那也都是不世出的英雄豪杰，见话都说到了这份上，也不肯让步。不要说周、朱、彭、刘伯承、叶、小平同志，就算是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人都不同意毛的意见。
张闻天说：“老毛，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嘛！”老毛见说服不了众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摇头而去。
随后张闻天组织中革军委投票表决，免去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并决定由周、朱负责起草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眼看红军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老毛放心不下，怎么都睡不着，等到这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又提着马灯去找周。
无论是宁都会议还是赣南会议，毛都选择了服从组织，让事实来说明问题，但这一次他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都要遭到灭顶之灾。
这
二、就差一天，红军从地狱之门擦身而过
巧的是，周也没睡，明天就要打仗，他这个最高军事决策人怎么合得上眼睛呢！从日间的争论中他也隐隐觉察出危险的气息，毛的话语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打鼓新场这个地方中革军委谁都没去过，确实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是听侦察人员说那里有护墙，还有碉堡，红军经过长期转战，炮弹和炸药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万一打不下来不仅不利于振奋士气，还会白白损失红军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员和弹药。
所以，这一战不打也就罢了，要打就非得打赢不可，责任重大啊。
更加可怕的是，此时云集的川滇黔边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有100多个团，如果他们真如毛所担心的，一旦打鼓新场有事就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那可就更加不妙了！
正在踌躇不决之际，老毛来了。这一次两人并没有谈多久，周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他思前想后，认为打鼓新场一战确实有风险。最终暂停进攻打鼓新场，并于11日重新召开中革军委会议。
随后，两个人一起去见朱老总，希望老总也能支持毛的意见。朱老总见毛、周言辞恳切，虽然心中还是有些不舍得，但也终于同意撤销白天已经起草好的进攻命令。
多年后，周总理这样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到凌晨三点五十分，时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的戴镜元（当年只有16岁，后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给周转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只有两点，但每一点都不啻如惊雷在耳边炸响：
第一，黔军一个旅，滇军三个旅共14个团正向打鼓新场增援；
第二，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
戴镜元
实际上，当时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的不仅仅是14个团，而是周浑元、孙渡、吴奇伟和郭勋祺总共四个纵队，十多万人马。
由于进攻的命令是10日下午签发的，红一军团要到3月12日才能抵达打鼓新场，到那时，集结在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已经有十万之众，一旦双方接战后果不堪设想。
11日一大早，周恩来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绝密情报，提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激烈讨论，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最终一致同意暂不攻击打鼓新场。
这时，距离打鼓新场最近的国民党援军已经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了！
随后，中革军委给红一、红三军团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
“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找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确实，蒋介石的目光也已经聚焦到打鼓新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根据他的判断，红军一定会试图夺取打鼓新场，因此他早先一步布下了口袋阵，无非是捕到的鱼大还是小罢了！
可以说，3月11日的第二次苟坝会议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在遵义会议后再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第二次苟坝会议上中革军委同时恢复了老毛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这时距离毛被免职还不到24个小时。
但是，红军各级指战员对放弃打这一仗还是有些可惜的，毕竟娄山关大胜之后的士气可用，军心思战。而老毛却高瞻远瞩地指出：对于红军来说，现在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争取机动的空间！
仗打赢了，但是周旋的空间没了，那就会跟太平天国石达开一样，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
中革军委的委员们全都服气了，毛泽东和他们一样，没有特异功能，没有特殊情报渠道，至于他是怎么算到蒋介石的部署那只有天晓得了。
这只能说明老毛对人心、对兵法、对战争的本质，比大伙都高看一眼！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把军事指挥权重新交到了老毛手里。
老蒋想作曾国藩，老毛却不是石达开。
互相支持对方各自在国共两党里往上爬。周末脑洞大开一下。
能扯上的关系就这么多了
第一次国共内战[编辑]
戴镜元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是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永定农民暴动，并历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共青团金丰区委书记[1][2]。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3][1]。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调任共青团龙岩县委书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调任共青团连城县委书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1933年3月，戴镜元到中革军委二局工作，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技侦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3]。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在中革军委电台当译电员的戴镜元随部队参加长征。当时，中革军委代号“红星纵队”，电台代号“第四分队”，分队队长是曾希圣，副队长是钱壮飞，党支部书记是戴镜元。在长征中，电台担负通信联络以及侦听敌方情报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1][3]。在中革军委二局，戴镜元历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参谋、股长[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依照中共中央决定，戴镜元随同李克农（中共代表团团长）、钱之光到洛川和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同年4月，随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和张学良再度会谈，仍然负责机要工作。这两次会谈为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
抗日战争[编辑]抗日战争时期，戴镜元历任中央军委二局副科长、科长、处长、系主任、第一副局长、代局长，二局党总支书记。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等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任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出席中共七大[1][2]。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央军委二局自1938年夏开始破译国外密电。该局先后自外训班调来一批人，在戴镜元领导下，经一年多努力，在1939年7月1日首次将破译所获成果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向戴镜元等人发来一封嘉奖信，并特派参谋长滕代远前来慰勉。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第一次联名写信嘉奖一个工作单位。在奖给戴镜元的大日记本上，有毛泽东1939年7月9日的题词：“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3]
1939年夏，戴镜元等人破译了日军一套密电码，从而使中央军委得以掌握日军情报。同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所部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阿部规秀。战斗结束后，杨成武把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军大衣从前方送至延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其奖给戴镜元[3]。
1939年秋，毛泽东坐车自延安到真武洞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个会议。途经中央军委二局驻地时，因汽车陷入河中，毛泽东决定在中央军委二局驻地过夜。当晚毛泽东与戴镜元谈话。次日上午，毛泽东看望了中央军委二局全体同志[3]。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戴镜元任中央军委二局代局长、局长兼政治委员、二局党委书记，中央后方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中原突围、进军大别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等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任务[1][2]。
1945年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本溪保卫战。本溪战役结束后，戴镜元将对此次战役的意见写成《本溪战役之管见》，汇报给毛泽东，他认为未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人是个教训。毛泽东在报告第一页批示：“很有见地。”[3]
1946年6月，中国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中原军区，全面内战爆发。当时，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实施中原突围。1946年7月3日，中央军委二局代局长、党总支书记戴镜元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原突围前后的敌军动态以及该局的工作。1946年7月5日，毛泽东亲自复信嘉勉[3]。
1947年9月，在毛泽东关怀下，周恩来、任弼时召集机要、通信、情报工作负责人到陕北佳县神泉堡汇报并研究工作。1947年12月中旬，戴镜元准备回晋绥地区临县三交镇驻地时，毛泽东、周恩来特来看望[3]。
1949年初，中共中央准备在西柏坡举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此时，戴镜元等人也在开工作会议。1949年2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来看望大家[3]。
1949年4月，戴镜元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同年9月，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2]。
共和国时期[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镜元历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1][2]。
1950年春，戴镜元所在单位召开工作会议。会前，戴镜元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综合报告。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应予奖励。”工作会议召开前两天，毛泽东要戴镜元来中南海参加一个晚会，中间休息时，戴镜元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准备情况，并请毛泽东接见与会人员。1950年4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给戴镜元等人题词：“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了正义战争的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争取完全的胜利而奋斗。”[3]
在营房建设中，戴镜元擅自挪用了进口楠木为自己装修住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此事被人揭发。材料上报后，有人建议严惩戴镜元。按当时的惩办条件，该案可以移送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朱德调阅案卷后，亲自找戴镜元谈话核实情况。鉴于戴镜元的贪污数额处于违纪和判刑之间，且戴镜元属初犯，认错态度很诚恳，按照中国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朱德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员研究后决定，对戴镜元作出留党察看的纪律处分，以及免去职务的组织处理，收回其住房改为公用，同时取消其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参评资格，下放到北京市崇文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4]。后来，戴镜元出任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处书记、区长等职[2]。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军委恢复了戴镜元的职务和工作[4]。戴镜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委员会书记。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中共十二大代表[1]。离休后，为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2]。
2008年4月3日，戴镜元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2]。
所以太祖的声望后来如日中天不是没有基础的。
文強被俘后，至死都不写悔過书。文強表示自己一直爱国爱民，沒有做过什麼坏事，沒有杀过一個共产党。早午脫党是因為无路可走，如果当时不走，恐怕早就沒有他，所以问心无愧對。声言：「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作为高级战犯关押26年，由于长期不写认罪书，而无法特赦。于是1975年3月最后一批才获特赦出狱。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不委屈求全。
要打，是只见鱼饵没见鱼钩。
不打，是情报即时，走为上计。
就此而言，中共建政后，亏待卧底和情报人员，于理于情，都是说不过去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