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部分 口述：李传俊 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https://cul.sohu.com/20130115/n363417580.shtml
口述人：李传俊，1942年8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口述时间：2004年7月30日
提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
李：
您工作过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很奇特的机构，几乎所有的成员先后都被打倒。其中有些人文革后得到平反，比如陶铸、王任重。而另一些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打倒的，至今还是所谓“反面人物”，比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因此对他们的描述往往流于空泛和政治化，其中还有一些丑化，这对他们也是不公正的。希望您从近距离观察的角度，谈谈对他们的看法。比如康生，你跟康生有过接触吗？
俊：
有过接触，但不多。他平时跟办事组工作人员话不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挺清高，对底下人挺漠视，根本不在意。我们对他也不害怕，因为他和别人不怎么接触，不像江青，还没来，就震唬住了，服务员也很紧张，哪怕万一房间里有个苍蝇、蚊子，那都不得了。
有一次康生通过戚本禹给我们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中办机要局受到一些单位造反派的冲击，挤得水泄不通。戚本禹让矫玉山和我去做工作，叫他们不要冲。我们去了也拦不住啊！造反派把矫玉山白汗衫上洒了好多墨水，矫玉山在那儿嚷嚷半天，他嚷完我接着嚷，也不行。后来，戚本禹告诉我们这是康老让去的，康老指示：谁也不能冲机要单位！机要局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让外边的人冲（那些所谓“外边的人”，都是中央下属的机要部门的）。我们出来的时候灰溜溜的，因为人家不欢迎你干预这事。对这件事我们写了个简要汇报送给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也就无下文了。几年前，黄宗汉病逝了……
阎：
他死了可惜啊，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了解很多情况。
对，他经历全过程。文革前康生组织写《九评》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文革后，到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康生去世后，黄宗汉当上了副军级的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康生去世后他的几个秘书都安排相当好，黄宗汉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李鑫当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齐景和到中央组织部是正厅级干部。后来，我到黄宗汉家去过一趟，我说你的安排真不错！他说康生临终跟汪东兴说的，有遗嘱：一定安排好。
康生连他的服务员都安排得不错，钓鱼台服务员杨德田一直在八楼照顾康生夫妇，康生散步走到哪儿，他把躺椅搬到哪儿，后来康生把杨的老婆、孩子全给搞到北京来了，安排了工作，安排了房子。
文革后我到黄宗汉家去，见他厅里挂着好几个条幅，都是高级干部和名人赞扬黄宗汉的。我问他这件事，他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组织大权、宣传大权都归康生了，因为康生有病，所以许多文件是他起草的，然后康生签上字，就生效了，有些人得到了解放或安排了工作，所以很感谢他。
李鑫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生病去世了。现在写的抓“四人帮”，没提到李鑫，据汪东兴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把“四人帮”隔离审查的是李鑫。前两年，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写的抓“四人帮”文章，谈到李鑫的建议，在一个刊物发表的时候给删掉了，他专门去问过：“为什么删掉？”刊物回答说是上边的意见。
郑：
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现在中央对康生是完全否定的，那么他的秘书李鑫就是坏人了，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对黄宗汉我非常奇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到各处做报告，说康生在粉碎“四人帮”当中的作用，说康生临死之前指出江青有问题，等等。
王：
当然，康生这个人确实不好。就拿赵永夫事件说吧，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的司令员，在一次大会上抓赵永夫，我在场。总理找了几个老帅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逮捕赵永夫的事情。是王力起草的文件，我去京西宾馆亲自交给总理的，总理当时就签收因为是绝密文件嘛！在会上就要抓赵永夫，康生在会上就审问赵永夫，问他三几年在华北参加过什么？当场就说他是特务、汉奸，就给戴上了帽子，在会场就铐上带走了。
我见过中央文革的成员接见内蒙古的人。康生当着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的面就说：我看你面相就像个特务！
《王力反思录》还说过康生的好话，说他保护文物什么的。听广宇说，康生对砸孔庙不满意。
是，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好像有这么一条罪状，说康生大量地侵吞国家重要文物，而且罪行很大。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后来，我从曾在康生办公室做生活管理员的杨德田那儿也听说，康生临终时嘱咐他将所有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此事是由杨德田具体承办的。
康生住的八楼，我去过好多次。他喜欢古董，他的房间里古董特别多，特别是文房四宝、字画特别多，有挂着的，另外有几个大盆插着一轴一轴的。陈伯达的房间古董也特多，有裱过的字画，有文房四宝。
康生经常看电影，就在他的楼底下大厅，同工作人员一块看。
这是毛泽东时代均富, 廉洁。住北京王府那种环境, 可不是什么现代建筑可比喻的。当然财产不是他的. 我也想有这样的使用权 ---像征性交租, 公家付维费, 死了也享受了, 还乐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美名.
我多年前在中国的报纸还看过康生借文物的故事, 包括向故宫， 久借不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于干部.
康生是怎样的人？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那就是：“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施以援手———上世纪30年代，匡校长因反对极‘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差点献身，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然而在“文革”中，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使其受到迫害，吃尽苦头。那么，“纣之不善，莫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有一美国记者给康生的评价中有一句话：他是人间阎王。
===百度
“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
字写得不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现在的大学生字写得怎么样？
谁说教授住房比”干部“大？全国最神气的教授该是钱老学森了吧， 他的住房能比”普通干部康生“大？
比个科长当然大得多， 干部是有”大小”不同的啊
但是，康生和老邓的私下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很有意思，他们是对苏论战的哼哈二将。康生死后的遭遇完全是老邓和陈云的政治交换的结果。老邓是实用主义，死人没用了，活人有用，何况康生的敌人很多，顺水人情值得一做。
本文节选自《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部分 口述：李传俊 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https://cul.sohu.com/20130115/n363417580.shtml
口述人：李传俊，1942年8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口述时间：2004年7月30日
提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若干情况
李：
您工作过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很奇特的机构，几乎所有的成员先后都被打倒。其中有些人文革后得到平反，比如陶铸、王任重。而另一些人，无论是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打倒的，至今还是所谓“反面人物”，比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因此对他们的描述往往流于空泛和政治化，其中还有一些丑化，这对他们也是不公正的。希望您从近距离观察的角度，谈谈对他们的看法。比如康生，你跟康生有过接触吗？
俊：
有过接触，但不多。他平时跟办事组工作人员话不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挺清高，对底下人挺漠视，根本不在意。我们对他也不害怕，因为他和别人不怎么接触，不像江青，还没来，就震唬住了，服务员也很紧张，哪怕万一房间里有个苍蝇、蚊子，那都不得了。
有一次康生通过戚本禹给我们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中办机要局受到一些单位造反派的冲击，挤得水泄不通。戚本禹让矫玉山和我去做工作，叫他们不要冲。我们去了也拦不住啊！造反派把矫玉山白汗衫上洒了好多墨水，矫玉山在那儿嚷嚷半天，他嚷完我接着嚷，也不行。后来，戚本禹告诉我们这是康老让去的，康老指示：谁也不能冲机要单位！机要局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让外边的人冲（那些所谓“外边的人”，都是中央下属的机要部门的）。我们出来的时候灰溜溜的，因为人家不欢迎你干预这事。对这件事我们写了个简要汇报送给康生的秘书黄宗汉，也就无下文了。几年前，黄宗汉病逝了……
阎：
他死了可惜啊，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了解很多情况。
俊：
对，他经历全过程。文革前康生组织写《九评》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文革后，到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
阎：
康生去世后，黄宗汉当上了副军级的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俊：
康生去世后他的几个秘书都安排相当好，黄宗汉到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李鑫当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齐景和到中央组织部是正厅级干部。后来，我到黄宗汉家去过一趟，我说你的安排真不错！他说康生临终跟汪东兴说的，有遗嘱：一定安排好。
康生连他的服务员都安排得不错，钓鱼台服务员杨德田一直在八楼照顾康生夫妇，康生散步走到哪儿，他把躺椅搬到哪儿，后来康生把杨的老婆、孩子全给搞到北京来了，安排了工作，安排了房子。
阎：
文革后我到黄宗汉家去，见他厅里挂着好几个条幅，都是高级干部和名人赞扬黄宗汉的。我问他这件事，他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组织大权、宣传大权都归康生了，因为康生有病，所以许多文件是他起草的，然后康生签上字，就生效了，有些人得到了解放或安排了工作，所以很感谢他。
李鑫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生病去世了。现在写的抓“四人帮”，没提到李鑫，据汪东兴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把“四人帮”隔离审查的是李鑫。前两年，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写的抓“四人帮”文章，谈到李鑫的建议，在一个刊物发表的时候给删掉了，他专门去问过：“为什么删掉？”刊物回答说是上边的意见。
郑：
一朝天子一朝臣，比如现在中央对康生是完全否定的，那么他的秘书李鑫就是坏人了，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对黄宗汉我非常奇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到各处做报告，说康生在粉碎“四人帮”当中的作用，说康生临死之前指出江青有问题，等等。
王：
当然，康生这个人确实不好。就拿赵永夫事件说吧，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的司令员，在一次大会上抓赵永夫，我在场。总理找了几个老帅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逮捕赵永夫的事情。是王力起草的文件，我去京西宾馆亲自交给总理的，总理当时就签收因为是绝密文件嘛！在会上就要抓赵永夫，康生在会上就审问赵永夫，问他三几年在华北参加过什么？当场就说他是特务、汉奸，就给戴上了帽子，在会场就铐上带走了。
阎：
我见过中央文革的成员接见内蒙古的人。康生当着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的面就说：我看你面相就像个特务！
郑：
《王力反思录》还说过康生的好话，说他保护文物什么的。听广宇说，康生对砸孔庙不满意。
王：
是，康生说孔庙不能砸。那天有人报告，北师大谭厚兰带人去砸孔庙，正好他在值班室，为这事甚至拍了桌子，态度很坚决。
郑：
好像有这么一条罪状，说康生大量地侵吞国家重要文物，而且罪行很大。
阎：
康生的秘书黄宗汉说：康生临终前，我们曾问他，你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文物？他说不要，一律交公。康生给子女分文物没听说，也没听说康生的子女拿走了他什么文物。
俊：
后来，我从曾在康生办公室做生活管理员的杨德田那儿也听说，康生临终时嘱咐他将所有文物一律交公，不留给子女。此事是由杨德田具体承办的。
康生住的八楼，我去过好多次。他喜欢古董，他的房间里古董特别多，特别是文房四宝、字画特别多，有挂着的，另外有几个大盆插着一轴一轴的。陈伯达的房间古董也特多，有裱过的字画，有文房四宝。
康生经常看电影，就在他的楼底下大厅，同工作人员一块看。
这是毛泽东时代均富, 廉洁。住北京王府那种环境, 可不是什么现代建筑可比喻的。当然财产不是他的. 我也想有这样的使用权 ---像征性交租, 公家付维费, 死了也享受了, 还乐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美名.
我多年前在中国的报纸还看过康生借文物的故事, 包括向故宫， 久借不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于干部.
康生是怎样的人？以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事实来说明，那就是：“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匡亚明后为南京大学校长）施以援手———上世纪30年代，匡校长因反对极‘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差点献身，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然而在“文革”中，康生却对匡亚明落井下石，使其受到迫害，吃尽苦头。那么，“纣之不善，莫如是之甚也”这句话，对于康生不是也可以适用的么？有一美国记者给康生的评价中有一句话：他是人间阎王。
===百度
“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
字写得不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现在的大学生字写得怎么样？
谁说教授住房比”干部“大？全国最神气的教授该是钱老学森了吧， 他的住房能比”普通干部康生“大？
比个科长当然大得多， 干部是有”大小”不同的啊
但是，康生和老邓的私下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很有意思，他们是对苏论战的哼哈二将。康生死后的遭遇完全是老邓和陈云的政治交换的结果。老邓是实用主义，死人没用了，活人有用，何况康生的敌人很多，顺水人情值得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