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9, 2020 at 8:06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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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共和柬共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前言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共产革命的洗劫，在这个非理性思潮退潮的时刻，回光返照的冲动竟发生在安定富足的高棉国，它的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受中共的教唆，也妄想创造奇迹，改变人类社会形态，他们为了“公平”推行贫困；为“理念”进行杀戮……。在这个曾经是佛土的国度，留下几百万颗骷髅，和更多的等待人们去践踏的地雷。 几年前，初识从远方来的庄思明先生，他又引见我认识了周德高先生，老周住在不远的另一个州的城市，据说才结束了一间餐馆的生意。第一次相见，就见那徒有四壁的家，堆满了报刊杂志“争鸣”“开放”“动向”……，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位非常政治化，而贫贱不移的人。 老庄来自越南富裕商家，老周出生在柬埔寨穷困乡村，在我还非常无知的时代，他们就卷入了印度支那革命的激流，都成了无畏勇进的战士。我搞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只知道他们都曾经为“中调部”工作。不幸的是，他们的忠贞非但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反而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于是他们都深恶痛绝地脱离了这个违背人性的事业。 中国的历史很古老，但是又很枯燥，它们大都是后世“编”“修”“撰”出来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内中充满了虚假矫饰的情节。因此，我鼓励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那虽然看似凡人的事，却才是历史树干的根叶。他们无疑都有失落感，我说那是人类历史错误的一页，必须把它记载下来，告诫后人。 老周和他的太太很快都找到了在学校当清洁工的工作，因此医疗和退休的问题都解决了，老周的女儿帮他还清了信用卡上不少的债务，他们又搬进了新购置的活动房屋，过上了和谐、满足的生活，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回忆也就很快地写出来了。 柬埔寨与中国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共要帮助柬埔寨共产党推翻它的政府；西哈努克明知道“中国是红色高棉的后台”，却因反对他的右翼民主主义者亲美，所以他就情绪化地亲华。越南战争高潮中的一九七○年，美国主使军人朗诺发动政变，把西哈努克进一步推入中共的怀抱，成为柬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招牌。所以这个小国的百姓，就在大国的冷战中挤轧煎熬了。 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实行种族灭绝的屠杀，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的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人力、物力的资助下，在全柬一百七十个县中的八十一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了150万个骷髅，柬共的暴行实在是大大地超过了德国法西斯。 老周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接受中国大使馆领导，从事“为祖国服务”的“地下工作”。那时中共贯彻的是“愈穷愈革命”的路线，他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好料作；还有着忠诚的意志和犯难的精神，加上精通柬埔寨的语言和国情，因此他得到了中共方面特殊的信赖和任用，若干柬埔寨大事都有他的参与。 一如，一九六七年越南战争急速发展，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国内开始发生动乱，西哈努克开始向美国靠近，老周获知政府即将处置“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的意图，他受中国方面的指令，通知两人及时逃出金边，这预示东南亚形势巨变的重要事件，世界各国媒体作了大量的报导。 二如，一九七七年他被召到北京，为吁请中共干预柬共种族绝灭的罪行，他报告了柬共内部分歧，要人苏品与越共有往还的情报。中共旋即邀请苏品访华，进行摸底；次年苏品遭波尔布特派人击成重伤，自杀身亡。苏品之死引发“东部大区”叛乱，失败后大量军民逃入越南。后来，越南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于一九七九年初攻入金边。 我发现其中有许多未被人知史事，须要研究、补证，于是我们开始合作。在执笔的过程中，我又发见了老周头脑聪明，性格果断，而且记忆超人，我甚至为中共失去这样干练的人才而惋惜。经过两年的努力，本书《我与中共和柬共》终告完成。 老周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由于天赋的敏锐，连波尔布特第一个女友后来的姘夫，就是今天金边某政党头目的父亲，他也而知道得一清二楚。又如柬埔寨著名民族民主主义者杨世祖，现在已经很少为人所知，但老周却知道他的身世。许多柬埔寨问题，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举重若轻的答案，因此中国大使馆很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柬埔寨通”。 许多柬埔寨地名，潮州移民有约定的译法，如Phnom Penh作“金边”，Kratie作“桔井”，Pailin作“珠山”等。我们尽量遵守这些传统，但又兼虑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名声，因此还是把柬共余孽盘踞的“珠山”译做了“拜林”。又如Kompong Chan是“Chan人的地方”，它有许多译法，如“磅湛”、“磅占”、“磅针”、“磅桢”等，但因为历史上的“占巴”就是Chan人的国家，所以我们取了“磅占”。无数这样的细微末节，都埋伏在本书中，因此本书有棉华乳融的特色。 若干关于柬埔寨的著作已经问世，其中以英国作家萧特（Phillip Short）的《波尔布特》最为优秀，而他的成名作则就是《毛泽东》。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担任英国名报名刊驻北京记者时，他开始对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塔莫、盖宝、密杜等柬共要人进行面访，他与留法知识分子耿万萨、秀木、麦勉等人的谈话，更具真实价值。我们征引了萧特著作中的若干记载和图片，如果他一朝读到本书，同样也会发现许多未知的真迹。 老周因“诋毁伟大的柬埔寨共产党”，被昏庸的北京官僚们当作“政治立场不可靠”份子，而用一千元港币打发到香港去打苦工。现在他是一个心安理得的美国校工，因为他的勤奋、明理，全校的师生都尊重他。 本书旨在成为一册准确而有血有肉的历史，因此以“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的名义刊行。我们合作得愉快，在分享出版的快乐时，还得感谢双方家人的支持和散居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的友人们的赞助。有一位老周的友人寄来小诗一首：“夜长西窗寒流冷，破晓方闻鹊声鸣；文坛已是千层雪，花圃仍有一叶青。”以资鼓励。
朱学渊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记于美国
目录 第一章 柬埔寨的历史和人物 柬埔寨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领土问题 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 日本与柬埔寨的第一次独立 民族主义者山玉成 柬埔寨的第二次独立 日内瓦会议后的局面 法国为柬埔寨培养了激进主义者 柬埔寨留学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沙络绍——波尔布特的家世 沙络绍在法国 沙洛绍归国参加斗争 沙洛绍在金边的活动 动荡的一九五五年 沙络绍与乔奔娜丽的婚姻 柬共彻底转入地下 柬共正式建党 杜沙穆失踪和波尔布特时代的开始 农谢其人 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西哈努克的专制、反美、亲中路线 第二章 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 我的家世 进学校读书 小学毕业谋职 参加《棉华日报》工作 第三章 中共与柬共连手制造革命高潮 柬文《人民报》 中国大使馆的“二王” 破获台湾特工谋害刘少奇、西哈努克案 柬共建立丛林基地 波尔布特去河内和北京 腊塔那基里 三洛乡事件 大使馆叫我通知乔森潘、胡荣、符宁出走 西哈努克向右转 红色高棉绝处逢生 第四章 朗诺政变和柬共取胜 康生亲自指挥，召我去北京 中共指挥我插手金边政局 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 朗诺、施里玛达其人 中国和越南对柬共的支持 进入根据地 柬越两共的矛盾的爆发 屠杀“越头柬身”人 “华运”和它的领导成员 拜会苏品 会见农谢 凶恶的农谢 柬共的干部 西南事件和张东海的恶劣行径 王海和林三回国汇报 美国的炸弹 柬共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柬埔寨农村的痛苦生活 杀狗运动 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坚定立场” 胡荣被杀 越南侨干的离走和牢狱之灾 劣质军事家 第五章 柬共的胜利和失败 柬共进城 柬埔寨华侨的悲惨命运 全面整肃的启端 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外交部和中调部 苏品被杀 揭竿而起 邓小平教训波尔布特 柬共逃出金边 在柬埔寨的奥斯威辛怀旧 红色高棉的囚徒 西哈努克在美国谋求政治庇护 邓小平教训“同志加兄弟” 柬共重整旗鼓，又重归失败 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波尔布特的新婚 连襟的决裂 四五○师和四一五师叛变的原由 洪森策反成功，英萨利受西哈努克宽赦 宋成全家被杀 波尔布特的死，才迎来红色高棉的末日 第六章 脱离中共 政治立场不可靠 广州中调部招待所的刁民泼妇 去香港“潜伏” 在香港打烂仗 重逢老伍 援救在泰国的同志告于失败 拒绝去柬埔寨 幸福的晚年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一章 柬埔寨的历史和人物 【柬埔寨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领土问题】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几十年前人口只有六百万，还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柬埔寨王国分成二十个省，金边和磅逊（今“西哈努克港”）是两个直辖市。人口中高棉族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它又名高棉国，国中百姓中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徒，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林木葱郁，物质充裕，民风淳厚的国家。
中国历史很早就开始记载它，《隋书》叫“真腊”，新、旧《唐书?真腊传》叫“吉蔑”，唐代朝鲜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为“阁蔑”，《元史》为“继没”。其实，“吉蔑”、“阁蔑”、“继没”都是“高棉”的别写，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说：“其国自称曰甘孛智。”明代又有“甘破蔗”、“甘菩者”的写法，万历以后才定记为“柬埔寨”。
高棉民族古老而又背景特殊。高棉语、越南语、泰国语互相极不相同，而老挝语与泰国语较为接近。高棉族较之越族和泰族，皮肤显得黧黑而多斑点，柬埔寨人对自己的肤色很自豪，他们自称是“黑色的高棉人”。那些肤色较浅的人，往往被认为有中国血统，柬埔寨王室也是这样的棉华混血家族。
柬埔寨文字与泰文、缅文的形态相似，是从印度巴利文发展来的。柬、老、泰、缅四国是在印度文化圈内，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越南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很深，汉文和儒学教育很发达，胡志明会写中国传统诗词，这种人在柬埔寨人中是很难找到的。
柬埔寨人民崇奉的佛教，是所谓的“南传佛教”，它是从印度转道锡兰传入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而越南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是一个系统，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然后流入越南、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从吴哥窟建筑与泰国、缅甸建筑雷同，越南的庙宇与中国庙宇相似，就可以看出它们源头的不同。
湄公河三角洲和以南地区，包括西贡（今胡志明市，高棉语称Prey Norkor）在内，原来都是高棉民族的领土。十六世纪末，越南并吞“占巴国”（中国和越南历史记为“占城”）后，势力南扩；越南王将第六个公主嫁给柬埔寨济哲德王，这位六公主向高棉的夫王讨得了这片沿海土地，献给了越南的父王，法国殖民者将这片土地叫 Cosaoxine，意思是“六公主讨来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下柬埔寨”。
虽然柬、越两国相邻，但人种、语言、宗教、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历史上还因“下柬埔寨”而结下了很深的怨恨。这片领土争议几百年都纠缠不清，还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自作主张，将它划归了越南。因此，它是柬埔寨的一块心病。不仅波尔布特取得全国政权后，声称要收复下柬埔寨，西哈努克对此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明朝末年，据说有一名叫“莫玖”的中国将军不愿降清，率领他的部属投靠越南王，适逢越南刚取得下柬埔寨，越南王就派遣莫玖带领部下来到这片土地驻屯。这些明朝士兵和当地百姓通婚，后裔自称“明乡人”，在西贡和南方各地，到处可见“明乡庙”，阮文绍政权的权贵就有不少自认是明乡人，他们每年都举行很隆重祭祖活动。越南南方的这片土地，是由棉、越、华三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多血缘的社会。
经过越南的几百年统治和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柬埔寨的许多高棉族人也取汉姓汉名，例如下柬埔寨的大姓“山”、“石”、“金”、“周”、“宋”，与传统高棉姓氏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说来，从姓氏即可以辨出下柬埔寨人来，西哈努克时代的政坛和柬共的领导层，都有不少下柬埔寨人。金边《祖国报》社长山福寿，“自由高棉”的领袖山玉成，柬共领袖山玉明、英萨利、周成、宋成等，都是下柬埔寨人。
柬埔寨的华侨，大部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华侨既善务农，更善于经商，生活水平高出柬族土著和越侨许多。华侨在商言商，善于处事，更没有因领土纠纷引起的感情纠纷，因此华侨的处境比越侨又要好得多。越侨主要住在沿河地带，从事捕鱼业，经济上的成功，远不如华侨。
柬埔寨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认同心理又非常宽松。有华裔血统的人，不会说中国话，不在清明祭祖，与柬族通婚，就被成为柬埔寨人了。我的外祖母是柬族人，母亲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我的父亲是从潮州来的，家中说潮州话，我们是认同中国的。但柬共领袖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农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华人血统，但他们都不认同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
【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八六四年，具有不同语言文字的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被法国整合成一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柬埔寨社会依然保持宽容和自由；各族人民互相认同，和睦相处。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也带来了在欧洲游荡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暴力的列宁主义迅速又渗入印度支那。而中国农民共产主义的胜利，更教唆柬埔寨人民搞起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从此这个美好的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十世纪初，越南出了一位青年阮爱国，他就是后来的革命家胡志明。早年他在法国游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回来，在广州参加中国的大革命，还曾经被捕入狱。一九三○年二月三日，他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那时，党内虽然有寮国支部和柬埔寨支部，但主要成员都是越南人。一九三五年，印支共产党初具规模，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预设革命成功后，将根据人民的意愿，成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或成立各自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次大战期间，法国先败于德国，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了不同的态度，泰国王室政府和日本合作，以昂山为首的缅甸马克思主义兼激进民族主义团体，亦与日本合作以驱逐英国殖民主义。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则与日本有过一度相安的局面；而印支共产党人号召人民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法国统治者的双向斗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印度支那的抗日斗争遂成抗法运动。一九五○年三月越南河仙举行预备性会议，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高明等人与会，确定了未来的柬埔寨共产党追随越南路线的先期纲领。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山玉明在柬埔寨西南某地召集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建立了草创性的政权。一九五一年二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自行解散，这个决定可能与当时“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有关。一九五一年九月山玉明在马德望省三洛乡主持会议，正式宣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成立。
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设有三个分指挥所。在波萝勉省克腊宝的东部指挥所，负责人是杜沙穆，主管湄公河以东诸省，克腊宝近越南，周边有许多越南侨民，多数是橡胶园工人，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山玉明负责的西南指挥所，设在唝吥省，主管茶胶、唝吥、戈公、磅士卑诸省。萧兴领导的西北指挥所，莫森巴管军事，农谢负责财经，管辖马德望、暹粒、菩萨、磅清扬等省。
山玉明和杜沙穆，都是出家的僧人，山玉明还有“敏居士”（Acha Mean）的别号。他们都是先在下柬埔寨参加了印支共产党，后来被派来柬埔寨开展工作。两人都很淳朴谦虚，很受人尊敬。萧兴原名蔡兴，也是从下柬埔寨到金边来的，他先在金边一家很有名的“超包制药公司”当推销员，因此有人误会他是一位乡下的郎中，他被萧姓老板收为义子，就此改姓萧。一九五一年他曾被派往越南学习军事，受到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阮友寿等的接见，回柬埔寨后指挥柬埔寨西北区反法武装，我的家乡马德望省，是他的主要活动地区。那时，萧兴是马德望地区人民心中的英雄，我的舅舅就经常讲起他的事迹。
有一位与我要好的同学，也参加了萧兴的游击队。金边和马德望之间有一条柬埔寨唯一的铁路，游击队决定伏击列车夺取武器物资。那时列车的前后都有装甲车保护，伏击地点就在离我家约四、五公里的山边。战斗一打响，敌兵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把能搬的搬走，队长就下令撤退，我的那位同学不听指挥，弄来一把铁锯子，把一门炮的炮架锯断，入夜时才将几十公斤重的钢炮扛回营地。那时，柬埔寨的政府军和游击队，都是纪律松懈、不会打仗的。
【日本与柬埔寨的第一次独立】
十九世纪后期，柬埔寨逐渐丧失主权，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反视当时法国在柬埔寨的统治，相当宽松，而且保护传统。柬埔寨王室一如既往的存在，法国也只是有象征性的驻军，和代理外交事务而已。尽管法国殖民当局保护传教士，但佛教信仰也得到尊重，因此柬埔寨始终没有变成基督教国家；法国文化也只是在上层社会发生了一些作用，民间仍然保留了传统习俗。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兴起，日本军国主义又一度赶走西方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前，泰国几乎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它在大战期间就与日本合作，侵占了大片柬埔寨西部领土。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也与日军合作实现独立。英属缅甸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领袖昂山，又在去延安的途中转向东京，然后与日本合作赶走英军，今天缅甸“社会主义”军政府的独裁领袖，都是他的思想子裔。
唯独法属印度支那出现不同的局面，一九四○年法国军队被德军击败，一次大战英雄贝当元帅领导的法国政府与德国签订停火协议。根据这个实质投降的协议，除南部及东南部外，法国大部被德军占领。贝当的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下令海外属地与德日意轴心国合作对抗盟军，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就是描写发生在摩洛哥的这段历史。
一九四一年，日本自己先不动手，而是唆使泰国进攻柬埔寨，但海陆两路泰军均被法属印度支那军队击退。这时日本就出面干预，它迫使法国殖民当局与泰国的代表在东京签署了一个条约，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而就是因为这个颠倒胜败的条约，使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一气而驾崩，于是才有十九岁的西哈努克的继位。
尽管有维希政府的承诺，日军大举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但它允许法国殖民机构继续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当局双重统治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德日意轴心国败局已定，维希政府逃入德国境内，日本才决心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在战败前送给越老柬三国一个“独立”的大礼。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驻柬“高级顾问”和日军司令知会西哈努克，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是为了阻止西方人的殖民活动，柬埔寨王国可于近即独立。于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择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废除一八六三年法国强加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附加协议，宣布国家独立。
【民族主义者山玉成】
那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只剩下了五个月的时间，历史已经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证明柬埔寨得到的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而日本还找到了一个象缅甸昂山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样的反西方柬埔寨民族主义者来与他们合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玉成。
山玉成，一九○八年出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高棉族人，母亲是有一个中国血统的越南女子。他在法国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一九三三年，返回印度支那，在金边一所法国人主办的“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沈华和巴春。一九三八年，他们创办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份柬文报纸《吴哥窟》；一九四一年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印度支那，《吴哥窟》的反法情绪也大胆冒头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春、文昌莫、杨世祖等人在金边发动了一场有二千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了大逮捕，游行领袖都被捕入狱，山玉成在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杨世祖是潮州华人的后裔，上辈在柬埔寨经销僧人的袈裟，他自己是一个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民主主义者，山玉成毕生的友人。我后来在金边认识他，他会说潮州话，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据《西哈努克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山玉成在日本以缅甸人身份，每月领取一百日元的薪水，他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两年后，获得陆军上尉军衔。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哈努克宣布独立后，山玉成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说，他的父母都是山玉成的朋友，是在他们的劝说下，山玉成才被任命为王国政府的外交部长。
山玉成的好景只有几个月，他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装团体，它的成员大都成为后来柬埔寨军队的骨干。八月间，他带领这个团体举行政变，把西哈奴克赶出内阁。然而，在他自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紧接着，胡志明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起义，那就是越南的“八月革命”，山玉成迅速承认越南的革命政权，表示也要抵抗法军的入侵，他亲自到越南境内与胡志明的下属谈判合作，然而他又提出了归还下柬埔寨的要求；他又派人去泰国周旋，却准备放弃收回西部领土的要求，两造都显得不识时务，因此都未能遂意。
英国的印度军队又率先来印度支那，执行受降日军的工作。最初，英国人打算像在缅甸同昂山合作那样，同山玉成合作。但听说山玉成准备抵抗，又使他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法军远东派遣军司令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边，就把山玉成抓起来，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山玉成才被法国当局判处了二十年监禁，后来转移到法国监视居住。
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西哈努克说山玉成不断写信给他，要求回柬埔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玉成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他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使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如果西哈努克有气量与山玉成合作，柬埔寨民族未必会有后来的劫难。
山玉成没有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了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与追随他的文昌莫、杨世祖等人组织了自己的抗法武装，它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事实上，统称“伊萨拉”（Issarak） 的右翼反法武装团体，早在四十年代末就一哄而起，它们大都是些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头目有塔春、蒲柴、诺罗敦?曾达拉西、西索瓦?育他旺等人。
美国一贯推行民选政府的政治理念，因此山玉成与美国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亲美的立场。据说山玉成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随员有经常的接触。尽管山玉成被西哈努克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越南共产党始终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担任过的“高棉共和国”总理，但又不能与这些人合作，而出走西贡，一九七五年越共占领西贡以后，山玉成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
【柬埔寨的第二次独立】
法国人回到柬埔寨，以为一切都回到了战前，但日本导演的“独立”已经无法收回成命，于是双方在一九四六年初签订了一个临时协议，法国继续把持柬埔寨的财政、国防，外交、民族方面的权力；王国政府的自治权只限于在法兰西联邦内。这样，法国又重新恢复了殖民统治。比较起来，英法两国处理殖民地问题的手法大相径庭，英国在战时就作出了印度独立的开明安排，而法国则毫无远见，乃至相继陷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泥坑，大失了颜面。
“越盟”是越南共产（劳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抗法斗争”，在印支三国持续了八年。它最初是由越南共产党打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招牌，包打三国的天下，于是“越盟”也就成了印度支那三国左翼抗法军事组织的代号。
进入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人又以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的名义进入柬埔寨，组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革命党），早期柬共领袖大部来自下柬埔寨地区，是一些听命越南发号施令的附庸。与此同时，印支共产党中国支部（侨党）的一批干部，也从越南转来柬埔寨，在中国侨民中发展组织。
一九五二年，是柬埔寨人民反法情绪高涨的一年，民主党在金边执政，在议会中长期保持优势，给亲法的西哈努克王室很大的压力，山玉成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又逐渐形成街头运动。西哈努克从西贡召来法军摩洛哥兵团镇压街头的民众，同时他又很不智地解散了民主党政府，这招致了广泛的批评。然而，即便在大好形势下，山玉成整合“伊萨拉”的努力，也终告失败，左、右两翼的合作，就更无从谈起了。说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左翼（别称“柬埔寨越盟”）搞得有声色，右翼则涣散而没有作为。
一九五三年，竟也成了西哈努克领导“皇家十字军”争取独立的戏剧性一年。过去西哈努克是法国殖民统治的合作者，也是抗法斗争的对象；但在印度支那战争急下的形势下，他意识到如果继续站在独立运动的对立面，柬埔寨王室将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去年他用殖民当局来压服自己的政敌，今年他又用抗法运动来恐吓巴黎的政客，而且表演得非常亢愤。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西哈努克去法国度假，他给樊高?奥里奥尔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柬埔寨全国上下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两周后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追说柬埔寨军事形势危急，如果继续拖延，王家军队会迅速崩溃。他没有得到及时响应，于是他又去到美国活动，向西方暗示，如果不给柬埔寨以独立，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得胜。他警告说：“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西哈努克认为只有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柬埔寨才能逃避共产革命；但满脑子冷战思维的国务卿杜勒斯，在简短的见面中，却告诫他与法国合作，否则柬埔寨将会被共产主义吞噬。两造话不投机，白宫非但没有宴请他，国务院还建议他去看看马戏杂技表演。两年以后，他见到周恩来后，就一头栽进了周恩来父爱式的怀抱。美国政府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东方小国君王的轻视，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也写道，“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结束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是年五月，西哈努克海外游说后回到金边。获悉法国仍然没有移交权力的打算，于是他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他的总部，一方面号召抗法力量团结在他周围，另一方面又再次呼吁法国给予独立，这无异于表明他要与法国决裂了。这很快起了作用，十一月，法国就正式将权力移交给西哈努克，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外交上行使主权，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一九五四年柬埔寨又退出了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是柬埔寨第二次独立，是印度支那大戏中的一幕。尽管这不能归功西哈努克个人，但一个如此蕞尔小国的王公，能有与大国斗争的谋略，还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
【日内瓦会议后的局面】
印支三国共产党的抗法战争，最后以奠边府战役结束。奠边府属莱州省，位于越南西北高原的一个盆地中，是靠近越寮边界的战略要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法军先以五千空降兵占领奠边府，目的是要以它为基地切断越、寮抗法武装的联系，为上寮地区法军提供掩护，后逐步增加部署，形成一个兵力一万六千余人，机场设备齐全的大型据点。越军由武元甲担任指挥，四万余人部队从北、南两个方向对奠边府形成合围。
中共则派出以韦国清（后授衔上将）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实地参与指挥。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曾以中共的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韦国清等人：一，不要吝惜炮弹；二，分割法军成南北两大集团；三，分段摧毁法军据点；四，逐段紧缩包围；五，狙击法军活动；六，展开政治攻势。以上战术取得有效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准将宣布投降，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的精锐被消灭，此役震撼了世界。
接着，苏联和英国召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美国和中国与会。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签署和议，法国同意印支三国独立，越南共产党将一切人员撤至十七度线以北，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方。协议规定越南方面撤走在柬埔寨和寮国的军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政府将实行中立立场。寮国爱国阵线党所属的军队（“巴特寮”），在丰沙里和桑怒两省集中，得了背靠中国和北越的地利。还规定柬埔寨和寮国于一九五五年进行国际监督下的普选。
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柬共，原本就人气不旺，日内瓦协议又使它四面八方失去依托。因此，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表面上决定自行解散，承认西哈努克政权的合法性；大部分人员由主席山玉明率领，去了越南北方受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还有一部份人员留在国内参加竞选，尝试合法斗争。
【法国为柬埔寨培养了激进主义者】
四十年代末，一些家境优裕的柬埔寨青年去法国学习，柬埔寨政府也选派了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当时，柬埔寨只有一千多人完成中等教育，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大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院长，秀臣在金边行医收入丰厚；周成当过教育部长，后来又被委任为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乔森潘、胡荣、符宁都连续当选过国会议员，还都担任过内阁部长，他们都表现出卓越的学识和才干。
这些留法学生受到左倾思想的熏陶，大部分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而他们内心又更向往毛泽东暴力革命路线，思想远较柬共本土成员激进。这些留法学生的归来，使柬埔寨共产党如虎添翼，特别是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英萨利、宋成等人，很快就取代了亲越南的本土派人物，从而成为追随中共的狂热领袖。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内战全面开始，除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外，乔森潘是露面人物，胡荣曾经是柬共根据地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符宁主管新闻，宋成是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福财担任西南军区政委。柬共进城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民主柬埔寨”（简称“民柬”）政府的首脑。柬埔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留法学生的手中。
【柬埔寨留学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耿万萨，生于一九二六年。五十年代初，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巴黎高棉学生社团的精神领袖，还娶了一位很有才气的法国姑娘。一九五二年，耿万萨执笔为高棉学生联合会写了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抨击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推翻民主党政府。
是年十月，耿万萨带了他的妻子乘飞机回到金边，由教育部安排他在西索瓦大学预科任教。一九五五年，在联合国监督下，柬埔寨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他参与了民主党竞选活动，我在马德望听过他的演讲，口才非常之好。他的杰出表现，竟使西哈努克恐惧到将他投进监狱。
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曾经在中国大使馆的宴会上见到过他。尽管他的朋友大都是共产党，但他始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且不因为有立场，而多是非，因此有清高的形象。一九七○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他出任“高棉共和国”驻法国的大使，与他的共产党友人敌对。
耿万萨是一个西化很深的人，一个外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与波尔布特私人间的友情很深。但据说，波尔布特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柬埔寨人”，而耿万萨又认为波尔布特“没有法兰西深度”。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低估了一些带乡土气息的革命领袖，然而历史证明，后者更具有推行政治理念的毅力和能力。
秀木，一九二五年生于柬埔寨最富有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诺罗敦、西索瓦、莫尼旺三朝礼宾司长，敛聚了大量的财富。二次大战期间秀木已经在河内读书，他的叔叔文昌莫是山玉成的挚友，一九四五年他也回到金边帮助山玉成。一九四六年，山玉成事败入狱，秀木也出走到法国。他在阿尔卑斯山疗养肺病时，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病友，因此也成了法共的党员。后来他和英萨利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度聚集了二、三十人。
秀家四兄弟都成了柬共的成员，老大秀臣是医学博士，后来是民柬政府的卫生部长。老三秀春在柬共退出金边后，还在柬泰边境担任的财政部长，老四秀蒲拉西是驻联合国大使。我在金边认识秀臣，他富有同情心。秀家兄弟的人格都很高尚，尽管在柬共中并不居高位，但一直效忠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在残酷的整肃中，波尔布特没有伤害他们；一九七九年，柬共退出金边，波尔布特还派秀木陪同西哈努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英萨利，原名金丹。一九三○年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家道破落，在波萝勉省读小学时，为一位英姓的僧侣继养，后来进了西索瓦大学预科。留法期间，他初习商科，后改学政治。其人身材高大，皮肤尚白皙，口才甚好，可能也有华人血统。波尔布特与他情投意合，后来又分别与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结婚，成为姻亲。
英萨利一贯律人严而律己宽。据他的一个同伴回忆，有一次英萨利告诫他，与其和女生们去浪费时间，还不如用手淫解决问题。秀木有一次和法国女友同处，英萨利清晨就来击门，大声叫唤：“还有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干。”然而，当十九岁的乔蒂丽一到巴黎，英萨利就把她的肚皮搞大了，还是大家伙凑钱让乔蒂丽去瑞士堕的胎。秀木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小圈子本来可以容有更多的人，但英萨利的作风使许多人离心而去。
英萨利是一个左倾、功利、自私，而野心勃勃的人，在巴黎读书时，他就告诉耿万萨，将来要回柬埔寨领导一个完全听他的话的政党。但是一九五二年，耿万萨代表高棉留学生写文章开骂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威胁要取消留法学生的官费。身为高棉学生会会长的英萨利，就开始抱怨：“这都是你的错，你已经拿到学位，但我们还需要读书，你应该回金边去为我们募一笔钱，让我们能够留在法国……”不义气作风，英萨利的毕生如是，秀木和耿万萨至老对他还有厌恶之心。
一九五七年英萨利从法国返回柬埔寨，一九六○年，与杜沙穆、农谢、波尔布特、苏品、高明等同时成为柬共中央成员。长期以来，党内排名英萨利虽在波尔布特、农谢之后，实际地位却在农谢之上，柬共遂成姻亲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家天下”。七十年代初，英萨利在北京监护西哈努克，他与“四人帮”关系密切，不仅思想左倾，而且言辞傲慢，西哈努克对他非常反感。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城以后，他担任民柬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他屡屡对其下属发表藐视中共的言论，认为中国专家贪图物质利益。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回中国前，中国大使孙浩提到这些事情，他对我说：“英萨利这个人很坏。”似乎与秀木、耿万萨、西哈努克有不约而同的评论。
英萨利与波尔布特是柬埔寨人民最为痛恨的人物，一九七八年柬共集团逃出金边以后，两人就被缺席审判，处以死刑。一九九六年，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分道扬镳，西哈努克不计前嫌，下令赦免了他。英萨利就在拜林（华人称“珠山”）经营珠宝和木材生意，大发其财。近年有美国作家萧特（P.Short） 访问他，他将当年北京方面发给他的中国护照，以及孙浩与他从金边出逃路上的合影和盘托出，自然是与中共誓不两立了。
乔森潘，一九三一年生于柴桢省，父亲是一名法官。幼年好学，获政府资助去法国留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年回到柬埔寨，在金边创办法文刊物《观察家报》，因立论左倾，曾在闹市被流氓剥光衣服受辱。后来，乔森潘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贸易部长。一九六七年，乔森潘与胡荣、符宁一起进入柬共根据地。
其人寡言、节俭，不近女色，因此威信很高，青年人称他“好人潘哥哥”。他的皮肤也较白，祖上可能也是华人，但不会说华语。他独居多年，有人说他性无能。西哈努克视察“解放区”时，柬共选了两位美丽少女服侍莫尼克公主，其中一位后来嫁给了乔森潘，并育有子女，据说还是西哈努克给他们牵的线。
西哈努克评价乔森潘是一个自爱的机会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多次逃脱党内清洗。乔森潘是继西哈努克之后，柬埔寨最有名望的政治家；但在党内却没有拍板的权力，长期在“中央候补委员”的次要地位上。
他忠于波尔布特，直到波尔布特死去，才离开柬共最后的据点。至今他一味抵赖柬共反人类罪恶中他应负的道义责任。
宋成，一九二七年生于下柬埔寨，留法学生，主功政治学，在巴黎参加柬埔寨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回柬埔寨后在中学校任教，周成担任教育部部长时，宋成主管教育部的日常事务，一九六三年成为柬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继波尔布特、英萨利后，是进入丛林的第三人，后来他领导组建柬共军队，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进城后任民柬国防部部长，其人思想非常左倾，同时兼管S-21监狱的清洗审判。
柬共退出金边后，八十年代末开始与乔森潘去巴黎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四方谈判，后来因为主张参加一九九三年的全国普选而被波尔布特怀疑，进而丧失柬共军队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七年在安隆汶基地与妻子云娅及子女七人一起，被波尔布特下令杀害，尸体用车辆碾压。这个暴行激怒了的柬共残余部队，起而推翻波尔布特。
胡荣，留法激进学生领袖，一九五一年夏天曾率柬埔寨留学生去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柏林与高明率领的柬埔寨革命青年团会合。他在法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柬埔寨，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经济部长。无论在西哈努克政府中任职，还是在柬共高层工作，他都以直言雄辩闻名。一九七二年他就反对在根据地成立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主张。柬共进城前，他又反对波尔布特驱赶城市的人民的预谋，而被波尔布特杀害。夫人温悦玲，是磅占省哥士丹一带的华裔。
符宁柬埔寨留法学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柬埔寨后与乔森潘、胡荣同期当选国会议员，并连任八年，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司法部长。中国“四人帮”当政时期，与西哈努克政府关系一度紧张，柬中友好协会会长、王室大臣凌易辞职，符宁以理事会成员代理会长。在战争年代至民柬政府，符宁一直被担任新闻部长一职。由于反对迫害人民，要求接受外援，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在整肃中被杀于S-21监狱。西哈努克对符宁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柬共中出类拔萃的人才。
【沙络绍——波尔布特的家世】
柬共的真正领袖是波尔布特，他的原名叫沙络绍。五十年代政府档案说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民柬的广播电台说他生于一九二五年；他的弟弟说一九二五年是正确的。他的家在离磅通城不远的坡礼沙亩村，距离金边一百七十公里。他父亲叫宾沙络，母亲叫淑娘。兄弟姐妹共九人，沙络绍排行第八。家有一间高脚房，周围长了许多椰子树和芒果树，在村中几十户人家中，算是最富裕的。
沙络绍祖上有中国血统，但连祖宗的姓氏是什么，也不清楚了。十九世纪末，法国、越南、泰国不断侵扰柬埔寨，他的祖父忠于高棉王室，后来被敌人杀死。他们一家虽然算不上是贵族，但有这个勤王的祖辈，地方上对他们很尊重。沙络绍的表姐娘美（Niang Meak）貌相娇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索瓦?莫尼旺王子（西哈努克的外祖父）相中，纳为王妃，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她的儿子哥色拉（Kosarak） 当过宪兵上尉。
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沙络绍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沙络绍非常忌讳这一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
十岁光景，沙洛绍就来到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当和尚在柬埔寨是体面的事情，他成名后说自己在寺院修身三、四年，其实只有六、七个月。不过他在寺庙学到了许多僧侣的礼仪，他毕生说话很有魅力，也很有风度，还善于掩藏自己的真实思想，这都有助于他盘踞柬共最高的地位。
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沙络绍成绩很差。后来，沙络绍到磅占市的西哈努克中学上初中，又与胡荣、乔森潘是同学。朗诺的弟弟朗龙，是他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两人的友谊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因为学业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一九四九年这批官费学生一共二十一人，胡荣、乔森潘都在其中。
十五岁前，沙络绍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很淫乱，莫尼旺国王有几十上百个妃子，年轻时纵欲过度，老来身体就不好，因此后宫女子很寂寞，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绍”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叫他受不了……
络松直到金边落入柬共之手，才回到家乡。据说，他在公社食堂见到波尔布特的“标准像”，于是他以类似中国“历史反革命”的戴罪之身，诚惶诚恐地向公社干部报告，说他是“柬埔寨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的哥哥，然后他的处境有所改善。据络松回忆，沙络绍幼年忠厚老实，甚至怕见杀生，还说他的这个弟弟从法国回来后，在他家寄居了一个月，常常向他赞美苏联和南斯拉夫，沙络绍离开他家后，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沙络绍在法国】
一九四九年九月，包括沙络绍在内的二十一名柬埔寨学生，从西贡搭乘一艘“牙买加号”轮船前往法国。他在马赛上的岸，十月一日的那天到达巴黎，他寄住在已故莫尼旺国王的一个侄子西索瓦?索莫诺蓬的公寓，两人还进了同一所无线电技术学校，他在金边学的是木匠，科学基础很不好，但第一年很努力，除了一门功课差一点能及格，其它科目还差强人意。
一九五○年暑假，沙洛绍与一批柬埔寨和法国派学生，去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那时，铁托被斯大林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孤立和围攻，但法共与南共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这个青年活动可能是法共组织的。那时，西欧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东欧国家仍然没有摆脱穷困，有些柬埔寨学生很快意识到这是集权制度的问题，但沙洛绍却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很着迷，第二年夏天他又再去了一次。
当时，沙洛绍并不是柬埔寨学生中最激进的，但也逐渐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加上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读书人，于是成绩就一落千丈，政府的奖学金也被取消了。而西索瓦·索莫诺蓬一年后就回了柬埔寨，沙洛绍连住所都不能落实，在巴黎非常潦倒，常常和进步学生挤挤铺，于是他与迟一年来的英萨利搞得很熟。这时，耿万萨向他伸出援手，照顾了他的生活，他在巴黎待了不到四年，就回了柬埔寨。
在耿万萨心目中，沙络绍是一个不入流的东方人，他晚年回忆这位轰轰烈烈的友人，不仅说他没有法兰西的深度，而且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结交朋友”。而晚年的波尔布特也承认自己的学问和法文都不如人，因此他在这群学生中寂寂无闻。而锋芒最露的则是英萨利，领袖欲溢于言表。英萨利和秀木曾经去拜访山玉成，征求他的政治意见，一九五一年乔奔娜丽和乔蒂丽姐妹也相继到来，沙络绍结识了乔奔娜丽。
一九五三年一月，沙洛绍又是乘他去国时所坐的“牙买加号”回到西贡的，他一共在法国逗留了四十个月，与后来带了博士帽归来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相比，或许是学无所成，境况要寒酸得多。但是，他更早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进入了柬埔寨共产党的高层，因此在党内的资格与地位，要比那些“学成回国”的友人们高了许多。
【沙洛绍归国参加斗争】
一九五二年底沙洛绍动身回国，学业不良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他也负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使命，是年西哈努克解散民主党政府的“政变”，激怒了在巴黎的高棉留法学生，他们很想了解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来作为今后参与斗争的策略依据，于是沙洛绍就自告奋勇，第一个回柬埔寨了，而且他写了若干报告给巴黎的小组成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某日，沙洛绍在西贡下船，坐汽车到金边，回了一次磅通老家，然后就到磅清扬省西南山区的诺罗敦·曾达拉西亲王领导的“伊萨拉”游击基地待了两、三个月，诺罗敦·曾达拉西是西哈努克的堂兄弟，但却是一个反法反王权的志士。沙洛绍对这支“伊萨拉”的看法很坏，认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干任何事情，行为却又和土匪没有两样。
于是他又回到金边，找到原印支共产党驻柬埔寨代表范文波，要求以法共党员的身份转入印支党，但那时印支党名义上已经停止活动，范文波发现他与王室和知识界有很多关系，就要他到波萝勉省的“越盟”基地去接受杜沙穆的领导。二十多年后，范文波再次出现在金边时，身份是“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而沙洛绍已经是“民主柬埔寨”的总理，柬埔寨共产党的党魁了。
这个东部基地在波萝勉省最东端的克腊宝（Krabau）地方的密林中，它的北面是磅占省，南面是柴桢省，东面不出几公里就是越南的西宁省。说来，这是货真价实的“越盟”基地，里面几乎全是越南人，说的都是越南话。一九五三年八月，沙洛绍和赖沙孟进入基地，其时抗法斗争已近尾声，他在那里遇到了杜沙穆和年轻的高明；后来还有几个高棉留法学生赶来参加，如麦勉和钱金安等人。杜沙穆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比沙络绍要大十岁，他觉得沙洛绍忠厚可靠，于是就把他留在身边，当做自己的助手。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后，山玉明带了近两千名武装人员撤往越南北方，杜沙穆等则转入了地下。八月间，在埋藏了所有的武器以后，沙洛绍、麦勉、钱金安等离开了克腊宝基地，绕道越南才各自回到了金边。赖沙孟则去了越南，一九七二年病死在河内。
后来，麦勉脱离了革命，柬共进城后他也被赶出金边，他死于二○○一年，死前对英文《波尔布特》的作者萧特有许多翔实的回忆，他对柬共仍然怀有真情。
钱金安在法国学工程，他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但总是格格不入，郁郁寡欢，七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解放区”宣传部部长的任上，上吊自杀，了断了与革命的痛苦纠缠。而沙洛绍继续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沙洛绍在金边的活动】
结束了武装斗争，留在柬埔寨的柬共党员大概有八百多人。越南共产党信任的是山玉明、杜沙穆和萧兴三人中，山玉明去了越南北方，还带走了两千人；萧兴则滞留在越南南方，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金边。因此，杜沙穆成了柬共的实际领导，他又是一切听命越南人的。据说，越南方面更相信萧兴，认为他非常聪明，但他又很不成器，不仅意志消沉，后来还与政府通信息，但他又做得很有分寸，因此柬共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萧兴是柬共后期领袖农谢的姨父，他把农谢引上了革命的路，二十年后又死于这个外甥之手。
在杜沙穆的领导下，柬共分成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部分，公开部分叫做“人民党”或“人民派”，是高明、努波潘、农顺、朱杰这一班人马，他们积极筹办一份《人民报》，“秘密的”就是杜沙穆、农谢、沙络绍、苏品等人。农谢和沙络绍等人开办“儿女中学”和“增智中学”，吸收失意青年，扩大党的队伍。后来回国的乔森潘、胡荣等人也都曾经在这两间中学任教。
柬共秘密工作的中心，就是打进反对王权的民主党，在民主党中形成一个“左翼”，逐步把民主党导向“反美”的方向。而担负这个重任的就是未来的波尔布特，当时刚满三十岁的沙络绍。而最了解沙络绍的，又是民主党的活跃人物耿万萨。沙络绍刚从克腊宝基地回到金边不久，就找到了这位在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的老朋友，他一口隐瞒了在“越盟”的那段共产党经历，只说自己在曾达拉西亲王的“伊萨拉”里呆了很长的时间，聪明的耿万萨全部信以为真。
沙络绍经常和耿万萨夫妇一起用早餐，每当耿万萨去参加会议，沙络绍就替他夹皮包，于是他以耿万萨的助手模样，也进入了民主党的上层圈子。去法国前，沙络绍就结识了一个名叫宋玛利的美丽女子，他们在金边重新相会，耿万萨夫妇去学校上课，就把屋子让给这对恋人相处，宋玛利认为沙络绍会在政界青云直上。
其实，沙络绍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住在贫民区的一间非常简陋的高脚楼上，光地板上除了床垫，只有一堆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但是沙络绍的姐姐给了他一辆不新的“雪铁龙”轿车，使这个穷光蛋在那位金边佳丽面前，足以有一副前途光明的政客形象。
【动荡的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是柬埔寨的选举年，那是一场接受国际监督的选举，如果顺利进行，就意味着柬埔寨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而西哈努克将成为一个“虚君”。然而，西哈努克对政治有着不倦的兴趣，他的顽强的参与欲和表演欲，把柬埔寨的政治搞得一团糟。
西哈努克心中的对手并不是柬共，而是共和主义的民主党人，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民主党在各次选举中都获得大比分胜利，因此在议会始终占绝对优势。民主党有许多著名人物，内部还分成左翼、右翼和贵族三派，但精神领袖还是民主意志坚定的山玉成。民主党反对王权专制，使西哈努克头痛不已，竟至于他会指责民主党“一党独大”。
一九五二年六月，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解散了民主党内阁的恶性事件，造成双方更严重的对立。一九五五年选举到来之前，西哈努克就抱有组党参政，击败民主党的决心，一个封建帝王组党去战胜一个民主政党，是非常有违宪政学理的。然而，柬埔寨人民君权意识非常严重，西哈努克的胡作非为竟也有人拥护。
西哈努克不惜挑战程序，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修改宪法，然后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恢复议会民主。理由是这个宪法是一九四七年他“批准”的，而不是国民议会通过的，因此，他有权收回这个宪法或进行修改。国际监督委员会对这种蛮横非常不满，但又莫奈何他。据说参选率非常低，结果只有不到两千张反对票。
原本大选是要在上半年进行的，竞选活动扣人心弦、如火如荼，明星之一就是光彩夺人的耿万萨，因此民主党的势头非常好。二月底，西哈努克在民主党一次群众大会会场附近的一个深宅，听了扩音器传来的会议中的热烈讲话。三月二日，他突然宣布逊位，把王位让给毫无政治野心的父亲，而自己则改称“亲王”，于是他就在“还政于民”之前，以一个“平民”身份投身到政治角逐中去，保住自己帝王的权力。
一九五五年四月，西哈努克赴万隆会议之前，宣布建立“人民社会同盟”。该联盟的成员主要是贵族、官吏和职员。后来，朗诺、塔春、宋双、沈华等有名望的人物，也先后加入了人民社会同盟。当时有十几个政党参加竞选，真正有势力的反对党除去民主党外，还有自由党和人民党，自由党因领袖转而支持西哈努克而不再有反对党的色彩；人民党则就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即柬共的化身。
杜沙穆和范文波意识到人民党的力量单薄，而民主党势力很大，于是他们决定了帮助民主党击败御用政党的战略。于是秀木被动员从法国赶来助选，耿万萨的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场面热烈壮观。由于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合作，民主党的声势席卷全国，使御用政党处境非常尴尬。七月底，西哈努克向耿万萨发出建议，让民主党和人民社会同盟联合组织政府，但遭到民主党的拒绝，于是西哈努克就开始下毒手。
首先，西哈努克封杀了许多民间报纸，接着又恐吓秀木的母亲，因此秀木只能回了法国。后来，民间政党的标语被毁掉，竞选演讲场地被捣乱，电源被切断。又发生抛掷手榴弹阻扰竞选，和枪杀民主党的支持者的恶性事件。最后，西哈努克下了杀手锏，干脆把耿万萨投进大牢。
高压令人气愤，但专制也终于奏效。选举在九月十日进行，御用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三份之二的国会议席位。然而，民主党仍然获得百分之十二的九万多张选票，人民党获得了百分之四的三万多选票，也不能算是很坏的结果。但这次选举使御用政党“一党独大”，从此在“民主制度”招牌下的封建君王就更加随心所欲了。
一九五五那年，西哈努克三十三岁，他既没有“君主”风度，也没有“君子”风度，但倒也不乏明智，选举结束后他封官赐爵，将各党派的头面人物，吸纳到执政联盟中来，也让耿万萨脱离了牢狱之灾。但是，西哈努克从此与左、右两翼都结了很深的怨。那年他又在万隆会议上结识了周恩来，开始表现亲华的政治倾向。今天，他已经年过八十，但我们可以评价他毕生对于虚君宪政，都没有过一个合格的理解。
山玉成曾经因为反西方殖民主义，而走上了与日本合作的道路；现在又因为他是反王权，而对西哈努克的权术深恶痛绝，而走上了政治上彻底亲美，和组织武装反抗的道路。从此西哈努克把山玉成的党人叫做“自由高棉匪帮”，他对“红色高棉”的防范，远不及对“自由高棉匪帮”的痛恨。柬埔寨的政治从此走上了不归的暴力对抗之路。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得胜的“人民社会同盟”的刊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民主党胜选，就等于让共产党胜选，那将是柬埔寨人民的大不幸；人民不会再有幸福的日子，全国人民将会变成政府的工人，不仅私人不能拥有汽车，连三轮车夫也将失业，因为再也没有人坐三轮车了；那时人们不会穿不同衣服，而只能穿同一种颜色的布料；人们将不会有好的食物可吃，想超越这种生活模式，将会受到格杀。
然而，专制主义并没有把共产主义杜绝在门外，一九七五年柬共统治柬埔寨的时候，一切变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这一语成谶。难道西哈努克的专制主义，就不是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的合谋吗？
【沙络绍与乔奔娜丽的婚姻】
民主党如果获胜，耿万萨可能是山玉成总理麾下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而沙络绍则很可能成为一个家有娇妻、勤奋务实的新式官僚。然而，一九五五年大选以民主党的失败告终，这对于金边小政客沙络绍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女友宋玛利竟弃他而去，去当了西哈努克头号谋士沈萨利的小老婆。沈萨利很早就当过首相，后来又到伦敦当大使，宋玛利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同往，结果姘头挨了大使的拳头，还上了英国的报纸，大丢了柬埔寨的颜面，西哈努克知道后，免了沈萨利的职，沈萨利一怒又去曼谷投靠山玉成。
在政治和爱情上都非常失落的沙络绍，来到了孤独而古板的乔奔娜丽的身边，他们在巴黎就结识了，但没有爆发倾慕的火花。以柬埔寨人的眼光，沙络绍很象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很英俊的男子。据说，乔奔娜丽曾和一位医学博士廖天英热恋，但廖母不赞成，让儿子娶了磅通城的一位经营汽车运输的华商之女，这无疑对乔奔娜丽打击很大。
乔奔娜丽生于一九二○年，家乡在磅通省的东咬双 （Krasang）镇，离沙络绍的家只有十公里的路程，东咬双在金边到暹粒的六号公路上，去暹粒的汽车要停车，让乘客下车方便和吃饭。乔奔娜丽的父亲是一位法官，她本人是获得法国大学文凭的第一位高棉女性，她回国后也在金边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与耿万萨是同事。
一九五六年七月，乔奔娜丽突然宣布与沙络绍结婚，那年沙洛绍三十一岁，乔奔哪丽比他大了五岁，已经步入中年。柬埔寨嫁娶中少有新娘岁数比新郎大的，因此有人议论纷纷。以乔奔娜丽的才学和社会地位，嫁给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男子，引起了种种揣测。而英萨利非但没有他的大姨子是下嫁了的想法，反而认为乔奔娜丽的相貌是配不上沙络绍的。
乔奔娜丽谈不上是一个丽人，而且平时不喜欢打扮，不戴首饰，只是留着一头短发，喜欢穿着深褐色的衣裙，更像是一个小女生。但她很有敬业精神，得到学生们的尊敬。有人在背后叫她“老姑娘”，但她婚前表现得很愉快，甚至戴起了项链。她的学生回忆，老师的新房布置得很简单朴素，墙上只挂几幅中国山水画，家具的摆设也很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书架上放着几本不引人注目的书。
沙络绍高大英俊，彬彬有礼，喜着蓝色长裤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对人谈话循循善诱，很富于吸引力和感染力，听得客人们乐而忘返。婚后沙络绍也执鞭从教，教授法国文学，据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乔奔娜丽婚后不久，就发现得了子宫癌，切除手术做得很好，因此她没有为沙络绍生育儿女。
他们的许多学生和同事，后来成为柬共的骨干。几十年后，薛切回忆说，他一九五九年加入柬埔寨共产党，乔奔娜丽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薛切后来是柬共军队的后勤部长，但在整肃中被杀。因此乔奔娜丽和沙络绍很早就是共产主义的同志。他们的婚姻是基于同志间的爱情。
【柬共彻底转入地下】
一九五五年大选以后，西哈努克采取了极端手段镇压左右两翼的反对派。一九五七年，民主党指责政府官员贪污和王室在地产上涉嫌舞弊，他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到王宫与他辩论，辩论完毕民主党代表离开王宫时，被王宫卫队拖出了汽车饱以拳脚和枪托。以后几天暴力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民主党根本无法生存，于是不得不自行解散了。
一九五八年大选又临近，这时只剩下人民派还有一点声音。人民派就腐败问题批评政府，西哈努克就派人暗杀了《人民报》社长努波潘，还在国民大会上羞辱该派发言人农顺，会后他的支持者围攻农顺，几天后农顺就被逮捕，还被判处了死刑。人民派在高压下瓦解了，但西哈努克还假惺惺地宣称不会剥夺人民派的参选权。这些暴行引起了西方舆论的抨击，农顺才被减刑，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才被释放。
公开的政治活动被压制，秘密活动自然也大展拳脚，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几起谋杀西哈努克的活动，特别是一个来自香港的礼品邮包，在王宫炸死了西哈努克的一个亲王表弟。他怪罪这是美国唆使的，但以他对政敌的严酷，有人要去谋害他，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起事件是暹粒省的地头蛇的塔春，与南越吴廷琰政府密划推翻西哈努克，但是被发现。塔春在逃亡的路上毒瘾发作，无以自持，遂被追兵击杀。
在柬埔寨无法立足的山玉成，在与泰国和南越相邻的边境组织武装，美国对山玉成一直有良好的看法，这又使西哈努克与美国、泰国、南越结了怨，他的伶牙俐齿开始反美，如说美援腐蚀了政府官员，还使美国得以在柬埔寨培植其代理人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歪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是柬埔寨自己的政治体制问题，怎么能怪罪是美国的阴谋呢？
经过长期的打压，人民派的公开活动停止，柬共就完全进入了地下状态。参加柬共活动的成员，也从八百多人减少到只有两百多人了。那是一个消极和变节的时代，很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中共大批党员脱离革命的景象，就连越南共产党最信任的萧兴，也在一九五九年脱离了柬共，据说他还成了情治机构的线人。
西哈努克对共产党“内外有别”，他与越南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间，越共南方局在南越当局的高压下，撤入柬埔寨，后来还在金边秘密地点办公，负责人就是后来越南劳动党的总书记阮文灵，西哈努克对越南共产党的这些活动眼睁眼闭。
【柬共正式建党】
一九六○年九月初，越南劳动党在河内召开中央会议，通过了重启战争夺取南方的决定，山玉明可能也出席这次会议。战争将在越南南方进行，物资供应必须通过老挝和柬埔寨，因此越南方面决定恢复对老挝和柬埔寨友党的支持，但是天下没有不自私的民族，也没有不自私的政党，越共又强调“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开展斗争时，必须不影响越南和西哈努克合作关系，不要进行自己的武装斗争。
越南劳动党是老谋深算的，后来战争的历史几乎完全在它的预算之内，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柬埔寨的磅逊港，分别成为支持越南南方战争的陆海孔道。那时，老挝共产党人有自己的枪杆子和根据地，他们在越南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只是时间而已。而柬埔寨的共产党人两手空空，事事必须听命越南。
同年九月底，“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金边铁路某路段的一个破房子召开代表大会，会址是秀家老四秀蒲拉西安排的，那时他在铁路上做事。与一九五一年六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越南方面的催促下召开的。会上将党名更改为“柬埔寨劳动党”，与“越南劳动党”同名，表面上显得更平等，事实上越南方面可能要求柬共与它更同步。
与会二十一人，选出杜沙穆任总书记，农谢任助理书记，沙络绍任第二助理书记，上述三人组成常委会，苏品和英萨利任候补常委，英萨利一九五七年才从法国回到柬埔寨，他的这个地位显然与沙络绍的引荐有关；高明和山玉明等也在任中央委员榜上。当时的分工是，沙络绍负责北部地区，农谢负责西北地区，苏品坐镇东南地区，高明主管西南地区，金边事务由英萨利负责。
这次会议被说成是柬共正式建党的标志，也不无道理。过去的“柬埔寨越盟”、“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柬埔寨人民党”的领导人都是越南共产党的附庸。这次会议虽然也是在越南安排的政治轨道上，但它毕竟自行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开始。
【杜沙穆失踪和波尔布特时代的开始】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柬埔寨劳动党的总书记杜沙穆，突然宣告失踪。至今，这还是一个谜团。杜沙穆曾经出家多年，据说是一位很有涵养的人。我们没有关于杜沙穆出生日期的资料，只知道他比沙络绍大十岁，因此大约出生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失踪，应该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
杜沙穆失踪后，身为助理总书记的农谢，坚持推举沙络绍继任总书记。农谢的这个做法，与他当时的不佳处境有关。萧兴是他的姨父，萧兴的变节可能使他尴尬；而党内一笔款项的处理，又引起了一些非议。他或许觉得，勇进当领袖还不如安于做助理；也或许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沙络绍。总之，农谢的“举贤”，使他长期与领袖沙络绍保持了无猜的一致。
从此，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变化，它的领导权从与越南关系密切的人手中，转而为一些留学生控制。其实，这些在西方学习过的青年，对西方民主制度，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都很肤浅。相反，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使这些柬埔寨的激进分子的斗志倍受鼓午，他们更醉心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
杜沙穆僧侣式地追随越南路线，一定也使沙络绍很感厌倦。后来曾担任越南财政部长的越共高干阮清山回忆，在一次联席会议上，讨论柬埔寨革命高潮迟迟未到的原因，他发言说是柬埔寨农民占了人口的主体，而且信仰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的农民，以当和尚为荣，兼以社会压迫也不强，就很难激发革命的热情。阮清山记得与会的沙络绍听了他的话，当即表示这是对柬埔寨民族的侮辱。
沙络绍是一个亢奋而有魅力的人，他善于言谈鼓动，但又城府很深，柬共领导层的留法学生和老资格革命分子，都成了他的精神俘虏，至死也不敢反抗。沙络绍毕生思想虚妄，幻想创造奇迹，还善于说大话假话，每当重要关头，他总是将柬共引向错误的方向，他说过：“遣散所有金边市民，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创举。”
沙络绍一直向往“斯大林”那样“钢铁”般的名字，在地下活动期间，就开始使用化名“波尔”，他后来将“波尔”变成“波尔布特”，更象一个农民的名字。一九七六年，“民主柬埔寨”宣布成立时，柬共宣布民柬政府总理“波尔布特”，是一个橡胶园的工人，秀木还对法国新闻记者一口咬定，这位总理是“割胶工人”，居然把全世界都骗了。
波尔布特的时代，终于在柬埔寨到来。后来，“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比“红色高棉”更加恶名昭彰。中文译著《波尔布特》的作者，以自己与九十年代初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见证，柬埔寨农村的小孩在听到这个可怕的名字时，就会停止哭泣。
【农谢其人】
农谢原名叫刘炳光，一九二七年七月生，父亲刘寮，是马德望市上街镇附近的华人后裔，母亲杜彬，有柬埔寨血统。农谢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一个妹妹嫁给军人金山上校，小妹妹嫁给一个银行行长。农谢的弟弟刘炳威，在海关做事。他的姨表兄萨速沙康将军，当过西哈努克政府的安宁部部长，相当于柬埔寨公安、警察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又曾经是朗诺政府军的总司令。说来，农谢的家世还是颇有地位的。但是，柬共前身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军事领袖萧兴，又是农谢的姨父，他对农谢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
农谢幼年在马德望读小学，小学毕业时，日本占领东南亚，与日本结盟的泰国强占了柬埔寨的西部省份，马德望省在泰国的管辖下。农谢曾经在曼谷很著名的Thammasat大学攻读法律，改取泰名“隆烈”（Long Rith）。毕业后在曼谷一间银行任职，一家泰国望族还准备将女儿嫁给他。还有一种说法，他在泰国就参加了泰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农谢父亲病故，他返柬奔丧。那时马德望地区已经回归柬埔寨，乡间都在抗法的越盟势力的控制之下。在返回曼谷前，他选购了一些“沙隆”，那是柬、泰、寮三国妇女喜爱的丝织围裙，准备带去送给泰国的未婚妻，谁知在过关时被关员没收。他非常气愤，立志要铲除腐败的官僚制度。当时给农谢送行的正是他的姨父萧兴，他把农谢的情绪和举动看在眼里，动员他参加了革命。
在萧兴的鼓动下，农谢放弃返回泰国，决心留在柬埔寨参加革命。由于他曾于银行任职，先被委以管理财务。一九五一年农谢加入印支共产党，一九五二年被调去越南学习政治。一九五四年返回柬埔寨，全面负责柬埔寨西北区的事务。日内瓦会议后，农谢又被组织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公开职业是批发草织和藤织产品，兼职教书，暗中在金边活动筹组柬埔寨共青团。
【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的十五年中，越南、老挝、泰国、马来亚诸国，则始终处于革命或动乱之中，惟柬埔寨实行中立的政策，在冷战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尽管西哈努克专制主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柬埔寨求得了一时的太平，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柬埔寨的工业开始起步，纺织、水泥、炼油、造纸、玻璃、胶合板、麻包织造、酿酒、制钉等行业，都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了。而农业成就更加显著，六十年代后期推广耕种机械，使农业生产量大幅提高，柬埔寨全国每年出口大米四十万吨，而马德望一省的谷米就足够全国食用；加上橡胶、棉花、胡椒、木棉、烟草、瓜菜、水果、鱼类的大宗出口，使柬埔寨的外汇充裕。
那时，金边到处开拓马路，建设高楼，生意兴旺，市场繁荣，应有尽有。而柬埔寨交通建设有更惊人的成就，波成东机场扩建成国际机场，还修了一条从金边经茶胶、唝吥至磅逊港的铁路，和一条从金边直达磅逊港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四号公路”。
重建了通往西贡的百色河大桥，这个洞里萨湖出口处的“水净华大桥”，都是柬埔寨人民的荣耀。全国公路也从法国统治时期的五千公里，一跃而达到一万六千公里，汽车穿梭城乡，人民往来便利。
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动力。那时，金边大学有文学院，医学院、法学院，还有一间很体面的理工学院，大学生人数增加到近一万一千名，全国小学从原来的二千七百间增加到近六千间。全国有十几家柬文报纸，若干越文、法文报纸，中文报刊更多；柬埔寨广播电台还用多种语言广播。金边柬苏友谊医院，市立大医院，甘密医院，碧西爷医院，中华医院，安良医院，都是东南亚各国难得的科目俱全的好医院。
【西哈努克的专制、反美、亲中路线】
作为一个亚洲小国的君王，西哈努克能在国际政坛出尽风头，是美国政府始料未及的，一九五三年访问美国受到的冷遇，已经使他耿耿于怀，南越和泰国对“自由高棉”的支持，更激起了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怀恨。而他那随心所欲的性格，即兴表演的才能，一针见血的反美言词，当然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追捧，而周恩来对他则爱护有加，形同父子。
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宣布了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反过来又去接受中国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还给了他一些空洞的政治保证。而他又说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是服从柬埔寨经济建设的需要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中国的“无条件”是包藏了“世界革命”的祸心的，柬埔寨人民最后是尝到了苦果的，因此许多柬埔寨人至今认为西哈努克是中共的走狗，而不能宽恕他的这些错误。
一九六四年九月，西哈努克对北京作了一次“成功的”国事访问，他满载诺言而归。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劝他同胡志明携手抗美，他也欣然同意。一个月后，柬埔寨政府和国民议会就联合发表了一个警告美国的宣言：“如果美国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对柬埔寨领土进行新的侵犯，柬埔寨将立即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后来，他对一位记者证实：“我帮助越共游击队是因为周恩来向我提出过这个要求……”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金边举行“印度支那人民大会”，柬、越、寮三国许多政党团体与会。西哈努克在会上说：“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保持中立。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保持中立。”他既然预设了这个“正义和非正义”的立场，实际上是放弃了中立的立场。
柬埔寨的柴桢省深入南越领土，形似一个“鹦鹉嘴”，距离西贡最近处只有几十公里，西哈努克默许，使越共在这片的地区建立总部和后勤基地。而中国又帮助开辟了连接磅逊港和鹦鹉嘴地区的一条长约二百多公里陆上运输线，起先中国的供应物资大多是从海上运到磅逊，然后通过这条线路输往越南南方的。但从一九六六年起，美国加强了海上封锁，迫使北越开辟了大部分在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
那几年，西哈努克反美的心火，愈烧愈旺，一九六五年竟走到与美国决裂的地步。那年五月初，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侮辱他和他的母亲的文章，说王后“爱财如命”，而且“经营妓院”；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轰炸鹦鹉嘴地区，几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五月三日他一怒之下，就决定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了。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二章 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 【我的家世】 我叫周德高，又名林木，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柬埔寨马德望省思维即村。父亲是从广东揭阳县飘洋过海来的农民，在那里当修筑铁路的挑土工，就这样落户下来了；外祖父是本地的华人，外祖母是柬埔寨人，因此我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家门前就是那条从金边通往马德望的铁路，铁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大湖，全村和附近的乡民都食用那个湖的湖水。
记得六岁的那年，思维即村一带干旱，湖水干涸。父母带着我和弟弟逃荒到菩萨省去。一年之后才返回。八岁时，我进了寺院学校读柬文，与姨母和舅父读同班。日本投降前，泰国军队占领了马德望省，我在寺院学校又读了一年泰文。泰文与柬文都是拼音文字，容易学会。一年后就会说泰语，写泰文了。我既懂柬文，又懂泰文，所以到处惹人喜欢。
十二岁的那年，父亲把我带到马德望城，让我寄住在永通饼店，当没有薪水的学徒。从此我就远离了父母和弟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有一天，东家少爷看我年纪小，要我和他比赛包糖果，结果他输给了我。他就骂我是“倒掉种”、“电灯炮”，意思是个土里土气、不华不柬的乡巴佬。我很生气，于是我决心离开。
我转到对面水果店黄伯伯那里做事，每天清晨五时左右，就赶牛车到十几公里外的柑橘园去摘柑橘，摘满一车，就赶回马德望城里；柑橘季节完了，西瓜、红毛丹……季节又来了。每年春节，他都送我一套新衣服。我帮了黄伯伯两年后，又转到黄明强的杂货店打杂，每天要下河边挑几十担水，那时马德望和曼谷间用电报报告金价和汇率，黄明强发现我懂泰文，可以帮他赚钱，他没有收到电报时，就让我去偷看别间店的电报。
这些日子，我认识了不少朋友，经常一起到体育会去唱歌、跳舞、打乒乓、打弹子。我打弹子的技术很好，几乎没有敌手，被别人称作“弹子王”。有一天我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晚上回店，门刚打开，我头上就狠狠地受了一击，老板破口大骂：“他娘的，我四处找不到你，你死到哪里去了？”接着把一封电报抛过来，我接过电报，喉咙哽住，未读出声，泪水已湿透了电报纸。
第二天，我向老板辞工。他恶狠狠地说：“好！先把你预支的七十二元钱还我，否则做足这七十二元的工，才能走。”我心中悲愤交集，心想这区区七十二元，只要我到电报局偷看人家一封电报，一笔交易就不知要赚多少个七十二元……。我昨晚还以为他会不计较，会让我走；我也就开始懂得什么是“老板”了。
我去找父亲的一位姚姓朋友，他是个苦力工人。我跪在他面前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摸着我头上的大包，摇头叹气。他进去跟他的老板说了几声之后，出来交给我七十二元钱。我说：“姚叔叔，今晚我去那里睡？”他想了一下，又拉着我的手，带到一间兼卖瓷器的杂货店。店主也认识我，答应雇用我，月薪二十六元。我不知该怎么感谢姚叔叔。到了新店，除了一天三餐，我一分钱也不花。三个月后，我就将七十二元归还给姚叔叔。
不久，泰国把马德望等省归还给柬埔寨，法国又恢复了殖民统治。从马德望到泰国边境城市波比，商品要经海关才能放行。老板要我兼走海关办通关。海关的文件用法文，公务员大多是越南人，他们不懂柬语，我只会几句洋泾浜越语，就靠这点交流，我与他们建立了私人友情，明码标价地给他们应酬费，他们为我办事就特别快。
我们这间店能通关，便利了客商，老板的生意做得火红。我又把张三、李四、王五的货合在一张通关纸上，收三张费用，只付一张应酬费，两张钱进我的口袋。老板满意，顾客也很满意。有时还给我额外的小费。我打了一年多任务，就积了一笔钱。
【进学校读书】
有一天工作较闲，我坐在店门口，那是学生放学的时间，见隔壁店的两姐弟放学回来，穿着整齐的校服，背着书包，手拉手，有说有笑，真是羡慕极了。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连一个汉字也不识，难道要等到将来结婚生子才去读书吗？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晚上，我去见黄伯伯，希望他能让我寄住在他的家，白天让我去读书，放学回来做家务，晚上到市场去收拾水果摊档。星期六、星期日不上学，就到柑桔园去摘柑桔。黄伯伯答应我的要求。
到学校去报名，老师们见到我已经十七岁，就要我试读小学三年级。第一天上课，全班我最高大，所以坐在最后的一排。老师读着：“国旗挂起，青天美丽……”我一路跟着读，一路用柬文注音。
放学回来，料理家务、煮好饭菜，先送去给在市上的黄伯母，自己吃剩饭剩菜，洗了碗又到市上去帮忙，十时左右才收挡，然后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先按柬文注音读熟之后，再来识中文，一个一个地死记下来。他家子女多，又堆满了水果，我只能睡在屋外的石阶上。没有蚊帐，就用藤席卷起来睡，头部顶住墙壁，脚用水布包起来，活象一条大粽子。
第三天的算术课上，老师手拿着藤条，往桌上一拍，厉声叫道：“周德高，上来！”我走到她面前，她翻开我的簿子说：“你看，没有一题做对的。”她命我把手伸出来，啪啪啪三下。我的眼泪直流，倒不是被打痛了，而是悲怜自己的命运。有钱人的孩子像我的年龄已经做夫婿了，可是我连三年级的算术都不会做。
第一段考，全班三十八人，我倒数第二名，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耻辱。第二段考，我从头数来排第二名。期末考试就得了第一名。从此一路保持在第一、第二名之间，成为学校的优秀生。我自学学会了查字典，不认识的字就查，因此对课文的理解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校长就住在隔壁楼的楼上，他每天看到我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直至深更半夜，夜夜如此。于是向校董会要求让我交半费，并获得了批准。从此我在学习上一帆风顺，还被选为学校风纪队总队长、篮球队队长、铜鼓乐队的鼓手，一生快乐，莫过此时。
第二年升四年级，上半年很顺利，下半年黄伯母难产致死，黄家措手不及，儿女未嫁娶，内无人照顾，外无人打理，黄伯伯执意要我帮他的忙。可是读书已经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已经十七、八岁了，再不能为一时的同情，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我又去找姚叔叔，姚叔叔找了一个林伯伯商量，林伯伯与几个好兄弟都是单身汉，租了学校后面的房子住，白天打工，晚上才回来。林伯伯同意我住在他们的房子的一条走廊上。
我买了一个土锅，早晨起身时，放一把米一个蛋一起煮稀饭，吃好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同样一把米一个蛋。下午放学回来，先去挑水，把水缸装满。然后打篮球。回来又是一把米一个蛋，每天三餐就是这样过。我终年吃稀饭，体育运动强度又大，但没有影响身体的发育。每两周回家一趟，吃妈妈煮的饭。我回家除了要是米，还要劈够两个礼拜用的柴。
可是不久，林伯伯要结婚了，完婚后要搬到他太太的家乡去住，因此年底就不再租这个房子了。我已是小学五上的学生，离毕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级任老师——陈乐之先生，发现我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就找我谈话。我全盘向他托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急，等我想想办法”。
第二天上午，陈老师把我叫去，他的姐姐也在。他说：“德高，你是个好学生。我们姐弟还有一年的聘期，我们不忍心看你失学。因此我们两人决定帮助你，你就搬到学校来寄宿，这一年内我和姐姐帮你付一半的伙食费。另一半，你去帮厨师方叔叔做工，放学后到厨房来帮忙。能帮什么就帮什么。”方叔叔很看得起我，知道我和他的侄女要好，也很高兴！所以我开口要求减免一半伙食费时，他爽快地说：“别人我不答应，但对你特别，没问题。不过你要落力帮我观前顾后。”
从我懂事以来一直受苦，因此很珍惜机会。我搬到学校来寄宿后，每天除了打扫校内校外的清洁，还主动清洗厕所和厨房周围的环境。学校和老师都很满意，方叔叔他们也满意。我自己也高兴！这一年，只要学校举办游艺晚会，我就粉墨登台，有时男扮女妆，有时出演丑角，有时还会跳舞，样样都来一手，常常得到观众的掌声，学校也筹到一笔善款，所以就对我特别优待，准于免费入学。
一年过去，陈乐之老师和他姐姐的聘期已满，马上要与我分别。方叔叔也不再承包学校的厨务。学业只剩下半年，但失去了恩人的帮助，前面的路有登天之难。我在家是老大，老二去投靠叔父，三个妹妹穷到连柬文都没读过，最小的弟弟才学走路。我还能向父母要个什么呢？我回到家，向父母表白了心愿，然后就呆坐在门前的树下……抬头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高棉孩童在放牛，心想与他比起他来，我的命运还要好得多了……
还是母亲疼我，她看见我苦思与流泪，也心如刀割。她提醒父亲：“你不是说阿强叔也在马德望市开店吗？”阿强叔叫曾合顺，原来也住在思维即村，后来搬到别的地方，生意做得顺利赚了钱，在马德望开了个杂货店，生意还做得不小。父亲叫我擦干眼泪，他匆匆地到湖边洗个澡，穿上衣服就带我到马德望市。自从我懂事的十几年来，只见父亲从来都是一条黑短裤，一件灰色上衣，一双轮胎底鞋。
下了火车，父子俩直奔曾家去。父亲开门见山地对曾伯伯说：“强兄，犬子说他再读多半年书，小学就毕业了。我无本事，现在学校给他免费。我求你给几粒饭他吃和住，不上学就帮个忙，只打扰你半年。希望你能成全成全他。”曾伯伯居然也就同意了。
【小学毕业谋职】
从上三年级到小学毕业，前后四年的苦乐人生，刻骨铭心。毕业前，我就四处托人找工作，刚好有一间新开收购谷米店要请人称谷米，我就去应了职。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就到离马德望六十公里的“吾哥比里”去上班，老板姓邝。
谷米季节一过，邝老板又购进一座小型的碾米厂，我便在那里学会装修碾米机。不久，老板又把这间碾米厂卖给别人，厂子搬到离马德望三十八公里的“添磨古”镇。
新老板是广肇人，也姓周。他与金边的谷米商有生意往来，有几辆汽车运载谷米，还出租拖拉机给别人开荒耕地。我很受重用，负责帐目往来和薪金发放。但我更喜欢动手，汽车有了问题，就跟着大师傅趴到车底修，弄得油头垢面，管账先生就象一个小杂工。很快。我还学会了开汽车和开拖拉机，还学会骑马。周老板视我如亲身儿子，有一次派我到金边领取十五万现款，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不幸，父亲病了。在马德望求治无效，不得不到金边中华医院去求医。父亲到柬埔寨后，一直劳碌，当了修铁路的工人后，就为人当跑腿，收入微薄，几十年住的是那间茅屋，离不开那个小村落。我赶到中华医院见到了父亲，他说他的肠胃不好，面色很不好，住在免费的病房，喝的是中药。一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了，我又赶到金边送殡。父亲的一生命苦；而我十二岁起，就离开他去闯荡江湖，至今也没有闯出个名堂来，有时会独自傻想：莫非是他的命运也传给我了吗？
无父兄为长，父亲的死，留给做儿子的我，是悲伤；而留给做长兄的我，是无奈。我根本无法负担母亲和弟妹的生活。幸亏弟妹都长在农村，母亲又是个意志坚强的妇女，养了几头猪，维持了最基本的生活，又带着几个十多岁的妹妹，收买禽蛋到城里卖，赚些零用钱。要说父亲的命苦，母亲的命就更苦了，中年丧夫，抚育子女，真是难为了她。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几个同学从马德望专程来看我，要动员我回马德望筹备成立“体育会”，说是要以成立篮球队，办夜学辅导班和文艺小组的方法，团结社会上的青年男女，把过去的同学和社会青年组织起来，为社会作事。他们说只要我点头，他们回去后就帮我在马德望找工作，我的心动了。
【参加《棉华日报》工作】
我二十一岁时（一九五二年）才从马德望侨校的小学部毕业，后来在马德望地区做事时，中共地下组织假以筹组成立“体育会”为名发展组织，让我读了许多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样的左倾书籍，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它的外围团体，还结识了马德望地区华侨领导人张东海、和来自越南的抗法人员蔡抗生等人。
马德望原来就有“马华体育会”、“青年会”、“精武会”这样的华人社团，我们成立的叫“群星体育会”，发起人是马德望侨界的活跃人物，活动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互相帮助的风气，使青年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因此会员反而比那些老组织多。社会各界慷慨赞助，事业办得有声有色，在侨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马德望侨党组织推荐我到金边去参加刚创办的《棉华日报》工作，从此我在《棉华日报》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从一个翻译，成为记者、又提升为记者组长、最后成为代理社长和报社经理。一九五八年中国和柬埔寨建交以后，《棉华日报》又成为事事听命于中国大使馆的宣传媒体。我出身贫苦，为人热忱，对党忠诚，愿为共产党赴汤蹈火，因此中国大使馆对我极端信任。
中柬建立外交关系后，大量侨胞申请探亲签证；由于侨社中还有一些人亲国民党，而我对柬埔寨侨社的情况相当熟悉，大使馆就将“辨别敌友”的工作，交给了我一个人。我就以记者的身份到各地调查。虽说审批签证的权力最后是在大使馆，但我掌握了“首批权”，大使馆是根据我的调查报告作决定的。
在六十年代初，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很好，西哈努克经常访问中国，而且还把儿子送到北京去读书。在这种友好的环境下，《棉华日报》自然也就办得有声有色。因为柬埔寨华侨中潮州人很多，广东潮剧团由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带队，于一九六〇年冬来柬埔寨访问，在金边演出潮剧《芦林会》，王昆仑写了一首“三娘怨”的长诗发表在《棉华日报》上，他的文采给《棉华日报》增添了颜面，争取到了许多新读者。
我担任报社经理后，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因为排字的延误，报纸长期不能及时付印；为此我改变了排字人员的轮休制度，使排字排版效率大大提高，每天都能提早付印，提前发行，使报纸发行量从七千多份，一步增加到一万一千份。四十多年前，海外能有这样的宣传效果，令人惊奇。为进一步扩大发行量，我又筹划购置自动印刷机。六十年代，柬埔寨华侨社会心向祖国，城乡侨校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同志”，这些“成就”都是与《棉华日报》同仁的努力分不开的。
越南战争激烈进行之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左倾思潮也就泛滥到外交工作和侨务工作中来，原本亲华的西哈努克开始向右转，一九六八年他封闭了“柬中友协”，我们《棉华日报》发表了一份北京的“中柬友协”致金边的“柬中友协”的贺电，电文调子极高，触动了西哈努克的神经，他下令封闭全部外文报纸，从此结束了柬埔寨自由办报的历史，当然也就葬送了我们的《棉华日报》。
当时，一些右派团体想发动学生来捣毁报社，情势非常危急。我决心带领同人保卫报社，思想上有与报社共存亡的准备。记得小马兄弟对我说：“不能同年生，但愿同日死。”今天，我虽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但每每回想起这些斗争的往事，心里还是很亢奋的。毕竟，年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报社被封时，柬埔寨政府政治部派出警力，阻止我们寄发印刷品。小马驾车冲出警戒线，将告读者通知寄发到各地。因此，特警局起诉小马，说他企图撞死执勤的警员。我疏通了法官，结果不但没有抓人，而且判了无罪。警方要把他送到磅通省的薄波疟疾区去，然后再将他驱逐出境。我又和一些侨领到磅通省去疏通省长，省长说：“省府缺人，就把马先生调到省府来工作吧。”这样才把问题化解了。
后来，我向一些侨领借钱筹办了“四海事务所”，为侨社服务，又兼做旅行社的生意。我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在革命的狂热中度过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都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太太是《棉华日报》的司账员，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联络员；女儿机灵沉着，八岁就为我送信到大使馆，一家人都献身革命事业。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三章 中共与柬共连手制造革命高潮 【柬文《人民报》】 一九五五年，人民党在金边出版《人民报》，报头是犁田的农具，象征它是一个农民政党的喉舌。高明是报社的领导，“人民党”的公开领袖努波潘出任社长，从留法学生钱金安是它早期的编辑。《人民报》报社事实上就是人民党的党部，也就是柬共公开活动的门面，所以农顺和朱杰都在报社参与工作。
《人民报》在柬埔寨基层民众和僧侣中间受到欢迎。那时，我们华文《棉华日报》也刚刚起步，我从马德望到金边参加《棉华日报》工作，也就开始与《人民报》负责人有所接触。我最先认识它的努波潘，通过努波潘认识了高明，并曾经与他长谈不止十次。
高明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人，豪爽而热情，交谈中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认识，不知兄台您的见解如何？”从来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每次和他握手，总有血息相通的感觉。高明是抗法时期的柬共干部，领导青年工作，一九五一年带领柬埔寨青年代表团到东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路过北京时见到过毛泽东，一九六○年他进入柬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他与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人开始开辟根据地。
人民党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政党，而经济上又非常困难，办报的条件非常恶劣，社长、总编辑、排字部都挤在一栋木屋里。《棉华日报》比较宽裕，于是我们给了《人民报》许多帮助。他们经常派人来借我们用过了的照相制版，后来怕当局误会，他们的制版、纸张、油墨的费用，就干脆由我出面支付，他们拿了收条去取货。
一九五五年竞选时，钱金安被捕坐牢三个月。一九五八年，努波潘被当局暗杀。顶替他的农顺又被当局逮捕，而且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朱杰又顶了农顺的空缺，接着朱杰也被抓起来了，《人民报》不得不宣告停刊。面对这些血腥手段，越南方面为了顾全与西哈努克和谐局面，还坚持要杜沙穆克制忍耐。农顺和朱杰都是柬共的忠勇之士，进城后一度担任要职，但在整肃中与高明一起死于波尔布特之手。
我还见到柬共名人塔莫（原名切春），他在《人民报》排字。他是马德望人，与蔡抗生是抗法时的战友，在马德望的时候，蔡抗生就带我去认识了他。外传他是留法学生，其实只是一个略有文化的粗人，样子很象农民。他是冷静沉着，不随便说话的人，他后来的地位很高，也不是偶然的。据说他与朱杰、农顺等人的关系都很不好，后来回了马德望。一九六二年，我到马德望去调查土地情况，还专程去看了他。
一九六三年起，他就担任柬共中央委员，接着进入丛林。一九七○年政变后，林光在西南“解放区”见到他，他首先打听的就是：“阿抗（蔡抗生）在哪里？”其人作风强悍，治军有方，进城后主持西南大区工作，一九七八年率部镇压东部大区叛乱，十一月初担任柬共“中央常委”，仅居波尔布特和农谢之后。九十年代盘踞柬泰边境期间，因立场死硬而取代宋成，担任柬共残余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瓦解后长期拘押在金边监狱，死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时年八十岁。
【中国大使馆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一见如故；但是柬埔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几年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都追随美国，对中共采取抵制的态度。那时中共为打开外交局面的努力也非常不顺利，能在反共情绪强烈的东南亚国家中打开一个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国大使馆既要处理国与国的事务，还要处理党与党的事务，也就是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驻金边大使馆长期是以情报部门为主导的。
柬埔寨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可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干员却有很大的来头。五、六十年代商务参赞先后是王润生、王树仁，因此我就称他们“二王”。他们都是北方人，知识分子出身，非常有涵养，我很佩服他们，心目中把他们当作共产党员的典范。七十年代，王润生担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王树仁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那时国内的干部晋升非常缓慢，他们能达到这样的高位，说明原来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边——广州直航开通，柬埔寨王国国会秘书长西索瓦?波拉西亲王率领议员代表团参加首航典礼，我则以《棉华日报》记者身份参与其事。
当晚，广州举行酒会欢迎柬埔寨贵宾，波拉西讲话，王润生命我即席翻译，效果很好。会后波拉西邀请我随团去北京活动，我请示王润生，他对我说：“这样不好，会暴露你的身份，你还是随机返回，我们会另外安排翻译的。”
中苏交恶的六十年代初，王树仁先生接任商务参赞，他为人非常有亲和力。有一次酒会，我也去采访，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柬埔寨通啊！”话中既有玩笑的口气，也有赞扬的味道。当时我还年轻，记忆力很好，大使馆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来咨询我，所以我才有“柬埔寨通”的声誉。虽然“二王”都对我非常信任，具体的工作则是由一些“一秘”、“二秘”来安排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回到北京，我向中调部汇报柬埔寨情况后，在广州等待派遣，有一天在东山百货商店门前见到他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经过，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回招了手，但没有停车，就驶过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中央调查部的高级职务，我想他在广州的工作是负责向海外派遣人员的。
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经结束，中共内部极度涣散，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破灭，加之财政拮据，我和妻子被派到香港，实际是扫地出门，在工厂做苦工。而中调部基层面又充斥着刁民泼妇，我们的孩子在中调部招待所备受他们的虐待，我忍无可忍向香港组织递上了一份退党书，负责人让我回广州接受领导的召见。
这次竟是王树仁和夫人亲自出面，王树仁是一个高佻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太太瘦瘦的，戴一副眼睛，过去在金边时我也认识她。王树仁对我说，在柬埔寨期间，他是负责领导大使馆工作的，这也是告诉我，过去我曾经是他的下级，他希望我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工作。这时我对共产党已经完全失望，还是婉言拒绝了，只敷衍答应做一些“爱国的事情”。我想，他了解我的英勇斗争的过去，也了解中调部内部的乱局，是不会太怪罪我的。
我一度想经商，于是又到北京活动，而王润生先生已经是中共的“外贸部长”，心想他或许能念旧情，给我一些机会。在外贸部的接待室，他让他的一位秘书出面告诉我，王部长还记得我这么一个人，但做生意要靠自己找关系，王部长爱莫能助。
对“二王”先生，我非但没有私人的恶感，相反还很敬重他们。我说他们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中共对柬埔寨的重视，后来我才懂中共的中调部是凌驾于中国的外交部之上的，所以他们才是中国大使馆最重要的人物。
【破获台湾特工谋害刘少奇、西哈努克案】
在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五年间，是柬埔寨社会的太平年景，也是西哈努克与中国的蜜月时期，他曾经四次访问中国，周恩来也曾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年两次回访柬埔寨，中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前来金边访问，同行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几乎所有关于柬埔寨历史的书，都提及这件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背后。
刘少奇来访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在亲国民党社团中的卧底获悉，台湾在柬特工张达昌要在车队从波成东机场到金边市的途中，引爆烈性炸弹，谋害刘少奇、王光美、西哈努克和母后西索瓦?哥士玛。那位卧底在完成任务后，就回国了。
于是，大使馆一秘毛欣禹召集洪德、翁春和我三人来破获这个阴谋。毛欣禹要我用柬文写了三封匿名举报函，分别寄给安宁部、国防部和很忠实于西哈努克的王室管家麦胡将军。信纸上不留指纹，字体也略加改形，并从乃良方向的“见檖”邮局寄出，大使馆领导人预料王室不会大意。
每逢星期六，西哈努克都在王城内接见平民，听取民众的申诉。信发出后第二个星期六，我也去王城采访，麦胡将军远远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过去。他是一个粗人，开口就问：“记者，你老实回答我，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国民党’的人啊？”我装傻摇摇头，麦胡骂道：“混账东西，没有用，走开去。”周围的警卫人员，一齐捧腹大笑，他显然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了。我经常在国会走动，国会的警员也来问我：“怎样才能识别谁是国民党的人？”这证明安宁部也展开调查了；侨领杨杰先生也从参谋部的朋友得知，军队也开始调查了。
大使馆又令我侦察炸药埋放的地方，从波成东机场通往金边市中心的一路上，我逐屋查看哪些房屋下面可能挖地洞，然后再到屋子后面观察形迹。一天，终于发现有一处临街的租房嫌疑很大，其中有一间离马路只隔了不到两米的人行道。我就带着太太一起去，装着要租房子布置新房，在与房东的对话中，套出一个中年戴眼镜的中国人住在那间屋，那人有缝过针的兔唇裂痕，他白天不在，晚上才回来。根据这个面貌特征，判定此人就是张达昌。
那时，在我们这样的一些积极分子的帮助下，中国大使馆几乎已经成为柬埔寨的“国中之国”，它调动华侨社团，把金边国民党分子的举动，全都置于监视之中，连隐藏炸药地方，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最后，大使馆又通知我们提早下手，以防不测。有一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在傍晚六时二十五分前，到干隆街高棉舞厅去纠缠张达昌，与他动粗，把事情闹大，然后将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到时，张达昌果然出现了，他右手搂着一个舞女出来，然后走向泊在不远的德国名车，他打开车门让舞女坐在一旁，他亲自驾驶车，而我开的是一架老旧的摩托车，那时我年轻机警，马上认清车子颜色和牌号是 23786（这个号码，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汽车一开动，我的老摩托车就不管红灯绿灯一路苦追，可是距离越拉越远，追到中华医院附近，再也见不到他的车影。我走进中华医院去借个电话通知我的同志。
我告诉他们，张达昌车上有一个舞女，他肯定是去寻欢了。他的汽车朝南沿莫尼旺大道向铁桥头的方向开去，那是个多叉的路口，他可能右转到宋仁只去，那里有很多出租一两小时的房间，他也可能一直往大金欧的方向，在龙眼园一带，也有出租房间，他同样有可能往左拐弯跨过铁桥到小白马或小香港一带，那里有更多的临时房间出租。同志们听完后，说我们知道应该怎做了，明天早上老地方见。
这一夜晚，我未能入睡。第二天和同志们碰头，大家都眼睛红肿，都是一夜没睡好觉。老友告诉我，他到处搜索张达昌的踪迹，最后在小白马发现张达昌的汽车。通知了警方四面埋伏，第二天早上才去敲门，将他扣上手拷带走，其它涉案的人也在当晚统统落网。后来警方发现那间租房里已经挖好了地道，如果不及时破获，刘少奇和王光美可能死定了。
【柬共建立丛林基地】
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反美亲中，在国内则实行高压政策。努波潘被暗杀，农顺被监禁，萧兴变节，杜沙穆失踪……，使柬共活动分子数量大幅下降，斗争一筹莫展，前途非常堪忧。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柬共在金边召开了时仅一天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七、八个人到会，但这次会议作出了效法毛泽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定，选出了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苏品、塔莫、莫森巴、温威、宋成八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前四人担任常委。
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高明、倪沙良、温娘（朱杰的妻子）等，先后离开金边，去投靠设在柬越边境丛林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它位于桔井省南部仕伦正南三十公里处，越南一侧的一个名叫“塔墨”（Ta Mot， 萧特误作Ta Not）的小村庄。第二年，他们在附近建立了代号为“一○○办公室”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初，“天才的政治家”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列有三十四人的左翼人士名单，据说耿万萨、周成、胡荣、符宁、乔森潘、沙络绍、英萨利、宋成、谢安、钱金安、朱杰、薛青等都在其列，这无疑也把柬共进入丛林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但在开头两年中，他们都被疟疾和营养不良折磨得死去活来，根本无法开展任何工作。后来，波尔布特他的一批同事、学生也陆续走进丛林，人数增加，开始形成了力量。
但又正是在这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表现了“向左转”的反美激进态度，一九六三年他拒绝接受美援，一九六五年他又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还默许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活动，越南方面得到了这些方便，自然希望柬共能够配合维护这个局面。这当然就使进入丛林的柬共感到非常困扰，是否应该继续开展反对西哈努克的武装斗争？一九六五年一月柬共中央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决定波尔布特去河内访问。
【波尔布特去河内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尔布特和高明出发前往越南北方，他们徒步跋涉胡志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岭，六月中才抵达河内，他们见了谦虚的胡志明几次，但大多是与阴私而官气十足的黎笋讨论工作。在河内期间，波尔布特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他说越南方面许多不利于柬埔寨革命的观点，是自从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以来就有的，越南人从一开始就想控制寮国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想建立一个一统的印度支那国家。
波尔布特说在他同黎笋举行过十五次会谈中，黎笋反复对他说“如果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谈话中，胡志明也屡次说“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须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意思无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须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后”。这些不投机的谈话，使他对越南人完全丧失了信赖，因此他向越南方面提出到中国去访问的要求。
波尔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达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内留治。接待他的是邓小平，但具体与他会谈的是彭真，刘少奇也接见过他，他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亚非拉培训中心”。他记得彭真赞扬他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波尔布特也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中共对小国小党常常不惜赠以“伟大的”赞扬，肉麻但效果良好。几个月后，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相继倒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密锣紧鼓中，波尔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层的不安情绪，他尽管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与陈伯达、张春桥有了接触，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们甚至表示愿意给予物资援助。当波尔布特离开中国返回柬埔寨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共的路线。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间，他从河内启程回归，四个月后才到达禄宁。因为越南战争的扩大，越共南方局基地从塔墨东移到禄宁的密林中，两地相距仅十余公里。九、十月间波尔布特在禄宁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会上秘密决定将“柬埔寨劳动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这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一种表示。会上明确了准备武装斗争路线，后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失败和大批被屠杀，更坚定了柬共搞武装斗争的决心。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把“一○○办公室”搬到腊塔那基里省，为的是脱离越南方面的控制。
在禄宁期间，波尔布特曾经通过河内致信中共，表示将全面发动武装斗争，越南方面拆阅了这封信，担心这将破坏越南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中断通过柬埔寨的战争物资输送。于是河内方面派阮文灵在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基地，劝说波尔布特顾全大局，暂缓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波尔布特提出支持武器的要求，当然更被一口拒绝了。
【腊塔那基里】
腊塔那基里省在柬埔寨的东北角，越共已经在它的东部地区盘踞多年。它与上丁省和蒙多基里省，占了柬埔寨两成多的国土，但只有十万人口，而且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腊塔那基里在北纬十四度线南北，胡志明小道中止在它的东北角；它的东面就是亦称“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莱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战争激战战场。
英萨利、宋成、倪萨南等人先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达腊塔那基里，他们在一个叫“安当密”的小镇以南十公里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二办公室”，后来又在邻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一○○办公室”。十一月间波尔布特来到那里，次年夏天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和宋成的妻子云娅，从金边赶来与夫婿相聚。那时英萨利、宋成、倪萨南分别担任腊塔那基里、上丁、蒙多基里三省的柬共省委书记。
但是，“农村包围城市”并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们”的自我隔绝。一到腊塔那基里，疟疾就使他们就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达良”的部落酋长同情他们，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数民族青年，组成了一个警卫团。
宋成是一个干练的书生，他把这些淳朴的山民训练成了能够战斗的军队，从此他有柬共军队创始人的名声，而且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入金边，他又担任“民主柬埔寨”的国防部部长。
但这帮留洋学生不通世故，却又好事冲动。据说不久后就组织山民集体生产，想恩赐给他们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与少数民族又发生对立，种下了后来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后来达良也与柬共反目成仇，他认为“红色高棉”是一群过桥拆桥的人。
波尔布特从中国回来，更加热中于“暴力革命”，而且学到了“人民战争”这个新名词。但是他的一厢情愿套在一个“西哈努克死结”中。为了这个西哈努克，不仅越南人反对他发动武装斗争，而金日成还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更情同父子，中国的左派书生陈伯达、张春桥的高调，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来的实际支持。故而，等待越南夺取战争的胜利，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忍耐”。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柬埔寨各地的确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波尔布特几十年后说，他组织领导了“全国性起义”，到六十年代末柬共已经有了三万人马。其实，那无非是这里打死一个警察，那里夺到了一杆步枪；波尔布特不是在鼓动，而往往是在劝阻。他如果真有三万人马，何必还要躲在腊塔那基里深山老林里？他说柬共摆脱了越南的控制，其实柬共事事依靠越共，他根本没有违背越南人意志的可能。
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比赛革命”，而且指责别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俄国人怀恨在心，说斯大林不要他渡长江；而俄国人又怀恨德国人，说第二国际反对暴力革命……。因此，波尔布特指责越南人不许他们搞武装斗争；而黎笋又说毛泽东劝他们与美国讲和，就都不是什么新鲜奇怪的事情了。今天，共产主义烟消云散，它们就统统成了笑话。
【三洛乡事件】
对于柬埔寨的革命形势，中共既盼望又忧虑。因此中国大使馆要我帮助他们弄清柬埔寨农村的阶级状况。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我到曾经工作过的马德望省添磨古乡进行调查。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在那里办过实验农场，用机械开发了大量的耕地，我原也以为土地兼并情况非常严重。但当地乡长将全乡几千户土地登记大册交给我，经过仔细地查阅对比，我的结论却是柬埔寨是根本不会发生“白毛女”故事的。
然而，一九六七年，形势发生了转变。曾经是抗法根据地，而柬共有很好基础的马德望省三洛乡，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原委是六十年代起，马德望市里的一些商人开始转营农业，利用当地肥沃的红土，种植橡胶、咖啡、椰子、菠萝、榴莲、山竹、红毛丹，获利丰厚，因此投资的人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于是开始侵犯农民的土地。
柬埔寨农村的土地划界，是从这棵大树到那棵大树，再从那棵树到另一棵大树……之内就是某某的土地，祖辈相传，相安无事。一九六七年初，华裔商家何忠立、何忠汉兄弟和马德望省省长勾结，在三洛乡非法圈地，而地政当局发给他们地契，他们用拖拉机将大片树木推倒。当地农民抗议，说那是他们祖辈相传的土地，但是又没有文书可资证明。相反，开发商倒持有政府的白纸黑字红图章，来证明他们才是真正土地拥有者。他们不理会农民的抗议，命拖拉机手强行开发，忍无可忍的农民就将一名拖拉机手当场杀死。
祸由此起，官府宣传这是红色高棉分子作乱，派出军警前往缉捕凶犯，于是男性的农民统统逃进森林。马德望省波威寺主持姚端上人，是金边政府宗教部册封的僧相（类似主教），他到三洛乡去进行斡旋，农民们向僧相申述他们并不是什么“红色高棉分子”，而是不法商人侵占了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才闹出事情来的。姚端建议农民选两位代表到金边去向“王子父亲”（柬埔寨农民都是这样称西哈努克的）申诉，事端已经接近平息。
谁知，马德望省省长严?莫尼拉生怕西哈努克知道了真相丢官，于是派人将那两位农民代表在去金边的途中杀死。然而，纸包不住火，严?莫尼拉二十四小时后就丢了乌纱帽，西哈努克派内政部部长丁源接任马德望省长。官府失信于民，洞大难补，六个月后丁源又要求离任，西哈努克再派安宁部（相当“公安部”）部长英丹继任。应该说，西哈努克还是有诚意平息民怨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是柬历新年，马德望当局为了讨好三洛乡乡民，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可是，在民众大跳土风“南旺舞”时，偏偏又有一名警官看上了一位美丽的村姑，那姑娘的男友一怒，一斧头就把这个警官给杀了。这次的祸闯得更大了，当局派军警前去镇压，而红色高棉组织乘机插手，鼓动全乡的一千多男女老少走进丛林，继而又鼓动其它地方人民集会游行，支持三洛乡人民反对军警的斗争。
三洛乡群众斗争，对等待革命高潮而一筹莫展的柬共，无疑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柬共西南地区的副职领导人宫苏潘抓紧时机，扩大事态。外界也大事报导，说红色高棉开始发动武装斗争了。然而，躲在山里的波尔布特却指示柬共西北区书记莫森巴，要他适可而止，不要继续组织武装斗争，等候新的指示。波尔布特显然受到越南方面的压力，他也不敢在战争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把西哈努克推到亲美的立场上去。
【大使馆叫我通知乔森潘、胡荣、符宁出走】
一九六七年，越战又在逐步升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中，北京的左倾路线和华侨社会的革命情绪对西哈努克很有刺激，他开始后悔与中共太紧密，而与美国太疏远。而这个“三洛乡”事件，又刺激了金边上层社会，他们恐惧红祸将至，对进入政界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左派人物，就更加有所猜忌；因此，柬埔寨政府中的右派力量，乘三洛乡事态愈演愈烈之际，要西哈努克对限制红色高棉的活动，赶快作出抉择。
那时，《棉华日报》社在华人小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队里有一个小伙子与一位政府高官的儿子很要好，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我和他一起行路，正好经过这个高官的家，他就带我进了这家人家，这家大人都不在，儿子就信口对我们说，军队中抓到一名红色高棉的线人文东上校，现在正在施加严刑，要他指证三洛乡事件是乔森潘、胡荣策划的。一旦有了这样的口供，政府就要对他们两人下手。
那时，我精力很旺盛，社会上的朋友很多，连国会管文件的小吏都与我很友好，国会的文件，政府的预算，他都会给我一份，我拿了就往中国大使馆送。这回我就把关于政府将处置乔森潘和胡荣消息报告了大使馆的张秘书，他是我的直接联系人。两天后，张秘书来电话要我到大使馆去见他，他要我通知乔森潘、胡荣两人，让他们尽快进根据地。我想，这是请示北京后，使馆才让我这样去做的。
时值“柬中友好协会”在金边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凡是这样的活动乔森潘、胡荣两人一般都将到会。第一天我就去等候他们，但失望了；第二天我再去，两人终于出现，我趁没有人注意，将消息告诉乔森潘，他立即转过脸去向胡荣示意；我再补充了一句：“请您马上行动，此事万万不能拖。”几天后，在柬中友协的酒会上，柬共金边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过来握我的手，说：“谢谢你，他们已经安全进入革命根据地了。”
后来，金边柬文报纸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古伦大臣秘密杀害了这两位“红色议员”，有的还说他们被塞进汽油桶，然后放火烧死了……。当局又对另一位“红色议员”符宁进行“贴身保护”，四个月后符宁又在特警的眼皮下失踪，接着又有一百多名青年走入丛林。几年后他们突然在柬埔寨“解放区”亮相，人们才哗然。当时，越南热战的发展关及到世界冷战的胜负，而中国取道柬埔寨支持越南南方，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世界舆论也关注着柬埔寨政局的发展，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失踪的消息，自然震动了世界。
几年后，我们受冷遇而在柬埔寨农村务农，柬共桔井省省委负责公安事务的“密桂”（柬语“桂同志”的意思）亲口告诉我，柬共中央曾经传达过一个文件，其中肯定我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情报是准确的。一九七四年，农谢在桔井召见华运负责人，我也参加了。当时，乔森潘就在隔壁，他从窗口中认出了我，我听到他对站在身边的柬共干部说：“就是他，没有错。”我想他是在说，是我通知他逃出金边进入根据地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乔森潘显得很冷漠，甚至没有过来和我打一个招呼，说一句谢话。
我在《棉华日报》当记者的时候，常去国会采访，经常坐在记者席是听到乔森潘、胡荣、符宁的讲话，乔森潘的口才远不如胡荣和符宁，说的话也很不尖锐到位，甚至给人一种模糊含混的感觉。我想，平庸使他无福进入柬共的核心，但也使他逃脱了残酷的清洗。
【西哈努克向右转】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狂热崇拜，也通过“心向祖国”的华侨社团传到了柬埔寨，“红宝书”泛滥柬埔寨城乡，我们《棉华日报》上的极左言论，和各地华侨学校的过激行为，也随极左思潮而起。事态令西哈努克非常忧虑，他派他的外交部长到北京去探听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用外交辞令做了非常圆滑的解释，只说希望两国关系不致受到文革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哈努克以关闭所有双边友好协会为名，关闭了柬中友好协会，几天后金边的左派报纸刊登了一个发自北京的电报，对柬中友好协会表示“战斗的敬礼”，于是他决定关闭柬埔寨的所有的外国文报纸，其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中文报纸，而我们的《棉华日报》又首当其冲。那时乔森潘和胡宁已经出走，留在金边的符宁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恢复柬中友好协会，但受到西哈努克的严厉训斥，几天后，符宁也逃出了金边，加入了柬共的丛林队伍。
中国发生的内乱，使西哈努克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于是他又不得不向美国陪笑脸。一九六七年十月，他邀请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来金边访问。接着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鲍尔斯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访问金边，据这位大使报告，西哈努克有了“令人震惊的转变”，他说西哈努克对他说：“如果你们为追捕越共而进入偏远的、不会惊扰百姓的地区，他将‘闭上自己的双眼’。”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十四个月中，美国用 B－52飞机对柬越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而西哈努克果然闭上他的双眼。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柬埔寨东部边境地区大部分已被越共占领，西哈努克感到红色高棉的威胁也与日俱增，这又推动了西哈努克的进一步右转，因此他决定加强镇压，又重新起用了右翼势力的代表朗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一九六九年六月，美国同意承认柬埔寨边界，柬埔寨就宣布与美国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一九六九年八月，朗诺再次担任首相，而施里玛达成了朗诺的副手。
【红色高棉绝处逢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都去河内，西哈努克坐的是飞机，先就参加了葬礼，他告诉越南人，如果要他继续保持“中立”，继续开通支持越共的通道，就必须支持他本人，否则就……。而波尔布特、乔奔娜丽只带了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在胡志明小道上赶了两个月的路才到达河内。黎笋数次会见了他们，敦促柬共赶快回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来，这当然又是些不投机的谈话。
黎笋建议波尔布特到苏联去访问，波尔布特拒绝了，然而他提出要去平壤，但平壤又推说时机不当，连他访问“寮国爱国战线党”的要求，也被“巴特寮”的游击头目们拒绝。显然，河内、平壤穿的是一条莫斯科连裆裤，金日成宁可要西哈努克，也不想要见一见这个毛泽东的小喽罗。我们可以想及波尔布特的愤怒，即便常人也很难忍受这样连续的羞辱，因此也就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越南的死敌，
一九七○年一月初，这一帮“最革命”的共产主义孤儿去到北京。那时，革命书生陈伯达已经失势，接班大元帅林彪正在谋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无头绪，柬埔寨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先议题。但是，一个令波尔布特狂喜的消息在恭候他，中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美国和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计划，套在柬埔寨共产党脖子上的“西哈努克死结”，将由“美帝国主义”来解开。
当时，越南战争进行得非常惨烈。越共利用越柬边境作为它的后方基地，而中国援越的战争物资又是从柬埔寨的磅逊港（后改名西哈努克港）上岸，然后转运到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扶植一个亲美政府，拔除柬越边境的越共基地，是美国打嬴越南战争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约翰逊政府在一九七○年换届前的拼死一搏。
从一九六三年初离开金边，波尔布特这个农家出身的皇室远亲，已经在丛林中足足煎熬了七个年头。当中共告诉他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机密的机密，他真后悔自己在河内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更后悔自讨了平壤和巴特寮们的闭门羹。他原本以为自己或许要在丛林终了一生，如今又恰似柳暗花明，寄人篱下的羞涩和自尊，立即化合成了仇恨。
如今看来，黎笋要教训一个邻国友党的小党魁，亦无不可，但羞辱却完全没有必要。而他连历史是对抗、是搅局的道理，似乎也不知道。美国对柬共施行“助攻”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在他的预料中。越南统一后，他继续穷兵黩武，把国家搞得穷极潦倒，把民众逼下怒海逃生；尔后又对先倒的苏联实行“一面倒”，却与至今未倒的中共翻脸，为后人留下了非常难堪的局面，他在越南历史上实在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负面人物。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四章 朗诺政变和柬共取胜 【康生亲自指挥，召我去北京】 一九六九年底，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我去北京，要我在广州先与一位名叫“陈国权”的同志接头，他会安排我到北京的行程。十二月下旬，我持有一份具有记者身份的中国护照到达香港，第二天就到深圳关口入境，关员见我是一个“记者”，就仔细地进行盘查，结果在我的鞋里发现了一张密写字条，那是我要向北京中央汇报的内容提要。我被扣留了两天，他们才把我的身份查明。当我赶到广州华侨大厦后，陈国权马上就来找我，第二天他就安排我坐飞机去了北京。
记得那是一架螺旋桨飞机，有二十多个乘客，途中在长沙加油。在北京机场下了飞机，在出口见到一辆小汽车，我招手要司机送我到华侨饭店，他竟然也就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根本没有“的士”，这一切可能都是刻意的安排。
刚进华侨饭店，竟碰上前面提到过的蔡抗生，他是越南华侨，一九五○年接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安排，来柬埔寨组织抗法武装斗争，日内瓦会议后在马德望开理发店，我去《棉华日报》工作，就是他送我去金边的；还一个叫蔡哲德，是我在马德望国光中学的同事，他们都在五十年代回国，都被安排在华侨饭店工作，蔡抗生还是一个什么科长。大家见面一惊，见到我这个寒冬季节的不速之客，他们立刻会意了，没有寒暄，就让我进了房间。
晚上，中联部的蔡处长来电话，简短地问候了几句温饱，就作第二天的安排，他要我吃完早饭后，出华侨饭店前门左转，不远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路边，上车即可。在北京的这两天，就是这位蔡姓处长和一位小郭同志和我谈话和布置工作的。而直到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到北京，才了解这次“旅行”是“康老”（康生）亲自策划的。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按约上了汽车，蔡处长已经在车内等候，车开到一条胡同的深宅前停下。蔡处长好像叫蔡笑农，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吃饭时常常为我挟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周恩来的作风，中共的官员事事都是模仿周恩来的。有一次他与我坐车经过中南海和北海间的那座桥，他对我说：“老周啊，你很幸福，你已经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他朝窗外指着说：“毛主席就住在这里。”我一股暖流冲上了心口，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那时我才不到四十岁，为革命赴汤蹈火的意志，却已不可动摇。
蔡处长谈话非常简明扼要，看来是一个有长期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要我详细报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听完我的报告后，他又问我，有没有出现危急情况的思想准备，有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决心。坦白说，三十多年以前的我，认识很粗浅。只凭一股热爱祖国的心，忠于革命的意志，极少考虑到个人安危，生死已经置之度外。我光明磊落的性格，毫无犹疑的回答，都使得他非常满意。
蔡处长这才明确地告诉我：“美国很快就会指使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的政权。我们要你来就是要你准备应变。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我们相信你有独立应付事变和努力开展工作的能力……”他还特别强调，我不应参加武装斗争，我的任务是要尽量想法留在敌占区，开展秘密活动，如果形势危急，应该先逃到泰国，等局势缓和了，再返回柬埔寨继续工作。
蔡处长交给我一个澳门的人名和地址，以及一迭密写的复印纸，要我用密写书信与这个人直接联系。他还给了我一个“许忠民”的代号和口令，将来如果有人来找“许忠民”，那就是自己的人。他还说只要我能够留下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组织都会想办法和我联系的，至于具体的工作，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会给我落实。
【中共指挥我插手金边政局】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我就从北京赶回柬埔寨，大使馆要我尽快找到柬共在金边的地下组织，并建立一条直线联络管道。按照指示，我很快找到柬共地下党的人，并将中共的意图告诉他们。柬共地下党负责人问我，两党早已有直接联系管道，为何还要另设一条线？我告诉他情况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希望我能和你们直接联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对方正式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并指定了一个与我联络的专人，这人就是陈绿野（柬名“索山”）。绿野撤入根据地后，接替他的是张允龙，允龙在《棉华日报》当过翻译。
中国大使馆还要我设法将美国策划政变的情报知会西哈努克，希望他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不要离开柬埔寨出国访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以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当面说，何必要用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传递这样的大情报？事实上，当时柬共武装斗争已初见成效，而西哈努克又在与美国媚来媚去，中共不愿在西哈努克和美国之间扮演争风吃醋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考虑，如果西哈努克被右翼分子推翻，柬共的武装革命就可以全面开展，而西哈努克还可能成为柬共的盟友。
我采取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朝夕陪伴西哈努克的周成，当时我并不了解他也是柬共的成员，只知道他的思想左倾，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法国就参加了法共。周成皮肤很白，个子矮小，精明强干而极善辞令。他于一九六○年回国后，就被西哈努克任命为教育部长。我作为一个华文大报记者，曾经为华侨学校问题多次采访他，但谈不上有交情。周成出版一份法文《现实报》，由他的好友卜·勒哥玛（后任民柬副外长）担任编辑，我和卜·勒哥玛交情很好，我通过他将预谋政变的消息告诉周成，再请周成禀报西哈努克。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金边市市长狄潘，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市长是王室的代表，金边市的事务一般不通过内务部，而直接请示王室；而且狄潘还是西哈努克的儿女亲家。我曾经对他的市政改革计划和美化市容的措施，作了大量报导，所以他对我很有好感。有一次，狄潘应邀参观华侨社团篮球赛和观赏文艺演出，还被邀请发表讲话。在场的使馆人员需要翻译，狄潘见我也在场，便招手要我为他即席翻译。还有一次，我向枪管局申请购买一支汽枪，金边警察局对我进行调查，批文说“此人有政治背景，不能持有武器。”枪管局内的一个朋友要我去找狄潘，他大笔一挥“批准”，还盖上印章。有一次我猎到十二只野鸽子，都送给了他。
两条管道都把情报传给西哈努克了，可惜西哈努克不纳，据说他听了这个报告，反而轻描淡写地说：“轻舟过水无痕，捕鱼后水不浑。”好似有万全之策，其实他是轻信朗诺不会背叛他的。一月七日，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带着一大群随员，去了法国。这是我个人努力的失败；而对西哈努克，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败着。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危亡之刻还眷恋着巴黎香榭丽大道上的法国大餐；而老谋深算的中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政变或许能使柬共更快地取得政权。
情况愈来愈紧迫，有关系的侨领都得到使馆的通知，撤往安全的地方。大使馆一等秘书黄书达通知我到潮州籍侨领杨杰先生那里去领取二十万元柬币的活动经费，这笔钱由国内方面在香港还给杨杰。黄书达也是潮州人，在大使馆的任期很长，这可能与金边潮州帮的势力很大有关。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周，勇敢地独立作战吧！”我很激动而坚决地回答“是！”
顺便要说一下，杨杰先生于二○○六年九月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一九七八年，我被中调部打发到香港。有一天我从深圳方面回香港，在罗湖车站站台上，见到“战友”黄书达从香港方面过来，我非常激动，可是他只微微一笑，回避了我伸出的热情的手，匆匆地离去了。最初我很纳闷，但后来也就渐渐地明白了，我只是一个爱国的性情中人而已，在这些老练的情报人员面前，许多举止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我在《棉华日报》当经理时，月薪是一千八百元柬币，二十万元就相当于十年的收入，应该说不是一笔小钱。顺便提一下这笔钱的去踪，后来我留了三万元给我的母亲，两万元给原《棉华日报》同事杨景新，其余十五万由我妻子带进“解放区”交了公。
原《棉华日报》社长李林，是一个来自越南的华侨干部，也是我的领导，但他对我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完全不知情，他曾经来通知我，要我准备撤退；柬共金边地下站站长苏灼也来关心我，问我的打算。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只能支支吾吾，不能告诉他们说我有任务在身。
我们一家四口又赶到泰方边境城市“亚兰”小镇去活动，想通过过去在马德望的泰国侨生给我们弄一套泰国的居留证。尽管，他们都真诚地愿意帮忙，但困难不小。我们回到金边，情况更紧急了，我按中国大使馆的指示，准备结束我所经营的“四海事务所”的工作，做留下来的潜伏准备。不久柬埔寨的右派政变就发生了。
【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
中国大使馆在几天前就通知我，说很快就会出事了。三月十八日的早晨，金边很平静，我骑着摩托车朝国会大厦驶去，只见三辆坦克停在国会外面，还有几百个市民聚集在空地上，扩音器传来国会议员的发言，政变已经完成了。我回到自己经营的“四海事务所”，收音机正在广播国会的讨论实况，后来就宣布了废黜西哈努克的决定，金边没有发生混乱。几天后，各地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没有人提打倒军人政府，口号只是“让王子爸爸回来”，但遭到镇压。
柬埔寨军队起了关键的作用，它的成员中有不少反对王权的激进分子。政变后，反对西哈努克的“自由高棉”部队，也来到金边集结，成为对抗柬共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七○年七月政变当局对西哈努克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死刑；十月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柬埔寨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山玉成也回到金边，还一度担任金边政府总理，一九七二年十月因意见不和出走南越，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在那里。
中国没有马上宣布断绝与朗诺政权的外交关系，但西哈努克在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途中，获悉中国全力支持他的态度；中国政府依旧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节来欢迎他。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周恩来已经等候在舷梯旁，他还邀请了几乎所有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前来迎接，据说到场的有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
欢迎仪式后，周恩来陪西哈努克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也就一手把西哈努克扶到反美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了。
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赶到北京和西哈努克会面。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两日，在广州的一家酒店举行了亦称“三国四方会议”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但对外宣布是“在印支某地举行的”。四方代表是，西哈努克、范文同、苏发努冯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会上成立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民族统一阵线。
一个月以后，在北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元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担任政府首相，乔森潘出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胡荣、符宁出任部长。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二十多个国家立即予以承认；但苏联和法国却再也没有没有参与，它们看好金边的政变当局，这也造成西哈努克终生对此耿耿于怀。
自从一月份到达，波尔布特一直留在北京，秀木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中国方面与他们密切接触，但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文件上，波尔布特把身在丛林的乔森潘、胡荣、符宁推到幕前，西哈努克对此完全信以为真，他当然记得这三位能干的前议员和部长，但绝不可能知道一个“没有法兰西深度”留法学生，在北京操作他的命运。
四月初，在返归丛林的衣锦路上，波尔布特带了乔奔娜丽经过河内。时隔五个月，黎笋、范文同、武元甲不得不刮目看他了。六、七月间，他们才回到腊塔拉基里基地，那时越南军队已经占领了半个多的柬埔寨，还不时把炮火引到了金边城外。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央将基地搬到磅通省的一个叫“当答”的地方。
我第一次见农谢，不是在当答，而是在它南面六十公里，磅占西面三十公里的“波礼初”地方，那是越南军队在密林中的一个基地，越南的中央联络部也设在那里，显然也是柬共另一个中央基地。那时磅占市还在朗诺军的手中，白天公路上还有去金边的班车通行，但一到天黑，就是柬共畅通无阻的天下，我们的交通联络员都是在夜间进到磅占城，白天搭车去金边执行任务的。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美国停止轰炸，柬共的许多机关搬进桔井城，我就是在桔井见到乔森潘的。
【朗诺、施里玛达其人】
朗诺，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波萝勉省的农家，他身材非常高大，长着一张圆脸，态度总是十分和蔼，他有一个姨太太是广东海南人。朗诺年轻时在西贡受过法国人的文职训练，一九四六年时就出任省长，后来却成为西哈努克手下军警大吏，历任警察司令，军队总司令，国防部长，还两度出任总理。其实，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军事训练，柬埔寨的军队松松懈懈，吓唬吓唬老百姓还可以，打仗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和他有过接触。有一次，我在公众场合替他照了一张相，他走过来对我说：“弟弟，要给我一张哟。”后来我把照片送到总参谋部去，他在办公室接待过我，聊了一番话。朗诺很迷信，据说在西哈努克授军权给他的时候，王宫内曾经请“巴古”（巫师）作法，他在巴古用镇宫宝剑搅动的水盆前发誓，要永远忠于西哈努克，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有人说，朗诺起先拒绝在废黜西哈努克的文件上签字，是在施里玛达的威逼下，才就范的。
柬埔寨老国王是“西索瓦?莫尼旺”，是“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外祖父，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驾崩时，法国人不同意西哈努克的舅舅“西索瓦?莫尼勒”继承王位，而把十九岁的西哈努克推上了宝座。施里玛达亲王是“西索瓦”家族的成员，一般都说他是西哈努克的表哥，但他管莫尼勒叫“哲他”（“哥哥”），因此也可能是西哈努克的舅舅辈。但是，柬埔寨王族的性事很复杂，如西哈努克就与他母亲的异母妹妹相爱，还生育了几个儿女，他们的辈分也就很难清算了。
施里玛达，生于一九一四年，是王族中很有能力和威望的人物，他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驻中国大使和副首相等要职，我所见到的施里玛达是身高而瘦削，面色暗黑，很少笑容，给人一种心事重重的感觉，他是政变的主谋，他主张杀掉西哈努克，以免后患。有人说，他也倾心美貌的莫尼克，但被西哈努克夺了爱。
施里玛达也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一九七五年大局已定，柬共即将进城，四月一日朗诺辞职去了美国，四月十二日，美国驻金边大使邀请施里玛达和其它高级官员去美国避难，但施里玛达、隆波烈、朗农等人拒绝了他的好意，施里玛达还当面指责美国没有信义，他们一起留在金边，四月二十一日统统被柬共处决。
【中国和越南对柬共的支持】
美国支持的这场政变非但未能遏制越共，反而让名为越共实为北越正规军，打着西哈努克的旗帜，迅速抢占了柬埔寨东北五省，为柬共建立了一片“解放区”。而从一开始，这场政变就受到人民的反对，当西哈努克从北京发出反对政变集团的号召后，形势又进一步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柬埔寨人民本来是要选择纨绔的君王西哈努克，得益的却是与西哈努克临时结盟的红色高棉。
据说，范文同曾经向莫尼克说，越南军队有能力在二十四小时内，帮助西哈努克重新夺回政权。我想，以越南的军力，在十天内占领金边，是完全可能的。而周恩来在“印支三国民族统一阵线”的成立大会上放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我以为也不是空话。且不谈是非，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和越南都把策划的事情进行到底了，只是美国半途而废。五年后，美国全面放弃印度支那，朗诺出走，施里玛达留在金边，他指责美国“没有信用”，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时，中国才宣布断绝与朗诺政府的外交关系。中国大使馆通知柬埔寨的华侨干部，要他们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获得这个指示后，侨干及男女青年一千余人很快就撤入“解放区”，开展支持柬人民的抗战活动。而朗诺、施里玛达的新政府还以为中国会继续维持和他们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苏交恶已久，中共的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恶劣影响，使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地位。印度支那三党中，越共持亲苏的立场，寮共亲越，因此中共竭尽全力争取柬共，而华侨又是中共手中的棋子，它企图以华侨干部群众参加柬共的工作，来壮大柬共的声势，最终也能达到控制柬共的目的。
然而，这是一个如意算盘，柬共追随中共的极左路线，却对中共有所戒备，特别是英萨利长驻北京，在他控制西哈努克的同时，也深知中共对柬共的控制欲。因此，进入“解放区”的华侨干部和群众，实际上被柬共长期冷落。很早就被隔离于柬共政治之外，这或许是因祸得福，我们在柬共的残酷内斗中牺牲较少，而那些加入柬共的同志，就牺牲惨重了。
【进入根据地】
政变以后我就回到马德望市，在那里我有许多老关系。一天傍晚，群星体育会会长林成保来告诉我说，马德望宪兵司令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司令刚才告诉他，有一个马德望华人在金边当记者，是一个中国间谍，当晚要全城戒严搜捕此人。这时天色已晚，我插翅难飞了。夜间搜查果然开始，但持枪闯进门来的民团的队长，竟是我在咖啡馆当“小企枱”时的伙伴，他见到我就吆喝他的手下人说：“自己人，自己人，走，走，走！”我拣了一条命。
于是，我就让妻子留在城里做点小事，自己就躲到乡间堂弟家的铁皮堆房的阁楼上，按中共给我潜伏指示，静观事态的发展。我叔叔一家都住在屋杜村，那里到我家思维即村，只有十几公里的路。叔叔白手起家，境况很好，拥有好几台拖拉机，几个堂弟也都有自己的事业。叔叔多次劝我去做生意，但我醉心革命，把他的话当做了耳边风。柬共进城以后，两个堂弟都被柬共发动农民处决了。
话说，一九六三年成功破获台湾特工谋杀刘少奇案，是洪德（化名杨子江）、翁春和我三人在大使馆一秘毛欣禹领导下操办的，那时有一个约定，如果发生意外，由我出面承担责任，撇开与大使馆的关系，而洪德和翁春两人与安宁部和参谋部打交道，后来事态发展得很顺利，因此洪德与参谋部的关系很好，而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当时，柬埔寨政府对越共的防范远远超过中共，参谋部曾经发给洪德一张证件，说“持证人有权出入敌占区”，政变后洪德隐瞒了他与中国大使馆的关系，以“东方体育会总干事”的身份伪装同情政变，参谋部对他信任如故。后来，他也进入唝吥省根据地，担任“华运”西南区的领导，但又凭借那张特别通行证经常出入金边和各“解放区”。
他在参谋部得知，安宁部正在各地缉捕我，但在西南区的“华运”人员名册上又没有我，觉得很诧异。于是他就赶到东北区的中心桔井找到李林，发现也没有我，李林非常着急地对他说：“老杨，是我老婆通知他撤出金边的，他一定是回马德望老家去了，你赶快想办法救他出来，千万不能让敌人抓到他。”
六月的一天，洪德派陈锡南、陈创坤两人驱车到马德望找到我的妻子，把洪德的亲笔字条交给她，上面写着“母亲要你马上回家”，并约定五天后来接人。那时我非常死心眼，见到字条后竟完全不相信，认为“母亲”应该是中共；但中调部给我的联络暗号是“许忠民”，不是什么“母亲”。中共要我潜伏，我就要象黄继光一样坚守阵地，完成任务。
五天后，洪德亲自驾德国名牌车来接我，我坚决拒绝。乃至好言相劝无效，他只能骗我说，待我们回金边后用秘密电台发报请示中央有关方面，这时我竟产生了自己是在《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情节中的壮烈幻觉，于是我才上了他的车……。就在我们走了半小时后，马德望的警特就来围捕，但是扑了一个空。
我们通过了许多次的检查，但“特别通行证”都一一化险为夷，在金边歇了一夜，次日又转去唝吥，我扮车夫开车，洪德太太浓妆打扮成一个有钱人家的妇人，总算一路有惊无险，顺利进入唝吥市郊外的联络站，接我们的是邵觉民和林翠华。第二日，他们雇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装了许多礼品，让几位太太陪我同坐一车，来到“甘再”小镇上，军警见我们是象探亲走人户的样子，就也不盘查。黄昏时分，我们上了一条小船，渡过一条河，便到了“解放区”。
洪德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一直留在金边活动，直到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城，才全家被逐出金边。到了农村后，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我听说他与柬共地方政权相处得很不好，于是建议他逃到越南去，但又迟迟不见他行动。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到北京后，多次要求中调部将洪德接回中国，中调部的官员也知道他为中共做过许多事情，但却以“维护中柬两党友谊”的借口，拒绝了我的建议，还有一个处长训斥我“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后来，洪德一家七口果然被杀害了。
【柬越两共的矛盾的爆发】
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恩怨可以扯得更远，前有难解的“下柬埔寨”领土归属，后有越共对柬共长期的指手画脚，因此柬共党内，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反越情绪。中国装备的柬共军队迅速发展，而越军又一下子替他们占领了五个省份。形势变好了，猜忌却反而公开了，这两家共产主义信徒之间的仇恨内斗，远远超越了他们意识形态的一致。
直到最近，老迈的乔森潘和农谢还在强调，早在三十年代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之初，越南共产党人就想把柬埔寨和老挝共产党控制在自己手中，农谢还回忆越南人如何向他拍桌子，强迫他在不平等的条约文件上签字。这些都表明反越情绪并非来自波尔布特个人，波尔布特是利用这些情绪，把柬共凝聚到一条自取灭亡的狂热道路上去了。
越南军队一下子占了这么大的地方，一切地方上的工作都要跟上去，但柬共又没有足够数量的干部，于是越方只好找当地有名望的人士出来理事，但这又触犯了柬共的心病，他们认为越南人是在扶植亲越势力，是要把持柬埔寨的命运，顺境中矛盾又起了头。过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柬共对越共的这些猜忌，实在没有太多道理。一九七四年越南和美国签订巴黎协议以后，越南军队就开始朝越柬边境集结，它并没有对柬埔寨实行长期占领的企图。
当时，越南方面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遇的时机，应该用越南部队迅速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而阻止美国继续插手柬埔寨事务，最终也有利于在南方战场打败美国。但从中国赶回来的波尔布特下令停止进攻，他认为红色高棉的干部队伍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迅速取得胜利后，政权可能会再次落入西哈努克手中，而柬共可能又要再逃入深山老林中去。波尔布特还认定这是越南的阴谋，柬共要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越南可以急，柬共不能急。
之于柬共来说，中共、越共的格局要大些；但柬共对中共、越共都是有认识的。它站在中共这一边，不仅仅是毛泽东路线的吸引力，而是越南离柬埔寨太近了，对于没有安全感的柬共领袖来说，越南的威胁太大了。而越南控制印度支那的企图，也一直没有放松，西哈努克在台上，它不许柬共搞武装斗争；西哈努克下台，它又要柬共加速斗争进程。当与美国谈判快要成功时，它又要柬共与金边方面谈判，格局小的柬共就因此认为越南朝三暮四。
然而，柬共对中共也并不是百依百顺的，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柬共非常不满，内部传达了“中国变成修正主义”的说法。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其时英萨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告诉他这个消息，他的脸色都变白了，他告诉这位南斯拉夫高官说：“他们（指‘四人帮’）都是很好的人。”因此邓小平上台对柬共来说，简直是恶讯，但邓小平后来对他们还是仁至义尽。
柬共的反越立场，有历史的公怨，也有波尔布特的私愤，还有中共火上浇油。越南战争初期，中国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国；战争的扩大了，苏联也开始插手渔利。一九六四年东京湾事件后，战争进一步扩大，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访问河内，表示愿意每年支持越方十亿美元，但条件是越南必须拒绝苏联的援助，这个要求被越方拒绝，中越关系从此蒙上了阴影。而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自乱阵脚，越南就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屠杀“越头柬身”人】
波尔布特对越南的报复，是在留越归国的柬埔寨抗法人员身上开始动手的。一九五四年撤往越南的共约二千人，他们在越南住了十六年，大部分人在河内的越柬友谊学校接受过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九六八年越南人曾建议将这批人送回柬埔寨的游击区，由柬共给予任用，但柬共未予同意。一九七○年政变以后，他们每一百人组成一个支队，沿胡志明小道跋涉三个多月，回到柬埔寨，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飞机轰炸或疾病。
一九七一年七月，柬共召开了一次有六十多名代表出席中央会议，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派英萨利前往北京监护西哈努克外（后来西哈努克和英萨利相处得很不愉快），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处理从河内归来的干部的问题，据说波尔布特在会上说：“国外回来的同志，不负有领导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国内从事革命那么多年，他们应该接受我们的领导”。
柬共还规定，这些留越归国的军政干部必须声明脱离越共和忠于柬共，才能得以任用。经过短期甄别和整训后，他们被分派到各战区。一九七一年九月开始，朗诺集团先后两次发动围剿柬共占领区的“真蜡行动”，归国人员参加指挥，立下了战功。顺便要提到，朗诺军的情报首长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线人，因此行动尚未起步，柬共就已经掌握了动向，两次行动均被击溃。从此金边军队一蹶不振，而柬共迅速扩大。到一九七一年底，约百分之八十的地区已被柬共占领。
顺带说一下，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线人，我早就知道蛛丝马迹，他是金边潮州帮侨领杨杰的好朋友，杨杰又是一个非常亲共的人物，当初中国大使馆通过我们破获台湾特工张达昌爆炸案，关于柬埔寨军队情报部门的动作，都是通过杨杰和金仁·古如德这一条线了解的。
归国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出现过一些分歧，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波尔布特却别有用心地将这些分歧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上，他不仅把从越南回来的干部，甚至把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也说成是“亲越派”。接着，他又提出一个极其阴险的“越头柬身人”的说法，把这近两千名在越南受过训练的干部升级为“越南附庸”，从一九七一年底起，他们开始被清洗。一九七二年，已经清除完毕，大部被杀了，只有少数出逃越南。而当时越南战争正在惨烈地进行着，越南当局根本无暇干预。
一九七二年，我们在桔井省川龙县农村种地，认识了山玉明的女儿“甘再”（她出生在唝吥省的“甘再”地方），她和她的丈夫“密桂”从小在中国长大和受训，密桂学习公安，回到柬埔寨后，负责桔井省的公安工作，他们两人时常看我们的《前锋报》，经常称赞我们的报纸办得好。记得就是那年，山玉明在中国病故的消息传来，而波尔布特屠杀“越头柬身人”的运动也正是高潮。柬共组织要密桂杀掉妻子，来证明他对柬共的忠诚，而这个公安干部在杀掉爱妻后，自己也被柬共处决了。
逃亡越南的干部中以宾索万最为著名，他于一九三五年出生在茶胶省，十三岁就参加抗法斗争，十六岁就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曾经担任塔莫的警卫员，一九五四年他随山玉明去河内受训，一九七○年返回柬埔寨，担任柬共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一九七四年他的哥哥被柬共活埋，他去了越南，后来与韩桑林，洪森等在柬越边界组织“民族救国阵线”，一九七九年初回到金边，曾经担任“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还当过总理，但于一九八二年又被清洗，在河内囚禁了十年。
【“华运”和它的领导成员】
柬共在一夜间有了五个省的地盘，因此极度缺乏干部。在中国大使馆的指示下，华侨干部带领了一千多“有觉悟”的群众进入“解放区”，队伍比当时的柬共可能还要大。最初大家的情绪很高，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我们这么多人，集中在西南区和东北区，需要有一个领导集体，因此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解放区”的中心城市桔井，成立了一个“柬埔寨华侨革命运动委员会”，或简称“华运”的组织，并选出九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特委”）。
说来“侨党”和“华运”这些名字由来远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中共党员逃到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中共的支部，并发展党员，这就是“侨党”，后来经过中共的认可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同意，“侨党”接受中共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双重领导，但大都是听命中共。而“华运”就是“侨党”的外包装，在柬埔寨“华运”就是中国大使馆指挥的“国中之国”，柬共对之排挤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华运的九个“特委委员”是：
李林，真名潘丙，海南人，越南华侨，印支党员，曾参加柬埔寨的抗法斗争，后任《棉华日报》的负责人，一九七五年，西贡解放前夕，离开柬埔寨去越南，不久中越失和，被捕入狱十一年，后移居西德，仍健在；
王海，广东人，柬埔寨华侨教育界的领导人，现在广州；
林三，潮州人，唝吥省华侨，在越南读书时参加革命，一九七九年越南军入柬，他出逃至泰国，后以难民身份来到西方国家，今仍健在；
陈声，潮州人，越南华侨，五十年代末来柬埔寨教书，是中共与柬共的联系人，与农谢直接联系，在“解放区”期间，负责东部大区的华运工作，后来回越南，也被囚禁十一年，其弟化名“张弓”是北京中央侨办的处级干部；
杨子江，真名洪德，唝吥省华侨，金边东方体育会的总干事，后全家被柬共杀害；
林青，海南人，越南华侨，五十年代末来柬埔寨，先任《棉华日报》总编辑，后去桔井任中山中学校委主任，在越南坐牢十一年，仍健在；
李寒，真名林光，海南人，抗法时参加革命，曾经在棉华日报工作，仍健在；
李菁，真名林明雄，海南人，裁缝出身，工作能力较差；
林木，即本人周德高，负责与柬共联系，兼管财务。
侨干的真正负责人是伍星（化名“刘江”）。老伍一九二八年生于海南，一九三九年就去了越南，一九四五年在越南参加“八月革命”，与后来越南劳动党的两任总书记黎笋、阮文灵都有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一九五○年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派遣，到柬埔寨组织领导抗法运动，与柬共的早期领袖山玉明、杜沙穆也都相知。
老伍曾经告诉我，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黎笋留在南方指挥地下工作，一九五七年越南劳动党中央召他回河内，老伍接应他从西贡先潜来金边，又安排他海路偷渡香港，才由中共接应去了广州。老伍思想沉着冷静，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是一个知人善任、又很有能力的领导同志，我们都叫他“老大”。他不懂柬语，所以经常要我替他做翻译。
他的妻子回国汇报柬埔寨情况，是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听取的。一九七五年金边和西贡“解放”前，许多越南华侨出身的柬埔寨侨干，不堪柬共的排挤，转去越南，后来中越交恶，他们又被越方囚入监狱。老伍已回中国，在桂林“中国旅行社”负责信件收发工作。他曾经多次给黎笋、阮文灵写信，营救这些同志。
在华运组织的鼓动下，“解放区”各地成立华联会，号召侨胞支持柬埔寨革命，出钱出力支持前线。华运组织还在东北区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前锋报》，在西南区办了一份《华联报》，都很受侨胞的欢迎。我们还在各地办学校，办医疗站，组织青年男女当“赤脚医生”，到农村去服务民众。
但是，我们很快就开始察觉，依顺中共的柬共，对我们华运人员却很有防范，处处予以排斥；中共将我们置于“解放区”，企图通过我们来插手柬共的工作，完全是一厢情愿。当然，柬共也没有加害我们而来得罪中共的必要，而是闲置我们，让我们在偏僻农村自生自灭。于是，一九七二年“华运”组织就自行解散，我们就去开荒种地了。
【拜会苏品】
一九七一年初，我和“华运”负责人之一的李林，到靠近越南边界的棉末附近的密林中去拜会柬共中央第二书记苏品。他是抗法时期的老战士，自一九六○年起担任柬共中央候补常委，一九六三年起又与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是柬共四人常委会的成员。一九七○年以后，英萨利在中国，苏品是仅次于波尔布特和农谢的“第二副总书记”，他长期负责管辖湄公河以东的东部大区工作，进城后担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的第一副主席。
在“解放区”内，苏品和胡荣都有亲民的美誉。一九七五年胡荣反对取消城市的主张，一九七八年苏品不满波尔布特，相继被波尔布特杀害，柬共党内的优秀人物凋零，剩下的多是乔森潘那样的的机会主义者，柬共也就不堪一击了。而苏品的被杀，直接导致了部下韩桑林等人的起事，这又是柬共灭亡的直接原因，波尔布特集团对苏品因此怀恨至极。
现在对于苏品事迹的不仅记载甚少了，相反萧特的《波尔布特》一书中，充斥了对苏品的不实之词，说他是一个粗暴、武断、酗酒、玩弄女性的人，还说苏品反对“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些诬陷之词大部出自恶人英萨利之口。而我所见到的苏品与这些说法完全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温和和体恤下级的领导人。
我们是去向柬共方面报告“解放区”华侨工作的进展。当我见到苏品时，一下就愣住了，政变前我与他在苏灼家一同进过餐，同席还有张东海，席间主人没有作介绍，所以我与苏品只是谋面而已；苏品见我楞住了，他也会意地笑了。现在想来，那席晚餐是一个故意的安排，因为我提供的情报，使乔森潘、胡荣及时逃脱，因此苏品很想见我一面。
当时柬共主持金边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是后来民柬的副总理温威，温威是苏品的下属，苏灼和张东海又是温威的助手；一九七八年五月苏品被杀后，十一月间民柬要人温威、苏灼和张东海也被牵连，统统被杀。于是在座同酌的这几个活人，都成了阴域的冤鬼。
李林报告苏品说，我们是根据大使馆的指示进入“解放区”，来接受柬共的领导，参加柬埔寨革命的，但组织关系要由两党协商解决。苏品点头说：“我们已经得到中央的通知，知道有一批华侨同志进解放区来工作。”李林又向苏品介绍了华运在“解放区”内展开工作的情况，苏品听时不断地点头予以肯定，有时还插话“你们做得很好”。
李林谈到没有柬共组织的介绍，“华运”展开工作很不方便，我们甚至连一张通行证也没有。听后，苏品马上从架上取出公文包，将一本东部大区干部通行证取出来交给我，说：“同志，你填吧，需要多少，就填多少。”我就一口气填写了六张，苏品在每一张通行证上签了名。当时所谓的柬共“解放区”，实际就是越军占领区，我们进入“解放区”将近一年，全靠越方的通行证件活动，而柬共中央对我们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却是装聋作哑不施援手，这次得到了苏品的帮助，令我激动不已。
在我们谈话时，有两个柬共干部在外边等着要向苏品汇报工作，苏品招手他们进来，并当着我们的面说：“有什么事就讲吧，我们都是自己人。”我听到“自己人”这样亲密的话，心想：“有这样的一位领导人来指挥，谁不会为革命去冲锋，去捐躯呢？”
苏品介绍了形势，请我们努力先把工作做好，有些事要等以后解决。我们见向他报告工作的人进进出出，于是欠身告辞。苏品站起来握住李林的手，说：“请回去努力的工作，本应送你们每人一把‘鸡腿’（手枪），但现在鸡腿很缺，只能以后再补发给你们了。”摩托车出了密林，我心情好极了，觉得阳光普照，晴空万里。
【会见农谢】
一九七一年初见到苏品以后，大概是在三、四月间，柬共负责华侨事务的第一副总书记农谢，要会见我方总负责人老伍，我陪同老伍前去。会见地点是在磅占省波礼初附近的越军基地，越共中央联络部驻柬办事处也设在附近，所以我认为那是柬共中央的另一个办公地。
那是高树入云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美军不可能对它实施空袭。下午我们先到越南联络部小歇，老伍与越南同志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叫“伍东”，我们的老伍向他介绍我叫 “Lammu”，听上去就像是广东话的“林木”。
那时，北越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他们也执行中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首长很多会讲中国话，看来都在中国学习过。越南部队身着绿军装，都集结在森林深处，很少外出。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基地，一切整齐有致，生火做饭的炊烟，用烟道送至远处，出口处有树叶覆盖，使之缓慢发散。那时的卫星侦察系统，可能还不能发现森林深处的活动。
这些越南同志有的是来自北方，有些是来自南方。伍东是长期埋伏在金边，经营一家裁缝店的南方人，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了。几十年后，老伍告诉我，这些越南同志后来在越南都很失意，大部分人很早就退休了。还告诉我，在越南人民大批逃亡，投奔怒海的时候，他曾经见到伍东一面，伍东指着一根电灯杆说：“如果它有腿，它也会逃走的。”可见连这样忠实的革命同志，后来也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
傍晚农谢派警卫来接我们，老伍知道农谢很忙，所以非常简单扼要地说：“是中国共产党要我们来参加柬埔寨革命，接受柬埔寨共产领导的，组织关系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农谢点头说：“我们党也接到同样的知会；但同志们要知道，我们党千头万绪，你们的问题还排不上议程，然而这并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和生活，请先努力工作，等我们党研究出结果后，再通知你们。”
老伍的化名是“刘江”，抗法时期老伍是印度支那共产党派驻柬埔寨的重要人物，日内瓦会议后农谢在金边就认识他，而且还教过他柬语，老伍也记得农谢在泰国读过大学。他们两人互相问候，农谢对老伍说：“你过去好像不是用这个化名的。”纯粹是官样的客套话，没有表现出亲切的感情。我想，这次见面很冷淡的一个原因是，老伍没有用“伟大的”“光荣的”这样的语言，去颂扬这个草创的柬埔寨共产党，而农谢却是等着来听这些肉麻话的。
老伍曾经向我们分析过形势，他是用中国国内盛行的“三支两军”的口号，来比喻柬埔寨的状况，那就是：“中国的支持，越南的支持，西哈努克的支持；越南的军队，柬埔寨的军队。”他的意思是没有中国、越南和西哈努克的支持，没有越南军队的撑腰，柬共和它的军队是微不足道的。他已经把柬共的实力看得很明白，同时他也不负有吹捧柬共的责任，而那时柬共的脑子已经开始发烧了。
我与农谢是第一次见面，他不断上下打量我。老伍向农谢建议说，“林木同志是负责敌我两区的联络工作的，有时我不在，是否可以让林同志向您请示汇报？”农谢接受了。交谈只进行了二十五分钟，农谢说：“你们可能还没有吃饭，我去通知他们送饭来，你们慢慢吃，我就失陪了。”我们吃了一顿有冬菰、鲍鱼的几味名菜的美餐，第二天一早，又是咖啡、牛奶和油条，不知这是对“国际友人”特殊招待，还是柬共领袖的日常享受。
我们离去时，农谢前来送行。老伍和农谢互致保重。尽管这次官式见面没有深入的内容，但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满以为有了苏品和农谢的许诺，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其实，柬共是在和我们打太极拳，磨时间。在他们的眼里，侨干满脑子“伟大的祖国”，而一些从越南来的同志还有亲越思想；只有象张东海那样的土生华人，才会对柬埔寨革命忠心耿耿。如果不是碍于中共的面子，柬共可能早已将我们的肉体消灭了。
事实上，除了得到苏品发给的六张通行证外，我们全靠越南朋友的帮助；柬共地方干部不但对我们不友善，甚至以“反动分子”、“国民党特务”、“刘少奇分子”的罪名，迫害我们的同志。蓬坡的黄林明，棉末的张汝梅，近知茗的李冠群，城东的彭一心全家，都被柬共地方政权关押、迫害，乃致毒打至死。我们向柬共中央求救，得到的回答却是“由地方处理”，于是我们成了任柬共宰割的绵羊。
【凶恶的农谢】
我三次会见农谢，每次谈话都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之间，印象是严肃的官气有余，和苏品的坦诚亲切有鲜明的反差。他对我们华侨同志的态度尚犹如此；对待来自农村的柬埔寨战士就更可想而知了。记得第二次召见我们时，他站在总部的茅屋门口，警卫员将摩托车停在他的身前，让我们下车；农谢竟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死鬼，停到前面去！”于是我们只得重新上车，其实那也不过是多了几步路而已，这么大的首长，又何必用这样难听的话来辱骂一个农村的小战士呢？
柬共早期领袖之一萧兴，是农谢的姨父，也是农谢参加柬共的领路人。五十年代后期萧兴变节，但并没有严重的叛卖行为，一九六七年三络乡事件发生，农谢还曾经动员他出山领导斗争。一九七○年政变以后，萧兴加入朗诺的军队，领上校军衔，驻柬泰边境诗梳风地方。马德望省省长薛森益将军贪污腐败，萧兴还当面指责他：“你们这样下去，一定要败在共产党手里！”
薛森益怀恨在心，派人击其头部，将他残害成植物人，因此长期卧床家中。
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进城，农谢先派人杀了自己的妹婿金山上校。同年六月，西北大区书记莫森巴请示农谢如何处置萧兴，农谢下令格杀无赦。莫森巴杀了萧兴后，割下萧兴的头，送到金边让农谢验证。农谢的母亲杜彬知道妹夫萧兴和女婿金山相继被杀，都是这个儿子的罪恶，为此曾经祈求佛祖，让这个儿子不得好死。
在柬共内部的整肃运动中，流传着农谢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这也是柬共滥杀无辜的一个原因，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的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的。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还在泰柬边境的拜林，据说最近也在写回忆录，对中共则是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记者说，柬共为什么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柬共的干部】
我出生在柬埔寨，为中共工作，也与柬共领袖人物有过接触，甚至还救过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头面人物，但我没有参加过柬共的组织活动。柬共的领袖给我最好印象的是苏品，他亲切、和蔼、豪爽、真挚，不把我们当作外人；而同样出自柬共本土派的中央副书记农谢，就予人非常恶劣的印象。柬共的最高层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其基层的“翁卡”干部，不少是地痞流氓，他们趁革命的到来，也沉渣泛起了。
柬共的高层干部，文化程度非常高，高过了中共、越共。这些留法学生中以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三人在柬共真正有地位，乔森潘、胡荣、符宁、周成等人虽然在柬埔寨政坛中名气很大，在“解放区”名望野很高，但在柬共内部却不能进入核心圈子，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会议也不得参加。
而秀木、秀臣、秀春、秀蒲拉西兄弟都是忠于柬共的正人君子，要让他们去做小人的事情，他们又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没有见过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波尔布特能够在这群留法学生中出人头地，必有其原因，据说他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不仅意志坚定，而且富有魅力，耿万萨看不起他，我以为是没有道理的。宋成可能是柬共中最能干的人，他既是柬共军队的创建人，也是肃反的实际主持人，他的妻子云娅还是柬共情报首脑，。英萨利是一个不善与人相处，遇事机会主义，喜欢推卸责任的小人，他后来首先叛变，也并不偶然。乔森潘则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曾经救过他，但我在“解放区”见到他，他却唯恐让人看见他与中国人有关系，连过来与我握手的胆量也没有。然而，这些留法学生的共同特征，就是思想极为左倾。
抗法时期就参与斗争的柬共领袖，以农谢、苏品、高明、塔莫、莫森巴、温威等人的地位较高，这些人中，除农谢、塔莫，其余四人后来都被杀害。我与高明最熟悉，自一九六五年陪同波尔布特去越南访问，高明就一直担任柬共驻河内的代表，渐渐脱离了核心圈子。我与塔莫也有交往，他看上去也并非是一个凶恶的人，以他予我的稳重慎言的感觉，我万万不会料到他后来行事的毒辣。我想，柬共聚集在波尔布特的错误路线下，与绝大部分本土派领袖的左倾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不能因为后来他们大部被杀，就认为他们代表了正确的路线，据我所知只有苏品和胡荣是思想比较右倾的人。
柬共的中级干部，大都初出茅庐。湄公河以西的磅占、磅通、桔井三省连地属于“北部大区”，柬共在那里设立一个“三○四分区”，当答、波礼初也在它的辖境中。该区的书记叫“蜜洪”，是个嘴上没毛的小知识分子，但目中无人。他听到我是华侨干部，马上讥笑说：“革命干部只能从实践中提拔上来的，你们是装在箱子里运进来的。”可想这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们批售的套话，柬共的党风就是出言不逊。
一九七二年，获知美国和西贡政权军队要进攻柬埔寨境内的越南部队，而我们所在的桔井省属川龙县的甜马区，有越军重兵驻扎，很可能是攻击的目标。那里在湄公河的东岸，属于柬共东部大区（亦称二○三分区）管辖。我们“华运”组织和《前锋报》落户在川龙县的一批干部，就从东岸转移到西岸的一个万喜村住下来。几户华侨看到我们如见亲人，村干部对我们也还不错；越南方面也在那里设有交通联络站，越共中央联络部曾指示下属，一旦中国干部有什么需要，要尽力给予协助。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越南交联站的保卫队不是战斗单位，武器弹药都很有限，而我带队的这二十多人中，还有华运的总负责人，越南同志很难照顾我们大家。那位站长略想一下，就马上交给我两支AK47冲锋枪和一支美制卡宾枪。他说，“我最多只能这样做了，你不要小看这些武器，有时也是很管用的”。这事虽小，但凝结着生死与共的感情。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柬共森波县县委书记“密箭”率领了荷枪实弹的队伍，将我们住的屋子团团包围。箭书记上得楼来，面露不善地对我说：“把你的证件给我看。”我的证件是苏品发的，他看完证件之后，杀气减了几分。坐下又问：“你们有武器吗？”我指了指那三支枪。箭就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枪就是政权的含义吗？”还说：“柬埔寨只有一个政权，那就是‘翁卡’，不能再有第二个‘翁卡’，因此我要缴你们的枪。”
当时，我非常气愤这无耻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歪理，我严正地回答他说，我知道只有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但我不同意三支枪就是一个政权，我们是真心实意来参加“翁卡”领导下的革命的。他说，你们参加革命可以，但枪他必须带走。
我拒绝他的要求，坚持要留下这些武器自卫，并希望与柬共的地方领导见面，申诉我们的理由。但箭执意要我们先缴枪，然后才带我去见他的上级。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先缴枪，才能见他的上级；但这三支枪可以等敌情缓解后送给他们。有了这个台阶，箭书记才收兵。东岸形势平静一点后，我向越方交联站站长作了解释，然后就把三支枪交给了箭。我们和《前锋报》人员赶快离开了这个无事生非的地方，我则回到东岸的川龙县新社村去了。经过这件事情，我对柬共和越共的基层干部也有了切实的比较。
没多久，我们所在的新社乡政权召开地方华侨会议，也通知我和一批同志去参加。新任的乡书记“密伦”主持会议，他也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他先说了一盘“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道理，然后话锋一转，宣布不欢迎我们“华运”人员，要我们搬离新社。
我当即起立发言：“我们是中国驻柬大使馆通知到解放区来参加革命的，柬埔寨革命组织也天天呼吁朗诺集团统治下的人民，应该与朗诺集团划清界线，到解放区来；但是你们却要将我们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这时负责公安的“密顺”才改了口，说乡政权觉得你们和本地华侨不一样，很难领导。我说我们是作出种种牺牲，才来到“解放区”的，农谢、苏品都知道我们这批人，而且我们也愿意接受地方组织的领导，也很欢迎乡政权能够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密顺”说，既然你不接受乡政权的这个决定，那我们再向上级请示。我知道县委书记“密春”也住在这个村子，他们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没几天，密顺又来到我住的茅屋，嘻皮笑脸地说，“林同志（我化名林木），你有一部收录两用的收音机，‘翁卡’想要‘沙呢’（柬共根据地习惯语，是向你讨东西的客气话），开会时可以把群众发言录下来。”他这样向我开口，还说是为公事，我明知这是勒索，也只能割爱了。几天后，密伦又来我家，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林同志，我知道你是很有办法，乡里民兵的衣服很破烂，你能不能找到一些黑布，给他们添一些衣服？”我知道这又是勒索，于是一脸苦笑请他自己设法。
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柬埔寨农村流氓，当地有一个绰号叫“抓蛇王”的农民，伦把抓蛇王的女儿搞得怀了孕，怕事情败露，便命令几个民兵，将抓蛇王父女骗上一条小船，说要送姑娘到对岸去打胎，船划到湄公河中，民兵就用木棍将他们父女打死，两尸三命丢进湄公河去了。从金边被驱逐到农村来的许多“新人民”中，不下三十余名姑娘、少妇、寡妇被他奸污，后来，他被人用锄头敲破了脑袋。
【西南事件和张东海的恶劣行径】
一九七一年，柬共根据地还在草创时期，反越斗争就已经开始了。十二月十二日，西南区（含唝吥、茶胶、戈公、实居、磅清扬五省）的同志也出事了。柬共西南区负责领导华侨事务的张东海，授意柬共地方政权派武装人员，包围了西南区华运组织驻地，以“亲越派”的罪名扣押了几位领导人和机关人员，还把他们捆绑起来，其中有林三和陈声同志。林三是张东海抗法时期的战友；陈声是来自越南的华侨干部，政变前是在金边与农谢联系的中共代表。
张东海是一个土生华人，个子高瘦，过去是马德望地方的中共侨党领导人，我曾经是他的部下，组织分家后，他参加柬方工作，他给我的感觉是生活作风非常节俭。所有被扣留的人都与张东海认识，他操办的这件事，令我们大家莫名其妙，觉得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张东海不过是执行指令，向我们这些中国干部发出“不欢迎”的信号。至于，柬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以陈声与农谢的相知，柬共根本不应该将这些同志视为“亲越派”。
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大多目光短浅，心地狭窄，对干部人事，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了就杀。张东海转入柬共以后，也不惜以打击华侨干部，来抬高自己，柬共占领金边以后，他就出任“民柬”政府的财政贸易部副部长。但波尔布特清洗苏品后，他的上司温威受株连，他也一起被杀。他在坏的制度下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结果也被他人不择手段地谋杀了。
在西南区有一个叫吴植俊的华侨青年，他的柬文和中文都很好，一九七二年“华运”结束工作，他去参加了柬方的工作，不但表现非常积极，而且与我们的界限划得很清，因此张东海将他推荐给波尔布特当贴身翻译，一九七九年柬共撤出金边时，波尔布特把全部通晓机密的翻译杀死灭口，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〇年十月我和林青、红卫等十二个同志，奉命从西南区转移到东部大区，途经柬共西南区委员会所在的巫赖山基地时，张东海从山上下来看我们，他要我留下来，在他的身边工作，我告诉他组织给我的任务不是武装斗争，谢绝了他的邀请。我知道张东海非常器重我和吴植俊，要是那次我踏进了柬共的队伍，很可能就会成了波尔布特身边的人，也就没有今天这条命了。
西南事件后不久，东部大区哥士玛县政权，把华运干部黄林明同志抓起来。黄林明对革命忠心耿耿，受到柬华群众的爱戴。但是他的威望太高，引起柬共土干的妒忌，柬共加给他的罪名是“刘少奇派”；林彪事件发生后，黄林明又有了“林彪派”的新帽子。每换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柬共都要对他施加毒刑，甚至用铁钳拔掉他的指甲，我们要求柬共中央干预，但柬共中央以相信地方组织为借口，置之不理。最后他被发送到重疟疾区，死在那里。
关于西南区事件和黄林明事件，我都曾经向农谢报告，但都如石沉大海。几个月后，还是华运组织的负责人老伍出面，和柬共西南区党委交涉，碍于与中共的关系，柬共同意西南区的侨干撤到东北来。在撤往东北区的路上，一位同志触雷牺牲。陈声同志来到桔井后，与我同在一个小组中。
【王海和林三回国汇报】
柬共党虽小，心却很大，他们要创造比毛泽东更大的奇迹，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而狂妄者如英萨利等，可能从来就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不仅北越、北韩非常不满，连仰承中共鼻息的柬共，也非常不满，“解放区”各地柬共组织都开会传达“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对我们也就更不友善了。
紧接着，柬共东部大区又通过川龙县政权出面，要收回苏品早先发给我们的通行证。东部大区属下的第二十二分区公安首长冯光华，原来是金边东方体育会干事，与洪德和我都是熟人，他后来告诉我，苏品只是奉命行事而已，苏品曾叮嘱办理这件事情的人员少加评论，千万不要伤害中国同志的感情，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缘故。
顺便说一下，冯光华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柬共干部，后来因男女关系被柬共枪毙了。柬共的高干、中干、低干、土干，乃至基本民众，因性事而被处死的无计其数，贵吞的妻子妒告他与人有染，身为北部大区书记即被处死。后来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实行婚姻配给，自然要杜绝男女私情，英萨利与乔蒂丽当年在巴黎行“婚前性生活”，说来也是应该枪毙的。而萧特也人云亦云，说苏品乱搞女人，而以苏品所处的的地位和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话说回来，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柬共要就我们从他们身边赶走。因此，一九七二年“华运”组织就决定自行解散。我们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但都拿起锄头去解决生存问题。王海和林三同志，代表大家到北京去请示中共中央的安排。
那时，我们的代表在B-52型轰炸机密集轰炸的胡志明小道上，跋涉了近一年，终于又回到了柬埔寨，带来的却是一个冷酷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这对我们来说无异晴天霹雳。林三同志后来告诉我，他曾经向中共领导说，柬共是绝对不会接收我们这批人的，要求中共把全部华运成员接回中国去，但中共中央置若罔闻。
北京领导世界革命的官僚们，根本不体谅我们的疾苦。据说，北京有一位姓田的领导，训斥我们的代表：“马列理论水平太低，不懂事物发展的规律。”还说：“事物是发展的，不是静止的，如果柬共一时不答应接收你们，你们就要耐心等待。他们今天不接收，明天就会接收的。革命的大门永远是大开的。不要把人家看得太僵死。”我们的代表不服，这位姓田的干部就绷起脸孔说：“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只能接受，不能违反。回去如实向柬共中央汇报，不能一哄而散。否则将会受到纪律处置。”
我将上述的情况向农谢作了报告。不久，农谢派人到川龙来接我和陈声，又派人到湄公河西岸去把李林接来开会。李林向农谢汇报了中共的决定，农谢听完点点头，他说柬共也得到中共方面的照会。农谢又问：“你们同志中暴露了身份的多不多？”意思是能够参加柬共秘密工作的人多不多，李林说没有公开身份的也不少。农谢听后表示，要我们等待他们研究的结果，说来这已经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事情了。
中共要强加于人，将我们塞给柬共，我以为是不合情理的。而那时柬共很自负，可能还将我们视为“中共修正主义集团”的奸细；要是农谢当初不是心比天高，早知道柬共被赶出金边的下场，没有中共接济就活不下去的窘境，就绝对不会这样刻薄待人了。现在看来，柬共不接收我们，乃至金边“解放”以后，还把我们闲置于绞肉机外，真是让我们因祸得福了。一九七三年华运剩下约七百八十人中，到一九七九年柬共彻底失败时，只牺牲了约一百余人。
【美国的炸弹】
一九七二年，柬共对我们实行排挤打击，我们这近千人的华运人员结集在桔井地区，必须去种地谋生。某日，越南方面的“老伍”通知我，要我到柴桢省紧靠越南边界的“巴域”地方去接一笔越南交通员转送过来的款项，那是一个四方枕头大小的绿色军用布袋，装的全是五百元柬币现钞，是给我们购置农具的钱。
巴域在“鹦鹉嘴”的尖端附近，是一号公路旁的一个小集市，从川龙到巴域，要经过磅占、波罗勉两省，抄农田和森林小路，也有一百几十公里的路程，在足社附近还要走一段七号公路，经过一快七、八百米宽的开阔地，它的两侧都是橡胶园，美军“猪猡”侦察机（Rockwell OV-10D Bronco）整天在那一带执勤，如果发现情况，轰炸机一喊就到。
我们四人分乘两辆摩托车，马增光和郭勇走前头，吴天生和我走后头，去时很顺利，回来却差点送了命。回到达开阔地边缘，我们熄了火，仔细听了好一阵，以为没有飞机声音，于是就飞快地冲上公路，想尽快地通过，谁知道我们冲到半路，猪猡机就从右侧飞来，小马和老郭的车倒下，他们就逃向路边的几间木屋，小吴声音发抖地问我：“林叔，怎么办？”我说：“小吴，冲！”
飞机来得很快，但是一株大树挡住了它的视线，而角度一偏就无法实施攻击，我只听见它在我们后面急转弯的尖叫声；当我们冲到树林边上时，它又回到我们的背后朝我们扫射，只见树枝树叶劈劈啪啪地落下来。我顾不得这些，就使着毕生最大的力气，把摩托车推进几百米以外的密林深处。我知道美机决不会罢休，下面就是一轮大轰炸。
可是，这时小吴却找不见了，原来他钻进公路下面的水泥泄水洞去了，那里躲得过猪猡机的扫射，却躲不过轰炸机的炸弹，我连拖带拉地把他拉出来，他已经吓得没有人智了……这时轰炸机的声音传来，我们赶紧钻进森林，后面就是炸弹的猛烈爆炸声音，紧跟着子母弹连续爆炸，树林边的几间木屋全部起火……轰炸机走了，猪猡机还在盘旋，但危险已经过去。我和小吴重新回到原地，看到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他藏身的那个地方。
【柬共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柬共将我们置于人民公社之外。我们一组华运同志十二人，被安排在川龙县新社村，柬共的乡书记最初想把我们赶走，但后来又不得不分些地给我们。那是一片低洼的原始森林，地方上的农民都担心我们会饿死。然而，我们以无比的求生毅力，一共砍掉了两千多株大树，还将所有的树根挖掉，总算将它平整成耕地，竟而在一片饥谨的柬埔寨，建起了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我与青年同志们同甘共苦的生活，至今令人难忘。那时，柬共统治下的农村缺吃少穿，而我们靠双手和最简陋的工具，创造了奇迹般的丰收。我们住在芒果树下的茅草屋中，人民公社的食堂就在茅屋子对面六、七十米远的地方。他们一日三餐清汤寡水；而我们的谷仓里有吃不完的粮食，每天三顿白米饭，还养了一群帮忙吃饭的鸽子。
我们还是捕鱼的能手。柬埔寨老百姓靠竹编的鱼笼抓鱼，把鱼笼沉入湄公河，等鱼儿来自投罗网。可是，误入了鱼笼的鱼儿拼命地冲撞，头破血流也不肯止息，惊得周围的鱼儿不再游来。我们的人就跳下水去，将笼中的鱼儿打死，收入箩筐中，再将笼子挪到新的地方。这是非常辛苦的劳动，十月到一月间的北风天，虽非冰天雪地，清早下水也是沁心刺骨，移动鱼笼更是非常吃力。但是我们天天如此操作，每天都能捕获几十公斤的肥鱼。
我们只有两个鱼笼，公社有十二个；可是他们捕获的数量，还不及我们的一半。那时，柬埔寨也吃大锅饭，干不干一个样，同吃一锅汤，何必多受一层苦。他们有时也捕到几条大鱼，但都被头头献给乡里和县里的书记，剩下些鱼子鱼孙自己受用。因此，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没有人肯下水苦干，捕获量不及我们的一半，也就不奇怪了。
柬埔寨的蔬菜名字，大多是潮州人的叫法，因为种菜技术是中国人带去的，供给城市的菜农都是华人。我们也继承了先辈挖井浇灌的传统，种出了蒜头、洋葱、生姜、甜薯、油菜、芥兰、包心菜，既可自用，又可换物。我们还养了两头肥猪，几十只鸡鸭，屋前屋后种了三十多棵木瓜，藤上挂满了冬瓜、苦瓜，连公社的制糖组要吃菜，也得拿糖来与我们换，因此我们应有尽有，不时还有甜品享用。
那时，柬共取消货币，一切以物换物，而且只能偷偷地交换。如果有人偷藏了一些针、线、伤风感冒药物之类的东西，可比黄金还要值钱。我们用鱼来换盐，用盐来腌鱼，我们的咸鱼片装了四大酒酲，足足够吃三年。柬共进金边后，中国外经贸部长李强访问柬埔寨时，东部大区派了两名战士驾驶摩托车来到我家要菜。他们割去两大麻包蔬菜，说过后会给我们送食盐来，我慷慨地说“就不必了”。
【柬埔寨农村的痛苦生活】
柬埔寨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到处都是鱼米之乡。我们居住的湄公河岸边，雨季的洪水给农田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除了稻米，还盛产大豆、绿豆、玉米、烟叶。过去，柬埔寨农民过着闲散而知足的生活，除了春耕和秋收，平时就靠天吃饭。农家平时一日两顿，男人到河边抓一两条鱼，女人在屋前屋后摘一些瓜茄，便是一餐。可是一等到推行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柬埔寨顿时变成了饥谨的世界。
柬共进城前，“解放区”的物质匮乏问题，还可以通过与“敌占区”的交换来解决。柬共进城以后，天上一片赤红，人间一团漆黑，一切都失去了来源。我们所在的川龙县在湄公河的东岸，属于东部大区管辖，而大区的书记是苏品，他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它大区的领导人。苏品来自社会基层，思想实际，比较体恤人民的生活，不象那些留法学生好高骛远，梦想制造奇迹。尽管苏品也在的辖区实行人民公社，但较迟才推行吃大锅饭的制度。
一位“朗诺政权”的女教员，被安置在我家对面的高脚屋，有一天她到我家来，要用几件质地很好的内裤和乳罩换些吃的东西。
说来，一个城市小教员，也背上了“朗诺政权”的大名号，实在很可笑，也实在太可怜了，我非常同情她。我对她说：“东西你留着自己用，饭菜则可以吃个饱，但不能带回去，我们经常帮助妳是犯法的，‘翁卡’知道了，你我都会有麻烦。”这些城市知识分子，大都体力很差，又没有务农的经验，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回中国，听说也有“伪职员”之类的名号，才知道柬共中共的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人民在乡间种田，不仅养活了全国，每年还有四十万吨白米出口。而许多柬共领袖拥有西方的各类博士文凭，回到柬埔寨来教导革命，把这个富饶的国家弄得一贫如洗、民不聊生，有一首泄愤的民谣唱道：“从前种田靠上天和星星，天天吃香喷喷的白米饭，现在种田靠水库的水，顿顿喝稀汤汤的清水。”没多久，就不准再唱这支“反动民谣”了。
新社有一个很有见识的贫苦老农，我们叫他“塔宾”（柬语“宾老伯”），他与寺院的僧人相处得很好，与我们这些外来的中国人也相处得很好，他把湄公河边一块好田让给我们做秧田，还教我们了许多种田的技术。塔宾的一个儿子去参军，在苏品的部队当兵，他回家探亲时告诉我们，苏品发现革命成功了，人民的生活却更艰苦了，因此很失望。塔宾拿着一柄砍刀对我们说：“将来我就用它去杀他们（指柬共干部）。”
我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离开新社，奉召去北京报告柬埔寨的情况。一九七九年，我又从香港去泰国，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见到从新社逃出来的华运朋友。他们告诉我，一九七八年苏品死后，东部大区发生叛乱，塔莫率西南大区的柬共部队去镇压，不分青红皂白，将当地农村干部统统杀光，还把塔宾扔进我们过去挖的那口井，他就淹死在里面了。我听了之后浮想联翩，柬共农村干部固然劣迹重重，但还不至于全部该死；塔宾不过是个农夫而已，何至于也要陪死在其中？
【杀狗运动】
一九七二年到了农村，我开始养狗。那是一条饿得皮包骨的母狗，流串到我家的茅屋前，我们就收留了她，她长得并不讨人喜欢，因此就叫她“阿勃”，在柬语里的“土里土气”的意思。可是，阿勃很通人性，很快就博得了我们的喜爱。
每天早晨，我要走三、四里路去田里劳动，阿勃总是在前面领路，东闯闯，西嗅嗅，到了田头，她就沿着田畴去挖吃谷子的田鼠，每天她都会捉到几只，而且会把它们一只一只地衔到草棚前，来向我邀功，我开始打心底里爱她了。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天色昏暗，阿勃走到了一处草丛边，突然大声地吠叫起来，我赶上去看，竟是一条手腕那么粗的眼镜蛇，我就一棍打了下去……。阿勃还发现过穿山甲、果子狸，不仅灭了害，还让我们饱餐了野味。
湄公河边有许多山龟，洪水退去后，山龟就下蛋，又趁河泥未干，将自己沉入泥中，然后就等河泥渐渐干结成保护壳，只露出鼻尖呼吸，进入休眠状态，等待明年洪水再来。山龟的鼻子与泥土同色，肉眼很难辨认，但是阿勃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二十多公斤重的大山龟，于是“林同志的母狗本事大”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后来她一抱下了六只小崽，大家都抢着来领养，我留下了那只深褐色的尾崽，取名“阿卡拉红”（柬语“红色”的意思）。
一九七六年某日，公社的公安干部“卡宁”，来到我的茅屋，对我说：“林同志，‘甘地’你的狗。”
柬语“甘地”是“粉碎”“消灭”的意思。第二天一早，我去田里上工，塔宾提着砍刀走到我身旁，问我：“那帮死鬼有没有通知你杀狗？”我说：“有啊，难道‘翁卡’又要和狗作对了？”
塔宾说：“‘翁卡’怀疑老百姓背后讲坏话，派人偷听家家户户的谈话，他们近不了有狗的人家，于是就要把狗全部杀了。你们说话也该留心了。”
这时，阿勃还是和往常一样，摇乞着尾巴在前面领路，这竟然会是她的最后一天，她竟要为人间的政治而牺牲生命，我恨自己没有力量来保护她。我更没有勇气去杀她，于是我拿了一罐舍不得用的牙膏（“解放区”里的珍品）去献给“卡宁”，我对他说：“我向‘翁卡’请罪，我实在太软弱，没有革命的意志杀阿勃，请你们处理她罢……”
【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坚定立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代表基辛格和越南北方代表黎德寿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战争结束、恢复和平的协定》，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军完全从南越撤出，两人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就有步骤地向越南南方边界集结，准备接收西贡。当时，世界上出现了共产主义即将全面胜利的幻象，而面临美国的全面撤出，朗诺集团坐守待毙，金边落入柬共之手，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波尔布特也开始做占领大城市的准备。
很久以来，波尔布特集团就积心处虑有消灭城市和取消货币，来消灭“万恶的”城乡差别和“堕落的”商业行为，来实现“纯洁的”共产主义。桔井是柬共控制区最大的城市，政变后不到半月就落入越军手中，柬共刚从丛林里出来，越方就将它交给柬共管理。一九七四年柬共以为进城在即，因此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区”进行试验，桔井就成为试点。四月二十八日，柬共限令全市华人到农村种田，并将该地华运干部七十多人，被用军车强行押往重疟疾区振公村。这就是著名的“桔井事件”。
这事件的起因是，柬共桔井地方政府命令市民（绝大部分是华侨）下乡从事生产，禁止他们从事一切商业活动。而桔井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拥护革命”，他们也同意弃商务农，但要求让老弱病残留在城里。于是与柬共干部发生激烈争执，柬共动员无效，就下令限期搬迁，终于闹到华侨提出集体返回中国的要求。
柬共干部碰上了棘手问题，就怀疑有人挑拨，于是召集华侨开大会，并邀请住在桔井市的“华运”前负责人王海与会，想在会上“揪黑手”。但会议一开始就失控，过去侨胞一向逆来顺受，可是这次相反，他们认为自己为革命尽了力，可是连安身立命都被剥夺，他们不仅向柬共政权说“不”，而且都要求返回中国，柬共干部恐吓说“要回中国举起手来”，而全场都举起手来。华侨学校的杨壁陶老师站起来发言，她说“华侨要求回国是正当的权益，连国际法都有保障”，群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以至柬共干部无法下台。
那天，正巧有一对华侨青年男女在王海的住处办婚事，这个婚礼竟成了柬共干部的借口，他们一口咬定那是在开庆祝会，是在为抗拒下乡打气。于是在“煽动华侨对抗革命政权”的罪名下，抓走了王海在内的七十多名华运干部，群众也就不得不就范了。
那时，桔井省委负责华侨事务是“密娟”，她的真名叫黄清音，祖籍潮州，原来是金边中华医院的护士。柬共上山，苏灼动员她进山去做保健工作，后来在腊塔那基里的山上嫁了一个柬共高干，于是也就以为自己也成了高干。此人思想极端左倾教条，对华侨同志毫无同情之心，我和她过去的中华医院同事许智昭医生去哀求她，让我们去振公村探望同志，求了她几次她才勉强同意。
我们带了一些药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病魔还是夺走七、八位同志的生命。后来农谢接见我们时，对这些事轻描淡写地说：“过去你们对我们，或者我们对你们有什么误会，今后就不要再提了。”我想提一下的是，这位忠于波尔布特的“密娟”，进城后也被波尔布特清洗处决了。因为她是苏灼动员上山的，苏灼又是温威的人，“密娟”在这条“反革命”的在线，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胡荣被杀】
胡荣在留学法国期间获得经济博士，六十年代曾经两度当选国会议员，还当过西哈努克政府的经济部长。他任国会议员时以雄辩和直言无畏，而声名大噪，西哈努克本人对胡荣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红色高棉有许多了不得的人才，其中又以胡荣最优秀。现在想来，尽管西哈努克有许多错误，但他当政时的柬埔寨，实在是一个相当温和开放、人尽其才社会。
那时，安宁部长古伦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乔森潘在街头受辱事件发生后，胡荣在国会的讲坛上责问古伦说：“你是安宁部长，你为什么沉默？为什么不谴责制造事端的人？”古伦不得不上台答话，他说：“我以安宁部长的身分，谴责那些制造事端的人。”这番话通过直播传全国，我和我的朋友激动得跳起来，当然也替胡荣捏了把汗。
胡荣作风好，人缘好，朗诺政变以后，他被波尔布特推到台前，担任“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长，因此在根据地军民中威望极高。西南区的一次万人大会，因胡荣到会而群情激奋，会场自发挂起了“柬埔寨人民的好男儿胡荣万岁”的横幅。波尔布特急于要在“解放区”搞高级合作社，各地出现人民逃亡事件，胡荣就站出来反对，他认为革命才刚开始，搞得太快太左，会破坏统一阵线，会把人民吓跑了。
一九七四年，在庆祝柬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的会上，胡荣还曾经作过讲话，那是他最后一次露面。当时，波尔布特曾经大病一场，病好后，柬共开始讨论和制定进城后的大计方针，在波尔布特的主导下，形成了“八大政策”，那是：一、将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农村从事生产；二、实行配给，禁止一切商业行为；三、废除货币流通；四、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体还俗；五、坚决处决朗诺政权的人员；六、全国组建高级合作社；七、驱逐全部越南侨民；八、调整军力部署，准备开展对越斗争。
柬共中央对波尔布特的这个“八大政策”，据说只有胡荣一人发言反对。他说，没有做好妥善的准备，就将城市的人民赶到农村去，不是向人民负责，不是为人民谋福利，柬埔寨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信仰佛教的，强迫和尚还俗，可能会抵触民情，在生产物资还不充裕的情况下，提倡吃大锅饭，弄不好会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甚至还说，如果这样搞，要不了三年就垮台。波尔布特听后大光其火，认为胡荣一贯反党，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因此将胡荣杀了，有人说他的尸体被扔进了湄公河。
胡荣、乔森潘与波尔布特都是磅占西哈努克学校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在法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西哈努克时代还能够有所作为，而到了他以身相许的革命阵营中，却人头落地了。那时许多柬共成员支持胡荣的意见，但攻打金边在即，都只能先忙“大事”。胡荣的死，是柬共自取灭亡的里程碑，从此政策出自一人之口，众人感怒不敢言，谬令也就畅通无阻了。
【越南侨干的离走和牢狱之灾】
柬共的抗美斗争与反越斗争，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越南和美国的巴黎和谈达成协议后，柬共控制区的越南部队军队开始向边境集结。一九七三年底开始，洞里萨湖和湄公河两岸，以捕鱼为生的农村越侨，就被柬共政权勒令随越南部队返回越南，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驱散柬埔寨城市人民和全面驱赶越侨的序幕。
一九七四年春夏之交，我看见从暹粒省“只根”地方来的一群越南侨民，他们在烈日炎炎下扶老携幼吃力地跋涉。据说要走三百多公里，才能回到越南，还说有“好心肠”的柬共干部叫他们将生产工具留下来，“空着身子好走路”。那时，柬共“解放区”已经废除纸币，更没有代步工具，老人的双脚肿得像冬瓜，孕妇就在路边临盆。这些早走了一年的越侨，是以小不幸换来了大幸，他们都被安置在越共占领的西宁省和碌宁省之间的黑婆山山区。
当时由于柬共和越共有约定在先，农村越侨还能从容准备，“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在边境设立了回乡接待站，安顿了他们的生活。而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占领金边后，驱赶城市越侨的手段就大大不同了，大家毫无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就被赶上了路。但越侨毕竟是朝着祖国前进，还有求生的方向；华侨则如无娘的弃儿，漫无目的地向农村流去。当越侨向柬越边界涌去的时候，越南当局收留了不少参杂其中的华侨，让他们逃过了柬共的三年暴政。
一九七四年底，印支战争接近尾声。农谢来到桔井，他让“密娟”派快艇来接我和陈声，我们到桔井时，王海和李力已经先到了。第二天，农谢在桔井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农谢对我们说：“过去有什么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今天我很想知道的是，究竟有多少同志想回中国去，请你们把名单交上来，但回中国的途径，你们要自己想办法。”
见过农谢后，我马上将情况报告老伍，强调柬共向我们摊牌了，他们让我们回中国，但不负责护送，只是让我们去找越南方面帮助，走胡志明小道。可是问题还不在于越方是否愿意让我们借路，而是扯上与越南的关系，恐怕连性命都没有了。柬共毫不手软地斩杀从越南归来的干部；如果我们报名，等于自投罗网。
那时，老伍刚从北京汇报工作回来，路过河内时黎笋见了他四次，向他打听中共的态度。而他的老朋友阮文灵、陈文苏又是越党南方局总书记和常委，鉴于柬共与越共的关系越来越坏，阮文灵就让他留在西宁省社马地方的南方局基地。那是越柬边境上的一片很深的原始森林，离我们所在的新社地方只几十公里，摩托车车程约两小时。
老伍接到报告后，就让越南方面的联络员带来了密写的指示，还要我到社马去见他。他指示：一，情况紧急，北京有些松动的决定。因此凡是原来从越南去柬埔寨工作的同志，应迅速撤离柬埔寨，返回越南与家人团聚。二，原来在柬埔寨发展起来的同志，要继续耐心等待柬共接收。三，由林木（我的化名）负责安排撤离工作。四，由林木负责安置留下的同志，直到柬共接收为止。
我把这些“归国无门”的指示告诉大家，大家的心如雪上加霜。我们这些被中共使用了几十年的海外侨干，原来以为祖国是母亲，党是亲人，可是中共也不要我们，它把我们当做皮球一样，一些踢给越南，一些踢给柬共，而中共的走狗柬共又把我们踢出了界外，谁也不想去捡它了。
我是通过小马安排将干部撤往越南的工作，他是柬埔寨华侨，也是我在《棉华日报》时的同事，要小我十七、八岁，是一位非常忠诚勇敢的青年。那时，越南联络处曾经要求华运组织提供人员，帮助他们的财经部门，接运转入“解放区”的大宗金边政权的货币，供驻柬的越南部队机关使用，小马就去参与办理此事，他和几个帮手为越方做了不少工作，因此与越南方面的关系很好。
我们中间的越南侨干，都是在中越两党是“同志加兄弟”的假话糖水里泡大的，以为自己为越南革命做过贡献，在柬埔寨语言不通，没有前途，有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回越南的指示，个个急于要走，越南方面也予方便，途中又有其它华运同志加入，估计有一百人左右同行去了越南。小马也去了越南，很快西贡解放，他又进了西贡。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先行落入柬共之手；十四天后，越南北方军队进入西贡。而柬共夺取金边后，驱赶越南侨民的情况极端混乱，不少“华运”的青年同志在归国无门的绝境中，混入越侨回乡的行列逃生。只有那些死心塌地按照中共的命令，等待柬共收留的驯服同志，一直等到一九七九年柬共集团土崩瓦解，才逃出生天。
这些战友为中共、越共、柬共做了很多事情。但柬共认为他们亲越，越共认为他们是中共第五纵队，中共又把他们看做无组织无纪律的叛逆，面面都不是人。数年后，中越这双“同志加兄弟”，竟为柬共交恶翻脸，撤往越南的侨干头面人物李林、陈声、林青，乃至小马等统统无端受累，被越方逮捕，后囚禁加隔离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也确有在越共、柬共中安排“第五纵队”的企图，柬共对此有所防范，也不无道理。中共在西贡、堤岸等地，早有一班潜伏人马，负责人化名“林立”，地位低于老伍，他来过柬埔寨“解放区”，但我没有见到，只知道大家叫他“二哥”，他的这条线叫做“统线”，直接受中共的指挥。
在中、越翻脸打仗前，老伍和林立就先行奉调回国了，之后西贡发生过打着“反对征兵”的横幅和毛泽东的头象的游行示威，这个举动引起越南方面的注意，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统线”全部落网。两个月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我们这些同志也被逮捕。这些愚不可及的盲动，都是来自北京笨伯指示，它使我们无辜的同志蒙受十年牢狱之灾。桔井中山学校校长张德祥先生，长期追随中共，在狱中情绪失控，自杀身亡。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打进金边，推翻柬共；二月十七日中共假装“自卫反击”，派兵“惩罚越南”。两个共产主义“兄弟”睨墙打架，却不断绝关系，领导人“同志”不离口，下级人员却坐在越南的大牢里。直到一九八五年初，越南劳动党中央才下达指令，释放这些人员，转押西宁省黑婆山从事农业生产。一九八八年他们才获准去第三国。
我所见到中共和柬共，对同志毫无感情，只有利用，无不行“过河拆桥”的作风；越共还讲点面子，还不随便杀人。对于这些入狱的同志，中共并不出面做拯救工作，只有老伍一人以老战友的关系与黎笋和阮文灵写信，要求释放他们。后来，他们大都流落西方国家，实在也是与中共情绝，无所眷恋了。我从参加革命，就有坐牢断头的决心，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海外孤儿的命运，但较之那些被越共囚禁，被柬共杀害的同志，当孤儿也算是一种幸运。
老伍和林立回国后的待遇很不同，林立被留在北京的中央侨委当处长，老伍被支遣到广西桂林去当一个旅行社的副经理。一九七九年为了援救泰国难民营中的同志，我从香港去北京侨委要求帮助，那时林立已经是北京的官僚，我看着他们那副无关痛痒的表情，就很挖苦地说：“过去你们说阶级感情，现在就需要你们的阶级感情了。”林立听了很不舒服，但他也知道我已经退党，也奈何不得我了。
【劣质军事家】
柬共领导集团的这帮留法学生思想左倾，念念不忘“枪杆子里出政权”，打起仗来却没有一点本事。柬共军队是中共一手武装起来的，柬共的根据地却是越南部队占下来的。一有了根据地，波尔布特就下令喊“停”，就不再取进攻态势，因此占领的版图长期如旧。在这个暂停阶段，柬共就忙于“培养”和“清洗”干部。
七十年代，美军在越南战场的阵亡人数大幅上升，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因此，为求“光荣撤退”，美国与北越在巴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一九七二年武元甲指挥北越军队在南方发动攻势，美国则以空中优势实施狂轰滥炸，越南北方重要设施完全被摧毁，南方战事也牺牲惨重，越共政治局决定妥协，但美国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以为轰炸未能奏效，反而向北越作了许多让步。一九七三年初，美国与越南间的巴黎和谈成功。为此，波尔布特大骂越南是民族利己主义，是重施一九五五年日内瓦协议出卖柬埔寨的故技，还强调柬埔寨要独立自主、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
美越和谈成功后，越南驻柬部队开始有计划地朝柬越边境集中，准备最后夺取整个南方，美国也停止轰炸胡志明小道。西哈努克多次提出要到柬埔寨战区看看，美越和谈成功。在中越两国部队的严密的护卫下，他和莫尼克终于来到柬埔寨根据地。出面欢迎他的是乔森潘、胡荣、符宁、宋成、贵吞和乔奔娜丽等人，而波尔布特则总是站在远处不露锋芒。很久以后西哈努克还只以为乔森潘是柬共的领袖，不知波尔布特其人。
西哈努克的到访，大大地提高了柬共的国际影响力，但西哈努克自己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看到是经过多次排练的场面，而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中国派来的摄影队，拍摄了这些加工制造的场面。西哈努克回去后，柬共向全体党的党员解释，说党之所以对西哈努克表示热烈欢迎，是要让他站在革命一边，他跑到美国那边去，就会对柬共不利。
越军撤走，波尔布特以为是逞能的时候了，于是策划一场攻取金边的战役。可是，他没将美国的反应估计在内。在战斗白热化的关头，美国的B-52轰炸机在金边外围，投下了二十五万吨炸弹，这是三年多来在柬埔寨所投下的炸弹的总和，红色高棉军队损失自然惨重。美国的空中优势使到柬共军队再也不能靠近金边，也延长了朗诺政权两年的寿命。
波尔布特为了雪耻，又亲自指挥攻打磅占。他动用大量兵力，但只能前进两公里，就再也攻不进去了。最后，只能将城郊几千群众赶进“解放区”，也算是波尔布特的战利品了。
波尔布特亲自指挥的两次战事，都以失败告终。一九七四年夏，他再下令主持西南大区的塔莫攻打金边西北二十五公里处的高棉古都“乌东”。“自由高棉”守军斗志顽强，柬共部队久攻不下，最后是在中国顾问的指挥下方才得手。战事非常惨烈，战后塔莫部队以屠杀战俘和平民，此后世界舆论开始收集柬共杀害平民的证据，塔莫的“杀人王”之名，开始遐迩皆知。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五章 柬共的胜利和失败 【柬埔寨华侨的悲惨命运】 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海外华侨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即便了解也很肤浅，而且总是被“祖国强大了”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口号和假像所欺骗蒙蔽。我就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亢奋情绪下，而投身到中共的怀抱中去的。整个华侨社会又以中共支持柬共，采取了一种“凡是祖国支持的，我们就要拥护”的“爱国主义”的盲目态度。
然而，自从柬埔寨共产党成了中共的“友邦”，柬埔寨华侨就是没有价值的“家奴”了，依了“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封建传统，中共就把全部柬埔寨华侨，也包括我们这些几十年来效忠它的侨干，一并赠与柬共了。中共曾经正式通知我们“以后你们和中国没有关系了”。从此，我们就成为海外孤儿，任柬共刀俎宰割的鱼肉。
几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的世界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发财致富的口号响彻云霄，纽约某些“同乡会”中，有许多人在为中共大使馆、领事馆摇旗呐喊，他们觉得“祖国强大”了，“热泪盈眶”了，做中国人“有面子”了，要和“反动分子”和“敌对势力”勇敢斗争了，其实内中有许多人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我们当初却是一些为世界革命不惜抛头颅的胡涂虫。
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至于“团结华侨”的工作，也不过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而中共最重视的，还是与柬埔寨王家和政府的关系。到了柬共统治的时期，中共心目中只有“兄弟党”，牺牲心向祖国的侨民，他们就在所不惜了。
柬埔寨人民经历了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劫难，而当地华人又首当其冲。西哈努克时期，全柬华人共约七十万，柬共执政的三年又八个月，有人估计华人共死亡三分之一。回首往事，为造就“心向祖国”的局面，断送华侨社会安定的生活，我虽非首恶，但亦为犬马，每当念起这些，我就陷于极端痛苦的内疚中。
柬埔寨的华人大部经商，经济能力一般高于普通民众。然而，柬族民众虔信佛教，心地善良；华人社会也恪守儒家信条，柬华两族非但没有“阶级冲突”，反而是“水乳交融”。但是从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来看，华侨的都是“剥削者”，而柬共学习中共的阶级分析，宣传“华侨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资产阶级”，因此华侨面临着比柬族更为险恶的困境。
一九七七年六月，柬共宣称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且要各级组织注意“散布反对言论的人”和“懒惰的人”，说前一种人是反革命的后备军；后一种人是剥削分子的根苗。一九七八年，波尔布特变本加厉地开展“肃反”，殃及到商人、医生、教师，乃至残疾者；而华人中的商人、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受害尤深。许多柬共华裔党员、干部大批遇害，张东海、苏灼、吴植俊、密娟……无一不是冤魂。
因为柬共的排挤，我们没能回金边，柬共看中共的面子，对我们这些“华运”干部还算过得去。但华侨有时能碰上几个中国援柬专家，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要他们“顾全大局”、要“忍耐”；甚至还有援柬人员认为华侨是“剥削阶级”，当面训斥他们要好好接受柬共的管教，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还听说，有许多华侨冒死去金边，向中国大使馆哭诉求救，而大使馆给他们的答复都是：“要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遵守柬埔寨的法律。”难怪有人说：“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也就是过去“心向祖国”的柬埔寨华侨，为何如今对祖国一片冷漠，对中共心怀仇恨的原因了。
【柬共进城】 美国决定全面撤出印度支那，一九七五年开始，停止援助金边政权了。四月五日朗诺出走美国。四月十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降下美国旗。四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是柬埔寨新年，柬共没有进城，金边的市民照样过了一个传统的佛历新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解放”金边，身着黑衣的柬共部队（人称“乌衫兵”）进城，而朗诺军队早就溃不成军。
施里玛达是个有担当的人，美国大使邀请施里玛达和金边政府高级官员去美国避难，但施里玛达和总理隆波烈都拒绝了，他们都留在金边。朗诺的胞弟朗龙是与波尔布特感情很好的同学，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波尔布特进入丛林之前。他同麦士俊将军、僧王胡达方丈一起到新闻部的广播室，向全国人民广播，吁请人民保持冷静，说他和胡达方丈等，在新闻部等候和柬共领导人共商大事，可是四十八小时后他就被处决。四月二十一日施里玛达和隆波烈也被处决。
柬共入城不久，便向全国广播，说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将轰炸金边以及各大城市，请市民收拾一些细软和随身用品，暂时离开城市，数日之后就可以回来。一周后，两百万居民悉数撤尽，其中即有华人四十余万，金边遂成空城一座。
四月是酷热的月份，几百万市民拥塞在几条出城的公路上，根本就没有目的地，被逐出家园的金边市民带不了什么财物，只能带一些现钞。可是，柬共紧接着宣布废除货币流通，现钞顿时变成废纸。许多家庭已经断粮，老弱开始病倒路边，到处是被遗弃的尸体，和混乱、呼叫、嚎哭、哀鸣，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顿时间柬埔寨变成了人间炼狱。
疏散过程中，演出了无数惨剧，有的家庭等候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不愿离城的躲在房内，竟遭炸弹炮击；医生、护士为了抢救病人，延误了撤离时间，便死于枪下。百万市民匆忙出城，所备食品不多，许多人饿毙途中。妇女更经受不住行途折磨，老年妇人死亡比例尤大。到达偏僻乡村或荒芜密林后，又有许多人死于霍乱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占、唝吥、柴桢、菩萨、磅清扬、茶胶、磅通、磅逊等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山区迁移。各地柬共都规定了最后期限，不按时离城者，格杀勿论。而自一九七六年起，柬共又将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度迁移，其中以徙往马德望省的居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柬埔寨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极高。
波尔布特竟自我表彰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伟大创举”。数年之后，有记者访问塔莫，他解释驱赶城市人民一事说，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搞清敌我关系的具体情况，只好把城市人民统统撤离到农村，一举打乱敌人，来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这本是柬共蓄谋已久的“革命创举”，可是除了波尔布特和塔莫外，其它柬共领袖都肆口抵赖。那位身为柬共的第二号头目，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一再宣称柬共的事情都是“集体领导”；而身为“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的乔森潘，竟一概不认账，最近他还说他是在进金边的路上，见到跋涉的民众，才知道这回事的。
后来，柬共不仅实践中共实践过的“人民公社”，还实行中共没有实行过的“婚姻配给”，真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它又将高棉人民分为“老人民”和“新人民”两等，前者是原来的农民，后者是城市居民转化成的“准人民”，而一些柬共农村干部又对“新人民”施行了令人发指的奸淫掳掠，柬埔寨真的成了一个十足的地狱中的人间。而毛泽东曾经这样地夸奖波尔布特的恶行：“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
【全面整肃的启端】
待柬共进入金边，将城市居民驱往农村，赶尽全部越南侨民，杀绝朗诺政权人员，庙宇关门大吉，波尔布特的错误就统统浮上台面。于是，党内的反对意见抬头，波尔布特意识到他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便开始整肃内部，全面消灭异己了。然而，事端却是出自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柬共的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谈论党史的文章，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就成立的，波尔布特认为这是有意贬低他、抵毁他。原因是，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金边的那次代表大会上，他才成为党的中央成员，杜沙穆担任党的总书记，农谢和他两人是助理书记，一九六二年杜沙穆被害失踪，他才转正为总书记。以前的党的领导集团中没有他份。所以他就不承认一九六○年之前的柬共历史。
这个心胸狭隘的总书记认为，是有人利用党的成立的时间，来与他论资排辈；他可能盘点了党内的营垒，农谢是他的同伙，英萨利是他的姻亲，宋成是他的亲信，胡荣已经消灭，乔森潘是个机会主义者……；只有老抗法人员，才能与他较量。
于是他就称病离职，让农谢代理操办，农谢先把高明和东北大区书记倪沙良抓起来。高、倪两人莫名其妙，还以为是误会，高明写信给波尔布特，表白忠于党、忠于大哥，期望大哥明察。
高明在党内成名很早，学生时代就参加越盟的抗法斗争，一九五○年三月为建立柬共，在越柬边界港口城市南河仙举行预备会议，高明与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就都是与会者。一九六○年的党代会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一九六五年，他陪同沙络绍去越南访问，后来就一直留在河内担任柬共代表。
逮捕高明和倪沙良之后，波尔布特又向中央委员高莫尼和驻越南大使谢安下手，因为他们和高、倪两人的关系很好，他们后来一起被处决了。这批高干的被处决，对柬共党内的震动太大，同情他们的人很多，不满的情绪在酝酿。于是，波尔布特利用一间金边中学的校舍，组建了一个专职审讯的 S-21肃反监狱，任用他的一个磅通省的同乡，名叫“密杜”（真名江吉耀）的华裔干部主事。“密杜”心狠手毒，他指使杀害了约两万名柬共同志，那间校舍后来成了堪与奥斯威辛齐名的S-21监狱。
【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一九七七年四月，柬共川龙县委书记密春开了一辆摩托车来到我家，我们住得很近，也经常在路上相遇，但从来没有打过招呼。这次他登门是来通知我，要我带全家去北京，而且他还派了一艘可以坐一百多人的小客轮把我们一家人送到金边。到了金边我们先住在一间招待所，第二天转到原大臣甘德的别墅，那是柬共外交部管辖的屋舍。我在那里遇到吴植俊，他用柬语对我说：“外交部已经得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你马上去北京。”那时，他是民柬外交部的干部，也是波尔布特的贴身翻译。柬埔寨华人中，他可能是最得意的一位。
我在华运人员中资格并非最老，但却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的人。在我之前王海已经先行，他原本是国内的干部，后来到柬埔寨来参与工作，在华运主管侨校工作，他对柬埔寨的党情国情知之不多，甚至很少，到北京后自然言之无物。于是大使馆或中调部才决定将我召去。
第三天，大使馆傅学章开车来接我们，他于五十年代就到金边来学习柬语，一九六三年破获台湾特工时，我写的匿名信还是经过他修改的，因此互相熟悉，久别重逢，相见甚欢。他驱车绕金边一周，只见萧条肃杀、面目全非。到了大使馆，孙浩来迎，五十年代他就是大使馆的“一秘”，现在荣任大使，在饭席间他直率地对我说：“英萨利这个人很坏，很反华。”这可能与“四人帮”倒台后英萨利有很多反对议论有关。
自柬共进城，至中共召我去北京，足足隔了两年。此间，中国援柬专家有数万人，对柬埔寨的鼎沸民怨，柬共内部的人头落地，他们不可能没有与闻，但“四人帮”绝对信任柬共，根本没有倾听各种意见，了解实际情况的愿望。我去北京时，“四人帮”已经倒台，虽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中共反省错误路线的呼声已经高涨。
【外交部和中调部】
我们一家人是乘飞机直达北京的，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是中调部王涛处长，他先把我们安排在北京饭店，一个星期后才转到地安门中调部招待所。那是在一条胡同中的大院子，所长是一位“小刁同志”，他关照我们不要到外面去随便走动。
在北京饭店住的时候，王涛说外交部想听一下我的报告。那次我是在领事司做报告，有六个人来听，其中一位身材高高、皮肤白白、风度很好的女士，说是“亚洲司司长”，她说自己“姓龚”。可能是乔冠华夫人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因为龚澎在一九七○年就故世了。还有两位原来在驻金边大使馆工作过，我认识他们，但名字记不起来了。
听了我对柬共一路直言的批评，这位女司长倒还算很客气，她很含蓄地说：“你报告的情况，好像与伍某某同志说的有点不一样……”
伍某某就是“老伍”，他已经先来过了。当然，老伍是“老同志”，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有更多的了解，他的汇报难免不有所保留，而且他对柬埔寨社会的下情也未必了解很多。
我不知道孙浩大使是外交部系统的人，还是中调部系统的人。以孙浩对英萨利、宋成等极坏的看法，就是对波尔布特集团的否定。如果外交部不相信我的话，还情有可原；难道他们还不相信孙浩吗？但中共一贯是以“立场”看问题的，那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他们支持柬共的立场，却还在继续坚持中，我的话他们当然是听了不愉快的。
最后，我告诉这位女司长，柬共非常残暴，希望能将一些有危险的同志接回祖国来。她一脸无奈地说：“回来很难安排。”我说：“他们不会有好高骛远的想法，要他们到新疆去，他们就会到新疆去的。”她又说：“困难很多啊！”时到如今，我还认为华侨和侨干的大量牺牲，与中国外交部的漠不关心有直接关系，中国外交从来没有把保护侨民当作自己的使命。
而中调部人事全非，来与我谈话的人，竟连一九六九年底是谁接待我的，也不知道了；我告诉他们是一位叫蔡笑农的处长，王涛就诡谲地笑了，而且笑得很粗鲁，使我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那次蔡笑农是按“康老”的指示，安排我的潜伏任务的，康生死后已为党内所不齿，蔡笑农可能也失势了，但对于我这样根正苗红的海外干员，可能还不至于够上“康生分子”或“四人帮余孽”的资格。
接着，中调部的领导要我写一份关于柬埔寨的情况的详细报告。当时，我对柬共深恶痛绝，但对中共还有许多美好的想法，以为自己总算是回到了亲娘的怀抱，而对中、越两党的对立也完全没有了解，因此希望自己的报告能引起中共对柬共错误路线的注意，并尽快将处于困境和危险中的华运同志调回国内，避免无必要的牺牲。完成这份报告已经是六月初。
我的报告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一位“高局长”曾经对我说：“你提供的×百四十九条（记不清楚是几百了，只记得尾数是四十九）情报，虽然有些我们需要核实，但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关于你的职务级别，我们稍后再做决定。”他还说：“根据你的情况，还是到海外去工作的好，北京冬天很冷，你先到广州去等候，我们把事情安排好了，你就先去香港。”
我那一阵很风光，隔三叉五地就有科长、处长、局长、主任来问寒问暖，请客吃饭。但是王涛有一天突然对我说：“读了你的报告，愈读愈发现你是反对柬共的。”
中调部发现了我的情报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了我反对柬共的立场，领导上与我的关系就开始冷淡下来了。看来中调部、外交部都持支持柬共的立场，我也就开始有点灰心了。
后来，当我再三提出将统战人士林宏毅、杨碧陶，生病的洪觉民，以及很可能被柬共杀害的洪德一家撤回国内来时。王涛竟而拍桌子大骂：“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完了。为什么老提那些问题，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王涛，一个胖胖的北方人，官不大，官气却很大，而且毫无见识，他的举止谈吐，就更不适宜在中调部这样的部门工作。今天，如果他还健在，还有良心，还能读到这段关于他的文字的话，他应该感到非常羞愧，他实在是太对不起牺牲在柬埔寨的同志了。当时是夏天，我却有在冰天雪地的冷感。啊！原来这就是被我当做亲娘的祖国党，我们在柬埔寨出生入死地为它奋斗，无畏地面对内外的屠刀，然而它只把我们当作随时供牺牲的卒子。
我太太和我还是被送到延安和大寨去参观，在大寨接待我们的还是陈永贵的一个副手。“十一国庆”还上了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部里还有人关照我，观礼时如果有摄影机对准我，就应该回避，不要暴露了自己。对于一个海外工作人员的观点，他们也未必看得很重，他们希望今后还能利用我。然而，我提供他们这么多的情报，非但没能帮助他们，反而像是将他们推进泥坑去了。
【苏品被杀】
我的报告中有一则是苏品与越南方面有联系。苏品在抗法时期的战友“阿保”，一九五四年去了越南，政变后没有返回柬埔寨。阿保与越共中央关系密切，也是老伍的好朋友。前面说到，老伍去北京汇报工作回来后，被阮文灵留在越共南方局所在的社马基地，阿保也在那里。一九七四年底，我去社马见老伍，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苏品曾经两次派人来找阿保，要求越南方面干预柬共的胡作非为，而阿保也已经向越南中央通报，但均未被采纳。我向中共报告这个情况，当然是出自对苏品的同情。
高局长说我提供的情报，有的“需要核实”，可能就是这一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也就是我完成报告后的一个月，时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的苏品（主席乔森潘）和西南大区书记朱杰，就被邀请访问中国。当时苏品仍然主掌东部大区工作，而且是负责对抗越南的七号公路地区的军事总指挥。
尽管，我报告的是苏品在柬共进城前与越南的关系，但中共却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这些“亲越派”的态度。因为前一年前清洗高明、倪沙良、高莫尼、谢安等人的严重事态，而苏品和朱杰又对中越两党的矛盾没有深入了解，在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他们可能表达了对波尔布特集团某种程度的不满，于是也就印证了我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
紧接着，一九七七年九月底至十月初，波尔布特和温威等访问北京和平壤，当时掌权的华国锋对波尔布特大加赞扬，他说：“尊敬的波尔布特同志，您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请您继续走下去。”中共方面意识到，如果柬共内部的反对派与越南的合作，将打破它的战略安排，因此就向他们通报了这些动向。一九七七年“十一国庆”，我站在观礼台上，回头见到波尔布特和华国锋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为了不暴露中共的角色，苏品和朱杰回到柬埔寨后，波尔布特没有立刻对他们下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先抓了朱杰，五月份才开始对苏品下手。这件事与邓小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华国锋的安排，然而柬共为此加速败灭的后果，却要由邓小平来承担了。
同年四、五月间苏品在金边住院，他的军事副手盖宝在东部大区开始清洗，除了被就地处决的以外，还有四百余名涉嫌的柬共军人被押往金边S-21监狱。密杜曾经报告农谢说监狱人满为患，农谢则指示他不必再细问，统统杀了就算了。据盖宝说，波尔布特和农谢曾经亲自召见他，向他出示朱杰的与苏品密谋叛乱的供词。盖宝进而传唤苏品，苏品派人与盖宝沟通，但去者皆无还。
盖宝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工农分子，少年时期就参加抗法斗争，经历与塔莫相似，因对波尔布特惟命是从，而与塔莫成为柬共两大军头，在柬共内部有恃无恐，还担任柬共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等职务，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后，他才下山向洪森政府投诚。萧特对盖宝和密杜有详细的访谈，内容相当可靠。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苏品忍无可忍，要去金边弄清是非。他的部属，柬共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委韩桑林，说他曾经劝苏品不要自投罗网；但苏品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带了四名警卫（萧特说他还带了妻子）去了金边。苏品一行来到湄公河边的水净华渡口，他派一名警卫拿着他的亲笔字条去求见波尔布特，可是这名警卫一去不复返。没多时，金边开来两艘汽艇，汽艇泊岸后，二十几名武装人员登岸快步冲向吉普车，并开枪扫射。苏品腹部中弹，负伤逃至湄公河畔一间庙宇中，但失血过多，伤势严重。
金边方面派飞机散发传单，命令当地军民缉捕苏品归案。六月三日，他属下的一名团长拿着一张传单去见苏品。他自知来日无多，对下属说：“我不行了，往后的事情只能靠你们担当了。”说着拔出手枪向自己胸部开枪，再把枪口塞进口中再开一枪。苏品死后，他的妻子儿女及乡里七百余人被杀；他的儿女亲家，西北区书记莫森巴一家也被株连，全部被杀。
【揭竿而起】
整肃苏品是波尔布特与中共的合谋。苏品是柬共内部威望甚高的领导人，而且长期领导东部大区的军事政治，他的死使整个东部大区人心震撼，而紧跟而来的清洗，又把他的部属韩桑林等人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波尔布特调塔莫的西南区部队前去镇压，韩桑林兵败，率部退入越南境内。塔莫杀红了眼，数万人民群众也逃去了越南，他们后来在越南境内扯出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旗帜，训练出了自己的军队。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袖人物中，韩桑林原本是东部军区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谢辛是第四师的一名后勤干部，而最杰出的就是后来在金边长期执政，而又表现出卓越政治才干的洪森，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营团级指挥员。一九九三年，联合国主导的柬埔寨大选后，西哈努克重新担任国家元首，他首先授这三人以“五星上将”的殊荣，以表彰他们十五年前造反的功勋。
洪森的出走比韩桑林还要早一些。那是因为盖宝不断进行清洗，却又不断命令下属向越南发起进攻，作为一个中级指挥员，洪森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恐怖，于是逃到越南去了，他被越南方面囚禁了二十几天，才被释放。另一名“救国阵线”的组织者，就是宾索万，只是他过早地被越南清洗了，因此没有得到最后的荣耀。
韩桑林等起事后，柬越发生正面冲突，东部大区大批群众逃亡越南。波尔布特对此恨之入骨，他将柴桢省边境上的人民集中起来，又向中国订了几百吨绿色布料，这些布料在两周内分五批运到。柬共将它们裁缝成衣服和水布，柴祯省边境人民每人配给一套，再用卡车将这些穿绿色服装的人们运到金边，然后用火车转运到菩萨省。这几千名“绿色坏人”无处逃遁，就在菩萨省的土地上被消灭了。
救国阵线在愈来愈紧急的情况下，曾多次要求越南帮助他们推翻波尔布特，越南碍于中共可能的干预和美国一贯的敌视，投鼠忌器而犹豫不决。但训练了一支的越柬混合的特工部队，计划潜入金边，解救被软禁的西哈努克，由西哈努克来领导柬埔寨军民推翻波尔布特。然而，这个行动失败了，特工部队在突破金边外围防线时，被柬共军队发现，在激战中被消灭。
【邓小平教训波尔布特】
当时，中共对柬共的倒行逆施不能说没有了解，但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交接权力，内部的思想一片混乱。然而，帮助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集团整肃苏品，引发柬共内部叛乱，推动柬共政权加速崩溃，其后又让中共头痛了二十年。
一九七八年初，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出访柬埔寨，要求见西哈努克，但柬共只让她在西哈努克的寓所外绕了一圈，对这位政治老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但邓颖超和她的先夫周恩来都以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著称，她在离开金边前发表一次广播讲话，她说：“在高山上，有许多树，其中一株长得比别的树高而大，因此免不了要受到强烈的风所吹袭，但不管强风如何使劲地吹，这株大树依然傲立挺直不动，最后终于战胜了这个恶运。”尽管她的言辞美妙，但柬共的恶运却难逃了。
一九七八年夏天，东部大区军民叛乱后，越南也加紧了应对的步伐，九月间范文同出访新、马、泰诸国，争取同情和支持，但空手而归。接着他与黎笋赶到莫斯科，与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山雨欲来，柬共是热锅上的蚂蚁，七月份宋成访问北京，八月份农谢访问北京，九月份下旬波尔布特也赶来拜见邓小平，如日中天的邓小平接见了这些曾经好高骛远，如今却失魂落魄的高棉英雄。
当时柬共驻北京大使毕姜（现在金边）回忆了邓小平与波尔布特的谈话。邓小平开始先大骂越南忘恩负义，接着就教训波尔布特，说柬共的困难是自己过左的路线造成的，邓小平还告诫他统一战线和团结西哈努克的重要意义，在谈到越南可能入侵时，邓说抵抗越南的战争要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担当，中国不可能派兵到柬埔寨去。毕姜说波尔布特在聆听这位“修正主义分子”的教训时，始终保持着微笑的姿态。
波尔布特还没有回到柬埔寨，九月二十八日金边就传来了乔森潘宴请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的消息，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究竟是在取悦强人邓小平，还是在取悦弱者西哈努克？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但邓小平和西哈努克，对柬共都是有用的人。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面对来自北方强敌与越南的威胁，重新上台敢于拍板的邓小平亲自出马，十一月间他赶到东南亚，他承诺停止对马共、泰共的支持，宽慰了这些反共国家，使它们站在反对越南的立场上。同时，中共要人汪东兴、胡耀邦赶到金边，汪东兴建议柬共储备粮食，发放武器给人民；而明智的胡耀邦看到的是宴会进行时，金边又断电一片乱象。最明白世道的，莫过波尔布特自己，如果把武器发给人民，等于把武器发给敌人。
英萨利回忆，十一月一、二两日柬共匆匆召集了一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由七个人组成的“中央常委”，其排名如下：波尔布特、农谢、塔莫、英萨利、温威、宋成、宫苏潘。十一月三日上午，塔莫、温威、宫苏潘三人在一起议事，突然一群持枪的军人冲进室内，吓得塔莫把大小便都屙在裤裆里……，所幸抓走的只是温威和宫苏潘。时仅一日“七人常委”就只剩下了五人，柬共的清洗还在随心所欲的兴头上。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柬共最后的“核心”，大概就是这些人了，乔森潘一世都没有进入这个圈子，温威和宫苏潘显然不会谋害自己，塔莫和英萨利似乎也可以高高挂起，这个清洗决定，较可能是在波尔布特、农谢、宋成三人之间秘密达成的。
波尔布特在最后的日子，曾经对西方记者这样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怨恨我，并要我对‘种族灭绝’行为负责，我也知道很多人因此而死。”他接着说“我应该向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负责，因为这个路线政策太左了，我没有及时发现到各方面的失误，及事态的严重性。其实我就是像一个家庭主妇，不知道下面孩子干了些什么，我太相信一小撮人了。例如负责执行中央决策工作的秦森瓦，负责知识界工作的倪沙良，还有负责政治教育工作的苏品，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人，但结果他们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波尔布特不但将责任卸得一干二尽，而且还要让被他杀掉三个“亲密战友”，来替他背黑锅。他说东说西，有一件事情他是万万不能说的，那就是他杀死苏品是来自中共授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撤出金边后，要将涉及机密的中文翻译人员尽数杀绝的原因。
【柬共逃出金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救国阵线”引路，久经战练的越南军队，分七路打进柬埔寨。越方原有以湄公河为界，两方割治的想法，但只出手几天，柬共就不堪一击，全面溃逃，波尔布特被逐出金边后，逃至柬泰边境苟延残喘。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金边易手，次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就宣告成立，它的早期首脑就是韩桑林，宾索万等人。此时，全世界唯有中共如丧考妣。来年，恼羞成怒的中共以“自卫反击”为名“惩罚越南”。
被逐出金边的柬共主力，盘踞在连接戈公、马德望、奥多棉吉、柏威夏诸省的柬泰边境地区，中国政府很快和泰国达成协议，以放弃对泰共武装的支持，换得取道泰国支持柬共的条件。泰国政府在柬共和越南间，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在它的默许下，柬共人员可以越界逃生。因此，在马德望省的拜林、梅莱，奥多棉吉省的安隆汶三地，形成柬共十年“抗越斗争”（一九七九——一九八九）的中心。此间波尔布特就躲在拜林和梅莱之间的山区。
描写柬共逃出金边的纪事很多，据说情况混乱已极。英萨利是赤脚上了去马德望的火车，然后步行进入泰柬边境的山区，孙浩大使带着大使馆的官员与柬共外交部长英萨利同行，以示中国与“民主柬埔寨”同生死的决心，英萨利向萧特提供的一张路途上的照片，每人都是一副重上井冈山的打扮。这无疑很令人感慨，三年多以前两百万人民被赶出金边，今天就轮到了柬共自己。
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领他们去找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野蛮的‘翁卡’统治，永远当奴隶了。”
中共因“文革”而濒于崩溃，唯望柬共能制造一个胜利，让自己在东南亚保有一席之地，给涣散的党心民心，打一剂强心针。然而，柬共的暴政，残害了原来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高棉民族，也使“心向祖国”的柬埔寨华侨遭受惨重牺牲，从此对中共深恶痛绝；而柬共被逐出金边，也就把中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柬埔寨的奥斯威辛怀旧】
一九九九年，我从美国回柬埔寨，有机会参观那座用中学校舍改建成的杀人魔窟S-21，现在它已经向公众开放。这个柬埔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密杜”的主持下，前后关押杀害了约二万人，他们绝大部分是柬共的成员，只有六人幸免于难。由于柬共仓促逃出金边，魔窟的档案和死者的照片都保存完好，囚者大都被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的特务，甚至“刘少奇派修正主义分子”，其诬陷捏造的荒谬程度超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波尔布特的许多“亲密的同志”，都死于S-21，民柬副总理温威是波尔布特参加印支共产党时期的老战友，在他担任副总理时，曾陪同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和北朝鲜，两人经常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他的被捕与他的前任上司苏品有关，在杀他之前，波尔布特亲自参加审讯，并对他拳打脚踢，死前温威先被打断了一条腿。
符宁在西哈努克时期曾任司法部长，后来又在民柬政府担任新闻部长。西哈努克认为，论才学和智慧，乃至人缘和礼仪，符宁都远胜于英萨利。他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进城后提出体恤人民疾苦和发扬党内民主的意见，因此不能见容于波尔布特。在一张铁床两边有两副手铐和两副脚镣，讲解员说那是符宁被处决前睡的床。
我的悲愤从心中迸发出来，脑中闪现了在六十年代中国大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符宁和凌秘书在谈话，我在一旁做翻译。一个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一个说我们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美好的话余音缭绕，可是符宁却被革命巨兽吞噬了。
出席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柬方抗法人员代表农顺，后来担任金边《人民报》总编辑。一九五八年被政府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政变后被朗诺政府释放，到“解放区”在柬共内担任要职；而革命成功后，当年与他不和的《人民报》的排字工人塔莫，成了波尔布特最主要的亲信，身居柬共要职，因此农顺也在S-21被处决。
秦森瓦是波尔布特的随从，在东北根据做油印工作时，得到波尔布特的信任，进城前就被提拔担任柬共中央办公厅厅长，进城后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象这样亲近的人，也被波尔布特处决。而与我熟识的苏灼、张东海等，也统统死在里面。
苏品案发以后，S-21囚犯大增，处决也加速进行。这座原来是中学校舍的走廊上，陈列了数千名被杀者生前的相片，这些表情绝望的死囚绝大多数只有编号，没有名字，但我认出不少过去的熟人，其中一位是金边中华医院护士陈萍，她是柬共党员陈绿野的妻子。照片上她身穿黑衣，怀抱一个小孩。一九七〇年我从北京回到柬埔寨，奉命与柬共中央建立直线联系，第一个接头的就是绿野，后来绿野在“解放区”死于疟疾。陈萍一定是因为温威—苏灼这一条线的牵连，而被清洗了。
狄蒙女士，是一个留法的生物学博士，是很少有高学位的柬埔寨女性之一，西哈努克曾经任命她担任劳工社会福利部部长，我在《棉华日报》工作期间访问过她多次，有时她在国会受议员质询时，我也在场，她是一个难得的机敏干练的才女，一个心气很高的单身贵族。她的思想左倾，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柬共的成员，在S-21的死者照片中，我发现了她。
【红色高棉的囚徒】
一九五五年八月“万隆会议”开始，西哈努克就结识了周恩来，中柬关系就翻开了爱恨交织的篇章。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年，堪称是中、柬关系的蜜月期。西哈努克多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刘少奇、陈毅、李先念等，也先后访问柬埔寨。高层互访之频繁，实属罕见，而民间文化交流和往来就更加密切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常以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有别于政府间的关系的蛮横道理，长期支持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共产党的暴力武装，因此这些国家长期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在苏加诺和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保持与中国和西方的等距关系。五十年代，中共在东南亚的处境相当孤立，柬埔寨是一个难得的“友邦”，对于在柬埔寨推行革命，中共最初还是有所节制的。
柬埔寨的共产革命惨剧，是中共影响的苦果，也是越南战争的结果。越南战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柬埔寨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西哈努克也只能在它们之间走钢丝。但把西哈努克踢出柬埔寨，却是美国发动政变的错误。
中共倾力促成西哈努克和柬共联合，西哈努克名义上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也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元首，其实他只是一个红色高棉的囚徒。中共将他和柬共捆绑成为一对“夫妻”。而柬共根本就不把西哈努克放在眼里，负责监护他的英萨利，对待他连起码的的尊重和礼仪都没有。尽管，莫尼克是英萨利之妻乔蒂丽，还是在西索瓦预科的同学。
西哈努克说到，中国政府给他维持着很高的生活水平，有一次他在食用法国鹅肠时，一个柬共干部竟当面指责他说：“这是人民的血汗。”西哈努克顿时大光其火，回答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血汗，而是中国政府给我的。”其实，这是他自己化钱买的。西哈努克很早就向周恩来表示，他要与柬共分手，要回柬埔寨去斗争。周恩来表示很理解他的心情，要求他千万别让在前线战斗的战士和人民，因为他退出政治舞台，而失去战斗的意志。
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当和事佬。他曾经当着西哈努克、莫尼克、宾努、乔森潘和乔蒂丽说：“亲王殿下，我很清楚殿下和你的柬埔寨共产党同志们有不少误会；但是请诸位别忘记了你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一些分歧毕竟是小事。”西哈努克无奈，只好微笑。乔森潘也报以微笑，西哈努克说那是笑里藏刀，令人心寒。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亲王殿下，你讲话很坦率，你有资格当共产党员。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员吧！”
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为了帮助柬共小伙伴，才将西哈努克捆在柬共的战车上的。西哈努克曾经指出：“我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我的支持，他们就很难得到农民的支持。”一九七五年九月，西哈努克获准返回柬埔寨前，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当时，周恩来已经病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着前来迎接西哈努克的柬共代表团成员乔森潘和乔蒂丽，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而引起的灾难性的后果负责。我想对你们提出一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当然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一跳就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再蹈我们的覆辙。”
这一段话见诸于中国出版的《波尔布特》，对于一贯篡改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死无对证的捏造，是中共在推卸自己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以为一个“行将就木”的“革命老人”，说些“其言也善”的话，是相当可能的。可惜这些惨痛的教训，被“初出茅庐”的柬共领袖置之脑后。
中共对柬共进城前的内部斗争，对柬共的极左思潮，不是没有察觉。然而，柬共的这些错误的根子在于中共，在于毛泽东思想。而当时中国自己正在进行浩劫式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己不正”的状况下，又如何能够去纠正更加左倾的柬共呢？事实上，我们也不妨问问周恩来：当中共在犯那些错误的时候，你周恩来又在干什么呢？
西哈努克在国际社会巨大影响，和在柬埔寨农民心中的崇高威望，都被柬共利用了。在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前，东德驻北京大使（前驻金边大使）的夫人，当时是含着眼泪劝西哈努克取消回国的决定，说他们认为返回柬埔寨后，亲王本人和王族成员都将遭遇不幸。西哈努克没有接受忠告，终于回到他的祖国，去承受了三年软禁生涯。在当时，东德与苏联是站在越南一边的，然而，事实证明，东德方面所表达的判断是正确的。
回金边后，西哈努克自己的居住环境极其恶劣，老鼠成群结队，水电时有时无。他说他终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有时竟无聊到观看壁虎交配来打发时间。后来西哈努克情绪失控，乃至与乔森潘争吵；莫尼克也精神崩溃，不时发抖。西哈努克的近二十名子孙被柬共杀害，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偷藏了一条大绳子，准备在浴室上吊，也常备大量安眠药，随时可以服药自杀。” 西哈努克夫妇能逃过大难，也算是奇迹。
说到莫尼克，她有意大利血统，在一九五二年举行的一次选美会上，莫尼克貌压群芳，使西哈努克一见钟情。自从莫尼克嫁给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就此收敛了风流的情种；莫尼克几十年如一日，陪同西哈努克遍访世界各国，她的美艳因此为世界所知。大色鬼苏加诺一再到访金边，明说就是为了再睹莫尼克的芳容。赫鲁晓夫曾经戏言，如果没有莫尼克的陪同，就不允许西哈努克踏上苏联的国土。有一次柬埔寨和苏联谈判友好条约，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不召而来，人人心不在焉，个个目不转睛……这些都是西哈努克的回忆。
莫尼克为西哈努克生下两位王子，大的叫“西哈?莫尼”，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国王，其人知情达理，孝敬父母，曾留学北朝鲜，金日成也很疼爱他。西哈努克被柬共软禁在金边时，柬共以假电报召西哈莫尼回金边参加纪念活动，于是也失去了自由，他曾经抱住父亲的双脚，要求父王将自己交给柬共，来换取父母的自由。次子“诺灵?狄奉”，留学苏联，思想亲共，与西哈努克做对作到水火不容。他甚至对波尔布特没有把西哈努克杀掉，感到不理解。当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时，小王子把西哈努克闹到忍无可忍，最后求助中国政府将他送去法国。
【西哈努克在美国谋求政治庇护】
一九七三年，西哈努克视察“解放区”时，波尔布特不让他知道谁是柬共的真正领袖；他回到金边后，波尔布特本人根本不去见他，而且还对人说过：“西哈努克对革命有些贡献，因此我们才免他一死，否则还真想杀掉他呢。”一九七九年元旦一过，越军兵临城下，一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请西哈努克到政府大厦来喝茶。
西哈努克到时，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已经站在政府大厦门前等候，波尔布特行弯腰合什礼，傲慢无比的英萨利，也只得跟着照办了。这是西哈努克访问“解放区”以来，第一次再见到波尔布特。波尔布特显得很有魅力，他用皇家和僧侣的称谓和用语与西哈努克交谈，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方式，乔森潘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同西哈努克讲话。
波尔布特是要让他到联合国去控诉越南。喝茶时，他对西哈努克说：“殿下在世界上有很多好朋友，一定能够为柬埔寨的利益争到好处。”西哈努克应对说：“我感谢阁下的政府派我去当一名‘律师’。”
然而，面临灭顶之灾，波尔布特还吹牛：“这次战争不会拖太久，也许只须两三个月，我们的战士和人民将把这些越南人打败。将侵略者赶出柬埔寨国土。到时，殿下愿意回国，我们将在祖国恭候。”在回忆这段话时，西哈努克不无幽默地说，他很钦佩波尔布特的口才和临危不惧的镇定。
最后，波尔布特说：“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必须撤退。现在需要您帮助我们的时候了，因为您在联合国很有名望。您愿意帮助我们吗？”西哈努克在说一些义不容辞的答应话时，英萨利插话：“我们安排了飞机，但由于座位不够，您只能同夫人先走。”西哈努克担心亲属将成人质，向波尔布特请求说：“请允许让我的全部家庭成员和我的同事，同我一起走。”波尔布特看了看英萨利，然后说：“好，让他们全体上飞机。”还是波尔布特决定放人，英萨利好像比波尔布特更刻薄。
一月六日早晨，越军的炮声离愈来愈近了。西哈努克一家人来到机场，见到机场的另一端停放着一排中国造的米格十九型战斗机，但由于柬共没有人会驾驶，都将留给越南人当战利品。而中国飞机能否到达，能否降落，能否起飞？也都是问题。直到中午一架波音七○七型客机降落在波成东机场，才使西哈努克见到了解脱的光明。
以越南占领了金边，推倒了柬共的暴政，既有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又有苏联的撑腰，占尽了上风。而中共则是最大的输家，也是它的历史上最大的败笔，它为了给柬共喘息机会，让西哈努克到联合国去谴责越南侵略，自然是唯一的办法。对共产阵营的内部恶斗，美国当然是喜不自在，然而“抑强扶弱”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它站在中共的一边谴责越南。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傍晚，西哈努克再回到北京，他已经再也见不到周恩来了，是起死回生的邓小平亲自来接的机，西哈努克走下飞机时，邓小平快步迎上去，第一句话又是“欢迎您再一次来到第二故乡”，不知道这话有没有歉意。几天后，西哈努克就从北京启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从他离开金边之时起，柬共派了秀木、杰春等三人全程监视西哈努克。
在安理会柬埔寨问题特别会议上，西哈努克谴责越南侵略，古巴追随苏联帮越南说话，安理会谴责案的表决票数大大不利于越南，但苏联动用了否决权。而西哈努克完成了他对柬共的的承诺，心却如死灰，他声明以后他是“自由人”“爱国者”，不再代表任何政府了。他机警地递纸条给美国保安人员，要求美国给予政治庇护。他和莫尼克，终于甩脱了柬共人员的尾随。
西哈努克向他的仇敌美国申请庇护，本可以成为一条惊人的消息，但美国考虑到要与中国结盟对抗苏联，就必须给中国人面子，因此先安排他们俩夫妇住进一家医院，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不久，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二月一日他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见面。
饱受毛共摧残后复出的邓小平，抚慰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奴克说：“红色高棉对殿下种种作法是令人遗憾的，他们忘记了殿下对柬埔寨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尊重殿下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甚至也还不满中国，对此我也应该向殿下表示道歉。”邓小平还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在中国将有绝对的自由，而且不再提出要他和柬共合作的要求。但邓小平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数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抱歉的话，共产党一口一个“人民”，可是心目中却只有帝王将相。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要面子的国家，而西哈努克就是中国的面子，惟有在中国他才能予取予求，这些斤两他都掂量得很清楚。于是，西哈努克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决定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必须接受某一国政府的供养，最好就是中国政府。”二月十三日，西哈努克从纽约飞回了北京，中国政府给了他国家元首规格的欢迎。
【邓小平教训“同志加兄弟”】
中、越两共，一贯唱着是“同志加兄弟”和“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高调，可是当波尔布特暴政被越共消灭后，邓小平就放出“教训越南”的狠话来了，“大同志”要教训“小同志”的，“老大哥”要教训“小兄弟”了。邓小平在对越南用兵的报告中指出，柬共的军队仍有一定的实力活动于农村山区，中国的“自卫反击”也是对他们的支持，对越用兵其实是“围魏救赵”的重施。
邓小平更知道中国军队长年不打仗，军力懈怠。他还说过：“这次自卫反击也是一次练兵。”邓小平可能还有更多的个人因素，他是要发动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来检验一下“我指挥枪”的能力，然后再用枪杆子来为“我指挥党”保驾护航。他在一九七九年初访问美国期间，就向美方做作了“教训越南”的承诺。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二十多万中国军队兵分两路越过中越边境，中方称这次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数中国人也有踏平越南方可解恨的思想，然而人民解放军的战力大为“失准”，野战部队连与越南地方部队作战，亦不能胜任。经历了长期“政治斗争”，正应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悲哀戏言，中国的军力已经十分衰弱。但这一场战争延续成经年的边界冲突，对越南的经济有很大的破坏，也算是达成一部分目的。
当然，邓小平本人对越南有一段不愉快的心结。中越恶战后，越南方面翻出了许多令中共难堪的老帐，其中有一条说：“一九六四年东京湾事件后，邓小平曾秘密访问河内，向越南方面提出，愿意每年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附加条件是要越南拒绝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越南方面还说：“越战期间，中国方面曾千方百计阻挠苏联援越物资的运输。”
那时，苏联是世界一霸，黎笋有了俄国人的撑腰，揭露中共毫不假颜色，他说：“中共支持越南革命的目的，是它吞拼印支及整个东南亚计划的一部分。”还说，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提出中、越联合协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夺权。一九六七年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曾鼓励华侨青年搞红卫兵运动，遭到越南方面制止。一九六八年中国反对越南在南方发动“春节攻势”，认为只能靠打持久战取胜。越共把这些芝麻绿豆全部扯在一起，其中当然不乏事实，但象“吞拼印支及整个东南亚”这样的罪名，也只是用了世界共产党惯用的“上纲上线”的伎俩，要把中共搞臭而已。
叫中共下不了台的是，黎笋还揭露，一九七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达成秘密协议，中国愿意协助美国保留阮文绍政权。交换的条件就是要美国放弃台湾。因此，一九七一年毛泽东规劝到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建议越南放弃解放南方，但遭到范文同的拒绝。我们当然无法求证毛泽东和尼克松之间的私房默契，但毛泽东向范文同作此建议，越南方面是没有必要造谣的。
黎笋对中共的这番不留情的揭露，实在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越共再也料不到它抱的那条苏联大腿，竟至于溃灭于骤然；而日日摇摇欲坠的中共，居然还能挺到今天，中共、越南、北韩竟成共产主义的三盏孤灯，越南也只能学“改革开放”，有时还要到北京讨一杯羹。总之，世界上的共产党，行事都是一个模式：不作尽作绝，是决不罢休的。
【柬共重整旗鼓，又重归失败】
在美、苏称霸的冷战格局下，中国又与美国连手，使柬共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拒绝承认金边当局，并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而溃退到边境山区的柬共，也不得不检讨过去的一些失误，在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如波尔布特就曾经承认取消货币是错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柬共宣布“自动解散”，实际上“翁卡”（革命组织）原封不动。一九八五年波尔布特、农谢宣布退休，以进一步改善形象，但波尔布特仍主宰红色高棉的一切大政方针。之后，红色高棉部队开始恢复元气，八十年代末拥有二万五千人的二十五个师的军队，控制着近约二成的偏远国土。
而西哈努克和“自由高棉”领导人宋双，也在柬泰边境各自拥有小股武装。尽管西哈努克憎恶柬共，但还是再度与之合作。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柬共、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由西哈努克任主席，宋双任总理，乔森潘任副总理兼“国民军”总司令。红色高棉是三方中最大的军事力量，西哈努克是它最大的政治资本，中共希望柬共能在西哈努克的招牌下继续生存下去。
一九八六年以后，联合三方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增强；反倒是二十万越南军队无法决战决胜，长期滞留柬埔寨，军费浩大；而国际的制裁，又使越南经济停滞不前，其间发生民众大批逃亡的船民惨剧，使越南的面子很不好过。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乔夫上台以后，对前任遗留的问题作了许多反省，如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开始与中国改善关系。这种大局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柬埔寨的政治解决方案。
柬埔寨问题的要害有两个，一是越南撤军，二是处置柬共头目。前者纠缠了很多年月，但一九八六年黎笋死后，情况迅速变化。一九八九年一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突然访问北京，开始了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四月五日越南又单方面宣布将于九月三十日前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这为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铺平了道路。越南的这些做法，显然来自苏联的压力。
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的彻底崩溃，越南失去了靠山，更必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受到重创，也急于在世界事务上改善自己的形象，过去是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柬埔寨问题上涉足太深，邓小平对柬共极左路线则未必不深恶痛绝，只是苏越连手的军事成功过度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不得不强打着精神来支持柬共。而一旦越南有意和解，中共立即顺水推舟。
后来经过美中苏英法五国、东盟诸国和联合国的斡旋，经过长达两年的谈判，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与会国外长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十三名成员（西哈努克，金边政府六人，西哈努克派、自由高棉、柬共各二人），在《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议》《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议》《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及《最后文件》上签了字。同意实现民族和解，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西哈努克的决定“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回金边复会，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柬共代表乔森潘由曼谷乘飞机到达金边后，即在寓所被愤怒的民众殴打成伤。
为了调解柬埔寨四派的斗争，联合国从一九九二年二月起，陆续派出二万二千名人员，帮助实施巴黎和平协议。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维和行动，总共花费二十八亿美元。然而，在巴黎协议上签字的红色高棉一方却突然变卦，以金边当局控制实权和存在越南移民为借口，拒绝与之合作，并抵制预定的一九九三年进行的大选。它先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继而拒绝裁减军队，还不断采取军事进攻，进而发生多起伤害维和人员的恶性事件，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亡六十六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军人。
波尔布特做出这个错误决定，是因为他对柬共取胜毫无信心，他希望“枪杆子”能够维持一个持久的对立局面。而他对西哈努克派取胜也没有把握，他寄望于西哈努克派竞选失败后，重新与柬共结盟。选前乔森潘还曾经在曼谷会见宋双，提出只要他退出大选，红色高棉方面愿意向他提供六百万美元的援助，但遭到宋双的拒绝。
结果，其它十九个柬埔寨大小政党，都参加了一九九三年五月举行的大选，出人意料的是，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到 45.47％的最高票，金边当局控制的“人民党”得票 38.22％。“奉辛比克党”是“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党”的简称。
在苏联东欧纷纷变天的情况下，金边方面未雨绸缪。巴黎会议尚未结束，以韩桑林为首的“高棉人民革命党”，就在金边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人民党”，并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旧纲领，和实行自由经济、多党民主、保证公民权利，尊奉佛教为国教的新目标。这些变动是为了改变形象，适应未来大选的需要。他们还很早就看到西哈努克站在谁的一边，谁就将是大选的胜利者。
人民党的骨干是由柬共“叛徒”组成的，他们大都是苏品的下属，东部大区的中下级军事干部。然而，他们中间产生了洪森这样圆滑的政治家。洪森生于一九五二年，投身红色高棉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谋反时还只是一个青年军人，而一九八七年他以总理的身份在巴黎与西哈努克会面时，已经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一九九一年，他就亲自去北京把西哈努克接回金边，两人竟能相处得象父子一样。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柬埔寨王国政府组成，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王子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中国和泰国立即承认它是合法政府。然而，柬共既想离间新政府，又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交出控制地区和解散武装。首鼠之间，时不待人，柬埔寨两大派的格局迅速重组，柬共与西哈努克、宋双的“三方联合”自动破裂。柬共葬送了回归政坛的历史性机遇，也失去了中共对它的最后寄望，正如一位中国官员说：“红色高棉的事管到这里，中国也管够了。”从此中共对柬共的援助全面停止。
新政府得到全世界一致承认，柬共军队士气开始涣散。在乔森潘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时，七月间柬共部队又在各地挑起事端，残害百姓。新“三方联合”政府军，决定对柬共实施清剿。一九九三年八月中旬，在诗梳风以北的丰查镇的战事中，英萨利几乎被擒，柬共中央大批重要文件被缴获。十月二日，乔森潘再到金边以“承认政府”来讨价还价，无奈柬共已经没有身价，乔森潘无功而还。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政府军攻克柬共北部重镇安隆汶；三月二十二日陷西部重镇拜林。尽管拜林和安隆汶相继被红色高棉重新占据，但它的战力已非神话。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柬埔寨王国国民议会宣布“红色高棉”和“民主柬埔寨”为非法组织，继而对波尔布特与英萨利作了缺席审判。红色高棉争取东山再起的十五年斗争，又付诸东流。
【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毛泽东“输出革命”是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而五、六十年代中共操办“输出革命”的就是邓小平，当时中共和越共的立场是一致，要推动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据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说，一九五九年马共就作出了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而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会见马共领袖，促令他们恢复武装斗争，并在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以秘密管道向马共持续提供了巨额的运转经费。
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后，他的“输出革命”的立场，发生了南辕北辙的变化，而正是柬共的困境促成这种变化。因为援助柬共的物资必须通过泰国，一九七九年中共要求设在中国境内的泰共“爱国阵线之声”降低调门，泰共拒绝这个要求，电台随即被关闭。一九八○年十二月，邓小平接见陈平，要马共关闭设在湖南山区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理由是要换取东盟国家在联合国支持柬共，而且是“李光耀要我立刻终止广播”。
事实上，东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都是在中共的直接参与和帮助下展开的。参加缅共斗争十五年的杨美红女士，在她的《婴粟花红》一书披露，缅共许多干部都是在中国受训武装斗争的，而缅共人民军的“七号”“八号”首长就是中共的军事顾问，其基层有大量的中国知识青年参战，缅共的军需和装备，更是由中共一手操办。她所描写的缅共的斗争方式和自相残杀，与我所见到的柬共所为完全雷同。
杨女士说缅共的中央会议常常是在中国境内召集，会议厅中悬挂毛泽东、林彪和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相片，会前三呼“毛主席万岁”和“德钦丹东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德钦丹东翻版中国文化大革命，党内也搞什么“斗私批修”“抓走资派”。中央书记处书记巴丁、中央分局书记顶吞、政治局常委博铁、依洛底瓦江军区政委梭东，都被无端处置，被杀前自己挖好葬坑，刽子手的屠刀提起，就人头落地。而德钦丹东也被贴身警卫一枪，结束了作恶多端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中共反省历史。邓小平认识到“输出革命”是在祸害世界人民，中共作出了停止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决定，从此东南亚各国走向国泰民安。中共领导人乔石出面召见缅共代表团，宣布到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终止一切援助。缅共迅即灭亡，余众有的在云南养老，有的在缅北经营毒品，继续危害世界。
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的始作俑者，当然是创建越南共产党的胡志明。他领导抗日、抗法的独立斗争，无可厚非。但自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终止战火，到一九五八年战火重起，越南南北两方的人民只休息了三年，而这场“解放南方”的战争，居然长达十七年之久，直至一九七五年方止。现在共产主义的“崇高理念”烟消云散，当初胡志明撕毁协议，发兵“解放南方”，自然是一场邪恶的非正义战争。
美国见义勇为，毅然出兵；而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中共苏共也竞相大施援手，这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搏斗。最后美国虽然失败，但越南民族也“付出了空前的牺牲”。而越南统一后，越共实施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经济全面崩溃。饥饿的人民竟敢以一叶偏舟投奔怒海，出现了世间少见的难民潮。这样的“民族胜利”还有什么意义？
【波尔布特的新婚】
波尔布特之妻乔奔娜丽早在一九七○年就精神分裂，八十年代初离开丛林到中国就医。一九八五年，年近七十岁的波尔布特与不到三十岁的“密松”（“松同志”）结婚，贫苦农民出身的密松一直追随柬共，据说这个婚姻得到了乔奔娜丽的认可。婚后密松为波尔布特生下了一个名叫“西”的女儿。
一九九八年四月波尔布特死亡，终年七十二岁。四月十五日，红色高棉按照佛教的仪式，为波尔布特举行了葬礼，十八日仪式结束后，波尔布特被火化，当时密松和西都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面，而死去的波尔布特则满头黑发。
二○○三年，西方记者在安隆汶采访了四十五岁的密松，那时她已经与波尔布特的秘书狄昆纳结合，记者向她求证波尔布特是中毒而死和尸体被调换的传说时，密松说：
“他是死于心脏停搏，没有人投毒。至于他的头发，是我在他的要求下给染的。他对我说，‘这样一来，如果我死了，人们不会相信这就是我’。”波尔布特说过这样的名言，“秘密工作是一切成功的关键”，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有这么一小手“秘密”。
密松说，一九八○年她就与波尔布特在丛林中相识了，当时有许多男子向她求爱，但她却与革命领袖一见钟情，后来为他生育。她说波尔布特是一个很“宽容”的人，一个很好的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她还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实的，不象传说的那样，是由“翁卡”安排了这场婚姻。
我们不必怀疑这位农村女子的真情，她所说的是她所知的真实，即波尔布特是个有七情六欲的真人。事实上，毛泽东也是情欲旺盛的男子，波尔布特和毛泽东一样，都会生儿育女，但是他们也是残害人类的妖孽，毛泽东使无数的中国的妇女失去丈夫，波尔布特使无数柬埔寨的儿童失去父亲。
波尔布特与高棉村姑密松的婚姻，是一双男女的血肉结合。然而，波尔布特与英萨利的姻亲关系，也因此新婚而结束。这对结识几十年的志同道合的政治友人，创导种族绝灭的共产主义领袖，从此亲密不再，而仇恨相继了。英萨利叛变后，曾经这样地议论他过去的连襟：“波尔布特行事只为巩固其权力，他认为自己是旷世奇才，在军事、经济、卫生、作曲、跳舞等各个方面，皆无人可及。简而言之，他把自己当作地球上的神。”
【连襟的决裂】
柬共党内视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两人，有着“盘石一般坚固”的关系。柬共进城前，英萨利为看守柬埔寨的“政治财富”西哈努克，长驻北京，他得过“四人帮”的很多恩惠。柬共已经进城后，英萨利担任“民主柬埔寨”的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英萨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他从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都变白了，他告诉这位高官说：“他们（指‘四人帮’）都是很好的人。”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奉召去北京报告情况，在金边时中国大使孙浩告诉我，身为民柬外交部长的英萨利，曾经在外交部对他的部属说：
“我们和中国的来往要特别提高警惕，我们欠中国很多恩情，他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新兴起来的强国。可他们骨子里就是想把我们当成他的附庸国。”孙浩提到另一个“很坏的人”就是宋成，英萨利和宋成可能是柬共内部反对中共改革路线的主要人物。
一九七九年一月，柬共撤出金边后，越南扶持的新政权将英萨利和波尔布特两人，缺席审判且处以死刑。为此，英萨利曾对外国记者宣称，整肃处决大批柬共干部的时候，他在国外，因此完全不知情，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柬共的清洗是进城以后达到高潮的，尽管他有时在纽约联合国与会，但对许多柬共高层人物的谋杀，不可能不有所与闻。这个没有担当的机会主义态度，引起了高层死硬分子的一致不满，也导致他的影响力的下降。
然而，一九九一年巴黎和议签字前后，英萨利和宋成反倒是主张民族和解，和赞同参加联合国主持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选的，但却遭到波尔布特以及农谢、塔莫一干人等的坚决反对。从一九九三年起，波尔布特就剥夺了英萨利的军权，一九九四年他动了心脏和腰椎手术后，他要求逐步退出第一线，只在梅莱边境做一些行政工作，那时边境贸易越来越红火，他又被波尔布特指为意志衰退，贪污腐败。
一九九六年八月，英萨利宣布向政府投诚。不仅使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这个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基地，还沉重打击了红色高棉的军心，由此拉开了红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事实上，在英萨利获悉红色高棉总部正在整理他的材料后，就加紧与洪森方面进行有关投诚的具体细节安排。但表面上，他的叛变是柬共第四五○师和第四一五师的军头推动的；据他的儿子说，这几支部队都坚定不移地信服他的父亲。这几个军人的行为，固然是被波尔布特的极左路线促发的，但他们与英萨利显然是密谋在先的。
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间，柬共在政治、军事两条战线上连续失败，西哈努克与柬共的决裂，又使它却失去了最后一点合法性。于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的柬共部队，前途不明，士气低沉。可是波尔布特奇想突发，竟于一九九五年在柬共内另组一个秘密的“贫民党”，来调查干部的思想状况，企图以这个“党中党”来控制局面。而这个消息走漏出来后，在各个部队的领导层又一次引起恐慌，驻梅莱的第四五○师师长索佩，和驻拜林的第四一五师师长伊钱，就开始串联，以图自保。
一九九五年五月，柬共中央指示各控制区内，除了农业生产外，禁止各种贸易活动，禁止佛事和修建寺庙，禁止同外界联系，没收汽车、摩托车和便携收音机。这一指示导致了相当数量的民众投向金边新政府。一九九六年五月，红色高棉中央又发布指示，没收农民的手推车和小货车，违者将被逮捕受训，索佩拒绝执行这项命令。接着四五○师和四一五师都接到有一批“经过长期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要来参加工作的通知。索佩和伊钱开始谋反。
七月中旬，宋成和塔莫视察各部队，讲解中央的新政策。在其它部队进行得尚顺利，但在宋成在梅莱，塔莫在拜林，分别受到营团级干部的质问，塔莫不辞而别。八月五日，索佩和伊钱都接到红色高棉总部命令，要他们去北方军区，向塔莫报到。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甚么，因此都没有服从。三天后，塔莫派了他亲信的三二○师副师长，带领三卡车官兵去抓索佩；而索佩部下五百人将他们反包围。对峙双方互相松手后，索佩带领部队撤出梅莱。
下午，红色高棉电台就广播了索佩部队叛变的消息，还指控英萨利是主谋，广播还命令驻拜林的坦克分队和步兵师前去消灭叛徒，但伊钱抗命。就这样四五○师和四一五师一同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第二天，金边政府就向世界发布了这个消息。
【洪森策反成功，英萨利受西哈努克宽赦】
为策反英萨利，洪森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意识到这将为和平解决红色高棉，彻底结束内战铺平道路。事实上，在六月间英萨利就得到了一盘洪森的录音讲话，洪森向他保证，柬共投诚人员的“生命安全、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将和柬埔寨公民一样，获得没有任何歧视的保障”，允许他们“加入柬埔寨王国军队、国家警察部队和宪兵部队、民政部门、以及其它王国政府部门”，或者“根据自己的志愿和能力，从事任何正当的职业”。
英萨利起事后，洪森和拉那烈王子立即赶到起义地区，慰问投诚部队，会见英萨利夫妇。洪森一再表示：“英萨利的行动不是投诚，而是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的宝贵贡献，是双方的共同胜利。”而且在群众大会说：“一九七○年以来的二十年战乱不断的历史责任，不应当由我们这代人负责，是上一代政治家遗留下来的。”还说：“除了波尔布特少数人外，我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对历史负有责任。”“你们返回社会大家庭，不是投诚，不是自首，是作为一个柬埔寨儿女应尽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结束战争和流血，重建家园。”
英萨利对西哈努克有很多失礼之处，柬共进城后西哈努克的许多家人死于迫害。英萨利和波尔布特，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三年，两度被缺席审判。而在英萨利投诚后，西哈努克表现了大度，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四日，他签署特别赦免令，赦免了英萨利，还将盛产宝石和木材的拜林划为特区，由原红色高棉人员自治，至今英萨利还住在那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彻底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编并入政府军。
英萨利率领四一五师、四五○师、五一九师和二五○兵团等部队四千余人投诚，是末路中的红色高棉走向公开分裂的第一步。到一九九七年五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百分之八十的作战部队。依一九九三年联合国的统计，柬共部队共二万五千人，因此合计有近二万人加入了英萨利的投诚行列。从此，柬共西部军区丧失殆尽，波尔布特和农谢、乔森潘、宋成夫妇等人，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从各地聚集到塔莫控制的北方军区的中心安隆汶，等待最后的失败。
转型中的柬埔寨充满了丑恶和堕落，拜林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金边政府论功行赏，率先投诚的红高棉领导人获得优待。第二年，伊钱就参加了洪森的“人民党，而且被委任为拜林市委书记和市长，“枪杆子里出财富”，这位党政军的首长，也是拜林的首富。他在拜林有三处新建别墅，在市中心还有三个店面。英萨利的别墅也是他送的，英萨利的儿子是拜林副市长，兼拜林医院的院长。
【宋成全家被杀】
失去了的每月提供一千万美元经费的拜林，在与世隔绝的安隆汶，红色高棉的死硬集团中也发出了与金边接触的呼声。然而。金边政府也在貌合神离的局面中。西哈努克派的胜选，是来自西哈努克个人声誉，并非是王子拉那烈的威望，因此金边的实权是握在红色高棉的“叛徒”洪森的手中。安隆汶能选择的谈判对手，不可能是死敌洪森，而只能是拉那烈。而拉那烈又一度是红色高棉的盟友，而且当时仍然有名无实，需要支持。波尔布特对这种接触不满，但还是默许乔森潘作出面经营这件事。
政府军副总参谋长的聂文财将军，是拉那烈王子方面的人，他说：“我们代表的王国政府方面，同以乔森潘为首席代表的红色高棉的对话，是从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始的。那天，我们派柬埔寨驻泰国外交官龙萨伦前往红色高棉的最后据点安隆汶，与乔森潘的代表毕文烈和狄昆纳等，就结束战争和实现国家统一进行对话，双方达成了协议。五月二十五日，我带领三名助手去安隆汶，与上述代表就同一问题举行磋商，又取得良好结果。六月一日，我们四人再次前往安隆汶，与乔森潘本人直接举行会晤，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事情顺利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认识聂文财，他是马德望国光中学的学生，普通话说得很好，后来他参加了拉那烈王子的部队，成了西哈努克派的一个重要将军。一九九九年我回金边，他是金边政界名人。
双方甚至讨论了柬共余部加入政府军的具体条款，其中有一条是波尔布特、塔莫、宋成三人必须离开柬埔寨。据说，波尔布特对此的反应是愤怒，塔莫不作声，而宋成则同意了。但是，六月十一日聂文财等人再次飞往安隆汶，进行最后一轮协商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原来是波尔布特得到了有人与洪森秘密联络的情报，而这个人恰恰是原柬共军队总司令兼民柬政府国防部长，波尔布特最坚定的支持者宋成。宋成的弟弟，就是驻诗梳风以南地区的三二○师的师长尼昆，在一九九六年的投诚浪潮中，尼昆和部队一起投向了金边，而洪森利用尼昆的关系，与宋成开始有所接触。
宋成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胡荣、符宁……这一批留法激进分子集团中的一员，他是波尔布特最默契、最信任，而且是最有能力的人，在担任柬共军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又是金边S-21监狱的直接指导者，因此直到最近，农谢坚持要把S-21中的屠杀罪行全部推卸给他。而中国方面也对他表示不满，孙浩大使在议论英萨利后，还曾经对我说过：“宋成这个人非常阴险。”而宋成的妻子云娅，不仅是一个善于生育的女人，她还长期担任柬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作为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他和波尔布特结识后，共事了四十多年。一九八九年开始，他和乔森潘一起参与了各次和议活动。而同样作为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他甚至比英萨利更早就主张参加大选，但从此他就从红色高棉中央的高位上下滑，他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被“意志鉴定”的排字工人塔莫取代。无疑，英萨利的出走是他的榜样，但他和云娅，以及九个子女统统不智地陷在安隆汶这个魔窟中，根本没有出逃的可能。
老迈衰弱的波尔布特获悉宋成私通洪森，孤家寡人对“叛徒”的仇恨，已经不可按奈。六月十日凌晨，他召集紧急会议，乔森潘、农谢、塔莫等人到会，会中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枪声，波尔布特宣布，宋成是洪森的间谍，他已经下令将他枪决，与会者保持沉默，最后大家在绝望中离开。第二天，波尔布特强迫乔森潘在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上宣布，在安隆汶为洪森建立间谍网的宋成云娅夫妇，已按照人民的意志被处决。后来，金边的电视播送过宋成全家十一人的尸体被车轮碾压后，头颅破损的不堪目睹的镜头。
【波尔布特的死，才迎来红色高棉的末日】
当宋成、云娅的九个子女也死于非命的消息传入红色高棉的战士们耳中，最后一次叛乱的烈火被点燃了。六月十三日，宋成原来的一些部下带领战士向安隆汶进攻，波尔布特命令塔莫前来解围，但塔莫不仅拒绝执行，反而下令逮捕他的上司。波尔布特睡在担架上，吊着输液的盐水瓶，带着二百名卫士逃到泰柬边境的一个叫“普雅维哈”的古庙。临走时，他还吩咐把兼有的委曲求全和办事能力的乔森潘带上同行，他之与乔森潘的不可分离，就如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恩怨与共。
六月十八日，波尔布特身边的人员已经几乎散尽，他不得不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一位追随他多年的柬共军人回忆，波尔布特曾经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真想不到，处决一个叛徒居然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哗变。”事实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斗争狂人，他们以残酷而堵塞了自己的视听，那时不只是英萨利、宋成是叛徒，而是红色高棉人人都想叛变，都在反思这个领袖的所有作为。处决宋成一家，促成了柬共对波尔布特的判决。
六月十九日，安隆汶举行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庆祝他们的领袖被逮捕；红色高棉电台则又再一次宣布：“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然而，对“叛徒”毫不留情的波尔布特，却并没有表现出革命家视死如归的气概。当乔森潘向他宣布审判在即的时候，他恳求这个一贯谦让的下属，留他一条性命，因为“这样会对‘翁卡’更为有利”。七月二十五日，安隆汶举行了公判大会，波尔布特被判“终身监禁”。
红色高棉以药物继续维持了波尔布特三百天生命，让他与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安隆汶享受了宋成和云娅没有享受到的最后的天伦之乐。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他默默死去。
红色高棉对波尔布特的审判，引起世界舆论的质疑。但是，以红色高棉几个最后仅存的核心人物乔森潘、农谢、塔莫的经历、性格和处境而言，这或许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因为魔鬼曾经对他们有过不可言喻的魅力，而且他们又都是魔鬼的同谋。即便众叛亲离，但不等到魔鬼的自然死亡，他们是没有胆量将魔鬼处死的。
一九九三年大选后，国际社会和金边政府中的一些人态度强硬，主张将红色高棉领袖送交国际法庭审判。于是，无论是和解，或者是投降，他们都是死路一条，这也就成为红高棉与政府无法和解的最后障碍。而英萨利投诚后，洪森说这是“和解”，而不是“投降”，并让他率部在拜林地区安居乐业。洪森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停止战争。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使柬埔寨人民不再流血，他就有功劳。即使他过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但功能赎罪，值得我们欢迎。”于是只用了五年，就彻底解决了问题。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柬埔寨政府军副参谋长米索皮在柬泰边境，会晤红色高棉代表英潘等人。仅数小时后，英潘等人即宣布决定脱离塔莫，率领三洛和安隆汶地区的部属，无条件向政府归顺，其中包括塔莫的女婿米斯穆斯，参谋长盖姆翁，财务主管农努，以及这支部队的指挥官英潘、沙罗尤姆和吉姆森等，总数五百余人。十二月二十五日夜，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塔莫留在安隆汶就擒。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红色高棉，不复存在。金边的监狱里只囚禁了两名红色高棉犯人：密杜和塔莫。
由多国人员组成法庭原本计划于二○○七开始审判塔莫，但是塔莫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病死在金边狱中，他的审判程序不得不终止，他成为又一个以死亡逃脱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而英萨利、农谢、乔森潘都以沉默在等待死亡，红色高棉领导人逃脱审判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真相的湮没可能才是最大损失。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这段丑恶的历史，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于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布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
北京的盛宴无时不刻在等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光临，洪森总理很快就要到中国援建的政府大厦中去批阅档，老迈的农谢和乔森潘还在拜林回忆权力的美好，而扁担山脉上埋着的中国地雷，则至今还没有扫清，或许永远也扫不清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给柬埔寨民族留下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六章 脱离中共 【政治立场不可靠】 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共将我一家人从柬共的魔掌中接回中国，得到这样“殊荣”的人不多，可见中共当局对我在柬埔寨的斗争历史是重视的。当时，我已经对柬共的路线深恶痛绝，而中共中央还在认为柬共是一个革命政党，认为它敢于做前人未曾作过的事；相反又为越南共产党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对柬埔寨有野心的。
我在外交部领事司作过一次汇报，我直率地表示中共有必要干预柬共政策。主听人还让我“按毛泽东思想，把详细的情况写出来，让中央参考”。我认为对党要无限忠实，就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写了出来，在这篇以“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起头的报告中，我说“以柬共之所为，用不着越南对它有什么野心，只要柬共内部有人敢于树起一面旗帜，波尔布特政权就会应声倒台”。
我给中调部的报告就更细致，中调部的人对我说：“听你口头报告，还觉得你是基本肯定柬共的，但读了你的书面报告，却发现你是完全否定柬共的。”原来他们是带着预设的立场看问题的，他们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结果他们反而利用我的情报与波尔布特合谋，杀害了柬共要人苏品，导致了柬共东部大区军民揭竿而起，而波尔布特政权果然不堪越南军队一击，应声倒地，历史不幸被我言中。
那时，已经打倒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汪东兴还在搞什么“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确定的路线都是不能改变的；支持柬共也不能动摇。中调部虽然重视我的报告的情报价值，甚至给了我许多表扬和许愿。但它和外交部一样，但发现我不迎合他们支持柬共的态度后，就开始认为我的政治立场不可靠。中共历来以“立场”取人，而它的立场又是变化无常的，这也是中共任用奸佞而归于失败的原因。去到延安、大寨参观和在天安门观礼后，他们就对我开始冷淡，要打发我到香港去，于是我们一家人先去了广州。
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情况就有所变化，一九七八年九月他在北京训斥波尔布特，说他搞了过左的路线，造成了柬共面临的困境。尽管后来邓小平依然支持柬共，但那是为毛泽东的路线擦屁股。而中共路线的修正，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时中调部可能不再认为我是一个“政治立场不可靠”的人了，但那时我已经心有异志，立场真的不可靠，而且准备脱离中共了。
【广州中调部招待所的刁民泼妇】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全家到了广州，被安排在中调部的一间招待所住下，它设在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有两大两小四个房间，我一家住两个大房间。服务员是“李同志”，惠州人，她住一个小房间，负责替我们做饭。她的女儿“阿兰”是人民警察，蓝制服帽上有一粒红星，住另一小间。阿兰的未婚夫是解放军，大家叫他“张参谋”，是海南人。
我们住在那里，感到非常荣幸，以为可以向共产党员、人民警察、解放军学习了。而一住就是半年，起初大家感情很好，我还与李同志认了姐弟。
有一晚闲谈，我问张参谋：“报上讲‘四人帮’那样胡作非为，但那时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为什么不管呢？”张参谋有苦难言，他支支吾吾地说：“你们有疑问是很正常的，我们也不好讲。”
我们一家整天无所事事，日子很难打发。在痛苦傍惶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过去一起做秘密工作的老同志，我们怕窃听，不敢在室内讲真话，就到中山公园去谈心。我告诉他，上面有意图让我到香港去，而我已经一切灰心失望，只想到农村去种菜。他马上接过去说：“他们让你出去香港，是天大的好机会。要知道，多少人想要到香港去？就是没办法去。你必须非常清醒，好汉就是要吃眼前亏。不管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你一定要忍、忍、再忍。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你到了香港，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周，你刚刚回来，完全不了解这个社会，一切情况完全不象过去书本上读到的那样美好，那都是被人美化了的故事，你如果还以为是真的，就太天真了；而你如果再意气用事，那更是要吃大亏的。”这席金玉良言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就在广州耐心等待。可是，说是把我打发走，办手续却又花了许多时间。
总算联络的张同志来告诉我说，我和妻子去香港的批条最近就要下来，但是孩子要滞后一段时间，我听了非常高兴。星期六，妻子感到将要和儿女分手，趁手头有一点钱，想带他们去吃点东西。女儿很懂事地跟我们走了，而七岁的儿子却说要跟李阿姨去看电视。我太太情急，用柬语对孩子说：“你就好好在家，你如果出外，我回来打断你的脚！”她本意是想叫孩子一起去，但孩子还是不听。我们就只好和女儿走了，还第一次进了酒楼。
我们出门后，李同志问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妈妈出去？”他回答：“我不想去。”李同志说：“那你跟我去机关看电视。”孩子说：“我不敢去，妈妈说回来，要是不见我在家，要打断我的脚！”李同志听后，一肚火气快要炸。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家人竟被李同志和阿兰折磨到要发疯。
李姓妇人是勤杂人员，我们的饭菜都由她做。可是，这天她煮好早餐，放在炉子上，自己就回房去睡觉。不一回，她又跳出来。破口大骂我女儿“你死衰女、唔识罗出来食。”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而我一问她，她就恶狠狠地瞪着我，那张嘴巴象机关枪般嗒嗒地骂道：“我不想同你们这些阴险人讲道理。亏我对你们一家人那么好。你们竟然是两面三刀的坏蛋。我看错人了。”
我妻子把儿子叫到一边问了个究竟，他说：“李阿姨叫我跟她一起到机关看电视，我说我不敢去，妈妈说：要是她回来没看到我在家，就要打断我的腿。”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些话被误会了。我把这情况告诉张同志，她就更处处整我们，午餐晚餐都是冬瓜汤，清炒菠菜或白菜，连续一个星期。我又把情况告诉张同志，第二天张同志来说，李同志说她高血压不能为你们做饭了，要我们自己动手做饭，我们一口答应了。张同志就把肉票、鱼票、糖票、油票、粮票和四十元人民币交给我，这是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
厨房有两个煤炉，分一个给我们用。这种煤炭炉很不方便，但很耐烧，每天晚上要一块煤饼，让火慢慢地延续着，第二天再加一块煤饼来煮饭。可是我们不懂，第一天炉子就熄了，我们到楼下去拣树叶和废纸来起火，摸了大半天才起着了。我又去菜市场买肉，交肉票之后，卖肉的随便切一刀肉给你，连挑选都不允许。从此，我就到自由市场去买肉，我们一家人是这样才了解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了解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贫苦。
一九七八年时，广州自来水的压力很低，深更半夜用水人少的时候，三层楼上才会有水。而我们楼上没有畜水池，只有一个水缸和一个洗衣服用的大铁盆。每晚上我就起来盛水，先把水缸装满，再装满大铁盆、饭锅、汤锅、大碗、小碗，总之一切容器都用来装水。我们一家四口和她们两母女，一天就用这么一点水。
这个可恶的共产党婆，整人一招又一招。过去她半夜起来装水，现在我要半夜起来，这点小事我倒也不在乎。一天，她故意洗澡不关门，我刚好在客厅看报，她用缸里的水灌进她的裤头，伸手去摸洗她的阴部，让水流进铁盆，以示我们是喝她的阴道水。我不想说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这样的德行，但这个共产恶婆就是这么下流缺德。其女人民警察，中午回来，脚穿硬胶鞋，走路象操兵，故意砰砰砰，叫我们不得安宁。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人到东山区铁路局广场上去玩，那里有露天电影、下棋比赛、扑克比赛。我最喜欢看下棋，回到招待所，已是十时三十分，过去开门，锁匙一插进去门就打开了；但是今晚不能开。我知道她们把锁死锁了，于是哀叫请李大姐开门。可叫到嗓子哑了。她就是不下来。夜已深，我让太太和儿女站在门口等，自己去找公共电话，可是夜深了，没有人营业。我不得不到医院去借电话，报告单位的值班同志，要求帮助。
我急步跑回到招待所，又等了一大会，门终于开了。恶妇人还说我们不会开门。我本来气得要爆炸了，但还是克制了。这个恶婆一路上楼一路用广东语骂到：“丢你个老母，我落来帮开门，一句多谢都无。种瘟事，死喊家残，死扑街。”这是广东话最恶毒的咒骂。上到楼上她一路还在骂。我拿起电话打到机关去，我问机关的人听见骂人的声音没有？那个恶婆更大声地说：“我闹啊！你点？”（“我骂，你奈何？”）
张参谋现在也不互相招呼了。我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深情，看到电影中抓特务的公安人员，就无限崇敬，对董存瑞、雷锋那样的解放军就更加敬佩了，现在这一切破灭了，我气得头晕发病，天翻地转又呕又吐，连胆汁也吐出来。而那个共产恶婆拿起电话打到机关去，用广东话说：“张同志啊，你个客人就来死了，又呕又吐。你快地来看，迟了他会死啦。”
张同志向水果店借来一架脚踏三轮木板车，把我送到中山医院急救。医生说我患的是“歇斯底里症”。但我很清楚，我已经得了一种“不能和共产党同流合污的疯狂症”。过去听说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的材料制成的”，而我所见到的这几位中共党员、警察、军官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刁民泼妇，过去我在柬埔寨没有碰到过一个象他们这样品行的人，后来我离开了中国也就再没有见过这样恶劣的人性了。
而这些毒蛇一样的小人，竟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部属；而即便在它的中枢，也充斥着象王涛那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话说那正是一九七八年“春季广交会”期间，王涛也到广州来公干串联。他到招待所楼上来看我，我向他反映了这些情况，身为中央处长的他，对如此低级的勤杂人员的恶行，居然一脸漠然，毫无办法；他当然更没有设想过，这是否会使一个即将派遣海外的人员发生离心。
我记得王涛在北京训斥我说“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我还记得外交部的那位女司长一再对我说“事情很难办”。我和中共打交道的体会是“人人都是官，事事无人管”。说来，中共最核心最开明的机构如外交部、中调部，尚且如此散沙低能，其它部门就更可想而知了。
【去香港“潜伏”】
一九七八年夏天，越南开始与中共翻脸，柬共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根本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中共急于把我送回金边，还不如将我们送到香港去应变。那时，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中调部经费想必也十分紧蹙。而中调部利用我们这些“爱国华侨”，向来都是不肯花钱的，他们一共只给了我们两口子一千港元，就把我们打发到香港自生自灭去了。我们这些“爱国傻瓜”，也向来都是“自愿爱国”“分文不取”的。当然，也有例外，一九七○年他们让我在金边潜伏，是给了我一大笔钱的，但那是“康老”安排的特殊任务。
我为中共工作了几十年，本以为自己回到中国以后，就一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可是组织上竟对我说：“我们了解你的革命历史，但不承认你有组织关系。你要重新正式申请入党。”我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他们暗示必须办理入党手续，才能放我去香港，我才写了申请。我在去香港时，只是中共的预备党员。他们花一千港元把我放到香港去“自生自灭”，“灭了”没有什么损失；“生了”说不定还是一颗“为党工作”的棋子。
我冒充是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张中根太太的外甥，向港英当局申请移民，一九七八年五月间就办好了手续，去香港的前一天，管我的“齐部长”（中共的“部长”很多，可大可小）来问我还有什么要求。这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他们从来没有过问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这回我们夫妻二人要先走，孩子们还要暂时留在广州，因此我要求说：“请求领导上能够将我们的孩子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住。”他一口答应了。
是中国旅行社的一位干部把我们送出深圳海关，我们在罗湖移民局，坐等了很久，直到一名“内线”移民官坐台，才上去办理入境手续，他问我：“你到香港去做什么？”我按约回答：“姨丈要我去帮忙做生意。”他就在护照上盖了一个“永久居留”的印章。出了关，我们在一位张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原因是在香港的领导“老许”回北京开刀，没法接头。他回到香港，才让我与香港中国旅行社的“林主任”联系。老许名许耀兴，据说是泰国华侨，早年回国参加了革命。
我们在香港举目无亲，又没有一技之长。离开了张先生家后，租了一间四平方米的楼阁，租金就要四百港元。香港是弹丸之地，居住环境非常恶劣，有一句有名的俗语：“给你吃，不给你住”。我们两人只好到工厂去拼搏。我先做烫牛仔裤的工，技术不行，用力过猛，还没有赚几块钱，就把手给弄肿了。后来又到单车制造厂去做装配工，清晨上班，半夜才能回到家；妻子白天去车衣，下班还背一大包回家加夜班。后来，我们搬到廉租屋“九龙城寨”去住，上下要爬十二层。
四个月后，永久居留证件才到手。张先生开的一家旅行社让我带了一个旅行团去广州。到了广州，晚上挂电话给女儿，让她带弟弟来酒店相会。见面时三人拥抱成一团。坐下后，我看到儿子的两只脚在腐烂灌脓，我问女儿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你们走后，齐伯伯没有让我们搬家，只是搬来了一台电视机放客厅给弟弟看。”她又说：“学校看我年龄大了，要我试读初一，而我只有三年小学程度，就必须赶功课。但那母女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我就带着弟弟留在学校做作业。弟弟就在课桌上睡着了，被蚊子咬成了这个样子”。
她擦干眼泪又说：“那俩母女太可恶了！这几天，广州天气冰凉。我想在厨房煮点热水洗澡，但他们把煤炉弄灭了，不让我煮。我只能用冷水给弟弟擦身，冻得他跳起来直叫。我自己也用冷水洗身，冻得我也发抖……”
从柬埔寨来时，我们一家穷到只有四个背包。除了几件衣服，四条高丽参，两顶军用尼龙蚊帐，一部日本收录两用机，一无所有。我曾向这位李大姐表示，去香港时会将这些东西留给他们，她很高兴地告诉女儿说：“阿兰，你结婚不用买蚊帐了，周同志留给我们的还有收录机呢。”这些东西看来不值钱，但那时国内有钱也买不到的，而且也没人有钱。等到关系闹僵了，她以为帐子和收录机的希望就吹了，于是就来折磨孩子了。
我出生在民风淳厚的柬埔寨乡间，自幼向往有四千年文明的华夏祖国，又以为祖国到处都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人物。叫我失望的是，没有见到一个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没有见到一个勇于牺牲的江姐，在北京遇到的是不管我们死活的腐朽官僚，在广州则遭遇了这些为蝇头小利而计较不休的刁民泼妇。共产主义不仅把社会糟蹋得一贫如洗，而且人性都已经普遍卑劣，我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叫我失望透顶的祖国。
我气炸了！既然共产党造就了这样恶劣的社会和人性，我还要当“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要自由自在的做人。我拿起电话，挂到机关去。刚好是张同志值班。我告诉他说：“明天我就要回香港去了，再过几天你们就会接到我的退党声明。请你们帮我的孩子办手续，我要接他们到香港去。尽管我现在的生活还不稳定，但也不相信一家人会饿死在香港的！”
我是一个忠实的人，当向往革命时，义无反顾；一旦看透了共产党，也是义无反顾。我本来可以不说这些话，但是我要羞辱他们，他们看上去是巨人，内部却是一盘散沙。在中共的眼里，你跟他走，你就不重要；而你要反对他了，它就重视你了。
我回到香港以后，就递交了退党书，几天后他们通知我，说上级要在广州见我，想不到这位上级竟就是位高的王树仁先生。我说到过王树仁，六十年代他是驻柬埔寨的商务参赞，是中国大使馆的实际领导人，七十年代末是中调部副部长，在广州担任重要的工作，他为人非常随和亲切，没有一点官气，对我在柬埔寨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那天，他的太太也来了，我们叙了旧，他对我受的气，似乎也已经有所了解，只是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嘛”，听了这种国内滥用的空话，我也没有什么应对的本事。他劝我继续为党工作，碍于面子，我就对他说：“今后我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我还是会去做的。”那次我把孩子也带走了。
【在香港打烂仗】
我在香港一筹莫展，杨杰先生给过我两千港元的帮助。有一天路上巧遇马德望的老朋友陈华发先生，他见我一副落泊相，就建议由他出资一百万港元，购买一些面包车，开辟跑深圳到汕头客运，要我到广州去找门路拿批条，生意上由我来负责管理，年终分百分之十五的红利。我回到广州去钻营，却到处碰钉子，没有人愿意帮忙，因此事情没有成功。
每次回广州，看到到处都是开“皮包公司”的倒流海外的“归国侨胞”，他们利用进出两便的机会，四处钻营，买空卖空，想趁改革开放的赐机，捞第一桶金。
我在香港也学会了“冒险精神”，就也在九龙注册了一个“联发贸易公司”，提一个公文包，上下一脚踢，实际一无所有，连活动费都是借来的债。
“广交会”，我去凑热闹，学派烟拉关系。有一个外贸干部看了我的“联发贸易公司”的名片，说我这个公司的名字取得好，我说：“不但名字好，内在也百分百好，我可以和你联合起来发财。”交了这个“共同富裕”的心，才签到几单辣椒干、白瓜子、桂皮的货。虽说是有了供货的合约，但我没有能力开信用证，只能做中间人赚取佣金。而佣金是要到对方收到货，一切满意后才支付的。
记得与我做的第一单生意的，是一个来自黎巴嫩的中东商人。他在广州也一筹莫展，我们之间语言不通，我让他看了我的合约书，他知道我有货，于是到香港来，想见见我的“虚实”。当他见到“九龙城寨”地小人多，建筑老旧，垃圾满街，苍蝇乱飞，真吓了一大跳。他打电话上楼，要我下来见他，彼此用纸写，后来又约我到旅店去见他。他有钱买不到货，只能从我这里转手，我想他也是不得不服了我的。
我女儿来到香港后，读书懂了一点英文。于是父女俩人登门造访这位客商。他看来很需要这批货，我说只提百分之四的佣金，但他说只要顺利到货，就愿意支付百分之五，他用手提打字机打好合约书，女儿看后认为没有问题，合约就签成了。
不久，我就收到一封中东来信，夹着一张支票，是他付给我的佣金。我做事也很守信用，逐步开始在香港、星加坡、马来亚、中东有了一些客户，他们又再互相介绍，“联发贸易公司”看来很有前途，我对“自生自灭”也就有了一点信心。
【重逢老伍】
一九七五年初，我与老伍在越柬边界的社马分手，那时越南的战火纷飞。一九七八年秋，我们又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重逢，这时漓江的水清澈见底。他是中国旅行社桂林分社的一个管信件收发的副经理，我是香港旅行社的一个临时导游。
我很敬重老伍，以他对事物判断的透彻，对下属的知人善任，以及与越南共产党高层的亲密关系，和在柬埔寨开展工作的实际经验，中共委他一个方面要员，他的能力也绰绰有余。可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和背景，中共就更不能信任他。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他在川龙新社和我在一起，那时他就把柬共看扁了。他以波尔布特对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认识的肤浅，行事的残暴，不止一次向我预言过柬埔寨的悲惨结局。一九七四年，他回北京汇报工作，也不可能不向中共中央流露这种大逆不道的真知灼见。
我们回顾了走过的忠诚的道路，却怀着失落的苦痛彻夜长谈，设想着永远逃避不了的“海外孤儿”的归宿，他的妻子沉重地说：“德高，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老伍还告诉我蔡抗生从北京下来看他时说“周德高不知天高地厚，胆边生毛，敢和共产党斗”，可见我退党反抗的事情已经尽人皆知。但老伍对蔡抗生说“周德高很有胆量，替我们侨干争回了一点颜面，也让共产党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骨格”。
【援救在泰国的同志告于失败】
一九七九年元月，越南军打进金边，柬共就倒台了。二月间，中国出兵“教训越南”，因军队的战力不佳，教训也就很不理想；再碍与螳螂苏联在后，更不敢深入，于是早早就撤了兵。而中共在越南的人员也被一网打尽，柬埔寨的华运同志，大部分逃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中共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印度支那，如今只剩得是白纸一张。
一九七九年初，老伍也从桂林来到香港，中共好像也没有给他任何资助，生活非常艰苦，好在有一个侄子周济他的生活。我只见他写了许多信给黎笋和阮文灵，要求他们释放受冤被捕的华运同志，使我心中非常感动。五、六月间，老伍建议我到泰国难民营去看看是否有老朋友，我向留港的几位柬埔寨侨商募了一点旅费去了泰国。
我到了曼谷，先找到了马德望同乡杨春裕，他原来是“国光学校”的董事，“群星体育会”的总干事，是侨界很有名望的人物，而且与我也非常友好。他在政变前去了澳门，又从澳门移民泰国经商，那时他一帆风顺，家资富有，当印度支那难民大批进入泰国后，他就到边境地区探望，做了许多救援工作，也了解了许多情况。
他先就告诉我，我的母亲、二妹、三弟，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已经被美国接受，从难民营去了美国。说是有一个幼年生长在汕头的美国老传教士，到难民营访问，听到我母亲和二妹在讲潮州话，就与他们交谈起来，我母亲形容枯槁、命运凄惨，他见了十分同情，于是就用教会的名义出面担保，将他们全部接到美国的北卡罗来那州去了。而我的岳母陈春花一家还留在难民营。
杨春裕给了我一点钱，安排了我去了“考依兰”和“迈律”难民营，找到了岳母一家，又见到劫后余生的洪卫、杜华、宝兰、起丰、美英、林明雄等老友数十人，其状惨不忍睹，亟须救助。他们大部分是从东部和东南地区逃来，李力则是先到了老挝，再来的泰国。我暗示他们不要再抱“落叶归根”的观念，还是在西方寻找出路，否则后悔莫及。大家都明白我的好意，唯有林明雄大骂我是叛徒；后来他被中共安排在海南岛农村种田，曾经来信表示后悔，希望我帮助他离国，最后贫病交加，瘫痪死于病榻。
回到香港以后，我和老伍想到《棉华日报》有一笔广告费存在香港“中国银行”，而这笔大约五十万港元的钱，是五个人（潘丙、江文奇、郭之勤，蔡粱铿、黄盛遭）联名立的户，有三人联署，即可提款。当时，郭、蔡、黄三人都在香港和澳门。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写了一个动用这笔款项的求援同志的报告给“国务院侨办”。
不久侨办召我去北京，司长吴济生和处长张弓、林立三人接见了我，我把泰国方面的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向他们说了很刺激的话：“过去你们都说要发扬阶级感情，现在阶级兄弟非常需要你们的感情了。”他们听了很不是味道，但也不好发作，要我回香港听候指示。后来北京方面的确通知了香港中行，但我们在中国银行会面提款时，郭、蔡、黄三人中的黄盛遭拒绝签字，他借口是“不相信周德高”。
黄盛遭，福建人，原来在柬埔寨做钢铁生意，是金边侨界有名的“鳄鱼头”，凡事都要由他领头出面，有一次他为了争出头，竟引起福建帮和潮州帮械斗。而这回不是由他出头去救人，他就宁肯置人于困境不顾了。我这一生遇到过许多没有理性的人，而象黄盛遭这样蛮横的倒还是从未有过。我来回泰国曼谷，又两次去北京活动提取那笔款项，但碰到这个“鳄鱼头”的捣乱，不但毫无结果，却还误了我两个月的生意，因此就更灰心了。
这事把中共搞得非常难堪，泰国的难友们在眼巴巴地等钱；而北京的伟大指示，又可以止于一个“鳄鱼头”之手。中共自然不能冒“见死不救”的恶名，有一天中国旅行社的周副总经理召我去，给了我两万美元，叫我转交老伍，我签了字，把钱交给了老伍。至于这些钱是做什么用，我连问也不愿意问了。中共花了数以几十亿计的财力物力，制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可是只愿以几万美元来收拾残局中的败卒。
【拒绝去柬埔寨】
到了一九七九年夏季，柬埔寨大局已经底定，柬共只能在柬泰边境游击，金边的生活也逐步正常化。中国驻泰国大使参加曼谷的外交使团，也到边境去做样子探望难民，以为是配合了世界上的一片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声音，但在难民营遭到难民的羞辱，中共也就明白柬埔寨人民和华侨痛恨柬共和中共，远远甚于痛恨越南，柬共回金边只是做梦。
秋季的一天，中共在香港的高级负责人，“粤海公司”总经理许耀兴约我见面。
他问我：“你敢不敢返回柬埔寨？
我反问他：“没有什么敢与不敢，只是去柬埔寨做什么？”
许说：“有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我又问他：“以什么身份回去？是以目前这样的落魄的身份回去吗？”
许反问我：“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说：“既然是有任务，我就应该是以商人的身份去。后台老板当然是中国。让我代理一些柬埔寨人民需要的商品，卖出以后再还款。”
许耀兴最后说：“好吧，等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其实我非常明白，柬埔寨是中共的一块心病，而它的信息已经完全断绝，因此中共急于让我这样的“勇敢分子”进入金边，重新为它开辟情报来源。然而，中共在国际上扼杀金边政权的努力，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金边当局仇视中共的情绪也正在兴头上，我在金边知人太多，知我者更不少，只怕是有去无还了。
当然，我也想起王涛处长在北京训斥我的言语，“周德高，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完了。为什么老提那些问题，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他们凡事都要“请示中央”，万一我在金边有个三长两短，怕更是有去无还了。
再想到这个可与“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媲誉的“中调部”，上面虽有副部长知我任我，下面却有无知无识的勤杂人员欺我辱我。对于这样一个全无章法的团体，我为之卖命还有什么价值？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更不是二十年前的我，叫我去“赴汤蹈火”，我是不得不要问一个“为什么”的了。
只数日后，许耀兴又来约见我。他告诉我说：“你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让香港某皮草公司的陈某老板持名，你协助他的工作。”我听后很明白，他们是不信任我的，他们真还不如“康老”任用人时，先就给了我几十万元柬币。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派我去赴汤蹈火的时候，却还在怀疑我，于是我就一口回绝了他。
我既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对我下毒手。有一天我从罗湖过深圳，排队过海关，那条龙很长，但过得很快，一般人交上回乡证，盖章就放行。轮到我的时候，女关员看清回乡证上的名字，就把它交给一旁的男关员。那人就将我带进一间黑房，命我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没有查出什么东西，他们下不了手。但这一招使我清醒：有情况。到了广州，我在华侨大厅租了一个通铺过了夜。
第二天，我很快又发现了跟踪者，那是一对扮做情侣的男女。然而，我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故意急步趋前，他们也快步追来；我又突然急转回头，看看他们的面孔，他们就停下来交谈。待我返回到华侨大厦，他们也缓步过来。我叫了一辆“的士”到东方宾馆，要将刚发生的事情告诉老伍等朋友，后面一名公安骑摩托尾随不放，我走进东方宾馆某座二楼，他也尾随到服务台，然后盯住我进入那间房。
我把情况告诉他们朋友，他们一起轰笑了起来，说我神经过敏。当晚我已经熟睡，突然房门被打开，闯进来一个女公安，开亮了灯，说：“我是查房的，看你回来了没有。”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是要罗织“嫖娼”的罪名来抓人。第二天一早，我就赶紧回了香港。
后来朋友们了解到，这不是我神经过敏，而是任务下达得非常紧，只要稍有把柄，就将我拿获。我与中调部就此绝了情，它在我身上的这些作为，像是上了它的船，就非要替它干到底。其实，它是怕我将内幕公诸于世。老伍对我恩义很重，他通过其它线路上友人，向有关方面担保我不会出卖人事和机密，因此事态才渐渐平息，我也就保了几十年的密。
【幸福的晚年】
回到了香港，我就决心离开中共阴影笼罩下的香港。我化了不少年，历尽风险，才偷渡到美国来，后来又获得了合法身份，成为了美国公民，终于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安全。过去我曾经与美国为敌，今天我发现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深深地热爱这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
自从我踏上这块繁荣富强的国土，除了驾车超速收到过罚单，始终保持良好的公民纪录。我七十多岁了还在南方的一间学校当清洁工，但我工作勤奋，无怨无悔，以善待报答善待我的国家。我能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以最平常的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乐。
今天，中共已经不原再回顾这些事情，而我们这一代共产革命的曾经信徒，也行将逝去。我的同志们大都受到过柬共的摧残，有的虽然逃离柬共统治，却又被越共监禁多年，今天又都是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共的弃儿。我将自己经历留给后代，也是向历史表达自己的悔意。
（全书完）
把小孩集中起来与父母隔離培養、、、
而中国、称把皇帝的思想都改造過来了、
April 9, 2020 at 8:06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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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共和柬共 ——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前言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共产革命的洗劫，在这个非理性思潮退潮的时刻，回光返照的冲动竟发生在安定富足的高棉国，它的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受中共的教唆，也妄想创造奇迹，改变人类社会形态，他们为了“公平”推行贫困；为“理念”进行杀戮……。在这个曾经是佛土的国度，留下几百万颗骷髅，和更多的等待人们去践踏的地雷。
几年前，初识从远方来的庄思明先生，他又引见我认识了周德高先生，老周住在不远的另一个州的城市，据说才结束了一间餐馆的生意。第一次相见，就见那徒有四壁的家，堆满了报刊杂志“争鸣”“开放”“动向”……，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位非常政治化，而贫贱不移的人。
老庄来自越南富裕商家，老周出生在柬埔寨穷困乡村，在我还非常无知的时代，他们就卷入了印度支那革命的激流，都成了无畏勇进的战士。我搞不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只知道他们都曾经为“中调部”工作。不幸的是，他们的忠贞非但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反而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于是他们都深恶痛绝地脱离了这个违背人性的事业。
中国的历史很古老，但是又很枯燥，它们大都是后世“编”“修”“撰”出来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内中充满了虚假矫饰的情节。因此，我鼓励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那虽然看似凡人的事，却才是历史树干的根叶。他们无疑都有失落感，我说那是人类历史错误的一页，必须把它记载下来，告诫后人。
老周和他的太太很快都找到了在学校当清洁工的工作，因此医疗和退休的问题都解决了，老周的女儿帮他还清了信用卡上不少的债务，他们又搬进了新购置的活动房屋，过上了和谐、满足的生活，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回忆也就很快地写出来了。
柬埔寨与中国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共要帮助柬埔寨共产党推翻它的政府；西哈努克明知道“中国是红色高棉的后台”，却因反对他的右翼民主主义者亲美，所以他就情绪化地亲华。越南战争高潮中的一九七○年，美国主使军人朗诺发动政变，把西哈努克进一步推入中共的怀抱，成为柬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招牌。所以这个小国的百姓，就在大国的冷战中挤轧煎熬了。
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实行种族灭绝的屠杀，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的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人力、物力的资助下，在全柬一百七十个县中的八十一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了150万个骷髅，柬共的暴行实在是大大地超过了德国法西斯。
老周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接受中国大使馆领导，从事“为祖国服务”的“地下工作”。那时中共贯彻的是“愈穷愈革命”的路线，他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好料作；还有着忠诚的意志和犯难的精神，加上精通柬埔寨的语言和国情，因此他得到了中共方面特殊的信赖和任用，若干柬埔寨大事都有他的参与。
一如，一九六七年越南战争急速发展，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国内开始发生动乱，西哈努克开始向美国靠近，老周获知政府即将处置“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的意图，他受中国方面的指令，通知两人及时逃出金边，这预示东南亚形势巨变的重要事件，世界各国媒体作了大量的报导。
二如，一九七七年他被召到北京，为吁请中共干预柬共种族绝灭的罪行，他报告了柬共内部分歧，要人苏品与越共有往还的情报。中共旋即邀请苏品访华，进行摸底；次年苏品遭波尔布特派人击成重伤，自杀身亡。苏品之死引发“东部大区”叛乱，失败后大量军民逃入越南。后来，越南军队在他们的配合下，于一九七九年初攻入金边。
我发现其中有许多未被人知史事，须要研究、补证，于是我们开始合作。在执笔的过程中，我又发见了老周头脑聪明，性格果断，而且记忆超人，我甚至为中共失去这样干练的人才而惋惜。经过两年的努力，本书《我与中共和柬共》终告完成。
老周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由于天赋的敏锐，连波尔布特第一个女友后来的姘夫，就是今天金边某政党头目的父亲，他也而知道得一清二楚。又如柬埔寨著名民族民主主义者杨世祖，现在已经很少为人所知，但老周却知道他的身世。许多柬埔寨问题，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举重若轻的答案，因此中国大使馆很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柬埔寨通”。
许多柬埔寨地名，潮州移民有约定的译法，如Phnom Penh作“金边”，Kratie作“桔井”，Pailin作“珠山”等。我们尽量遵守这些传统，但又兼虑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名声，因此还是把柬共余孽盘踞的“珠山”译做了“拜林”。又如Kompong Chan是“Chan人的地方”，它有许多译法，如“磅湛”、“磅占”、“磅针”、“磅桢”等，但因为历史上的“占巴”就是Chan人的国家，所以我们取了“磅占”。无数这样的细微末节，都埋伏在本书中，因此本书有棉华乳融的特色。
若干关于柬埔寨的著作已经问世，其中以英国作家萧特（Phillip Short）的《波尔布特》最为优秀，而他的成名作则就是《毛泽东》。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担任英国名报名刊驻北京记者时，他开始对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塔莫、盖宝、密杜等柬共要人进行面访，他与留法知识分子耿万萨、秀木、麦勉等人的谈话，更具真实价值。我们征引了萧特著作中的若干记载和图片，如果他一朝读到本书，同样也会发现许多未知的真迹。
老周因“诋毁伟大的柬埔寨共产党”，被昏庸的北京官僚们当作“政治立场不可靠”份子，而用一千元港币打发到香港去打苦工。现在他是一个心安理得的美国校工，因为他的勤奋、明理，全校的师生都尊重他。
本书旨在成为一册准确而有血有肉的历史，因此以“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的名义刊行。我们合作得愉快，在分享出版的快乐时，还得感谢双方家人的支持和散居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的友人们的赞助。有一位老周的友人寄来小诗一首：“夜长西窗寒流冷，破晓方闻鹊声鸣；文坛已是千层雪，花圃仍有一叶青。”以资鼓励。
朱学渊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记于美国
目录
第一章 柬埔寨的历史和人物
柬埔寨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领土问题
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
日本与柬埔寨的第一次独立
民族主义者山玉成
柬埔寨的第二次独立
日内瓦会议后的局面
法国为柬埔寨培养了激进主义者
柬埔寨留学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沙络绍——波尔布特的家世
沙络绍在法国
沙洛绍归国参加斗争
沙洛绍在金边的活动
动荡的一九五五年
沙络绍与乔奔娜丽的婚姻
柬共彻底转入地下
柬共正式建党
杜沙穆失踪和波尔布特时代的开始
农谢其人
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西哈努克的专制、反美、亲中路线
第二章 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
我的家世
进学校读书
小学毕业谋职
参加《棉华日报》工作
第三章 中共与柬共连手制造革命高潮
柬文《人民报》
中国大使馆的“二王”
破获台湾特工谋害刘少奇、西哈努克案
柬共建立丛林基地
波尔布特去河内和北京
腊塔那基里
三洛乡事件
大使馆叫我通知乔森潘、胡荣、符宁出走
西哈努克向右转
红色高棉绝处逢生
第四章 朗诺政变和柬共取胜
康生亲自指挥，召我去北京
中共指挥我插手金边政局
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
朗诺、施里玛达其人
中国和越南对柬共的支持
进入根据地
柬越两共的矛盾的爆发
屠杀“越头柬身”人
“华运”和它的领导成员
拜会苏品
会见农谢
凶恶的农谢
柬共的干部
西南事件和张东海的恶劣行径
王海和林三回国汇报
美国的炸弹
柬共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柬埔寨农村的痛苦生活
杀狗运动
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坚定立场”
胡荣被杀
越南侨干的离走和牢狱之灾
劣质军事家
第五章 柬共的胜利和失败
柬共进城
柬埔寨华侨的悲惨命运
全面整肃的启端
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外交部和中调部
苏品被杀
揭竿而起
邓小平教训波尔布特
柬共逃出金边
在柬埔寨的奥斯威辛怀旧
红色高棉的囚徒
西哈努克在美国谋求政治庇护
邓小平教训“同志加兄弟”
柬共重整旗鼓，又重归失败
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波尔布特的新婚
连襟的决裂
四五○师和四一五师叛变的原由
洪森策反成功，英萨利受西哈努克宽赦
宋成全家被杀
波尔布特的死，才迎来红色高棉的末日
第六章 脱离中共
政治立场不可靠
广州中调部招待所的刁民泼妇
去香港“潜伏”
在香港打烂仗
重逢老伍
援救在泰国的同志告于失败
拒绝去柬埔寨
幸福的晚年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一章 柬埔寨的历史和人物
【柬埔寨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领土问题】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几十年前人口只有六百万，还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柬埔寨王国分成二十个省，金边和磅逊（今“西哈努克港”）是两个直辖市。人口中高棉族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它又名高棉国，国中百姓中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徒，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林木葱郁，物质充裕，民风淳厚的国家。
中国历史很早就开始记载它，《隋书》叫“真腊”，新、旧《唐书?真腊传》叫“吉蔑”，唐代朝鲜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为“阁蔑”，《元史》为“继没”。其实，“吉蔑”、“阁蔑”、“继没”都是“高棉”的别写，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说：“其国自称曰甘孛智。”明代又有“甘破蔗”、“甘菩者”的写法，万历以后才定记为“柬埔寨”。
高棉民族古老而又背景特殊。高棉语、越南语、泰国语互相极不相同，而老挝语与泰国语较为接近。高棉族较之越族和泰族，皮肤显得黧黑而多斑点，柬埔寨人对自己的肤色很自豪，他们自称是“黑色的高棉人”。那些肤色较浅的人，往往被认为有中国血统，柬埔寨王室也是这样的棉华混血家族。
柬埔寨文字与泰文、缅文的形态相似，是从印度巴利文发展来的。柬、老、泰、缅四国是在印度文化圈内，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越南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很深，汉文和儒学教育很发达，胡志明会写中国传统诗词，这种人在柬埔寨人中是很难找到的。
柬埔寨人民崇奉的佛教，是所谓的“南传佛教”，它是从印度转道锡兰传入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而越南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是一个系统，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然后流入越南、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从吴哥窟建筑与泰国、缅甸建筑雷同，越南的庙宇与中国庙宇相似，就可以看出它们源头的不同。
湄公河三角洲和以南地区，包括西贡（今胡志明市，高棉语称Prey Norkor）在内，原来都是高棉民族的领土。十六世纪末，越南并吞“占巴国”（中国和越南历史记为“占城”）后，势力南扩；越南王将第六个公主嫁给柬埔寨济哲德王，这位六公主向高棉的夫王讨得了这片沿海土地，献给了越南的父王，法国殖民者将这片土地叫 Cosaoxine，意思是“六公主讨来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下柬埔寨”。
虽然柬、越两国相邻，但人种、语言、宗教、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历史上还因“下柬埔寨”而结下了很深的怨恨。这片领土争议几百年都纠缠不清，还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自作主张，将它划归了越南。因此，它是柬埔寨的一块心病。不仅波尔布特取得全国政权后，声称要收复下柬埔寨，西哈努克对此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明朝末年，据说有一名叫“莫玖”的中国将军不愿降清，率领他的部属投靠越南王，适逢越南刚取得下柬埔寨，越南王就派遣莫玖带领部下来到这片土地驻屯。这些明朝士兵和当地百姓通婚，后裔自称“明乡人”，在西贡和南方各地，到处可见“明乡庙”，阮文绍政权的权贵就有不少自认是明乡人，他们每年都举行很隆重祭祖活动。越南南方的这片土地，是由棉、越、华三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多血缘的社会。
经过越南的几百年统治和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柬埔寨的许多高棉族人也取汉姓汉名，例如下柬埔寨的大姓“山”、“石”、“金”、“周”、“宋”，与传统高棉姓氏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说来，从姓氏即可以辨出下柬埔寨人来，西哈努克时代的政坛和柬共的领导层，都有不少下柬埔寨人。金边《祖国报》社长山福寿，“自由高棉”的领袖山玉成，柬共领袖山玉明、英萨利、周成、宋成等，都是下柬埔寨人。
柬埔寨的华侨，大部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华侨既善务农，更善于经商，生活水平高出柬族土著和越侨许多。华侨在商言商，善于处事，更没有因领土纠纷引起的感情纠纷，因此华侨的处境比越侨又要好得多。越侨主要住在沿河地带，从事捕鱼业，经济上的成功，远不如华侨。
柬埔寨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认同心理又非常宽松。有华裔血统的人，不会说中国话，不在清明祭祖，与柬族通婚，就被成为柬埔寨人了。我的外祖母是柬族人，母亲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我的父亲是从潮州来的，家中说潮州话，我们是认同中国的。但柬共领袖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农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华人血统，但他们都不认同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
【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八六四年，具有不同语言文字的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被法国整合成一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柬埔寨社会依然保持宽容和自由；各族人民互相认同，和睦相处。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也带来了在欧洲游荡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暴力的列宁主义迅速又渗入印度支那。而中国农民共产主义的胜利，更教唆柬埔寨人民搞起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从此这个美好的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十世纪初，越南出了一位青年阮爱国，他就是后来的革命家胡志明。早年他在法国游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回来，在广州参加中国的大革命，还曾经被捕入狱。一九三○年二月三日，他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那时，党内虽然有寮国支部和柬埔寨支部，但主要成员都是越南人。一九三五年，印支共产党初具规模，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预设革命成功后，将根据人民的意愿，成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或成立各自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次大战期间，法国先败于德国，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了不同的态度，泰国王室政府和日本合作，以昂山为首的缅甸马克思主义兼激进民族主义团体，亦与日本合作以驱逐英国殖民主义。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则与日本有过一度相安的局面；而印支共产党人号召人民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法国统治者的双向斗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印度支那的抗日斗争遂成抗法运动。一九五○年三月越南河仙举行预备性会议，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高明等人与会，确定了未来的柬埔寨共产党追随越南路线的先期纲领。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山玉明在柬埔寨西南某地召集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建立了草创性的政权。一九五一年二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自行解散，这个决定可能与当时“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有关。一九五一年九月山玉明在马德望省三洛乡主持会议，正式宣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成立。
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设有三个分指挥所。在波萝勉省克腊宝的东部指挥所，负责人是杜沙穆，主管湄公河以东诸省，克腊宝近越南，周边有许多越南侨民，多数是橡胶园工人，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山玉明负责的西南指挥所，设在唝吥省，主管茶胶、唝吥、戈公、磅士卑诸省。萧兴领导的西北指挥所，莫森巴管军事，农谢负责财经，管辖马德望、暹粒、菩萨、磅清扬等省。
山玉明和杜沙穆，都是出家的僧人，山玉明还有“敏居士”（Acha Mean）的别号。他们都是先在下柬埔寨参加了印支共产党，后来被派来柬埔寨开展工作。两人都很淳朴谦虚，很受人尊敬。萧兴原名蔡兴，也是从下柬埔寨到金边来的，他先在金边一家很有名的“超包制药公司”当推销员，因此有人误会他是一位乡下的郎中，他被萧姓老板收为义子，就此改姓萧。一九五一年他曾被派往越南学习军事，受到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阮友寿等的接见，回柬埔寨后指挥柬埔寨西北区反法武装，我的家乡马德望省，是他的主要活动地区。那时，萧兴是马德望地区人民心中的英雄，我的舅舅就经常讲起他的事迹。
有一位与我要好的同学，也参加了萧兴的游击队。金边和马德望之间有一条柬埔寨唯一的铁路，游击队决定伏击列车夺取武器物资。那时列车的前后都有装甲车保护，伏击地点就在离我家约四、五公里的山边。战斗一打响，敌兵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把能搬的搬走，队长就下令撤退，我的那位同学不听指挥，弄来一把铁锯子，把一门炮的炮架锯断，入夜时才将几十公斤重的钢炮扛回营地。那时，柬埔寨的政府军和游击队，都是纪律松懈、不会打仗的。
【日本与柬埔寨的第一次独立】
十九世纪后期，柬埔寨逐渐丧失主权，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反视当时法国在柬埔寨的统治，相当宽松，而且保护传统。柬埔寨王室一如既往的存在，法国也只是有象征性的驻军，和代理外交事务而已。尽管法国殖民当局保护传教士，但佛教信仰也得到尊重，因此柬埔寨始终没有变成基督教国家；法国文化也只是在上层社会发生了一些作用，民间仍然保留了传统习俗。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兴起，日本军国主义又一度赶走西方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前，泰国几乎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它在大战期间就与日本合作，侵占了大片柬埔寨西部领土。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也与日军合作实现独立。英属缅甸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领袖昂山，又在去延安的途中转向东京，然后与日本合作赶走英军，今天缅甸“社会主义”军政府的独裁领袖，都是他的思想子裔。
唯独法属印度支那出现不同的局面，一九四○年法国军队被德军击败，一次大战英雄贝当元帅领导的法国政府与德国签订停火协议。根据这个实质投降的协议，除南部及东南部外，法国大部被德军占领。贝当的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下令海外属地与德日意轴心国合作对抗盟军，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就是描写发生在摩洛哥的这段历史。
一九四一年，日本自己先不动手，而是唆使泰国进攻柬埔寨，但海陆两路泰军均被法属印度支那军队击退。这时日本就出面干预，它迫使法国殖民当局与泰国的代表在东京签署了一个条约，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而就是因为这个颠倒胜败的条约，使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一气而驾崩，于是才有十九岁的西哈努克的继位。
尽管有维希政府的承诺，日军大举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但它允许法国殖民机构继续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当局双重统治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德日意轴心国败局已定，维希政府逃入德国境内，日本才决心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在战败前送给越老柬三国一个“独立”的大礼。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驻柬“高级顾问”和日军司令知会西哈努克，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是为了阻止西方人的殖民活动，柬埔寨王国可于近即独立。于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择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废除一八六三年法国强加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附加协议，宣布国家独立。
【民族主义者山玉成】
那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只剩下了五个月的时间，历史已经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证明柬埔寨得到的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而日本还找到了一个象缅甸昂山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样的反西方柬埔寨民族主义者来与他们合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玉成。
山玉成，一九○八年出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高棉族人，母亲是有一个中国血统的越南女子。他在法国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一九三三年，返回印度支那，在金边一所法国人主办的“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沈华和巴春。一九三八年，他们创办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份柬文报纸《吴哥窟》；一九四一年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印度支那，《吴哥窟》的反法情绪也大胆冒头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春、文昌莫、杨世祖等人在金边发动了一场有二千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了大逮捕，游行领袖都被捕入狱，山玉成在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杨世祖是潮州华人的后裔，上辈在柬埔寨经销僧人的袈裟，他自己是一个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民主主义者，山玉成毕生的友人。我后来在金边认识他，他会说潮州话，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据《西哈努克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山玉成在日本以缅甸人身份，每月领取一百日元的薪水，他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两年后，获得陆军上尉军衔。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哈努克宣布独立后，山玉成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说，他的父母都是山玉成的朋友，是在他们的劝说下，山玉成才被任命为王国政府的外交部长。
山玉成的好景只有几个月，他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装团体，它的成员大都成为后来柬埔寨军队的骨干。八月间，他带领这个团体举行政变，把西哈奴克赶出内阁。然而，在他自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紧接着，胡志明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起义，那就是越南的“八月革命”，山玉成迅速承认越南的革命政权，表示也要抵抗法军的入侵，他亲自到越南境内与胡志明的下属谈判合作，然而他又提出了归还下柬埔寨的要求；他又派人去泰国周旋，却准备放弃收回西部领土的要求，两造都显得不识时务，因此都未能遂意。
英国的印度军队又率先来印度支那，执行受降日军的工作。最初，英国人打算像在缅甸同昂山合作那样，同山玉成合作。但听说山玉成准备抵抗，又使他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法军远东派遣军司令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边，就把山玉成抓起来，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山玉成才被法国当局判处了二十年监禁，后来转移到法国监视居住。
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西哈努克说山玉成不断写信给他，要求回柬埔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玉成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他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使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如果西哈努克有气量与山玉成合作，柬埔寨民族未必会有后来的劫难。
山玉成没有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了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与追随他的文昌莫、杨世祖等人组织了自己的抗法武装，它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事实上，统称“伊萨拉”（Issarak） 的右翼反法武装团体，早在四十年代末就一哄而起，它们大都是些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头目有塔春、蒲柴、诺罗敦?曾达拉西、西索瓦?育他旺等人。
美国一贯推行民选政府的政治理念，因此山玉成与美国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亲美的立场。据说山玉成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随员有经常的接触。尽管山玉成被西哈努克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越南共产党始终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担任过的“高棉共和国”总理，但又不能与这些人合作，而出走西贡，一九七五年越共占领西贡以后，山玉成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
【柬埔寨的第二次独立】
法国人回到柬埔寨，以为一切都回到了战前，但日本导演的“独立”已经无法收回成命，于是双方在一九四六年初签订了一个临时协议，法国继续把持柬埔寨的财政、国防，外交、民族方面的权力；王国政府的自治权只限于在法兰西联邦内。这样，法国又重新恢复了殖民统治。比较起来，英法两国处理殖民地问题的手法大相径庭，英国在战时就作出了印度独立的开明安排，而法国则毫无远见，乃至相继陷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泥坑，大失了颜面。
“越盟”是越南共产（劳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抗法斗争”，在印支三国持续了八年。它最初是由越南共产党打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招牌，包打三国的天下，于是“越盟”也就成了印度支那三国左翼抗法军事组织的代号。
进入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人又以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的名义进入柬埔寨，组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革命党），早期柬共领袖大部来自下柬埔寨地区，是一些听命越南发号施令的附庸。与此同时，印支共产党中国支部（侨党）的一批干部，也从越南转来柬埔寨，在中国侨民中发展组织。
一九五二年，是柬埔寨人民反法情绪高涨的一年，民主党在金边执政，在议会中长期保持优势，给亲法的西哈努克王室很大的压力，山玉成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又逐渐形成街头运动。西哈努克从西贡召来法军摩洛哥兵团镇压街头的民众，同时他又很不智地解散了民主党政府，这招致了广泛的批评。然而，即便在大好形势下，山玉成整合“伊萨拉”的努力，也终告失败，左、右两翼的合作，就更无从谈起了。说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左翼（别称“柬埔寨越盟”）搞得有声色，右翼则涣散而没有作为。
一九五三年，竟也成了西哈努克领导“皇家十字军”争取独立的戏剧性一年。过去西哈努克是法国殖民统治的合作者，也是抗法斗争的对象；但在印度支那战争急下的形势下，他意识到如果继续站在独立运动的对立面，柬埔寨王室将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去年他用殖民当局来压服自己的政敌，今年他又用抗法运动来恐吓巴黎的政客，而且表演得非常亢愤。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西哈努克去法国度假，他给樊高?奥里奥尔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柬埔寨全国上下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两周后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追说柬埔寨军事形势危急，如果继续拖延，王家军队会迅速崩溃。他没有得到及时响应，于是他又去到美国活动，向西方暗示，如果不给柬埔寨以独立，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得胜。他警告说：“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西哈努克认为只有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柬埔寨才能逃避共产革命；但满脑子冷战思维的国务卿杜勒斯，在简短的见面中，却告诫他与法国合作，否则柬埔寨将会被共产主义吞噬。两造话不投机，白宫非但没有宴请他，国务院还建议他去看看马戏杂技表演。两年以后，他见到周恩来后，就一头栽进了周恩来父爱式的怀抱。美国政府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东方小国君王的轻视，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也写道，“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结束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是年五月，西哈努克海外游说后回到金边。获悉法国仍然没有移交权力的打算，于是他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他的总部，一方面号召抗法力量团结在他周围，另一方面又再次呼吁法国给予独立，这无异于表明他要与法国决裂了。这很快起了作用，十一月，法国就正式将权力移交给西哈努克，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外交上行使主权，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一九五四年柬埔寨又退出了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是柬埔寨第二次独立，是印度支那大戏中的一幕。尽管这不能归功西哈努克个人，但一个如此蕞尔小国的王公，能有与大国斗争的谋略，还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
【日内瓦会议后的局面】
印支三国共产党的抗法战争，最后以奠边府战役结束。奠边府属莱州省，位于越南西北高原的一个盆地中，是靠近越寮边界的战略要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法军先以五千空降兵占领奠边府，目的是要以它为基地切断越、寮抗法武装的联系，为上寮地区法军提供掩护，后逐步增加部署，形成一个兵力一万六千余人，机场设备齐全的大型据点。越军由武元甲担任指挥，四万余人部队从北、南两个方向对奠边府形成合围。
中共则派出以韦国清（后授衔上将）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实地参与指挥。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曾以中共的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韦国清等人：一，不要吝惜炮弹；二，分割法军成南北两大集团；三，分段摧毁法军据点；四，逐段紧缩包围；五，狙击法军活动；六，展开政治攻势。以上战术取得有效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准将宣布投降，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的精锐被消灭，此役震撼了世界。
接着，苏联和英国召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美国和中国与会。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签署和议，法国同意印支三国独立，越南共产党将一切人员撤至十七度线以北，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方。协议规定越南方面撤走在柬埔寨和寮国的军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政府将实行中立立场。寮国爱国阵线党所属的军队（“巴特寮”），在丰沙里和桑怒两省集中，得了背靠中国和北越的地利。还规定柬埔寨和寮国于一九五五年进行国际监督下的普选。
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柬共，原本就人气不旺，日内瓦协议又使它四面八方失去依托。因此，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表面上决定自行解散，承认西哈努克政权的合法性；大部分人员由主席山玉明率领，去了越南北方受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还有一部份人员留在国内参加竞选，尝试合法斗争。
【法国为柬埔寨培养了激进主义者】
四十年代末，一些家境优裕的柬埔寨青年去法国学习，柬埔寨政府也选派了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当时，柬埔寨只有一千多人完成中等教育，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大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院长，秀臣在金边行医收入丰厚；周成当过教育部长，后来又被委任为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乔森潘、胡荣、符宁都连续当选过国会议员，还都担任过内阁部长，他们都表现出卓越的学识和才干。
这些留法学生受到左倾思想的熏陶，大部分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而他们内心又更向往毛泽东暴力革命路线，思想远较柬共本土成员激进。这些留法学生的归来，使柬埔寨共产党如虎添翼，特别是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英萨利、宋成等人，很快就取代了亲越南的本土派人物，从而成为追随中共的狂热领袖。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内战全面开始，除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外，乔森潘是露面人物，胡荣曾经是柬共根据地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符宁主管新闻，宋成是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福财担任西南军区政委。柬共进城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民主柬埔寨”（简称“民柬”）政府的首脑。柬埔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留法学生的手中。
【柬埔寨留学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耿万萨，生于一九二六年。五十年代初，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巴黎高棉学生社团的精神领袖，还娶了一位很有才气的法国姑娘。一九五二年，耿万萨执笔为高棉学生联合会写了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抨击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推翻民主党政府。
是年十月，耿万萨带了他的妻子乘飞机回到金边，由教育部安排他在西索瓦大学预科任教。一九五五年，在联合国监督下，柬埔寨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他参与了民主党竞选活动，我在马德望听过他的演讲，口才非常之好。他的杰出表现，竟使西哈努克恐惧到将他投进监狱。
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曾经在中国大使馆的宴会上见到过他。尽管他的朋友大都是共产党，但他始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且不因为有立场，而多是非，因此有清高的形象。一九七○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他出任“高棉共和国”驻法国的大使，与他的共产党友人敌对。
耿万萨是一个西化很深的人，一个外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与波尔布特私人间的友情很深。但据说，波尔布特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柬埔寨人”，而耿万萨又认为波尔布特“没有法兰西深度”。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低估了一些带乡土气息的革命领袖，然而历史证明，后者更具有推行政治理念的毅力和能力。
秀木，一九二五年生于柬埔寨最富有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诺罗敦、西索瓦、莫尼旺三朝礼宾司长，敛聚了大量的财富。二次大战期间秀木已经在河内读书，他的叔叔文昌莫是山玉成的挚友，一九四五年他也回到金边帮助山玉成。一九四六年，山玉成事败入狱，秀木也出走到法国。他在阿尔卑斯山疗养肺病时，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病友，因此也成了法共的党员。后来他和英萨利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度聚集了二、三十人。
秀家四兄弟都成了柬共的成员，老大秀臣是医学博士，后来是民柬政府的卫生部长。老三秀春在柬共退出金边后，还在柬泰边境担任的财政部长，老四秀蒲拉西是驻联合国大使。我在金边认识秀臣，他富有同情心。秀家兄弟的人格都很高尚，尽管在柬共中并不居高位，但一直效忠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在残酷的整肃中，波尔布特没有伤害他们；一九七九年，柬共退出金边，波尔布特还派秀木陪同西哈努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英萨利，原名金丹。一九三○年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家道破落，在波萝勉省读小学时，为一位英姓的僧侣继养，后来进了西索瓦大学预科。留法期间，他初习商科，后改学政治。其人身材高大，皮肤尚白皙，口才甚好，可能也有华人血统。波尔布特与他情投意合，后来又分别与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结婚，成为姻亲。
英萨利一贯律人严而律己宽。据他的一个同伴回忆，有一次英萨利告诫他，与其和女生们去浪费时间，还不如用手淫解决问题。秀木有一次和法国女友同处，英萨利清晨就来击门，大声叫唤：“还有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干。”然而，当十九岁的乔蒂丽一到巴黎，英萨利就把她的肚皮搞大了，还是大家伙凑钱让乔蒂丽去瑞士堕的胎。秀木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小圈子本来可以容有更多的人，但英萨利的作风使许多人离心而去。
英萨利是一个左倾、功利、自私，而野心勃勃的人，在巴黎读书时，他就告诉耿万萨，将来要回柬埔寨领导一个完全听他的话的政党。但是一九五二年，耿万萨代表高棉留学生写文章开骂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威胁要取消留法学生的官费。身为高棉学生会会长的英萨利，就开始抱怨：“这都是你的错，你已经拿到学位，但我们还需要读书，你应该回金边去为我们募一笔钱，让我们能够留在法国……”不义气作风，英萨利的毕生如是，秀木和耿万萨至老对他还有厌恶之心。
一九五七年英萨利从法国返回柬埔寨，一九六○年，与杜沙穆、农谢、波尔布特、苏品、高明等同时成为柬共中央成员。长期以来，党内排名英萨利虽在波尔布特、农谢之后，实际地位却在农谢之上，柬共遂成姻亲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家天下”。七十年代初，英萨利在北京监护西哈努克，他与“四人帮”关系密切，不仅思想左倾，而且言辞傲慢，西哈努克对他非常反感。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城以后，他担任民柬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他屡屡对其下属发表藐视中共的言论，认为中国专家贪图物质利益。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回中国前，中国大使孙浩提到这些事情，他对我说：“英萨利这个人很坏。”似乎与秀木、耿万萨、西哈努克有不约而同的评论。
英萨利与波尔布特是柬埔寨人民最为痛恨的人物，一九七八年柬共集团逃出金边以后，两人就被缺席审判，处以死刑。一九九六年，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分道扬镳，西哈努克不计前嫌，下令赦免了他。英萨利就在拜林（华人称“珠山”）经营珠宝和木材生意，大发其财。近年有美国作家萧特（P.Short） 访问他，他将当年北京方面发给他的中国护照，以及孙浩与他从金边出逃路上的合影和盘托出，自然是与中共誓不两立了。
乔森潘，一九三一年生于柴桢省，父亲是一名法官。幼年好学，获政府资助去法国留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年回到柬埔寨，在金边创办法文刊物《观察家报》，因立论左倾，曾在闹市被流氓剥光衣服受辱。后来，乔森潘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贸易部长。一九六七年，乔森潘与胡荣、符宁一起进入柬共根据地。
其人寡言、节俭，不近女色，因此威信很高，青年人称他“好人潘哥哥”。他的皮肤也较白，祖上可能也是华人，但不会说华语。他独居多年，有人说他性无能。西哈努克视察“解放区”时，柬共选了两位美丽少女服侍莫尼克公主，其中一位后来嫁给了乔森潘，并育有子女，据说还是西哈努克给他们牵的线。
西哈努克评价乔森潘是一个自爱的机会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多次逃脱党内清洗。乔森潘是继西哈努克之后，柬埔寨最有名望的政治家；但在党内却没有拍板的权力，长期在“中央候补委员”的次要地位上。
他忠于波尔布特，直到波尔布特死去，才离开柬共最后的据点。至今他一味抵赖柬共反人类罪恶中他应负的道义责任。
宋成，一九二七年生于下柬埔寨，留法学生，主功政治学，在巴黎参加柬埔寨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回柬埔寨后在中学校任教，周成担任教育部部长时，宋成主管教育部的日常事务，一九六三年成为柬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继波尔布特、英萨利后，是进入丛林的第三人，后来他领导组建柬共军队，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进城后任民柬国防部部长，其人思想非常左倾，同时兼管S-21监狱的清洗审判。
柬共退出金边后，八十年代末开始与乔森潘去巴黎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四方谈判，后来因为主张参加一九九三年的全国普选而被波尔布特怀疑，进而丧失柬共军队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七年在安隆汶基地与妻子云娅及子女七人一起，被波尔布特下令杀害，尸体用车辆碾压。这个暴行激怒了的柬共残余部队，起而推翻波尔布特。
胡荣，留法激进学生领袖，一九五一年夏天曾率柬埔寨留学生去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柏林与高明率领的柬埔寨革命青年团会合。他在法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柬埔寨，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经济部长。无论在西哈努克政府中任职，还是在柬共高层工作，他都以直言雄辩闻名。一九七二年他就反对在根据地成立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主张。柬共进城前，他又反对波尔布特驱赶城市的人民的预谋，而被波尔布特杀害。夫人温悦玲，是磅占省哥士丹一带的华裔。
符宁柬埔寨留法学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柬埔寨后与乔森潘、胡荣同期当选国会议员，并连任八年，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司法部长。中国“四人帮”当政时期，与西哈努克政府关系一度紧张，柬中友好协会会长、王室大臣凌易辞职，符宁以理事会成员代理会长。在战争年代至民柬政府，符宁一直被担任新闻部长一职。由于反对迫害人民，要求接受外援，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在整肃中被杀于S-21监狱。西哈努克对符宁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柬共中出类拔萃的人才。
【沙络绍——波尔布特的家世】
柬共的真正领袖是波尔布特，他的原名叫沙络绍。五十年代政府档案说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民柬的广播电台说他生于一九二五年；他的弟弟说一九二五年是正确的。他的家在离磅通城不远的坡礼沙亩村，距离金边一百七十公里。他父亲叫宾沙络，母亲叫淑娘。兄弟姐妹共九人，沙络绍排行第八。家有一间高脚房，周围长了许多椰子树和芒果树，在村中几十户人家中，算是最富裕的。
沙络绍祖上有中国血统，但连祖宗的姓氏是什么，也不清楚了。十九世纪末，法国、越南、泰国不断侵扰柬埔寨，他的祖父忠于高棉王室，后来被敌人杀死。他们一家虽然算不上是贵族，但有这个勤王的祖辈，地方上对他们很尊重。沙络绍的表姐娘美（Niang Meak）貌相娇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索瓦?莫尼旺王子（西哈努克的外祖父）相中，纳为王妃，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她的儿子哥色拉（Kosarak） 当过宪兵上尉。
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沙络绍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沙络绍非常忌讳这一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
十岁光景，沙洛绍就来到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当和尚在柬埔寨是体面的事情，他成名后说自己在寺院修身三、四年，其实只有六、七个月。不过他在寺庙学到了许多僧侣的礼仪，他毕生说话很有魅力，也很有风度，还善于掩藏自己的真实思想，这都有助于他盘踞柬共最高的地位。
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沙络绍成绩很差。后来，沙络绍到磅占市的西哈努克中学上初中，又与胡荣、乔森潘是同学。朗诺的弟弟朗龙，是他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两人的友谊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因为学业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一九四九年这批官费学生一共二十一人，胡荣、乔森潘都在其中。
十五岁前，沙络绍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很淫乱，莫尼旺国王有几十上百个妃子，年轻时纵欲过度，老来身体就不好，因此后宫女子很寂寞，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绍”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叫他受不了……
络松直到金边落入柬共之手，才回到家乡。据说，他在公社食堂见到波尔布特的“标准像”，于是他以类似中国“历史反革命”的戴罪之身，诚惶诚恐地向公社干部报告，说他是“柬埔寨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的哥哥，然后他的处境有所改善。据络松回忆，沙络绍幼年忠厚老实，甚至怕见杀生，还说他的这个弟弟从法国回来后，在他家寄居了一个月，常常向他赞美苏联和南斯拉夫，沙络绍离开他家后，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沙络绍在法国】
一九四九年九月，包括沙络绍在内的二十一名柬埔寨学生，从西贡搭乘一艘“牙买加号”轮船前往法国。他在马赛上的岸，十月一日的那天到达巴黎，他寄住在已故莫尼旺国王的一个侄子西索瓦?索莫诺蓬的公寓，两人还进了同一所无线电技术学校，他在金边学的是木匠，科学基础很不好，但第一年很努力，除了一门功课差一点能及格，其它科目还差强人意。
一九五○年暑假，沙洛绍与一批柬埔寨和法国派学生，去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那时，铁托被斯大林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孤立和围攻，但法共与南共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这个青年活动可能是法共组织的。那时，西欧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东欧国家仍然没有摆脱穷困，有些柬埔寨学生很快意识到这是集权制度的问题，但沙洛绍却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很着迷，第二年夏天他又再去了一次。
当时，沙洛绍并不是柬埔寨学生中最激进的，但也逐渐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加上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读书人，于是成绩就一落千丈，政府的奖学金也被取消了。而西索瓦·索莫诺蓬一年后就回了柬埔寨，沙洛绍连住所都不能落实，在巴黎非常潦倒，常常和进步学生挤挤铺，于是他与迟一年来的英萨利搞得很熟。这时，耿万萨向他伸出援手，照顾了他的生活，他在巴黎待了不到四年，就回了柬埔寨。
在耿万萨心目中，沙络绍是一个不入流的东方人，他晚年回忆这位轰轰烈烈的友人，不仅说他没有法兰西的深度，而且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结交朋友”。而晚年的波尔布特也承认自己的学问和法文都不如人，因此他在这群学生中寂寂无闻。而锋芒最露的则是英萨利，领袖欲溢于言表。英萨利和秀木曾经去拜访山玉成，征求他的政治意见，一九五一年乔奔娜丽和乔蒂丽姐妹也相继到来，沙络绍结识了乔奔娜丽。
一九五三年一月，沙洛绍又是乘他去国时所坐的“牙买加号”回到西贡的，他一共在法国逗留了四十个月，与后来带了博士帽归来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相比，或许是学无所成，境况要寒酸得多。但是，他更早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进入了柬埔寨共产党的高层，因此在党内的资格与地位，要比那些“学成回国”的友人们高了许多。
【沙洛绍归国参加斗争】
一九五二年底沙洛绍动身回国，学业不良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他也负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使命，是年西哈努克解散民主党政府的“政变”，激怒了在巴黎的高棉留法学生，他们很想了解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来作为今后参与斗争的策略依据，于是沙洛绍就自告奋勇，第一个回柬埔寨了，而且他写了若干报告给巴黎的小组成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某日，沙洛绍在西贡下船，坐汽车到金边，回了一次磅通老家，然后就到磅清扬省西南山区的诺罗敦·曾达拉西亲王领导的“伊萨拉”游击基地待了两、三个月，诺罗敦·曾达拉西是西哈努克的堂兄弟，但却是一个反法反王权的志士。沙洛绍对这支“伊萨拉”的看法很坏，认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干任何事情，行为却又和土匪没有两样。
于是他又回到金边，找到原印支共产党驻柬埔寨代表范文波，要求以法共党员的身份转入印支党，但那时印支党名义上已经停止活动，范文波发现他与王室和知识界有很多关系，就要他到波萝勉省的“越盟”基地去接受杜沙穆的领导。二十多年后，范文波再次出现在金边时，身份是“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而沙洛绍已经是“民主柬埔寨”的总理，柬埔寨共产党的党魁了。
这个东部基地在波萝勉省最东端的克腊宝（Krabau）地方的密林中，它的北面是磅占省，南面是柴桢省，东面不出几公里就是越南的西宁省。说来，这是货真价实的“越盟”基地，里面几乎全是越南人，说的都是越南话。一九五三年八月，沙洛绍和赖沙孟进入基地，其时抗法斗争已近尾声，他在那里遇到了杜沙穆和年轻的高明；后来还有几个高棉留法学生赶来参加，如麦勉和钱金安等人。杜沙穆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比沙络绍要大十岁，他觉得沙洛绍忠厚可靠，于是就把他留在身边，当做自己的助手。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后，山玉明带了近两千名武装人员撤往越南北方，杜沙穆等则转入了地下。八月间，在埋藏了所有的武器以后，沙洛绍、麦勉、钱金安等离开了克腊宝基地，绕道越南才各自回到了金边。赖沙孟则去了越南，一九七二年病死在河内。
后来，麦勉脱离了革命，柬共进城后他也被赶出金边，他死于二○○一年，死前对英文《波尔布特》的作者萧特有许多翔实的回忆，他对柬共仍然怀有真情。
钱金安在法国学工程，他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但总是格格不入，郁郁寡欢，七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解放区”宣传部部长的任上，上吊自杀，了断了与革命的痛苦纠缠。而沙洛绍继续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沙洛绍在金边的活动】
结束了武装斗争，留在柬埔寨的柬共党员大概有八百多人。越南共产党信任的是山玉明、杜沙穆和萧兴三人中，山玉明去了越南北方，还带走了两千人；萧兴则滞留在越南南方，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金边。因此，杜沙穆成了柬共的实际领导，他又是一切听命越南人的。据说，越南方面更相信萧兴，认为他非常聪明，但他又很不成器，不仅意志消沉，后来还与政府通信息，但他又做得很有分寸，因此柬共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萧兴是柬共后期领袖农谢的姨父，他把农谢引上了革命的路，二十年后又死于这个外甥之手。
在杜沙穆的领导下，柬共分成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部分，公开部分叫做“人民党”或“人民派”，是高明、努波潘、农顺、朱杰这一班人马，他们积极筹办一份《人民报》，“秘密的”就是杜沙穆、农谢、沙络绍、苏品等人。农谢和沙络绍等人开办“儿女中学”和“增智中学”，吸收失意青年，扩大党的队伍。后来回国的乔森潘、胡荣等人也都曾经在这两间中学任教。
柬共秘密工作的中心，就是打进反对王权的民主党，在民主党中形成一个“左翼”，逐步把民主党导向“反美”的方向。而担负这个重任的就是未来的波尔布特，当时刚满三十岁的沙络绍。而最了解沙络绍的，又是民主党的活跃人物耿万萨。沙络绍刚从克腊宝基地回到金边不久，就找到了这位在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的老朋友，他一口隐瞒了在“越盟”的那段共产党经历，只说自己在曾达拉西亲王的“伊萨拉”里呆了很长的时间，聪明的耿万萨全部信以为真。
沙络绍经常和耿万萨夫妇一起用早餐，每当耿万萨去参加会议，沙络绍就替他夹皮包，于是他以耿万萨的助手模样，也进入了民主党的上层圈子。去法国前，沙络绍就结识了一个名叫宋玛利的美丽女子，他们在金边重新相会，耿万萨夫妇去学校上课，就把屋子让给这对恋人相处，宋玛利认为沙络绍会在政界青云直上。
其实，沙络绍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住在贫民区的一间非常简陋的高脚楼上，光地板上除了床垫，只有一堆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但是沙络绍的姐姐给了他一辆不新的“雪铁龙”轿车，使这个穷光蛋在那位金边佳丽面前，足以有一副前途光明的政客形象。
【动荡的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是柬埔寨的选举年，那是一场接受国际监督的选举，如果顺利进行，就意味着柬埔寨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而西哈努克将成为一个“虚君”。然而，西哈努克对政治有着不倦的兴趣，他的顽强的参与欲和表演欲，把柬埔寨的政治搞得一团糟。
西哈努克心中的对手并不是柬共，而是共和主义的民主党人，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民主党在各次选举中都获得大比分胜利，因此在议会始终占绝对优势。民主党有许多著名人物，内部还分成左翼、右翼和贵族三派，但精神领袖还是民主意志坚定的山玉成。民主党反对王权专制，使西哈努克头痛不已，竟至于他会指责民主党“一党独大”。
一九五二年六月，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解散了民主党内阁的恶性事件，造成双方更严重的对立。一九五五年选举到来之前，西哈努克就抱有组党参政，击败民主党的决心，一个封建帝王组党去战胜一个民主政党，是非常有违宪政学理的。然而，柬埔寨人民君权意识非常严重，西哈努克的胡作非为竟也有人拥护。
西哈努克不惜挑战程序，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修改宪法，然后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恢复议会民主。理由是这个宪法是一九四七年他“批准”的，而不是国民议会通过的，因此，他有权收回这个宪法或进行修改。国际监督委员会对这种蛮横非常不满，但又莫奈何他。据说参选率非常低，结果只有不到两千张反对票。
原本大选是要在上半年进行的，竞选活动扣人心弦、如火如荼，明星之一就是光彩夺人的耿万萨，因此民主党的势头非常好。二月底，西哈努克在民主党一次群众大会会场附近的一个深宅，听了扩音器传来的会议中的热烈讲话。三月二日，他突然宣布逊位，把王位让给毫无政治野心的父亲，而自己则改称“亲王”，于是他就在“还政于民”之前，以一个“平民”身份投身到政治角逐中去，保住自己帝王的权力。
一九五五年四月，西哈努克赴万隆会议之前，宣布建立“人民社会同盟”。该联盟的成员主要是贵族、官吏和职员。后来，朗诺、塔春、宋双、沈华等有名望的人物，也先后加入了人民社会同盟。当时有十几个政党参加竞选，真正有势力的反对党除去民主党外，还有自由党和人民党，自由党因领袖转而支持西哈努克而不再有反对党的色彩；人民党则就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即柬共的化身。
杜沙穆和范文波意识到人民党的力量单薄，而民主党势力很大，于是他们决定了帮助民主党击败御用政党的战略。于是秀木被动员从法国赶来助选，耿万萨的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场面热烈壮观。由于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合作，民主党的声势席卷全国，使御用政党处境非常尴尬。七月底，西哈努克向耿万萨发出建议，让民主党和人民社会同盟联合组织政府，但遭到民主党的拒绝，于是西哈努克就开始下毒手。
首先，西哈努克封杀了许多民间报纸，接着又恐吓秀木的母亲，因此秀木只能回了法国。后来，民间政党的标语被毁掉，竞选演讲场地被捣乱，电源被切断。又发生抛掷手榴弹阻扰竞选，和枪杀民主党的支持者的恶性事件。最后，西哈努克下了杀手锏，干脆把耿万萨投进大牢。
高压令人气愤，但专制也终于奏效。选举在九月十日进行，御用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三份之二的国会议席位。然而，民主党仍然获得百分之十二的九万多张选票，人民党获得了百分之四的三万多选票，也不能算是很坏的结果。但这次选举使御用政党“一党独大”，从此在“民主制度”招牌下的封建君王就更加随心所欲了。
一九五五那年，西哈努克三十三岁，他既没有“君主”风度，也没有“君子”风度，但倒也不乏明智，选举结束后他封官赐爵，将各党派的头面人物，吸纳到执政联盟中来，也让耿万萨脱离了牢狱之灾。但是，西哈努克从此与左、右两翼都结了很深的怨。那年他又在万隆会议上结识了周恩来，开始表现亲华的政治倾向。今天，他已经年过八十，但我们可以评价他毕生对于虚君宪政，都没有过一个合格的理解。
山玉成曾经因为反西方殖民主义，而走上了与日本合作的道路；现在又因为他是反王权，而对西哈努克的权术深恶痛绝，而走上了政治上彻底亲美，和组织武装反抗的道路。从此西哈努克把山玉成的党人叫做“自由高棉匪帮”，他对“红色高棉”的防范，远不及对“自由高棉匪帮”的痛恨。柬埔寨的政治从此走上了不归的暴力对抗之路。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得胜的“人民社会同盟”的刊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民主党胜选，就等于让共产党胜选，那将是柬埔寨人民的大不幸；人民不会再有幸福的日子，全国人民将会变成政府的工人，不仅私人不能拥有汽车，连三轮车夫也将失业，因为再也没有人坐三轮车了；那时人们不会穿不同衣服，而只能穿同一种颜色的布料；人们将不会有好的食物可吃，想超越这种生活模式，将会受到格杀。
然而，专制主义并没有把共产主义杜绝在门外，一九七五年柬共统治柬埔寨的时候，一切变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这一语成谶。难道西哈努克的专制主义，就不是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的合谋吗？
【沙络绍与乔奔娜丽的婚姻】
民主党如果获胜，耿万萨可能是山玉成总理麾下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而沙络绍则很可能成为一个家有娇妻、勤奋务实的新式官僚。然而，一九五五年大选以民主党的失败告终，这对于金边小政客沙络绍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女友宋玛利竟弃他而去，去当了西哈努克头号谋士沈萨利的小老婆。沈萨利很早就当过首相，后来又到伦敦当大使，宋玛利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同往，结果姘头挨了大使的拳头，还上了英国的报纸，大丢了柬埔寨的颜面，西哈努克知道后，免了沈萨利的职，沈萨利一怒又去曼谷投靠山玉成。
在政治和爱情上都非常失落的沙络绍，来到了孤独而古板的乔奔娜丽的身边，他们在巴黎就结识了，但没有爆发倾慕的火花。以柬埔寨人的眼光，沙络绍很象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很英俊的男子。据说，乔奔娜丽曾和一位医学博士廖天英热恋，但廖母不赞成，让儿子娶了磅通城的一位经营汽车运输的华商之女，这无疑对乔奔娜丽打击很大。
乔奔娜丽生于一九二○年，家乡在磅通省的东咬双 （Krasang）镇，离沙络绍的家只有十公里的路程，东咬双在金边到暹粒的六号公路上，去暹粒的汽车要停车，让乘客下车方便和吃饭。乔奔娜丽的父亲是一位法官，她本人是获得法国大学文凭的第一位高棉女性，她回国后也在金边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与耿万萨是同事。
一九五六年七月，乔奔娜丽突然宣布与沙络绍结婚，那年沙洛绍三十一岁，乔奔哪丽比他大了五岁，已经步入中年。柬埔寨嫁娶中少有新娘岁数比新郎大的，因此有人议论纷纷。以乔奔娜丽的才学和社会地位，嫁给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男子，引起了种种揣测。而英萨利非但没有他的大姨子是下嫁了的想法，反而认为乔奔娜丽的相貌是配不上沙络绍的。
乔奔娜丽谈不上是一个丽人，而且平时不喜欢打扮，不戴首饰，只是留着一头短发，喜欢穿着深褐色的衣裙，更像是一个小女生。但她很有敬业精神，得到学生们的尊敬。有人在背后叫她“老姑娘”，但她婚前表现得很愉快，甚至戴起了项链。她的学生回忆，老师的新房布置得很简单朴素，墙上只挂几幅中国山水画，家具的摆设也很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书架上放着几本不引人注目的书。
沙络绍高大英俊，彬彬有礼，喜着蓝色长裤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对人谈话循循善诱，很富于吸引力和感染力，听得客人们乐而忘返。婚后沙络绍也执鞭从教，教授法国文学，据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乔奔娜丽婚后不久，就发现得了子宫癌，切除手术做得很好，因此她没有为沙络绍生育儿女。
他们的许多学生和同事，后来成为柬共的骨干。几十年后，薛切回忆说，他一九五九年加入柬埔寨共产党，乔奔娜丽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薛切后来是柬共军队的后勤部长，但在整肃中被杀。因此乔奔娜丽和沙络绍很早就是共产主义的同志。他们的婚姻是基于同志间的爱情。
【柬共彻底转入地下】
一九五五年大选以后，西哈努克采取了极端手段镇压左右两翼的反对派。一九五七年，民主党指责政府官员贪污和王室在地产上涉嫌舞弊，他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到王宫与他辩论，辩论完毕民主党代表离开王宫时，被王宫卫队拖出了汽车饱以拳脚和枪托。以后几天暴力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民主党根本无法生存，于是不得不自行解散了。
一九五八年大选又临近，这时只剩下人民派还有一点声音。人民派就腐败问题批评政府，西哈努克就派人暗杀了《人民报》社长努波潘，还在国民大会上羞辱该派发言人农顺，会后他的支持者围攻农顺，几天后农顺就被逮捕，还被判处了死刑。人民派在高压下瓦解了，但西哈努克还假惺惺地宣称不会剥夺人民派的参选权。这些暴行引起了西方舆论的抨击，农顺才被减刑，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才被释放。
公开的政治活动被压制，秘密活动自然也大展拳脚，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几起谋杀西哈努克的活动，特别是一个来自香港的礼品邮包，在王宫炸死了西哈努克的一个亲王表弟。他怪罪这是美国唆使的，但以他对政敌的严酷，有人要去谋害他，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起事件是暹粒省的地头蛇的塔春，与南越吴廷琰政府密划推翻西哈努克，但是被发现。塔春在逃亡的路上毒瘾发作，无以自持，遂被追兵击杀。
在柬埔寨无法立足的山玉成，在与泰国和南越相邻的边境组织武装，美国对山玉成一直有良好的看法，这又使西哈努克与美国、泰国、南越结了怨，他的伶牙俐齿开始反美，如说美援腐蚀了政府官员，还使美国得以在柬埔寨培植其代理人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歪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是柬埔寨自己的政治体制问题，怎么能怪罪是美国的阴谋呢？
经过长期的打压，人民派的公开活动停止，柬共就完全进入了地下状态。参加柬共活动的成员，也从八百多人减少到只有两百多人了。那是一个消极和变节的时代，很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中共大批党员脱离革命的景象，就连越南共产党最信任的萧兴，也在一九五九年脱离了柬共，据说他还成了情治机构的线人。
西哈努克对共产党“内外有别”，他与越南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间，越共南方局在南越当局的高压下，撤入柬埔寨，后来还在金边秘密地点办公，负责人就是后来越南劳动党的总书记阮文灵，西哈努克对越南共产党的这些活动眼睁眼闭。
【柬共正式建党】
一九六○年九月初，越南劳动党在河内召开中央会议，通过了重启战争夺取南方的决定，山玉明可能也出席这次会议。战争将在越南南方进行，物资供应必须通过老挝和柬埔寨，因此越南方面决定恢复对老挝和柬埔寨友党的支持，但是天下没有不自私的民族，也没有不自私的政党，越共又强调“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开展斗争时，必须不影响越南和西哈努克合作关系，不要进行自己的武装斗争。
越南劳动党是老谋深算的，后来战争的历史几乎完全在它的预算之内，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柬埔寨的磅逊港，分别成为支持越南南方战争的陆海孔道。那时，老挝共产党人有自己的枪杆子和根据地，他们在越南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只是时间而已。而柬埔寨的共产党人两手空空，事事必须听命越南。
同年九月底，“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金边铁路某路段的一个破房子召开代表大会，会址是秀家老四秀蒲拉西安排的，那时他在铁路上做事。与一九五一年六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越南方面的催促下召开的。会上将党名更改为“柬埔寨劳动党”，与“越南劳动党”同名，表面上显得更平等，事实上越南方面可能要求柬共与它更同步。
与会二十一人，选出杜沙穆任总书记，农谢任助理书记，沙络绍任第二助理书记，上述三人组成常委会，苏品和英萨利任候补常委，英萨利一九五七年才从法国回到柬埔寨，他的这个地位显然与沙络绍的引荐有关；高明和山玉明等也在任中央委员榜上。当时的分工是，沙络绍负责北部地区，农谢负责西北地区，苏品坐镇东南地区，高明主管西南地区，金边事务由英萨利负责。
这次会议被说成是柬共正式建党的标志，也不无道理。过去的“柬埔寨越盟”、“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柬埔寨人民党”的领导人都是越南共产党的附庸。这次会议虽然也是在越南安排的政治轨道上，但它毕竟自行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开始。
【杜沙穆失踪和波尔布特时代的开始】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柬埔寨劳动党的总书记杜沙穆，突然宣告失踪。至今，这还是一个谜团。杜沙穆曾经出家多年，据说是一位很有涵养的人。我们没有关于杜沙穆出生日期的资料，只知道他比沙络绍大十岁，因此大约出生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失踪，应该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
杜沙穆失踪后，身为助理总书记的农谢，坚持推举沙络绍继任总书记。农谢的这个做法，与他当时的不佳处境有关。萧兴是他的姨父，萧兴的变节可能使他尴尬；而党内一笔款项的处理，又引起了一些非议。他或许觉得，勇进当领袖还不如安于做助理；也或许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沙络绍。总之，农谢的“举贤”，使他长期与领袖沙络绍保持了无猜的一致。
从此，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变化，它的领导权从与越南关系密切的人手中，转而为一些留学生控制。其实，这些在西方学习过的青年，对西方民主制度，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都很肤浅。相反，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使这些柬埔寨的激进分子的斗志倍受鼓午，他们更醉心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
杜沙穆僧侣式地追随越南路线，一定也使沙络绍很感厌倦。后来曾担任越南财政部长的越共高干阮清山回忆，在一次联席会议上，讨论柬埔寨革命高潮迟迟未到的原因，他发言说是柬埔寨农民占了人口的主体，而且信仰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的农民，以当和尚为荣，兼以社会压迫也不强，就很难激发革命的热情。阮清山记得与会的沙络绍听了他的话，当即表示这是对柬埔寨民族的侮辱。
沙络绍是一个亢奋而有魅力的人，他善于言谈鼓动，但又城府很深，柬共领导层的留法学生和老资格革命分子，都成了他的精神俘虏，至死也不敢反抗。沙络绍毕生思想虚妄，幻想创造奇迹，还善于说大话假话，每当重要关头，他总是将柬共引向错误的方向，他说过：“遣散所有金边市民，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创举。”
沙络绍一直向往“斯大林”那样“钢铁”般的名字，在地下活动期间，就开始使用化名“波尔”，他后来将“波尔”变成“波尔布特”，更象一个农民的名字。一九七六年，“民主柬埔寨”宣布成立时，柬共宣布民柬政府总理“波尔布特”，是一个橡胶园的工人，秀木还对法国新闻记者一口咬定，这位总理是“割胶工人”，居然把全世界都骗了。
波尔布特的时代，终于在柬埔寨到来。后来，“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比“红色高棉”更加恶名昭彰。中文译著《波尔布特》的作者，以自己与九十年代初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见证，柬埔寨农村的小孩在听到这个可怕的名字时，就会停止哭泣。
【农谢其人】
农谢原名叫刘炳光，一九二七年七月生，父亲刘寮，是马德望市上街镇附近的华人后裔，母亲杜彬，有柬埔寨血统。农谢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一个妹妹嫁给军人金山上校，小妹妹嫁给一个银行行长。农谢的弟弟刘炳威，在海关做事。他的姨表兄萨速沙康将军，当过西哈努克政府的安宁部部长，相当于柬埔寨公安、警察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又曾经是朗诺政府军的总司令。说来，农谢的家世还是颇有地位的。但是，柬共前身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军事领袖萧兴，又是农谢的姨父，他对农谢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
农谢幼年在马德望读小学，小学毕业时，日本占领东南亚，与日本结盟的泰国强占了柬埔寨的西部省份，马德望省在泰国的管辖下。农谢曾经在曼谷很著名的Thammasat大学攻读法律，改取泰名“隆烈”（Long Rith）。毕业后在曼谷一间银行任职，一家泰国望族还准备将女儿嫁给他。还有一种说法，他在泰国就参加了泰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农谢父亲病故，他返柬奔丧。那时马德望地区已经回归柬埔寨，乡间都在抗法的越盟势力的控制之下。在返回曼谷前，他选购了一些“沙隆”，那是柬、泰、寮三国妇女喜爱的丝织围裙，准备带去送给泰国的未婚妻，谁知在过关时被关员没收。他非常气愤，立志要铲除腐败的官僚制度。当时给农谢送行的正是他的姨父萧兴，他把农谢的情绪和举动看在眼里，动员他参加了革命。
在萧兴的鼓动下，农谢放弃返回泰国，决心留在柬埔寨参加革命。由于他曾于银行任职，先被委以管理财务。一九五一年农谢加入印支共产党，一九五二年被调去越南学习政治。一九五四年返回柬埔寨，全面负责柬埔寨西北区的事务。日内瓦会议后，农谢又被组织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公开职业是批发草织和藤织产品，兼职教书，暗中在金边活动筹组柬埔寨共青团。
【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的十五年中，越南、老挝、泰国、马来亚诸国，则始终处于革命或动乱之中，惟柬埔寨实行中立的政策，在冷战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尽管西哈努克专制主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柬埔寨求得了一时的太平，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柬埔寨的工业开始起步，纺织、水泥、炼油、造纸、玻璃、胶合板、麻包织造、酿酒、制钉等行业，都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了。而农业成就更加显著，六十年代后期推广耕种机械，使农业生产量大幅提高，柬埔寨全国每年出口大米四十万吨，而马德望一省的谷米就足够全国食用；加上橡胶、棉花、胡椒、木棉、烟草、瓜菜、水果、鱼类的大宗出口，使柬埔寨的外汇充裕。
那时，金边到处开拓马路，建设高楼，生意兴旺，市场繁荣，应有尽有。而柬埔寨交通建设有更惊人的成就，波成东机场扩建成国际机场，还修了一条从金边经茶胶、唝吥至磅逊港的铁路，和一条从金边直达磅逊港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四号公路”。
重建了通往西贡的百色河大桥，这个洞里萨湖出口处的“水净华大桥”，都是柬埔寨人民的荣耀。全国公路也从法国统治时期的五千公里，一跃而达到一万六千公里，汽车穿梭城乡，人民往来便利。
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动力。那时，金边大学有文学院，医学院、法学院，还有一间很体面的理工学院，大学生人数增加到近一万一千名，全国小学从原来的二千七百间增加到近六千间。全国有十几家柬文报纸，若干越文、法文报纸，中文报刊更多；柬埔寨广播电台还用多种语言广播。金边柬苏友谊医院，市立大医院，甘密医院，碧西爷医院，中华医院，安良医院，都是东南亚各国难得的科目俱全的好医院。
【西哈努克的专制、反美、亲中路线】
作为一个亚洲小国的君王，西哈努克能在国际政坛出尽风头，是美国政府始料未及的，一九五三年访问美国受到的冷遇，已经使他耿耿于怀，南越和泰国对“自由高棉”的支持，更激起了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怀恨。而他那随心所欲的性格，即兴表演的才能，一针见血的反美言词，当然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追捧，而周恩来对他则爱护有加，形同父子。
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宣布了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反过来又去接受中国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还给了他一些空洞的政治保证。而他又说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是服从柬埔寨经济建设的需要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中国的“无条件”是包藏了“世界革命”的祸心的，柬埔寨人民最后是尝到了苦果的，因此许多柬埔寨人至今认为西哈努克是中共的走狗，而不能宽恕他的这些错误。
一九六四年九月，西哈努克对北京作了一次“成功的”国事访问，他满载诺言而归。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劝他同胡志明携手抗美，他也欣然同意。一个月后，柬埔寨政府和国民议会就联合发表了一个警告美国的宣言：“如果美国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对柬埔寨领土进行新的侵犯，柬埔寨将立即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后来，他对一位记者证实：“我帮助越共游击队是因为周恩来向我提出过这个要求……”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金边举行“印度支那人民大会”，柬、越、寮三国许多政党团体与会。西哈努克在会上说：“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保持中立。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保持中立。”他既然预设了这个“正义和非正义”的立场，实际上是放弃了中立的立场。
柬埔寨的柴桢省深入南越领土，形似一个“鹦鹉嘴”，距离西贡最近处只有几十公里，西哈努克默许，使越共在这片的地区建立总部和后勤基地。而中国又帮助开辟了连接磅逊港和鹦鹉嘴地区的一条长约二百多公里陆上运输线，起先中国的供应物资大多是从海上运到磅逊，然后通过这条线路输往越南南方的。但从一九六六年起，美国加强了海上封锁，迫使北越开辟了大部分在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
那几年，西哈努克反美的心火，愈烧愈旺，一九六五年竟走到与美国决裂的地步。那年五月初，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侮辱他和他的母亲的文章，说王后“爱财如命”，而且“经营妓院”；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轰炸鹦鹉嘴地区，几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五月三日他一怒之下，就决定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了。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二章 我的家世和参加革命
【我的家世】
我叫周德高，又名林木，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柬埔寨马德望省思维即村。父亲是从广东揭阳县飘洋过海来的农民，在那里当修筑铁路的挑土工，就这样落户下来了；外祖父是本地的华人，外祖母是柬埔寨人，因此我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家门前就是那条从金边通往马德望的铁路，铁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大湖，全村和附近的乡民都食用那个湖的湖水。
记得六岁的那年，思维即村一带干旱，湖水干涸。父母带着我和弟弟逃荒到菩萨省去。一年之后才返回。八岁时，我进了寺院学校读柬文，与姨母和舅父读同班。日本投降前，泰国军队占领了马德望省，我在寺院学校又读了一年泰文。泰文与柬文都是拼音文字，容易学会。一年后就会说泰语，写泰文了。我既懂柬文，又懂泰文，所以到处惹人喜欢。
十二岁的那年，父亲把我带到马德望城，让我寄住在永通饼店，当没有薪水的学徒。从此我就远离了父母和弟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有一天，东家少爷看我年纪小，要我和他比赛包糖果，结果他输给了我。他就骂我是“倒掉种”、“电灯炮”，意思是个土里土气、不华不柬的乡巴佬。我很生气，于是我决心离开。
我转到对面水果店黄伯伯那里做事，每天清晨五时左右，就赶牛车到十几公里外的柑橘园去摘柑橘，摘满一车，就赶回马德望城里；柑橘季节完了，西瓜、红毛丹……季节又来了。每年春节，他都送我一套新衣服。我帮了黄伯伯两年后，又转到黄明强的杂货店打杂，每天要下河边挑几十担水，那时马德望和曼谷间用电报报告金价和汇率，黄明强发现我懂泰文，可以帮他赚钱，他没有收到电报时，就让我去偷看别间店的电报。
这些日子，我认识了不少朋友，经常一起到体育会去唱歌、跳舞、打乒乓、打弹子。我打弹子的技术很好，几乎没有敌手，被别人称作“弹子王”。有一天我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晚上回店，门刚打开，我头上就狠狠地受了一击，老板破口大骂：“他娘的，我四处找不到你，你死到哪里去了？”接着把一封电报抛过来，我接过电报，喉咙哽住，未读出声，泪水已湿透了电报纸。
第二天，我向老板辞工。他恶狠狠地说：“好！先把你预支的七十二元钱还我，否则做足这七十二元的工，才能走。”我心中悲愤交集，心想这区区七十二元，只要我到电报局偷看人家一封电报，一笔交易就不知要赚多少个七十二元……。我昨晚还以为他会不计较，会让我走；我也就开始懂得什么是“老板”了。
我去找父亲的一位姚姓朋友，他是个苦力工人。我跪在他面前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摸着我头上的大包，摇头叹气。他进去跟他的老板说了几声之后，出来交给我七十二元钱。我说：“姚叔叔，今晚我去那里睡？”他想了一下，又拉着我的手，带到一间兼卖瓷器的杂货店。店主也认识我，答应雇用我，月薪二十六元。我不知该怎么感谢姚叔叔。到了新店，除了一天三餐，我一分钱也不花。三个月后，我就将七十二元归还给姚叔叔。
不久，泰国把马德望等省归还给柬埔寨，法国又恢复了殖民统治。从马德望到泰国边境城市波比，商品要经海关才能放行。老板要我兼走海关办通关。海关的文件用法文，公务员大多是越南人，他们不懂柬语，我只会几句洋泾浜越语，就靠这点交流，我与他们建立了私人友情，明码标价地给他们应酬费，他们为我办事就特别快。
我们这间店能通关，便利了客商，老板的生意做得火红。我又把张三、李四、王五的货合在一张通关纸上，收三张费用，只付一张应酬费，两张钱进我的口袋。老板满意，顾客也很满意。有时还给我额外的小费。我打了一年多任务，就积了一笔钱。
【进学校读书】
有一天工作较闲，我坐在店门口，那是学生放学的时间，见隔壁店的两姐弟放学回来，穿着整齐的校服，背着书包，手拉手，有说有笑，真是羡慕极了。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连一个汉字也不识，难道要等到将来结婚生子才去读书吗？这一晚，我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晚上，我去见黄伯伯，希望他能让我寄住在他的家，白天让我去读书，放学回来做家务，晚上到市场去收拾水果摊档。星期六、星期日不上学，就到柑桔园去摘柑桔。黄伯伯答应我的要求。
到学校去报名，老师们见到我已经十七岁，就要我试读小学三年级。第一天上课，全班我最高大，所以坐在最后的一排。老师读着：“国旗挂起，青天美丽……”我一路跟着读，一路用柬文注音。
放学回来，料理家务、煮好饭菜，先送去给在市上的黄伯母，自己吃剩饭剩菜，洗了碗又到市上去帮忙，十时左右才收挡，然后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先按柬文注音读熟之后，再来识中文，一个一个地死记下来。他家子女多，又堆满了水果，我只能睡在屋外的石阶上。没有蚊帐，就用藤席卷起来睡，头部顶住墙壁，脚用水布包起来，活象一条大粽子。
第三天的算术课上，老师手拿着藤条，往桌上一拍，厉声叫道：“周德高，上来！”我走到她面前，她翻开我的簿子说：“你看，没有一题做对的。”她命我把手伸出来，啪啪啪三下。我的眼泪直流，倒不是被打痛了，而是悲怜自己的命运。有钱人的孩子像我的年龄已经做夫婿了，可是我连三年级的算术都不会做。
第一段考，全班三十八人，我倒数第二名，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耻辱。第二段考，我从头数来排第二名。期末考试就得了第一名。从此一路保持在第一、第二名之间，成为学校的优秀生。我自学学会了查字典，不认识的字就查，因此对课文的理解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校长就住在隔壁楼的楼上，他每天看到我坐在街灯下温习功课直至深更半夜，夜夜如此。于是向校董会要求让我交半费，并获得了批准。从此我在学习上一帆风顺，还被选为学校风纪队总队长、篮球队队长、铜鼓乐队的鼓手，一生快乐，莫过此时。
第二年升四年级，上半年很顺利，下半年黄伯母难产致死，黄家措手不及，儿女未嫁娶，内无人照顾，外无人打理，黄伯伯执意要我帮他的忙。可是读书已经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已经十七、八岁了，再不能为一时的同情，而毁了自己的前程。
我又去找姚叔叔，姚叔叔找了一个林伯伯商量，林伯伯与几个好兄弟都是单身汉，租了学校后面的房子住，白天打工，晚上才回来。林伯伯同意我住在他们的房子的一条走廊上。
我买了一个土锅，早晨起身时，放一把米一个蛋一起煮稀饭，吃好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同样一把米一个蛋。下午放学回来，先去挑水，把水缸装满。然后打篮球。回来又是一把米一个蛋，每天三餐就是这样过。我终年吃稀饭，体育运动强度又大，但没有影响身体的发育。每两周回家一趟，吃妈妈煮的饭。我回家除了要是米，还要劈够两个礼拜用的柴。
可是不久，林伯伯要结婚了，完婚后要搬到他太太的家乡去住，因此年底就不再租这个房子了。我已是小学五上的学生，离毕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级任老师——陈乐之先生，发现我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就找我谈话。我全盘向他托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要急，等我想想办法”。
第二天上午，陈老师把我叫去，他的姐姐也在。他说：“德高，你是个好学生。我们姐弟还有一年的聘期，我们不忍心看你失学。因此我们两人决定帮助你，你就搬到学校来寄宿，这一年内我和姐姐帮你付一半的伙食费。另一半，你去帮厨师方叔叔做工，放学后到厨房来帮忙。能帮什么就帮什么。”方叔叔很看得起我，知道我和他的侄女要好，也很高兴！所以我开口要求减免一半伙食费时，他爽快地说：“别人我不答应，但对你特别，没问题。不过你要落力帮我观前顾后。”
从我懂事以来一直受苦，因此很珍惜机会。我搬到学校来寄宿后，每天除了打扫校内校外的清洁，还主动清洗厕所和厨房周围的环境。学校和老师都很满意，方叔叔他们也满意。我自己也高兴！这一年，只要学校举办游艺晚会，我就粉墨登台，有时男扮女妆，有时出演丑角，有时还会跳舞，样样都来一手，常常得到观众的掌声，学校也筹到一笔善款，所以就对我特别优待，准于免费入学。
一年过去，陈乐之老师和他姐姐的聘期已满，马上要与我分别。方叔叔也不再承包学校的厨务。学业只剩下半年，但失去了恩人的帮助，前面的路有登天之难。我在家是老大，老二去投靠叔父，三个妹妹穷到连柬文都没读过，最小的弟弟才学走路。我还能向父母要个什么呢？我回到家，向父母表白了心愿，然后就呆坐在门前的树下……抬头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高棉孩童在放牛，心想与他比起他来，我的命运还要好得多了……
还是母亲疼我，她看见我苦思与流泪，也心如刀割。她提醒父亲：“你不是说阿强叔也在马德望市开店吗？”阿强叔叫曾合顺，原来也住在思维即村，后来搬到别的地方，生意做得顺利赚了钱，在马德望开了个杂货店，生意还做得不小。父亲叫我擦干眼泪，他匆匆地到湖边洗个澡，穿上衣服就带我到马德望市。自从我懂事的十几年来，只见父亲从来都是一条黑短裤，一件灰色上衣，一双轮胎底鞋。
下了火车，父子俩直奔曾家去。父亲开门见山地对曾伯伯说：“强兄，犬子说他再读多半年书，小学就毕业了。我无本事，现在学校给他免费。我求你给几粒饭他吃和住，不上学就帮个忙，只打扰你半年。希望你能成全成全他。”曾伯伯居然也就同意了。
【小学毕业谋职】
从上三年级到小学毕业，前后四年的苦乐人生，刻骨铭心。毕业前，我就四处托人找工作，刚好有一间新开收购谷米店要请人称谷米，我就去应了职。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就到离马德望六十公里的“吾哥比里”去上班，老板姓邝。
谷米季节一过，邝老板又购进一座小型的碾米厂，我便在那里学会装修碾米机。不久，老板又把这间碾米厂卖给别人，厂子搬到离马德望三十八公里的“添磨古”镇。
新老板是广肇人，也姓周。他与金边的谷米商有生意往来，有几辆汽车运载谷米，还出租拖拉机给别人开荒耕地。我很受重用，负责帐目往来和薪金发放。但我更喜欢动手，汽车有了问题，就跟着大师傅趴到车底修，弄得油头垢面，管账先生就象一个小杂工。很快。我还学会了开汽车和开拖拉机，还学会骑马。周老板视我如亲身儿子，有一次派我到金边领取十五万现款，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不幸，父亲病了。在马德望求治无效，不得不到金边中华医院去求医。父亲到柬埔寨后，一直劳碌，当了修铁路的工人后，就为人当跑腿，收入微薄，几十年住的是那间茅屋，离不开那个小村落。我赶到中华医院见到了父亲，他说他的肠胃不好，面色很不好，住在免费的病房，喝的是中药。一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了，我又赶到金边送殡。父亲的一生命苦；而我十二岁起，就离开他去闯荡江湖，至今也没有闯出个名堂来，有时会独自傻想：莫非是他的命运也传给我了吗？
无父兄为长，父亲的死，留给做儿子的我，是悲伤；而留给做长兄的我，是无奈。我根本无法负担母亲和弟妹的生活。幸亏弟妹都长在农村，母亲又是个意志坚强的妇女，养了几头猪，维持了最基本的生活，又带着几个十多岁的妹妹，收买禽蛋到城里卖，赚些零用钱。要说父亲的命苦，母亲的命就更苦了，中年丧夫，抚育子女，真是难为了她。
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几个同学从马德望专程来看我，要动员我回马德望筹备成立“体育会”，说是要以成立篮球队，办夜学辅导班和文艺小组的方法，团结社会上的青年男女，把过去的同学和社会青年组织起来，为社会作事。他们说只要我点头，他们回去后就帮我在马德望找工作，我的心动了。
【参加《棉华日报》工作】
我二十一岁时（一九五二年）才从马德望侨校的小学部毕业，后来在马德望地区做事时，中共地下组织假以筹组成立“体育会”为名发展组织，让我读了许多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样的左倾书籍，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它的外围团体，还结识了马德望地区华侨领导人张东海、和来自越南的抗法人员蔡抗生等人。
马德望原来就有“马华体育会”、“青年会”、“精武会”这样的华人社团，我们成立的叫“群星体育会”，发起人是马德望侨界的活跃人物，活动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互相帮助的风气，使青年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因此会员反而比那些老组织多。社会各界慷慨赞助，事业办得有声有色，在侨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马德望侨党组织推荐我到金边去参加刚创办的《棉华日报》工作，从此我在《棉华日报》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从一个翻译，成为记者、又提升为记者组长、最后成为代理社长和报社经理。一九五八年中国和柬埔寨建交以后，《棉华日报》又成为事事听命于中国大使馆的宣传媒体。我出身贫苦，为人热忱，对党忠诚，愿为共产党赴汤蹈火，因此中国大使馆对我极端信任。
中柬建立外交关系后，大量侨胞申请探亲签证；由于侨社中还有一些人亲国民党，而我对柬埔寨侨社的情况相当熟悉，大使馆就将“辨别敌友”的工作，交给了我一个人。我就以记者的身份到各地调查。虽说审批签证的权力最后是在大使馆，但我掌握了“首批权”，大使馆是根据我的调查报告作决定的。
在六十年代初，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很好，西哈努克经常访问中国，而且还把儿子送到北京去读书。在这种友好的环境下，《棉华日报》自然也就办得有声有色。因为柬埔寨华侨中潮州人很多，广东潮剧团由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带队，于一九六〇年冬来柬埔寨访问，在金边演出潮剧《芦林会》，王昆仑写了一首“三娘怨”的长诗发表在《棉华日报》上，他的文采给《棉华日报》增添了颜面，争取到了许多新读者。
我担任报社经理后，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因为排字的延误，报纸长期不能及时付印；为此我改变了排字人员的轮休制度，使排字排版效率大大提高，每天都能提早付印，提前发行，使报纸发行量从七千多份，一步增加到一万一千份。四十多年前，海外能有这样的宣传效果，令人惊奇。为进一步扩大发行量，我又筹划购置自动印刷机。六十年代，柬埔寨华侨社会心向祖国，城乡侨校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同志”，这些“成就”都是与《棉华日报》同仁的努力分不开的。
越南战争激烈进行之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左倾思潮也就泛滥到外交工作和侨务工作中来，原本亲华的西哈努克开始向右转，一九六八年他封闭了“柬中友协”，我们《棉华日报》发表了一份北京的“中柬友协”致金边的“柬中友协”的贺电，电文调子极高，触动了西哈努克的神经，他下令封闭全部外文报纸，从此结束了柬埔寨自由办报的历史，当然也就葬送了我们的《棉华日报》。
当时，一些右派团体想发动学生来捣毁报社，情势非常危急。我决心带领同人保卫报社，思想上有与报社共存亡的准备。记得小马兄弟对我说：“不能同年生，但愿同日死。”今天，我虽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但每每回想起这些斗争的往事，心里还是很亢奋的。毕竟，年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报社被封时，柬埔寨政府政治部派出警力，阻止我们寄发印刷品。小马驾车冲出警戒线，将告读者通知寄发到各地。因此，特警局起诉小马，说他企图撞死执勤的警员。我疏通了法官，结果不但没有抓人，而且判了无罪。警方要把他送到磅通省的薄波疟疾区去，然后再将他驱逐出境。我又和一些侨领到磅通省去疏通省长，省长说：“省府缺人，就把马先生调到省府来工作吧。”这样才把问题化解了。
后来，我向一些侨领借钱筹办了“四海事务所”，为侨社服务，又兼做旅行社的生意。我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在革命的狂热中度过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都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太太是《棉华日报》的司账员，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联络员；女儿机灵沉着，八岁就为我送信到大使馆，一家人都献身革命事业。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三章 中共与柬共连手制造革命高潮
【柬文《人民报》】
一九五五年，人民党在金边出版《人民报》，报头是犁田的农具，象征它是一个农民政党的喉舌。高明是报社的领导，“人民党”的公开领袖努波潘出任社长，从留法学生钱金安是它早期的编辑。《人民报》报社事实上就是人民党的党部，也就是柬共公开活动的门面，所以农顺和朱杰都在报社参与工作。
《人民报》在柬埔寨基层民众和僧侣中间受到欢迎。那时，我们华文《棉华日报》也刚刚起步，我从马德望到金边参加《棉华日报》工作，也就开始与《人民报》负责人有所接触。我最先认识它的努波潘，通过努波潘认识了高明，并曾经与他长谈不止十次。
高明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人，豪爽而热情，交谈中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认识，不知兄台您的见解如何？”从来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每次和他握手，总有血息相通的感觉。高明是抗法时期的柬共干部，领导青年工作，一九五一年带领柬埔寨青年代表团到东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路过北京时见到过毛泽东，一九六○年他进入柬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他与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人开始开辟根据地。
人民党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政党，而经济上又非常困难，办报的条件非常恶劣，社长、总编辑、排字部都挤在一栋木屋里。《棉华日报》比较宽裕，于是我们给了《人民报》许多帮助。他们经常派人来借我们用过了的照相制版，后来怕当局误会，他们的制版、纸张、油墨的费用，就干脆由我出面支付，他们拿了收条去取货。
一九五五年竞选时，钱金安被捕坐牢三个月。一九五八年，努波潘被当局暗杀。顶替他的农顺又被当局逮捕，而且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朱杰又顶了农顺的空缺，接着朱杰也被抓起来了，《人民报》不得不宣告停刊。面对这些血腥手段，越南方面为了顾全与西哈努克和谐局面，还坚持要杜沙穆克制忍耐。农顺和朱杰都是柬共的忠勇之士，进城后一度担任要职，但在整肃中与高明一起死于波尔布特之手。
我还见到柬共名人塔莫（原名切春），他在《人民报》排字。他是马德望人，与蔡抗生是抗法时的战友，在马德望的时候，蔡抗生就带我去认识了他。外传他是留法学生，其实只是一个略有文化的粗人，样子很象农民。他是冷静沉着，不随便说话的人，他后来的地位很高，也不是偶然的。据说他与朱杰、农顺等人的关系都很不好，后来回了马德望。一九六二年，我到马德望去调查土地情况，还专程去看了他。
一九六三年起，他就担任柬共中央委员，接着进入丛林。一九七○年政变后，林光在西南“解放区”见到他，他首先打听的就是：“阿抗（蔡抗生）在哪里？”其人作风强悍，治军有方，进城后主持西南大区工作，一九七八年率部镇压东部大区叛乱，十一月初担任柬共“中央常委”，仅居波尔布特和农谢之后。九十年代盘踞柬泰边境期间，因立场死硬而取代宋成，担任柬共残余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瓦解后长期拘押在金边监狱，死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时年八十岁。
【中国大使馆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一见如故；但是柬埔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几年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都追随美国，对中共采取抵制的态度。那时中共为打开外交局面的努力也非常不顺利，能在反共情绪强烈的东南亚国家中打开一个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国大使馆既要处理国与国的事务，还要处理党与党的事务，也就是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驻金边大使馆长期是以情报部门为主导的。
柬埔寨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可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干员却有很大的来头。五、六十年代商务参赞先后是王润生、王树仁，因此我就称他们“二王”。他们都是北方人，知识分子出身，非常有涵养，我很佩服他们，心目中把他们当作共产党员的典范。七十年代，王润生担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王树仁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那时国内的干部晋升非常缓慢，他们能达到这样的高位，说明原来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边——广州直航开通，柬埔寨王国国会秘书长西索瓦?波拉西亲王率领议员代表团参加首航典礼，我则以《棉华日报》记者身份参与其事。
当晚，广州举行酒会欢迎柬埔寨贵宾，波拉西讲话，王润生命我即席翻译，效果很好。会后波拉西邀请我随团去北京活动，我请示王润生，他对我说：“这样不好，会暴露你的身份，你还是随机返回，我们会另外安排翻译的。”
中苏交恶的六十年代初，王树仁先生接任商务参赞，他为人非常有亲和力。有一次酒会，我也去采访，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柬埔寨通啊！”话中既有玩笑的口气，也有赞扬的味道。当时我还年轻，记忆力很好，大使馆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来咨询我，所以我才有“柬埔寨通”的声誉。虽然“二王”都对我非常信任，具体的工作则是由一些“一秘”、“二秘”来安排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回到北京，我向中调部汇报柬埔寨情况后，在广州等待派遣，有一天在东山百货商店门前见到他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经过，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回招了手，但没有停车，就驶过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中央调查部的高级职务，我想他在广州的工作是负责向海外派遣人员的。
七十年代末，文革已经结束，中共内部极度涣散，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破灭，加之财政拮据，我和妻子被派到香港，实际是扫地出门，在工厂做苦工。而中调部基层面又充斥着刁民泼妇，我们的孩子在中调部招待所备受他们的虐待，我忍无可忍向香港组织递上了一份退党书，负责人让我回广州接受领导的召见。
这次竟是王树仁和夫人亲自出面，王树仁是一个高佻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太太瘦瘦的，戴一副眼睛，过去在金边时我也认识她。王树仁对我说，在柬埔寨期间，他是负责领导大使馆工作的，这也是告诉我，过去我曾经是他的下级，他希望我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工作。这时我对共产党已经完全失望，还是婉言拒绝了，只敷衍答应做一些“爱国的事情”。我想，他了解我的英勇斗争的过去，也了解中调部内部的乱局，是不会太怪罪我的。
我一度想经商，于是又到北京活动，而王润生先生已经是中共的“外贸部长”，心想他或许能念旧情，给我一些机会。在外贸部的接待室，他让他的一位秘书出面告诉我，王部长还记得我这么一个人，但做生意要靠自己找关系，王部长爱莫能助。
对“二王”先生，我非但没有私人的恶感，相反还很敬重他们。我说他们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中共对柬埔寨的重视，后来我才懂中共的中调部是凌驾于中国的外交部之上的，所以他们才是中国大使馆最重要的人物。
【破获台湾特工谋害刘少奇、西哈努克案】
在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年的十五年间，是柬埔寨社会的太平年景，也是西哈努克与中国的蜜月时期，他曾经四次访问中国，周恩来也曾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年两次回访柬埔寨，中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也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前来金边访问，同行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几乎所有关于柬埔寨历史的书，都提及这件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背后。
刘少奇来访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在亲国民党社团中的卧底获悉，台湾在柬特工张达昌要在车队从波成东机场到金边市的途中，引爆烈性炸弹，谋害刘少奇、王光美、西哈努克和母后西索瓦?哥士玛。那位卧底在完成任务后，就回国了。
于是，大使馆一秘毛欣禹召集洪德、翁春和我三人来破获这个阴谋。毛欣禹要我用柬文写了三封匿名举报函，分别寄给安宁部、国防部和很忠实于西哈努克的王室管家麦胡将军。信纸上不留指纹，字体也略加改形，并从乃良方向的“见檖”邮局寄出，大使馆领导人预料王室不会大意。
每逢星期六，西哈努克都在王城内接见平民，听取民众的申诉。信发出后第二个星期六，我也去王城采访，麦胡将军远远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过去。他是一个粗人，开口就问：“记者，你老实回答我，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国民党’的人啊？”我装傻摇摇头，麦胡骂道：“混账东西，没有用，走开去。”周围的警卫人员，一齐捧腹大笑，他显然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了。我经常在国会走动，国会的警员也来问我：“怎样才能识别谁是国民党的人？”这证明安宁部也展开调查了；侨领杨杰先生也从参谋部的朋友得知，军队也开始调查了。
大使馆又令我侦察炸药埋放的地方，从波成东机场通往金边市中心的一路上，我逐屋查看哪些房屋下面可能挖地洞，然后再到屋子后面观察形迹。一天，终于发现有一处临街的租房嫌疑很大，其中有一间离马路只隔了不到两米的人行道。我就带着太太一起去，装着要租房子布置新房，在与房东的对话中，套出一个中年戴眼镜的中国人住在那间屋，那人有缝过针的兔唇裂痕，他白天不在，晚上才回来。根据这个面貌特征，判定此人就是张达昌。
那时，在我们这样的一些积极分子的帮助下，中国大使馆几乎已经成为柬埔寨的“国中之国”，它调动华侨社团，把金边国民党分子的举动，全都置于监视之中，连隐藏炸药地方，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最后，大使馆又通知我们提早下手，以防不测。有一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在傍晚六时二十五分前，到干隆街高棉舞厅去纠缠张达昌，与他动粗，把事情闹大，然后将他扭送到警察局去。
到时，张达昌果然出现了，他右手搂着一个舞女出来，然后走向泊在不远的德国名车，他打开车门让舞女坐在一旁，他亲自驾驶车，而我开的是一架老旧的摩托车，那时我年轻机警，马上认清车子颜色和牌号是 23786（这个号码，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汽车一开动，我的老摩托车就不管红灯绿灯一路苦追，可是距离越拉越远，追到中华医院附近，再也见不到他的车影。我走进中华医院去借个电话通知我的同志。
我告诉他们，张达昌车上有一个舞女，他肯定是去寻欢了。他的汽车朝南沿莫尼旺大道向铁桥头的方向开去，那是个多叉的路口，他可能右转到宋仁只去，那里有很多出租一两小时的房间，他也可能一直往大金欧的方向，在龙眼园一带，也有出租房间，他同样有可能往左拐弯跨过铁桥到小白马或小香港一带，那里有更多的临时房间出租。同志们听完后，说我们知道应该怎做了，明天早上老地方见。
这一夜晚，我未能入睡。第二天和同志们碰头，大家都眼睛红肿，都是一夜没睡好觉。老友告诉我，他到处搜索张达昌的踪迹，最后在小白马发现张达昌的汽车。通知了警方四面埋伏，第二天早上才去敲门，将他扣上手拷带走，其它涉案的人也在当晚统统落网。后来警方发现那间租房里已经挖好了地道，如果不及时破获，刘少奇和王光美可能死定了。
【柬共建立丛林基地】
西哈努克在外交上反美亲中，在国内则实行高压政策。努波潘被暗杀，农顺被监禁，萧兴变节，杜沙穆失踪……，使柬共活动分子数量大幅下降，斗争一筹莫展，前途非常堪忧。一九六三年二月下旬，柬共在金边召开了时仅一天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七、八个人到会，但这次会议作出了效法毛泽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定，选出了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苏品、塔莫、莫森巴、温威、宋成八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前四人担任常委。
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高明、倪沙良、温娘（朱杰的妻子）等，先后离开金边，去投靠设在柬越边境丛林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它位于桔井省南部仕伦正南三十公里处，越南一侧的一个名叫“塔墨”（Ta Mot， 萧特误作Ta Not）的小村庄。第二年，他们在附近建立了代号为“一○○办公室”的基地。
一九六三年初，“天才的政治家”西哈努克公布了一份列有三十四人的左翼人士名单，据说耿万萨、周成、胡荣、符宁、乔森潘、沙络绍、英萨利、宋成、谢安、钱金安、朱杰、薛青等都在其列，这无疑也把柬共进入丛林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但在开头两年中，他们都被疟疾和营养不良折磨得死去活来，根本无法开展任何工作。后来，波尔布特他的一批同事、学生也陆续走进丛林，人数增加，开始形成了力量。
但又正是在这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表现了“向左转”的反美激进态度，一九六三年他拒绝接受美援，一九六五年他又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还默许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活动，越南方面得到了这些方便，自然希望柬共能够配合维护这个局面。这当然就使进入丛林的柬共感到非常困扰，是否应该继续开展反对西哈努克的武装斗争？一九六五年一月柬共中央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决定波尔布特去河内访问。
【波尔布特去河内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尔布特和高明出发前往越南北方，他们徒步跋涉胡志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岭，六月中才抵达河内，他们见了谦虚的胡志明几次，但大多是与阴私而官气十足的黎笋讨论工作。在河内期间，波尔布特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他说越南方面许多不利于柬埔寨革命的观点，是自从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以来就有的，越南人从一开始就想控制寮国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想建立一个一统的印度支那国家。
波尔布特说在他同黎笋举行过十五次会谈中，黎笋反复对他说“如果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谈话中，胡志明也屡次说“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须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意思无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须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后”。这些不投机的谈话，使他对越南人完全丧失了信赖，因此他向越南方面提出到中国去访问的要求。
波尔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达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内留治。接待他的是邓小平，但具体与他会谈的是彭真，刘少奇也接见过他，他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亚非拉培训中心”。他记得彭真赞扬他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波尔布特也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中共对小国小党常常不惜赠以“伟大的”赞扬，肉麻但效果良好。几个月后，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相继倒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密锣紧鼓中，波尔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层的不安情绪，他尽管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与陈伯达、张春桥有了接触，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们甚至表示愿意给予物资援助。当波尔布特离开中国返回柬埔寨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共的路线。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间，他从河内启程回归，四个月后才到达禄宁。因为越南战争的扩大，越共南方局基地从塔墨东移到禄宁的密林中，两地相距仅十余公里。九、十月间波尔布特在禄宁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会上秘密决定将“柬埔寨劳动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这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一种表示。会上明确了准备武装斗争路线，后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失败和大批被屠杀，更坚定了柬共搞武装斗争的决心。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把“一○○办公室”搬到腊塔那基里省，为的是脱离越南方面的控制。
在禄宁期间，波尔布特曾经通过河内致信中共，表示将全面发动武装斗争，越南方面拆阅了这封信，担心这将破坏越南与西哈努克的关系，中断通过柬埔寨的战争物资输送。于是河内方面派阮文灵在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基地，劝说波尔布特顾全大局，暂缓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波尔布特提出支持武器的要求，当然更被一口拒绝了。
【腊塔那基里】
腊塔那基里省在柬埔寨的东北角，越共已经在它的东部地区盘踞多年。它与上丁省和蒙多基里省，占了柬埔寨两成多的国土，但只有十万人口，而且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腊塔那基里在北纬十四度线南北，胡志明小道中止在它的东北角；它的东面就是亦称“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莱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战争激战战场。
英萨利、宋成、倪萨南等人先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达腊塔那基里，他们在一个叫“安当密”的小镇以南十公里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二办公室”，后来又在邻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一○○办公室”。十一月间波尔布特来到那里，次年夏天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和宋成的妻子云娅，从金边赶来与夫婿相聚。那时英萨利、宋成、倪萨南分别担任腊塔那基里、上丁、蒙多基里三省的柬共省委书记。
但是，“农村包围城市”并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们”的自我隔绝。一到腊塔那基里，疟疾就使他们就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达良”的部落酋长同情他们，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数民族青年，组成了一个警卫团。
宋成是一个干练的书生，他把这些淳朴的山民训练成了能够战斗的军队，从此他有柬共军队创始人的名声，而且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入金边，他又担任“民主柬埔寨”的国防部部长。
但这帮留洋学生不通世故，却又好事冲动。据说不久后就组织山民集体生产，想恩赐给他们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与少数民族又发生对立，种下了后来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后来达良也与柬共反目成仇，他认为“红色高棉”是一群过桥拆桥的人。
波尔布特从中国回来，更加热中于“暴力革命”，而且学到了“人民战争”这个新名词。但是他的一厢情愿套在一个“西哈努克死结”中。为了这个西哈努克，不仅越南人反对他发动武装斗争，而金日成还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更情同父子，中国的左派书生陈伯达、张春桥的高调，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来的实际支持。故而，等待越南夺取战争的胜利，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忍耐”。
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柬埔寨各地的确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波尔布特几十年后说，他组织领导了“全国性起义”，到六十年代末柬共已经有了三万人马。其实，那无非是这里打死一个警察，那里夺到了一杆步枪；波尔布特不是在鼓动，而往往是在劝阻。他如果真有三万人马，何必还要躲在腊塔那基里深山老林里？他说柬共摆脱了越南的控制，其实柬共事事依靠越共，他根本没有违背越南人意志的可能。
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比赛革命”，而且指责别人“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俄国人怀恨在心，说斯大林不要他渡长江；而俄国人又怀恨德国人，说第二国际反对暴力革命……。因此，波尔布特指责越南人不许他们搞武装斗争；而黎笋又说毛泽东劝他们与美国讲和，就都不是什么新鲜奇怪的事情了。今天，共产主义烟消云散，它们就统统成了笑话。
【三洛乡事件】
对于柬埔寨的革命形势，中共既盼望又忧虑。因此中国大使馆要我帮助他们弄清柬埔寨农村的阶级状况。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我到曾经工作过的马德望省添磨古乡进行调查。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在那里办过实验农场，用机械开发了大量的耕地，我原也以为土地兼并情况非常严重。但当地乡长将全乡几千户土地登记大册交给我，经过仔细地查阅对比，我的结论却是柬埔寨是根本不会发生“白毛女”故事的。
然而，一九六七年，形势发生了转变。曾经是抗法根据地，而柬共有很好基础的马德望省三洛乡，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原委是六十年代起，马德望市里的一些商人开始转营农业，利用当地肥沃的红土，种植橡胶、咖啡、椰子、菠萝、榴莲、山竹、红毛丹，获利丰厚，因此投资的人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于是开始侵犯农民的土地。
柬埔寨农村的土地划界，是从这棵大树到那棵大树，再从那棵树到另一棵大树……之内就是某某的土地，祖辈相传，相安无事。一九六七年初，华裔商家何忠立、何忠汉兄弟和马德望省省长勾结，在三洛乡非法圈地，而地政当局发给他们地契，他们用拖拉机将大片树木推倒。当地农民抗议，说那是他们祖辈相传的土地，但是又没有文书可资证明。相反，开发商倒持有政府的白纸黑字红图章，来证明他们才是真正土地拥有者。他们不理会农民的抗议，命拖拉机手强行开发，忍无可忍的农民就将一名拖拉机手当场杀死。
祸由此起，官府宣传这是红色高棉分子作乱，派出军警前往缉捕凶犯，于是男性的农民统统逃进森林。马德望省波威寺主持姚端上人，是金边政府宗教部册封的僧相（类似主教），他到三洛乡去进行斡旋，农民们向僧相申述他们并不是什么“红色高棉分子”，而是不法商人侵占了他们祖辈留下来的土地，才闹出事情来的。姚端建议农民选两位代表到金边去向“王子父亲”（柬埔寨农民都是这样称西哈努克的）申诉，事端已经接近平息。
谁知，马德望省省长严?莫尼拉生怕西哈努克知道了真相丢官，于是派人将那两位农民代表在去金边的途中杀死。然而，纸包不住火，严?莫尼拉二十四小时后就丢了乌纱帽，西哈努克派内政部部长丁源接任马德望省长。官府失信于民，洞大难补，六个月后丁源又要求离任，西哈努克再派安宁部（相当“公安部”）部长英丹继任。应该说，西哈努克还是有诚意平息民怨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是柬历新年，马德望当局为了讨好三洛乡乡民，举行了一个联欢晚会。可是，在民众大跳土风“南旺舞”时，偏偏又有一名警官看上了一位美丽的村姑，那姑娘的男友一怒，一斧头就把这个警官给杀了。这次的祸闯得更大了，当局派军警前去镇压，而红色高棉组织乘机插手，鼓动全乡的一千多男女老少走进丛林，继而又鼓动其它地方人民集会游行，支持三洛乡人民反对军警的斗争。
三洛乡群众斗争，对等待革命高潮而一筹莫展的柬共，无疑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柬共西南地区的副职领导人宫苏潘抓紧时机，扩大事态。外界也大事报导，说红色高棉开始发动武装斗争了。然而，躲在山里的波尔布特却指示柬共西北区书记莫森巴，要他适可而止，不要继续组织武装斗争，等候新的指示。波尔布特显然受到越南方面的压力，他也不敢在战争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把西哈努克推到亲美的立场上去。
【大使馆叫我通知乔森潘、胡荣、符宁出走】
一九六七年，越战又在逐步升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中，北京的左倾路线和华侨社会的革命情绪对西哈努克很有刺激，他开始后悔与中共太紧密，而与美国太疏远。而这个“三洛乡”事件，又刺激了金边上层社会，他们恐惧红祸将至，对进入政界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左派人物，就更加有所猜忌；因此，柬埔寨政府中的右派力量，乘三洛乡事态愈演愈烈之际，要西哈努克对限制红色高棉的活动，赶快作出抉择。
那时，《棉华日报》社在华人小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队里有一个小伙子与一位政府高官的儿子很要好，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天，我和他一起行路，正好经过这个高官的家，他就带我进了这家人家，这家大人都不在，儿子就信口对我们说，军队中抓到一名红色高棉的线人文东上校，现在正在施加严刑，要他指证三洛乡事件是乔森潘、胡荣策划的。一旦有了这样的口供，政府就要对他们两人下手。
那时，我精力很旺盛，社会上的朋友很多，连国会管文件的小吏都与我很友好，国会的文件，政府的预算，他都会给我一份，我拿了就往中国大使馆送。这回我就把关于政府将处置乔森潘和胡荣消息报告了大使馆的张秘书，他是我的直接联系人。两天后，张秘书来电话要我到大使馆去见他，他要我通知乔森潘、胡荣两人，让他们尽快进根据地。我想，这是请示北京后，使馆才让我这样去做的。
时值“柬中友好协会”在金边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凡是这样的活动乔森潘、胡荣两人一般都将到会。第一天我就去等候他们，但失望了；第二天我再去，两人终于出现，我趁没有人注意，将消息告诉乔森潘，他立即转过脸去向胡荣示意；我再补充了一句：“请您马上行动，此事万万不能拖。”几天后，在柬中友协的酒会上，柬共金边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过来握我的手，说：“谢谢你，他们已经安全进入革命根据地了。”
后来，金边柬文报纸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古伦大臣秘密杀害了这两位“红色议员”，有的还说他们被塞进汽油桶，然后放火烧死了……。当局又对另一位“红色议员”符宁进行“贴身保护”，四个月后符宁又在特警的眼皮下失踪，接着又有一百多名青年走入丛林。几年后他们突然在柬埔寨“解放区”亮相，人们才哗然。当时，越南热战的发展关及到世界冷战的胜负，而中国取道柬埔寨支持越南南方，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世界舆论也关注着柬埔寨政局的发展，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失踪的消息，自然震动了世界。
几年后，我们受冷遇而在柬埔寨农村务农，柬共桔井省省委负责公安事务的“密桂”（柬语“桂同志”的意思）亲口告诉我，柬共中央曾经传达过一个文件，其中肯定我提供给他们的那个情报是准确的。一九七四年，农谢在桔井召见华运负责人，我也参加了。当时，乔森潘就在隔壁，他从窗口中认出了我，我听到他对站在身边的柬共干部说：“就是他，没有错。”我想他是在说，是我通知他逃出金边进入根据地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嫌疑，乔森潘显得很冷漠，甚至没有过来和我打一个招呼，说一句谢话。
我在《棉华日报》当记者的时候，常去国会采访，经常坐在记者席是听到乔森潘、胡荣、符宁的讲话，乔森潘的口才远不如胡荣和符宁，说的话也很不尖锐到位，甚至给人一种模糊含混的感觉。我想，平庸使他无福进入柬共的核心，但也使他逃脱了残酷的清洗。
【西哈努克向右转】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狂热崇拜，也通过“心向祖国”的华侨社团传到了柬埔寨，“红宝书”泛滥柬埔寨城乡，我们《棉华日报》上的极左言论，和各地华侨学校的过激行为，也随极左思潮而起。事态令西哈努克非常忧虑，他派他的外交部长到北京去探听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用外交辞令做了非常圆滑的解释，只说希望两国关系不致受到文革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九月，西哈努克以关闭所有双边友好协会为名，关闭了柬中友好协会，几天后金边的左派报纸刊登了一个发自北京的电报，对柬中友好协会表示“战斗的敬礼”，于是他决定关闭柬埔寨的所有的外国文报纸，其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中文报纸，而我们的《棉华日报》又首当其冲。那时乔森潘和胡宁已经出走，留在金边的符宁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恢复柬中友好协会，但受到西哈努克的严厉训斥，几天后，符宁也逃出了金边，加入了柬共的丛林队伍。
中国发生的内乱，使西哈努克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于是他又不得不向美国陪笑脸。一九六七年十月，他邀请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来金边访问。接着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鲍尔斯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访问金边，据这位大使报告，西哈努克有了“令人震惊的转变”，他说西哈努克对他说：“如果你们为追捕越共而进入偏远的、不会惊扰百姓的地区，他将‘闭上自己的双眼’。”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十四个月中，美国用 B－52飞机对柬越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而西哈努克果然闭上他的双眼。
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柬埔寨东部边境地区大部分已被越共占领，西哈努克感到红色高棉的威胁也与日俱增，这又推动了西哈努克的进一步右转，因此他决定加强镇压，又重新起用了右翼势力的代表朗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一九六九年六月，美国同意承认柬埔寨边界，柬埔寨就宣布与美国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一九六九年八月，朗诺再次担任首相，而施里玛达成了朗诺的副手。
【红色高棉绝处逢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都去河内，西哈努克坐的是飞机，先就参加了葬礼，他告诉越南人，如果要他继续保持“中立”，继续开通支持越共的通道，就必须支持他本人，否则就……。而波尔布特、乔奔娜丽只带了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在胡志明小道上赶了两个月的路才到达河内。黎笋数次会见了他们，敦促柬共赶快回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来，这当然又是些不投机的谈话。
黎笋建议波尔布特到苏联去访问，波尔布特拒绝了，然而他提出要去平壤，但平壤又推说时机不当，连他访问“寮国爱国战线党”的要求，也被“巴特寮”的游击头目们拒绝。显然，河内、平壤穿的是一条莫斯科连裆裤，金日成宁可要西哈努克，也不想要见一见这个毛泽东的小喽罗。我们可以想及波尔布特的愤怒，即便常人也很难忍受这样连续的羞辱，因此也就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越南的死敌，
一九七○年一月初，这一帮“最革命”的共产主义孤儿去到北京。那时，革命书生陈伯达已经失势，接班大元帅林彪正在谋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无头绪，柬埔寨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先议题。但是，一个令波尔布特狂喜的消息在恭候他，中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美国和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计划，套在柬埔寨共产党脖子上的“西哈努克死结”，将由“美帝国主义”来解开。
当时，越南战争进行得非常惨烈。越共利用越柬边境作为它的后方基地，而中国援越的战争物资又是从柬埔寨的磅逊港（后改名西哈努克港）上岸，然后转运到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扶植一个亲美政府，拔除柬越边境的越共基地，是美国打嬴越南战争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约翰逊政府在一九七○年换届前的拼死一搏。
从一九六三年初离开金边，波尔布特这个农家出身的皇室远亲，已经在丛林中足足煎熬了七个年头。当中共告诉他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机密的机密，他真后悔自己在河内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更后悔自讨了平壤和巴特寮们的闭门羹。他原本以为自己或许要在丛林终了一生，如今又恰似柳暗花明，寄人篱下的羞涩和自尊，立即化合成了仇恨。
如今看来，黎笋要教训一个邻国友党的小党魁，亦无不可，但羞辱却完全没有必要。而他连历史是对抗、是搅局的道理，似乎也不知道。美国对柬共施行“助攻”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在他的预料中。越南统一后，他继续穷兵黩武，把国家搞得穷极潦倒，把民众逼下怒海逃生；尔后又对先倒的苏联实行“一面倒”，却与至今未倒的中共翻脸，为后人留下了非常难堪的局面，他在越南历史上实在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负面人物。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四章 朗诺政变和柬共取胜
【康生亲自指挥，召我去北京】
一九六九年底，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我去北京，要我在广州先与一位名叫“陈国权”的同志接头，他会安排我到北京的行程。十二月下旬，我持有一份具有记者身份的中国护照到达香港，第二天就到深圳关口入境，关员见我是一个“记者”，就仔细地进行盘查，结果在我的鞋里发现了一张密写字条，那是我要向北京中央汇报的内容提要。我被扣留了两天，他们才把我的身份查明。当我赶到广州华侨大厦后，陈国权马上就来找我，第二天他就安排我坐飞机去了北京。
记得那是一架螺旋桨飞机，有二十多个乘客，途中在长沙加油。在北京机场下了飞机，在出口见到一辆小汽车，我招手要司机送我到华侨饭店，他竟然也就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根本没有“的士”，这一切可能都是刻意的安排。
刚进华侨饭店，竟碰上前面提到过的蔡抗生，他是越南华侨，一九五○年接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安排，来柬埔寨组织抗法武装斗争，日内瓦会议后在马德望开理发店，我去《棉华日报》工作，就是他送我去金边的；还一个叫蔡哲德，是我在马德望国光中学的同事，他们都在五十年代回国，都被安排在华侨饭店工作，蔡抗生还是一个什么科长。大家见面一惊，见到我这个寒冬季节的不速之客，他们立刻会意了，没有寒暄，就让我进了房间。
晚上，中联部的蔡处长来电话，简短地问候了几句温饱，就作第二天的安排，他要我吃完早饭后，出华侨饭店前门左转，不远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路边，上车即可。在北京的这两天，就是这位蔡姓处长和一位小郭同志和我谈话和布置工作的。而直到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到北京，才了解这次“旅行”是“康老”（康生）亲自策划的。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按约上了汽车，蔡处长已经在车内等候，车开到一条胡同的深宅前停下。蔡处长好像叫蔡笑农，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吃饭时常常为我挟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周恩来的作风，中共的官员事事都是模仿周恩来的。有一次他与我坐车经过中南海和北海间的那座桥，他对我说：“老周啊，你很幸福，你已经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他朝窗外指着说：“毛主席就住在这里。”我一股暖流冲上了心口，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那时我才不到四十岁，为革命赴汤蹈火的意志，却已不可动摇。
蔡处长谈话非常简明扼要，看来是一个有长期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要我详细报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听完我的报告后，他又问我，有没有出现危急情况的思想准备，有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决心。坦白说，三十多年以前的我，认识很粗浅。只凭一股热爱祖国的心，忠于革命的意志，极少考虑到个人安危，生死已经置之度外。我光明磊落的性格，毫无犹疑的回答，都使得他非常满意。
蔡处长这才明确地告诉我：“美国很快就会指使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的政权。我们要你来就是要你准备应变。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我们相信你有独立应付事变和努力开展工作的能力……”他还特别强调，我不应参加武装斗争，我的任务是要尽量想法留在敌占区，开展秘密活动，如果形势危急，应该先逃到泰国，等局势缓和了，再返回柬埔寨继续工作。
蔡处长交给我一个澳门的人名和地址，以及一迭密写的复印纸，要我用密写书信与这个人直接联系。他还给了我一个“许忠民”的代号和口令，将来如果有人来找“许忠民”，那就是自己的人。他还说只要我能够留下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组织都会想办法和我联系的，至于具体的工作，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会给我落实。
【中共指挥我插手金边政局】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我就从北京赶回柬埔寨，大使馆要我尽快找到柬共在金边的地下组织，并建立一条直线联络管道。按照指示，我很快找到柬共地下党的人，并将中共的意图告诉他们。柬共地下党负责人问我，两党早已有直接联系管道，为何还要另设一条线？我告诉他情况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希望我能和你们直接联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对方正式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并指定了一个与我联络的专人，这人就是陈绿野（柬名“索山”）。绿野撤入根据地后，接替他的是张允龙，允龙在《棉华日报》当过翻译。
中国大使馆还要我设法将美国策划政变的情报知会西哈努克，希望他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不要离开柬埔寨出国访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以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当面说，何必要用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传递这样的大情报？事实上，当时柬共武装斗争已初见成效，而西哈努克又在与美国媚来媚去，中共不愿在西哈努克和美国之间扮演争风吃醋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考虑，如果西哈努克被右翼分子推翻，柬共的武装革命就可以全面开展，而西哈努克还可能成为柬共的盟友。
我采取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朝夕陪伴西哈努克的周成，当时我并不了解他也是柬共的成员，只知道他的思想左倾，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法国就参加了法共。周成皮肤很白，个子矮小，精明强干而极善辞令。他于一九六○年回国后，就被西哈努克任命为教育部长。我作为一个华文大报记者，曾经为华侨学校问题多次采访他，但谈不上有交情。周成出版一份法文《现实报》，由他的好友卜·勒哥玛（后任民柬副外长）担任编辑，我和卜·勒哥玛交情很好，我通过他将预谋政变的消息告诉周成，再请周成禀报西哈努克。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金边市市长狄潘，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市长是王室的代表，金边市的事务一般不通过内务部，而直接请示王室；而且狄潘还是西哈努克的儿女亲家。我曾经对他的市政改革计划和美化市容的措施，作了大量报导，所以他对我很有好感。有一次，狄潘应邀参观华侨社团篮球赛和观赏文艺演出，还被邀请发表讲话。在场的使馆人员需要翻译，狄潘见我也在场，便招手要我为他即席翻译。还有一次，我向枪管局申请购买一支汽枪，金边警察局对我进行调查，批文说“此人有政治背景，不能持有武器。”枪管局内的一个朋友要我去找狄潘，他大笔一挥“批准”，还盖上印章。有一次我猎到十二只野鸽子，都送给了他。
两条管道都把情报传给西哈努克了，可惜西哈努克不纳，据说他听了这个报告，反而轻描淡写地说：“轻舟过水无痕，捕鱼后水不浑。”好似有万全之策，其实他是轻信朗诺不会背叛他的。一月七日，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带着一大群随员，去了法国。这是我个人努力的失败；而对西哈努克，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败着。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危亡之刻还眷恋着巴黎香榭丽大道上的法国大餐；而老谋深算的中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政变或许能使柬共更快地取得政权。
情况愈来愈紧迫，有关系的侨领都得到使馆的通知，撤往安全的地方。大使馆一等秘书黄书达通知我到潮州籍侨领杨杰先生那里去领取二十万元柬币的活动经费，这笔钱由国内方面在香港还给杨杰。黄书达也是潮州人，在大使馆的任期很长，这可能与金边潮州帮的势力很大有关。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周，勇敢地独立作战吧！”我很激动而坚决地回答“是！”
顺便要说一下，杨杰先生于二○○六年九月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一九七八年，我被中调部打发到香港。有一天我从深圳方面回香港，在罗湖车站站台上，见到“战友”黄书达从香港方面过来，我非常激动，可是他只微微一笑，回避了我伸出的热情的手，匆匆地离去了。最初我很纳闷，但后来也就渐渐地明白了，我只是一个爱国的性情中人而已，在这些老练的情报人员面前，许多举止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我在《棉华日报》当经理时，月薪是一千八百元柬币，二十万元就相当于十年的收入，应该说不是一笔小钱。顺便提一下这笔钱的去踪，后来我留了三万元给我的母亲，两万元给原《棉华日报》同事杨景新，其余十五万由我妻子带进“解放区”交了公。
原《棉华日报》社长李林，是一个来自越南的华侨干部，也是我的领导，但他对我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完全不知情，他曾经来通知我，要我准备撤退；柬共金边地下站站长苏灼也来关心我，问我的打算。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只能支支吾吾，不能告诉他们说我有任务在身。
我们一家四口又赶到泰方边境城市“亚兰”小镇去活动，想通过过去在马德望的泰国侨生给我们弄一套泰国的居留证。尽管，他们都真诚地愿意帮忙，但困难不小。我们回到金边，情况更紧急了，我按中国大使馆的指示，准备结束我所经营的“四海事务所”的工作，做留下来的潜伏准备。不久柬埔寨的右派政变就发生了。
【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
中国大使馆在几天前就通知我，说很快就会出事了。三月十八日的早晨，金边很平静，我骑着摩托车朝国会大厦驶去，只见三辆坦克停在国会外面，还有几百个市民聚集在空地上，扩音器传来国会议员的发言，政变已经完成了。我回到自己经营的“四海事务所”，收音机正在广播国会的讨论实况，后来就宣布了废黜西哈努克的决定，金边没有发生混乱。几天后，各地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没有人提打倒军人政府，口号只是“让王子爸爸回来”，但遭到镇压。
柬埔寨军队起了关键的作用，它的成员中有不少反对王权的激进分子。政变后，反对西哈努克的“自由高棉”部队，也来到金边集结，成为对抗柬共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七○年七月政变当局对西哈努克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死刑；十月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柬埔寨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山玉成也回到金边，还一度担任金边政府总理，一九七二年十月因意见不和出走南越，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在那里。
中国没有马上宣布断绝与朗诺政权的外交关系，但西哈努克在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途中，获悉中国全力支持他的态度；中国政府依旧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节来欢迎他。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周恩来已经等候在舷梯旁，他还邀请了几乎所有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前来迎接，据说到场的有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
欢迎仪式后，周恩来陪西哈努克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也就一手把西哈努克扶到反美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了。
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赶到北京和西哈努克会面。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两日，在广州的一家酒店举行了亦称“三国四方会议”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但对外宣布是“在印支某地举行的”。四方代表是，西哈努克、范文同、苏发努冯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会上成立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民族统一阵线。
一个月以后，在北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元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担任政府首相，乔森潘出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胡荣、符宁出任部长。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二十多个国家立即予以承认；但苏联和法国却再也没有没有参与，它们看好金边的政变当局，这也造成西哈努克终生对此耿耿于怀。
自从一月份到达，波尔布特一直留在北京，秀木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中国方面与他们密切接触，但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文件上，波尔布特把身在丛林的乔森潘、胡荣、符宁推到幕前，西哈努克对此完全信以为真，他当然记得这三位能干的前议员和部长，但绝不可能知道一个“没有法兰西深度”留法学生，在北京操作他的命运。
四月初，在返归丛林的衣锦路上，波尔布特带了乔奔娜丽经过河内。时隔五个月，黎笋、范文同、武元甲不得不刮目看他了。六、七月间，他们才回到腊塔拉基里基地，那时越南军队已经占领了半个多的柬埔寨，还不时把炮火引到了金边城外。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央将基地搬到磅通省的一个叫“当答”的地方。
我第一次见农谢，不是在当答，而是在它南面六十公里，磅占西面三十公里的“波礼初”地方，那是越南军队在密林中的一个基地，越南的中央联络部也设在那里，显然也是柬共另一个中央基地。那时磅占市还在朗诺军的手中，白天公路上还有去金边的班车通行，但一到天黑，就是柬共畅通无阻的天下，我们的交通联络员都是在夜间进到磅占城，白天搭车去金边执行任务的。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美国停止轰炸，柬共的许多机关搬进桔井城，我就是在桔井见到乔森潘的。
【朗诺、施里玛达其人】
朗诺，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波萝勉省的农家，他身材非常高大，长着一张圆脸，态度总是十分和蔼，他有一个姨太太是广东海南人。朗诺年轻时在西贡受过法国人的文职训练，一九四六年时就出任省长，后来却成为西哈努克手下军警大吏，历任警察司令，军队总司令，国防部长，还两度出任总理。其实，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军事训练，柬埔寨的军队松松懈懈，吓唬吓唬老百姓还可以，打仗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和他有过接触。有一次，我在公众场合替他照了一张相，他走过来对我说：“弟弟，要给我一张哟。”后来我把照片送到总参谋部去，他在办公室接待过我，聊了一番话。朗诺很迷信，据说在西哈努克授军权给他的时候，王宫内曾经请“巴古”（巫师）作法，他在巴古用镇宫宝剑搅动的水盆前发誓，要永远忠于西哈努克，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有人说，朗诺起先拒绝在废黜西哈努克的文件上签字，是在施里玛达的威逼下，才就范的。
柬埔寨老国王是“西索瓦?莫尼旺”，是“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外祖父，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驾崩时，法国人不同意西哈努克的舅舅“西索瓦?莫尼勒”继承王位，而把十九岁的西哈努克推上了宝座。施里玛达亲王是“西索瓦”家族的成员，一般都说他是西哈努克的表哥，但他管莫尼勒叫“哲他”（“哥哥”），因此也可能是西哈努克的舅舅辈。但是，柬埔寨王族的性事很复杂，如西哈努克就与他母亲的异母妹妹相爱，还生育了几个儿女，他们的辈分也就很难清算了。
施里玛达，生于一九一四年，是王族中很有能力和威望的人物，他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驻中国大使和副首相等要职，我所见到的施里玛达是身高而瘦削，面色暗黑，很少笑容，给人一种心事重重的感觉，他是政变的主谋，他主张杀掉西哈努克，以免后患。有人说，他也倾心美貌的莫尼克，但被西哈努克夺了爱。
施里玛达也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一九七五年大局已定，柬共即将进城，四月一日朗诺辞职去了美国，四月十二日，美国驻金边大使邀请施里玛达和其它高级官员去美国避难，但施里玛达、隆波烈、朗农等人拒绝了他的好意，施里玛达还当面指责美国没有信义，他们一起留在金边，四月二十一日统统被柬共处决。
【中国和越南对柬共的支持】
美国支持的这场政变非但未能遏制越共，反而让名为越共实为北越正规军，打着西哈努克的旗帜，迅速抢占了柬埔寨东北五省，为柬共建立了一片“解放区”。而从一开始，这场政变就受到人民的反对，当西哈努克从北京发出反对政变集团的号召后，形势又进一步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柬埔寨人民本来是要选择纨绔的君王西哈努克，得益的却是与西哈努克临时结盟的红色高棉。
据说，范文同曾经向莫尼克说，越南军队有能力在二十四小时内，帮助西哈努克重新夺回政权。我想，以越南的军力，在十天内占领金边，是完全可能的。而周恩来在“印支三国民族统一阵线”的成立大会上放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我以为也不是空话。且不谈是非，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和越南都把策划的事情进行到底了，只是美国半途而废。五年后，美国全面放弃印度支那，朗诺出走，施里玛达留在金边，他指责美国“没有信用”，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时，中国才宣布断绝与朗诺政府的外交关系。中国大使馆通知柬埔寨的华侨干部，要他们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获得这个指示后，侨干及男女青年一千余人很快就撤入“解放区”，开展支持柬人民的抗战活动。而朗诺、施里玛达的新政府还以为中国会继续维持和他们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苏交恶已久，中共的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恶劣影响，使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地位。印度支那三党中，越共持亲苏的立场，寮共亲越，因此中共竭尽全力争取柬共，而华侨又是中共手中的棋子，它企图以华侨干部群众参加柬共的工作，来壮大柬共的声势，最终也能达到控制柬共的目的。
然而，这是一个如意算盘，柬共追随中共的极左路线，却对中共有所戒备，特别是英萨利长驻北京，在他控制西哈努克的同时，也深知中共对柬共的控制欲。因此，进入“解放区”的华侨干部和群众，实际上被柬共长期冷落。很早就被隔离于柬共政治之外，这或许是因祸得福，我们在柬共的残酷内斗中牺牲较少，而那些加入柬共的同志，就牺牲惨重了。
【进入根据地】
政变以后我就回到马德望市，在那里我有许多老关系。一天傍晚，群星体育会会长林成保来告诉我说，马德望宪兵司令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司令刚才告诉他，有一个马德望华人在金边当记者，是一个中国间谍，当晚要全城戒严搜捕此人。这时天色已晚，我插翅难飞了。夜间搜查果然开始，但持枪闯进门来的民团的队长，竟是我在咖啡馆当“小企枱”时的伙伴，他见到我就吆喝他的手下人说：“自己人，自己人，走，走，走！”我拣了一条命。
于是，我就让妻子留在城里做点小事，自己就躲到乡间堂弟家的铁皮堆房的阁楼上，按中共给我潜伏指示，静观事态的发展。我叔叔一家都住在屋杜村，那里到我家思维即村，只有十几公里的路。叔叔白手起家，境况很好，拥有好几台拖拉机，几个堂弟也都有自己的事业。叔叔多次劝我去做生意，但我醉心革命，把他的话当做了耳边风。柬共进城以后，两个堂弟都被柬共发动农民处决了。
话说，一九六三年成功破获台湾特工谋杀刘少奇案，是洪德（化名杨子江）、翁春和我三人在大使馆一秘毛欣禹领导下操办的，那时有一个约定，如果发生意外，由我出面承担责任，撇开与大使馆的关系，而洪德和翁春两人与安宁部和参谋部打交道，后来事态发展得很顺利，因此洪德与参谋部的关系很好，而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当时，柬埔寨政府对越共的防范远远超过中共，参谋部曾经发给洪德一张证件，说“持证人有权出入敌占区”，政变后洪德隐瞒了他与中国大使馆的关系，以“东方体育会总干事”的身份伪装同情政变，参谋部对他信任如故。后来，他也进入唝吥省根据地，担任“华运”西南区的领导，但又凭借那张特别通行证经常出入金边和各“解放区”。
他在参谋部得知，安宁部正在各地缉捕我，但在西南区的“华运”人员名册上又没有我，觉得很诧异。于是他就赶到东北区的中心桔井找到李林，发现也没有我，李林非常着急地对他说：“老杨，是我老婆通知他撤出金边的，他一定是回马德望老家去了，你赶快想办法救他出来，千万不能让敌人抓到他。”
六月的一天，洪德派陈锡南、陈创坤两人驱车到马德望找到我的妻子，把洪德的亲笔字条交给她，上面写着“母亲要你马上回家”，并约定五天后来接人。那时我非常死心眼，见到字条后竟完全不相信，认为“母亲”应该是中共；但中调部给我的联络暗号是“许忠民”，不是什么“母亲”。中共要我潜伏，我就要象黄继光一样坚守阵地，完成任务。
五天后，洪德亲自驾德国名牌车来接我，我坚决拒绝。乃至好言相劝无效，他只能骗我说，待我们回金边后用秘密电台发报请示中央有关方面，这时我竟产生了自己是在《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情节中的壮烈幻觉，于是我才上了他的车……。就在我们走了半小时后，马德望的警特就来围捕，但是扑了一个空。
我们通过了许多次的检查，但“特别通行证”都一一化险为夷，在金边歇了一夜，次日又转去唝吥，我扮车夫开车，洪德太太浓妆打扮成一个有钱人家的妇人，总算一路有惊无险，顺利进入唝吥市郊外的联络站，接我们的是邵觉民和林翠华。第二日，他们雇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装了许多礼品，让几位太太陪我同坐一车，来到“甘再”小镇上，军警见我们是象探亲走人户的样子，就也不盘查。黄昏时分，我们上了一条小船，渡过一条河，便到了“解放区”。
洪德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一直留在金边活动，直到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城，才全家被逐出金边。到了农村后，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我听说他与柬共地方政权相处得很不好，于是建议他逃到越南去，但又迟迟不见他行动。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到北京后，多次要求中调部将洪德接回中国，中调部的官员也知道他为中共做过许多事情，但却以“维护中柬两党友谊”的借口，拒绝了我的建议，还有一个处长训斥我“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后来，洪德一家七口果然被杀害了。
【柬越两共的矛盾的爆发】
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恩怨可以扯得更远，前有难解的“下柬埔寨”领土归属，后有越共对柬共长期的指手画脚，因此柬共党内，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反越情绪。中国装备的柬共军队迅速发展，而越军又一下子替他们占领了五个省份。形势变好了，猜忌却反而公开了，这两家共产主义信徒之间的仇恨内斗，远远超越了他们意识形态的一致。
直到最近，老迈的乔森潘和农谢还在强调，早在三十年代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之初，越南共产党人就想把柬埔寨和老挝共产党控制在自己手中，农谢还回忆越南人如何向他拍桌子，强迫他在不平等的条约文件上签字。这些都表明反越情绪并非来自波尔布特个人，波尔布特是利用这些情绪，把柬共凝聚到一条自取灭亡的狂热道路上去了。
越南军队一下子占了这么大的地方，一切地方上的工作都要跟上去，但柬共又没有足够数量的干部，于是越方只好找当地有名望的人士出来理事，但这又触犯了柬共的心病，他们认为越南人是在扶植亲越势力，是要把持柬埔寨的命运，顺境中矛盾又起了头。过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柬共对越共的这些猜忌，实在没有太多道理。一九七四年越南和美国签订巴黎协议以后，越南军队就开始朝越柬边境集结，它并没有对柬埔寨实行长期占领的企图。
当时，越南方面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遇的时机，应该用越南部队迅速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而阻止美国继续插手柬埔寨事务，最终也有利于在南方战场打败美国。但从中国赶回来的波尔布特下令停止进攻，他认为红色高棉的干部队伍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迅速取得胜利后，政权可能会再次落入西哈努克手中，而柬共可能又要再逃入深山老林中去。波尔布特还认定这是越南的阴谋，柬共要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越南可以急，柬共不能急。
之于柬共来说，中共、越共的格局要大些；但柬共对中共、越共都是有认识的。它站在中共这一边，不仅仅是毛泽东路线的吸引力，而是越南离柬埔寨太近了，对于没有安全感的柬共领袖来说，越南的威胁太大了。而越南控制印度支那的企图，也一直没有放松，西哈努克在台上，它不许柬共搞武装斗争；西哈努克下台，它又要柬共加速斗争进程。当与美国谈判快要成功时，它又要柬共与金边方面谈判，格局小的柬共就因此认为越南朝三暮四。
然而，柬共对中共也并不是百依百顺的，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柬共非常不满，内部传达了“中国变成修正主义”的说法。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其时英萨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告诉他这个消息，他的脸色都变白了，他告诉这位南斯拉夫高官说：“他们（指‘四人帮’）都是很好的人。”因此邓小平上台对柬共来说，简直是恶讯，但邓小平后来对他们还是仁至义尽。
柬共的反越立场，有历史的公怨，也有波尔布特的私愤，还有中共火上浇油。越南战争初期，中国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国；战争的扩大了，苏联也开始插手渔利。一九六四年东京湾事件后，战争进一步扩大，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访问河内，表示愿意每年支持越方十亿美元，但条件是越南必须拒绝苏联的援助，这个要求被越方拒绝，中越关系从此蒙上了阴影。而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自乱阵脚，越南就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屠杀“越头柬身”人】
波尔布特对越南的报复，是在留越归国的柬埔寨抗法人员身上开始动手的。一九五四年撤往越南的共约二千人，他们在越南住了十六年，大部分人在河内的越柬友谊学校接受过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九六八年越南人曾建议将这批人送回柬埔寨的游击区，由柬共给予任用，但柬共未予同意。一九七○年政变以后，他们每一百人组成一个支队，沿胡志明小道跋涉三个多月，回到柬埔寨，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飞机轰炸或疾病。
一九七一年七月，柬共召开了一次有六十多名代表出席中央会议，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派英萨利前往北京监护西哈努克外（后来西哈努克和英萨利相处得很不愉快），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处理从河内归来的干部的问题，据说波尔布特在会上说：“国外回来的同志，不负有领导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国内从事革命那么多年，他们应该接受我们的领导”。
柬共还规定，这些留越归国的军政干部必须声明脱离越共和忠于柬共，才能得以任用。经过短期甄别和整训后，他们被分派到各战区。一九七一年九月开始，朗诺集团先后两次发动围剿柬共占领区的“真蜡行动”，归国人员参加指挥，立下了战功。顺便要提到，朗诺军的情报首长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线人，因此行动尚未起步，柬共就已经掌握了动向，两次行动均被击溃。从此金边军队一蹶不振，而柬共迅速扩大。到一九七一年底，约百分之八十的地区已被柬共占领。
顺带说一下，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线人，我早就知道蛛丝马迹，他是金边潮州帮侨领杨杰的好朋友，杨杰又是一个非常亲共的人物，当初中国大使馆通过我们破获台湾特工张达昌爆炸案，关于柬埔寨军队情报部门的动作，都是通过杨杰和金仁·古如德这一条线了解的。
归国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出现过一些分歧，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波尔布特却别有用心地将这些分歧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上，他不仅把从越南回来的干部，甚至把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也说成是“亲越派”。接着，他又提出一个极其阴险的“越头柬身人”的说法，把这近两千名在越南受过训练的干部升级为“越南附庸”，从一九七一年底起，他们开始被清洗。一九七二年，已经清除完毕，大部被杀了，只有少数出逃越南。而当时越南战争正在惨烈地进行着，越南当局根本无暇干预。
一九七二年，我们在桔井省川龙县农村种地，认识了山玉明的女儿“甘再”（她出生在唝吥省的“甘再”地方），她和她的丈夫“密桂”从小在中国长大和受训，密桂学习公安，回到柬埔寨后，负责桔井省的公安工作，他们两人时常看我们的《前锋报》，经常称赞我们的报纸办得好。记得就是那年，山玉明在中国病故的消息传来，而波尔布特屠杀“越头柬身人”的运动也正是高潮。柬共组织要密桂杀掉妻子，来证明他对柬共的忠诚，而这个公安干部在杀掉爱妻后，自己也被柬共处决了。
逃亡越南的干部中以宾索万最为著名，他于一九三五年出生在茶胶省，十三岁就参加抗法斗争，十六岁就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曾经担任塔莫的警卫员，一九五四年他随山玉明去河内受训，一九七○年返回柬埔寨，担任柬共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一九七四年他的哥哥被柬共活埋，他去了越南，后来与韩桑林，洪森等在柬越边界组织“民族救国阵线”，一九七九年初回到金边，曾经担任“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还当过总理，但于一九八二年又被清洗，在河内囚禁了十年。
【“华运”和它的领导成员】
柬共在一夜间有了五个省的地盘，因此极度缺乏干部。在中国大使馆的指示下，华侨干部带领了一千多“有觉悟”的群众进入“解放区”，队伍比当时的柬共可能还要大。最初大家的情绪很高，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我们这么多人，集中在西南区和东北区，需要有一个领导集体，因此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解放区”的中心城市桔井，成立了一个“柬埔寨华侨革命运动委员会”，或简称“华运”的组织，并选出九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特委”）。
说来“侨党”和“华运”这些名字由来远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中共党员逃到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中共的支部，并发展党员，这就是“侨党”，后来经过中共的认可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同意，“侨党”接受中共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双重领导，但大都是听命中共。而“华运”就是“侨党”的外包装，在柬埔寨“华运”就是中国大使馆指挥的“国中之国”，柬共对之排挤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华运的九个“特委委员”是：
李林，真名潘丙，海南人，越南华侨，印支党员，曾参加柬埔寨的抗法斗争，后任《棉华日报》的负责人，一九七五年，西贡解放前夕，离开柬埔寨去越南，不久中越失和，被捕入狱十一年，后移居西德，仍健在；
王海，广东人，柬埔寨华侨教育界的领导人，现在广州；
林三，潮州人，唝吥省华侨，在越南读书时参加革命，一九七九年越南军入柬，他出逃至泰国，后以难民身份来到西方国家，今仍健在；
陈声，潮州人，越南华侨，五十年代末来柬埔寨教书，是中共与柬共的联系人，与农谢直接联系，在“解放区”期间，负责东部大区的华运工作，后来回越南，也被囚禁十一年，其弟化名“张弓”是北京中央侨办的处级干部；
杨子江，真名洪德，唝吥省华侨，金边东方体育会的总干事，后全家被柬共杀害；
林青，海南人，越南华侨，五十年代末来柬埔寨，先任《棉华日报》总编辑，后去桔井任中山中学校委主任，在越南坐牢十一年，仍健在；
李寒，真名林光，海南人，抗法时参加革命，曾经在棉华日报工作，仍健在；
李菁，真名林明雄，海南人，裁缝出身，工作能力较差；
林木，即本人周德高，负责与柬共联系，兼管财务。
侨干的真正负责人是伍星（化名“刘江”）。老伍一九二八年生于海南，一九三九年就去了越南，一九四五年在越南参加“八月革命”，与后来越南劳动党的两任总书记黎笋、阮文灵都有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一九五○年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派遣，到柬埔寨组织领导抗法运动，与柬共的早期领袖山玉明、杜沙穆也都相知。
老伍曾经告诉我，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黎笋留在南方指挥地下工作，一九五七年越南劳动党中央召他回河内，老伍接应他从西贡先潜来金边，又安排他海路偷渡香港，才由中共接应去了广州。老伍思想沉着冷静，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是一个知人善任、又很有能力的领导同志，我们都叫他“老大”。他不懂柬语，所以经常要我替他做翻译。
他的妻子回国汇报柬埔寨情况，是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听取的。一九七五年金边和西贡“解放”前，许多越南华侨出身的柬埔寨侨干，不堪柬共的排挤，转去越南，后来中越交恶，他们又被越方囚入监狱。老伍已回中国，在桂林“中国旅行社”负责信件收发工作。他曾经多次给黎笋、阮文灵写信，营救这些同志。
在华运组织的鼓动下，“解放区”各地成立华联会，号召侨胞支持柬埔寨革命，出钱出力支持前线。华运组织还在东北区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前锋报》，在西南区办了一份《华联报》，都很受侨胞的欢迎。我们还在各地办学校，办医疗站，组织青年男女当“赤脚医生”，到农村去服务民众。
但是，我们很快就开始察觉，依顺中共的柬共，对我们华运人员却很有防范，处处予以排斥；中共将我们置于“解放区”，企图通过我们来插手柬共的工作，完全是一厢情愿。当然，柬共也没有加害我们而来得罪中共的必要，而是闲置我们，让我们在偏僻农村自生自灭。于是，一九七二年“华运”组织就自行解散，我们就去开荒种地了。
【拜会苏品】
一九七一年初，我和“华运”负责人之一的李林，到靠近越南边界的棉末附近的密林中去拜会柬共中央第二书记苏品。他是抗法时期的老战士，自一九六○年起担任柬共中央候补常委，一九六三年起又与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是柬共四人常委会的成员。一九七○年以后，英萨利在中国，苏品是仅次于波尔布特和农谢的“第二副总书记”，他长期负责管辖湄公河以东的东部大区工作，进城后担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的第一副主席。
在“解放区”内，苏品和胡荣都有亲民的美誉。一九七五年胡荣反对取消城市的主张，一九七八年苏品不满波尔布特，相继被波尔布特杀害，柬共党内的优秀人物凋零，剩下的多是乔森潘那样的的机会主义者，柬共也就不堪一击了。而苏品的被杀，直接导致了部下韩桑林等人的起事，这又是柬共灭亡的直接原因，波尔布特集团对苏品因此怀恨至极。
现在对于苏品事迹的不仅记载甚少了，相反萧特的《波尔布特》一书中，充斥了对苏品的不实之词，说他是一个粗暴、武断、酗酒、玩弄女性的人，还说苏品反对“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些诬陷之词大部出自恶人英萨利之口。而我所见到的苏品与这些说法完全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温和和体恤下级的领导人。
我们是去向柬共方面报告“解放区”华侨工作的进展。当我见到苏品时，一下就愣住了，政变前我与他在苏灼家一同进过餐，同席还有张东海，席间主人没有作介绍，所以我与苏品只是谋面而已；苏品见我楞住了，他也会意地笑了。现在想来，那席晚餐是一个故意的安排，因为我提供的情报，使乔森潘、胡荣及时逃脱，因此苏品很想见我一面。
当时柬共主持金边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是后来民柬的副总理温威，温威是苏品的下属，苏灼和张东海又是温威的助手；一九七八年五月苏品被杀后，十一月间民柬要人温威、苏灼和张东海也被牵连，统统被杀。于是在座同酌的这几个活人，都成了阴域的冤鬼。
李林报告苏品说，我们是根据大使馆的指示进入“解放区”，来接受柬共的领导，参加柬埔寨革命的，但组织关系要由两党协商解决。苏品点头说：“我们已经得到中央的通知，知道有一批华侨同志进解放区来工作。”李林又向苏品介绍了华运在“解放区”内展开工作的情况，苏品听时不断地点头予以肯定，有时还插话“你们做得很好”。
李林谈到没有柬共组织的介绍，“华运”展开工作很不方便，我们甚至连一张通行证也没有。听后，苏品马上从架上取出公文包，将一本东部大区干部通行证取出来交给我，说：“同志，你填吧，需要多少，就填多少。”我就一口气填写了六张，苏品在每一张通行证上签了名。当时所谓的柬共“解放区”，实际就是越军占领区，我们进入“解放区”将近一年，全靠越方的通行证件活动，而柬共中央对我们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却是装聋作哑不施援手，这次得到了苏品的帮助，令我激动不已。
在我们谈话时，有两个柬共干部在外边等着要向苏品汇报工作，苏品招手他们进来，并当着我们的面说：“有什么事就讲吧，我们都是自己人。”我听到“自己人”这样亲密的话，心想：“有这样的一位领导人来指挥，谁不会为革命去冲锋，去捐躯呢？”
苏品介绍了形势，请我们努力先把工作做好，有些事要等以后解决。我们见向他报告工作的人进进出出，于是欠身告辞。苏品站起来握住李林的手，说：“请回去努力的工作，本应送你们每人一把‘鸡腿’（手枪），但现在鸡腿很缺，只能以后再补发给你们了。”摩托车出了密林，我心情好极了，觉得阳光普照，晴空万里。
【会见农谢】
一九七一年初见到苏品以后，大概是在三、四月间，柬共负责华侨事务的第一副总书记农谢，要会见我方总负责人老伍，我陪同老伍前去。会见地点是在磅占省波礼初附近的越军基地，越共中央联络部驻柬办事处也设在附近，所以我认为那是柬共中央的另一个办公地。
那是高树入云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美军不可能对它实施空袭。下午我们先到越南联络部小歇，老伍与越南同志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叫“伍东”，我们的老伍向他介绍我叫 “Lammu”，听上去就像是广东话的“林木”。
那时，北越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他们也执行中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首长很多会讲中国话，看来都在中国学习过。越南部队身着绿军装，都集结在森林深处，很少外出。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基地，一切整齐有致，生火做饭的炊烟，用烟道送至远处，出口处有树叶覆盖，使之缓慢发散。那时的卫星侦察系统，可能还不能发现森林深处的活动。
这些越南同志有的是来自北方，有些是来自南方。伍东是长期埋伏在金边，经营一家裁缝店的南方人，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了。几十年后，老伍告诉我，这些越南同志后来在越南都很失意，大部分人很早就退休了。还告诉我，在越南人民大批逃亡，投奔怒海的时候，他曾经见到伍东一面，伍东指着一根电灯杆说：“如果它有腿，它也会逃走的。”可见连这样忠实的革命同志，后来也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
傍晚农谢派警卫来接我们，老伍知道农谢很忙，所以非常简单扼要地说：“是中国共产党要我们来参加柬埔寨革命，接受柬埔寨共产领导的，组织关系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农谢点头说：“我们党也接到同样的知会；但同志们要知道，我们党千头万绪，你们的问题还排不上议程，然而这并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和生活，请先努力工作，等我们党研究出结果后，再通知你们。”
老伍的化名是“刘江”，抗法时期老伍是印度支那共产党派驻柬埔寨的重要人物，日内瓦会议后农谢在金边就认识他，而且还教过他柬语，老伍也记得农谢在泰国读过大学。他们两人互相问候，农谢对老伍说：“你过去好像不是用这个化名的。”纯粹是官样的客套话，没有表现出亲切的感情。我想，这次见面很冷淡的一个原因是，老伍没有用“伟大的”“光荣的”这样的语言，去颂扬这个草创的柬埔寨共产党，而农谢却是等着来听这些肉麻话的。
老伍曾经向我们分析过形势，他是用中国国内盛行的“三支两军”的口号，来比喻柬埔寨的状况，那就是：“中国的支持，越南的支持，西哈努克的支持；越南的军队，柬埔寨的军队。”他的意思是没有中国、越南和西哈努克的支持，没有越南军队的撑腰，柬共和它的军队是微不足道的。他已经把柬共的实力看得很明白，同时他也不负有吹捧柬共的责任，而那时柬共的脑子已经开始发烧了。
我与农谢是第一次见面，他不断上下打量我。老伍向农谢建议说，“林木同志是负责敌我两区的联络工作的，有时我不在，是否可以让林同志向您请示汇报？”农谢接受了。交谈只进行了二十五分钟，农谢说：“你们可能还没有吃饭，我去通知他们送饭来，你们慢慢吃，我就失陪了。”我们吃了一顿有冬菰、鲍鱼的几味名菜的美餐，第二天一早，又是咖啡、牛奶和油条，不知这是对“国际友人”特殊招待，还是柬共领袖的日常享受。
我们离去时，农谢前来送行。老伍和农谢互致保重。尽管这次官式见面没有深入的内容，但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满以为有了苏品和农谢的许诺，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其实，柬共是在和我们打太极拳，磨时间。在他们的眼里，侨干满脑子“伟大的祖国”，而一些从越南来的同志还有亲越思想；只有象张东海那样的土生华人，才会对柬埔寨革命忠心耿耿。如果不是碍于中共的面子，柬共可能早已将我们的肉体消灭了。
事实上，除了得到苏品发给的六张通行证外，我们全靠越南朋友的帮助；柬共地方干部不但对我们不友善，甚至以“反动分子”、“国民党特务”、“刘少奇分子”的罪名，迫害我们的同志。蓬坡的黄林明，棉末的张汝梅，近知茗的李冠群，城东的彭一心全家，都被柬共地方政权关押、迫害，乃致毒打至死。我们向柬共中央求救，得到的回答却是“由地方处理”，于是我们成了任柬共宰割的绵羊。
【凶恶的农谢】
我三次会见农谢，每次谈话都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之间，印象是严肃的官气有余，和苏品的坦诚亲切有鲜明的反差。他对我们华侨同志的态度尚犹如此；对待来自农村的柬埔寨战士就更可想而知了。记得第二次召见我们时，他站在总部的茅屋门口，警卫员将摩托车停在他的身前，让我们下车；农谢竟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死鬼，停到前面去！”于是我们只得重新上车，其实那也不过是多了几步路而已，这么大的首长，又何必用这样难听的话来辱骂一个农村的小战士呢？
柬共早期领袖之一萧兴，是农谢的姨父，也是农谢参加柬共的领路人。五十年代后期萧兴变节，但并没有严重的叛卖行为，一九六七年三络乡事件发生，农谢还曾经动员他出山领导斗争。一九七○年政变以后，萧兴加入朗诺的军队，领上校军衔，驻柬泰边境诗梳风地方。马德望省省长薛森益将军贪污腐败，萧兴还当面指责他：“你们这样下去，一定要败在共产党手里！”
薛森益怀恨在心，派人击其头部，将他残害成植物人，因此长期卧床家中。
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进城，农谢先派人杀了自己的妹婿金山上校。同年六月，西北大区书记莫森巴请示农谢如何处置萧兴，农谢下令格杀无赦。莫森巴杀了萧兴后，割下萧兴的头，送到金边让农谢验证。农谢的母亲杜彬知道妹夫萧兴和女婿金山相继被杀，都是这个儿子的罪恶，为此曾经祈求佛祖，让这个儿子不得好死。
在柬共内部的整肃运动中，流传着农谢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这也是柬共滥杀无辜的一个原因，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的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的。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还在泰柬边境的拜林，据说最近也在写回忆录，对中共则是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记者说，柬共为什么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柬共的干部】
我出生在柬埔寨，为中共工作，也与柬共领袖人物有过接触，甚至还救过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头面人物，但我没有参加过柬共的组织活动。柬共的领袖给我最好印象的是苏品，他亲切、和蔼、豪爽、真挚，不把我们当作外人；而同样出自柬共本土派的中央副书记农谢，就予人非常恶劣的印象。柬共的最高层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其基层的“翁卡”干部，不少是地痞流氓，他们趁革命的到来，也沉渣泛起了。
柬共的高层干部，文化程度非常高，高过了中共、越共。这些留法学生中以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三人在柬共真正有地位，乔森潘、胡荣、符宁、周成等人虽然在柬埔寨政坛中名气很大，在“解放区”名望野很高，但在柬共内部却不能进入核心圈子，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会议也不得参加。
而秀木、秀臣、秀春、秀蒲拉西兄弟都是忠于柬共的正人君子，要让他们去做小人的事情，他们又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没有见过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波尔布特能够在这群留法学生中出人头地，必有其原因，据说他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不仅意志坚定，而且富有魅力，耿万萨看不起他，我以为是没有道理的。宋成可能是柬共中最能干的人，他既是柬共军队的创建人，也是肃反的实际主持人，他的妻子云娅还是柬共情报首脑，。英萨利是一个不善与人相处，遇事机会主义，喜欢推卸责任的小人，他后来首先叛变，也并不偶然。乔森潘则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曾经救过他，但我在“解放区”见到他，他却唯恐让人看见他与中国人有关系，连过来与我握手的胆量也没有。然而，这些留法学生的共同特征，就是思想极为左倾。
抗法时期就参与斗争的柬共领袖，以农谢、苏品、高明、塔莫、莫森巴、温威等人的地位较高，这些人中，除农谢、塔莫，其余四人后来都被杀害。我与高明最熟悉，自一九六五年陪同波尔布特去越南访问，高明就一直担任柬共驻河内的代表，渐渐脱离了核心圈子。我与塔莫也有交往，他看上去也并非是一个凶恶的人，以他予我的稳重慎言的感觉，我万万不会料到他后来行事的毒辣。我想，柬共聚集在波尔布特的错误路线下，与绝大部分本土派领袖的左倾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不能因为后来他们大部被杀，就认为他们代表了正确的路线，据我所知只有苏品和胡荣是思想比较右倾的人。
柬共的中级干部，大都初出茅庐。湄公河以西的磅占、磅通、桔井三省连地属于“北部大区”，柬共在那里设立一个“三○四分区”，当答、波礼初也在它的辖境中。该区的书记叫“蜜洪”，是个嘴上没毛的小知识分子，但目中无人。他听到我是华侨干部，马上讥笑说：“革命干部只能从实践中提拔上来的，你们是装在箱子里运进来的。”可想这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们批售的套话，柬共的党风就是出言不逊。
一九七二年，获知美国和西贡政权军队要进攻柬埔寨境内的越南部队，而我们所在的桔井省属川龙县的甜马区，有越军重兵驻扎，很可能是攻击的目标。那里在湄公河的东岸，属于柬共东部大区（亦称二○三分区）管辖。我们“华运”组织和《前锋报》落户在川龙县的一批干部，就从东岸转移到西岸的一个万喜村住下来。几户华侨看到我们如见亲人，村干部对我们也还不错；越南方面也在那里设有交通联络站，越共中央联络部曾指示下属，一旦中国干部有什么需要，要尽力给予协助。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越南交联站的保卫队不是战斗单位，武器弹药都很有限，而我带队的这二十多人中，还有华运的总负责人，越南同志很难照顾我们大家。那位站长略想一下，就马上交给我两支AK47冲锋枪和一支美制卡宾枪。他说，“我最多只能这样做了，你不要小看这些武器，有时也是很管用的”。这事虽小，但凝结着生死与共的感情。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柬共森波县县委书记“密箭”率领了荷枪实弹的队伍，将我们住的屋子团团包围。箭书记上得楼来，面露不善地对我说：“把你的证件给我看。”我的证件是苏品发的，他看完证件之后，杀气减了几分。坐下又问：“你们有武器吗？”我指了指那三支枪。箭就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枪就是政权的含义吗？”还说：“柬埔寨只有一个政权，那就是‘翁卡’，不能再有第二个‘翁卡’，因此我要缴你们的枪。”
当时，我非常气愤这无耻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歪理，我严正地回答他说，我知道只有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但我不同意三支枪就是一个政权，我们是真心实意来参加“翁卡”领导下的革命的。他说，你们参加革命可以，但枪他必须带走。
我拒绝他的要求，坚持要留下这些武器自卫，并希望与柬共的地方领导见面，申诉我们的理由。但箭执意要我们先缴枪，然后才带我去见他的上级。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先缴枪，才能见他的上级；但这三支枪可以等敌情缓解后送给他们。有了这个台阶，箭书记才收兵。东岸形势平静一点后，我向越方交联站站长作了解释，然后就把三支枪交给了箭。我们和《前锋报》人员赶快离开了这个无事生非的地方，我则回到东岸的川龙县新社村去了。经过这件事情，我对柬共和越共的基层干部也有了切实的比较。
没多久，我们所在的新社乡政权召开地方华侨会议，也通知我和一批同志去参加。新任的乡书记“密伦”主持会议，他也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他先说了一盘“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道理，然后话锋一转，宣布不欢迎我们“华运”人员，要我们搬离新社。
我当即起立发言：“我们是中国驻柬大使馆通知到解放区来参加革命的，柬埔寨革命组织也天天呼吁朗诺集团统治下的人民，应该与朗诺集团划清界线，到解放区来；但是你们却要将我们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这时负责公安的“密顺”才改了口，说乡政权觉得你们和本地华侨不一样，很难领导。我说我们是作出种种牺牲，才来到“解放区”的，农谢、苏品都知道我们这批人，而且我们也愿意接受地方组织的领导，也很欢迎乡政权能够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密顺”说，既然你不接受乡政权的这个决定，那我们再向上级请示。我知道县委书记“密春”也住在这个村子，他们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没几天，密顺又来到我住的茅屋，嘻皮笑脸地说，“林同志（我化名林木），你有一部收录两用的收音机，‘翁卡’想要‘沙呢’（柬共根据地习惯语，是向你讨东西的客气话），开会时可以把群众发言录下来。”他这样向我开口，还说是为公事，我明知这是勒索，也只能割爱了。几天后，密伦又来我家，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林同志，我知道你是很有办法，乡里民兵的衣服很破烂，你能不能找到一些黑布，给他们添一些衣服？”我知道这又是勒索，于是一脸苦笑请他自己设法。
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柬埔寨农村流氓，当地有一个绰号叫“抓蛇王”的农民，伦把抓蛇王的女儿搞得怀了孕，怕事情败露，便命令几个民兵，将抓蛇王父女骗上一条小船，说要送姑娘到对岸去打胎，船划到湄公河中，民兵就用木棍将他们父女打死，两尸三命丢进湄公河去了。从金边被驱逐到农村来的许多“新人民”中，不下三十余名姑娘、少妇、寡妇被他奸污，后来，他被人用锄头敲破了脑袋。
【西南事件和张东海的恶劣行径】
一九七一年，柬共根据地还在草创时期，反越斗争就已经开始了。十二月十二日，西南区（含唝吥、茶胶、戈公、实居、磅清扬五省）的同志也出事了。柬共西南区负责领导华侨事务的张东海，授意柬共地方政权派武装人员，包围了西南区华运组织驻地，以“亲越派”的罪名扣押了几位领导人和机关人员，还把他们捆绑起来，其中有林三和陈声同志。林三是张东海抗法时期的战友；陈声是来自越南的华侨干部，政变前是在金边与农谢联系的中共代表。
张东海是一个土生华人，个子高瘦，过去是马德望地方的中共侨党领导人，我曾经是他的部下，组织分家后，他参加柬方工作，他给我的感觉是生活作风非常节俭。所有被扣留的人都与张东海认识，他操办的这件事，令我们大家莫名其妙，觉得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张东海不过是执行指令，向我们这些中国干部发出“不欢迎”的信号。至于，柬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以陈声与农谢的相知，柬共根本不应该将这些同志视为“亲越派”。
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大多目光短浅，心地狭窄，对干部人事，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了就杀。张东海转入柬共以后，也不惜以打击华侨干部，来抬高自己，柬共占领金边以后，他就出任“民柬”政府的财政贸易部副部长。但波尔布特清洗苏品后，他的上司温威受株连，他也一起被杀。他在坏的制度下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结果也被他人不择手段地谋杀了。
在西南区有一个叫吴植俊的华侨青年，他的柬文和中文都很好，一九七二年“华运”结束工作，他去参加了柬方的工作，不但表现非常积极，而且与我们的界限划得很清，因此张东海将他推荐给波尔布特当贴身翻译，一九七九年柬共撤出金边时，波尔布特把全部通晓机密的翻译杀死灭口，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〇年十月我和林青、红卫等十二个同志，奉命从西南区转移到东部大区，途经柬共西南区委员会所在的巫赖山基地时，张东海从山上下来看我们，他要我留下来，在他的身边工作，我告诉他组织给我的任务不是武装斗争，谢绝了他的邀请。我知道张东海非常器重我和吴植俊，要是那次我踏进了柬共的队伍，很可能就会成了波尔布特身边的人，也就没有今天这条命了。
西南事件后不久，东部大区哥士玛县政权，把华运干部黄林明同志抓起来。黄林明对革命忠心耿耿，受到柬华群众的爱戴。但是他的威望太高，引起柬共土干的妒忌，柬共加给他的罪名是“刘少奇派”；林彪事件发生后，黄林明又有了“林彪派”的新帽子。每换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柬共都要对他施加毒刑，甚至用铁钳拔掉他的指甲，我们要求柬共中央干预，但柬共中央以相信地方组织为借口，置之不理。最后他被发送到重疟疾区，死在那里。
关于西南区事件和黄林明事件，我都曾经向农谢报告，但都如石沉大海。几个月后，还是华运组织的负责人老伍出面，和柬共西南区党委交涉，碍于与中共的关系，柬共同意西南区的侨干撤到东北来。在撤往东北区的路上，一位同志触雷牺牲。陈声同志来到桔井后，与我同在一个小组中。
【王海和林三回国汇报】
柬共党虽小，心却很大，他们要创造比毛泽东更大的奇迹，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而狂妄者如英萨利等，可能从来就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不仅北越、北韩非常不满，连仰承中共鼻息的柬共，也非常不满，“解放区”各地柬共组织都开会传达“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对我们也就更不友善了。
紧接着，柬共东部大区又通过川龙县政权出面，要收回苏品早先发给我们的通行证。东部大区属下的第二十二分区公安首长冯光华，原来是金边东方体育会干事，与洪德和我都是熟人，他后来告诉我，苏品只是奉命行事而已，苏品曾叮嘱办理这件事情的人员少加评论，千万不要伤害中国同志的感情，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缘故。
顺便说一下，冯光华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柬共干部，后来因男女关系被柬共枪毙了。柬共的高干、中干、低干、土干，乃至基本民众，因性事而被处死的无计其数，贵吞的妻子妒告他与人有染，身为北部大区书记即被处死。后来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实行婚姻配给，自然要杜绝男女私情，英萨利与乔蒂丽当年在巴黎行“婚前性生活”，说来也是应该枪毙的。而萧特也人云亦云，说苏品乱搞女人，而以苏品所处的的地位和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话说回来，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柬共要就我们从他们身边赶走。因此，一九七二年“华运”组织就决定自行解散。我们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但都拿起锄头去解决生存问题。王海和林三同志，代表大家到北京去请示中共中央的安排。
那时，我们的代表在B-52型轰炸机密集轰炸的胡志明小道上，跋涉了近一年，终于又回到了柬埔寨，带来的却是一个冷酷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这对我们来说无异晴天霹雳。林三同志后来告诉我，他曾经向中共领导说，柬共是绝对不会接收我们这批人的，要求中共把全部华运成员接回中国去，但中共中央置若罔闻。
北京领导世界革命的官僚们，根本不体谅我们的疾苦。据说，北京有一位姓田的领导，训斥我们的代表：“马列理论水平太低，不懂事物发展的规律。”还说：“事物是发展的，不是静止的，如果柬共一时不答应接收你们，你们就要耐心等待。他们今天不接收，明天就会接收的。革命的大门永远是大开的。不要把人家看得太僵死。”我们的代表不服，这位姓田的干部就绷起脸孔说：“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只能接受，不能违反。回去如实向柬共中央汇报，不能一哄而散。否则将会受到纪律处置。”
我将上述的情况向农谢作了报告。不久，农谢派人到川龙来接我和陈声，又派人到湄公河西岸去把李林接来开会。李林向农谢汇报了中共的决定，农谢听完点点头，他说柬共也得到中共方面的照会。农谢又问：“你们同志中暴露了身份的多不多？”意思是能够参加柬共秘密工作的人多不多，李林说没有公开身份的也不少。农谢听后表示，要我们等待他们研究的结果，说来这已经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事情了。
中共要强加于人，将我们塞给柬共，我以为是不合情理的。而那时柬共很自负，可能还将我们视为“中共修正主义集团”的奸细；要是农谢当初不是心比天高，早知道柬共被赶出金边的下场，没有中共接济就活不下去的窘境，就绝对不会这样刻薄待人了。现在看来，柬共不接收我们，乃至金边“解放”以后，还把我们闲置于绞肉机外，真是让我们因祸得福了。一九七三年华运剩下约七百八十人中，到一九七九年柬共彻底失败时，只牺牲了约一百余人。
【美国的炸弹】
一九七二年，柬共对我们实行排挤打击，我们这近千人的华运人员结集在桔井地区，必须去种地谋生。某日，越南方面的“老伍”通知我，要我到柴桢省紧靠越南边界的“巴域”地方去接一笔越南交通员转送过来的款项，那是一个四方枕头大小的绿色军用布袋，装的全是五百元柬币现钞，是给我们购置农具的钱。
巴域在“鹦鹉嘴”的尖端附近，是一号公路旁的一个小集市，从川龙到巴域，要经过磅占、波罗勉两省，抄农田和森林小路，也有一百几十公里的路程，在足社附近还要走一段七号公路，经过一快七、八百米宽的开阔地，它的两侧都是橡胶园，美军“猪猡”侦察机（Rockwell OV-10D Bronco）整天在那一带执勤，如果发现情况，轰炸机一喊就到。
我们四人分乘两辆摩托车，马增光和郭勇走前头，吴天生和我走后头，去时很顺利，回来却差点送了命。回到达开阔地边缘，我们熄了火，仔细听了好一阵，以为没有飞机声音，于是就飞快地冲上公路，想尽快地通过，谁知道我们冲到半路，猪猡机就从右侧飞来，小马和老郭的车倒下，他们就逃向路边的几间木屋，小吴声音发抖地问我：“林叔，怎么办？”我说：“小吴，冲！”
飞机来得很快，但是一株大树挡住了它的视线，而角度一偏就无法实施攻击，我只听见它在我们后面急转弯的尖叫声；当我们冲到树林边上时，它又回到我们的背后朝我们扫射，只见树枝树叶劈劈啪啪地落下来。我顾不得这些，就使着毕生最大的力气，把摩托车推进几百米以外的密林深处。我知道美机决不会罢休，下面就是一轮大轰炸。
可是，这时小吴却找不见了，原来他钻进公路下面的水泥泄水洞去了，那里躲得过猪猡机的扫射，却躲不过轰炸机的炸弹，我连拖带拉地把他拉出来，他已经吓得没有人智了……这时轰炸机的声音传来，我们赶紧钻进森林，后面就是炸弹的猛烈爆炸声音，紧跟着子母弹连续爆炸，树林边的几间木屋全部起火……轰炸机走了，猪猡机还在盘旋，但危险已经过去。我和小吴重新回到原地，看到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他藏身的那个地方。
【柬共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柬共将我们置于人民公社之外。我们一组华运同志十二人，被安排在川龙县新社村，柬共的乡书记最初想把我们赶走，但后来又不得不分些地给我们。那是一片低洼的原始森林，地方上的农民都担心我们会饿死。然而，我们以无比的求生毅力，一共砍掉了两千多株大树，还将所有的树根挖掉，总算将它平整成耕地，竟而在一片饥谨的柬埔寨，建起了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我与青年同志们同甘共苦的生活，至今令人难忘。那时，柬共统治下的农村缺吃少穿，而我们靠双手和最简陋的工具，创造了奇迹般的丰收。我们住在芒果树下的茅草屋中，人民公社的食堂就在茅屋子对面六、七十米远的地方。他们一日三餐清汤寡水；而我们的谷仓里有吃不完的粮食，每天三顿白米饭，还养了一群帮忙吃饭的鸽子。
我们还是捕鱼的能手。柬埔寨老百姓靠竹编的鱼笼抓鱼，把鱼笼沉入湄公河，等鱼儿来自投罗网。可是，误入了鱼笼的鱼儿拼命地冲撞，头破血流也不肯止息，惊得周围的鱼儿不再游来。我们的人就跳下水去，将笼中的鱼儿打死，收入箩筐中，再将笼子挪到新的地方。这是非常辛苦的劳动，十月到一月间的北风天，虽非冰天雪地，清早下水也是沁心刺骨，移动鱼笼更是非常吃力。但是我们天天如此操作，每天都能捕获几十公斤的肥鱼。
我们只有两个鱼笼，公社有十二个；可是他们捕获的数量，还不及我们的一半。那时，柬埔寨也吃大锅饭，干不干一个样，同吃一锅汤，何必多受一层苦。他们有时也捕到几条大鱼，但都被头头献给乡里和县里的书记，剩下些鱼子鱼孙自己受用。因此，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没有人肯下水苦干，捕获量不及我们的一半，也就不奇怪了。
柬埔寨的蔬菜名字，大多是潮州人的叫法，因为种菜技术是中国人带去的，供给城市的菜农都是华人。我们也继承了先辈挖井浇灌的传统，种出了蒜头、洋葱、生姜、甜薯、油菜、芥兰、包心菜，既可自用，又可换物。我们还养了两头肥猪，几十只鸡鸭，屋前屋后种了三十多棵木瓜，藤上挂满了冬瓜、苦瓜，连公社的制糖组要吃菜，也得拿糖来与我们换，因此我们应有尽有，不时还有甜品享用。
那时，柬共取消货币，一切以物换物，而且只能偷偷地交换。如果有人偷藏了一些针、线、伤风感冒药物之类的东西，可比黄金还要值钱。我们用鱼来换盐，用盐来腌鱼，我们的咸鱼片装了四大酒酲，足足够吃三年。柬共进金边后，中国外经贸部长李强访问柬埔寨时，东部大区派了两名战士驾驶摩托车来到我家要菜。他们割去两大麻包蔬菜，说过后会给我们送食盐来，我慷慨地说“就不必了”。
【柬埔寨农村的痛苦生活】
柬埔寨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到处都是鱼米之乡。我们居住的湄公河岸边，雨季的洪水给农田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除了稻米，还盛产大豆、绿豆、玉米、烟叶。过去，柬埔寨农民过着闲散而知足的生活，除了春耕和秋收，平时就靠天吃饭。农家平时一日两顿，男人到河边抓一两条鱼，女人在屋前屋后摘一些瓜茄，便是一餐。可是一等到推行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柬埔寨顿时变成了饥谨的世界。
柬共进城前，“解放区”的物质匮乏问题，还可以通过与“敌占区”的交换来解决。柬共进城以后，天上一片赤红，人间一团漆黑，一切都失去了来源。我们所在的川龙县在湄公河的东岸，属于东部大区管辖，而大区的书记是苏品，他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它大区的领导人。苏品来自社会基层，思想实际，比较体恤人民的生活，不象那些留法学生好高骛远，梦想制造奇迹。尽管苏品也在的辖区实行人民公社，但较迟才推行吃大锅饭的制度。
一位“朗诺政权”的女教员，被安置在我家对面的高脚屋，有一天她到我家来，要用几件质地很好的内裤和乳罩换些吃的东西。
说来，一个城市小教员，也背上了“朗诺政权”的大名号，实在很可笑，也实在太可怜了，我非常同情她。我对她说：“东西你留着自己用，饭菜则可以吃个饱，但不能带回去，我们经常帮助妳是犯法的，‘翁卡’知道了，你我都会有麻烦。”这些城市知识分子，大都体力很差，又没有务农的经验，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回中国，听说也有“伪职员”之类的名号，才知道柬共中共的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人民在乡间种田，不仅养活了全国，每年还有四十万吨白米出口。而许多柬共领袖拥有西方的各类博士文凭，回到柬埔寨来教导革命，把这个富饶的国家弄得一贫如洗、民不聊生，有一首泄愤的民谣唱道：“从前种田靠上天和星星，天天吃香喷喷的白米饭，现在种田靠水库的水，顿顿喝稀汤汤的清水。”没多久，就不准再唱这支“反动民谣”了。
新社有一个很有见识的贫苦老农，我们叫他“塔宾”（柬语“宾老伯”），他与寺院的僧人相处得很好，与我们这些外来的中国人也相处得很好，他把湄公河边一块好田让给我们做秧田，还教我们了许多种田的技术。塔宾的一个儿子去参军，在苏品的部队当兵，他回家探亲时告诉我们，苏品发现革命成功了，人民的生活却更艰苦了，因此很失望。塔宾拿着一柄砍刀对我们说：“将来我就用它去杀他们（指柬共干部）。”
我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离开新社，奉召去北京报告柬埔寨的情况。一九七九年，我又从香港去泰国，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见到从新社逃出来的华运朋友。他们告诉我，一九七八年苏品死后，东部大区发生叛乱，塔莫率西南大区的柬共部队去镇压，不分青红皂白，将当地农村干部统统杀光，还把塔宾扔进我们过去挖的那口井，他就淹死在里面了。我听了之后浮想联翩，柬共农村干部固然劣迹重重，但还不至于全部该死；塔宾不过是个农夫而已，何至于也要陪死在其中？
【杀狗运动】
一九七二年到了农村，我开始养狗。那是一条饿得皮包骨的母狗，流串到我家的茅屋前，我们就收留了她，她长得并不讨人喜欢，因此就叫她“阿勃”，在柬语里的“土里土气”的意思。可是，阿勃很通人性，很快就博得了我们的喜爱。
每天早晨，我要走三、四里路去田里劳动，阿勃总是在前面领路，东闯闯，西嗅嗅，到了田头，她就沿着田畴去挖吃谷子的田鼠，每天她都会捉到几只，而且会把它们一只一只地衔到草棚前，来向我邀功，我开始打心底里爱她了。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天色昏暗，阿勃走到了一处草丛边，突然大声地吠叫起来，我赶上去看，竟是一条手腕那么粗的眼镜蛇，我就一棍打了下去……。阿勃还发现过穿山甲、果子狸，不仅灭了害，还让我们饱餐了野味。
湄公河边有许多山龟，洪水退去后，山龟就下蛋，又趁河泥未干，将自己沉入泥中，然后就等河泥渐渐干结成保护壳，只露出鼻尖呼吸，进入休眠状态，等待明年洪水再来。山龟的鼻子与泥土同色，肉眼很难辨认，但是阿勃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二十多公斤重的大山龟，于是“林同志的母狗本事大”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后来她一抱下了六只小崽，大家都抢着来领养，我留下了那只深褐色的尾崽，取名“阿卡拉红”（柬语“红色”的意思）。
一九七六年某日，公社的公安干部“卡宁”，来到我的茅屋，对我说：“林同志，‘甘地’你的狗。”
柬语“甘地”是“粉碎”“消灭”的意思。第二天一早，我去田里上工，塔宾提着砍刀走到我身旁，问我：“那帮死鬼有没有通知你杀狗？”我说：“有啊，难道‘翁卡’又要和狗作对了？”
塔宾说：“‘翁卡’怀疑老百姓背后讲坏话，派人偷听家家户户的谈话，他们近不了有狗的人家，于是就要把狗全部杀了。你们说话也该留心了。”
这时，阿勃还是和往常一样，摇乞着尾巴在前面领路，这竟然会是她的最后一天，她竟要为人间的政治而牺牲生命，我恨自己没有力量来保护她。我更没有勇气去杀她，于是我拿了一罐舍不得用的牙膏（“解放区”里的珍品）去献给“卡宁”，我对他说：“我向‘翁卡’请罪，我实在太软弱，没有革命的意志杀阿勃，请你们处理她罢……”
【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坚定立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代表基辛格和越南北方代表黎德寿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战争结束、恢复和平的协定》，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军完全从南越撤出，两人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就有步骤地向越南南方边界集结，准备接收西贡。当时，世界上出现了共产主义即将全面胜利的幻象，而面临美国的全面撤出，朗诺集团坐守待毙，金边落入柬共之手，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波尔布特也开始做占领大城市的准备。
很久以来，波尔布特集团就积心处虑有消灭城市和取消货币，来消灭“万恶的”城乡差别和“堕落的”商业行为，来实现“纯洁的”共产主义。桔井是柬共控制区最大的城市，政变后不到半月就落入越军手中，柬共刚从丛林里出来，越方就将它交给柬共管理。一九七四年柬共以为进城在即，因此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区”进行试验，桔井就成为试点。四月二十八日，柬共限令全市华人到农村种田，并将该地华运干部七十多人，被用军车强行押往重疟疾区振公村。这就是著名的“桔井事件”。
这事件的起因是，柬共桔井地方政府命令市民（绝大部分是华侨）下乡从事生产，禁止他们从事一切商业活动。而桔井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拥护革命”，他们也同意弃商务农，但要求让老弱病残留在城里。于是与柬共干部发生激烈争执，柬共动员无效，就下令限期搬迁，终于闹到华侨提出集体返回中国的要求。
柬共干部碰上了棘手问题，就怀疑有人挑拨，于是召集华侨开大会，并邀请住在桔井市的“华运”前负责人王海与会，想在会上“揪黑手”。但会议一开始就失控，过去侨胞一向逆来顺受，可是这次相反，他们认为自己为革命尽了力，可是连安身立命都被剥夺，他们不仅向柬共政权说“不”，而且都要求返回中国，柬共干部恐吓说“要回中国举起手来”，而全场都举起手来。华侨学校的杨壁陶老师站起来发言，她说“华侨要求回国是正当的权益，连国际法都有保障”，群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以至柬共干部无法下台。
那天，正巧有一对华侨青年男女在王海的住处办婚事，这个婚礼竟成了柬共干部的借口，他们一口咬定那是在开庆祝会，是在为抗拒下乡打气。于是在“煽动华侨对抗革命政权”的罪名下，抓走了王海在内的七十多名华运干部，群众也就不得不就范了。
那时，桔井省委负责华侨事务是“密娟”，她的真名叫黄清音，祖籍潮州，原来是金边中华医院的护士。柬共上山，苏灼动员她进山去做保健工作，后来在腊塔那基里的山上嫁了一个柬共高干，于是也就以为自己也成了高干。此人思想极端左倾教条，对华侨同志毫无同情之心，我和她过去的中华医院同事许智昭医生去哀求她，让我们去振公村探望同志，求了她几次她才勉强同意。
我们带了一些药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病魔还是夺走七、八位同志的生命。后来农谢接见我们时，对这些事轻描淡写地说：“过去你们对我们，或者我们对你们有什么误会，今后就不要再提了。”我想提一下的是，这位忠于波尔布特的“密娟”，进城后也被波尔布特清洗处决了。因为她是苏灼动员上山的，苏灼又是温威的人，“密娟”在这条“反革命”的在线，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胡荣被杀】
胡荣在留学法国期间获得经济博士，六十年代曾经两度当选国会议员，还当过西哈努克政府的经济部长。他任国会议员时以雄辩和直言无畏，而声名大噪，西哈努克本人对胡荣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红色高棉有许多了不得的人才，其中又以胡荣最优秀。现在想来，尽管西哈努克有许多错误，但他当政时的柬埔寨，实在是一个相当温和开放、人尽其才社会。
那时，安宁部长古伦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乔森潘在街头受辱事件发生后，胡荣在国会的讲坛上责问古伦说：“你是安宁部长，你为什么沉默？为什么不谴责制造事端的人？”古伦不得不上台答话，他说：“我以安宁部长的身分，谴责那些制造事端的人。”这番话通过直播传全国，我和我的朋友激动得跳起来，当然也替胡荣捏了把汗。
胡荣作风好，人缘好，朗诺政变以后，他被波尔布特推到台前，担任“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长，因此在根据地军民中威望极高。西南区的一次万人大会，因胡荣到会而群情激奋，会场自发挂起了“柬埔寨人民的好男儿胡荣万岁”的横幅。波尔布特急于要在“解放区”搞高级合作社，各地出现人民逃亡事件，胡荣就站出来反对，他认为革命才刚开始，搞得太快太左，会破坏统一阵线，会把人民吓跑了。
一九七四年，在庆祝柬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的会上，胡荣还曾经作过讲话，那是他最后一次露面。当时，波尔布特曾经大病一场，病好后，柬共开始讨论和制定进城后的大计方针，在波尔布特的主导下，形成了“八大政策”，那是：一、将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农村从事生产；二、实行配给，禁止一切商业行为；三、废除货币流通；四、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体还俗；五、坚决处决朗诺政权的人员；六、全国组建高级合作社；七、驱逐全部越南侨民；八、调整军力部署，准备开展对越斗争。
柬共中央对波尔布特的这个“八大政策”，据说只有胡荣一人发言反对。他说，没有做好妥善的准备，就将城市的人民赶到农村去，不是向人民负责，不是为人民谋福利，柬埔寨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信仰佛教的，强迫和尚还俗，可能会抵触民情，在生产物资还不充裕的情况下，提倡吃大锅饭，弄不好会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甚至还说，如果这样搞，要不了三年就垮台。波尔布特听后大光其火，认为胡荣一贯反党，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因此将胡荣杀了，有人说他的尸体被扔进了湄公河。
胡荣、乔森潘与波尔布特都是磅占西哈努克学校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在法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西哈努克时代还能够有所作为，而到了他以身相许的革命阵营中，却人头落地了。那时许多柬共成员支持胡荣的意见，但攻打金边在即，都只能先忙“大事”。胡荣的死，是柬共自取灭亡的里程碑，从此政策出自一人之口，众人感怒不敢言，谬令也就畅通无阻了。
【越南侨干的离走和牢狱之灾】
柬共的抗美斗争与反越斗争，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越南和美国的巴黎和谈达成协议后，柬共控制区的越南部队军队开始向边境集结。一九七三年底开始，洞里萨湖和湄公河两岸，以捕鱼为生的农村越侨，就被柬共政权勒令随越南部队返回越南，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驱散柬埔寨城市人民和全面驱赶越侨的序幕。
一九七四年春夏之交，我看见从暹粒省“只根”地方来的一群越南侨民，他们在烈日炎炎下扶老携幼吃力地跋涉。据说要走三百多公里，才能回到越南，还说有“好心肠”的柬共干部叫他们将生产工具留下来，“空着身子好走路”。那时，柬共“解放区”已经废除纸币，更没有代步工具，老人的双脚肿得像冬瓜，孕妇就在路边临盆。这些早走了一年的越侨，是以小不幸换来了大幸，他们都被安置在越共占领的西宁省和碌宁省之间的黑婆山山区。
当时由于柬共和越共有约定在先，农村越侨还能从容准备，“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在边境设立了回乡接待站，安顿了他们的生活。而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占领金边后，驱赶城市越侨的手段就大大不同了，大家毫无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就被赶上了路。但越侨毕竟是朝着祖国前进，还有求生的方向；华侨则如无娘的弃儿，漫无目的地向农村流去。当越侨向柬越边界涌去的时候，越南当局收留了不少参杂其中的华侨，让他们逃过了柬共的三年暴政。
一九七四年底，印支战争接近尾声。农谢来到桔井，他让“密娟”派快艇来接我和陈声，我们到桔井时，王海和李力已经先到了。第二天，农谢在桔井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农谢对我们说：“过去有什么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今天我很想知道的是，究竟有多少同志想回中国去，请你们把名单交上来，但回中国的途径，你们要自己想办法。”
见过农谢后，我马上将情况报告老伍，强调柬共向我们摊牌了，他们让我们回中国，但不负责护送，只是让我们去找越南方面帮助，走胡志明小道。可是问题还不在于越方是否愿意让我们借路，而是扯上与越南的关系，恐怕连性命都没有了。柬共毫不手软地斩杀从越南归来的干部；如果我们报名，等于自投罗网。
那时，老伍刚从北京汇报工作回来，路过河内时黎笋见了他四次，向他打听中共的态度。而他的老朋友阮文灵、陈文苏又是越党南方局总书记和常委，鉴于柬共与越共的关系越来越坏，阮文灵就让他留在西宁省社马地方的南方局基地。那是越柬边境上的一片很深的原始森林，离我们所在的新社地方只几十公里，摩托车车程约两小时。
老伍接到报告后，就让越南方面的联络员带来了密写的指示，还要我到社马去见他。他指示：一，情况紧急，北京有些松动的决定。因此凡是原来从越南去柬埔寨工作的同志，应迅速撤离柬埔寨，返回越南与家人团聚。二，原来在柬埔寨发展起来的同志，要继续耐心等待柬共接收。三，由林木（我的化名）负责安排撤离工作。四，由林木负责安置留下的同志，直到柬共接收为止。
我把这些“归国无门”的指示告诉大家，大家的心如雪上加霜。我们这些被中共使用了几十年的海外侨干，原来以为祖国是母亲，党是亲人，可是中共也不要我们，它把我们当做皮球一样，一些踢给越南，一些踢给柬共，而中共的走狗柬共又把我们踢出了界外，谁也不想去捡它了。
我是通过小马安排将干部撤往越南的工作，他是柬埔寨华侨，也是我在《棉华日报》时的同事，要小我十七、八岁，是一位非常忠诚勇敢的青年。那时，越南联络处曾经要求华运组织提供人员，帮助他们的财经部门，接运转入“解放区”的大宗金边政权的货币，供驻柬的越南部队机关使用，小马就去参与办理此事，他和几个帮手为越方做了不少工作，因此与越南方面的关系很好。
我们中间的越南侨干，都是在中越两党是“同志加兄弟”的假话糖水里泡大的，以为自己为越南革命做过贡献，在柬埔寨语言不通，没有前途，有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回越南的指示，个个急于要走，越南方面也予方便，途中又有其它华运同志加入，估计有一百人左右同行去了越南。小马也去了越南，很快西贡解放，他又进了西贡。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先行落入柬共之手；十四天后，越南北方军队进入西贡。而柬共夺取金边后，驱赶越南侨民的情况极端混乱，不少“华运”的青年同志在归国无门的绝境中，混入越侨回乡的行列逃生。只有那些死心塌地按照中共的命令，等待柬共收留的驯服同志，一直等到一九七九年柬共集团土崩瓦解，才逃出生天。
这些战友为中共、越共、柬共做了很多事情。但柬共认为他们亲越，越共认为他们是中共第五纵队，中共又把他们看做无组织无纪律的叛逆，面面都不是人。数年后，中越这双“同志加兄弟”，竟为柬共交恶翻脸，撤往越南的侨干头面人物李林、陈声、林青，乃至小马等统统无端受累，被越方逮捕，后囚禁加隔离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也确有在越共、柬共中安排“第五纵队”的企图，柬共对此有所防范，也不无道理。中共在西贡、堤岸等地，早有一班潜伏人马，负责人化名“林立”，地位低于老伍，他来过柬埔寨“解放区”，但我没有见到，只知道大家叫他“二哥”，他的这条线叫做“统线”，直接受中共的指挥。
在中、越翻脸打仗前，老伍和林立就先行奉调回国了，之后西贡发生过打着“反对征兵”的横幅和毛泽东的头象的游行示威，这个举动引起越南方面的注意，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统线”全部落网。两个月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我们这些同志也被逮捕。这些愚不可及的盲动，都是来自北京笨伯指示，它使我们无辜的同志蒙受十年牢狱之灾。桔井中山学校校长张德祥先生，长期追随中共，在狱中情绪失控，自杀身亡。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打进金边，推翻柬共；二月十七日中共假装“自卫反击”，派兵“惩罚越南”。两个共产主义“兄弟”睨墙打架，却不断绝关系，领导人“同志”不离口，下级人员却坐在越南的大牢里。直到一九八五年初，越南劳动党中央才下达指令，释放这些人员，转押西宁省黑婆山从事农业生产。一九八八年他们才获准去第三国。
我所见到中共和柬共，对同志毫无感情，只有利用，无不行“过河拆桥”的作风；越共还讲点面子，还不随便杀人。对于这些入狱的同志，中共并不出面做拯救工作，只有老伍一人以老战友的关系与黎笋和阮文灵写信，要求释放他们。后来，他们大都流落西方国家，实在也是与中共情绝，无所眷恋了。我从参加革命，就有坐牢断头的决心，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海外孤儿的命运，但较之那些被越共囚禁，被柬共杀害的同志，当孤儿也算是一种幸运。
老伍和林立回国后的待遇很不同，林立被留在北京的中央侨委当处长，老伍被支遣到广西桂林去当一个旅行社的副经理。一九七九年为了援救泰国难民营中的同志，我从香港去北京侨委要求帮助，那时林立已经是北京的官僚，我看着他们那副无关痛痒的表情，就很挖苦地说：“过去你们说阶级感情，现在就需要你们的阶级感情了。”林立听了很不舒服，但他也知道我已经退党，也奈何不得我了。
【劣质军事家】
柬共领导集团的这帮留法学生思想左倾，念念不忘“枪杆子里出政权”，打起仗来却没有一点本事。柬共军队是中共一手武装起来的，柬共的根据地却是越南部队占下来的。一有了根据地，波尔布特就下令喊“停”，就不再取进攻态势，因此占领的版图长期如旧。在这个暂停阶段，柬共就忙于“培养”和“清洗”干部。
七十年代，美军在越南战场的阵亡人数大幅上升，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因此，为求“光荣撤退”，美国与北越在巴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一九七二年武元甲指挥北越军队在南方发动攻势，美国则以空中优势实施狂轰滥炸，越南北方重要设施完全被摧毁，南方战事也牺牲惨重，越共政治局决定妥协，但美国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以为轰炸未能奏效，反而向北越作了许多让步。一九七三年初，美国与越南间的巴黎和谈成功。为此，波尔布特大骂越南是民族利己主义，是重施一九五五年日内瓦协议出卖柬埔寨的故技，还强调柬埔寨要独立自主、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
美越和谈成功后，越南驻柬部队开始有计划地朝柬越边境集中，准备最后夺取整个南方，美国也停止轰炸胡志明小道。西哈努克多次提出要到柬埔寨战区看看，美越和谈成功。在中越两国部队的严密的护卫下，他和莫尼克终于来到柬埔寨根据地。出面欢迎他的是乔森潘、胡荣、符宁、宋成、贵吞和乔奔娜丽等人，而波尔布特则总是站在远处不露锋芒。很久以后西哈努克还只以为乔森潘是柬共的领袖，不知波尔布特其人。
西哈努克的到访，大大地提高了柬共的国际影响力，但西哈努克自己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看到是经过多次排练的场面，而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中国派来的摄影队，拍摄了这些加工制造的场面。西哈努克回去后，柬共向全体党的党员解释，说党之所以对西哈努克表示热烈欢迎，是要让他站在革命一边，他跑到美国那边去，就会对柬共不利。
越军撤走，波尔布特以为是逞能的时候了，于是策划一场攻取金边的战役。可是，他没将美国的反应估计在内。在战斗白热化的关头，美国的B-52轰炸机在金边外围，投下了二十五万吨炸弹，这是三年多来在柬埔寨所投下的炸弹的总和，红色高棉军队损失自然惨重。美国的空中优势使到柬共军队再也不能靠近金边，也延长了朗诺政权两年的寿命。
波尔布特为了雪耻，又亲自指挥攻打磅占。他动用大量兵力，但只能前进两公里，就再也攻不进去了。最后，只能将城郊几千群众赶进“解放区”，也算是波尔布特的战利品了。
波尔布特亲自指挥的两次战事，都以失败告终。一九七四年夏，他再下令主持西南大区的塔莫攻打金边西北二十五公里处的高棉古都“乌东”。“自由高棉”守军斗志顽强，柬共部队久攻不下，最后是在中国顾问的指挥下方才得手。战事非常惨烈，战后塔莫部队以屠杀战俘和平民，此后世界舆论开始收集柬共杀害平民的证据，塔莫的“杀人王”之名，开始遐迩皆知。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五章 柬共的胜利和失败
【柬埔寨华侨的悲惨命运】
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海外华侨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即便了解也很肤浅，而且总是被“祖国强大了”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口号和假像所欺骗蒙蔽。我就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亢奋情绪下，而投身到中共的怀抱中去的。整个华侨社会又以中共支持柬共，采取了一种“凡是祖国支持的，我们就要拥护”的“爱国主义”的盲目态度。
然而，自从柬埔寨共产党成了中共的“友邦”，柬埔寨华侨就是没有价值的“家奴”了，依了“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封建传统，中共就把全部柬埔寨华侨，也包括我们这些几十年来效忠它的侨干，一并赠与柬共了。中共曾经正式通知我们“以后你们和中国没有关系了”。从此，我们就成为海外孤儿，任柬共刀俎宰割的鱼肉。
几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的世界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发财致富的口号响彻云霄，纽约某些“同乡会”中，有许多人在为中共大使馆、领事馆摇旗呐喊，他们觉得“祖国强大”了，“热泪盈眶”了，做中国人“有面子”了，要和“反动分子”和“敌对势力”勇敢斗争了，其实内中有许多人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我们当初却是一些为世界革命不惜抛头颅的胡涂虫。
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至于“团结华侨”的工作，也不过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而中共最重视的，还是与柬埔寨王家和政府的关系。到了柬共统治的时期，中共心目中只有“兄弟党”，牺牲心向祖国的侨民，他们就在所不惜了。
柬埔寨人民经历了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劫难，而当地华人又首当其冲。西哈努克时期，全柬华人共约七十万，柬共执政的三年又八个月，有人估计华人共死亡三分之一。回首往事，为造就“心向祖国”的局面，断送华侨社会安定的生活，我虽非首恶，但亦为犬马，每当念起这些，我就陷于极端痛苦的内疚中。
柬埔寨的华人大部经商，经济能力一般高于普通民众。然而，柬族民众虔信佛教，心地善良；华人社会也恪守儒家信条，柬华两族非但没有“阶级冲突”，反而是“水乳交融”。但是从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来看，华侨的都是“剥削者”，而柬共学习中共的阶级分析，宣传“华侨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资产阶级”，因此华侨面临着比柬族更为险恶的困境。
一九七七年六月，柬共宣称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且要各级组织注意“散布反对言论的人”和“懒惰的人”，说前一种人是反革命的后备军；后一种人是剥削分子的根苗。一九七八年，波尔布特变本加厉地开展“肃反”，殃及到商人、医生、教师，乃至残疾者；而华人中的商人、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受害尤深。许多柬共华裔党员、干部大批遇害，张东海、苏灼、吴植俊、密娟……无一不是冤魂。
因为柬共的排挤，我们没能回金边，柬共看中共的面子，对我们这些“华运”干部还算过得去。但华侨有时能碰上几个中国援柬专家，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要他们“顾全大局”、要“忍耐”；甚至还有援柬人员认为华侨是“剥削阶级”，当面训斥他们要好好接受柬共的管教，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还听说，有许多华侨冒死去金边，向中国大使馆哭诉求救，而大使馆给他们的答复都是：“要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遵守柬埔寨的法律。”难怪有人说：“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也就是过去“心向祖国”的柬埔寨华侨，为何如今对祖国一片冷漠，对中共心怀仇恨的原因了。
【柬共进城】
美国决定全面撤出印度支那，一九七五年开始，停止援助金边政权了。四月五日朗诺出走美国。四月十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降下美国旗。四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是柬埔寨新年，柬共没有进城，金边的市民照样过了一个传统的佛历新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解放”金边，身着黑衣的柬共部队（人称“乌衫兵”）进城，而朗诺军队早就溃不成军。
施里玛达是个有担当的人，美国大使邀请施里玛达和金边政府高级官员去美国避难，但施里玛达和总理隆波烈都拒绝了，他们都留在金边。朗诺的胞弟朗龙是与波尔布特感情很好的同学，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波尔布特进入丛林之前。他同麦士俊将军、僧王胡达方丈一起到新闻部的广播室，向全国人民广播，吁请人民保持冷静，说他和胡达方丈等，在新闻部等候和柬共领导人共商大事，可是四十八小时后他就被处决。四月二十一日施里玛达和隆波烈也被处决。
柬共入城不久，便向全国广播，说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将轰炸金边以及各大城市，请市民收拾一些细软和随身用品，暂时离开城市，数日之后就可以回来。一周后，两百万居民悉数撤尽，其中即有华人四十余万，金边遂成空城一座。
四月是酷热的月份，几百万市民拥塞在几条出城的公路上，根本就没有目的地，被逐出家园的金边市民带不了什么财物，只能带一些现钞。可是，柬共紧接着宣布废除货币流通，现钞顿时变成废纸。许多家庭已经断粮，老弱开始病倒路边，到处是被遗弃的尸体，和混乱、呼叫、嚎哭、哀鸣，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顿时间柬埔寨变成了人间炼狱。
疏散过程中，演出了无数惨剧，有的家庭等候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不愿离城的躲在房内，竟遭炸弹炮击；医生、护士为了抢救病人，延误了撤离时间，便死于枪下。百万市民匆忙出城，所备食品不多，许多人饿毙途中。妇女更经受不住行途折磨，老年妇人死亡比例尤大。到达偏僻乡村或荒芜密林后，又有许多人死于霍乱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占、唝吥、柴桢、菩萨、磅清扬、茶胶、磅通、磅逊等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山区迁移。各地柬共都规定了最后期限，不按时离城者，格杀勿论。而自一九七六年起，柬共又将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度迁移，其中以徙往马德望省的居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柬埔寨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极高。
波尔布特竟自我表彰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伟大创举”。数年之后，有记者访问塔莫，他解释驱赶城市人民一事说，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搞清敌我关系的具体情况，只好把城市人民统统撤离到农村，一举打乱敌人，来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这本是柬共蓄谋已久的“革命创举”，可是除了波尔布特和塔莫外，其它柬共领袖都肆口抵赖。那位身为柬共的第二号头目，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一再宣称柬共的事情都是“集体领导”；而身为“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的乔森潘，竟一概不认账，最近他还说他是在进金边的路上，见到跋涉的民众，才知道这回事的。
后来，柬共不仅实践中共实践过的“人民公社”，还实行中共没有实行过的“婚姻配给”，真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它又将高棉人民分为“老人民”和“新人民”两等，前者是原来的农民，后者是城市居民转化成的“准人民”，而一些柬共农村干部又对“新人民”施行了令人发指的奸淫掳掠，柬埔寨真的成了一个十足的地狱中的人间。而毛泽东曾经这样地夸奖波尔布特的恶行：“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
【全面整肃的启端】
待柬共进入金边，将城市居民驱往农村，赶尽全部越南侨民，杀绝朗诺政权人员，庙宇关门大吉，波尔布特的错误就统统浮上台面。于是，党内的反对意见抬头，波尔布特意识到他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便开始整肃内部，全面消灭异己了。然而，事端却是出自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柬共的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谈论党史的文章，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就成立的，波尔布特认为这是有意贬低他、抵毁他。原因是，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金边的那次代表大会上，他才成为党的中央成员，杜沙穆担任党的总书记，农谢和他两人是助理书记，一九六二年杜沙穆被害失踪，他才转正为总书记。以前的党的领导集团中没有他份。所以他就不承认一九六○年之前的柬共历史。
这个心胸狭隘的总书记认为，是有人利用党的成立的时间，来与他论资排辈；他可能盘点了党内的营垒，农谢是他的同伙，英萨利是他的姻亲，宋成是他的亲信，胡荣已经消灭，乔森潘是个机会主义者……；只有老抗法人员，才能与他较量。
于是他就称病离职，让农谢代理操办，农谢先把高明和东北大区书记倪沙良抓起来。高、倪两人莫名其妙，还以为是误会，高明写信给波尔布特，表白忠于党、忠于大哥，期望大哥明察。
高明在党内成名很早，学生时代就参加越盟的抗法斗争，一九五○年三月为建立柬共，在越柬边界港口城市南河仙举行预备会议，高明与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就都是与会者。一九六○年的党代会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一九六五年，他陪同沙络绍去越南访问，后来就一直留在河内担任柬共代表。
逮捕高明和倪沙良之后，波尔布特又向中央委员高莫尼和驻越南大使谢安下手，因为他们和高、倪两人的关系很好，他们后来一起被处决了。这批高干的被处决，对柬共党内的震动太大，同情他们的人很多，不满的情绪在酝酿。于是，波尔布特利用一间金边中学的校舍，组建了一个专职审讯的 S-21肃反监狱，任用他的一个磅通省的同乡，名叫“密杜”（真名江吉耀）的华裔干部主事。“密杜”心狠手毒，他指使杀害了约两万名柬共同志，那间校舍后来成了堪与奥斯威辛齐名的S-21监狱。
【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一九七七年四月，柬共川龙县委书记密春开了一辆摩托车来到我家，我们住得很近，也经常在路上相遇，但从来没有打过招呼。这次他登门是来通知我，要我带全家去北京，而且他还派了一艘可以坐一百多人的小客轮把我们一家人送到金边。到了金边我们先住在一间招待所，第二天转到原大臣甘德的别墅，那是柬共外交部管辖的屋舍。我在那里遇到吴植俊，他用柬语对我说：“外交部已经得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你马上去北京。”那时，他是民柬外交部的干部，也是波尔布特的贴身翻译。柬埔寨华人中，他可能是最得意的一位。
我在华运人员中资格并非最老，但却是中国大使馆最信任的人。在我之前王海已经先行，他原本是国内的干部，后来到柬埔寨来参与工作，在华运主管侨校工作，他对柬埔寨的党情国情知之不多，甚至很少，到北京后自然言之无物。于是大使馆或中调部才决定将我召去。
第三天，大使馆傅学章开车来接我们，他于五十年代就到金边来学习柬语，一九六三年破获台湾特工时，我写的匿名信还是经过他修改的，因此互相熟悉，久别重逢，相见甚欢。他驱车绕金边一周，只见萧条肃杀、面目全非。到了大使馆，孙浩来迎，五十年代他就是大使馆的“一秘”，现在荣任大使，在饭席间他直率地对我说：“英萨利这个人很坏，很反华。”这可能与“四人帮”倒台后英萨利有很多反对议论有关。
自柬共进城，至中共召我去北京，足足隔了两年。此间，中国援柬专家有数万人，对柬埔寨的鼎沸民怨，柬共内部的人头落地，他们不可能没有与闻，但“四人帮”绝对信任柬共，根本没有倾听各种意见，了解实际情况的愿望。我去北京时，“四人帮”已经倒台，虽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中共反省错误路线的呼声已经高涨。
【外交部和中调部】
我们一家人是乘飞机直达北京的，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是中调部王涛处长，他先把我们安排在北京饭店，一个星期后才转到地安门中调部招待所。那是在一条胡同中的大院子，所长是一位“小刁同志”，他关照我们不要到外面去随便走动。
在北京饭店住的时候，王涛说外交部想听一下我的报告。那次我是在领事司做报告，有六个人来听，其中一位身材高高、皮肤白白、风度很好的女士，说是“亚洲司司长”，她说自己“姓龚”。可能是乔冠华夫人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因为龚澎在一九七○年就故世了。还有两位原来在驻金边大使馆工作过，我认识他们，但名字记不起来了。
听了我对柬共一路直言的批评，这位女司长倒还算很客气，她很含蓄地说：“你报告的情况，好像与伍某某同志说的有点不一样……”
伍某某就是“老伍”，他已经先来过了。当然，老伍是“老同志”，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有更多的了解，他的汇报难免不有所保留，而且他对柬埔寨社会的下情也未必了解很多。
我不知道孙浩大使是外交部系统的人，还是中调部系统的人。以孙浩对英萨利、宋成等极坏的看法，就是对波尔布特集团的否定。如果外交部不相信我的话，还情有可原；难道他们还不相信孙浩吗？但中共一贯是以“立场”看问题的，那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他们支持柬共的立场，却还在继续坚持中，我的话他们当然是听了不愉快的。
最后，我告诉这位女司长，柬共非常残暴，希望能将一些有危险的同志接回祖国来。她一脸无奈地说：“回来很难安排。”我说：“他们不会有好高骛远的想法，要他们到新疆去，他们就会到新疆去的。”她又说：“困难很多啊！”时到如今，我还认为华侨和侨干的大量牺牲，与中国外交部的漠不关心有直接关系，中国外交从来没有把保护侨民当作自己的使命。
而中调部人事全非，来与我谈话的人，竟连一九六九年底是谁接待我的，也不知道了；我告诉他们是一位叫蔡笑农的处长，王涛就诡谲地笑了，而且笑得很粗鲁，使我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那次蔡笑农是按“康老”的指示，安排我的潜伏任务的，康生死后已为党内所不齿，蔡笑农可能也失势了，但对于我这样根正苗红的海外干员，可能还不至于够上“康生分子”或“四人帮余孽”的资格。
接着，中调部的领导要我写一份关于柬埔寨的情况的详细报告。当时，我对柬共深恶痛绝，但对中共还有许多美好的想法，以为自己总算是回到了亲娘的怀抱，而对中、越两党的对立也完全没有了解，因此希望自己的报告能引起中共对柬共错误路线的注意，并尽快将处于困境和危险中的华运同志调回国内，避免无必要的牺牲。完成这份报告已经是六月初。
我的报告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一位“高局长”曾经对我说：“你提供的×百四十九条（记不清楚是几百了，只记得尾数是四十九）情报，虽然有些我们需要核实，但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关于你的职务级别，我们稍后再做决定。”他还说：“根据你的情况，还是到海外去工作的好，北京冬天很冷，你先到广州去等候，我们把事情安排好了，你就先去香港。”
我那一阵很风光，隔三叉五地就有科长、处长、局长、主任来问寒问暖，请客吃饭。但是王涛有一天突然对我说：“读了你的报告，愈读愈发现你是反对柬共的。”
中调部发现了我的情报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了我反对柬共的立场，领导上与我的关系就开始冷淡下来了。看来中调部、外交部都持支持柬共的立场，我也就开始有点灰心了。
后来，当我再三提出将统战人士林宏毅、杨碧陶，生病的洪觉民，以及很可能被柬共杀害的洪德一家撤回国内来时。王涛竟而拍桌子大骂：“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完了。为什么老提那些问题，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王涛，一个胖胖的北方人，官不大，官气却很大，而且毫无见识，他的举止谈吐，就更不适宜在中调部这样的部门工作。今天，如果他还健在，还有良心，还能读到这段关于他的文字的话，他应该感到非常羞愧，他实在是太对不起牺牲在柬埔寨的同志了。当时是夏天，我却有在冰天雪地的冷感。啊！原来这就是被我当做亲娘的祖国党，我们在柬埔寨出生入死地为它奋斗，无畏地面对内外的屠刀，然而它只把我们当作随时供牺牲的卒子。
我太太和我还是被送到延安和大寨去参观，在大寨接待我们的还是陈永贵的一个副手。“十一国庆”还上了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部里还有人关照我，观礼时如果有摄影机对准我，就应该回避，不要暴露了自己。对于一个海外工作人员的观点，他们也未必看得很重，他们希望今后还能利用我。然而，我提供他们这么多的情报，非但没能帮助他们，反而像是将他们推进泥坑去了。
【苏品被杀】
我的报告中有一则是苏品与越南方面有联系。苏品在抗法时期的战友“阿保”，一九五四年去了越南，政变后没有返回柬埔寨。阿保与越共中央关系密切，也是老伍的好朋友。前面说到，老伍去北京汇报工作回来后，被阮文灵留在越共南方局所在的社马基地，阿保也在那里。一九七四年底，我去社马见老伍，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苏品曾经两次派人来找阿保，要求越南方面干预柬共的胡作非为，而阿保也已经向越南中央通报，但均未被采纳。我向中共报告这个情况，当然是出自对苏品的同情。
高局长说我提供的情报，有的“需要核实”，可能就是这一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也就是我完成报告后的一个月，时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的苏品（主席乔森潘）和西南大区书记朱杰，就被邀请访问中国。当时苏品仍然主掌东部大区工作，而且是负责对抗越南的七号公路地区的军事总指挥。
尽管，我报告的是苏品在柬共进城前与越南的关系，但中共却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这些“亲越派”的态度。因为前一年前清洗高明、倪沙良、高莫尼、谢安等人的严重事态，而苏品和朱杰又对中越两党的矛盾没有深入了解，在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他们可能表达了对波尔布特集团某种程度的不满，于是也就印证了我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
紧接着，一九七七年九月底至十月初，波尔布特和温威等访问北京和平壤，当时掌权的华国锋对波尔布特大加赞扬，他说：“尊敬的波尔布特同志，您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请您继续走下去。”中共方面意识到，如果柬共内部的反对派与越南的合作，将打破它的战略安排，因此就向他们通报了这些动向。一九七七年“十一国庆”，我站在观礼台上，回头见到波尔布特和华国锋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为了不暴露中共的角色，苏品和朱杰回到柬埔寨后，波尔布特没有立刻对他们下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先抓了朱杰，五月份才开始对苏品下手。这件事与邓小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华国锋的安排，然而柬共为此加速败灭的后果，却要由邓小平来承担了。
同年四、五月间苏品在金边住院，他的军事副手盖宝在东部大区开始清洗，除了被就地处决的以外，还有四百余名涉嫌的柬共军人被押往金边S-21监狱。密杜曾经报告农谢说监狱人满为患，农谢则指示他不必再细问，统统杀了就算了。据盖宝说，波尔布特和农谢曾经亲自召见他，向他出示朱杰的与苏品密谋叛乱的供词。盖宝进而传唤苏品，苏品派人与盖宝沟通，但去者皆无还。
盖宝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工农分子，少年时期就参加抗法斗争，经历与塔莫相似，因对波尔布特惟命是从，而与塔莫成为柬共两大军头，在柬共内部有恃无恐，还担任柬共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等职务，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后，他才下山向洪森政府投诚。萧特对盖宝和密杜有详细的访谈，内容相当可靠。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苏品忍无可忍，要去金边弄清是非。他的部属，柬共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委韩桑林，说他曾经劝苏品不要自投罗网；但苏品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带了四名警卫（萧特说他还带了妻子）去了金边。苏品一行来到湄公河边的水净华渡口，他派一名警卫拿着他的亲笔字条去求见波尔布特，可是这名警卫一去不复返。没多时，金边开来两艘汽艇，汽艇泊岸后，二十几名武装人员登岸快步冲向吉普车，并开枪扫射。苏品腹部中弹，负伤逃至湄公河畔一间庙宇中，但失血过多，伤势严重。
金边方面派飞机散发传单，命令当地军民缉捕苏品归案。六月三日，他属下的一名团长拿着一张传单去见苏品。他自知来日无多，对下属说：“我不行了，往后的事情只能靠你们担当了。”说着拔出手枪向自己胸部开枪，再把枪口塞进口中再开一枪。苏品死后，他的妻子儿女及乡里七百余人被杀；他的儿女亲家，西北区书记莫森巴一家也被株连，全部被杀。
【揭竿而起】
整肃苏品是波尔布特与中共的合谋。苏品是柬共内部威望甚高的领导人，而且长期领导东部大区的军事政治，他的死使整个东部大区人心震撼，而紧跟而来的清洗，又把他的部属韩桑林等人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波尔布特调塔莫的西南区部队前去镇压，韩桑林兵败，率部退入越南境内。塔莫杀红了眼，数万人民群众也逃去了越南，他们后来在越南境内扯出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旗帜，训练出了自己的军队。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袖人物中，韩桑林原本是东部军区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谢辛是第四师的一名后勤干部，而最杰出的就是后来在金边长期执政，而又表现出卓越政治才干的洪森，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营团级指挥员。一九九三年，联合国主导的柬埔寨大选后，西哈努克重新担任国家元首，他首先授这三人以“五星上将”的殊荣，以表彰他们十五年前造反的功勋。
洪森的出走比韩桑林还要早一些。那是因为盖宝不断进行清洗，却又不断命令下属向越南发起进攻，作为一个中级指挥员，洪森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恐怖，于是逃到越南去了，他被越南方面囚禁了二十几天，才被释放。另一名“救国阵线”的组织者，就是宾索万，只是他过早地被越南清洗了，因此没有得到最后的荣耀。
韩桑林等起事后，柬越发生正面冲突，东部大区大批群众逃亡越南。波尔布特对此恨之入骨，他将柴桢省边境上的人民集中起来，又向中国订了几百吨绿色布料，这些布料在两周内分五批运到。柬共将它们裁缝成衣服和水布，柴祯省边境人民每人配给一套，再用卡车将这些穿绿色服装的人们运到金边，然后用火车转运到菩萨省。这几千名“绿色坏人”无处逃遁，就在菩萨省的土地上被消灭了。
救国阵线在愈来愈紧急的情况下，曾多次要求越南帮助他们推翻波尔布特，越南碍于中共可能的干预和美国一贯的敌视，投鼠忌器而犹豫不决。但训练了一支的越柬混合的特工部队，计划潜入金边，解救被软禁的西哈努克，由西哈努克来领导柬埔寨军民推翻波尔布特。然而，这个行动失败了，特工部队在突破金边外围防线时，被柬共军队发现，在激战中被消灭。
【邓小平教训波尔布特】
当时，中共对柬共的倒行逆施不能说没有了解，但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交接权力，内部的思想一片混乱。然而，帮助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集团整肃苏品，引发柬共内部叛乱，推动柬共政权加速崩溃，其后又让中共头痛了二十年。
一九七八年初，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出访柬埔寨，要求见西哈努克，但柬共只让她在西哈努克的寓所外绕了一圈，对这位政治老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但邓颖超和她的先夫周恩来都以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著称，她在离开金边前发表一次广播讲话，她说：“在高山上，有许多树，其中一株长得比别的树高而大，因此免不了要受到强烈的风所吹袭，但不管强风如何使劲地吹，这株大树依然傲立挺直不动，最后终于战胜了这个恶运。”尽管她的言辞美妙，但柬共的恶运却难逃了。
一九七八年夏天，东部大区军民叛乱后，越南也加紧了应对的步伐，九月间范文同出访新、马、泰诸国，争取同情和支持，但空手而归。接着他与黎笋赶到莫斯科，与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山雨欲来，柬共是热锅上的蚂蚁，七月份宋成访问北京，八月份农谢访问北京，九月份下旬波尔布特也赶来拜见邓小平，如日中天的邓小平接见了这些曾经好高骛远，如今却失魂落魄的高棉英雄。
当时柬共驻北京大使毕姜（现在金边）回忆了邓小平与波尔布特的谈话。邓小平开始先大骂越南忘恩负义，接着就教训波尔布特，说柬共的困难是自己过左的路线造成的，邓小平还告诫他统一战线和团结西哈努克的重要意义，在谈到越南可能入侵时，邓说抵抗越南的战争要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担当，中国不可能派兵到柬埔寨去。毕姜说波尔布特在聆听这位“修正主义分子”的教训时，始终保持着微笑的姿态。
波尔布特还没有回到柬埔寨，九月二十八日金边就传来了乔森潘宴请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的消息，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究竟是在取悦强人邓小平，还是在取悦弱者西哈努克？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但邓小平和西哈努克，对柬共都是有用的人。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面对来自北方强敌与越南的威胁，重新上台敢于拍板的邓小平亲自出马，十一月间他赶到东南亚，他承诺停止对马共、泰共的支持，宽慰了这些反共国家，使它们站在反对越南的立场上。同时，中共要人汪东兴、胡耀邦赶到金边，汪东兴建议柬共储备粮食，发放武器给人民；而明智的胡耀邦看到的是宴会进行时，金边又断电一片乱象。最明白世道的，莫过波尔布特自己，如果把武器发给人民，等于把武器发给敌人。
英萨利回忆，十一月一、二两日柬共匆匆召集了一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由七个人组成的“中央常委”，其排名如下：波尔布特、农谢、塔莫、英萨利、温威、宋成、宫苏潘。十一月三日上午，塔莫、温威、宫苏潘三人在一起议事，突然一群持枪的军人冲进室内，吓得塔莫把大小便都屙在裤裆里……，所幸抓走的只是温威和宫苏潘。时仅一日“七人常委”就只剩下了五人，柬共的清洗还在随心所欲的兴头上。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柬共最后的“核心”，大概就是这些人了，乔森潘一世都没有进入这个圈子，温威和宫苏潘显然不会谋害自己，塔莫和英萨利似乎也可以高高挂起，这个清洗决定，较可能是在波尔布特、农谢、宋成三人之间秘密达成的。
波尔布特在最后的日子，曾经对西方记者这样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怨恨我，并要我对‘种族灭绝’行为负责，我也知道很多人因此而死。”他接着说“我应该向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负责，因为这个路线政策太左了，我没有及时发现到各方面的失误，及事态的严重性。其实我就是像一个家庭主妇，不知道下面孩子干了些什么，我太相信一小撮人了。例如负责执行中央决策工作的秦森瓦，负责知识界工作的倪沙良，还有负责政治教育工作的苏品，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人，但结果他们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波尔布特不但将责任卸得一干二尽，而且还要让被他杀掉三个“亲密战友”，来替他背黑锅。他说东说西，有一件事情他是万万不能说的，那就是他杀死苏品是来自中共授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撤出金边后，要将涉及机密的中文翻译人员尽数杀绝的原因。
【柬共逃出金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救国阵线”引路，久经战练的越南军队，分七路打进柬埔寨。越方原有以湄公河为界，两方割治的想法，但只出手几天，柬共就不堪一击，全面溃逃，波尔布特被逐出金边后，逃至柬泰边境苟延残喘。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金边易手，次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就宣告成立，它的早期首脑就是韩桑林，宾索万等人。此时，全世界唯有中共如丧考妣。来年，恼羞成怒的中共以“自卫反击”为名“惩罚越南”。
被逐出金边的柬共主力，盘踞在连接戈公、马德望、奥多棉吉、柏威夏诸省的柬泰边境地区，中国政府很快和泰国达成协议，以放弃对泰共武装的支持，换得取道泰国支持柬共的条件。泰国政府在柬共和越南间，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在它的默许下，柬共人员可以越界逃生。因此，在马德望省的拜林、梅莱，奥多棉吉省的安隆汶三地，形成柬共十年“抗越斗争”（一九七九——一九八九）的中心。此间波尔布特就躲在拜林和梅莱之间的山区。
描写柬共逃出金边的纪事很多，据说情况混乱已极。英萨利是赤脚上了去马德望的火车，然后步行进入泰柬边境的山区，孙浩大使带着大使馆的官员与柬共外交部长英萨利同行，以示中国与“民主柬埔寨”同生死的决心，英萨利向萧特提供的一张路途上的照片，每人都是一副重上井冈山的打扮。这无疑很令人感慨，三年多以前两百万人民被赶出金边，今天就轮到了柬共自己。
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领他们去找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野蛮的‘翁卡’统治，永远当奴隶了。”
中共因“文革”而濒于崩溃，唯望柬共能制造一个胜利，让自己在东南亚保有一席之地，给涣散的党心民心，打一剂强心针。然而，柬共的暴政，残害了原来对中国怀有好感的高棉民族，也使“心向祖国”的柬埔寨华侨遭受惨重牺牲，从此对中共深恶痛绝；而柬共被逐出金边，也就把中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柬埔寨的奥斯威辛怀旧】
一九九九年，我从美国回柬埔寨，有机会参观那座用中学校舍改建成的杀人魔窟S-21，现在它已经向公众开放。这个柬埔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密杜”的主持下，前后关押杀害了约二万人，他们绝大部分是柬共的成员，只有六人幸免于难。由于柬共仓促逃出金边，魔窟的档案和死者的照片都保存完好，囚者大都被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的特务，甚至“刘少奇派修正主义分子”，其诬陷捏造的荒谬程度超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波尔布特的许多“亲密的同志”，都死于S-21，民柬副总理温威是波尔布特参加印支共产党时期的老战友，在他担任副总理时，曾陪同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和北朝鲜，两人经常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他的被捕与他的前任上司苏品有关，在杀他之前，波尔布特亲自参加审讯，并对他拳打脚踢，死前温威先被打断了一条腿。
符宁在西哈努克时期曾任司法部长，后来又在民柬政府担任新闻部长。西哈努克认为，论才学和智慧，乃至人缘和礼仪，符宁都远胜于英萨利。他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进城后提出体恤人民疾苦和发扬党内民主的意见，因此不能见容于波尔布特。在一张铁床两边有两副手铐和两副脚镣，讲解员说那是符宁被处决前睡的床。
我的悲愤从心中迸发出来，脑中闪现了在六十年代中国大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符宁和凌秘书在谈话，我在一旁做翻译。一个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一个说我们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美好的话余音缭绕，可是符宁却被革命巨兽吞噬了。
出席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柬方抗法人员代表农顺，后来担任金边《人民报》总编辑。一九五八年被政府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政变后被朗诺政府释放，到“解放区”在柬共内担任要职；而革命成功后，当年与他不和的《人民报》的排字工人塔莫，成了波尔布特最主要的亲信，身居柬共要职，因此农顺也在S-21被处决。
秦森瓦是波尔布特的随从，在东北根据做油印工作时，得到波尔布特的信任，进城前就被提拔担任柬共中央办公厅厅长，进城后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象这样亲近的人，也被波尔布特处决。而与我熟识的苏灼、张东海等，也统统死在里面。
苏品案发以后，S-21囚犯大增，处决也加速进行。这座原来是中学校舍的走廊上，陈列了数千名被杀者生前的相片，这些表情绝望的死囚绝大多数只有编号，没有名字，但我认出不少过去的熟人，其中一位是金边中华医院护士陈萍，她是柬共党员陈绿野的妻子。照片上她身穿黑衣，怀抱一个小孩。一九七〇年我从北京回到柬埔寨，奉命与柬共中央建立直线联系，第一个接头的就是绿野，后来绿野在“解放区”死于疟疾。陈萍一定是因为温威—苏灼这一条线的牵连，而被清洗了。
狄蒙女士，是一个留法的生物学博士，是很少有高学位的柬埔寨女性之一，西哈努克曾经任命她担任劳工社会福利部部长，我在《棉华日报》工作期间访问过她多次，有时她在国会受议员质询时，我也在场，她是一个难得的机敏干练的才女，一个心气很高的单身贵族。她的思想左倾，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柬共的成员，在S-21的死者照片中，我发现了她。
【红色高棉的囚徒】
一九五五年八月“万隆会议”开始，西哈努克就结识了周恩来，中柬关系就翻开了爱恨交织的篇章。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年，堪称是中、柬关系的蜜月期。西哈努克多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刘少奇、陈毅、李先念等，也先后访问柬埔寨。高层互访之频繁，实属罕见，而民间文化交流和往来就更加密切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常以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有别于政府间的关系的蛮横道理，长期支持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共产党的暴力武装，因此这些国家长期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在苏加诺和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保持与中国和西方的等距关系。五十年代，中共在东南亚的处境相当孤立，柬埔寨是一个难得的“友邦”，对于在柬埔寨推行革命，中共最初还是有所节制的。
柬埔寨的共产革命惨剧，是中共影响的苦果，也是越南战争的结果。越南战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柬埔寨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西哈努克也只能在它们之间走钢丝。但把西哈努克踢出柬埔寨，却是美国发动政变的错误。
中共倾力促成西哈努克和柬共联合，西哈努克名义上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也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元首，其实他只是一个红色高棉的囚徒。中共将他和柬共捆绑成为一对“夫妻”。而柬共根本就不把西哈努克放在眼里，负责监护他的英萨利，对待他连起码的的尊重和礼仪都没有。尽管，莫尼克是英萨利之妻乔蒂丽，还是在西索瓦预科的同学。
西哈努克说到，中国政府给他维持着很高的生活水平，有一次他在食用法国鹅肠时，一个柬共干部竟当面指责他说：“这是人民的血汗。”西哈努克顿时大光其火，回答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血汗，而是中国政府给我的。”其实，这是他自己化钱买的。西哈努克很早就向周恩来表示，他要与柬共分手，要回柬埔寨去斗争。周恩来表示很理解他的心情，要求他千万别让在前线战斗的战士和人民，因为他退出政治舞台，而失去战斗的意志。
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当和事佬。他曾经当着西哈努克、莫尼克、宾努、乔森潘和乔蒂丽说：“亲王殿下，我很清楚殿下和你的柬埔寨共产党同志们有不少误会；但是请诸位别忘记了你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一些分歧毕竟是小事。”西哈努克无奈，只好微笑。乔森潘也报以微笑，西哈努克说那是笑里藏刀，令人心寒。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亲王殿下，你讲话很坦率，你有资格当共产党员。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员吧！”
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为了帮助柬共小伙伴，才将西哈努克捆在柬共的战车上的。西哈努克曾经指出：“我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我的支持，他们就很难得到农民的支持。”一九七五年九月，西哈努克获准返回柬埔寨前，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当时，周恩来已经病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着前来迎接西哈努克的柬共代表团成员乔森潘和乔蒂丽，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而引起的灾难性的后果负责。我想对你们提出一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当然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一跳就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再蹈我们的覆辙。”
这一段话见诸于中国出版的《波尔布特》，对于一贯篡改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死无对证的捏造，是中共在推卸自己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以为一个“行将就木”的“革命老人”，说些“其言也善”的话，是相当可能的。可惜这些惨痛的教训，被“初出茅庐”的柬共领袖置之脑后。
中共对柬共进城前的内部斗争，对柬共的极左思潮，不是没有察觉。然而，柬共的这些错误的根子在于中共，在于毛泽东思想。而当时中国自己正在进行浩劫式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己不正”的状况下，又如何能够去纠正更加左倾的柬共呢？事实上，我们也不妨问问周恩来：当中共在犯那些错误的时候，你周恩来又在干什么呢？
西哈努克在国际社会巨大影响，和在柬埔寨农民心中的崇高威望，都被柬共利用了。在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前，东德驻北京大使（前驻金边大使）的夫人，当时是含着眼泪劝西哈努克取消回国的决定，说他们认为返回柬埔寨后，亲王本人和王族成员都将遭遇不幸。西哈努克没有接受忠告，终于回到他的祖国，去承受了三年软禁生涯。在当时，东德与苏联是站在越南一边的，然而，事实证明，东德方面所表达的判断是正确的。
回金边后，西哈努克自己的居住环境极其恶劣，老鼠成群结队，水电时有时无。他说他终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有时竟无聊到观看壁虎交配来打发时间。后来西哈努克情绪失控，乃至与乔森潘争吵；莫尼克也精神崩溃，不时发抖。西哈努克的近二十名子孙被柬共杀害，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偷藏了一条大绳子，准备在浴室上吊，也常备大量安眠药，随时可以服药自杀。” 西哈努克夫妇能逃过大难，也算是奇迹。
说到莫尼克，她有意大利血统，在一九五二年举行的一次选美会上，莫尼克貌压群芳，使西哈努克一见钟情。自从莫尼克嫁给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就此收敛了风流的情种；莫尼克几十年如一日，陪同西哈努克遍访世界各国，她的美艳因此为世界所知。大色鬼苏加诺一再到访金边，明说就是为了再睹莫尼克的芳容。赫鲁晓夫曾经戏言，如果没有莫尼克的陪同，就不允许西哈努克踏上苏联的国土。有一次柬埔寨和苏联谈判友好条约，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不召而来，人人心不在焉，个个目不转睛……这些都是西哈努克的回忆。
莫尼克为西哈努克生下两位王子，大的叫“西哈?莫尼”，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国王，其人知情达理，孝敬父母，曾留学北朝鲜，金日成也很疼爱他。西哈努克被柬共软禁在金边时，柬共以假电报召西哈莫尼回金边参加纪念活动，于是也失去了自由，他曾经抱住父亲的双脚，要求父王将自己交给柬共，来换取父母的自由。次子“诺灵?狄奉”，留学苏联，思想亲共，与西哈努克做对作到水火不容。他甚至对波尔布特没有把西哈努克杀掉，感到不理解。当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时，小王子把西哈努克闹到忍无可忍，最后求助中国政府将他送去法国。
【西哈努克在美国谋求政治庇护】
一九七三年，西哈努克视察“解放区”时，波尔布特不让他知道谁是柬共的真正领袖；他回到金边后，波尔布特本人根本不去见他，而且还对人说过：“西哈努克对革命有些贡献，因此我们才免他一死，否则还真想杀掉他呢。”一九七九年元旦一过，越军兵临城下，一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请西哈努克到政府大厦来喝茶。
西哈努克到时，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已经站在政府大厦门前等候，波尔布特行弯腰合什礼，傲慢无比的英萨利，也只得跟着照办了。这是西哈努克访问“解放区”以来，第一次再见到波尔布特。波尔布特显得很有魅力，他用皇家和僧侣的称谓和用语与西哈努克交谈，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方式，乔森潘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同西哈努克讲话。
波尔布特是要让他到联合国去控诉越南。喝茶时，他对西哈努克说：“殿下在世界上有很多好朋友，一定能够为柬埔寨的利益争到好处。”西哈努克应对说：“我感谢阁下的政府派我去当一名‘律师’。”
然而，面临灭顶之灾，波尔布特还吹牛：“这次战争不会拖太久，也许只须两三个月，我们的战士和人民将把这些越南人打败。将侵略者赶出柬埔寨国土。到时，殿下愿意回国，我们将在祖国恭候。”在回忆这段话时，西哈努克不无幽默地说，他很钦佩波尔布特的口才和临危不惧的镇定。
最后，波尔布特说：“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必须撤退。现在需要您帮助我们的时候了，因为您在联合国很有名望。您愿意帮助我们吗？”西哈努克在说一些义不容辞的答应话时，英萨利插话：“我们安排了飞机，但由于座位不够，您只能同夫人先走。”西哈努克担心亲属将成人质，向波尔布特请求说：“请允许让我的全部家庭成员和我的同事，同我一起走。”波尔布特看了看英萨利，然后说：“好，让他们全体上飞机。”还是波尔布特决定放人，英萨利好像比波尔布特更刻薄。
一月六日早晨，越军的炮声离愈来愈近了。西哈努克一家人来到机场，见到机场的另一端停放着一排中国造的米格十九型战斗机，但由于柬共没有人会驾驶，都将留给越南人当战利品。而中国飞机能否到达，能否降落，能否起飞？也都是问题。直到中午一架波音七○七型客机降落在波成东机场，才使西哈努克见到了解脱的光明。
以越南占领了金边，推倒了柬共的暴政，既有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又有苏联的撑腰，占尽了上风。而中共则是最大的输家，也是它的历史上最大的败笔，它为了给柬共喘息机会，让西哈努克到联合国去谴责越南侵略，自然是唯一的办法。对共产阵营的内部恶斗，美国当然是喜不自在，然而“抑强扶弱”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它站在中共的一边谴责越南。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傍晚，西哈努克再回到北京，他已经再也见不到周恩来了，是起死回生的邓小平亲自来接的机，西哈努克走下飞机时，邓小平快步迎上去，第一句话又是“欢迎您再一次来到第二故乡”，不知道这话有没有歉意。几天后，西哈努克就从北京启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从他离开金边之时起，柬共派了秀木、杰春等三人全程监视西哈努克。
在安理会柬埔寨问题特别会议上，西哈努克谴责越南侵略，古巴追随苏联帮越南说话，安理会谴责案的表决票数大大不利于越南，但苏联动用了否决权。而西哈努克完成了他对柬共的的承诺，心却如死灰，他声明以后他是“自由人”“爱国者”，不再代表任何政府了。他机警地递纸条给美国保安人员，要求美国给予政治庇护。他和莫尼克，终于甩脱了柬共人员的尾随。
西哈努克向他的仇敌美国申请庇护，本可以成为一条惊人的消息，但美国考虑到要与中国结盟对抗苏联，就必须给中国人面子，因此先安排他们俩夫妇住进一家医院，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不久，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二月一日他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见面。
饱受毛共摧残后复出的邓小平，抚慰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奴克说：“红色高棉对殿下种种作法是令人遗憾的，他们忘记了殿下对柬埔寨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尊重殿下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甚至也还不满中国，对此我也应该向殿下表示道歉。”邓小平还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在中国将有绝对的自由，而且不再提出要他和柬共合作的要求。但邓小平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数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抱歉的话，共产党一口一个“人民”，可是心目中却只有帝王将相。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要面子的国家，而西哈努克就是中国的面子，惟有在中国他才能予取予求，这些斤两他都掂量得很清楚。于是，西哈努克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决定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必须接受某一国政府的供养，最好就是中国政府。”二月十三日，西哈努克从纽约飞回了北京，中国政府给了他国家元首规格的欢迎。
【邓小平教训“同志加兄弟”】
中、越两共，一贯唱着是“同志加兄弟”和“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高调，可是当波尔布特暴政被越共消灭后，邓小平就放出“教训越南”的狠话来了，“大同志”要教训“小同志”的，“老大哥”要教训“小兄弟”了。邓小平在对越南用兵的报告中指出，柬共的军队仍有一定的实力活动于农村山区，中国的“自卫反击”也是对他们的支持，对越用兵其实是“围魏救赵”的重施。
邓小平更知道中国军队长年不打仗，军力懈怠。他还说过：“这次自卫反击也是一次练兵。”邓小平可能还有更多的个人因素，他是要发动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来检验一下“我指挥枪”的能力，然后再用枪杆子来为“我指挥党”保驾护航。他在一九七九年初访问美国期间，就向美方做作了“教训越南”的承诺。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二十多万中国军队兵分两路越过中越边境，中方称这次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数中国人也有踏平越南方可解恨的思想，然而人民解放军的战力大为“失准”，野战部队连与越南地方部队作战，亦不能胜任。经历了长期“政治斗争”，正应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悲哀戏言，中国的军力已经十分衰弱。但这一场战争延续成经年的边界冲突，对越南的经济有很大的破坏，也算是达成一部分目的。
当然，邓小平本人对越南有一段不愉快的心结。中越恶战后，越南方面翻出了许多令中共难堪的老帐，其中有一条说：“一九六四年东京湾事件后，邓小平曾秘密访问河内，向越南方面提出，愿意每年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附加条件是要越南拒绝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越南方面还说：“越战期间，中国方面曾千方百计阻挠苏联援越物资的运输。”
那时，苏联是世界一霸，黎笋有了俄国人的撑腰，揭露中共毫不假颜色，他说：“中共支持越南革命的目的，是它吞拼印支及整个东南亚计划的一部分。”还说，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提出中、越联合协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夺权。一九六七年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曾鼓励华侨青年搞红卫兵运动，遭到越南方面制止。一九六八年中国反对越南在南方发动“春节攻势”，认为只能靠打持久战取胜。越共把这些芝麻绿豆全部扯在一起，其中当然不乏事实，但象“吞拼印支及整个东南亚”这样的罪名，也只是用了世界共产党惯用的“上纲上线”的伎俩，要把中共搞臭而已。
叫中共下不了台的是，黎笋还揭露，一九七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达成秘密协议，中国愿意协助美国保留阮文绍政权。交换的条件就是要美国放弃台湾。因此，一九七一年毛泽东规劝到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建议越南放弃解放南方，但遭到范文同的拒绝。我们当然无法求证毛泽东和尼克松之间的私房默契，但毛泽东向范文同作此建议，越南方面是没有必要造谣的。
黎笋对中共的这番不留情的揭露，实在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越共再也料不到它抱的那条苏联大腿，竟至于溃灭于骤然；而日日摇摇欲坠的中共，居然还能挺到今天，中共、越南、北韩竟成共产主义的三盏孤灯，越南也只能学“改革开放”，有时还要到北京讨一杯羹。总之，世界上的共产党，行事都是一个模式：不作尽作绝，是决不罢休的。
【柬共重整旗鼓，又重归失败】
在美、苏称霸的冷战格局下，中国又与美国连手，使柬共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拒绝承认金边当局，并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而溃退到边境山区的柬共，也不得不检讨过去的一些失误，在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如波尔布特就曾经承认取消货币是错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柬共宣布“自动解散”，实际上“翁卡”（革命组织）原封不动。一九八五年波尔布特、农谢宣布退休，以进一步改善形象，但波尔布特仍主宰红色高棉的一切大政方针。之后，红色高棉部队开始恢复元气，八十年代末拥有二万五千人的二十五个师的军队，控制着近约二成的偏远国土。
而西哈努克和“自由高棉”领导人宋双，也在柬泰边境各自拥有小股武装。尽管西哈努克憎恶柬共，但还是再度与之合作。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柬共、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由西哈努克任主席，宋双任总理，乔森潘任副总理兼“国民军”总司令。红色高棉是三方中最大的军事力量，西哈努克是它最大的政治资本，中共希望柬共能在西哈努克的招牌下继续生存下去。
一九八六年以后，联合三方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增强；反倒是二十万越南军队无法决战决胜，长期滞留柬埔寨，军费浩大；而国际的制裁，又使越南经济停滞不前，其间发生民众大批逃亡的船民惨剧，使越南的面子很不好过。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乔夫上台以后，对前任遗留的问题作了许多反省，如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开始与中国改善关系。这种大局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柬埔寨的政治解决方案。
柬埔寨问题的要害有两个，一是越南撤军，二是处置柬共头目。前者纠缠了很多年月，但一九八六年黎笋死后，情况迅速变化。一九八九年一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突然访问北京，开始了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四月五日越南又单方面宣布将于九月三十日前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这为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铺平了道路。越南的这些做法，显然来自苏联的压力。
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的彻底崩溃，越南失去了靠山，更必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受到重创，也急于在世界事务上改善自己的形象，过去是毛泽东和“四人帮”在柬埔寨问题上涉足太深，邓小平对柬共极左路线则未必不深恶痛绝，只是苏越连手的军事成功过度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不得不强打着精神来支持柬共。而一旦越南有意和解，中共立即顺水推舟。
后来经过美中苏英法五国、东盟诸国和联合国的斡旋，经过长达两年的谈判，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与会国外长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十三名成员（西哈努克，金边政府六人，西哈努克派、自由高棉、柬共各二人），在《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议》《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议》《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及《最后文件》上签了字。同意实现民族和解，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西哈努克的决定“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回金边复会，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柬共代表乔森潘由曼谷乘飞机到达金边后，即在寓所被愤怒的民众殴打成伤。
为了调解柬埔寨四派的斗争，联合国从一九九二年二月起，陆续派出二万二千名人员，帮助实施巴黎和平协议。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维和行动，总共花费二十八亿美元。然而，在巴黎协议上签字的红色高棉一方却突然变卦，以金边当局控制实权和存在越南移民为借口，拒绝与之合作，并抵制预定的一九九三年进行的大选。它先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继而拒绝裁减军队，还不断采取军事进攻，进而发生多起伤害维和人员的恶性事件，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亡六十六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军人。
波尔布特做出这个错误决定，是因为他对柬共取胜毫无信心，他希望“枪杆子”能够维持一个持久的对立局面。而他对西哈努克派取胜也没有把握，他寄望于西哈努克派竞选失败后，重新与柬共结盟。选前乔森潘还曾经在曼谷会见宋双，提出只要他退出大选，红色高棉方面愿意向他提供六百万美元的援助，但遭到宋双的拒绝。
结果，其它十九个柬埔寨大小政党，都参加了一九九三年五月举行的大选，出人意料的是，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到 45.47％的最高票，金边当局控制的“人民党”得票 38.22％。“奉辛比克党”是“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党”的简称。
在苏联东欧纷纷变天的情况下，金边方面未雨绸缪。巴黎会议尚未结束，以韩桑林为首的“高棉人民革命党”，就在金边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人民党”，并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旧纲领，和实行自由经济、多党民主、保证公民权利，尊奉佛教为国教的新目标。这些变动是为了改变形象，适应未来大选的需要。他们还很早就看到西哈努克站在谁的一边，谁就将是大选的胜利者。
人民党的骨干是由柬共“叛徒”组成的，他们大都是苏品的下属，东部大区的中下级军事干部。然而，他们中间产生了洪森这样圆滑的政治家。洪森生于一九五二年，投身红色高棉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谋反时还只是一个青年军人，而一九八七年他以总理的身份在巴黎与西哈努克会面时，已经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一九九一年，他就亲自去北京把西哈努克接回金边，两人竟能相处得象父子一样。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柬埔寨王国政府组成，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王子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中国和泰国立即承认它是合法政府。然而，柬共既想离间新政府，又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交出控制地区和解散武装。首鼠之间，时不待人，柬埔寨两大派的格局迅速重组，柬共与西哈努克、宋双的“三方联合”自动破裂。柬共葬送了回归政坛的历史性机遇，也失去了中共对它的最后寄望，正如一位中国官员说：“红色高棉的事管到这里，中国也管够了。”从此中共对柬共的援助全面停止。
新政府得到全世界一致承认，柬共军队士气开始涣散。在乔森潘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时，七月间柬共部队又在各地挑起事端，残害百姓。新“三方联合”政府军，决定对柬共实施清剿。一九九三年八月中旬，在诗梳风以北的丰查镇的战事中，英萨利几乎被擒，柬共中央大批重要文件被缴获。十月二日，乔森潘再到金边以“承认政府”来讨价还价，无奈柬共已经没有身价，乔森潘无功而还。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政府军攻克柬共北部重镇安隆汶；三月二十二日陷西部重镇拜林。尽管拜林和安隆汶相继被红色高棉重新占据，但它的战力已非神话。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柬埔寨王国国民议会宣布“红色高棉”和“民主柬埔寨”为非法组织，继而对波尔布特与英萨利作了缺席审判。红色高棉争取东山再起的十五年斗争，又付诸东流。
【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毛泽东“输出革命”是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而五、六十年代中共操办“输出革命”的就是邓小平，当时中共和越共的立场是一致，要推动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据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说，一九五九年马共就作出了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而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会见马共领袖，促令他们恢复武装斗争，并在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以秘密管道向马共持续提供了巨额的运转经费。
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后，他的“输出革命”的立场，发生了南辕北辙的变化，而正是柬共的困境促成这种变化。因为援助柬共的物资必须通过泰国，一九七九年中共要求设在中国境内的泰共“爱国阵线之声”降低调门，泰共拒绝这个要求，电台随即被关闭。一九八○年十二月，邓小平接见陈平，要马共关闭设在湖南山区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理由是要换取东盟国家在联合国支持柬共，而且是“李光耀要我立刻终止广播”。
事实上，东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都是在中共的直接参与和帮助下展开的。参加缅共斗争十五年的杨美红女士，在她的《婴粟花红》一书披露，缅共许多干部都是在中国受训武装斗争的，而缅共人民军的“七号”“八号”首长就是中共的军事顾问，其基层有大量的中国知识青年参战，缅共的军需和装备，更是由中共一手操办。她所描写的缅共的斗争方式和自相残杀，与我所见到的柬共所为完全雷同。
杨女士说缅共的中央会议常常是在中国境内召集，会议厅中悬挂毛泽东、林彪和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相片，会前三呼“毛主席万岁”和“德钦丹东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德钦丹东翻版中国文化大革命，党内也搞什么“斗私批修”“抓走资派”。中央书记处书记巴丁、中央分局书记顶吞、政治局常委博铁、依洛底瓦江军区政委梭东，都被无端处置，被杀前自己挖好葬坑，刽子手的屠刀提起，就人头落地。而德钦丹东也被贴身警卫一枪，结束了作恶多端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中共反省历史。邓小平认识到“输出革命”是在祸害世界人民，中共作出了停止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决定，从此东南亚各国走向国泰民安。中共领导人乔石出面召见缅共代表团，宣布到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终止一切援助。缅共迅即灭亡，余众有的在云南养老，有的在缅北经营毒品，继续危害世界。
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的始作俑者，当然是创建越南共产党的胡志明。他领导抗日、抗法的独立斗争，无可厚非。但自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终止战火，到一九五八年战火重起，越南南北两方的人民只休息了三年，而这场“解放南方”的战争，居然长达十七年之久，直至一九七五年方止。现在共产主义的“崇高理念”烟消云散，当初胡志明撕毁协议，发兵“解放南方”，自然是一场邪恶的非正义战争。
美国见义勇为，毅然出兵；而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中共苏共也竞相大施援手，这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搏斗。最后美国虽然失败，但越南民族也“付出了空前的牺牲”。而越南统一后，越共实施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经济全面崩溃。饥饿的人民竟敢以一叶偏舟投奔怒海，出现了世间少见的难民潮。这样的“民族胜利”还有什么意义？
【波尔布特的新婚】
波尔布特之妻乔奔娜丽早在一九七○年就精神分裂，八十年代初离开丛林到中国就医。一九八五年，年近七十岁的波尔布特与不到三十岁的“密松”（“松同志”）结婚，贫苦农民出身的密松一直追随柬共，据说这个婚姻得到了乔奔娜丽的认可。婚后密松为波尔布特生下了一个名叫“西”的女儿。
一九九八年四月波尔布特死亡，终年七十二岁。四月十五日，红色高棉按照佛教的仪式，为波尔布特举行了葬礼，十八日仪式结束后，波尔布特被火化，当时密松和西都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面，而死去的波尔布特则满头黑发。
二○○三年，西方记者在安隆汶采访了四十五岁的密松，那时她已经与波尔布特的秘书狄昆纳结合，记者向她求证波尔布特是中毒而死和尸体被调换的传说时，密松说：
“他是死于心脏停搏，没有人投毒。至于他的头发，是我在他的要求下给染的。他对我说，‘这样一来，如果我死了，人们不会相信这就是我’。”波尔布特说过这样的名言，“秘密工作是一切成功的关键”，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有这么一小手“秘密”。
密松说，一九八○年她就与波尔布特在丛林中相识了，当时有许多男子向她求爱，但她却与革命领袖一见钟情，后来为他生育。她说波尔布特是一个很“宽容”的人，一个很好的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她还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实的，不象传说的那样，是由“翁卡”安排了这场婚姻。
我们不必怀疑这位农村女子的真情，她所说的是她所知的真实，即波尔布特是个有七情六欲的真人。事实上，毛泽东也是情欲旺盛的男子，波尔布特和毛泽东一样，都会生儿育女，但是他们也是残害人类的妖孽，毛泽东使无数的中国的妇女失去丈夫，波尔布特使无数柬埔寨的儿童失去父亲。
波尔布特与高棉村姑密松的婚姻，是一双男女的血肉结合。然而，波尔布特与英萨利的姻亲关系，也因此新婚而结束。这对结识几十年的志同道合的政治友人，创导种族绝灭的共产主义领袖，从此亲密不再，而仇恨相继了。英萨利叛变后，曾经这样地议论他过去的连襟：“波尔布特行事只为巩固其权力，他认为自己是旷世奇才，在军事、经济、卫生、作曲、跳舞等各个方面，皆无人可及。简而言之，他把自己当作地球上的神。”
【连襟的决裂】
柬共党内视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两人，有着“盘石一般坚固”的关系。柬共进城前，英萨利为看守柬埔寨的“政治财富”西哈努克，长驻北京，他得过“四人帮”的很多恩惠。柬共已经进城后，英萨利担任“民主柬埔寨”的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英萨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他从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都变白了，他告诉这位高官说：“他们（指‘四人帮’）都是很好的人。”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奉召去北京报告情况，在金边时中国大使孙浩告诉我，身为民柬外交部长的英萨利，曾经在外交部对他的部属说：
“我们和中国的来往要特别提高警惕，我们欠中国很多恩情，他们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新兴起来的强国。可他们骨子里就是想把我们当成他的附庸国。”孙浩提到另一个“很坏的人”就是宋成，英萨利和宋成可能是柬共内部反对中共改革路线的主要人物。
一九七九年一月，柬共撤出金边后，越南扶持的新政权将英萨利和波尔布特两人，缺席审判且处以死刑。为此，英萨利曾对外国记者宣称，整肃处决大批柬共干部的时候，他在国外，因此完全不知情，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柬共的清洗是进城以后达到高潮的，尽管他有时在纽约联合国与会，但对许多柬共高层人物的谋杀，不可能不有所与闻。这个没有担当的机会主义态度，引起了高层死硬分子的一致不满，也导致他的影响力的下降。
然而，一九九一年巴黎和议签字前后，英萨利和宋成反倒是主张民族和解，和赞同参加联合国主持一九九三年五月大选的，但却遭到波尔布特以及农谢、塔莫一干人等的坚决反对。从一九九三年起，波尔布特就剥夺了英萨利的军权，一九九四年他动了心脏和腰椎手术后，他要求逐步退出第一线，只在梅莱边境做一些行政工作，那时边境贸易越来越红火，他又被波尔布特指为意志衰退，贪污腐败。
一九九六年八月，英萨利宣布向政府投诚。不仅使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这个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基地，还沉重打击了红色高棉的军心，由此拉开了红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事实上，在英萨利获悉红色高棉总部正在整理他的材料后，就加紧与洪森方面进行有关投诚的具体细节安排。但表面上，他的叛变是柬共第四五○师和第四一五师的军头推动的；据他的儿子说，这几支部队都坚定不移地信服他的父亲。这几个军人的行为，固然是被波尔布特的极左路线促发的，但他们与英萨利显然是密谋在先的。
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间，柬共在政治、军事两条战线上连续失败，西哈努克与柬共的决裂，又使它却失去了最后一点合法性。于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的柬共部队，前途不明，士气低沉。可是波尔布特奇想突发，竟于一九九五年在柬共内另组一个秘密的“贫民党”，来调查干部的思想状况，企图以这个“党中党”来控制局面。而这个消息走漏出来后，在各个部队的领导层又一次引起恐慌，驻梅莱的第四五○师师长索佩，和驻拜林的第四一五师师长伊钱，就开始串联，以图自保。
一九九五年五月，柬共中央指示各控制区内，除了农业生产外，禁止各种贸易活动，禁止佛事和修建寺庙，禁止同外界联系，没收汽车、摩托车和便携收音机。这一指示导致了相当数量的民众投向金边新政府。一九九六年五月，红色高棉中央又发布指示，没收农民的手推车和小货车，违者将被逮捕受训，索佩拒绝执行这项命令。接着四五○师和四一五师都接到有一批“经过长期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要来参加工作的通知。索佩和伊钱开始谋反。
七月中旬，宋成和塔莫视察各部队，讲解中央的新政策。在其它部队进行得尚顺利，但在宋成在梅莱，塔莫在拜林，分别受到营团级干部的质问，塔莫不辞而别。八月五日，索佩和伊钱都接到红色高棉总部命令，要他们去北方军区，向塔莫报到。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甚么，因此都没有服从。三天后，塔莫派了他亲信的三二○师副师长，带领三卡车官兵去抓索佩；而索佩部下五百人将他们反包围。对峙双方互相松手后，索佩带领部队撤出梅莱。
下午，红色高棉电台就广播了索佩部队叛变的消息，还指控英萨利是主谋，广播还命令驻拜林的坦克分队和步兵师前去消灭叛徒，但伊钱抗命。就这样四五○师和四一五师一同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第二天，金边政府就向世界发布了这个消息。
【洪森策反成功，英萨利受西哈努克宽赦】
为策反英萨利，洪森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意识到这将为和平解决红色高棉，彻底结束内战铺平道路。事实上，在六月间英萨利就得到了一盘洪森的录音讲话，洪森向他保证，柬共投诚人员的“生命安全、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将和柬埔寨公民一样，获得没有任何歧视的保障”，允许他们“加入柬埔寨王国军队、国家警察部队和宪兵部队、民政部门、以及其它王国政府部门”，或者“根据自己的志愿和能力，从事任何正当的职业”。
英萨利起事后，洪森和拉那烈王子立即赶到起义地区，慰问投诚部队，会见英萨利夫妇。洪森一再表示：“英萨利的行动不是投诚，而是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的宝贵贡献，是双方的共同胜利。”而且在群众大会说：“一九七○年以来的二十年战乱不断的历史责任，不应当由我们这代人负责，是上一代政治家遗留下来的。”还说：“除了波尔布特少数人外，我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对历史负有责任。”“你们返回社会大家庭，不是投诚，不是自首，是作为一个柬埔寨儿女应尽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结束战争和流血，重建家园。”
英萨利对西哈努克有很多失礼之处，柬共进城后西哈努克的许多家人死于迫害。英萨利和波尔布特，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三年，两度被缺席审判。而在英萨利投诚后，西哈努克表现了大度，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四日，他签署特别赦免令，赦免了英萨利，还将盛产宝石和木材的拜林划为特区，由原红色高棉人员自治，至今英萨利还住在那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彻底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编并入政府军。
英萨利率领四一五师、四五○师、五一九师和二五○兵团等部队四千余人投诚，是末路中的红色高棉走向公开分裂的第一步。到一九九七年五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百分之八十的作战部队。依一九九三年联合国的统计，柬共部队共二万五千人，因此合计有近二万人加入了英萨利的投诚行列。从此，柬共西部军区丧失殆尽，波尔布特和农谢、乔森潘、宋成夫妇等人，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从各地聚集到塔莫控制的北方军区的中心安隆汶，等待最后的失败。
转型中的柬埔寨充满了丑恶和堕落，拜林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金边政府论功行赏，率先投诚的红高棉领导人获得优待。第二年，伊钱就参加了洪森的“人民党，而且被委任为拜林市委书记和市长，“枪杆子里出财富”，这位党政军的首长，也是拜林的首富。他在拜林有三处新建别墅，在市中心还有三个店面。英萨利的别墅也是他送的，英萨利的儿子是拜林副市长，兼拜林医院的院长。
【宋成全家被杀】
失去了的每月提供一千万美元经费的拜林，在与世隔绝的安隆汶，红色高棉的死硬集团中也发出了与金边接触的呼声。然而。金边政府也在貌合神离的局面中。西哈努克派的胜选，是来自西哈努克个人声誉，并非是王子拉那烈的威望，因此金边的实权是握在红色高棉的“叛徒”洪森的手中。安隆汶能选择的谈判对手，不可能是死敌洪森，而只能是拉那烈。而拉那烈又一度是红色高棉的盟友，而且当时仍然有名无实，需要支持。波尔布特对这种接触不满，但还是默许乔森潘作出面经营这件事。
政府军副总参谋长的聂文财将军，是拉那烈王子方面的人，他说：“我们代表的王国政府方面，同以乔森潘为首席代表的红色高棉的对话，是从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始的。那天，我们派柬埔寨驻泰国外交官龙萨伦前往红色高棉的最后据点安隆汶，与乔森潘的代表毕文烈和狄昆纳等，就结束战争和实现国家统一进行对话，双方达成了协议。五月二十五日，我带领三名助手去安隆汶，与上述代表就同一问题举行磋商，又取得良好结果。六月一日，我们四人再次前往安隆汶，与乔森潘本人直接举行会晤，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事情顺利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认识聂文财，他是马德望国光中学的学生，普通话说得很好，后来他参加了拉那烈王子的部队，成了西哈努克派的一个重要将军。一九九九年我回金边，他是金边政界名人。
双方甚至讨论了柬共余部加入政府军的具体条款，其中有一条是波尔布特、塔莫、宋成三人必须离开柬埔寨。据说，波尔布特对此的反应是愤怒，塔莫不作声，而宋成则同意了。但是，六月十一日聂文财等人再次飞往安隆汶，进行最后一轮协商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原来是波尔布特得到了有人与洪森秘密联络的情报，而这个人恰恰是原柬共军队总司令兼民柬政府国防部长，波尔布特最坚定的支持者宋成。宋成的弟弟，就是驻诗梳风以南地区的三二○师的师长尼昆，在一九九六年的投诚浪潮中，尼昆和部队一起投向了金边，而洪森利用尼昆的关系，与宋成开始有所接触。
宋成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胡荣、符宁……这一批留法激进分子集团中的一员，他是波尔布特最默契、最信任，而且是最有能力的人，在担任柬共军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又是金边S-21监狱的直接指导者，因此直到最近，农谢坚持要把S-21中的屠杀罪行全部推卸给他。而中国方面也对他表示不满，孙浩大使在议论英萨利后，还曾经对我说过：“宋成这个人非常阴险。”而宋成的妻子云娅，不仅是一个善于生育的女人，她还长期担任柬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作为一个左倾知识分子，他和波尔布特结识后，共事了四十多年。一九八九年开始，他和乔森潘一起参与了各次和议活动。而同样作为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他甚至比英萨利更早就主张参加大选，但从此他就从红色高棉中央的高位上下滑，他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被“意志鉴定”的排字工人塔莫取代。无疑，英萨利的出走是他的榜样，但他和云娅，以及九个子女统统不智地陷在安隆汶这个魔窟中，根本没有出逃的可能。
老迈衰弱的波尔布特获悉宋成私通洪森，孤家寡人对“叛徒”的仇恨，已经不可按奈。六月十日凌晨，他召集紧急会议，乔森潘、农谢、塔莫等人到会，会中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枪声，波尔布特宣布，宋成是洪森的间谍，他已经下令将他枪决，与会者保持沉默，最后大家在绝望中离开。第二天，波尔布特强迫乔森潘在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上宣布，在安隆汶为洪森建立间谍网的宋成云娅夫妇，已按照人民的意志被处决。后来，金边的电视播送过宋成全家十一人的尸体被车轮碾压后，头颅破损的不堪目睹的镜头。
【波尔布特的死，才迎来红色高棉的末日】
当宋成、云娅的九个子女也死于非命的消息传入红色高棉的战士们耳中，最后一次叛乱的烈火被点燃了。六月十三日，宋成原来的一些部下带领战士向安隆汶进攻，波尔布特命令塔莫前来解围，但塔莫不仅拒绝执行，反而下令逮捕他的上司。波尔布特睡在担架上，吊着输液的盐水瓶，带着二百名卫士逃到泰柬边境的一个叫“普雅维哈”的古庙。临走时，他还吩咐把兼有的委曲求全和办事能力的乔森潘带上同行，他之与乔森潘的不可分离，就如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恩怨与共。
六月十八日，波尔布特身边的人员已经几乎散尽，他不得不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一位追随他多年的柬共军人回忆，波尔布特曾经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真想不到，处决一个叛徒居然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哗变。”事实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斗争狂人，他们以残酷而堵塞了自己的视听，那时不只是英萨利、宋成是叛徒，而是红色高棉人人都想叛变，都在反思这个领袖的所有作为。处决宋成一家，促成了柬共对波尔布特的判决。
六月十九日，安隆汶举行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庆祝他们的领袖被逮捕；红色高棉电台则又再一次宣布：“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然而，对“叛徒”毫不留情的波尔布特，却并没有表现出革命家视死如归的气概。当乔森潘向他宣布审判在即的时候，他恳求这个一贯谦让的下属，留他一条性命，因为“这样会对‘翁卡’更为有利”。七月二十五日，安隆汶举行了公判大会，波尔布特被判“终身监禁”。
红色高棉以药物继续维持了波尔布特三百天生命，让他与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安隆汶享受了宋成和云娅没有享受到的最后的天伦之乐。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他默默死去。
红色高棉对波尔布特的审判，引起世界舆论的质疑。但是，以红色高棉几个最后仅存的核心人物乔森潘、农谢、塔莫的经历、性格和处境而言，这或许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因为魔鬼曾经对他们有过不可言喻的魅力，而且他们又都是魔鬼的同谋。即便众叛亲离，但不等到魔鬼的自然死亡，他们是没有胆量将魔鬼处死的。
一九九三年大选后，国际社会和金边政府中的一些人态度强硬，主张将红色高棉领袖送交国际法庭审判。于是，无论是和解，或者是投降，他们都是死路一条，这也就成为红高棉与政府无法和解的最后障碍。而英萨利投诚后，洪森说这是“和解”，而不是“投降”，并让他率部在拜林地区安居乐业。洪森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停止战争。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使柬埔寨人民不再流血，他就有功劳。即使他过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但功能赎罪，值得我们欢迎。”于是只用了五年，就彻底解决了问题。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柬埔寨政府军副参谋长米索皮在柬泰边境，会晤红色高棉代表英潘等人。仅数小时后，英潘等人即宣布决定脱离塔莫，率领三洛和安隆汶地区的部属，无条件向政府归顺，其中包括塔莫的女婿米斯穆斯，参谋长盖姆翁，财务主管农努，以及这支部队的指挥官英潘、沙罗尤姆和吉姆森等，总数五百余人。十二月二十五日夜，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塔莫留在安隆汶就擒。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红色高棉，不复存在。金边的监狱里只囚禁了两名红色高棉犯人：密杜和塔莫。
由多国人员组成法庭原本计划于二○○七开始审判塔莫，但是塔莫于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病死在金边狱中，他的审判程序不得不终止，他成为又一个以死亡逃脱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而英萨利、农谢、乔森潘都以沉默在等待死亡，红色高棉领导人逃脱审判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真相的湮没可能才是最大损失。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让人们尽快遗忘这段丑恶的历史，而最好的办法又莫过于花钱消灾。二○○二年十一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对柬埔寨进行了四天访问，大笔一挥，勾销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点二亿美元的债务。二○○六年四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短短的两天访问中，又宣布了给柬埔寨政府六亿美元的援助。
北京的盛宴无时不刻在等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光临，洪森总理很快就要到中国援建的政府大厦中去批阅档，老迈的农谢和乔森潘还在拜林回忆权力的美好，而扁担山脉上埋着的中国地雷，则至今还没有扫清，或许永远也扫不清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给柬埔寨民族留下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六章 脱离中共
【政治立场不可靠】
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共将我一家人从柬共的魔掌中接回中国，得到这样“殊荣”的人不多，可见中共当局对我在柬埔寨的斗争历史是重视的。当时，我已经对柬共的路线深恶痛绝，而中共中央还在认为柬共是一个革命政党，认为它敢于做前人未曾作过的事；相反又为越南共产党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对柬埔寨有野心的。
我在外交部领事司作过一次汇报，我直率地表示中共有必要干预柬共政策。主听人还让我“按毛泽东思想，把详细的情况写出来，让中央参考”。我认为对党要无限忠实，就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写了出来，在这篇以“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起头的报告中，我说“以柬共之所为，用不着越南对它有什么野心，只要柬共内部有人敢于树起一面旗帜，波尔布特政权就会应声倒台”。
我给中调部的报告就更细致，中调部的人对我说：“听你口头报告，还觉得你是基本肯定柬共的，但读了你的书面报告，却发现你是完全否定柬共的。”原来他们是带着预设的立场看问题的，他们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结果他们反而利用我的情报与波尔布特合谋，杀害了柬共要人苏品，导致了柬共东部大区军民揭竿而起，而波尔布特政权果然不堪越南军队一击，应声倒地，历史不幸被我言中。
那时，已经打倒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汪东兴还在搞什么“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确定的路线都是不能改变的；支持柬共也不能动摇。中调部虽然重视我的报告的情报价值，甚至给了我许多表扬和许愿。但它和外交部一样，但发现我不迎合他们支持柬共的态度后，就开始认为我的政治立场不可靠。中共历来以“立场”取人，而它的立场又是变化无常的，这也是中共任用奸佞而归于失败的原因。去到延安、大寨参观和在天安门观礼后，他们就对我开始冷淡，要打发我到香港去，于是我们一家人先去了广州。
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情况就有所变化，一九七八年九月他在北京训斥波尔布特，说他搞了过左的路线，造成了柬共面临的困境。尽管后来邓小平依然支持柬共，但那是为毛泽东的路线擦屁股。而中共路线的修正，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时中调部可能不再认为我是一个“政治立场不可靠”的人了，但那时我已经心有异志，立场真的不可靠，而且准备脱离中共了。
【广州中调部招待所的刁民泼妇】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全家到了广州，被安排在中调部的一间招待所住下，它设在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有两大两小四个房间，我一家住两个大房间。服务员是“李同志”，惠州人，她住一个小房间，负责替我们做饭。她的女儿“阿兰”是人民警察，蓝制服帽上有一粒红星，住另一小间。阿兰的未婚夫是解放军，大家叫他“张参谋”，是海南人。
我们住在那里，感到非常荣幸，以为可以向共产党员、人民警察、解放军学习了。而一住就是半年，起初大家感情很好，我还与李同志认了姐弟。
有一晚闲谈，我问张参谋：“报上讲‘四人帮’那样胡作非为，但那时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为什么不管呢？”张参谋有苦难言，他支支吾吾地说：“你们有疑问是很正常的，我们也不好讲。”
我们一家整天无所事事，日子很难打发。在痛苦傍惶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过去一起做秘密工作的老同志，我们怕窃听，不敢在室内讲真话，就到中山公园去谈心。我告诉他，上面有意图让我到香港去，而我已经一切灰心失望，只想到农村去种菜。他马上接过去说：“他们让你出去香港，是天大的好机会。要知道，多少人想要到香港去？就是没办法去。你必须非常清醒，好汉就是要吃眼前亏。不管发生什么不如意的事，你一定要忍、忍、再忍。何必计较眼前的得失，看不惯周围的人和事，你到了香港，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周，你刚刚回来，完全不了解这个社会，一切情况完全不象过去书本上读到的那样美好，那都是被人美化了的故事，你如果还以为是真的，就太天真了；而你如果再意气用事，那更是要吃大亏的。”这席金玉良言使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就在广州耐心等待。可是，说是把我打发走，办手续却又花了许多时间。
总算联络的张同志来告诉我说，我和妻子去香港的批条最近就要下来，但是孩子要滞后一段时间，我听了非常高兴。星期六，妻子感到将要和儿女分手，趁手头有一点钱，想带他们去吃点东西。女儿很懂事地跟我们走了，而七岁的儿子却说要跟李阿姨去看电视。我太太情急，用柬语对孩子说：“你就好好在家，你如果出外，我回来打断你的脚！”她本意是想叫孩子一起去，但孩子还是不听。我们就只好和女儿走了，还第一次进了酒楼。
我们出门后，李同志问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妈妈出去？”他回答：“我不想去。”李同志说：“那你跟我去机关看电视。”孩子说：“我不敢去，妈妈说回来，要是不见我在家，要打断我的脚！”李同志听后，一肚火气快要炸。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家人竟被李同志和阿兰折磨到要发疯。
李姓妇人是勤杂人员，我们的饭菜都由她做。可是，这天她煮好早餐，放在炉子上，自己就回房去睡觉。不一回，她又跳出来。破口大骂我女儿“你死衰女、唔识罗出来食。”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而我一问她，她就恶狠狠地瞪着我，那张嘴巴象机关枪般嗒嗒地骂道：“我不想同你们这些阴险人讲道理。亏我对你们一家人那么好。你们竟然是两面三刀的坏蛋。我看错人了。”
我妻子把儿子叫到一边问了个究竟，他说：“李阿姨叫我跟她一起到机关看电视，我说我不敢去，妈妈说：要是她回来没看到我在家，就要打断我的腿。”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些话被误会了。我把这情况告诉张同志，她就更处处整我们，午餐晚餐都是冬瓜汤，清炒菠菜或白菜，连续一个星期。我又把情况告诉张同志，第二天张同志来说，李同志说她高血压不能为你们做饭了，要我们自己动手做饭，我们一口答应了。张同志就把肉票、鱼票、糖票、油票、粮票和四十元人民币交给我，这是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
厨房有两个煤炉，分一个给我们用。这种煤炭炉很不方便，但很耐烧，每天晚上要一块煤饼，让火慢慢地延续着，第二天再加一块煤饼来煮饭。可是我们不懂，第一天炉子就熄了，我们到楼下去拣树叶和废纸来起火，摸了大半天才起着了。我又去菜市场买肉，交肉票之后，卖肉的随便切一刀肉给你，连挑选都不允许。从此，我就到自由市场去买肉，我们一家人是这样才了解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了解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贫苦。
一九七八年时，广州自来水的压力很低，深更半夜用水人少的时候，三层楼上才会有水。而我们楼上没有畜水池，只有一个水缸和一个洗衣服用的大铁盆。每晚上我就起来盛水，先把水缸装满，再装满大铁盆、饭锅、汤锅、大碗、小碗，总之一切容器都用来装水。我们一家四口和她们两母女，一天就用这么一点水。
这个可恶的共产党婆，整人一招又一招。过去她半夜起来装水，现在我要半夜起来，这点小事我倒也不在乎。一天，她故意洗澡不关门，我刚好在客厅看报，她用缸里的水灌进她的裤头，伸手去摸洗她的阴部，让水流进铁盆，以示我们是喝她的阴道水。我不想说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这样的德行，但这个共产恶婆就是这么下流缺德。其女人民警察，中午回来，脚穿硬胶鞋，走路象操兵，故意砰砰砰，叫我们不得安宁。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人到东山区铁路局广场上去玩，那里有露天电影、下棋比赛、扑克比赛。我最喜欢看下棋，回到招待所，已是十时三十分，过去开门，锁匙一插进去门就打开了；但是今晚不能开。我知道她们把锁死锁了，于是哀叫请李大姐开门。可叫到嗓子哑了。她就是不下来。夜已深，我让太太和儿女站在门口等，自己去找公共电话，可是夜深了，没有人营业。我不得不到医院去借电话，报告单位的值班同志，要求帮助。
我急步跑回到招待所，又等了一大会，门终于开了。恶妇人还说我们不会开门。我本来气得要爆炸了，但还是克制了。这个恶婆一路上楼一路用广东语骂到：“丢你个老母，我落来帮开门，一句多谢都无。种瘟事，死喊家残，死扑街。”这是广东话最恶毒的咒骂。上到楼上她一路还在骂。我拿起电话打到机关去，我问机关的人听见骂人的声音没有？那个恶婆更大声地说：“我闹啊！你点？”（“我骂，你奈何？”）
张参谋现在也不互相招呼了。我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深情，看到电影中抓特务的公安人员，就无限崇敬，对董存瑞、雷锋那样的解放军就更加敬佩了，现在这一切破灭了，我气得头晕发病，天翻地转又呕又吐，连胆汁也吐出来。而那个共产恶婆拿起电话打到机关去，用广东话说：“张同志啊，你个客人就来死了，又呕又吐。你快地来看，迟了他会死啦。”
张同志向水果店借来一架脚踏三轮木板车，把我送到中山医院急救。医生说我患的是“歇斯底里症”。但我很清楚，我已经得了一种“不能和共产党同流合污的疯狂症”。过去听说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的材料制成的”，而我所见到的这几位中共党员、警察、军官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刁民泼妇，过去我在柬埔寨没有碰到过一个象他们这样品行的人，后来我离开了中国也就再没有见过这样恶劣的人性了。
而这些毒蛇一样的小人，竟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部属；而即便在它的中枢，也充斥着象王涛那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话说那正是一九七八年“春季广交会”期间，王涛也到广州来公干串联。他到招待所楼上来看我，我向他反映了这些情况，身为中央处长的他，对如此低级的勤杂人员的恶行，居然一脸漠然，毫无办法；他当然更没有设想过，这是否会使一个即将派遣海外的人员发生离心。
我记得王涛在北京训斥我说“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我还记得外交部的那位女司长一再对我说“事情很难办”。我和中共打交道的体会是“人人都是官，事事无人管”。说来，中共最核心最开明的机构如外交部、中调部，尚且如此散沙低能，其它部门就更可想而知了。
【去香港“潜伏”】
一九七八年夏天，越南开始与中共翻脸，柬共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根本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中共急于把我送回金边，还不如将我们送到香港去应变。那时，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中调部经费想必也十分紧蹙。而中调部利用我们这些“爱国华侨”，向来都是不肯花钱的，他们一共只给了我们两口子一千港元，就把我们打发到香港自生自灭去了。我们这些“爱国傻瓜”，也向来都是“自愿爱国”“分文不取”的。当然，也有例外，一九七○年他们让我在金边潜伏，是给了我一大笔钱的，但那是“康老”安排的特殊任务。
我为中共工作了几十年，本以为自己回到中国以后，就一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可是组织上竟对我说：“我们了解你的革命历史，但不承认你有组织关系。你要重新正式申请入党。”我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他们暗示必须办理入党手续，才能放我去香港，我才写了申请。我在去香港时，只是中共的预备党员。他们花一千港元把我放到香港去“自生自灭”，“灭了”没有什么损失；“生了”说不定还是一颗“为党工作”的棋子。
我冒充是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张中根太太的外甥，向港英当局申请移民，一九七八年五月间就办好了手续，去香港的前一天，管我的“齐部长”（中共的“部长”很多，可大可小）来问我还有什么要求。这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他们从来没有过问过我，我也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这回我们夫妻二人要先走，孩子们还要暂时留在广州，因此我要求说：“请求领导上能够将我们的孩子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住。”他一口答应了。
是中国旅行社的一位干部把我们送出深圳海关，我们在罗湖移民局，坐等了很久，直到一名“内线”移民官坐台，才上去办理入境手续，他问我：“你到香港去做什么？”我按约回答：“姨丈要我去帮忙做生意。”他就在护照上盖了一个“永久居留”的印章。出了关，我们在一位张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原因是在香港的领导“老许”回北京开刀，没法接头。他回到香港，才让我与香港中国旅行社的“林主任”联系。老许名许耀兴，据说是泰国华侨，早年回国参加了革命。
我们在香港举目无亲，又没有一技之长。离开了张先生家后，租了一间四平方米的楼阁，租金就要四百港元。香港是弹丸之地，居住环境非常恶劣，有一句有名的俗语：“给你吃，不给你住”。我们两人只好到工厂去拼搏。我先做烫牛仔裤的工，技术不行，用力过猛，还没有赚几块钱，就把手给弄肿了。后来又到单车制造厂去做装配工，清晨上班，半夜才能回到家；妻子白天去车衣，下班还背一大包回家加夜班。后来，我们搬到廉租屋“九龙城寨”去住，上下要爬十二层。
四个月后，永久居留证件才到手。张先生开的一家旅行社让我带了一个旅行团去广州。到了广州，晚上挂电话给女儿，让她带弟弟来酒店相会。见面时三人拥抱成一团。坐下后，我看到儿子的两只脚在腐烂灌脓，我问女儿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你们走后，齐伯伯没有让我们搬家，只是搬来了一台电视机放客厅给弟弟看。”她又说：“学校看我年龄大了，要我试读初一，而我只有三年小学程度，就必须赶功课。但那母女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我就带着弟弟留在学校做作业。弟弟就在课桌上睡着了，被蚊子咬成了这个样子”。
她擦干眼泪又说：“那俩母女太可恶了！这几天，广州天气冰凉。我想在厨房煮点热水洗澡，但他们把煤炉弄灭了，不让我煮。我只能用冷水给弟弟擦身，冻得他跳起来直叫。我自己也用冷水洗身，冻得我也发抖……”
从柬埔寨来时，我们一家穷到只有四个背包。除了几件衣服，四条高丽参，两顶军用尼龙蚊帐，一部日本收录两用机，一无所有。我曾向这位李大姐表示，去香港时会将这些东西留给他们，她很高兴地告诉女儿说：“阿兰，你结婚不用买蚊帐了，周同志留给我们的还有收录机呢。”这些东西看来不值钱，但那时国内有钱也买不到的，而且也没人有钱。等到关系闹僵了，她以为帐子和收录机的希望就吹了，于是就来折磨孩子了。
我出生在民风淳厚的柬埔寨乡间，自幼向往有四千年文明的华夏祖国，又以为祖国到处都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人物。叫我失望的是，没有见到一个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没有见到一个勇于牺牲的江姐，在北京遇到的是不管我们死活的腐朽官僚，在广州则遭遇了这些为蝇头小利而计较不休的刁民泼妇。共产主义不仅把社会糟蹋得一贫如洗，而且人性都已经普遍卑劣，我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叫我失望透顶的祖国。
我气炸了！既然共产党造就了这样恶劣的社会和人性，我还要当“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要自由自在的做人。我拿起电话，挂到机关去。刚好是张同志值班。我告诉他说：“明天我就要回香港去了，再过几天你们就会接到我的退党声明。请你们帮我的孩子办手续，我要接他们到香港去。尽管我现在的生活还不稳定，但也不相信一家人会饿死在香港的！”
我是一个忠实的人，当向往革命时，义无反顾；一旦看透了共产党，也是义无反顾。我本来可以不说这些话，但是我要羞辱他们，他们看上去是巨人，内部却是一盘散沙。在中共的眼里，你跟他走，你就不重要；而你要反对他了，它就重视你了。
我回到香港以后，就递交了退党书，几天后他们通知我，说上级要在广州见我，想不到这位上级竟就是位高的王树仁先生。我说到过王树仁，六十年代他是驻柬埔寨的商务参赞，是中国大使馆的实际领导人，七十年代末是中调部副部长，在广州担任重要的工作，他为人非常随和亲切，没有一点官气，对我在柬埔寨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那天，他的太太也来了，我们叙了旧，他对我受的气，似乎也已经有所了解，只是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嘛”，听了这种国内滥用的空话，我也没有什么应对的本事。他劝我继续为党工作，碍于面子，我就对他说：“今后我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我还是会去做的。”那次我把孩子也带走了。
【在香港打烂仗】
我在香港一筹莫展，杨杰先生给过我两千港元的帮助。有一天路上巧遇马德望的老朋友陈华发先生，他见我一副落泊相，就建议由他出资一百万港元，购买一些面包车，开辟跑深圳到汕头客运，要我到广州去找门路拿批条，生意上由我来负责管理，年终分百分之十五的红利。我回到广州去钻营，却到处碰钉子，没有人愿意帮忙，因此事情没有成功。
每次回广州，看到到处都是开“皮包公司”的倒流海外的“归国侨胞”，他们利用进出两便的机会，四处钻营，买空卖空，想趁改革开放的赐机，捞第一桶金。
我在香港也学会了“冒险精神”，就也在九龙注册了一个“联发贸易公司”，提一个公文包，上下一脚踢，实际一无所有，连活动费都是借来的债。
“广交会”，我去凑热闹，学派烟拉关系。有一个外贸干部看了我的“联发贸易公司”的名片，说我这个公司的名字取得好，我说：“不但名字好，内在也百分百好，我可以和你联合起来发财。”交了这个“共同富裕”的心，才签到几单辣椒干、白瓜子、桂皮的货。虽说是有了供货的合约，但我没有能力开信用证，只能做中间人赚取佣金。而佣金是要到对方收到货，一切满意后才支付的。
记得与我做的第一单生意的，是一个来自黎巴嫩的中东商人。他在广州也一筹莫展，我们之间语言不通，我让他看了我的合约书，他知道我有货，于是到香港来，想见见我的“虚实”。当他见到“九龙城寨”地小人多，建筑老旧，垃圾满街，苍蝇乱飞，真吓了一大跳。他打电话上楼，要我下来见他，彼此用纸写，后来又约我到旅店去见他。他有钱买不到货，只能从我这里转手，我想他也是不得不服了我的。
我女儿来到香港后，读书懂了一点英文。于是父女俩人登门造访这位客商。他看来很需要这批货，我说只提百分之四的佣金，但他说只要顺利到货，就愿意支付百分之五，他用手提打字机打好合约书，女儿看后认为没有问题，合约就签成了。
不久，我就收到一封中东来信，夹着一张支票，是他付给我的佣金。我做事也很守信用，逐步开始在香港、星加坡、马来亚、中东有了一些客户，他们又再互相介绍，“联发贸易公司”看来很有前途，我对“自生自灭”也就有了一点信心。
【重逢老伍】
一九七五年初，我与老伍在越柬边界的社马分手，那时越南的战火纷飞。一九七八年秋，我们又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重逢，这时漓江的水清澈见底。他是中国旅行社桂林分社的一个管信件收发的副经理，我是香港旅行社的一个临时导游。
我很敬重老伍，以他对事物判断的透彻，对下属的知人善任，以及与越南共产党高层的亲密关系，和在柬埔寨开展工作的实际经验，中共委他一个方面要员，他的能力也绰绰有余。可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和背景，中共就更不能信任他。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他在川龙新社和我在一起，那时他就把柬共看扁了。他以波尔布特对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认识的肤浅，行事的残暴，不止一次向我预言过柬埔寨的悲惨结局。一九七四年，他回北京汇报工作，也不可能不向中共中央流露这种大逆不道的真知灼见。
我们回顾了走过的忠诚的道路，却怀着失落的苦痛彻夜长谈，设想着永远逃避不了的“海外孤儿”的归宿，他的妻子沉重地说：“德高，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老伍还告诉我蔡抗生从北京下来看他时说“周德高不知天高地厚，胆边生毛，敢和共产党斗”，可见我退党反抗的事情已经尽人皆知。但老伍对蔡抗生说“周德高很有胆量，替我们侨干争回了一点颜面，也让共产党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骨格”。
【援救在泰国的同志告于失败】
一九七九年元月，越南军打进金边，柬共就倒台了。二月间，中国出兵“教训越南”，因军队的战力不佳，教训也就很不理想；再碍与螳螂苏联在后，更不敢深入，于是早早就撤了兵。而中共在越南的人员也被一网打尽，柬埔寨的华运同志，大部分逃到泰柬边境的难民营。中共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印度支那，如今只剩得是白纸一张。
一九七九年初，老伍也从桂林来到香港，中共好像也没有给他任何资助，生活非常艰苦，好在有一个侄子周济他的生活。我只见他写了许多信给黎笋和阮文灵，要求他们释放受冤被捕的华运同志，使我心中非常感动。五、六月间，老伍建议我到泰国难民营去看看是否有老朋友，我向留港的几位柬埔寨侨商募了一点旅费去了泰国。
我到了曼谷，先找到了马德望同乡杨春裕，他原来是“国光学校”的董事，“群星体育会”的总干事，是侨界很有名望的人物，而且与我也非常友好。他在政变前去了澳门，又从澳门移民泰国经商，那时他一帆风顺，家资富有，当印度支那难民大批进入泰国后，他就到边境地区探望，做了许多救援工作，也了解了许多情况。
他先就告诉我，我的母亲、二妹、三弟，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已经被美国接受，从难民营去了美国。说是有一个幼年生长在汕头的美国老传教士，到难民营访问，听到我母亲和二妹在讲潮州话，就与他们交谈起来，我母亲形容枯槁、命运凄惨，他见了十分同情，于是就用教会的名义出面担保，将他们全部接到美国的北卡罗来那州去了。而我的岳母陈春花一家还留在难民营。
杨春裕给了我一点钱，安排了我去了“考依兰”和“迈律”难民营，找到了岳母一家，又见到劫后余生的洪卫、杜华、宝兰、起丰、美英、林明雄等老友数十人，其状惨不忍睹，亟须救助。他们大部分是从东部和东南地区逃来，李力则是先到了老挝，再来的泰国。我暗示他们不要再抱“落叶归根”的观念，还是在西方寻找出路，否则后悔莫及。大家都明白我的好意，唯有林明雄大骂我是叛徒；后来他被中共安排在海南岛农村种田，曾经来信表示后悔，希望我帮助他离国，最后贫病交加，瘫痪死于病榻。
回到香港以后，我和老伍想到《棉华日报》有一笔广告费存在香港“中国银行”，而这笔大约五十万港元的钱，是五个人（潘丙、江文奇、郭之勤，蔡粱铿、黄盛遭）联名立的户，有三人联署，即可提款。当时，郭、蔡、黄三人都在香港和澳门。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写了一个动用这笔款项的求援同志的报告给“国务院侨办”。
不久侨办召我去北京，司长吴济生和处长张弓、林立三人接见了我，我把泰国方面的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向他们说了很刺激的话：“过去你们都说要发扬阶级感情，现在阶级兄弟非常需要你们的感情了。”他们听了很不是味道，但也不好发作，要我回香港听候指示。后来北京方面的确通知了香港中行，但我们在中国银行会面提款时，郭、蔡、黄三人中的黄盛遭拒绝签字，他借口是“不相信周德高”。
黄盛遭，福建人，原来在柬埔寨做钢铁生意，是金边侨界有名的“鳄鱼头”，凡事都要由他领头出面，有一次他为了争出头，竟引起福建帮和潮州帮械斗。而这回不是由他出头去救人，他就宁肯置人于困境不顾了。我这一生遇到过许多没有理性的人，而象黄盛遭这样蛮横的倒还是从未有过。我来回泰国曼谷，又两次去北京活动提取那笔款项，但碰到这个“鳄鱼头”的捣乱，不但毫无结果，却还误了我两个月的生意，因此就更灰心了。
这事把中共搞得非常难堪，泰国的难友们在眼巴巴地等钱；而北京的伟大指示，又可以止于一个“鳄鱼头”之手。中共自然不能冒“见死不救”的恶名，有一天中国旅行社的周副总经理召我去，给了我两万美元，叫我转交老伍，我签了字，把钱交给了老伍。至于这些钱是做什么用，我连问也不愿意问了。中共花了数以几十亿计的财力物力，制造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可是只愿以几万美元来收拾残局中的败卒。
【拒绝去柬埔寨】
到了一九七九年夏季，柬埔寨大局已经底定，柬共只能在柬泰边境游击，金边的生活也逐步正常化。中国驻泰国大使参加曼谷的外交使团，也到边境去做样子探望难民，以为是配合了世界上的一片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声音，但在难民营遭到难民的羞辱，中共也就明白柬埔寨人民和华侨痛恨柬共和中共，远远甚于痛恨越南，柬共回金边只是做梦。
秋季的一天，中共在香港的高级负责人，“粤海公司”总经理许耀兴约我见面。
他问我：“你敢不敢返回柬埔寨？
我反问他：“没有什么敢与不敢，只是去柬埔寨做什么？”
许说：“有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我又问他：“以什么身份回去？是以目前这样的落魄的身份回去吗？”
许反问我：“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说：“既然是有任务，我就应该是以商人的身份去。后台老板当然是中国。让我代理一些柬埔寨人民需要的商品，卖出以后再还款。”
许耀兴最后说：“好吧，等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其实我非常明白，柬埔寨是中共的一块心病，而它的信息已经完全断绝，因此中共急于让我这样的“勇敢分子”进入金边，重新为它开辟情报来源。然而，中共在国际上扼杀金边政权的努力，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金边当局仇视中共的情绪也正在兴头上，我在金边知人太多，知我者更不少，只怕是有去无还了。
当然，我也想起王涛处长在北京训斥我的言语，“周德高，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完了。为什么老提那些问题，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有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他们凡事都要“请示中央”，万一我在金边有个三长两短，怕更是有去无还了。
再想到这个可与“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媲誉的“中调部”，上面虽有副部长知我任我，下面却有无知无识的勤杂人员欺我辱我。对于这样一个全无章法的团体，我为之卖命还有什么价值？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更不是二十年前的我，叫我去“赴汤蹈火”，我是不得不要问一个“为什么”的了。
只数日后，许耀兴又来约见我。他告诉我说：“你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让香港某皮草公司的陈某老板持名，你协助他的工作。”我听后很明白，他们是不信任我的，他们真还不如“康老”任用人时，先就给了我几十万元柬币。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派我去赴汤蹈火的时候，却还在怀疑我，于是我就一口回绝了他。
我既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对我下毒手。有一天我从罗湖过深圳，排队过海关，那条龙很长，但过得很快，一般人交上回乡证，盖章就放行。轮到我的时候，女关员看清回乡证上的名字，就把它交给一旁的男关员。那人就将我带进一间黑房，命我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没有查出什么东西，他们下不了手。但这一招使我清醒：有情况。到了广州，我在华侨大厅租了一个通铺过了夜。
第二天，我很快又发现了跟踪者，那是一对扮做情侣的男女。然而，我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故意急步趋前，他们也快步追来；我又突然急转回头，看看他们的面孔，他们就停下来交谈。待我返回到华侨大厦，他们也缓步过来。我叫了一辆“的士”到东方宾馆，要将刚发生的事情告诉老伍等朋友，后面一名公安骑摩托尾随不放，我走进东方宾馆某座二楼，他也尾随到服务台，然后盯住我进入那间房。
我把情况告诉他们朋友，他们一起轰笑了起来，说我神经过敏。当晚我已经熟睡，突然房门被打开，闯进来一个女公安，开亮了灯，说：“我是查房的，看你回来了没有。”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们是要罗织“嫖娼”的罪名来抓人。第二天一早，我就赶紧回了香港。
后来朋友们了解到，这不是我神经过敏，而是任务下达得非常紧，只要稍有把柄，就将我拿获。我与中调部就此绝了情，它在我身上的这些作为，像是上了它的船，就非要替它干到底。其实，它是怕我将内幕公诸于世。老伍对我恩义很重，他通过其它线路上友人，向有关方面担保我不会出卖人事和机密，因此事态才渐渐平息，我也就保了几十年的密。
【幸福的晚年】
回到了香港，我就决心离开中共阴影笼罩下的香港。我化了不少年，历尽风险，才偷渡到美国来，后来又获得了合法身份，成为了美国公民，终于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安全。过去我曾经与美国为敌，今天我发现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我深深地热爱这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
自从我踏上这块繁荣富强的国土，除了驾车超速收到过罚单，始终保持良好的公民纪录。我七十多岁了还在南方的一间学校当清洁工，但我工作勤奋，无怨无悔，以善待报答善待我的国家。我能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以最平常的心做人，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快乐。
今天，中共已经不原再回顾这些事情，而我们这一代共产革命的曾经信徒，也行将逝去。我的同志们大都受到过柬共的摧残，有的虽然逃离柬共统治，却又被越共监禁多年，今天又都是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共的弃儿。我将自己经历留给后代，也是向历史表达自己的悔意。
（全书完）
把小孩集中起来与父母隔離培養、、、
而中国、称把皇帝的思想都改造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