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19日，对于中国的钢都——鞍山而言就是最为值得纪念的日子。该日清晨6点半，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的统一指挥下对鞍山发动了总攻。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准备进入鞍山。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下，国民党军丢失了贮水池和立山以东两个高地，其残余部队迅速溃败集结到神社山和对炉山，同时将指挥部向鞍钢的办公地“大白楼”转移。下午4点，大白楼也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被俘，鞍山市市长罗永年在大白楼自杀身亡。鞍山宣告解放。
鞍钢实在太重要，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工业企业，其接管与恢复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工业建设及未来的经济发展。陈云在东北局工作后即谋划如何对待工矿企业和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尤其需要的是技术、工人、干部以及设备。只有做好这些才能接管并恢复生产，这考验着刚刚来到这里的共产党人。
初进鞍钢：接管与归序
鞍山刚解放时的鞍钢第二制钢厂国共的鞍山之战在鞍钢结束，除去少量被战火破坏外，虽说整个鞍钢大体完整，但是破烂不堪的厂区、残缺不全的设备、越膝深的荒草使鞍钢显现出衰败之景象。进城的解放军第二天就张贴出布告，号召鞍钢员工到厂报到。在接管鞍山的问题上，东北局也好，鞍山市委也好，显然都没有经过周密的筹划和部署，也没有通过做地下工作的城工部予以配合，城工部事先从未开会研究如何接收钢铁厂的物资人才及城市治安问题，也未指定鞍钢专门守卫部队。加之鞍山是由几个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共同打下的，故而，整个鞍山秩序混乱，并发生了部队进城抢劫事件。尽管在进攻鞍钢的同一天稍早时候，中共中央就电告东北局，用接管石家庄的经验来提醒东北局在接管城市后一定保持秩序稳定，防止混乱及恶性事件发生。南满分局乃至鞍山前线是否及时收到该电目前还不得而知，然而事实是南满分局显然对接管鞍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南满分局要求统一有计划的搬运物资，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派负责人及时接管处理而导致鞍钢所属厂矿大部分被各部队和各单位占据，20多个单位各据一方，许多物资被私分乱搬，地方党政制止不住。
1948年春，柴树藩（左二）和郝希英（左三）等在鞍钢大白楼上合影
接管鞍钢的布告面对混乱情形，鞍山市委立即电告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要求派人迅速接管鞍钢。此时，陈云想到了他的下属时任辽东办事处经建处副处长的柴树藩。他与办事处主任吕东都交待柴树藩，立即去鞍山了解情况，接管好鞍钢。1948年3月初被任命为监理的柴树藩取道桓仁、草河口、摩天岭前往负责接管鞍钢，之所以选择柴，主要是因为他多少懂得一点工业。陈云要求柴树藩必须取得地方党政和军队的支持，团结全体职工，把鞍钢接下来，要其它单位退出鞍钢，建立秩序。柴树藩来到鞍山后即以辽东办事处接管鞍钢负责人的身份，找到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与市长刘云鹤，在鞍山市委和地方军区与公安局的配合下，宣布接管鞍钢，颁布了保护工厂的布告，对进出鞍钢以及搬运物资都做了严格而明确规定，陆续促使占据鞍钢的各单位撤出。同时，在部队的支持下，武装了一批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纠察队，实行武装护厂。这些护厂工人，大多出自被召回的原鞍钢工人，也有因为要度日而加入的工人，因为加入护厂队至少可以得到不多但可度日的粮食。由于鞍钢厂区过大，即便对重要部位派驻部队及工人武装昼夜看守。偷盗事件仍难以避免，护厂人员与盗贼也不时发生争斗。如，在鞍钢接管不久护厂队中就涌现出曹凤岐、郝新明、李振宽等护厂英雄。这些护厂英雄被中共培养成积极分子，他们之后不但被吸收入党，而且还多少都担任了领导职务。
鞍钢工人武装护厂为了鼓励工人护厂，中共对工人们敢于斗争的精神大加赞赏，给予相应的嘉奖。不仅给予实际的物质利益，而且还有政治上的无上荣誉与地位。如曹凤岐不但被评为护厂一等功臣，而且还接受大报采访，荣登头版，进而在1949年作为特邀人士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郝新明忠心护厂不仅被任命为鞍钢护厂大队长，而且还获得4000元救济费。冒死参加抢运器材的李振宽就因此被推选为职工代表，他所在的集体也被评为先进单位，最终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工人不但平时更加努力工作，而且有空闲时，还向工友们讲些革命道理，帮助工友提高政治觉悟。留用与怀疑：非党干部与技术人员的使用
中共接管鞍钢要恢复开工生产，就必须解决技术人员的问题。由外行的党的干部来担任厂长、车间主任，哪怕马上着手学习技术，也无法达成目的。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留用那些没有离开的旧的技术人员。1948年6月鞍山市政府要求在籍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专家无论在职还是赋闲一律在一个月内到鞍山市政府登记。鞍钢想方设法留用相当一大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人员，以及国民党未能撤走的有留学背景的中国技术人员，同时又从国内各地招聘来一批专家和大中专毕业学生。在鞍钢恢复生产之初，留学欧美的技术精英显然成为了主要依靠的对象。
当时鞍钢有中国籍技术人员200多人，大多是随国民党到鞍山来的。1948年2月19日中共占领鞍钢后，除去已经离开鞍钢的，“国民党全厂干部技术人员及地方党政人员无一漏网。”他们曾被作为俘虏集中起来送到辽阳刘二堡看管起来。但是，中共中央对此很快即表示了异议。柴树藩接管鞍钢后，鞍山市委立即下令禁止技术人员离鞍。4月9日，中共中央工委就鞍钢留用技术人员问题明确电示东北局，要求对技术人员要善于留用，照顾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使其能够安心为我们工作。据此，东北局也开始注意到这些技术人员的价值。因此，它很快就指示鞍山市委派人将这批人从部队手中要回，并把他们全部送回鞍山。这中间还有日本技术人员104人及中方协理6人和技术人员30余人。为争取这些技术人员安心工作，7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城工部关于鞍山一技术人员谈话的报告，要求做好留用人员的工作。为了更好的激励这些技术人员发挥作用，中共决定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为此，鞍钢为留用的技术人员提供比较好的待遇，超过一般机关干部的两倍以上。这样的政策成功的争取到曼纳尔等外国技术专家，他们为顺利恢复生产做出了不少贡献。
靳树梁鞍钢对不同的留用技术人员采用不同的政策。对于靳树梁、邵象华等中国技术专家，注重发挥他们的专长为我所用。鞍钢注意运用他们的专业才能，将其分配到相应的岗位，最终这些技术专家基本上都回到原来的岗位。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大部分也都回到原来的岗位，发挥他们的作用。鞍钢对他们也格外优待，将仅有的中型客车专门用来接送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而鞍钢自己的干部们则大多徒步上下班。甚至在1949年7月9日鞍钢开工典礼的大会上，一名日本技术人员还被邀请到台上佩带大红花以示表扬。鞍钢还通过留用技术人员来召集工人，参加工厂的恢复生产。一些从鞍钢离开的技术人员在李松堂等人的影响下主动纷纷回到鞍钢，也有一些技术人员是靳树梁等人提出姓名，鞍钢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回来的。东北局还在陈云的支持下从上海、湖北以及京津等地招聘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这些技术精英们在鞍钢接管后的恢复初期有职有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12月26日，鞍钢公司正式成立后，鞍钢开始有自己的技术专家身居要津。典型的例子就是蔡博和周传典，蔡博等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以及周传典等人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深得信任，他们既是诸多技术问题的骨干，又成为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导师。并且开始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
蔡博留用旧技术人员不能满足鞍钢的需要。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东北局认为只有尽快聘请苏联专家来鞍，否则鞍钢难以全面复工。陈云在1949年10月对苏联大使罗申坦言，恢复经济生产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缺少既懂专业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从国民党接收下来的技术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的政治观念都亲美。在鞍钢，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也只有苏联专家能够让中共放心使用。对于苏联专家来鞍钢一事，中共格外重视，刘少奇要求对苏联专家工作只准搞好不准搞坏。一旦出现问题，都要追究中方的责任。
刘少奇访问苏联鞍山市委也指示要加强与苏联技术专家亲密团结，尊重苏联专家意见，一旦与苏联专家发生分歧，都要从自身严格检讨，同时按照上级要求将此问题上升到反苏就是反革命的政治任务高度。为此，鞍钢也做好各种准备，在工作、生活条件、工资待遇甚至是安全保卫上对苏联专家照顾备至，并向苏联专家详尽介绍了鞍钢各工厂的情况。中共利用苏联专家帮助恢复生产的同时也要求鞍钢干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从中加速学习，争取尽快学到更多的技术。
苏联专家帮助修复工厂事实上，苏联专家到鞍钢后，也尽量展现友好，改变自身在工人中的形象。一方面，这些专家尽心尽力的为鞍钢恢复生产给予技术指导出谋划策“询问甚详”。大到工厂的整体规划，小到管道、门房的设计建造，机器的安装调试都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苏联专家指导鞍钢如何组织领导生产，负责起草企业管理的材料，编制鞍钢生产建设规划，设置鞍钢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这些苏联专家也对工人施以友好，他们走进工厂与工人握手，不嫌工人手脏，出入有灰尘、肮脏的地方，态度很不在乎，给工人们留下了颇为不错的印象。总体而言，鞍钢的工人与干部和苏联专家相处均很融洽，干部们觉得苏联专家也确实比自己高明。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鞍钢逐步将日德等技术人员边缘化，乃至后来遣返其回国。努力学会做“老板”：中共鞍钢干部初适大工厂
在接管鞍钢这样的大工业后，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即希望鞍钢能够尽快恢复生产。由于鞍钢面临着缺机器、缺资本、缺专家，缺干部，因此高岗向中央建议准备调一批文化较高的干部进入工业，“不如此，不能解决问题。”随着东北战事的终结，鞍钢的职员和工人陆续开始回到鞍山。12月26日，东北局委派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的李大璋以及技术干部郝希英、王勋等正式组建了鞍山钢铁公司。郝希英等人在中共党内算是多少懂得工业、有管理工厂经验的干部，但是高岗与东北局显然低估了恢复生产的难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些有管理工业经验的干部在进入鞍钢后还是与这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格格不入，自己所掌握的那些领导与管理工业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鞍钢的情况。
东北局在东北战事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情况下，就从南满分局及鞍山市调来一些干部进入鞍钢，大批干部则是在1949年东北将鞍钢作为建设重点后接连从各机关和东北各省市地县调来的大批地市县级以及部队中的团级干部。整个鞍钢的人事干部安排调配全部由东北局组织部负责，鞍钢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共对鞍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东北土改工作中颇有名气马宾正是此时被调到鞍钢任职。马宾早年在新四军工作，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之一，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参加解放东北的战争，主要在新解放区做土改工作，其发动群众运动搞土改的方式也曾一度被高度肯定。随着鞍钢恢复生产，中央及东北局调派大批干部进入鞍钢，充实鞍钢的领导力量。此时在辽宁省委担任秘书长的马宾也奉命于当年9月到鞍钢就任第一副经理。之所以选中马宾担任这个职务，一方面与当时鞍钢干部的级别对应任命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马宾在工业方面掌握一些知识，以及他善于做群众运动工作的经历。
马宾早在抗战刚刚胜利被调往东北时，就在沈阳搜罗了几箱子有关工业的书籍，努力学习工业知识，按马宾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搞工业建设有莫大的兴趣、志愿和决心”。之后在任辽宁省委秘书长的同时，还在省委机关所在的瓦房店兼职担任滚球轴承厂厂长，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尽管这些来自农村和军队的干部或能征善战，或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充当厂矿长或车间主任一职，却并不适合。马宾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当他真正走进鞍钢这样的大工厂时才发现，他仍然十分缺乏搞工业的基础知识和起码的工作经验。马宾与郝希英、李大璋、王勋等人毕竟只是在根据地搞过小军工厂，他们中不少人甚至没有见过大工厂，对如何管理大工厂更是知之甚少。
鞍钢第一副经理马宾（左一）与经理李大璋（右一）和副经理郝希英（左二）、阎志遵合影毛泽东意识到中共对于经济建设不大熟悉，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去学如何进行经济建设，要向懂得经济的人恭恭敬敬、老老实实的学。东北局于是明确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尽快从战争转向工业建设，要由外行变为内行。为此，鞍钢组织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学习业务知识，老师则是由邵象华等技术专家及新毕业分来的大学生充当，有时也会请日本技术人员讲课。很多干部因为能够到鞍钢这样现代化的大企业工作而兴奋不已，为了把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很注意倾听技术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向技术专家学习。如作为鞍钢副经理的马宾便如小学生一样，向当时留用的技术人员学习，早上五点起床，晚上还进夜校。经常把技术人员召集到家里来研究鞍钢的技术问题，同时请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及现场技术人员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努力虽说掌握了一些冶炼钢铁的知识，但离真正的懂得冶金炼钢还相距甚远，对于管理鞍钢这样的大企业仍是有“拿鸭子上架”的感觉。除去向旧技术人员及在鞍钢的苏联专家学习外，后来马宾又找到与其相熟的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要求派其留苏学习。尽管干部们被提拔起来担任厂长等职务后如饥似渴的加紧学习，但仍是在短时间内无法熟悉掌握这些技术，因此陈云便称在鞍钢中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这些决策者还是没有学会做“老板”。中共意识到自己在工业上的外行，在干部们刻苦用功之时，也力求对原有制度尽量维持原状不动，这种灵活的策略使鞍钢在接管之后及恢复生产的早期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与此同时，中央开始强调从工人中培养选拔干部，以便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为此，1949年初鞍山市委成立职工总会干训班，开始培训和选拔工人干部。工段长、班组长等基层干部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己选举，在工厂开工后才逐步由上级从工人中培养干部加以委派。被提拔的都是或在护厂、献交器材及立功竞赛中表现积极的有技术的经过考验的，或是在群众中有威信，或是一直追随并经过党的教育培养的老工人。
不过，这些老工人虽然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却大多受到旧社会风气的熏陶，最初虽然积极向党靠拢，但是政治理念淡薄，而且成为干部后由于文化水平低也大部不会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为此，鞍钢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工人干部的文化，开办训练班教授他们文化知识和党的基本知识。随着各厂矿逐步恢复生产，鞍钢在培养选拔干部时逐渐将掌握技术、有工作能力和积极性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鞍钢厂矿众多，有的也并非都是由训练班选拔，而是个别培养。像非主要部门的给水厂，就从没有办过训练班，该厂所有干部都是个别培养。
在鞍钢接管与早期恢复生产时期，中共很大程度上没有料到也不了解现代化大企业在管理上和技术上的难度，是不可能简单地靠农民出身的只具有小学程度的干部，通过短暂的刻苦和用功，就能够克服的。东北局所派来的干部也远远不能满足整个鞍钢的需要，这就使得鞍钢公司及厂矿的领导大多由派遣来的干部担任，而工段与班组等这样的基层干部则大多由工人中培养。
在工人中公开建党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如何与工厂中的大量工人打交道，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接管鞍钢也好，恢复生产也罢，没有工人肯定无法完成。如何动员和带领工人为中国工业化而努力同样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接管与恢复生产这个鞍钢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央及东北局都十分重视工人问题。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但提出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和企业，要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其着眼点就是为着迅速恢复工业生产。
中共决定在鞍钢公开党和建党，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东北的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已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从事地下斗争。另一方面，由于接管和恢复初期，中共在鞍钢党组织太过薄弱，公开建党有助于更好的组织工人恢复生产。鞍钢接管之初，虽建立党支部，但也仅有8名党员。随着调派进入鞍钢的干部到来，党员数量有所增加。鞍钢党的工作一直由鞍山市委主管，公司一级不设党委，厂矿一级设立党委，党委书记都是老干部。1949年6月鞍钢厂矿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厂矿下设的车间、工段都设有总支、支部。在干部配备上，公司及厂矿党委书记、厂长都由老干部担任。工会、团的干部则从工人中选拔上来的一批干部担任。
东北局发出“大量、慎重”发展党员的指示，要求在工人中发展党员。鞍钢很多厂矿却未及时执行东北局的指示。许多厂矿在1949年7月以前虽然接到该指示也声称要发展党员，但终究行动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各厂矿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行政的负责人，在党政双肩挑的情况下恢复生产的任务繁重，无暇顾及发展党。6月6日，鞍山市委发出《关于发展党的决定》，要求鞍钢从6月上旬起，通过开展恢复生产竞赛，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从中吸收党员，逐步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计划到1949年年底发展1000-1500名党员。随后鞍山市委直接派出组织部长鲍成吉、宣传部副部长邢路等，分别深入到鞍钢的炼钢、炼铁、轧钢、修造4个部，督促其公开发展党组织，因此在7月份鞍钢才开始重视这项工作。
实际上，鞍钢各支部在公开党的问题上顾虑重重。有些党员自认在恢复生产中没有很好的发挥党员作用，怕公开后有损党的形象。针对上述情况，鞍钢各厂矿党支部向党员和工人群众讲明公开建党的重大意义，同时向党员说明公开正是帮助这些党员改正错误。恰恰此时的工人对党的认识模糊，很多工人只知道共产党好，但到底怎样好，为什么要入党，普遍的不知道。对究竟什么人可以参加共产党还不清楚，甚至有些工人认为工会就是共产党。因此，7、8月份鞍钢大多数厂矿普遍开办短期训练班，把发现的积极分子抽调进班，向他们讲授党的基本知识，由党龄较长的党员带头与这些积极分子具体讨论讲解，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提高工人的政治认识。
公开建党使得党支部的党员数量骤增。如制铁部在1949年7月前只有5名工人党员，而通过上述途径发展党员后，在7月底，党员人数便增至37名。7、8月份的训练班为鞍钢打下了建党的基础。很多厂矿都觉得开办这种小型短期训练班是在工厂中建党的最好方式。在7、8月份的训练班结束后，由于有了基本的力量，于是在之后的9、10月份便不再采用训练班的方式发展党员，而是通过现有党员下去了解积极分子提名交党支部及小组长，然后由小组长与支委个别谈话使其认识了党，并自觉提出入党要求后再吸收入党。
新党员入党，都举行了公开而严肃的入党仪式。仪式庄严隆重，新党员都戴上大红花面向党旗宣誓。仪式还吸收各厂团员及积极分子观礼。会上很多积极分子兴奋的发言，表决心，争取入党。公开举行入党仪式除去要让新入党的工人能够增加荣耀感和使命感以及燃起积极分子的激情之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让未能入党的积极分子和工人群众明了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共产党，对党员的标准做到心中有数。截止到9月，整个鞍钢共建成45个支部，先后发展1000多名工人入党，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全年计划的一半。著名的老英雄孟泰也在此时加入共产党。
在1949年7月正式开工之后，鞍钢发展党员重点放在直接生产中最主要的部门。到1949年年底，鞍钢的党员总数增至2722名，仅下半年，发展新党员2205名。从1949年9月中旬开始，鞍山市委连续办了5期党训班，共培训鞍钢的新党员1488名，绝大多数是1949年6月份以后入党的，占96%。鞍钢各厂矿公开建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的组织基础。一些党员因为公开而改正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促使他们在恢复生产中积极表现。大部分党员在献交器材和恢复生产的生产立功竞赛等运动当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多都被评为功臣。
献交器材与恢复生产
1948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强调只有机器照常转动，人员照常工作，才是真正接收了企业。中共接管之初的鞍钢机器不转，人员缺乏，恢复生产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机器物资奇缺。
受到战争的影响，鞍钢的设备流失严重，加之苏联拆走很多大型设备，使得鞍钢在短期内恢复困难重重。一方面，鞍钢及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向苏联寻求援助。经过谈判，苏联将很多拆自鞍钢的设备返还给鞍钢，中共中央也从苏联购置了不少工业设备。另一方面，鞍山市委还决定将在国共争夺鞍山期间抢运出去的器材全部运回来。当鞍山市委得知很多小型设备、器材及零部件都被工人拿回家，便开始考虑将工人手中的器材收回来以利恢复生产之用。鞍山市委及鞍钢的领导们对购买、没收还是无偿交回三种方式的利弊进行分析，鞍钢轧钢部主任吴铎认为最可行的自然是动员工人无偿交回。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同意这个做法。为此，鞍山市委就计划把修复鞍钢恢复生产的意义和目的向工人讲清楚，通过发动献交器材运动既要达到回收器材的目的又激发工人的生产热情。
1948年12月1日，鞍山市职工联合总会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开展献交器材运动。5日，发出指示，动员工人献交器材。20日鞍钢普遍开始了献交器材运动。22日，鞍山市政府发出布告，号召全市人民积极献交器材，加速恢复鞍钢生产。明确表明无论器材来路如何，藏在何处，只要无保留的献交出来，便既往不咎，并酌情给奖，而对于隐匿不报不献交的人，要严加惩办。发出号召的布告之后，鞍山市委与市政府颁发了《物资清查条例》和《献纳器材条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此做了规定。鞍山市总工会成立了“就业介绍所”，规定凡是积极献交器材者可以优先录用到鞍钢工作。鞍山市政府做出明确规定，对于那些踊跃献交器材的工人给予一定的奖励，自动献交者，按物资实价发给30-50%的奖金。这个政策显然激励了很多工人，他们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器材献出。
动员工人，本由工会负责，但此时的鞍钢工会不但与鞍山市工会合署办公缺乏独立性且人少质低，仅有的36名干部中只有7名是专职脱产的，其余都是生产上的工人与职员，工会会员也只有200多人，单靠工会无法独自完成任务。最终，鞍山市委决定市委市政府配合市总工会，动用各区、街道政权的力量，进行深入的发动。由鞍钢同市委组成工作队，发动干部和积极分子推动运动展开。在此过程中，积极分子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积极分子多的地方献出的器材多。
献交器材的场景
献交器材的场景鞍钢各厂矿召开职工大会做动员，宣传献交器材于国于己的意义，并且组织工会干部到工人家中动员，秧歌队、宣传队齐上阵同时也借助报纸、广播等现代媒介广泛宣传。工人群众踊跃，车拉肩抬，器材摆满空地。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运动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献交器材总数达52462件。其中运动开始的前十天就收到重要器材1123种，有的居民当场献交车床、电机，有的区6天就献交器材130车，甚至有的工人将自己开电料行剩下的电气材料全部献出来。1949年2月，鞍山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但是，有资料显示，献交器材中收获更多的是诸如电流表、各种灯泡、电线、螺丝、水泵、轴承、铣刀、锯条、钳子、电钻、钻眼机等工业生产中的辅助器械或零部件以及电机等中小机器，大型机器不多。尽管如此，献交器材运动显然对恢复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中还培养了大批的积极分子，锻炼了干部。这些干部和积极分子为恢复生产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随后1949年4月开展的立功竞赛运动与10月份开展的群众性创造新纪录运动中，鞍山市又一次动员工人掀起献铁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鞍钢各厂矿从接管到1949年末陆续修复，采取边修复边恢复生产的方针。1949年6月27日，炼铁厂2号高炉终于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一时间万众欢腾，鞍钢具备了正式开工的条件。7月9日鞍钢正式开工，在开工典礼上中共中央赠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这体现出鞍钢的地位与作用，并对鞍钢在中国工业化中寄予期望。
鞍钢开工现场1949年1月鞍钢即制订了修复计划，并在3月进行了修订。不过，这个计划本身比较粗糙，仅仅是指出了哪些工程在哪些期间配合哪些设备，如何的修复起来，而真正执行起来仍是困难多多。共产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不敷使用，而且由于从未接触过如此复杂的工业生产却又必须完成任务，故此鞍钢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太过缺乏现代工业生产的专业知识，许多干部头脑中少有工业生产常识，更没有经济核算的观念。这就导致鞍钢的恢复生产缺乏必要的经济核算。每件工程应需人工、材料若干，实耗多少，始终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修建记录只记载了付出的新材料，而未把现场实际使用的旧材料也记录在内，对于剩余的材料也不办理退料手续，结果究竟实际使用多少还没有明确数字，特别是关于一些零星物资如氧气、电石等更是多半缺少记录。整个修复过程下来，实际浪费很多，造成成本剧增。鉴于上述情况，同时由于实现工业化必须最严格地节省和积累资金。故此，实行经济核算就成为必然。在中央指示下，东北局发出贯彻经济核算制的决定，鞍山市委也奉命搞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运动。鞍钢实行经济核算制，最初并不是通过建立上述制度进行而主要是以发动合理化建议运动和反对浪费创造新纪录的形式展开。这主要是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中共的干部也不懂得这些现代经济管理知识，他们更习惯于用在根据地和延安时期的政治手段，发动组织群众献计献策，降低成本，干部也积极发现新纪录创造者，同时对各个厂矿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凡创造新纪录，或者在生产工作上有所改进与创造者给予物质奖励，并由此衍生出计件工资制和超额奖励制。这些制度办法虽然也多少学自苏联经验，但更多的恐怕是在恢复生产实践中的无奈选择。在1949年年底之前，整个鞍钢都在边恢复边生产，生产的同时也在修建。鞍钢既是生产厂所又是建设工地。
尽管中央及东北局一再要求建立经济核算制，但实际上，对经济核算，鞍钢的工人与干部仍是不大熟悉。要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生产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所擅长的政治动员与群众运动的手段。这种方法能高效的完成任务，因此受到鞍钢广大干部的喜爱。尽管中共中央几次告诫，不要把农村的方法搬到城市，但在1948年后期和1949年初期，许多进城的干部仍设法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动员。事实上，尽管鞍钢学习了苏联模式，在生产中建立经济核算制，但是受到人员素质及实际情况的影响，经济核算制在鞍钢的实行并不像苏联那样严格。
结语
对于常年在农村中进行革命的中共来说，进入大城市，不能不说是大变动。初掌大工厂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尽管中共在思想认识上对于接管城市和工业都有所准备，但是一切都还是那么陌生。东北局及其基层在最初进占鞍山和接管鞍钢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们和现代化大企业的格格不入，甚至中央再三指示后，他们观念上和做法上仍旧常常跟不上，或做不到位。
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鞍钢的秩序得以恢复。对现代工业管理与生产都外行的中共干部在领导鞍钢上,不得不将非党的技术精英作为依靠的对象,并积极培养自己的干部与技术人才。在工人中公开建党大大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扩张,这为恢复生产提供了组织基础。在早期恢复生产中,鞍钢在一定程度上依旧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器材物资问题,来推动生产立功竞赛和创造生产新纪录。尽管他们也开始注意到需要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生产管理制度,但是在鞍钢更多的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恢复鞍钢生产。在鞍钢早期恢复生产中，共产党的这种革命传统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时革命传统与工业化的现实首次碰撞。革命传统的韧性与建设之间的张力在之后的日子里依然影响着鞍钢。
我还在继续跑步。这几年，每年的佩斯要下降十多秒。坚持着，不受伤，能继续跑就满足了。
资源委员会派去接收鞍钢的人中，有家父的同学和朋友 有一位是国共两党均为元老的吴玉章的侄儿吴大璋
结果就从退休变成了退休， 工资差一截不说， 医疗费也不能全报销了
席卷天下的战争是从东北开始的。
鞍钢九十年代末还在用平炉炼钢，西方国家在五十年代就淘汰的技术，工厂开的全是蒸气火车，九十年代基本全厂是西方三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几十年公司从日本接受过来没有任何技术进步。管理人员在九十年代还是文革的管理方式，周三一下午干部和技术人员不干活政治学习，特别看不起知识分子，崇尚熟练技术工人。产品质量非常差。2000年后，还有改善
华东革大1949年初在江苏创办。王海系山东人，抗战末期参军。维基说他在1945年底入“山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这可能是华东大学的前身，后来又被并入山东大学。
你说鞍钢90年代还用平炉炼钢，指的是还有平炉没有完全拆除吧？首钢70年代末基本就完成了平炉向转炉炼钢的升级，我父亲是包钢平炉升级到转炉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工作是从1972年开始，只用了一年多第一个转炉就开始出钢，最后什么时候淘汰的平炉我不确切。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八十年代有不少日本人生在鞍山，下火車基本上自己就能找到台町自己岀生的房子。九十年代街上開的有軌電車能看到生產於日本大正時期時代。到了九十年代，整個東北的國營大中型企業全是垃級公司。基本上全是運行古董設備，生產過氣產品，養著不會乾後的工人。我在鞍鋼就看到七八個電工一起去換燈泡，在市區經濟這些國營企業職工根本沒法生存，鞍钢九十年代末为了生存，把四十万工人减到三万人。很多下岗失业男的去抢，女的去卖。这些当初创造这种企业怪物的先驱人，没想到这些后果吧！我九十年代毕业在鞍钢第一年基本工资七十多元人民币，
鞍钢在八九十年代，企业中层领导几乎全是技工学校出身，对大学学历的人特别排斥。全中国的钢铁厂几乎都是鞍钢人去援建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鞍钢的工资排到后面。说到首钢，听到一个故事，八十年代西门子工程师到首钢安装设备，发现一个一八九几年产的西门子设备还在运转，喜岀望外，西门子花钱买回去作展品。
我到现在和人聊天没有多一会儿，对方问，哥们儿东北人吧？老亲切了，哈。
据说2010以后，全国的钢铁企业东北话已经不占主导了。
而且转炉技术在六七十年代已经非常成熟。鞍钢居然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大学学习炼钢中国教科书都不教平炉炼钢了。五十年代，欧洲转炉技术刚刚开始，使用的不多，到中国和日本推广，中国学习苏联坚决不使用，日本成为最早使用转炉国家之一。
鞍钢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能制造民用船的钢板。我父亲半导体行业，九十年代初，企业尝试作集成电子，制造几个没问问题。根本没办法行企业化生产。就算当时运十生产岀来，有谁敢坐？前苏联的客机都没人敢坐。
1948年2月19日，对于中国的钢都——鞍山而言就是最为值得纪念的日子。该日清晨6点半，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的统一指挥下对鞍山发动了总攻。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准备进入鞍山。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下，国民党军丢失了贮水池和立山以东两个高地，其残余部队迅速溃败集结到神社山和对炉山，同时将指挥部向鞍钢的办公地“大白楼”转移。下午4点，大白楼也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被俘，鞍山市市长罗永年在大白楼自杀身亡。鞍山宣告解放。
鞍钢实在太重要，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工业企业，其接管与恢复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工业建设及未来的经济发展。陈云在东北局工作后即谋划如何对待工矿企业和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尤其需要的是技术、工人、干部以及设备。只有做好这些才能接管并恢复生产，这考验着刚刚来到这里的共产党人。
初进鞍钢：接管与归序
鞍山刚解放时的鞍钢第二制钢厂国共的鞍山之战在鞍钢结束，除去少量被战火破坏外，虽说整个鞍钢大体完整，但是破烂不堪的厂区、残缺不全的设备、越膝深的荒草使鞍钢显现出衰败之景象。进城的解放军第二天就张贴出布告，号召鞍钢员工到厂报到。在接管鞍山的问题上，东北局也好，鞍山市委也好，显然都没有经过周密的筹划和部署，也没有通过做地下工作的城工部予以配合，城工部事先从未开会研究如何接收钢铁厂的物资人才及城市治安问题，也未指定鞍钢专门守卫部队。加之鞍山是由几个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共同打下的，故而，整个鞍山秩序混乱，并发生了部队进城抢劫事件。尽管在进攻鞍钢的同一天稍早时候，中共中央就电告东北局，用接管石家庄的经验来提醒东北局在接管城市后一定保持秩序稳定，防止混乱及恶性事件发生。南满分局乃至鞍山前线是否及时收到该电目前还不得而知，然而事实是南满分局显然对接管鞍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南满分局要求统一有计划的搬运物资，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派负责人及时接管处理而导致鞍钢所属厂矿大部分被各部队和各单位占据，20多个单位各据一方，许多物资被私分乱搬，地方党政制止不住。
1948年春，柴树藩（左二）和郝希英（左三）等在鞍钢大白楼上合影
接管鞍钢的布告面对混乱情形，鞍山市委立即电告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要求派人迅速接管鞍钢。此时，陈云想到了他的下属时任辽东办事处经建处副处长的柴树藩。他与办事处主任吕东都交待柴树藩，立即去鞍山了解情况，接管好鞍钢。1948年3月初被任命为监理的柴树藩取道桓仁、草河口、摩天岭前往负责接管鞍钢，之所以选择柴，主要是因为他多少懂得一点工业。陈云要求柴树藩必须取得地方党政和军队的支持，团结全体职工，把鞍钢接下来，要其它单位退出鞍钢，建立秩序。柴树藩来到鞍山后即以辽东办事处接管鞍钢负责人的身份，找到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与市长刘云鹤，在鞍山市委和地方军区与公安局的配合下，宣布接管鞍钢，颁布了保护工厂的布告，对进出鞍钢以及搬运物资都做了严格而明确规定，陆续促使占据鞍钢的各单位撤出。同时，在部队的支持下，武装了一批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纠察队，实行武装护厂。这些护厂工人，大多出自被召回的原鞍钢工人，也有因为要度日而加入的工人，因为加入护厂队至少可以得到不多但可度日的粮食。由于鞍钢厂区过大，即便对重要部位派驻部队及工人武装昼夜看守。偷盗事件仍难以避免，护厂人员与盗贼也不时发生争斗。如，在鞍钢接管不久护厂队中就涌现出曹凤岐、郝新明、李振宽等护厂英雄。这些护厂英雄被中共培养成积极分子，他们之后不但被吸收入党，而且还多少都担任了领导职务。
鞍钢工人武装护厂为了鼓励工人护厂，中共对工人们敢于斗争的精神大加赞赏，给予相应的嘉奖。不仅给予实际的物质利益，而且还有政治上的无上荣誉与地位。如曹凤岐不但被评为护厂一等功臣，而且还接受大报采访，荣登头版，进而在1949年作为特邀人士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郝新明忠心护厂不仅被任命为鞍钢护厂大队长，而且还获得4000元救济费。冒死参加抢运器材的李振宽就因此被推选为职工代表，他所在的集体也被评为先进单位，最终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工人不但平时更加努力工作，而且有空闲时，还向工友们讲些革命道理，帮助工友提高政治觉悟。留用与怀疑：非党干部与技术人员的使用
中共接管鞍钢要恢复开工生产，就必须解决技术人员的问题。由外行的党的干部来担任厂长、车间主任，哪怕马上着手学习技术，也无法达成目的。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留用那些没有离开的旧的技术人员。1948年6月鞍山市政府要求在籍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专家无论在职还是赋闲一律在一个月内到鞍山市政府登记。鞍钢想方设法留用相当一大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人员，以及国民党未能撤走的有留学背景的中国技术人员，同时又从国内各地招聘来一批专家和大中专毕业学生。在鞍钢恢复生产之初，留学欧美的技术精英显然成为了主要依靠的对象。
当时鞍钢有中国籍技术人员200多人，大多是随国民党到鞍山来的。1948年2月19日中共占领鞍钢后，除去已经离开鞍钢的，“国民党全厂干部技术人员及地方党政人员无一漏网。”他们曾被作为俘虏集中起来送到辽阳刘二堡看管起来。但是，中共中央对此很快即表示了异议。柴树藩接管鞍钢后，鞍山市委立即下令禁止技术人员离鞍。4月9日，中共中央工委就鞍钢留用技术人员问题明确电示东北局，要求对技术人员要善于留用，照顾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使其能够安心为我们工作。据此，东北局也开始注意到这些技术人员的价值。因此，它很快就指示鞍山市委派人将这批人从部队手中要回，并把他们全部送回鞍山。这中间还有日本技术人员104人及中方协理6人和技术人员30余人。为争取这些技术人员安心工作，7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城工部关于鞍山一技术人员谈话的报告，要求做好留用人员的工作。为了更好的激励这些技术人员发挥作用，中共决定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为此，鞍钢为留用的技术人员提供比较好的待遇，超过一般机关干部的两倍以上。这样的政策成功的争取到曼纳尔等外国技术专家，他们为顺利恢复生产做出了不少贡献。
靳树梁鞍钢对不同的留用技术人员采用不同的政策。对于靳树梁、邵象华等中国技术专家，注重发挥他们的专长为我所用。鞍钢注意运用他们的专业才能，将其分配到相应的岗位，最终这些技术专家基本上都回到原来的岗位。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大部分也都回到原来的岗位，发挥他们的作用。鞍钢对他们也格外优待，将仅有的中型客车专门用来接送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而鞍钢自己的干部们则大多徒步上下班。甚至在1949年7月9日鞍钢开工典礼的大会上，一名日本技术人员还被邀请到台上佩带大红花以示表扬。鞍钢还通过留用技术人员来召集工人，参加工厂的恢复生产。一些从鞍钢离开的技术人员在李松堂等人的影响下主动纷纷回到鞍钢，也有一些技术人员是靳树梁等人提出姓名，鞍钢通过组织关系寻找回来的。东北局还在陈云的支持下从上海、湖北以及京津等地招聘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这些技术精英们在鞍钢接管后的恢复初期有职有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12月26日，鞍钢公司正式成立后，鞍钢开始有自己的技术专家身居要津。典型的例子就是蔡博和周传典，蔡博等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以及周传典等人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深得信任，他们既是诸多技术问题的骨干，又成为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导师。并且开始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
蔡博留用旧技术人员不能满足鞍钢的需要。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东北局认为只有尽快聘请苏联专家来鞍，否则鞍钢难以全面复工。陈云在1949年10月对苏联大使罗申坦言，恢复经济生产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缺少既懂专业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从国民党接收下来的技术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的政治观念都亲美。在鞍钢，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也只有苏联专家能够让中共放心使用。对于苏联专家来鞍钢一事，中共格外重视，刘少奇要求对苏联专家工作只准搞好不准搞坏。一旦出现问题，都要追究中方的责任。
刘少奇访问苏联鞍山市委也指示要加强与苏联技术专家亲密团结，尊重苏联专家意见，一旦与苏联专家发生分歧，都要从自身严格检讨，同时按照上级要求将此问题上升到反苏就是反革命的政治任务高度。为此，鞍钢也做好各种准备，在工作、生活条件、工资待遇甚至是安全保卫上对苏联专家照顾备至，并向苏联专家详尽介绍了鞍钢各工厂的情况。中共利用苏联专家帮助恢复生产的同时也要求鞍钢干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从中加速学习，争取尽快学到更多的技术。
苏联专家帮助修复工厂事实上，苏联专家到鞍钢后，也尽量展现友好，改变自身在工人中的形象。一方面，这些专家尽心尽力的为鞍钢恢复生产给予技术指导出谋划策“询问甚详”。大到工厂的整体规划，小到管道、门房的设计建造，机器的安装调试都离不开苏联专家的帮助。苏联专家指导鞍钢如何组织领导生产，负责起草企业管理的材料，编制鞍钢生产建设规划，设置鞍钢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这些苏联专家也对工人施以友好，他们走进工厂与工人握手，不嫌工人手脏，出入有灰尘、肮脏的地方，态度很不在乎，给工人们留下了颇为不错的印象。总体而言，鞍钢的工人与干部和苏联专家相处均很融洽，干部们觉得苏联专家也确实比自己高明。随着苏联专家的到来，鞍钢逐步将日德等技术人员边缘化，乃至后来遣返其回国。努力学会做“老板”：中共鞍钢干部初适大工厂
在接管鞍钢这样的大工业后，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即希望鞍钢能够尽快恢复生产。由于鞍钢面临着缺机器、缺资本、缺专家，缺干部，因此高岗向中央建议准备调一批文化较高的干部进入工业，“不如此，不能解决问题。”随着东北战事的终结，鞍钢的职员和工人陆续开始回到鞍山。12月26日，东北局委派时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的李大璋以及技术干部郝希英、王勋等正式组建了鞍山钢铁公司。郝希英等人在中共党内算是多少懂得工业、有管理工厂经验的干部，但是高岗与东北局显然低估了恢复生产的难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些有管理工业经验的干部在进入鞍钢后还是与这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格格不入，自己所掌握的那些领导与管理工业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鞍钢的情况。
东北局在东北战事还没有完全停下来的情况下，就从南满分局及鞍山市调来一些干部进入鞍钢，大批干部则是在1949年东北将鞍钢作为建设重点后接连从各机关和东北各省市地县调来的大批地市县级以及部队中的团级干部。整个鞍钢的人事干部安排调配全部由东北局组织部负责，鞍钢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共对鞍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东北土改工作中颇有名气马宾正是此时被调到鞍钢任职。马宾早年在新四军工作，是皖南事变的幸存者之一，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参加解放东北的战争，主要在新解放区做土改工作，其发动群众运动搞土改的方式也曾一度被高度肯定。随着鞍钢恢复生产，中央及东北局调派大批干部进入鞍钢，充实鞍钢的领导力量。此时在辽宁省委担任秘书长的马宾也奉命于当年9月到鞍钢就任第一副经理。之所以选中马宾担任这个职务，一方面与当时鞍钢干部的级别对应任命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马宾在工业方面掌握一些知识，以及他善于做群众运动工作的经历。
马宾早在抗战刚刚胜利被调往东北时，就在沈阳搜罗了几箱子有关工业的书籍，努力学习工业知识，按马宾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搞工业建设有莫大的兴趣、志愿和决心”。之后在任辽宁省委秘书长的同时，还在省委机关所在的瓦房店兼职担任滚球轴承厂厂长，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尽管这些来自农村和军队的干部或能征善战，或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充当厂矿长或车间主任一职，却并不适合。马宾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当他真正走进鞍钢这样的大工厂时才发现，他仍然十分缺乏搞工业的基础知识和起码的工作经验。马宾与郝希英、李大璋、王勋等人毕竟只是在根据地搞过小军工厂，他们中不少人甚至没有见过大工厂，对如何管理大工厂更是知之甚少。
鞍钢第一副经理马宾（左一）与经理李大璋（右一）和副经理郝希英（左二）、阎志遵合影毛泽东意识到中共对于经济建设不大熟悉，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去学如何进行经济建设，要向懂得经济的人恭恭敬敬、老老实实的学。东北局于是明确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尽快从战争转向工业建设，要由外行变为内行。为此，鞍钢组织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学习业务知识，老师则是由邵象华等技术专家及新毕业分来的大学生充当，有时也会请日本技术人员讲课。很多干部因为能够到鞍钢这样现代化的大企业工作而兴奋不已，为了把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很注意倾听技术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向技术专家学习。如作为鞍钢副经理的马宾便如小学生一样，向当时留用的技术人员学习，早上五点起床，晚上还进夜校。经常把技术人员召集到家里来研究鞍钢的技术问题，同时请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及现场技术人员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努力虽说掌握了一些冶炼钢铁的知识，但离真正的懂得冶金炼钢还相距甚远，对于管理鞍钢这样的大企业仍是有“拿鸭子上架”的感觉。除去向旧技术人员及在鞍钢的苏联专家学习外，后来马宾又找到与其相熟的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秀山，要求派其留苏学习。尽管干部们被提拔起来担任厂长等职务后如饥似渴的加紧学习，但仍是在短时间内无法熟悉掌握这些技术，因此陈云便称在鞍钢中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这些决策者还是没有学会做“老板”。中共意识到自己在工业上的外行，在干部们刻苦用功之时，也力求对原有制度尽量维持原状不动，这种灵活的策略使鞍钢在接管之后及恢复生产的早期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与此同时，中央开始强调从工人中培养选拔干部，以便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为此，1949年初鞍山市委成立职工总会干训班，开始培训和选拔工人干部。工段长、班组长等基层干部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己选举，在工厂开工后才逐步由上级从工人中培养干部加以委派。被提拔的都是或在护厂、献交器材及立功竞赛中表现积极的有技术的经过考验的，或是在群众中有威信，或是一直追随并经过党的教育培养的老工人。
不过，这些老工人虽然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却大多受到旧社会风气的熏陶，最初虽然积极向党靠拢，但是政治理念淡薄，而且成为干部后由于文化水平低也大部不会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为此，鞍钢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工人干部的文化，开办训练班教授他们文化知识和党的基本知识。随着各厂矿逐步恢复生产，鞍钢在培养选拔干部时逐渐将掌握技术、有工作能力和积极性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鞍钢厂矿众多，有的也并非都是由训练班选拔，而是个别培养。像非主要部门的给水厂，就从没有办过训练班，该厂所有干部都是个别培养。
在鞍钢接管与早期恢复生产时期，中共很大程度上没有料到也不了解现代化大企业在管理上和技术上的难度，是不可能简单地靠农民出身的只具有小学程度的干部，通过短暂的刻苦和用功，就能够克服的。东北局所派来的干部也远远不能满足整个鞍钢的需要，这就使得鞍钢公司及厂矿的领导大多由派遣来的干部担任，而工段与班组等这样的基层干部则大多由工人中培养。
在工人中公开建党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如何与工厂中的大量工人打交道，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接管鞍钢也好，恢复生产也罢，没有工人肯定无法完成。如何动员和带领工人为中国工业化而努力同样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接管与恢复生产这个鞍钢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央及东北局都十分重视工人问题。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不但提出中共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和企业，要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其着眼点就是为着迅速恢复工业生产。
中共决定在鞍钢公开党和建党，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东北的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已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从事地下斗争。另一方面，由于接管和恢复初期，中共在鞍钢党组织太过薄弱，公开建党有助于更好的组织工人恢复生产。鞍钢接管之初，虽建立党支部，但也仅有8名党员。随着调派进入鞍钢的干部到来，党员数量有所增加。鞍钢党的工作一直由鞍山市委主管，公司一级不设党委，厂矿一级设立党委，党委书记都是老干部。1949年6月鞍钢厂矿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厂矿下设的车间、工段都设有总支、支部。在干部配备上，公司及厂矿党委书记、厂长都由老干部担任。工会、团的干部则从工人中选拔上来的一批干部担任。
东北局发出“大量、慎重”发展党员的指示，要求在工人中发展党员。鞍钢很多厂矿却未及时执行东北局的指示。许多厂矿在1949年7月以前虽然接到该指示也声称要发展党员，但终究行动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各厂矿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行政的负责人，在党政双肩挑的情况下恢复生产的任务繁重，无暇顾及发展党。6月6日，鞍山市委发出《关于发展党的决定》，要求鞍钢从6月上旬起，通过开展恢复生产竞赛，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从中吸收党员，逐步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计划到1949年年底发展1000-1500名党员。随后鞍山市委直接派出组织部长鲍成吉、宣传部副部长邢路等，分别深入到鞍钢的炼钢、炼铁、轧钢、修造4个部，督促其公开发展党组织，因此在7月份鞍钢才开始重视这项工作。
实际上，鞍钢各支部在公开党的问题上顾虑重重。有些党员自认在恢复生产中没有很好的发挥党员作用，怕公开后有损党的形象。针对上述情况，鞍钢各厂矿党支部向党员和工人群众讲明公开建党的重大意义，同时向党员说明公开正是帮助这些党员改正错误。恰恰此时的工人对党的认识模糊，很多工人只知道共产党好，但到底怎样好，为什么要入党，普遍的不知道。对究竟什么人可以参加共产党还不清楚，甚至有些工人认为工会就是共产党。因此，7、8月份鞍钢大多数厂矿普遍开办短期训练班，把发现的积极分子抽调进班，向他们讲授党的基本知识，由党龄较长的党员带头与这些积极分子具体讨论讲解，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提高工人的政治认识。
公开建党使得党支部的党员数量骤增。如制铁部在1949年7月前只有5名工人党员，而通过上述途径发展党员后，在7月底，党员人数便增至37名。7、8月份的训练班为鞍钢打下了建党的基础。很多厂矿都觉得开办这种小型短期训练班是在工厂中建党的最好方式。在7、8月份的训练班结束后，由于有了基本的力量，于是在之后的9、10月份便不再采用训练班的方式发展党员，而是通过现有党员下去了解积极分子提名交党支部及小组长，然后由小组长与支委个别谈话使其认识了党，并自觉提出入党要求后再吸收入党。
新党员入党，都举行了公开而严肃的入党仪式。仪式庄严隆重，新党员都戴上大红花面向党旗宣誓。仪式还吸收各厂团员及积极分子观礼。会上很多积极分子兴奋的发言，表决心，争取入党。公开举行入党仪式除去要让新入党的工人能够增加荣耀感和使命感以及燃起积极分子的激情之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让未能入党的积极分子和工人群众明了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共产党，对党员的标准做到心中有数。截止到9月，整个鞍钢共建成45个支部，先后发展1000多名工人入党，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全年计划的一半。著名的老英雄孟泰也在此时加入共产党。
在1949年7月正式开工之后，鞍钢发展党员重点放在直接生产中最主要的部门。到1949年年底，鞍钢的党员总数增至2722名，仅下半年，发展新党员2205名。从1949年9月中旬开始，鞍山市委连续办了5期党训班，共培训鞍钢的新党员1488名，绝大多数是1949年6月份以后入党的，占96%。鞍钢各厂矿公开建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的组织基础。一些党员因为公开而改正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促使他们在恢复生产中积极表现。大部分党员在献交器材和恢复生产的生产立功竞赛等运动当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多都被评为功臣。
献交器材与恢复生产
1948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强调只有机器照常转动，人员照常工作，才是真正接收了企业。中共接管之初的鞍钢机器不转，人员缺乏，恢复生产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机器物资奇缺。
受到战争的影响，鞍钢的设备流失严重，加之苏联拆走很多大型设备，使得鞍钢在短期内恢复困难重重。一方面，鞍钢及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向苏联寻求援助。经过谈判，苏联将很多拆自鞍钢的设备返还给鞍钢，中共中央也从苏联购置了不少工业设备。另一方面，鞍山市委还决定将在国共争夺鞍山期间抢运出去的器材全部运回来。当鞍山市委得知很多小型设备、器材及零部件都被工人拿回家，便开始考虑将工人手中的器材收回来以利恢复生产之用。鞍山市委及鞍钢的领导们对购买、没收还是无偿交回三种方式的利弊进行分析，鞍钢轧钢部主任吴铎认为最可行的自然是动员工人无偿交回。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同意这个做法。为此，鞍山市委就计划把修复鞍钢恢复生产的意义和目的向工人讲清楚，通过发动献交器材运动既要达到回收器材的目的又激发工人的生产热情。
1948年12月1日，鞍山市职工联合总会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开展献交器材运动。5日，发出指示，动员工人献交器材。20日鞍钢普遍开始了献交器材运动。22日，鞍山市政府发出布告，号召全市人民积极献交器材，加速恢复鞍钢生产。明确表明无论器材来路如何，藏在何处，只要无保留的献交出来，便既往不咎，并酌情给奖，而对于隐匿不报不献交的人，要严加惩办。发出号召的布告之后，鞍山市委与市政府颁发了《物资清查条例》和《献纳器材条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此做了规定。鞍山市总工会成立了“就业介绍所”，规定凡是积极献交器材者可以优先录用到鞍钢工作。鞍山市政府做出明确规定，对于那些踊跃献交器材的工人给予一定的奖励，自动献交者，按物资实价发给30-50%的奖金。这个政策显然激励了很多工人，他们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器材献出。
动员工人，本由工会负责，但此时的鞍钢工会不但与鞍山市工会合署办公缺乏独立性且人少质低，仅有的36名干部中只有7名是专职脱产的，其余都是生产上的工人与职员，工会会员也只有200多人，单靠工会无法独自完成任务。最终，鞍山市委决定市委市政府配合市总工会，动用各区、街道政权的力量，进行深入的发动。由鞍钢同市委组成工作队，发动干部和积极分子推动运动展开。在此过程中，积极分子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积极分子多的地方献出的器材多。
献交器材的场景
献交器材的场景鞍钢各厂矿召开职工大会做动员，宣传献交器材于国于己的意义，并且组织工会干部到工人家中动员，秧歌队、宣传队齐上阵同时也借助报纸、广播等现代媒介广泛宣传。工人群众踊跃，车拉肩抬，器材摆满空地。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运动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献交器材总数达52462件。其中运动开始的前十天就收到重要器材1123种，有的居民当场献交车床、电机，有的区6天就献交器材130车，甚至有的工人将自己开电料行剩下的电气材料全部献出来。1949年2月，鞍山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但是，有资料显示，献交器材中收获更多的是诸如电流表、各种灯泡、电线、螺丝、水泵、轴承、铣刀、锯条、钳子、电钻、钻眼机等工业生产中的辅助器械或零部件以及电机等中小机器，大型机器不多。尽管如此，献交器材运动显然对恢复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中还培养了大批的积极分子，锻炼了干部。这些干部和积极分子为恢复生产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随后1949年4月开展的立功竞赛运动与10月份开展的群众性创造新纪录运动中，鞍山市又一次动员工人掀起献铁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鞍钢各厂矿从接管到1949年末陆续修复，采取边修复边恢复生产的方针。1949年6月27日，炼铁厂2号高炉终于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一时间万众欢腾，鞍钢具备了正式开工的条件。7月9日鞍钢正式开工，在开工典礼上中共中央赠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这体现出鞍钢的地位与作用，并对鞍钢在中国工业化中寄予期望。
鞍钢开工现场1949年1月鞍钢即制订了修复计划，并在3月进行了修订。不过，这个计划本身比较粗糙，仅仅是指出了哪些工程在哪些期间配合哪些设备，如何的修复起来，而真正执行起来仍是困难多多。共产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不敷使用，而且由于从未接触过如此复杂的工业生产却又必须完成任务，故此鞍钢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太过缺乏现代工业生产的专业知识，许多干部头脑中少有工业生产常识，更没有经济核算的观念。这就导致鞍钢的恢复生产缺乏必要的经济核算。每件工程应需人工、材料若干，实耗多少，始终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修建记录只记载了付出的新材料，而未把现场实际使用的旧材料也记录在内，对于剩余的材料也不办理退料手续，结果究竟实际使用多少还没有明确数字，特别是关于一些零星物资如氧气、电石等更是多半缺少记录。整个修复过程下来，实际浪费很多，造成成本剧增。鉴于上述情况，同时由于实现工业化必须最严格地节省和积累资金。故此，实行经济核算就成为必然。在中央指示下，东北局发出贯彻经济核算制的决定，鞍山市委也奉命搞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运动。鞍钢实行经济核算制，最初并不是通过建立上述制度进行而主要是以发动合理化建议运动和反对浪费创造新纪录的形式展开。这主要是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中共的干部也不懂得这些现代经济管理知识，他们更习惯于用在根据地和延安时期的政治手段，发动组织群众献计献策，降低成本，干部也积极发现新纪录创造者，同时对各个厂矿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凡创造新纪录，或者在生产工作上有所改进与创造者给予物质奖励，并由此衍生出计件工资制和超额奖励制。这些制度办法虽然也多少学自苏联经验，但更多的恐怕是在恢复生产实践中的无奈选择。在1949年年底之前，整个鞍钢都在边恢复边生产，生产的同时也在修建。鞍钢既是生产厂所又是建设工地。
尽管中央及东北局一再要求建立经济核算制，但实际上，对经济核算，鞍钢的工人与干部仍是不大熟悉。要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生产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所擅长的政治动员与群众运动的手段。这种方法能高效的完成任务，因此受到鞍钢广大干部的喜爱。尽管中共中央几次告诫，不要把农村的方法搬到城市，但在1948年后期和1949年初期，许多进城的干部仍设法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动员。事实上，尽管鞍钢学习了苏联模式，在生产中建立经济核算制，但是受到人员素质及实际情况的影响，经济核算制在鞍钢的实行并不像苏联那样严格。
结语
对于常年在农村中进行革命的中共来说，进入大城市，不能不说是大变动。初掌大工厂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尽管中共在思想认识上对于接管城市和工业都有所准备，但是一切都还是那么陌生。东北局及其基层在最初进占鞍山和接管鞍钢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们和现代化大企业的格格不入，甚至中央再三指示后，他们观念上和做法上仍旧常常跟不上，或做不到位。
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鞍钢的秩序得以恢复。对现代工业管理与生产都外行的中共干部在领导鞍钢上,不得不将非党的技术精英作为依靠的对象,并积极培养自己的干部与技术人才。在工人中公开建党大大加速了基层党组织的扩张,这为恢复生产提供了组织基础。在早期恢复生产中,鞍钢在一定程度上依旧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器材物资问题,来推动生产立功竞赛和创造生产新纪录。尽管他们也开始注意到需要建立经济核算制等生产管理制度,但是在鞍钢更多的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恢复鞍钢生产。在鞍钢早期恢复生产中，共产党的这种革命传统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时革命传统与工业化的现实首次碰撞。革命传统的韧性与建设之间的张力在之后的日子里依然影响着鞍钢。
上过华东革大应该算离休。几期招生上万人。另外还有分校。
我还在继续跑步。这几年，每年的佩斯要下降十多秒。坚持着，不受伤，能继续跑就满足了。
资源委员会派去接收鞍钢的人中，有家父的同学和朋友 有一位是国共两党均为元老的吴玉章的侄儿吴大璋
结果就从退休变成了退休， 工资差一截不说， 医疗费也不能全报销了
席卷天下的战争是从东北开始的。
鞍钢九十年代末还在用平炉炼钢，西方国家在五十年代就淘汰的技术，工厂开的全是蒸气火车，九十年代基本全厂是西方三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几十年公司从日本接受过来没有任何技术进步。管理人员在九十年代还是文革的管理方式，周三一下午干部和技术人员不干活政治学习，特别看不起知识分子，崇尚熟练技术工人。产品质量非常差。2000年后，还有改善
华东革大1949年初在江苏创办。王海系山东人，抗战末期参军。维基说他在1945年底入“山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这可能是华东大学的前身，后来又被并入山东大学。
你说鞍钢90年代还用平炉炼钢，指的是还有平炉没有完全拆除吧？首钢70年代末基本就完成了平炉向转炉炼钢的升级，我父亲是包钢平炉升级到转炉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工作是从1972年开始，只用了一年多第一个转炉就开始出钢，最后什么时候淘汰的平炉我不确切。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八十年代有不少日本人生在鞍山，下火車基本上自己就能找到台町自己岀生的房子。九十年代街上開的有軌電車能看到生產於日本大正時期時代。到了九十年代，整個東北的國營大中型企業全是垃級公司。基本上全是運行古董設備，生產過氣產品，養著不會乾後的工人。我在鞍鋼就看到七八個電工一起去換燈泡，在市區經濟這些國營企業職工根本沒法生存，鞍钢九十年代末为了生存，把四十万工人减到三万人。很多下岗失业男的去抢，女的去卖。这些当初创造这种企业怪物的先驱人，没想到这些后果吧！我九十年代毕业在鞍钢第一年基本工资七十多元人民币，
鞍钢在八九十年代，企业中层领导几乎全是技工学校出身，对大学学历的人特别排斥。全中国的钢铁厂几乎都是鞍钢人去援建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鞍钢的工资排到后面。说到首钢，听到一个故事，八十年代西门子工程师到首钢安装设备，发现一个一八九几年产的西门子设备还在运转，喜岀望外，西门子花钱买回去作展品。
我到现在和人聊天没有多一会儿，对方问，哥们儿东北人吧？老亲切了，哈。
据说2010以后，全国的钢铁企业东北话已经不占主导了。
而且转炉技术在六七十年代已经非常成熟。鞍钢居然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大学学习炼钢中国教科书都不教平炉炼钢了。五十年代，欧洲转炉技术刚刚开始，使用的不多，到中国和日本推广，中国学习苏联坚决不使用，日本成为最早使用转炉国家之一。
鞍钢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能制造民用船的钢板。我父亲半导体行业，九十年代初，企业尝试作集成电子，制造几个没问问题。根本没办法行企业化生产。就算当时运十生产岀来，有谁敢坐？前苏联的客机都没人敢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