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翻土地最初是由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乡孟排村胜利一社社长马同义在1954年创造的。马同义从实践中总结出深翻土地的方法：未翻地前，将底肥的60％普遍施于底层表面，将第一行（宽约50公分）翻开，熟土堆积一旁，将底肥的40％分行施于生土上面。深翻约30公分，使土肥拌匀，把第二行熟土移覆于第一行生土之上，如此依次而行，全部翻后浇蹋墒水，平整待播。当年早玉米亩产536.5公斤。[1](p648)由此，深翻土地在长葛县推广。
1955年冬和1956年春，全县翻地29426亩。[2](p648)1957年冬，长葛县又提出了“千年老地大翻身，争取亩产一千五百斤”的口号，掀起了深翻地运动。截至6月底，已经深翻72万亩。剩下的42万亩，县委计划秋后全部来一个大翻身，即全县114万亩耕地，要在今年全部翻完。[3]
1957、1958年之际，笼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空气日益浓厚，不顾客观实际，不讲科学的盲目蛮干正在蔓延，粮食高产和如何使粮食高产不仅仅是中国农民思考的问题，也是急于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领导人思考的问题。恰恰这时，河南省长葛县马同义的深翻土地增产法不仅在全县范围内推广，而且在河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6年，马同义被评为河南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作为“大跃进”运动的排头兵，河南省的一些举动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如举办农村公共食堂，扫除文盲，提前实现“四、五、八”等等）而且那还是一个鼓励群众“发明创造”的年代。马同义创造的深翻土地增产法很快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青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就长葛县深翻改土情况做了发言，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他的办法是：先把表层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放在生土上，再用铁锨把第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放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放在前面。”[4]
195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吕炳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的发言，文章详细介绍了长葛县深翻土地的情况、深翻土地的十大好处、改进翻地工具、几种深翻地的方法和翻地时应注意的问题等。[5]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言给予如此高度的称赞，而且要求其他县向他学习，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足以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二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深翻土地运动。
1958年7月11日，农业部在河南省长葛县召开“全国深耕农具和改良土壤”现场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在全国推广长葛县“深翻土地”的经验。会议要求全国各地立即掀起深翻和改良土壤的运动，争取到1959年春，把全国需要深翻和改良的16亿亩耕地普遍深耕和改良一遍。一般土地深耕要求达到1尺5寸上下，丰产田要达到2——3尺以上，并做到分层施肥。
农业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问题，也是领导人投入巨大精力的事情。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指示说，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是中心，土就是深耕。深耕有三大好处，若不深耕，有两大害处。指示还说，1958年春夏深耕了1亿2千万亩，还不到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十年也不能把全部耕地深耕一遍，这个速度是不行的。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三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1尺以上，丰产田2尺以上。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政治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从现在起，在今年秋种和今冬明春，掀起一个深耕和改良土壤运动的高潮”。“使1958年冬季的以深耕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生产高潮比1957年冬季的高潮还要高，保证1959年的农业生产比1958年更大地跃进。”[6]
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社论。社论说，深翻土地可以保水保肥，生土变熟土，熟土变油土，大大提高土壤肥力，等于一亩地变成几亩地。可以半倍至五倍地提高产量。社论接着列举了河南长葛县七个农业社翻地前后的产量对比来说明深翻的增产效果。社论要求各地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中共中央如此重视深翻土地，河南长葛县作为深翻土地的创造发明地，在党代会上介绍经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后，还通过其他方式宣传自己。1958年第8期《农村工作通讯》发表了中共长葛县委的《长葛县开展深翻土地运动的经验》。同时还发表了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的《长葛县深翻土地的几种方法》、中共长葛县委办公室郭秀峰的《深翻地的一个重要关键》等文章。[7]
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长葛县深翻土地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后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团到长葛参观学习。”[8](p253)西北农学院土壤教研组和耕作教研组专门派科研人员到长葛调查研究。通过一个周的调查，他们写成了《长葛县深翻地的方法和科学根据》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科学通讯》1958年第9期。文章总结了长葛县深翻地的十种方法以及每种翻地方法从土壤学上的“科学”根据、深翻后的产量增产情况。文章最后在谈到深翻土地的五大优点时，还以“科学”证明了长葛县在深翻一公尺到一公尺五深度的基础上，提出亩产红薯二十万斤的指标完全能够实现。[9]中国科学院也组织了土壤考察队，赴长葛县考察深翻土地的情况，并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找出深翻土地的“科学”依据来。[10]1958年9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深翻土地》一书，全面介绍了长葛县深翻改土的经验。深翻土地的创始人马同义被国家农业科学院土壤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1](p253)
1958年秋冬，全国农村形成了深翻土地运动的高潮。
河南抽出百万计的劳动大军，成立许多专业队，吃住在田间，日夜大搞深翻土地。夏邑县对深翻土地特别重视，动员了二十万劳动力，全部以军事化行动，组织成团、营、连，划分六十多个大战场，以淮海战役的劲头，在全县范围内日夜突击翻地。[12]
河北省各地对深翻土地都很重视，做到了“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并且从县到社层层建立深翻地指挥部。各农业社和人民公社大部分都组织了深翻地专业队、组，已经实行劳武结合的人民公社民兵生产战斗团，是深翻地的突击大军。[13]
据9月中旬的统计，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京、陕西、甘肃、安徽、江苏、湖北等十个省市已经深翻土地一亿二千九百多万亩。其中河南、山东、河北、北京等四个省市深翻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尤为浩大，三千二百多万深翻大军正日夜在田间奋战。[14]到9月底，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和北京市郊区已经深耕土地三亿九千一百多万亩。绝大部分深度都在1尺以上到1尺5寸左右；大面积丰产田和高产“卫星”田深度达到2、3尺或4、5尺。
地处东北的辽宁省，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中“落后”了，省委为了接受“教训”，决心在秋冬的深翻土地运动中大显身手。10月上旬，省委连续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深翻电话会议和全省大搞深翻地誓师广播大会，进行了具体部署和深入动员。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使翻地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0月8日誓师广播大会后，到15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全省每天参加深翻战斗的人数最高达到四百二十多万，深翻地达到八百七十七万多亩，比8日前二十天的翻地面积增加了五倍。[15]
内蒙古自治区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翻地运动也和内地一样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公社推行六到田（指挥到田、吃到田、住到田、开会辩论到田、学习到田、娱乐到田）和换人换牛不换犁的办法，夜以继日地翻耕土地 三
为了配合深翻土地运动，深翻能够增产的“科学”论证不断见诸报端。
前文提到的西北农学院的土壤教研组和耕作教研组的科研人员到长葛县调查一个星期后，对长葛县首创深翻地能够增产给予了所谓地“科学”解释，甚至亩产红薯二十万斤都是符合“科学”的。
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土壤考察队，通过对河南长葛深翻地的考察，考察队队长熊毅在1958年7月22日的全国深耕农具、改良土壤会议上做了《从土壤科学来研究深翻问题》的报告，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报告说，今后我们不单从自然环境来判断土壤的分布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所引起的土壤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用自然辩证法，还要采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实地考察后，感觉土壤科学赶不上生产的发展。土壤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跟不上群众的要求。报告还从土壤学的角度分析深翻地的三点好处，最后的结论是“深翻一般都是有利无患”，“深翻土地能使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能让土壤按照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18]
熊毅（1910——1985），我国著名的老一代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土壤胶体化学和土壤矿物学的奠基人。曾获美国密苏里大学土壤矿物学硕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土壤学博士学位。具有如此学术专业背景的资深土壤学家也认为“人的力量能引起土壤的变化”，“要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深耕是多快好省地改造土壤地办法”，可以“让土壤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发展”。[19]
195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召集了北京的一些农业科学工作者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刘春安发言说，深耕打破了土壤学上记载的规律，是“大跃进”中农民创造的经验。[20]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也撰文宣传深翻土地的好处。高士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土壤学的角度讲述深翻土地可以把死土变成活土，再配合分层施肥，就可以把活土变成油土。深翻能改变土壤的面貌和特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21]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土壤专家们对深翻土地给予的所谓“科学”论证，使极“左”的不顾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有了“科学”的依据，错误决策和错误行动有了政治化的“科学”保驾护航，深翻土地运动进行得“理直气壮”。
然而，有政治家的决策、科学家论证的深翻土地运动，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劳民伤财的愚蠢之举。
1958年秋冬，浩浩荡荡的翻地大军日夜奋战在田地里，承受着超强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到1959年的夏秋季节，深翻能够几倍增产的神话破灭了。1958年全国粮食实产量2000亿公斤，比1957年略有增加，1959年下降到1700亿公斤。[22](p165)1959年秋冬，深翻地运动再也没有了1958年秋冬的百万大军日夜奋战、遍地红旗招展的“壮观”景象了。195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号召广大农民继续掀起深翻土地运动高潮。然而，1959年秋冬的“大饥荒”已经袭击了广大农村，尽管有号召，但深翻土地还是没能继续下去，各地接踵而至的饥荒报告使中央没能再次狠抓这个问题，深翻土地运动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深翻土地最初是由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乡孟排村胜利一社社长马同义在1954年创造的。马同义从实践中总结出深翻土地的方法：未翻地前，将底肥的60％普遍施于底层表面，将第一行（宽约50公分）翻开，熟土堆积一旁，将底肥的40％分行施于生土上面。深翻约30公分，使土肥拌匀，把第二行熟土移覆于第一行生土之上，如此依次而行，全部翻后浇蹋墒水，平整待播。当年早玉米亩产536.5公斤。[1](p648)由此，深翻土地在长葛县推广。
1955年冬和1956年春，全县翻地29426亩。[2](p648)1957年冬，长葛县又提出了“千年老地大翻身，争取亩产一千五百斤”的口号，掀起了深翻地运动。截至6月底，已经深翻72万亩。剩下的42万亩，县委计划秋后全部来一个大翻身，即全县114万亩耕地，要在今年全部翻完。[3]
1957、1958年之际，笼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空气日益浓厚，不顾客观实际，不讲科学的盲目蛮干正在蔓延，粮食高产和如何使粮食高产不仅仅是中国农民思考的问题，也是急于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领导人思考的问题。恰恰这时，河南省长葛县马同义的深翻土地增产法不仅在全县范围内推广，而且在河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6年，马同义被评为河南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作为“大跃进”运动的排头兵，河南省的一些举动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如举办农村公共食堂，扫除文盲，提前实现“四、五、八”等等）而且那还是一个鼓励群众“发明创造”的年代。马同义创造的深翻土地增产法很快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青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就长葛县深翻改土情况做了发言，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他的办法是：先把表层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放在生土上，再用铁锨把第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放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放在前面。”[4]
195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吕炳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的发言，文章详细介绍了长葛县深翻土地的情况、深翻土地的十大好处、改进翻地工具、几种深翻地的方法和翻地时应注意的问题等。[5]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言给予如此高度的称赞，而且要求其他县向他学习，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足以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二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深翻土地运动。
1958年7月11日，农业部在河南省长葛县召开“全国深耕农具和改良土壤”现场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在全国推广长葛县“深翻土地”的经验。会议要求全国各地立即掀起深翻和改良土壤的运动，争取到1959年春，把全国需要深翻和改良的16亿亩耕地普遍深耕和改良一遍。一般土地深耕要求达到1尺5寸上下，丰产田要达到2——3尺以上，并做到分层施肥。
农业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问题，也是领导人投入巨大精力的事情。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指示说，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是中心，土就是深耕。深耕有三大好处，若不深耕，有两大害处。指示还说，1958年春夏深耕了1亿2千万亩，还不到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十年也不能把全部耕地深耕一遍，这个速度是不行的。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三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1尺以上，丰产田2尺以上。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政治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从现在起，在今年秋种和今冬明春，掀起一个深耕和改良土壤运动的高潮”。“使1958年冬季的以深耕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生产高潮比1957年冬季的高潮还要高，保证1959年的农业生产比1958年更大地跃进。”[6]
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社论。社论说，深翻土地可以保水保肥，生土变熟土，熟土变油土，大大提高土壤肥力，等于一亩地变成几亩地。可以半倍至五倍地提高产量。社论接着列举了河南长葛县七个农业社翻地前后的产量对比来说明深翻的增产效果。社论要求各地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中共中央如此重视深翻土地，河南长葛县作为深翻土地的创造发明地，在党代会上介绍经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后，还通过其他方式宣传自己。1958年第8期《农村工作通讯》发表了中共长葛县委的《长葛县开展深翻土地运动的经验》。同时还发表了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的《长葛县深翻土地的几种方法》、中共长葛县委办公室郭秀峰的《深翻地的一个重要关键》等文章。[7]
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长葛县深翻土地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后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团到长葛参观学习。”[8](p253)西北农学院土壤教研组和耕作教研组专门派科研人员到长葛调查研究。通过一个周的调查，他们写成了《长葛县深翻地的方法和科学根据》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科学通讯》1958年第9期。文章总结了长葛县深翻地的十种方法以及每种翻地方法从土壤学上的“科学”根据、深翻后的产量增产情况。文章最后在谈到深翻土地的五大优点时，还以“科学”证明了长葛县在深翻一公尺到一公尺五深度的基础上，提出亩产红薯二十万斤的指标完全能够实现。[9]中国科学院也组织了土壤考察队，赴长葛县考察深翻土地的情况，并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找出深翻土地的“科学”依据来。[10]1958年9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深翻土地》一书，全面介绍了长葛县深翻改土的经验。深翻土地的创始人马同义被国家农业科学院土壤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1](p253)
1958年秋冬，全国农村形成了深翻土地运动的高潮。
河南抽出百万计的劳动大军，成立许多专业队，吃住在田间，日夜大搞深翻土地。夏邑县对深翻土地特别重视，动员了二十万劳动力，全部以军事化行动，组织成团、营、连，划分六十多个大战场，以淮海战役的劲头，在全县范围内日夜突击翻地。[12]
河北省各地对深翻土地都很重视，做到了“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并且从县到社层层建立深翻地指挥部。各农业社和人民公社大部分都组织了深翻地专业队、组，已经实行劳武结合的人民公社民兵生产战斗团，是深翻地的突击大军。[13]
据9月中旬的统计，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京、陕西、甘肃、安徽、江苏、湖北等十个省市已经深翻土地一亿二千九百多万亩。其中河南、山东、河北、北京等四个省市深翻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尤为浩大，三千二百多万深翻大军正日夜在田间奋战。[14]到9月底，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和北京市郊区已经深耕土地三亿九千一百多万亩。绝大部分深度都在1尺以上到1尺5寸左右；大面积丰产田和高产“卫星”田深度达到2、3尺或4、5尺。
地处东北的辽宁省，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中“落后”了，省委为了接受“教训”，决心在秋冬的深翻土地运动中大显身手。10月上旬，省委连续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深翻电话会议和全省大搞深翻地誓师广播大会，进行了具体部署和深入动员。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使翻地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0月8日誓师广播大会后，到15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全省每天参加深翻战斗的人数最高达到四百二十多万，深翻地达到八百七十七万多亩，比8日前二十天的翻地面积增加了五倍。[15]
内蒙古自治区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翻地运动也和内地一样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公社推行六到田（指挥到田、吃到田、住到田、开会辩论到田、学习到田、娱乐到田）和换人换牛不换犁的办法，夜以继日地翻耕土地 三
为了配合深翻土地运动，深翻能够增产的“科学”论证不断见诸报端。
前文提到的西北农学院的土壤教研组和耕作教研组的科研人员到长葛县调查一个星期后，对长葛县首创深翻地能够增产给予了所谓地“科学”解释，甚至亩产红薯二十万斤都是符合“科学”的。
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土壤考察队，通过对河南长葛深翻地的考察，考察队队长熊毅在1958年7月22日的全国深耕农具、改良土壤会议上做了《从土壤科学来研究深翻问题》的报告，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报告说，今后我们不单从自然环境来判断土壤的分布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所引起的土壤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用自然辩证法，还要采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实地考察后，感觉土壤科学赶不上生产的发展。土壤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跟不上群众的要求。报告还从土壤学的角度分析深翻地的三点好处，最后的结论是“深翻一般都是有利无患”，“深翻土地能使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能让土壤按照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18]
熊毅（1910——1985），我国著名的老一代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土壤胶体化学和土壤矿物学的奠基人。曾获美国密苏里大学土壤矿物学硕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土壤学博士学位。具有如此学术专业背景的资深土壤学家也认为“人的力量能引起土壤的变化”，“要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深耕是多快好省地改造土壤地办法”，可以“让土壤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发展”。[19]
195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召集了北京的一些农业科学工作者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刘春安发言说，深耕打破了土壤学上记载的规律，是“大跃进”中农民创造的经验。[20]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也撰文宣传深翻土地的好处。高士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土壤学的角度讲述深翻土地可以把死土变成活土，再配合分层施肥，就可以把活土变成油土。深翻能改变土壤的面貌和特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21]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土壤专家们对深翻土地给予的所谓“科学”论证，使极“左”的不顾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有了“科学”的依据，错误决策和错误行动有了政治化的“科学”保驾护航，深翻土地运动进行得“理直气壮”。
然而，有政治家的决策、科学家论证的深翻土地运动，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劳民伤财的愚蠢之举。
1958年秋冬，浩浩荡荡的翻地大军日夜奋战在田地里，承受着超强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到1959年的夏秋季节，深翻能够几倍增产的神话破灭了。1958年全国粮食实产量2000亿公斤，比1957年略有增加，1959年下降到1700亿公斤。[22](p165)1959年秋冬，深翻地运动再也没有了1958年秋冬的百万大军日夜奋战、遍地红旗招展的“壮观”景象了。195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号召广大农民继续掀起深翻土地运动高潮。然而，1959年秋冬的“大饥荒”已经袭击了广大农村，尽管有号召，但深翻土地还是没能继续下去，各地接踵而至的饥荒报告使中央没能再次狠抓这个问题，深翻土地运动就这样草草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