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照片的第二天大学生就动身回北京了，我估计他表面上看起来满不在乎心里应该挺着急的。那年头一百多块钱的路费可不是小数目，傣族人能让他免费吃住，但很难有钱支援他回家的路费。 我算算来到寨子里也有十天了，该计划回程了。我告诉玉叫我过几天要回去了，她虽然不舍但也能理解。我在一个信封里装了八百块钱说到时候让她交给她爸爸妈妈作为我这些天的住宿和生活费。玉叫说爸爸妈妈不会收的，他们不是为了钱才让我住他们家，如果非要给钱他们会觉得我瞧不起他们。我想也是就建议给他们买礼物，玉叫觉得可以接受。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天天出去买东西。根据玉叫提供的信息，我不仅给他们买了他们个人需要的东西，还买了一些家里需要的东西。记得给傣族爸爸妈妈各买了一双橡胶雨鞋，他们都特别高兴，橡胶雨鞋对每天要下地干活他们是必需品。 记得还给家里买了新的脸盆，塑料水桶, 锅和碗之类的东西。我看出玉叫喜欢我出来之前新买的一件浅黄色真丝无袖衬衣，就特意没穿留着送给她。我送给玉腊一条她梦寐以求的银的雕花腰带（应该不是纯银的），穿傣装时系着很好看。我还特意给玉叫买了好多文具，希望她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最后 给玉叫和玉腊各一些现金，让她们留着以后花，这样总算是把我预算的八百块钱花得差不多了。玉叫问我想带什么东西回家，我决定做两套傣装带回去。我们一起去市场选了布料交给前面提到的女裁缝，她只要一天时间就做好，手工和式样都令我非常满意。可惜布料都是化纤的，估计当地人也消费不起好的布料。
（注：我正在试穿傣族女裁缝给我做的傣族，背对着相机的女孩是玉叫）
那两天除了买东西就在寨子里待着，附近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我没事就去庙里跟和尚们玩儿，或在家和傣族爸爸聊聊天。傣族爸爸妈妈知道我要走了，那两天都收工比较早，所以我有机会和他们相处。平时我从外面回来时他们都已经睡了，而我上午起床时他们早就下地干活去了。傣族爸爸的中文勉强能交流，傣族妈妈基本不会中文。我问他喜不喜欢汉族人，他说汉族人很聪明，发明了好多机器。还说他认识的汉人都很好，比如说我。我又问他觉得共产党怎么样，他说他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开玩笑地问他有没有想过没有共产党他的生活也会过得更好，就像他所说的汉人发明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活本来就应该越过越好。他看着我想了一会儿说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死的时候他没哭，因为他觉得毛主席共产党没让他的日子过得更好，反而更苦了。我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是想让他多说几句话而已。
印象中傣族人好像不像汉族人那样重男轻女，傣族爸爸好像没觉得没有儿子有什么遗憾的。我还跟他说他对女儿们很好，玉叫和玉腊在家都不用怎么干活。他说傣族人家里女人是最累的，从地里的农活到家里的家务事，她们从早干到晚没得休息。这一点我确实注意到我经常看见傣族男人在寨子里晃悠，有时还三三两两地在一起抽烟和聊天，很少见到成年女人在外面走动，女孩子倒不少。傣族爸爸说他想趁着她们没嫁人，让她们过一点好日子。玉叫的姐姐嫁人了，有两个小孩子，在家里就很辛苦。再加上玉叫前几年在外面也很苦，还寄了不少钱回家，更应该多休息休息。
我还问起傣族人对老人是否孝顺，因为我注意到寨子里有一些老人经常在外面晒太阳，好像没人特别关注他们似的。他说人老了任务完成了，在家里就没那么重要了，晚辈给他们一口饭吃，生病时照顾一下就行了。我当时觉得傣族人挺智慧的，不像汉族人老觉得老年人有劳苦功高，德高望重，年轻一代要费尽心思讨他们欢心才叫孝顺。而且工资分配也不公平，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工资每月才一百多块钱，我父母退休了每人月工资有五六百，他们总是得意地开玩笑说以后哪个孩子对他们好，听他们的话就住谁家，退休工资就归谁领。当然我次年辞职到了深圳，第一个月连提成就拿了五千多，我也特意打电话回家得意地对我爸爸说他那工资俺看不上以后别指望住俺家了。那是后话。
（注：和傣族爸爸妈妈的合影。他们那时应该才四十多，傣族妈妈因操劳过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
寨子里的人也都知道我要走了，我出门总有人跟我打招呼。虽然语言不通，但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日渐增加的友好和善意。有一天有家人有重要事情请客 （忘了什么事），他们特意邀请我去吃饭，说是要让我尝尝傣家人过年或者重大场合才能吃上的东西，我当然兴致盎然地就去了。我记得一大桌菜，什么黄焖鸡，香茅烤肉，烤鱼，菠萝饭之类的就不用提了，那天最大的一道菜是剁生。好像是取刚杀的牛脊上最嫩的肉，先切成片再剁成肉泥，剁的过程中不时地加入牛胆汁，好的剁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剁好，最后再加上葱，蒜，香菜等调料搅拌。吃的时候用炸过的猪皮沾着吃，据说入口时微苦，但回味绵长。我当然不敢吃，最后在他们的一再坚持下，我屏住呼吸，皱着眉头尝了一口，客人们都觉得好笑。
临走的前一天下午傣族爸爸又杀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第二天上午玉叫和她的朋友们送我去坐中巴回景洪，我和她们约好等大学生一把照片寄给我，我就寄给她们。上车后我特意看了看司机是不是我来时的那位，可惜不是。 到了景洪我直奔邮局给我爸爸妈妈打了近三个星期来的第一个电话，我告诉我妈妈说我其实是一个人去的西双版纳，在傣族人家里住了两个星期，现在已经玩够了准备回昆明后就直接回家了。记得我妈妈在电话里说她腿都吓软了，西双版纳那么危险的地方我也敢一个人去。其实我在昆明也听有人说西双版纳危险，靠近边境，拐卖人口和贩毒的比较多。这也是我到了白塔后不敢住旅馆的原因。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善良， 我相信通过学校为我介绍的学生家庭应该是安全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这一段旅行经历将使我终生难忘。打完电后我直接就上了中午十二点出发的开往昆明的长途汽车。别了，西双版纳！我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踏上归途。
（待续，下期有我坐火车软卧的经历）
我87年硕士毕业后去上海重点大学当教师，89年时清水工资94元。因为平时住在斜跨上海的另一角的家里。只在有大课和教研室开会时我才骑自行车花快一个半到两小时去学校，所以只在学校吃中饭。平时吃家里的早饭和晚饭。记得有一个月拿到工资去食堂去买饭菜票，算了算大概吃二十顿。就按每顿一个菜的量买了饭菜票。最后手里只剩下10元钱。路过老北站，用剩下的10元买了几包口香糖给亲戚小孩基本没有了。当时中国经济形势很混乱。邓朴方的康华神通广大。他还独家有福利彩票权。全民倒买倒卖，复旦大学有一段时间生活用煤只有三天量，上海电厂的煤炭也只有一星期储备量。但是上海港务局煤炭港口煤炭堆积如山，上面都是军委和残联的旗子（我堂哥在港务局煤炭港口工作，告诉我的。）上海打十万火急电报给北京告急。还有熟人问我有没有买主买军火。我一个布衣那来这些歪门邪道？老百姓对官倒恨之入骨。 我当时就知道中国近期会出现政治动荡。
改革加快步伐，物价上涨，个人工资大幅提高。
一般来说，92年还是老工资，93年后几百元工资较普遍。
再说这只是傣族爸爸一个人的想法，何谈说共产党的坏话。你可能不习惯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谈话方式，就以为别人是瞎编的。我后来在学校做讲座的时候还专门提到这个细节，学生们都笑了。
拍完照片的第二天大学生就动身回北京了，我估计他表面上看起来满不在乎心里应该挺着急的。那年头一百多块钱的路费可不是小数目，傣族人能让他免费吃住，但很难有钱支援他回家的路费。 我算算来到寨子里也有十天了，该计划回程了。我告诉玉叫我过几天要回去了，她虽然不舍但也能理解。我在一个信封里装了八百块钱说到时候让她交给她爸爸妈妈作为我这些天的住宿和生活费。玉叫说爸爸妈妈不会收的，他们不是为了钱才让我住他们家，如果非要给钱他们会觉得我瞧不起他们。我想也是就建议给他们买礼物，玉叫觉得可以接受。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天天出去买东西。根据玉叫提供的信息，我不仅给他们买了他们个人需要的东西，还买了一些家里需要的东西。记得给傣族爸爸妈妈各买了一双橡胶雨鞋，他们都特别高兴，橡胶雨鞋对每天要下地干活他们是必需品。 记得还给家里买了新的脸盆，塑料水桶, 锅和碗之类的东西。我看出玉叫喜欢我出来之前新买的一件浅黄色真丝无袖衬衣，就特意没穿留着送给她。我送给玉腊一条她梦寐以求的银的雕花腰带（应该不是纯银的），穿傣装时系着很好看。我还特意给玉叫买了好多文具，希望她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最后 给玉叫和玉腊各一些现金，让她们留着以后花，这样总算是把我预算的八百块钱花得差不多了。玉叫问我想带什么东西回家，我决定做两套傣装带回去。我们一起去市场选了布料交给前面提到的女裁缝，她只要一天时间就做好，手工和式样都令我非常满意。可惜布料都是化纤的，估计当地人也消费不起好的布料。
（注：我正在试穿傣族女裁缝给我做的傣族，背对着相机的女孩是玉叫）
那两天除了买东西就在寨子里待着，附近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我没事就去庙里跟和尚们玩儿，或在家和傣族爸爸聊聊天。傣族爸爸妈妈知道我要走了，那两天都收工比较早，所以我有机会和他们相处。平时我从外面回来时他们都已经睡了，而我上午起床时他们早就下地干活去了。傣族爸爸的中文勉强能交流，傣族妈妈基本不会中文。我问他喜不喜欢汉族人，他说汉族人很聪明，发明了好多机器。还说他认识的汉人都很好，比如说我。我又问他觉得共产党怎么样，他说他拥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开玩笑地问他有没有想过没有共产党他的生活也会过得更好，就像他所说的汉人发明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活本来就应该越过越好。他看着我想了一会儿说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死的时候他没哭，因为他觉得毛主席共产党没让他的日子过得更好，反而更苦了。我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是想让他多说几句话而已。
印象中傣族人好像不像汉族人那样重男轻女，傣族爸爸好像没觉得没有儿子有什么遗憾的。我还跟他说他对女儿们很好，玉叫和玉腊在家都不用怎么干活。他说傣族人家里女人是最累的，从地里的农活到家里的家务事，她们从早干到晚没得休息。这一点我确实注意到我经常看见傣族男人在寨子里晃悠，有时还三三两两地在一起抽烟和聊天，很少见到成年女人在外面走动，女孩子倒不少。傣族爸爸说他想趁着她们没嫁人，让她们过一点好日子。玉叫的姐姐嫁人了，有两个小孩子，在家里就很辛苦。再加上玉叫前几年在外面也很苦，还寄了不少钱回家，更应该多休息休息。
我还问起傣族人对老人是否孝顺，因为我注意到寨子里有一些老人经常在外面晒太阳，好像没人特别关注他们似的。他说人老了任务完成了，在家里就没那么重要了，晚辈给他们一口饭吃，生病时照顾一下就行了。我当时觉得傣族人挺智慧的，不像汉族人老觉得老年人有劳苦功高，德高望重，年轻一代要费尽心思讨他们欢心才叫孝顺。而且工资分配也不公平，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工资每月才一百多块钱，我父母退休了每人月工资有五六百，他们总是得意地开玩笑说以后哪个孩子对他们好，听他们的话就住谁家，退休工资就归谁领。当然我次年辞职到了深圳，第一个月连提成就拿了五千多，我也特意打电话回家得意地对我爸爸说他那工资俺看不上以后别指望住俺家了。那是后话。
（注：和傣族爸爸妈妈的合影。他们那时应该才四十多，傣族妈妈因操劳过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
寨子里的人也都知道我要走了，我出门总有人跟我打招呼。虽然语言不通，但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日渐增加的友好和善意。有一天有家人有重要事情请客 （忘了什么事），他们特意邀请我去吃饭，说是要让我尝尝傣家人过年或者重大场合才能吃上的东西，我当然兴致盎然地就去了。我记得一大桌菜，什么黄焖鸡，香茅烤肉，烤鱼，菠萝饭之类的就不用提了，那天最大的一道菜是剁生。好像是取刚杀的牛脊上最嫩的肉，先切成片再剁成肉泥，剁的过程中不时地加入牛胆汁，好的剁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剁好，最后再加上葱，蒜，香菜等调料搅拌。吃的时候用炸过的猪皮沾着吃，据说入口时微苦，但回味绵长。我当然不敢吃，最后在他们的一再坚持下，我屏住呼吸，皱着眉头尝了一口，客人们都觉得好笑。
临走的前一天下午傣族爸爸又杀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第二天上午玉叫和她的朋友们送我去坐中巴回景洪，我和她们约好等大学生一把照片寄给我，我就寄给她们。上车后我特意看了看司机是不是我来时的那位，可惜不是。 到了景洪我直奔邮局给我爸爸妈妈打了近三个星期来的第一个电话，我告诉我妈妈说我其实是一个人去的西双版纳，在傣族人家里住了两个星期，现在已经玩够了准备回昆明后就直接回家了。记得我妈妈在电话里说她腿都吓软了，西双版纳那么危险的地方我也敢一个人去。其实我在昆明也听有人说西双版纳危险，靠近边境，拐卖人口和贩毒的比较多。这也是我到了白塔后不敢住旅馆的原因。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善良， 我相信通过学校为我介绍的学生家庭应该是安全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这一段旅行经历将使我终生难忘。打完电后我直接就上了中午十二点出发的开往昆明的长途汽车。别了，西双版纳！我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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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87年硕士毕业后去上海重点大学当教师，89年时清水工资94元。因为平时住在斜跨上海的另一角的家里。只在有大课和教研室开会时我才骑自行车花快一个半到两小时去学校，所以只在学校吃中饭。平时吃家里的早饭和晚饭。记得有一个月拿到工资去食堂去买饭菜票，算了算大概吃二十顿。就按每顿一个菜的量买了饭菜票。最后手里只剩下10元钱。路过老北站，用剩下的10元买了几包口香糖给亲戚小孩基本没有了。当时中国经济形势很混乱。邓朴方的康华神通广大。他还独家有福利彩票权。全民倒买倒卖，复旦大学有一段时间生活用煤只有三天量，上海电厂的煤炭也只有一星期储备量。但是上海港务局煤炭港口煤炭堆积如山，上面都是军委和残联的旗子（我堂哥在港务局煤炭港口工作，告诉我的。）上海打十万火急电报给北京告急。还有熟人问我有没有买主买军火。我一个布衣那来这些歪门邪道？老百姓对官倒恨之入骨。 我当时就知道中国近期会出现政治动荡。
改革加快步伐，物价上涨，个人工资大幅提高。
一般来说，92年还是老工资，93年后几百元工资较普遍。
再说这只是傣族爸爸一个人的想法，何谈说共产党的坏话。你可能不习惯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谈话方式，就以为别人是瞎编的。我后来在学校做讲座的时候还专门提到这个细节，学生们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