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田家英和戚本禹都是毛泽东的秘书）
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告诉我，毛主席把我们送上去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生产真相的报告》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关于我们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也认真看了。然后主席就把李井泉找来。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时，田家英也在场。主席问李井泉，四川粮食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两千多斤，平均是两千斤。主席就问他，那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下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们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写的粮食产后就说，这不可能。他们调查得不对。他们说的这些产量是假的，是受了下面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他说，我都亲自下去看过，的确是两千多斤。李井泉还说，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们瞒报了产量。田家英当场否认了他的说法。这样，当着主席的面，李井泉就跟田家英争了起来，李井泉说田家英是带着框框下去作调查的，这样做就是否定大跃进。还说田家英是不是故意想要拆他的台。主席就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的秤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可李井泉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他要自己派人下去再作一次调查。
李井泉在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领导中，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见过他好多次，他一出来，那是前呼后拥，不得了的。我们的报告其实是说明了他向中央报告的产量是虚假的，这个他如何接受得了，这是牵涉到他政治地位和前途的事。而主席对他说的，看上去就几句话，但其实是分量很重的几句话。而且真正给李井泉打击大的还不是我们所报的粮食产量，而是由他自己树立起来的劳动模范罗世发所说的那些话。
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统战部长亲自去找罗世发，核实是不是跟我们说过这些话。平时罗世发去北京或其他地方开会，省里都是由统战部长去通知他的。李井泉就专派了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领导去找他核实情况。
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带着人下去调查了。后来大丰公社的罗书记和周书记来北京看我的时候，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了我。统战部长先是去了大丰公社，他们一群人是开着好几辆汽车去的，声势浩大。然后他们又去了我种粮的那个小队，问队里的农民，戚本禹下来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500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称出来的粮食就是500多斤，600斤不到。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他把我们写的报告念给他听。并不无暗示地说，戚本禹他们向毛主席报告的是不是真实的？戚本禹在报告里说，是你跟他说的，你的亩产最高只有八百多斤（注：两季稻的产量）。你是真这么说的，还是他们记错了？
罗世发可真是了不起啊！他顶住了，他说了真话。罗世发对统战部长说：戚本禹他们没有欺骗毛主席，我是这么跟他讲的，亩产只有八百多斤就是我说的。罗世发当时在全国的农业战线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这一来就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他的这句真话在当时真不知道解救了多少中国的老百姓啊！同时也解救了我。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头一个想去看的人就是罗世发。可惜那时他己过世了。我心中一直都默默地在想，后人真应该为他建一座铜像，以纪念这位敢讲真话的伟大的劳动模范。
统战部长也实事求是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跟李井泉报告了。李井泉这才在毛主席面前认了错。
后来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李井泉还特地到会场上来找我，当面向我道了歉。
戚本禹回忆录（田家英和戚本禹都是毛泽东的秘书）
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后告诉我，毛主席把我们送上去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生产真相的报告》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关于我们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也认真看了。然后主席就把李井泉找来。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时，田家英也在场。主席问李井泉，四川粮食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不假思索就回答毛主席说，有些地方一千多斤，有些地方两千多斤，平均是两千斤。主席就问他，那怎么田家英他们小组自己下去种田，才只有五百多斤？主席说着就把我们的报告给李井泉看。李井泉看了报告上写的粮食产后就说，这不可能。他们调查得不对。他们说的这些产量是假的，是受了下面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他说，我都亲自下去看过，的确是两千多斤。李井泉还说，一定是他底下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央派去的，故意向他们瞒报了产量。田家英当场否认了他的说法。这样，当着主席的面，李井泉就跟田家英争了起来，李井泉说田家英是带着框框下去作调查的，这样做就是否定大跃进。还说田家英是不是故意想要拆他的台。主席就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而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的秤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可李井泉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他要自己派人下去再作一次调查。
李井泉在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省、市领导中，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见过他好多次，他一出来，那是前呼后拥，不得了的。我们的报告其实是说明了他向中央报告的产量是虚假的，这个他如何接受得了，这是牵涉到他政治地位和前途的事。而主席对他说的，看上去就几句话，但其实是分量很重的几句话。而且真正给李井泉打击大的还不是我们所报的粮食产量，而是由他自己树立起来的劳动模范罗世发所说的那些话。
李井泉立刻派了四川省的统战部长亲自去找罗世发，核实是不是跟我们说过这些话。平时罗世发去北京或其他地方开会，省里都是由统战部长去通知他的。李井泉就专派了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领导去找他核实情况。
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带着人下去调查了。后来大丰公社的罗书记和周书记来北京看我的时候，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了我。统战部长先是去了大丰公社，他们一群人是开着好几辆汽车去的，声势浩大。然后他们又去了我种粮的那个小队，问队里的农民，戚本禹下来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500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称出来的粮食就是500多斤，600斤不到。随后统战部长就去找罗世发，他把我们写的报告念给他听。并不无暗示地说，戚本禹他们向毛主席报告的是不是真实的？戚本禹在报告里说，是你跟他说的，你的亩产最高只有八百多斤（注：两季稻的产量）。你是真这么说的，还是他们记错了？
罗世发可真是了不起啊！他顶住了，他说了真话。罗世发对统战部长说：戚本禹他们没有欺骗毛主席，我是这么跟他讲的，亩产只有八百多斤就是我说的。罗世发当时在全国的农业战线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这一来就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给揭穿了，他的这句真话在当时真不知道解救了多少中国的老百姓啊！同时也解救了我。1986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头一个想去看的人就是罗世发。可惜那时他己过世了。我心中一直都默默地在想，后人真应该为他建一座铜像，以纪念这位敢讲真话的伟大的劳动模范。
统战部长也实事求是地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跟李井泉报告了。李井泉这才在毛主席面前认了错。
后来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李井泉还特地到会场上来找我，当面向我道了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