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上海外白渡桥，你还认得吗？
1978，在几十年政治运动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景都洒满了阳光……
《人民日报》报道三中全会的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党的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1978年12月25日社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配合紧锣密鼓的中美建交谈判，人民日报刊出副刊文章《大豆与中美科学交流》（1978年12月25日），介绍说大豆的故乡在中国，在美国获得巨大的发展。文章配发装饰画《中美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日本电影《追捕》来了。
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冬人，受黑社会陷害而逃亡。牧场主女儿真由美，从感激杜秋的救命之恩，到义无反顾地相助杜秋。在东京街头的围捕中，真优美的马队及时赶到，杜秋跳上马背，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帮助我？”长发飘飘的真由美大声回答：“因为我喜欢你！”此前江青孵化的“样板戏”中，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婚恋爱情戏阙如。
《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刊发一篇“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样的“吐槽”，过去视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甚至会被当作反动观点给当事人带来不测。
《中国青年》杂志却借此号召年轻人坦然交流，发起人生观大讨论。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
“党内一支笔”胡乔木邀约团中央分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杂志社。乔木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邓小平在主席台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崭新观点，而且为陈景润这样的“书呆子”摘掉了“白专”的帽子。
在“文革”末期，邓小平听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汇报时，就给予陈景润高度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陈景润的住房长期未能解决，邓小平得知后非常生气，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
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乃至敌意，一时难以消除。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致辞在高层传阅时，汪东兴副主席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文革”时期，报纸对领袖的话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
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起，邓小平吩咐：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就此废弃了这种“神化”的版面手法。
更多的官场博弈，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较量，在公众视野之外展开，但每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意识到除旧布新的艰难和改写历史的豪迈。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耀邦的这句话在党内未能传达，但人民日报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这一年11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报社负责人接听。
电话转到副总编辑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李庄回答：“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李庄说：“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1978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文革”以来，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推翻，陆定一及长子陆德，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里面有句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或担心：“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老部长这么写，秦川就敢这么登。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陆定一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
在党内老同志支持下，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左”的先声。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
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怀揣这样的忧患意识和豪迈抱负，带领人民日报，走过了疾风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一遍，这样做需要何等的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
曾被打成“右派”的诗人邵燕祥回望这个年代，无限感慨地说：“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文革”后期邓小平治理整顿期间受“四人帮”迫害的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刘冰说：这次中央全会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制，生命就会窒息，就会亡党亡国。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12月26日《人民日报》）
据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1978年五六月间，他率团访问西欧，为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达而震惊。（2008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
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谷牧的汇报，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由华国锋主席主持，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都到了。谷牧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
叶剑英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
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有名的“北方谈话”，小平动情地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封面标题是《邓小平，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家》。推荐语：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
正如197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豪迈地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这年岁末《人民日报》感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见了，有话敢说了，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国家遭难，人民受苦。
到那时我才见着这位乡人们传说中“在劳改营”的祖父辈的老人，极其和蔼、高雅。
那时我上高中，于是在地头休息间，我们说起炮弹的抛物线轨迹，天荒地老啊。记得有一天我去串门，老人正给一家人做饭，我坐到灶门前烧火，他自嘲：我的不少同事在香港美国，我就在这儿当伙夫！我提起“西安事变”，老人立刻怒不可遏，大骂少帅。
那时，我还见过一位“牧马人”，应该也是位外来的文化人，每天替生产队放一匹马。后来就不见了。
给党提意见，却不曾想到，这是策略：引蛇出洞，结果，就都上当廖。
这些右派，当年都很年轻，一腔热血，不谙世故，等到２０年读懂人生和社会，这辈子差不多报销廖。
俺家的一位长辈，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淮海战役时才１７岁，一个人抓了２个连的俘虏，立了三等功。
又是部队里的大才子，没法子，初中生在那时的部队里凤毛麟角，小小年纪就做起了编剧，导演，所谓红小鬼。三野打进上海后，奉命做上海滩演艺界的统战工作，和一众当时的电影明星，戏剧明星以兄弟姐妹相称。那些人其实也都很左派滴。
结果到了反右，自持红小鬼，“对党有什么说什么”，戴上了“被统战的右派分子”帽子，下放改造，直到１９７８年。
共产党做事太绝太损，逼着他老婆和他离婚。这就显出，出身不同教养不同为人不同廖。周围文化界被打成右派的，农村带来的老婆们纷纷离婚，响应号召。但他老婆是安徽大户人家的小姐，不但有文化而且非常漂亮，是三野文工团的主角演员。无论“组织上”如何威逼利诱，周围的至爱亲朋都表示理解，她死也不离婚，跟他一起吃苦，被下放再也不能登台演出，直到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８年右派摘帽后，和几个朋友发起小百花艺术团，后改为小百花越剧团。可惜，右派年代身体亏欠太多，没干几年，就离世廖。
“小粉红”，他们的后代经过战斗洗礼，里外红红彤彤
1978年的上海外白渡桥，你还认得吗？
在智识稍正常的中国人心目中，1978年，是铭心刻骨的记忆。1978，在几十年政治运动满目疮痍中，执政党中一批正直忠勇之士挺身而出，响应人民和历史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国家前途和个人愿景都洒满了阳光……
这一年的变化，很多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希望。《人民日报》报道三中全会的郑重承诺：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包括党的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不能再搞任何离开这个中心工作，损害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1978年12月25日社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一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北京，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进北京王府井，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的涉外宾馆。配合紧锣密鼓的中美建交谈判，人民日报刊出副刊文章《大豆与中美科学交流》（1978年12月25日），介绍说大豆的故乡在中国，在美国获得巨大的发展。文章配发装饰画《中美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日本电影《追捕》来了。
高仓健饰演的检察官杜丘冬人，受黑社会陷害而逃亡。牧场主女儿真由美，从感激杜秋的救命之恩，到义无反顾地相助杜秋。在东京街头的围捕中，真优美的马队及时赶到，杜秋跳上马背，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帮助我？”长发飘飘的真由美大声回答：“因为我喜欢你！”此前江青孵化的“样板戏”中，英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婚恋爱情戏阙如。
整整一代年轻人，为这样大胆的爱情表白而震惊并怦然心动。《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五期刊发一篇“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样的“吐槽”，过去视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甚至会被当作反动观点给当事人带来不测。
《中国青年》杂志却借此号召年轻人坦然交流，发起人生观大讨论。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
“党内一支笔”胡乔木邀约团中央分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杂志社。乔木说：“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1978年2月17日，一位不懂世事的数学家在人民日报占据了两块整版，这就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还配发了一张陈景润的木刻像。接着，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坐上了主席台。邓小平在主席台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崭新观点，而且为陈景润这样的“书呆子”摘掉了“白专”的帽子。
在“文革”末期，邓小平听取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汇报时，就给予陈景润高度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陈景润的住房长期未能解决，邓小平得知后非常生气，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
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体制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乃至敌意，一时难以消除。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致辞在高层传阅时，汪东兴副主席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回答：“一个字也不要改！”
“文革”时期，报纸对领袖的话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
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起，邓小平吩咐：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就此废弃了这种“神化”的版面手法。
更多的官场博弈，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较量，在公众视野之外展开，但每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意识到除旧布新的艰难和改写历史的豪迈。
1978年6月，汪东兴副主席对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案看不下去了，出面敲打耀邦说：“有一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有什么权力修改毛主席的决定？”
胡耀邦不为所动，在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针锋相对地宣称“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耀邦的这句话在党内未能传达，但人民日报把“两个不管”的精神塞进这一年11月15日“本报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高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批错了的案子，就可以不纠正。我们党和国家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党规国法。”
文章刊出后，一个电话打进人民日报，开口就要求报社负责人接听。
电话转到副总编辑李庄办公室，来电问道：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这文章你看过吗？”李庄回答：“我签发的，当然看过。”
来电说：“你也是个老同志吧，你同意文章的观点吗？”李庄说：“正因为我也算个老干部，所以同意文章中全部观点。”
来电提高了声调：“文章里说的‘领导干部’，包不包括毛主席？”
李庄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里自己也不甘示弱地提高声调回答：“你认为毛主席如果批错案子就不应该平反吗？”来电突然挂断，显然是气坏了。1978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文革”以来，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推翻，陆定一及长子陆德，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里面有句话引起有些人的不满或担心：“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老部长这么写，秦川就敢这么登。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陆定一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
在党内老同志支持下，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左”的先声。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
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怀揣这样的忧患意识和豪迈抱负，带领人民日报，走过了疾风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胡耀邦在前边冲锋陷阵，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几乎全部老干部方阵在后边支持。1978年掀起高潮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不仅为刘少奇、彭德怀、“61人叛徒集团”等党政军领导人洗冤，更有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和老百姓重见了天日：——“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此外，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主、富农等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军政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一遍，这样做需要何等的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
曾被打成“右派”的诗人邵燕祥回望这个年代，无限感慨地说：“当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不会像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能够在‘平反’这两个字后面读到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
“文革”后期邓小平治理整顿期间受“四人帮”迫害的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刘冰说：这次中央全会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法制，生命就会窒息，就会亡党亡国。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12月26日《人民日报》）
而老作家巴金从1978年岁末开始，在上海寓所沉静地写作《随想录》，在“文革”中失去爱妻萧珊的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再次发生。在整个国家上上下下清算历史的同时，体制内有识之士已经放眼世界向未来。据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回忆，1978年五六月间，他率团访问西欧，为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达而震惊。（2008年12月25日《北京日报》）
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回国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谷牧的汇报，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由华国锋主席主持，叶帅、聂帅、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都到了。谷牧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
叶剑英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
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对东北地方负责人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邓小平强调，要“走出去”，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这就是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有名的“北方谈话”，小平动情地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封面标题是《邓小平，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家》。推荐语：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
正如197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豪迈地宣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这年岁末《人民日报》感慨：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人民敢提意见了，有话敢说了，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国家遭难，人民受苦。
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了。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1978年，铭心刻骨的记忆 历史上著名的四个道歉案例 失传的明代彩绘《西游记》 小林漫画 | 虽未能尽美，幸来日方长 猫猫狗狗来排队，核酸检测
到那时我才见着这位乡人们传说中“在劳改营”的祖父辈的老人，极其和蔼、高雅。
那时我上高中，于是在地头休息间，我们说起炮弹的抛物线轨迹，天荒地老啊。记得有一天我去串门，老人正给一家人做饭，我坐到灶门前烧火，他自嘲：我的不少同事在香港美国，我就在这儿当伙夫！我提起“西安事变”，老人立刻怒不可遏，大骂少帅。
那时，我还见过一位“牧马人”，应该也是位外来的文化人，每天替生产队放一匹马。后来就不见了。
给党提意见，却不曾想到，这是策略：引蛇出洞，结果，就都上当廖。
这些右派，当年都很年轻，一腔热血，不谙世故，等到２０年读懂人生和社会，这辈子差不多报销廖。
俺家的一位长辈，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淮海战役时才１７岁，一个人抓了２个连的俘虏，立了三等功。
又是部队里的大才子，没法子，初中生在那时的部队里凤毛麟角，小小年纪就做起了编剧，导演，所谓红小鬼。三野打进上海后，奉命做上海滩演艺界的统战工作，和一众当时的电影明星，戏剧明星以兄弟姐妹相称。那些人其实也都很左派滴。
结果到了反右，自持红小鬼，“对党有什么说什么”，戴上了“被统战的右派分子”帽子，下放改造，直到１９７８年。
共产党做事太绝太损，逼着他老婆和他离婚。这就显出，出身不同教养不同为人不同廖。周围文化界被打成右派的，农村带来的老婆们纷纷离婚，响应号召。但他老婆是安徽大户人家的小姐，不但有文化而且非常漂亮，是三野文工团的主角演员。无论“组织上”如何威逼利诱，周围的至爱亲朋都表示理解，她死也不离婚，跟他一起吃苦，被下放再也不能登台演出，直到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８年右派摘帽后，和几个朋友发起小百花艺术团，后改为小百花越剧团。可惜，右派年代身体亏欠太多，没干几年，就离世廖。
“小粉红”，他们的后代经过战斗洗礼，里外红红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