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67年夏天， 那一阵上海动手动脚不动枪炮的武斗不少， 让全国人民看来， 好比小屁孩撒尿和泥巴的水平，如果把重庆的武斗定义为“博士”，上海就只够小学二年级。
但是， 上海的特殊性在于马路上的红男绿女不因革命的盛行而放弃欲望的追求，涉及钱财有“扳窑堂”和“做钳工”，有关撑市面的则是“配模子”与“拉场子”， 青春萌动的呢， “三三摸亮， 摸到天亮”，“车拉三， 谈靠定“。
说句不好听的话， 红五类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女， 特别是级别高的人家， 做上面那些事的还真不多；资本家的子女呢，要做也得做档次高一些的”阿飞“；而知识分子子女则普遍胆儿比较小，偷偷在家听个贝多芬还有点胆战心惊。
那么实话实说， 有动力有能力的， 还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的孩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嗨！咱们工人有力量“！
上一篇说过， 俺们家阿拉屋所在的徐汇区斜土路那一片，工人新村多， 棚户区多， 工人子女自然“莫佬佬”。
不是工人子女中这票户头有多少，也不是说流氓阿飞里面工人子女比例有多高， 千万别找茬。
文化大革命前，年轻人集中的地方，哪两行业中成份不好者比例最高？想想。
文体！ 文艺和体育。
文艺界不用说了。
读者中若有当年在专业运动队或体校待过的朋友， 仔细回忆回忆， 就知道我没瞎说。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尖头皮鞋小裤脚管，记得还专门批判足球队因奶油大包头儿不太愿意抢顶头球， 女性的长发波浪运动队还真不多因为不便， 但62年的《柏林情话》式在女运动员中多流行！
到了可以造反了， 这些运动队中的非红五类子弟， 不一定当头头， 架秧子起哄总可以吧。
革命的潮流一时使得成份不那么重要了的1967年夏天， 大概是张姚徐王（那时王还只算是半个毬）发现社会治安有些不对头，不知是指示还是暗示， 或者上海市体育系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头头会”轧苗头“， 主动负担起社会治安的责任，道理也有些， 要治理还得有实力， 那时的实力一是”上面有人“， 二是”身强力壮“的成员， 上体司似乎正合适。
突然， 刮起红色台风， 上海话叫”刮三“了，上体司到处抓小流氓， 只要有人一密报， 到纳屋里来捉侬， 捉进去先一顿生活吃吃（上海话： 猛揍一顿），想想那些打排球的小伙子给谁一大巴掌是个什么力道，足球队的赤佬踢侬一脚有多结棍！
听到一次很”阴暗“的说词， 一个区级运动队的小伙子， 老子是个银行高级职员， 文革初期被抄过家， 此刻（1967年夏天）刮三的时候， 他也和几个同样成份不好的队员一起参加到一个棚户区去捉一个撑市面的小流氓，回来的路上， 那个小伙子队另一人说了一句”册那， 好像出了口气一样“！听的人不敢接腔， 要知道， 揭发出来这就叫”阶级报复“啊！
有样学样， 上海各高校原运动队的人也在各校成立了”文保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 自然也是非红五类子弟比较多， 大学里的运动员和上海市级专业队关系很密切， 因为那时高中毕业生中成绩好的运动员考进了大学， 成绩不好运动又特别好的进了专业队。
离我家不远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同样也成立了文保会， 这所大学最著名的运动是”棒球“，据说全国第一届棒球联赛只有四个队参加， 北京， 上海， 大连， 上海一医。一医的旁边也就是中山医院的对过， 是一片不大的棚户区”西木里“，还不算太差，但撑市面的人有好几个，一医文保会抓了一两个，用什么打呢？ 原棒球队的哥儿们用棒球棒打其中一个家伙！ 另一个小浮尸就更倒霉了，他倒不是撑市面的赤佬， 但他是跑一医澡堂偷看女同学被抓的， 据说高年级学生心一狠， 把他阉了！ 估计是瞎传的。
小流氓的年轻人，打得半死。这事我写在《毛死那天我结婚》里。
策划法动一武斗将其捣毁。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https://www.amazon.com/Life-Death-Shanghai-Cheng-Nien/dp/0802145167
起因好像是上体司抓了交运联络站一个什么人或什么人的孩子，运输工人们开着大卡车把国际饭店旁边的体委大楼围了起来
老头很客气，看的也是英文报纸。那我也不懂他看的是啥报纸，那时刚解放。后来全家去香港了
郑念的娘家1927年国民党当政之后就边缘化了，只不过她父亲比较洋化。她还有个妹妹是电影演员好像，演过《李时珍》
大约1967年夏天， 那一阵上海动手动脚不动枪炮的武斗不少， 让全国人民看来， 好比小屁孩撒尿和泥巴的水平，如果把重庆的武斗定义为“博士”，上海就只够小学二年级。
但是， 上海的特殊性在于马路上的红男绿女不因革命的盛行而放弃欲望的追求，涉及钱财有“扳窑堂”和“做钳工”，有关撑市面的则是“配模子”与“拉场子”， 青春萌动的呢， “三三摸亮， 摸到天亮”，“车拉三， 谈靠定“。
说句不好听的话， 红五类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女， 特别是级别高的人家， 做上面那些事的还真不多；资本家的子女呢，要做也得做档次高一些的”阿飞“；而知识分子子女则普遍胆儿比较小，偷偷在家听个贝多芬还有点胆战心惊。
那么实话实说， 有动力有能力的， 还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的孩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嗨！咱们工人有力量“！
上一篇说过， 俺们家阿拉屋所在的徐汇区斜土路那一片，工人新村多， 棚户区多， 工人子女自然“莫佬佬”。
不是工人子女中这票户头有多少，也不是说流氓阿飞里面工人子女比例有多高， 千万别找茬。
文化大革命前，年轻人集中的地方，哪两行业中成份不好者比例最高？想想。
文体！ 文艺和体育。
文艺界不用说了。
读者中若有当年在专业运动队或体校待过的朋友， 仔细回忆回忆， 就知道我没瞎说。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尖头皮鞋小裤脚管，记得还专门批判足球队因奶油大包头儿不太愿意抢顶头球， 女性的长发波浪运动队还真不多因为不便， 但62年的《柏林情话》式在女运动员中多流行！
到了可以造反了， 这些运动队中的非红五类子弟， 不一定当头头， 架秧子起哄总可以吧。
革命的潮流一时使得成份不那么重要了的1967年夏天， 大概是张姚徐王（那时王还只算是半个毬）发现社会治安有些不对头，不知是指示还是暗示， 或者上海市体育系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头头会”轧苗头“， 主动负担起社会治安的责任，道理也有些， 要治理还得有实力， 那时的实力一是”上面有人“， 二是”身强力壮“的成员， 上体司似乎正合适。
突然， 刮起红色台风， 上海话叫”刮三“了，上体司到处抓小流氓， 只要有人一密报， 到纳屋里来捉侬， 捉进去先一顿生活吃吃（上海话： 猛揍一顿），想想那些打排球的小伙子给谁一大巴掌是个什么力道，足球队的赤佬踢侬一脚有多结棍！
听到一次很”阴暗“的说词， 一个区级运动队的小伙子， 老子是个银行高级职员， 文革初期被抄过家， 此刻（1967年夏天）刮三的时候， 他也和几个同样成份不好的队员一起参加到一个棚户区去捉一个撑市面的小流氓，回来的路上， 那个小伙子队另一人说了一句”册那， 好像出了口气一样“！听的人不敢接腔， 要知道， 揭发出来这就叫”阶级报复“啊！
有样学样， 上海各高校原运动队的人也在各校成立了”文保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 自然也是非红五类子弟比较多， 大学里的运动员和上海市级专业队关系很密切， 因为那时高中毕业生中成绩好的运动员考进了大学， 成绩不好运动又特别好的进了专业队。
离我家不远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同样也成立了文保会， 这所大学最著名的运动是”棒球“，据说全国第一届棒球联赛只有四个队参加， 北京， 上海， 大连， 上海一医。一医的旁边也就是中山医院的对过， 是一片不大的棚户区”西木里“，还不算太差，但撑市面的人有好几个，一医文保会抓了一两个，用什么打呢？ 原棒球队的哥儿们用棒球棒打其中一个家伙！ 另一个小浮尸就更倒霉了，他倒不是撑市面的赤佬， 但他是跑一医澡堂偷看女同学被抓的， 据说高年级学生心一狠， 把他阉了！ 估计是瞎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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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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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好像是上体司抓了交运联络站一个什么人或什么人的孩子，运输工人们开着大卡车把国际饭店旁边的体委大楼围了起来
老头很客气，看的也是英文报纸。那我也不懂他看的是啥报纸，那时刚解放。后来全家去香港了
郑念的娘家1927年国民党当政之后就边缘化了，只不过她父亲比较洋化。她还有个妹妹是电影演员好像，演过《李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