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68年。
第一次是年初,一位高干出身但父亲已经成了黑帮正在挨整的同学放学后走到内务部街西口附近,突然来了几个11号院(原5号院)的总政子弟,对他说,你一个黑帮子弟凭什么戴羊剪绒的帽子?动手就打,没想到这位同学丝毫不服软,立刻还击,双方打成一团,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都不敢管,最后总政的人多势众,抢走了那位同学帽子,呼啸而去。
第二次是年底,课间打乒乓球的时候,一个父母在外交部工作的孩子输了也霸着案子不走,结果我的同学,一个父亲是文艺界领导但也是挨整的黑帮的同学带头去交涉,大家把那个孩子轰走了。结果惹了外交部帮。这帮的头儿叫黑秃儿,爸爸是司局级的,好像当过驻某国的临时代办。老师正在上课,黑秃儿突然闯进教室,给了我同学一记耳光。我同学也不是好惹的,跟他打了起来,老师都不敢管,只能跑去搬来了刚刚退伍据说曾在越南参战的校医和工宣队,才把扭打的这两个人分开。
当时总政的孩子们已经纷纷参军走了,黑秃儿的势力最强,但另外一帮工人子弟不服,为首的一个叫做辣厚的,据说是练家子,形成了对立的帮派。下课后,辣厚主动来我们班对那位同学表示敬佩,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对付外交部帮。
许多年后,那位被抢走羊剪绒帽子的同学上了大学,毕业后变成国家干部,娶了我们班的一个女生为妻。但做到处级后因为贪污受贿成为第一批腐败落马者。
被黑秃儿扇了耳光的那位现在在文艺界小有名气。
那时候工程兵部队已经在准备开挖地铁。他们要先把太平湖那边整治(填平?)
所以就在护城河上边后营房那块搭了两座桥,紧挨着。上面走卡车运土。我们城里侧的孩子们就能去那边的稻田里抓青蛙,逮蜻蜓啥的。打架时候是冬天,太平湖上结了兵,便于对方聚集人马,然后冲过桥来和这边打。实际上就在工程兵营地旁边。解放军根本不管。有一次,两个号兵还给打架的孩子们吹冲锋号,有点幽默。
各个附近学校的野孩子们,下午放了学自动往后营房那边的城根儿集中,隔着护城河,在工程兵搭的两座桥上来回拉锯战。、
东城的红卫兵就始于这个院子。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5840374725120400
王朔那个电影里,就胡同里打的那架,马猴儿给人开了像真的。后面那个群架是胡编。还敢去莫斯科餐厅聚餐?那不是找着让无产阶级专政给一锅端了。文革期间什么都在专政的阴影下严格管束。根本不可能允许他们在莫斯科餐厅那么嚣张。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老婆,侄子,一干亲信变成了害人虫,被人百般羞辱,那份儿豪气哪去了?哈
主席在的时候,谁敢吭一声?主席不在了你跟主席要豪气。你比主席还豪气!
看着你这个跟贴这么没有逻辑就忍不住了。
像马未都之类看上去还谦和的,都是913之后老爹挨整过的了。军人子弟真正老实了是在83年严打之后,天津警备区首长的孩子有好几个卷入了朱国华流氓案被枪毙了,外加老邓的:军队要忍耐!社会上不把当兵看做一份好职业了。那时军人找个“好对象”都有些不容易了。不过现在好像又变回来了,当兵的收入高! 西朝鲜向东朝鲜看齐?
才发现捅错人廖。
不过呢,大家也不傻,刀子只往屁股上招呼。再混不吝的主儿也知道,背上了人命跑不了吃花生米的结果。
文革时候,再好的三好学生,吃过一刀之后,必然大大进步,不但自己不怕刀子,捅别人也毫不犹豫。
要看一个人会不会捅刀子,只要看他怎么拿着那把刀子。
提着刀子耀武扬威的不会真捅,把刀子藏在袄袖子里的,离他一步半,准没错儿。
在那只角颇有点名气。看到俺在路边乘凉,把一卡车武斗队的部下停在马路边,要去打谁。
邀俺去看热闹,家人反对,只好作罢。
这伙计两手空空,背后腰里掖着一把铁锤,一卡车的柳条帽蓝工装和螺丝钢拍扁的梭镖,颇有点威风凛凛的意思。
后来再木有他的消息。
下乡后,原来的学校来信,说是他被镇压了,因为背上了几条人命。
呜呼哀哉,应该是不到20岁的年纪。
天天到人民广场去拔上柴东方红那一排的自行车气门芯。
都是68年。
第一次是年初,一位高干出身但父亲已经成了黑帮正在挨整的同学放学后走到内务部街西口附近,突然来了几个11号院(原5号院)的总政子弟,对他说,你一个黑帮子弟凭什么戴羊剪绒的帽子?动手就打,没想到这位同学丝毫不服软,立刻还击,双方打成一团,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都不敢管,最后总政的人多势众,抢走了那位同学帽子,呼啸而去。
第二次是年底,课间打乒乓球的时候,一个父母在外交部工作的孩子输了也霸着案子不走,结果我的同学,一个父亲是文艺界领导但也是挨整的黑帮的同学带头去交涉,大家把那个孩子轰走了。结果惹了外交部帮。这帮的头儿叫黑秃儿,爸爸是司局级的,好像当过驻某国的临时代办。老师正在上课,黑秃儿突然闯进教室,给了我同学一记耳光。我同学也不是好惹的,跟他打了起来,老师都不敢管,只能跑去搬来了刚刚退伍据说曾在越南参战的校医和工宣队,才把扭打的这两个人分开。
当时总政的孩子们已经纷纷参军走了,黑秃儿的势力最强,但另外一帮工人子弟不服,为首的一个叫做辣厚的,据说是练家子,形成了对立的帮派。下课后,辣厚主动来我们班对那位同学表示敬佩,愿意结成统一战线对付外交部帮。
许多年后,那位被抢走羊剪绒帽子的同学上了大学,毕业后变成国家干部,娶了我们班的一个女生为妻。但做到处级后因为贪污受贿成为第一批腐败落马者。
被黑秃儿扇了耳光的那位现在在文艺界小有名气。
那时候工程兵部队已经在准备开挖地铁。他们要先把太平湖那边整治(填平?)
所以就在护城河上边后营房那块搭了两座桥,紧挨着。上面走卡车运土。我们城里侧的孩子们就能去那边的稻田里抓青蛙,逮蜻蜓啥的。打架时候是冬天,太平湖上结了兵,便于对方聚集人马,然后冲过桥来和这边打。实际上就在工程兵营地旁边。解放军根本不管。有一次,两个号兵还给打架的孩子们吹冲锋号,有点幽默。
各个附近学校的野孩子们,下午放了学自动往后营房那边的城根儿集中,隔着护城河,在工程兵搭的两座桥上来回拉锯战。、
东城的红卫兵就始于这个院子。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5840374725120400
王朔那个电影里,就胡同里打的那架,马猴儿给人开了像真的。后面那个群架是胡编。还敢去莫斯科餐厅聚餐?那不是找着让无产阶级专政给一锅端了。文革期间什么都在专政的阴影下严格管束。根本不可能允许他们在莫斯科餐厅那么嚣张。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老婆,侄子,一干亲信变成了害人虫,被人百般羞辱,那份儿豪气哪去了?哈
主席在的时候,谁敢吭一声?主席不在了你跟主席要豪气。你比主席还豪气!
老婆,侄子,一干亲信变成了害人虫,被人百般羞辱,那份儿豪气哪去了?哈
看着你这个跟贴这么没有逻辑就忍不住了。
像马未都之类看上去还谦和的,都是913之后老爹挨整过的了。军人子弟真正老实了是在83年严打之后,天津警备区首长的孩子有好几个卷入了朱国华流氓案被枪毙了,外加老邓的:军队要忍耐!社会上不把当兵看做一份好职业了。那时军人找个“好对象”都有些不容易了。不过现在好像又变回来了,当兵的收入高! 西朝鲜向东朝鲜看齐?
才发现捅错人廖。
不过呢,大家也不傻,刀子只往屁股上招呼。再混不吝的主儿也知道,背上了人命跑不了吃花生米的结果。
文革时候,再好的三好学生,吃过一刀之后,必然大大进步,不但自己不怕刀子,捅别人也毫不犹豫。
要看一个人会不会捅刀子,只要看他怎么拿着那把刀子。
提着刀子耀武扬威的不会真捅,把刀子藏在袄袖子里的,离他一步半,准没错儿。
在那只角颇有点名气。看到俺在路边乘凉,把一卡车武斗队的部下停在马路边,要去打谁。
邀俺去看热闹,家人反对,只好作罢。
这伙计两手空空,背后腰里掖着一把铁锤,一卡车的柳条帽蓝工装和螺丝钢拍扁的梭镖,颇有点威风凛凛的意思。
后来再木有他的消息。
下乡后,原来的学校来信,说是他被镇压了,因为背上了几条人命。
呜呼哀哉,应该是不到20岁的年纪。
天天到人民广场去拔上柴东方红那一排的自行车气门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