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党历来讲究级别， 啥都按官品来分配。
那三年之所以有特供，是因为物资供应不够了，人人都有份的话， 岂不成“平均”主义？有些人可以得到比普通阿狗阿猫多一些的东西， 特别是食品， 符合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 这个原则文字上是“按劳”， 但级别高“劳”一定大， 所以得多分些吃的， 他们吃多点就可以“劳”得更多些，普通”劳“动人民， 那时没意见， 但几年后有机会表示不满了，这是另一个问题。
按照大家们公认的一个说法，干部（包括比照干部的知识分子， 其他他们也是干部）， 也就是俗话中说的”双高“--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 国家给与一定的配给， 鱼肉糖烟油等等， 虽说这些东西普通市民（不包括农民）都有， 但数量差别很大。
知道上海的所谓”特供“， 17级（或相当于17级的）以上， 每月三斤黄豆， 就此而已；13级（相当于13级）， 黄豆之外还有点肉油糖烟啥的。再高的干部， 详情不知，有一个少将的孩子（当时其父为某军军长）对我说， 他家一样啥都得凭票， 有些特供（应该比13点级干部还多）， 但挡不住他家男孩多， 半大小子吃垮老子，弄得老娘成天也是焦头烂额发愁，好在军长本人可以经常去军部借开会为由吃会议伙食， 好像还是需要交粮票和钞票（不多）， 但特供那部分就省下来给几个小兔崽子吃了。
至于中将（相当于， 正省部级？）以上的干部， 就不清楚了， 估计有什么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或办公室等机构帮他们特殊张罗， 那应该是党内机密。
后来上山下乡， 接触到县地级干部及其子弟， 又听说了一些不同的故事， 县官不如现管。
按规定， 县太爷应该有17-13级之间的特供， 地级领导则可享受13级以上的待遇，但是， 人一饿起来， 脸就不要了，尤其是为了党的事业自己饿一饿倒也罢了， 要他们把孩子的肚子及健康贡献出来，恐怕连老婆都要和他打离婚了。 因此， 买肉该要票还是得要票， 不过他们的票是”公“的，别人一斤肉票买一斤肉， 他们的肉票就可以买一”公斤“，甚至以一”公尺“等于”三市尺“的换算原则都是可能的。
另外， 基层干部想进步， 挪一挪位子，进贡些农副产品也属正常， 那么这些不够17级的基层干部的东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还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压榨“就不动声色了。
说回前面提到的事， 四清， 以清理基层干部， 能够搞到那个份上， 恐怕也是和几年前的事情分不开的。 在后面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街上的阿狗阿猫小人物， 还没忘记五六年前的事， 以致斗起县里干部地区干部， 格局都很大， 十分给力， 前几年没吃到被斗者能吃的”公“制食品，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关于北京的肉票，如果我不是从66年开始买菜做饭，恐怕也会相信文革年代也有肉票。
至于60年，我的记忆是根本没有肉，有些比较厉害的“单位”自己想办法去西北打黄羊，去东北打野鸡运回来。
干部特供我不知道，高知和拿定息的资本家半夜排队去吃限量的高级饭馆。
我住亲戚家， 另一亲戚从哈尔滨来京出差，人称“东北虎”下山， 我拿着北京亲戚家的本，提个大旅行袋， 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五块钱五块钱的买，几天之内买了上百斤， 过一阵还得帮哈尔滨的亲戚送站， 两个旅行袋一前一后用根毛巾捆着挂肩上， 近二百斤啊！那时的人坐火车就是那么strong!
上海知青回下乡地， 一个人带四五甚至六个旅行袋的司空常见
言外之意应该是：“我们就是不吃肉，也不缺乏蛋白质。”
我当时对他（内心里）嗤之以鼻。
粮食定量（男）：
中学生３５斤，大学生３５斤，教师２９斤。
女生少个两三斤。
另外还有副食品票，如豆腐票，烟票，等等。 布票好像是一人一年一丈左右。
食堂吃饭买饭票，要交油粮票。下馆子要粮票，不要肉票和油票，但是那年头没有几个人能经常下得起馆子的。
其他菜中很少有肉在内一块炒的。每个月10元菜金我一般只用掉6,7元。
买荤菜。后来后勤膳食科弄了些兔肉卖，不收肉票，但说明是“议价”的，“代销”的。
一般，定量的肉票差不多到月中就用完了。有较节省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熬好的猪油，每次去食堂打饭前，用勺子挖一块放在饭碗里，再去排队买饭。
天津人跑到北京来买鱼，东北人跑到北京来买肉。
说：他是1958年由公安部下派到青海公安厅的，58-65年期间吃的很好，每天都有当天刚挤出的新鲜牛奶。
华兄所讲很对，文革初期大家对“走资派”的恨的确很大程度上出自对那时的“腐败”的羡慕嫉妒恨！
不少省级当权派的大字报也都是揭发这些家伙在困难时期大吃二喝和男女关系，运动初期女干部自杀也多半出于被揭发与上级关系密切。当然，后来这都归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了！
我的一位77级校友的妈妈是徐志摩的女儿（？），文革前在一间中专当校长，文革开始不久即自杀，因为学生写大字报揭发其与上司厅长有关系。文革后当然“平反昭雪”了。
饭菜质量非常差，学校还地处鱼米之乡。
那时伙食肉鱼油脂少, 我每月饭票得买35斤左右, 靠家里支持粮票。
“贵”党历来讲究级别， 啥都按官品来分配。
那三年之所以有特供，是因为物资供应不够了，人人都有份的话， 岂不成“平均”主义？有些人可以得到比普通阿狗阿猫多一些的东西， 特别是食品， 符合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 这个原则文字上是“按劳”， 但级别高“劳”一定大， 所以得多分些吃的， 他们吃多点就可以“劳”得更多些，普通”劳“动人民， 那时没意见， 但几年后有机会表示不满了，这是另一个问题。
按照大家们公认的一个说法，干部（包括比照干部的知识分子， 其他他们也是干部）， 也就是俗话中说的”双高“--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 国家给与一定的配给， 鱼肉糖烟油等等， 虽说这些东西普通市民（不包括农民）都有， 但数量差别很大。
知道上海的所谓”特供“， 17级（或相当于17级的）以上， 每月三斤黄豆， 就此而已；13级（相当于13级）， 黄豆之外还有点肉油糖烟啥的。再高的干部， 详情不知，有一个少将的孩子（当时其父为某军军长）对我说， 他家一样啥都得凭票， 有些特供（应该比13点级干部还多）， 但挡不住他家男孩多， 半大小子吃垮老子，弄得老娘成天也是焦头烂额发愁，好在军长本人可以经常去军部借开会为由吃会议伙食， 好像还是需要交粮票和钞票（不多）， 但特供那部分就省下来给几个小兔崽子吃了。
至于中将（相当于， 正省部级？）以上的干部， 就不清楚了， 估计有什么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或办公室等机构帮他们特殊张罗， 那应该是党内机密。
后来上山下乡， 接触到县地级干部及其子弟， 又听说了一些不同的故事， 县官不如现管。
按规定， 县太爷应该有17-13级之间的特供， 地级领导则可享受13级以上的待遇，但是， 人一饿起来， 脸就不要了，尤其是为了党的事业自己饿一饿倒也罢了， 要他们把孩子的肚子及健康贡献出来，恐怕连老婆都要和他打离婚了。 因此， 买肉该要票还是得要票， 不过他们的票是”公“的，别人一斤肉票买一斤肉， 他们的肉票就可以买一”公斤“，甚至以一”公尺“等于”三市尺“的换算原则都是可能的。
另外， 基层干部想进步， 挪一挪位子，进贡些农副产品也属正常， 那么这些不够17级的基层干部的东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还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压榨“就不动声色了。
说回前面提到的事， 四清， 以清理基层干部， 能够搞到那个份上， 恐怕也是和几年前的事情分不开的。 在后面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街上的阿狗阿猫小人物， 还没忘记五六年前的事， 以致斗起县里干部地区干部， 格局都很大， 十分给力， 前几年没吃到被斗者能吃的”公“制食品，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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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的肉票，如果我不是从66年开始买菜做饭，恐怕也会相信文革年代也有肉票。
至于60年，我的记忆是根本没有肉，有些比较厉害的“单位”自己想办法去西北打黄羊，去东北打野鸡运回来。
干部特供我不知道，高知和拿定息的资本家半夜排队去吃限量的高级饭馆。
我住亲戚家， 另一亲戚从哈尔滨来京出差，人称“东北虎”下山， 我拿着北京亲戚家的本，提个大旅行袋， 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五块钱五块钱的买，几天之内买了上百斤， 过一阵还得帮哈尔滨的亲戚送站， 两个旅行袋一前一后用根毛巾捆着挂肩上， 近二百斤啊！那时的人坐火车就是那么strong!
上海知青回下乡地， 一个人带四五甚至六个旅行袋的司空常见
言外之意应该是：“我们就是不吃肉，也不缺乏蛋白质。”
我当时对他（内心里）嗤之以鼻。
粮食定量（男）：
中学生３５斤，大学生３５斤，教师２９斤。
女生少个两三斤。
另外还有副食品票，如豆腐票，烟票，等等。 布票好像是一人一年一丈左右。
食堂吃饭买饭票，要交油粮票。下馆子要粮票，不要肉票和油票，但是那年头没有几个人能经常下得起馆子的。
其他菜中很少有肉在内一块炒的。每个月10元菜金我一般只用掉6,7元。
买荤菜。后来后勤膳食科弄了些兔肉卖，不收肉票，但说明是“议价”的，“代销”的。
一般，定量的肉票差不多到月中就用完了。有较节省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熬好的猪油，每次去食堂打饭前，用勺子挖一块放在饭碗里，再去排队买饭。
天津人跑到北京来买鱼，东北人跑到北京来买肉。
说：他是1958年由公安部下派到青海公安厅的，58-65年期间吃的很好，每天都有当天刚挤出的新鲜牛奶。
华兄所讲很对，文革初期大家对“走资派”的恨的确很大程度上出自对那时的“腐败”的羡慕嫉妒恨！
不少省级当权派的大字报也都是揭发这些家伙在困难时期大吃二喝和男女关系，运动初期女干部自杀也多半出于被揭发与上级关系密切。当然，后来这都归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了！
我的一位77级校友的妈妈是徐志摩的女儿（？），文革前在一间中专当校长，文革开始不久即自杀，因为学生写大字报揭发其与上司厅长有关系。文革后当然“平反昭雪”了。
饭菜质量非常差，学校还地处鱼米之乡。
那时伙食肉鱼油脂少, 我每月饭票得买35斤左右, 靠家里支持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