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文字来自百度（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5%86%9C%E7%BA%A2%E5%86%9B%E8%A5%BF%E8%B7%AF%E5%86%9B/4018569?fromtitle=%E7%BA%A2%E5%86%9B%E8%A5%BF%E8%B7%AF%E5%86%9B&fromid=5076418）：
毛周电报给徐陈问粮食衣物准备，问能不能打过马家军的骑兵，建议与一方面军背靠背协调作战，徐陈一口回绝，坚持他们能独立完成西征。
《西路军失败，到底是谁的锅？》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1785060
本人觉得这篇文章可信性很强。
“他（指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要西进，到会宁后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渡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国际线取得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最后这一段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一切都是张和朱的总司令部在指挥，西路军失败后，把部队交给彭德怀以后，才不直接指挥部队
这么多能征惯战的大将都送入虎口，一句话不是自己的人，再能干也没用。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5]。三个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依照中共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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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其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 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新进展，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越来越为学界和公众所广泛接受。这表现在： 1、新版《毛泽东选集》注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4]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为西路军作出了公开结论；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5] 3、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关于西路军问题，新版党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是新世纪权威党史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毛周电报给徐陈问粮食衣物准备，问能不能打过马家军的骑兵，建议与一方面军背靠背协调作战，徐陈一口回绝，坚持他们能独立完成西征。
《西路军失败，到底是谁的锅？》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1785060
本人觉得这篇文章可信性很强。
“他（指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要西进，到会宁后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渡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国际线取得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最后这一段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一切都是张和朱的总司令部在指挥，西路军失败后，把部队交给彭德怀以后，才不直接指挥部队
这么多能征惯战的大将都送入虎口，一句话不是自己的人，再能干也没用。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5]。三个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依照中共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统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