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8 21:22 来源:历史客栈 6park.com
原标题：项英看不惯叶挺，但他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不是叶挺能比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而南方游击队则被改编为新四军。
八路军的各级将领都由原红军将领担任，但是在新四军将领的任命上，国共双方却出现了分歧。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按理说应该由这两人担任新四军军长、政委，但是，蒋介石不同意，单方面宣布了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毛主席、朱老总等人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接受这个任命，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实际上担任政委的职务。
一个是北伐名将，一个是红军元老，这对组合在当时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过：“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然而，现实却很让人失望，项英与叶挺的合作很不愉快，叶挺将军甚至几次负气出走，中央不得不派周恩来几次来到新四军军部，协调两人的关系。
至于原因，一方面，叶挺将军出身很高，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担任大元帅府警卫营长，在北伐战争中，更是率领独立团百战百胜，少年得志之下，叶将军难免有些军官的做派，平时喜欢穿着洋装、拿着文明棍，这让项英看起来很不习惯，心理上产生了隔阂。
另一方面，在项英看来，叶挺将军虽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但毕竟已离开十年之久，现在更像是一个蒋介石在新四军的代理人，而非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同志。
举个例子，早在新四军创建后，叶挺将军就曾命令张云逸等人带兵东进，扩展新四军的势力范围，以便发展壮大，但项英一直对其掣肘。当时按照分工，叶挺负责军事，项英负责政治，但项英经常以“非单纯的军事问题为由”，总揽其权，电报更是先行截取阅览，这让身为军长的叶挺很是难堪。
在这些事情上，项英确实做得有点过了，这也是他备受争议的地方。
当然，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其实他还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
第一，在组建新四军中，项英起到了动员带头作用。
1938年2月，项英在南昌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在会议中，项英首先说明了新四军改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并指出：“我们新四军的指战员来自八省，军机关的人员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地方，都是为着抗日这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的阅历不同，特点不同，但抗日的目标相同，要互相学习，团结共事，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前最重要的是严密组织分散在各地的部队的开拔工作，应注视各地的动向，使部队尽快而又安全地开赴集结地区。”
应该说，项英的这一番讲话，对当时凝聚机关干部的人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二，游击队数月即能完成集结整编，项英功不可没。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项英随即派人发布长篇工作指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在指示中，项英强调：“要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挥员更高的政治觉悟，了解自身的责任，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受任何影响而减弱自己的精神。”
同时，项英还主张要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这是坚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基础，谁不坚持这一点，无疑是降低了我们的战斗力。”
应该说，项英提出的这些指示，对于当时尚未整编的红军游击队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项英的指示下，仅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南方八省游击队就顺利完成了集结和整编工作，一个崭新的新四军诞生了。
第三，项英着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新四军改编完成后，项英带领政治部，自编教材，先后整编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作为政治教材印发给干部战士学习。
在当时，红军战士普遍存在仇视国民党、敌视整编的行为，项英就通过与战士谈心、上政治课、作形势任务报告等方式，让战士们认识到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同时，项英还注重在部队中发展党员，针对当时党支部未深入到基层的情况，项英还多次召开了军级党委会，在各营连组建了党支部，从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四，项英很好地进行了抗日宣传工作。
在云岭军部，项英大力支持群众组织妇抗会、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等社会团体，通过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向广大士兵、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项英还创办了两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党的相关政策。
渐渐的，在云岭，群众与新四军的矛盾越来越少了，后来蒋介石停发军饷，新四军处境艰难时，皖南的老百姓节衣缩食，贡献出了大批粮食，这与项英进行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因此，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项英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也让新四军在后来遭遇了重重困难。
首先，三年游击战争养成了项英艰苦朴素的性格，但也使得他过于谨慎，不敢大胆用兵。
新四军创立后，项英下令抽调6个团，专门来保卫军部。但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很好地保卫军部，反而使其错失了发展良机，且时刻处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监视和包围中。
其次，就是缺乏大局观。
在1940年，陈毅多次在江北发出电报，建议新四军离开云岭，叶挺也竭力主张东进，让军部撤离皖南，但项英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项英十分迷恋云岭的山川地势，在项英看来，这是一个打游击战的绝佳之地，甚至项英一度提出，要将云岭建设成为华中抗日中心的想法。但是项英却忽略了，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且友军也并非永远是友军，当同袍兄弟挥起屠刀时，更应该有提前预防的能力和考量。
这一点，在皖南事变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是缺乏魄力。
作为事实上的“新四军之父”，项英实际上掌控全局，但是他做事却缺乏魄力。
1939年，叶挺曾提出扩编新四军第六支队，项英却担忧军饷供应不足，使得新四军发展明显滞后。
皖南事变前，项英顾虑重重，难下决断，对于突围路线迟迟没有下决定。事变发生时，项英更是顾虑部队损失，从而错过了从茂林突围的最佳时间。其后，项英又想要带小股部队上山打游击，而忽略了对军队的总体部署。
最终，在项英的犹豫与失策中，新四军不断地错失突围良机，最终损失惨重，连项英自己也不幸牺牲，年仅43岁。
从此，项英在我军的历史上被长期忽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项英才重新被人正视起来，1998年，项英诞辰100周年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亲自参加座谈会，公开评价道：“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陈毅大智大勇，不愧是当过井岗山前委书记的人
过江后江占地盘拉人拉队伍………
项英搞工人运动可以，指挥大兵团作战可能欠缺，但江南新四军项有最终决定权。皖南事变后看粟裕，罗炳辉，彭雪枫等将领指挥所部的独立发展与壮大，不愧排名于“36个军事家”的称号。
危難,緊急之際,人品是會自然流露的...。
新四军部队被老蒋包围，老项刚刚做完战斗动员，干部战士士气高昂，李一氓也激情燃烧。
可是，老项悄悄拉他一把，要和他一起开小差。
看着老项塞满金银的褡裢，李一氓惊讶不爽，觉得没脸见那些准备死战的干部战士，又不敢直接推脱，就说，还有一点事要办，开溜了。
也是李一氓命大，做出正确决定，否则，没准儿也被老项的副官一起毙了。
李一氓后来事跟着小股部队突围而出，随后把这件事报告了上司。
这种人，大都没有什么智慧，只凭简单的认知和意气用事。
虽然老资格，但草莽习气+极左。
像这号人物，当年在共党里很多。
2020-12-08 21:22 来源:历史客栈 6park.com
原标题：项英看不惯叶挺，但他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不是叶挺能比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而南方游击队则被改编为新四军。
八路军的各级将领都由原红军将领担任，但是在新四军将领的任命上，国共双方却出现了分歧。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按理说应该由这两人担任新四军军长、政委，但是，蒋介石不同意，单方面宣布了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毛主席、朱老总等人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接受这个任命，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实际上担任政委的职务。
一个是北伐名将，一个是红军元老，这对组合在当时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过：“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然而，现实却很让人失望，项英与叶挺的合作很不愉快，叶挺将军甚至几次负气出走，中央不得不派周恩来几次来到新四军军部，协调两人的关系。
至于原因，一方面，叶挺将军出身很高，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担任大元帅府警卫营长，在北伐战争中，更是率领独立团百战百胜，少年得志之下，叶将军难免有些军官的做派，平时喜欢穿着洋装、拿着文明棍，这让项英看起来很不习惯，心理上产生了隔阂。
另一方面，在项英看来，叶挺将军虽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但毕竟已离开十年之久，现在更像是一个蒋介石在新四军的代理人，而非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同志。
展开全文 6park.com举个例子，早在新四军创建后，叶挺将军就曾命令张云逸等人带兵东进，扩展新四军的势力范围，以便发展壮大，但项英一直对其掣肘。当时按照分工，叶挺负责军事，项英负责政治，但项英经常以“非单纯的军事问题为由”，总揽其权，电报更是先行截取阅览，这让身为军长的叶挺很是难堪。
在这些事情上，项英确实做得有点过了，这也是他备受争议的地方。
当然，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其实他还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
第一，在组建新四军中，项英起到了动员带头作用。
1938年2月，项英在南昌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在会议中，项英首先说明了新四军改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并指出：“我们新四军的指战员来自八省，军机关的人员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地方，都是为着抗日这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的阅历不同，特点不同，但抗日的目标相同，要互相学习，团结共事，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前最重要的是严密组织分散在各地的部队的开拔工作，应注视各地的动向，使部队尽快而又安全地开赴集结地区。”
应该说，项英的这一番讲话，对当时凝聚机关干部的人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二，游击队数月即能完成集结整编，项英功不可没。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项英随即派人发布长篇工作指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在指示中，项英强调：“要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挥员更高的政治觉悟，了解自身的责任，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受任何影响而减弱自己的精神。”
同时，项英还主张要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这是坚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基础，谁不坚持这一点，无疑是降低了我们的战斗力。”
应该说，项英提出的这些指示，对于当时尚未整编的红军游击队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项英的指示下，仅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南方八省游击队就顺利完成了集结和整编工作，一个崭新的新四军诞生了。
第三，项英着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新四军改编完成后，项英带领政治部，自编教材，先后整编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作为政治教材印发给干部战士学习。
在当时，红军战士普遍存在仇视国民党、敌视整编的行为，项英就通过与战士谈心、上政治课、作形势任务报告等方式，让战士们认识到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同时，项英还注重在部队中发展党员，针对当时党支部未深入到基层的情况，项英还多次召开了军级党委会，在各营连组建了党支部，从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四，项英很好地进行了抗日宣传工作。
在云岭军部，项英大力支持群众组织妇抗会、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等社会团体，通过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向广大士兵、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项英还创办了两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党的相关政策。
渐渐的，在云岭，群众与新四军的矛盾越来越少了，后来蒋介石停发军饷，新四军处境艰难时，皖南的老百姓节衣缩食，贡献出了大批粮食，这与项英进行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因此，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项英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也让新四军在后来遭遇了重重困难。
首先，三年游击战争养成了项英艰苦朴素的性格，但也使得他过于谨慎，不敢大胆用兵。
新四军创立后，项英下令抽调6个团，专门来保卫军部。但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很好地保卫军部，反而使其错失了发展良机，且时刻处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监视和包围中。
其次，就是缺乏大局观。
在1940年，陈毅多次在江北发出电报，建议新四军离开云岭，叶挺也竭力主张东进，让军部撤离皖南，但项英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项英十分迷恋云岭的山川地势，在项英看来，这是一个打游击战的绝佳之地，甚至项英一度提出，要将云岭建设成为华中抗日中心的想法。但是项英却忽略了，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且友军也并非永远是友军，当同袍兄弟挥起屠刀时，更应该有提前预防的能力和考量。
这一点，在皖南事变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是缺乏魄力。
作为事实上的“新四军之父”，项英实际上掌控全局，但是他做事却缺乏魄力。
1939年，叶挺曾提出扩编新四军第六支队，项英却担忧军饷供应不足，使得新四军发展明显滞后。
皖南事变前，项英顾虑重重，难下决断，对于突围路线迟迟没有下决定。事变发生时，项英更是顾虑部队损失，从而错过了从茂林突围的最佳时间。其后，项英又想要带小股部队上山打游击，而忽略了对军队的总体部署。
最终，在项英的犹豫与失策中，新四军不断地错失突围良机，最终损失惨重，连项英自己也不幸牺牲，年仅43岁。
从此，项英在我军的历史上被长期忽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项英才重新被人正视起来，1998年，项英诞辰100周年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亲自参加座谈会，公开评价道：“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文学城www.wenxuecity.com--
与张国焘先发展了四方面军，后坚持错误路线葬送西路军有什么区别？不能因为他自己死了，就不该承担责任。他只是政治信仰上还未出现张国焘的问题而己。其实他也独断专行，不听中央指示，与张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陈毅大智大勇，不愧是当过井岗山前委书记的人
过江后江占地盘拉人拉队伍
………
此前的李德死守方针，与陈毅争辨。 新四军的发展，到底是陈的贡献大，还是项的贡献大，还是饶的贡献大？有了解的说一下。我赖得搜索。
项英搞工人运动可以，指挥大兵团作战可能欠缺，但江南新四军项有最终决定权。皖南事变后看粟裕，罗炳辉，彭雪枫等将领指挥所部的独立发展与壮大，不愧排名于“36个军事家”的称号。
危難,緊急之際,人品是會自然流露的...。
ZT 项英与毛泽东恩怨 项英是工人阶级职业革命家，他当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比刘少奇早；当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比毛泽东早。他还当过共产国际监察委员，这是毛泽东没有过的经历。凭出身及资历，项英在中共“元老派”和“留苏派”中，都享受很高的声誉及威望。项英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没有重大的政见分歧，只是看不惯毛泽东，并多次戏弄正在崛起的毛泽东： 第一次，1931年1月，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一踏入江西根据地，就质疑打“AB团”及毛泽东对“富田事变”的定性。项英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决定采取党内教育的形式解决问题。 第二次，在史称的“赣南会议”上，项英用“釜底抽薪”的办法，通过改变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取消总司令、总政委的职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担任主席，、王稼祥为副主席，使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第三次，周恩来走马上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恢复了原红军编制和毛泽东的军权。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项英联合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以多数人意见促使周恩来撤掉了毛泽东的军权。 第四次，中央红军长征前，当获悉“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同意带走毛泽东时，项英向李德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以毛泽东在红军的影响力，会在长征途中给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带来麻烦。 第五次，当毛泽东与结婚的消息传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时，项英明知“木已成舟”还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反对。 一生中三次丢失兵权，有两次是拜项英所赐。尽管项英反对长征带上毛泽东一事未果，但这一拙人拙见，几乎误了“挽救红军，挽救党”的大事。甚至连私生活也反对，毛泽东想起来都哭笑不得。还有一件事令毛泽东恼怒的就是，项英靠拢王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单独召见了，对他说：“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并送他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是奉斯大林之命返国的，项英亲近王明便得罪了毛泽东，这是必然的。
新四军部队被老蒋包围，老项刚刚做完战斗动员，干部战士士气高昂，李一氓也激情燃烧。
可是，老项悄悄拉他一把，要和他一起开小差。
看着老项塞满金银的褡裢，李一氓惊讶不爽，觉得没脸见那些准备死战的干部战士，又不敢直接推脱，就说，还有一点事要办，开溜了。
也是李一氓命大，做出正确决定，否则，没准儿也被老项的副官一起毙了。
李一氓后来事跟着小股部队突围而出，随后把这件事报告了上司。
这种人，大都没有什么智慧，只凭简单的认知和意气用事。
虽然老资格，但草莽习气+极左。
像这号人物，当年在共党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