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小津
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
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
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
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俞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俞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
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
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
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
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
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19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
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
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份，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
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19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
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抱负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
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
我父亲虽然对江青一直很关心，但通过叶群的热情相邀与探望，江青的两次请吃，张春桥的谈话，以及“老夫子”陈伯达的故作姿态，已经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绝了江青一伙抛来的“橄榄枝”，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打倒的命运。
但是，江青一伙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些野心家们的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违背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我父亲这些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断然不会上他们的“贼船”。在几十年残酷的武装对敌斗争中，他们已百炼成钢，无论遇到何种惊涛骇浪，都始终不会失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信仰，都不会失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他们必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含糊，绝不会暧昧，绝不会“骑墙”，更不会倒戈。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的两顿请吃令我父亲备感压抑，而陈老总请吃的一顿饭却令他感到无比畅快。
（本文摘自陈小津著《我的“文革”岁月 》，中央文献出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作者：陈小津
陈丕显，中共建政后长期在上海任职，见证了四人帮的崛起与蜕变。其子陈小津在其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中，记述了这段历史，尤其是与江青的交往。那时年幼的陈小津称江青为“江妈妈”，他认为江青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
有一次，陈老总向毛泽东建议，请江青到华东地区去搞搞调查研究，借机会散散心，这样也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江青的胡搅蛮缠。毛泽东很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领导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 当时，我父亲在无锡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
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
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俞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俞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
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
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
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
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19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
总理见状，就过来请陈老总。他和江青走到陈老总房间门口时，江青站住了，总理自己进去了。没想到，总理不仅没有中断陈老总下棋，反而站到他身边帮他支招，助他早点解决“战斗”。江青就很不高兴地站在门口嘀咕着：“你看这个恩来，就有这份耐心，他是真会做工作哟。”此事虽小，但足以看出周总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显不同。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
江青还饶有兴致地问我：“小津，你要考大学了吧？我的女儿，我原来也想让学军工的，如学船舶什么的，但因都是女儿，就没有让她们学。你准备考哪个学校？”我说：“还没有定。”她就说上海交大很好，又是为海军服务的，劝我考交大，还点了一通其他军工院校的缺点。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份，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
我认为，她对我父亲的好印象，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父亲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没有出现“文革”中公开爆发重大冲突对决的场面，她没见识过我父亲的党性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讲，江青并不真正了解我父亲。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19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
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抱负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
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
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归根结底，江青的下场还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胀的政治野心造成的。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奋，经常睡不着觉，身体上各种毛病也表现出来了。6月29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转述了我父亲、魏文伯等市委领导对她的建议。我父亲他们对江青说：动不如静，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如医疗、住房等都相对好一点，希望她在上海多休养一段时间。7月8日，久未与江青通信的毛泽东回信了，信中对江青谈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父亲虽然对江青一直很关心，但通过叶群的热情相邀与探望，江青的两次请吃，张春桥的谈话，以及“老夫子”陈伯达的故作姿态，已经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绝了江青一伙抛来的“橄榄枝”，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打倒的命运。
但是，江青一伙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些野心家们的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违背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我父亲这些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断然不会上他们的“贼船”。在几十年残酷的武装对敌斗争中，他们已百炼成钢，无论遇到何种惊涛骇浪，都始终不会失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信仰，都不会失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他们必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含糊，绝不会暧昧，绝不会“骑墙”，更不会倒戈。
这就是我父亲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即使面对着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也必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江青对立面的根本原因。江青等始作俑者“全心全意”拉我父亲“入伙”的企图，自然而然要落空了。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的两顿请吃令我父亲备感压抑，而陈老总请吃的一顿饭却令他感到无比畅快。
（本文摘自陈小津著《我的“文革”岁月 》，中央文献出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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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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