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1958年6月,我11岁零8个月。刚小学毕业,参加小毕升初中的入学考试。那年夏天正是大跃进,大办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初中入学率非常高。但我却收到我报考的公立学校“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只好进了刚成立一年的由柬埔寨华侨捐款办的“揭阳华侨中学”。虽然我可能智商差了一些,但总也不致全小学最末一名的程度。我母亲怀疑这里边准有猫腻,她是个小有名气的医生,有顶“县政协委员”的帽子,人际关系也比较广。她通过内线了解到我的落榜是因为地主出身,政审不合格。 母亲找到县政协主席说:“南昌起义兵败那年我爸(我的外公)帮共产党救了那么多伤兵,差点让李济深砍了头。(请参阅《古战场游记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为什么要向危难中的南昌起义军和周恩来伸出援手?》)解放时你们也承认他是开明士绅的,才过了几年就翻脸不认人了,过河拆桥?既然这样,我这政协委员也不当了!” 县政协主席说:“陈医生你别激动,哎呀。老先生当年的功劳大家都知道。你看是不是写张说明来,我们批上个意见送给县委。估计多少能有点作用,好不好?” 过了不久华侨中学便通知我可以转学到公立中学去,可我却不愿意了。这不是赌气,而是华侨中学聘请了一个被开除公职的英语右派老教师开设英文课程,我也偏偏非常喜欢读英语,家里书柜有一些长辈留下的英文通俗读物如《50 English Tales 》、《Leo Tolstoy’s Short Stories 》,很有趣又不深奥,我迷上了它们。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在全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教育部1959年才在极少数有条件的初中一年级开设外语课程,而且绝大多数是教俄语。从初一到高三,加上大学将近一年,我总共读了六年多正规英语课程。加上分配工作后在那“外语无用,兼之危险”环境中仍悄悄读英语,偷听《美国之音》。使我在后来考研究生和出国都十分轻松。
从那一年起,我们几兄弟入学考试都相当顺利。我是最小的一个,也在文革前“阶级斗争”观念非常恐怖的环境下考上了大学。
11岁多的我从这次落榜开始,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任何宣传。这也让我在国内的三十多年一直没有陷入任何圈套,平平安安地直到出国。
我的邻居有资本家出身的,有“反革命”子女,也有上大学的。
中苏关系恶化后,极个别小学从三年级开设英语课。我在的小学就是这样,大城市的重点小学。只是试点,缺乏合格的英文师资。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这种情况。同时,周恩来陈毅提议在几个大城市办了外国语学校,从初中开设招生,英语为主。进入联合国,中美关系缓和之后,这些学生成了抢手货。包括杨洁篪,王光亚,崔天凯等。
但我喜欢文科而不喜欢这个和本职工作相关的工科专业,所以主动把机会让给了一位复员军人同事。
我不但出身不好,而且有“海外关系”,属于被监控对象,但仍然被推荐去上大学。
这种情况大概比较罕见。
因为这个公司的工作环境差,对身体不好。所以让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去。班里出身最不好的一个去北京郊区房山县插队。70去插队的极少。
这六个人是出身最不好的,结果最后,两个人77级大学,三个78级大学。去插队的那位直接上了研究生,现在是清华教授。而那些出身比较好的分配到电子管厂和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个上大学的都没有。
70届和69届差不多,也是基本在中学没读什么书。
唯一有差别的是据说70届全部留京,当然有很多是去街道厂,副食店之类的工作
儿时的一个梦想,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195400.html
英文有一个词, outlier 。
也许是说淮北不适合大面积种土豆(我已经记不清了)。被打成右倾。
他们后来自寻出路,我的一位老师就是不服从分配,自己找到工作当教师。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1958年6月,我11岁零8个月。刚小学毕业,参加小毕升初中的入学考试。那年夏天正是大跃进,大办教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初中入学率非常高。但我却收到我报考的公立学校“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只好进了刚成立一年的由柬埔寨华侨捐款办的“揭阳华侨中学”。虽然我可能智商差了一些,但总也不致全小学最末一名的程度。我母亲怀疑这里边准有猫腻,她是个小有名气的医生,有顶“县政协委员”的帽子,人际关系也比较广。她通过内线了解到我的落榜是因为地主出身,政审不合格。
母亲找到县政协主席说:“南昌起义兵败那年我爸(我的外公)帮共产党救了那么多伤兵,差点让李济深砍了头。(请参阅《古战场游记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为什么要向危难中的南昌起义军和周恩来伸出援手?》)解放时你们也承认他是开明士绅的,才过了几年就翻脸不认人了,过河拆桥?既然这样,我这政协委员也不当了!”
县政协主席说:“陈医生你别激动,哎呀。老先生当年的功劳大家都知道。你看是不是写张说明来,我们批上个意见送给县委。估计多少能有点作用,好不好?”
过了不久华侨中学便通知我可以转学到公立中学去,可我却不愿意了。这不是赌气,而是华侨中学聘请了一个被开除公职的英语右派老教师开设英文课程,我也偏偏非常喜欢读英语,家里书柜有一些长辈留下的英文通俗读物如《50 English Tales 》、《Leo Tolstoy’s Short Stories 》,很有趣又不深奥,我迷上了它们。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在全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教育部1959年才在极少数有条件的初中一年级开设外语课程,而且绝大多数是教俄语。从初一到高三,加上大学将近一年,我总共读了六年多正规英语课程。加上分配工作后在那“外语无用,兼之危险”环境中仍悄悄读英语,偷听《美国之音》。使我在后来考研究生和出国都十分轻松。
从那一年起,我们几兄弟入学考试都相当顺利。我是最小的一个,也在文革前“阶级斗争”观念非常恐怖的环境下考上了大学。
11岁多的我从这次落榜开始,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任何宣传。这也让我在国内的三十多年一直没有陷入任何圈套,平平安安地直到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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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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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邻居有资本家出身的,有“反革命”子女,也有上大学的。
中苏关系恶化后,极个别小学从三年级开设英语课。我在的小学就是这样,大城市的重点小学。只是试点,缺乏合格的英文师资。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这种情况。同时,周恩来陈毅提议在几个大城市办了外国语学校,从初中开设招生,英语为主。进入联合国,中美关系缓和之后,这些学生成了抢手货。包括杨洁篪,王光亚,崔天凯等。
但我喜欢文科而不喜欢这个和本职工作相关的工科专业,所以主动把机会让给了一位复员军人同事。
我不但出身不好,而且有“海外关系”,属于被监控对象,但仍然被推荐去上大学。
这种情况大概比较罕见。
因为这个公司的工作环境差,对身体不好。所以让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去。班里出身最不好的一个去北京郊区房山县插队。70去插队的极少。
这六个人是出身最不好的,结果最后,两个人77级大学,三个78级大学。去插队的那位直接上了研究生,现在是清华教授。而那些出身比较好的分配到电子管厂和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个上大学的都没有。
70届和69届差不多,也是基本在中学没读什么书。
唯一有差别的是据说70届全部留京,当然有很多是去街道厂,副食店之类的工作
儿时的一个梦想,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195400.html
英文有一个词, outlier 。
也许是说淮北不适合大面积种土豆(我已经记不清了)。被打成右倾。
文革中有6465届的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分配工作的
他们后来自寻出路,我的一位老师就是不服从分配,自己找到工作当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