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22：遥远的庇护——二战中的天津犹太人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5期
文 宋安娜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哀；
一个古代的童话，我总是不能忘怀。
天色晚，空气清冷，莱茵河静静地流；
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坐在上边，神采焕发；
金黄的首饰闪烁，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她用金黄的梳子梳，还唱着一支歌曲；
这歌曲的声调，有迷人的魔力。
小船里的船夫感到狂想的痛苦；
他不看水里的暗礁，却只是仰望高处。
我知道，最后波浪吞没了船夫和小船；
罗累莱用她的歌唱造下了这场灾难。
——引自海涅《罗累莱》
这首题为《罗累莱》的诗，是犹太诗人海涅最优美最著名的作品，它被谱上曲子，一百七十多年来被广为传唱，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海涅的作品被焚禁，纳粹仍不得不以“无名诗人”的字样取代海涅的名字，允许这首歌的流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犹太难民避难中国，进入天津，这首歌也唱到了天津。
现在，在德国，这首歌已经成了和平生活的象征，《罗累莱》也成为莱茵河的象征。
一、飞来的史料
2002年2月19日，我收到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39份史料复印件。那天，正是春节七天长假之后第一天上班，稿件、信件、报纸大样，整一天被文字狂轰滥炸，到了打开家门的时候，已经对一切有墨迹的东西深恶痛绝。我无意间抬头，却看见了它——一只大16开的牛皮纸信封，安静地躺在楼梯拐角的窗台上，封皮上大笔大画地写着“宋安娜收”。我立刻大叫起来。“真的是它！它真的飞来啦！”我抱着它冲进房间，顾不得脱鞋换衣服，抄起剪刀果断地剪开封口，一篇篇查验，丝毫不差，正是我所登记的那39份。算一算，距我在史料馆填了“复写申请”至收到它，仅仅二十五天。而在这二十五天里，我一直对它的到来将信将疑。东京到天津不通火车，它必须飞越太平洋，“飞来之物”在汉语里向来隐含着虚无缥缈、不可信实的贬义。
我开始收集关于天津犹太人的相关资料时，有朋友告诉我，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存有13卷犹太人在中国的档案。正好这年我受日本外务省之邀，参加了“中国知名文化人访日团”，在东京将有六天的停留时间，便利用这个机会，请组织这次活动的东京大学教授靳飞先生和天津市外办有关同志帮忙，敲开了史料馆的大门。
坐落于东京都港区麻布台的日本外交史料馆1972年开馆。现任馆长小原育夫先生曾做过日本驻广州的领事，听说来了中国客人，便热情地接待。他手持一份介绍提纲，侃侃而谈，不用翻译，中国话讲得极其地道。一打听，原来却是哈尔滨生人，生于北而执业于南，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说横贯南北了。小原先生说，史料馆保存着明治维新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几乎全部的外交记录，共48000册供人公开查阅；另外，战后外交记录11000册，原件还在外务省，史料馆做了复印件，也分16次陆续公开了。2000年4月，日本颁布《信息公开法》，要求所有政府部门能公开的都要向公民公开，日本国民要求外交知识为国民共有，他们也正在加快日本外交文书的出版。2002年是日中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史料馆已将条约的谈判记录向一家报纸提供，准备不久就会公开。小原先生还说，成田首相于战后五十年发表讲话，就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表示深刻反省，提出政府要推动亚洲历史资料的整理。内阁决定成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2001年11月这个中心正式设立，史料馆正加紧将有关资料拍成数据胶片，提供给中心。
小原先生冲我微微一笑，说：“史料馆向所有人士开放，包括中国公民。”
走进阅览室，拿出护照例行公事之后，我拥有了一台电脑。13卷有关中国犹太人的档案均已拍成微缩胶卷，工作人员帮我插入软盘，我开始查阅了。电脑屏幕上映出一行行日文、俄文，大多是七十多年前日本外务省就中国犹太人问题的往来文件，还有俄文报纸的相关报道。工作人员又递过来一份“复写申请”，要求登记姓名、住址、复制目的，项目十分详细。在复制用纸一栏内，甚至列出B5、A4、B4、A3任选。我在A4上画了圈。然后我得知，只要再将我需要的页码按编号填在申请表格内，就一切妥当了。
真的就“一切妥当了”吗？外务省派来的翻译田中小姐转述工作人员的解释：史料馆的复制与送达工作交给了一家专业公司来做。他们将按照我所要求的页码复印史料，然后通过邮局邮寄到我登记的地址处，邮件到达后才收费。
我的地址在中国呀！
没有问题。工作人员说。
他认真地检查我的地址，有几个字因为写连笔了，他在旁边重新抄写了一遍。看着他那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了。
没想到一试竟就成功。后来问过日本的学者，他们也常去外交史料馆查阅史料，复制资料也都是这个程序，但资料能够送达中国，对于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如今信息社会，国际邮件已司空见惯，难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诺，所谓“一诺千金”，这个“金”的纯度该比农耕时代更难求。飞来的史料令我如托千金。当然，这个重量还包括史料馆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
而我所选的这39份史料复印件，全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存留的有关犹太人在中国活动的密电和相关报道。文件和报道大部分是俄文和日文，经过专业翻译人士的努力，我看到了如下文字：
机密第254号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驻海拉尔
领事代理 三村哲雄
驻满洲国
特命全权大使 植田谦吉 殿下
关于避难犹太人赴支那事件
从德国被驱逐的30名犹太人于上月24日乘满铁国际列车进入满洲里，在满洲里停留一夜分别奔赴支那的各个地方。上述人员在满洲里的情况相信您已经得知，不过，由于当地宪兵队又获得最新的情报，故通报给您以供参考。
本件抄送至外务大臣
附记
一、 到达满洲里的时间
从德国被驱逐的30名避难犹太人声称要在中北支那地区求职，于是乘坐11月24日17点50分到达的满铁列车入满，在满洲里停留一夜后乘同一列车于25日经由山海关赴支那。
这些犹太人透露说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漫无目的地决定要去支那。还有一部分人流露出想在哈尔滨新京方面住下来的意向，但基于外务省关于犹太难民进入国内调令的旨意没有允许，经请示让他们奔赴了支那。
二、 旅行者的态度
在满洲里停留期间虽无法认定有特别的动静，但该地区外事办的人员及相关人员透露了他们的如下言行：
德国对于犹太人的镇压早在与意大利合并之前就开始了，此后逐渐地蔓延到了整个国内。原本就受到德国人的歧视对待，自从发生了枪杀驻巴黎、德国大使及书记事件以来又进一步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了遭大量驱逐的处置，以至于我们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
根据最初的旅美协议，从维也纳赴柏林经美国领事馆发给签证后就可以申请了，可是有许多想赴美旅行的人最终未能达到其目的。据此，他们想入满后在哈尔滨或大连等地再次请求美国领事馆，如果在满洲国内还不能发给的话，就预定奔赴上海请求当地美国领事馆发给签证。
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约600户共计1800多人，可算是人数众多，而且这些人大都有供自己生存的职业。因此，原以为即使在中国没有熟人，依靠这些同胞也可以求得职业，开拓出新天地。可是，与预期结果相反，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遇到挫折，故而才有了要赴美的意向。
德国当局在他们离开之际，不问男女老少，每人一律只允许携带去往目的地的车票及相当于现金10马克（约15元）、所持物品1000马克（约1500元）的行李物品，超出部分不许携带。因此，让他们直接在中北亚支那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是很困难的。
还有就住宿等其他相关事项作了如下问答：
办事员：作为国铁方面可提供一辆备用客车，以充当乘客休息的地方。但是该车辆的定员为20名，超出的人员到旅馆投宿。
犹太人：我等身无分文，无钱投宿。“八六”警察曾跟我们说，到了满洲里就能为全员在列车上提供住宿等一切方便。然而事实却相反，对此我们感到很遗憾。希望现在就能再为我等提供一部车辆。
办事员：对于不能进入本国的外国人，只要认定是没有携带金钱，需要公或私方面救助的，就可以根据违反“外国人入境管理规则”，请你们迅即撤离本国。
犹太人：那我们就根据协议住到“旅馆”。
办事员：车票为大连经天津到上海的，不过也要经过山海关。
犹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退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解决呢？我们原打算乘坐大连—上海线路的……
当翻译译到这段对话时，他特意告诉我，从办事员语气看，他们当时的态度非常蛮横。
二、“恐怖之夜”
这蛮横穿越七十多年历史时空，跌落到我的电脑键盘上。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1938年。德国纳粹政府逮捕了1.7万侨居德国的波兰籍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德波边境。10月28日深夜到29日凌晨，首批犹太人被德国武装部队赶出边境。面对波兰边防军的机枪，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中，犹太裁缝格林斯潘不幸身亡。11月7日，格林斯潘年仅17岁的儿子赫舍尔只身闯进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意欲刺杀德国大使，为父报仇。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出来接见，青年连开五枪，拉特当即毙命。11月9日黄昏，纳粹党老战士在慕尼黑旧市政礼堂聚会，纪念啤酒馆暴动十五周年。拉特死于犹太青年之手的消息传来，希特勒立即离席与戈培尔低语，然后匆匆离去。戈培尔回到餐厅，宣布元首决定：拉特之死已经引起部分地区反犹骚乱，这些骚乱既不是党策划的，也不是党组织的，但不必加以制止。在场的纳粹党头目心领神会，纷纷跑去打电话，紧急命令通过电波传遍德国各地。当晚，纳粹分子在全德捣毁犹太人财产，犹太人聚居区大火熊熊，犹太人的住宅和店铺遭到洗劫，无数犹太会堂被付之一炬，许多奔逃的犹太人被暴徒杀戮，上万犹太人被送进死亡集中营，大批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难民。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之夜”。
“恐怖之夜”作为“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罪行的一个标志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规模迫害却并不始于这一天，而是在它一上台就开始了。
纳粹首先在文艺领域掀起排犹恶浪。1933年5月，他们开始大肆焚烧犹太著者的书籍，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列宁等人的著作都在禁书名单上。文艺场所禁止犹太人进入，音乐厅和歌剧院的门上，赫然挂出了“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恶浪很快波及教育界，从幼儿园到大学，犹太人都被禁止担任教职。
此后，一系列排犹法令纷纷出笼。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代表大会批准了《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日耳曼种族及荣誉保护法》。公民法规定，只有日耳曼血统的国民才是帝国公民，从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种族保护法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日耳曼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发生非婚姻的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佣45岁以下德国公民或日耳曼血统的女仆；禁止犹太人使用德国国旗的颜色和其他规定颜色，如若违犯，就会被送入牢房，其中大多数人将被处以死刑。
随着以上两个法令的实施，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犹太人被强迫迁移进犹太人居住区，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发生接触。
犹太人的住房必须张挂大卫星章，犹太人外出必须佩戴大卫星章。犹太人不得跨出指定区域。犹太人不得乘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犹太人晚8时以后禁止外出。
犹太人获得食品要使用印有“犹太”字样的供应卡。鱼、面粉制品、鸡蛋、牛奶等生活必需品被切断供应。
“恐怖之夜”以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犹太人的财产在“恐怖之夜”损失惨重，而犹太人大多数都投了保险。面对巨额赔付金，纳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金将由国家全部没收，部分返还给保险公司；然后再向所有犹太人社团征收10亿马克的“罚款”，“偿付这次骚动所造成的损失”；此外，禁止犹太人独立从事任何交易，甚至出卖劳务也被认为是非法的。会议达到高度共识：要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彻底排斥出去。
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要生存，只能离开德国；与此同时，纳粹修建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集中营，它们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犹太人的生命，这让犹太人逃亡的渴望更加急迫了。
战后，据不完全统计，在欧洲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400万人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中国对犹太难民说：“欢迎！”
我看到逃亡、逃亡，随着纳粹铁蹄践踏欧洲更广阔的腹地，犹太人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庞大。
但是……
英国政府自1937年秋后便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美国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大门；
日本驻立陶宛科夫诺领事馆的杉原千亩在十九天里签发了6000份签证，但日本政府对犹太难民的宽容政策是有前提的，难民只能在日本滞留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以后必须离境；
只有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对犹太难民说：“欢迎！”
犹太难民避难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海上，乘船历经风浪颠簸在上海登陆；另一条是走陆路，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国”入关，进入天津。
于是，便发生了“关于避难犹太人赴支那事件”，我也便看到了日本外务省记录这一事件的历史档案。
正是这页档案，为我掀开了天津犹太难民这一庞大群体的冰山一角。
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二战”中究竟有多少犹太人逃来中国避难；
至今也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在那个仓皇的大逃难人流中，究竟有多少人进入了天津；
我只能从能够找到的史料、从能够觅到的蛛丝马迹中去寻找答案。
我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答案，只是一些感受，感受那命悬一线的惊恐，感受那惊魂甫定的仓皇。
当人被死亡追逐并且无处藏身时，有什么比一片安全的立足之地更重要的吗？
翻阅天津犹太协会上世纪40年代的成员登记表，我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泰来饭店居住过的犹太人：别拉门，男，67岁，商人，1940年来中国；格林士天，男，43岁，商人，1935年来中国；克波兰，男，63岁，商人，1937年来中国；高干，男，68岁，包工，1944年来中国；叩布立次，男，40岁，商人，1936年来中国；
中央大楼48号住过犹太商人以似别以给一家，男主人34岁，女主人28岁，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2岁，全家于1931年来到中国；43号住过咖啡店经理毛根夫妇，他们于1936年来到中国；49号住着一位60岁的家庭主妇，她只身一人，1941年进入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
维多利亚公寓大楼3号、13号、16号均住过犹太人，其中有1941年来中国的家庭主妇，有1941年携母亲、妻子一起来中国的公司雇员，有1941年扶老携幼与老母和4岁儿子一起来中国的商人。
这些人毫无例外，全都是“二战”期间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他们从纳粹的魔掌下逃脱，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天津。在那些客房和公寓里，他们惊魂初定，庆幸死里逃生，然后打开行囊，安排往后的生活。这些客房和公寓往往是中转站，待他们渐渐熟悉了天津的环境，谋到一份工作，或找到某种经商的途径，他们会将目光放开，天津五大道和小白楼地区充满欧陆风情的街道和里巷便进入视野。于是，他们走出客房，走出中转站，在天津真正安下了家。小白楼协长里、先农里、宝山里、养和里、江夏里“二战”期间都有犹太人的家庭居住过。
这些记录还表明，天津的“二战”犹太难民分两种人群：一种由于纳粹的迫害从欧洲各地逃来中国；另一种则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大批日本浪人涌入“满洲国”，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枪杀绑票，原居东北的犹太人生活与经商日益艰难，于是纷纷南下，落脚天津。
两个犹太难民群进入天津的时间段略有前后。原居东北的犹太难民逃来天津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为时间标志；原居欧洲的犹太难民逃来天津的，在1938年左右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期，以1938年11月9日纳粹制造的“恐怖之夜”为时间标志。
从目前居住在海外的天津犹太人零星的回忆里也能觅到难民们的踪影
伊莎贝尔·玛纳德（Isabelle Maynard ）在她的自传《中国梦——一个犹太人在天津长大》中记述了两个有关犹太难民的情节。
犹太人勃瑞沃曼是个药剂师，他与母亲、妻子和女儿一起生活在德国。1939年，他只身一人辗转来到天津，寄住在旧英租界37号路（今重庆道）一个犹太人家庭里。很快，他的怪癖引起了周围犹太人的关注。他浑身上下衣衫褴褛，胳膊肘和袖口处都已磨破，头上戴的浅顶软呢帽沾满污渍，脚上穿一双打满补丁的鞋。他害怕与人交往，躲避着所有的人。他害怕阳光，习惯在黑暗中生活，只有黑暗才能给他安全感，只有在深夜里，他才能自如地进食和行走。关于他的种种猜测和传说在天津犹太人界不胫而走。他经历了最惨痛的命运打击。就在那个“恐怖之夜”，他外出办事一夜未归，当他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家里时，全家人都不见了，被人带走了。被谁带走了，他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再也没有回来。一夜之间生离死别，巨大的痛苦鞭打着他，他像疯了似的冲到了大街上。在这之后，关于他的传说出现了两种版本。有的说他冲上大街以后杀了一个人；也有的说他一下子杀了许多人，他会调剂毒药并且拥有诸多药品，他在纳粹的饭锅里下了毒。纳粹疯狂地搜捕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躲进一个黑暗的地窖，一藏就是一年。漫长的三百多个日夜，他与老鼠为伍，靠朋友从地面上一个小洞系下食物来维持生命。与世隔绝，他几乎忘却了自己是人的身份，而像身边无处不在的老鼠那样生存，饥饿驱使他在黑暗中寻找一切可以咀嚼的物品。渐渐地，他的眼睛只能在黑暗中才有视力。
药剂师勃瑞沃曼后来得到天津犹太人界的帮助，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犹太俱乐部的衣帽间做服务生。衣帽间里边有一间小屋，他在那里安顿下来，从此在天津用漫长的岁月治疗心灵创伤。
位于小白楼的维多利亚咖啡店里有一个四重奏小乐队，其中小提琴手、犹太人勃曼也来自德国。战前，他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天津，与他的伙伴们组成小乐队，靠在餐馆里为食客表演乐曲来赚取部分生活费用。维多利亚咖啡店里的收入不足以弥补家用，勃曼还要另外再打两份工。他和伙伴们走遍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婚礼和有钱人家的宴会上演奏；他还开设了小提琴课程，收取授课费。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人们总能看到他流着汗演奏，看到他飞快地抹去脸上的汗水而不丢掉任何一个音符。他的琴弦上总是缭绕着多瑙河的波声和维也纳森林的气息。对故乡的思念让他的心经常隐隐作痛。
药剂师和小提琴手是我目前能够搜集到的零星个例。像这样的故事，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应当很多，只是时间太久远了，它们大多已经被埋藏在历史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一旦有机会被发掘出来，它们所蕴涵着的生命意义将感动世界。
难民的大量涌入使天津犹太人数迅速增加。1932年，从东北流落津门的犹太人日益增多，天津犹太慈善协会曾于11月16日在西湖饭店召开慈善跳舞大会，用筹集到的款额资助犹太难民。当时的《益世报》还专门报道了这条社会新闻。据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出版的《犹太年鉴》记载，1935年在天津的犹太人数达到3500人，这基本可以看做是第一次犹太难民潮后天津犹太人的数字，到了1940年前后，第二次犹太难民潮来临，但可惜的是，随着这次难民潮进入天津的犹太人数字却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
三、“二战”期间的“天津犹太人现象”
“二战”期间，进入中国的犹太难民落脚东北、华北和江浙沿海等城市，以上海、哈尔滨和天津为最多。
北有哈尔滨，南有上海，天津居于两城之间。北距哈尔滨，南距上海，天津与这两座城市的距离几乎相等。
正是这“相等”耐人寻味。
“二战”期间是世界犹太人遭受大规模迫害的时期，在上海和哈尔滨的犹太人都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东北早于天津沦陷，日军和日本浪人在哈尔滨胡作非为，犹太人经商、生活变得日益艰难，大批犹太人纷纷南下，形成由北向南流动的犹太难民潮。在上海，日本侵略军设立了虹口犹太集中营，强迫犹太难民在集中营内生活，严格限制他们自由出入，使上海犹太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天津犹太人的命运却产生了耐人寻味的现象：
“二战”时期纳粹思想甚嚣尘上，在外国侨民中歧视犹太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天津没有出现社会性的排犹倾向，也未发生大规模的排犹事件。
“二战”时期，天津犹太社区在恶劣环境中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长足发展。社区主要公益建设项目，如犹太俱乐部和犹太会堂相继落成，结束了天津犹太人长期以来租借戈登堂举行节日庆典和宗教活动的历史，并使天津犹太人第一次有了自己固定的社交活动场所。两个公益建筑的落成使用，为提升天津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凝聚天津犹太人的社会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可以称为“二战”期间的“天津犹太人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第一，“二战” 期间天津还基本保留着租界的格局，尤其是英法租界，日本占领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对那些地区没有控制权，而天津犹太人多数生活在英法租界，杂居于多国侨民之中，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社区生活秩序；
第二，“二战”期间由于犹太难民增多，天津的犹太社区得到扩展壮大，犹太协会利用日本政界、军界对天津犹太人政策的摇摆不定，为保持社区稳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约瑟夫·巴隆斯基（Joseph Baronsky）在“二战”期间担任天津犹太会堂的拉比。据他的孙子索尔·毕禄林（Sol. Birulin）回忆，天津沦陷后，祖父的牧师身份得到日本侵略当局认可。每当出现有关天津犹太人的事情或问题，他都会被叫过去，作为联络员或犹太人代表，解决问题。
索尔当时只是个孩子，还不很明白大人们的事情，但他清楚地记得祖父每次从日本人那里回来总是愁容满面。他抱怨、不满，却不得不按照日本人的命令去做。索尔记得这样一件事：日本占领者命令犹太人和其他非犹太天津人必须到日本人开的杂货店买东西。每个家庭都发了一个小册子，用来记录这个家庭在日本人杂货店里买了多少东西。犹太民族有自己的饮食习惯，他们习惯去犹太人开的食品店购买食品。为此，拉比巴隆斯基很气愤，但他又不得不执行日军的命令，当然，收入都会直接进入日军当局的腰包。索尔还记得祖父要定期参加日本人组织的行游。每次行游过后，他都跟家里人发牢骚，说不愿意和日本人有过多的接触，也不喜欢参与日本人的事情。当然，这些话他只能在家里说说，不能到外边去说。就是在巴隆斯基及社区其他领导者的积极努力之下，天津犹太社区决定兴建会堂，从筹款到建造，没有受到日本占领军的阻挠。
由此可见，当时天津犹太社区的负责人，对日本占领当局采取的是“维持”策略。
我手头存有一份日本外务省档案，透露出当年日本对犹政策的隐晦与微妙。
5363秘 自哈尔滨 大正十年四月
内田外务大臣 松岛总领事
第76号
当地犹太人中比较稳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提出，将来要在巴勒斯坦建设犹太国的主张。该团的团长认为，考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风土酷似日本，所以觉得有必要在该地区采用我国的农业方法。为此，他们有意派约20名犹太青年到日本留学两年，以研究我国的农业方法，然后再让他们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的这种愿望虽然没有以任何形式向本官提出申请，但据说已向我陆军处表露了其意向。但是犹太人具有不喜欢劳动的国民性，上面所说有可能只是其表面的理由，他们还有可能在我国进行过激的宣传，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应阻止其行为的发生。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如果他们的目的真是进行宣传的话，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进入本国，以达到宣传的目的。此次如以研究农业方法为名让他们一起进入本国的话，就可以对其进行严密监视，而且如果有什么不轨行为，可采取驱逐、对行为人采取取缔等方法，相信反倒变得容易了。
此外，关于此次犹太人团体旅行护照的签证方法，当其向贵馆提出申请时，希望能充分考虑本官所持态度。
四、“河豚计划”
东京大学教授靳飞先生将他收集到的一些有关“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对犹太人暧昧态度的资料从东京寄给了我。这些资料涉及日本外务省一批失落的档案，尤其是李嘉所著《蓬莱谈古说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中《河豚计划——日本人梦想中的犹太国家》，使我对“5363秘”号档案的时代大背景有了进一步了解。
战后二十余年，有人从东京神田的一家旧书店买回一批外务省旧卷宗。那是日本战败投降、美军占领时代于混乱中由外务省流入民间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后来落到驻在日本的美军军中犹太拉比.托卡耶手里。几年后，托卡耶将它编撰成书，在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版，书名为《河豚计划》。
“河豚计划”是“二战”中日本政府一套高度机密的政治谋略。
日本在占领了我国东北，拼凑起“满洲国”傀儡政权，发动“卢沟桥事变”，在进一步大举侵华的同时，曾制订过一套代号为“河豚”的秘密计划。这个计划拟在我国东北划定一大片被日军占领的土地，收容100万从欧洲逃亡出来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亚洲的以色列”。
日本当局之所以将这个秘密计划代号为“河豚”，是因为它像河豚一样既是一道珍馐美味又含有剧毒，搞得好一本万利，搞不好便会弄巧成拙。日本当局曾寄希望于“河豚计划”能够一箭三雕：争取在美国的犹太人团体和知名人士，消除、减轻美国对日本的敌意；以此来聚敛全球犹太人的财富，特别是美国犹太财团的巨额美元援助，购买日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在我国东北强化日本势力，遏制苏联。
给这个秘密计划冠名“河豚”的日本海军大佐犬冢惟重说：“这一套计划非常像河豚。假如我们真有烹饪这一道菜的手艺，假如我们能毫不松懈地警戒犹太人的狡诈的天性，假如我们能继续不断地集中注意于这种事，千万小心不使犹太人运用他们祖传的聪明的手腕，推翻桌面，倒过来利用我们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假如这件事办成功，我们必可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敬爱的天皇陛下做出一道没有比这更鲜美而富于营养的菜啦。但是，只要我们一不小心而失手，它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来毁灭我们。”
“河豚计划”狡诈阴险的本质昭然若揭。
“河豚计划”聚集了一批日本军界、政界乃至实业界的所谓“知犹派”，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蠢蠢欲动，自日军占领东北后便肆无忌惮地着手进行。
日本实业界巨头、日产创办人鲇川义介首先提出借用犹太人的财富开发我国东北。1932年，他应当时满铁总裁松冈洋右邀请“视察”东北之后，便提出了这个构想，立即得到关东军的赞同。1934年，他在外务省的官方杂志上发表论文《招请50000犹太人到满洲开发的计划》，日本媒体争相转载，一时形成舆论热点。
此后，关东军开始改善与东北犹太人的关系，安抚留居东北的犹太人。1937年，军中“知犹派”安江大佐协助哈尔滨犹太人组织了“远东犹太人大会”；1938年、1939年继续举办，共举办了三次，上海、天津和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团体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声明，愿与日本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
1938年12月5日，在东京召开的“五相秘密会议”将“河豚计划”国家政策化。出席会议的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坂垣征四郎大将、海相米内光正海军提督和藏相兼工商相池田成彬，这五个人加上天皇，组成了“二战”期间日本国运决策的最高集团。会议决定：“我国顾及本国之急需外资及对美国关系之改善，亦不可步德、意后尘而拒绝犹太人。”
“五相秘密会议”使“河豚计划”进入紧锣密鼓的操作阶段。1939年6月，由犬冢、安江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黑共同草拟出长达90页的报告书《导入犹太系资本之调查分析》，以接受犹太移民来中国开拓居住地为中心，以居住在上海的中东系犹太富商，如哈同、沙逊等的资本为对象，再进而吸引在欧美的犹太金融集团的投资。
“五相秘密会议”之后，日本的对犹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日本政府默许它在欧洲的领事馆和驻俄罗斯大使馆发签证给少数犹太难民，使他们能够由西伯利亚经海参崴到达神户。在从欧洲逃出的78.5万犹太难民中，有4600人是走这条漫长而寒冷的道路，靠“河豚计划”的余荫，得以进入日本，后来又辗转到达上海而进入中国的。
另一方面，日本人利用种种途径试图接触美籍犹太人，想出售他们的“河豚计划”。日本选择的第一个买主是全美犹太社会发言人、世界犹太协会会长史蒂芬·怀斯。怀斯与罗斯福总统交谊甚厚，日本人认为他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40年1月，日本商人田村光三受命前往怀斯的事务所拜访。“河豚计划”能否推行，全靠这次会谈成功与否了。怀斯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对日本侵略中国非常愤慨。他对田村说，日军占领南京，屠杀中国平民30万，任何外国人决不愿意住在日军占领的土地上，因而断然拒绝了田村的游说。
日本阴谋家用十几年时间与精力制订的“河豚计划”，就这样不堪一击，顿时瓦解。
受“河豚计划”影响，天津日军对犹太人奉行“怀柔”政策，天津犹太社区负责人对日军也对应采取“维持”策略。
1937年至1939年，在日本占领军的扶助下，三次“远东犹太人会议”均在哈尔滨召开，天津犹太社区也派人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天津民团业务报告》和《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
会议选出了第三届远东犹太人代表大会议员十三名，天津的代表有三人当选：达维尔·埃夫列莫维奇·哈宾斯基，48岁，无国籍，皮毛商；尤达·莫依塞维奇·贝奈尔，55岁，无国籍，从商；乔伊·莫里斯，48岁，美国籍，从商。
天津犹太人代表向会议提供的《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指出，1939年12月8日，已有169名欧洲避难民申请者获准来天津居住，还有128人未定。持许可证抵达的人已有56名。天津犹太公会附属的避难难民委员会将尽力解决有关避难民的一切问题，如入市许可的请愿、就业、财力援助等……（见满铁调查部《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
利用日本政府的“河豚计划”，天津犹太人在战争的阴云笼罩下，谨慎而机智地推进社区建设，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安全。
虽然“河豚计划”破产，但日本军界、政界始终没有彻底放弃利用犹太人的想法。
1944年春，天津的犹太俱乐部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官。
“你们都过得好吗？”他们的语气十分和蔼，“你们在此是否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厚待？对自己的宗教生活有什么基本的要求？”
犹太人迷惑不解，只能答道：“一切都很好。”
这几个日本军官随即离去。
几个月之后，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俱乐部收到一份电报，称来自北平的一个日本高级使团下周六将抵达天津，让犹太社团的一位官员去迎接。
当时负责天津犹太人公会的别洛卡曼（Zelig Belokaman）是个高大结实的西伯利亚人。电报令他十分恐怖，以致在火车站接到该使团团长日高富明大佐及其随员时一直忐忑不安。将日本使团迎至俱乐部后，在餐厅盛宴款待，当中的长桌上摆满了俄式菜肴：熏鲑鱼、凉拌土豆沙拉、鹅肝酱，外加一瓶120标准强度的冰镇俄国伏特加。食物是用来助酒兴的，而别洛卡曼等要借酒探明来者的意图。日本军官开怀畅饮，干杯祝诸位健康。可就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下，日高富明突然起身，发表了一通演说。
“这场战争进行得为时太久。美国人遭杀害，犹太人遭杀害，日本人也遭杀害。日本和美国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似乎没有必要继续这场愚蠢的战争。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有巨大的影响，罗斯福总统就是犹太人，他的高级顾问也是犹太人。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影响罗斯福，使这场战争迅速而适时地结束。我们请求你们向在美国的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告诉他们实情——在日本统治下犹太人并未受到虐待，日本对犹太人恩礼有加。这样或许能设法结束这场战争。”
日高落座后，所有在场的犹太人目瞪口呆。这会不会是个圈套，试探他们是否忠于日本人？日本人期待得到怎样的回答？他们默不作声，一个劲儿地斟酒。
几分钟后，日高又一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脸上泛着酒性发作的红光。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用手敲着桌子大叫道：“够了！够了！现在应该回答了！”
别洛卡曼缓缓起身，仿佛他下面的一番话已经考虑了十天而不是十分钟。
“我们犹太人比你们更了解我们的美国同胞，日高先生。倘若我们对他们发表广播讲话，他们肯定十分惊讶。也必定要问：为什么不是在两年以前或两个月以前？他们会认为广播讲话的原因是日本现在衰落了。假定他们如此推断，就不会做出如你们所期待的那种反应，相反，他们会更猛烈、更有力地向你们进攻。也许，这并非对你们最有利。”
日高仔细倾听，接着与随员们交换意见。最后他说：“你的回答很好，我将报告东京。但是，如果我们请求你发表广播讲话，你会怎么样？”
别洛卡曼回答：“绝对立即执行，但并非照你说的那样讲。”
宴会在这种明确的答复后结束。日本使团返回北平。天津的犹太人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日高的消息。
五、“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
天津于1937年7月底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英法租界以外的全部市区，并多次封锁租界，在英法租界出口处设置铁丝网和检查岗，严格控制出入，盘查来往行人，搜身、逮捕，将租界出口变成了鬼门关。
租界犹如孤岛，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奇缺。犹太人与天津人民一道，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灾难。
面粉很难买到，即使买到，也常常被虫蛀或霉烂。燃煤几乎断了供应。为了取暖，几家犹太人挤到一个公寓里，生一个炉子。有个主妇发明了通过燃烧动物粪便取暖的方法，犹太家庭一传十、十传百，大街上的马粪、狗粪在一个早晨身价倍增。食品店忽然来了一批蜂蜜，犹太主妇们呼朋唤友、蜂拥而至，顿时抢购一空。
1939年7月，连日霪雨，海河上游河水猛涨。日本人只顾下乡“清剿”，并增兵去打八路军；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们又只顾为虎作伥，搜刮民脂民膏，哪里顾得修河整堤，进入8月，狂风暴雨下所有堤埝都不堪一击。大水冲进市区，天津被洪水淹没。天津犹太社区的青年组织贝塔（Betar）号召救灾，犹太青年积极响应。集合的命令是通过口头传播的，因为电话网线已经被大水冲毁。犹太青年们纷纷走出家门，乘船集中到犹太学校，有人烤面包，有人做蜡烛，有人找平底船，还有的撑船在街上漂来漂去，将生活急需物品发放给大家。人们从家里的窗户把篮子放下来，犹太青年往篮子里给他们放进去面包和蜡烛，按需供给，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许多天津市民都受到他们的赈济。
一些天津犹太人还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的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德籍犹太人基尔兹大夫（Wolf Zilz ）和俄罗斯犹太人里奥·莱温（Leo Levin）,合伙在英租界租了一个仓库，专门给从沦陷区跑出来的中国学生作避难所，并帮助他们从天津投奔未占领区，掩护爱国学生离开天津参加抗日军队。
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在抗日战场上被中国军民誉为“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他千辛万苦逃出天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随军行医，救助八路军伤员。
傅莱于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同情底层人民，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傅莱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这年12月，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然后辗转来到中国。
傅莱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八路军，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
傅莱的从军之路历经磨难。他从欧洲乘远洋轮船停靠香港时，听说宋庆龄正在香港，便在停靠的半天时间里下船去寻找。香港那么大，他又人地生疏，结果无功而返。1939年1月15日，轮船抵达上海。上海是当时进入中国无须签证的自由港。傅莱揣着口袋里仅有的五个马克，来到位于虹口的一个犹太难民接待站，运用他的医疗知识为难民服务，同时千万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这年春天，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他毅然北上，先后在北平、邢台和天津从事医务工作。假期，他还专程跑到北戴河，想进山寻找冀东八路军，不想碰上日军的封锁线，只好悄悄退回。1940年，正在天津德美医院化验室工作的傅莱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进步人士美国人哈本德。哈本德与中共北平地下党有秘密联系，将傅莱反法西斯的执著精神传达给了中共党组织。1941年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傅莱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终于来到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
傅莱的名字“傅莱”这两个字，是聂荣臻司令员按照译音，为他取的。
傅莱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他工作热情高涨，并且很快就融入到革命队伍中。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针灸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许多战士通过他的土法治疗恢复了健康。1944年，傅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内科教学。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当面夸赞他是个“洋中医”。可见傅莱的事迹在我抗日根据地流传之广。
解放战争时间，傅莱带着听诊器和X光设备，跟随野战军转战华北。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了，这位从天津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又回到他抗日征程的起点。他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为天津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六、黑市买卖国籍
下面的这个场景我无法看到，就是伊莎贝尔本人当年也没能看到。她只是听，以一个少女的敏感和纤细，听。我猜想，那时女孩一定就在隔壁，隔着一道薄薄的墙壁，墙壁的另一边，有一群犹太男子。
“绅士们，让我们去拿葡萄牙人提供的官方文件吧。我们现在的文件已经无效了。”
女孩父亲的声音：“可我们会惹日本人生气的。日本人会认为我们站在葡萄牙人一边。”
“这就是我们犹太人全部的麻烦！我们拿到真正的护照就会好些，日本人会尊重我们。”
女孩父亲：“可那要花钱呀。我听说一个葡萄牙护照至少要8万元。”
“那样一切不就自由了吗？当然需要花钱啦。可是我们将会有正式的文件证明身份，不是什么都说明不了的小卡片了。‘无国籍人士’，去他的吧！”
“我听说某某已经买了一个葡萄牙护照，他称自己为葡萄牙人。”
笑声。
“我说‘玫瑰就是玫瑰，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不论他给自己买了什么，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是葡萄牙人。”
“绅士们，绅士们，我们确实需要正式的官方发的护照！葡萄牙大使馆正开了价向我们提供呢！我们难道要放弃这个机会吗？”
“我们需要想一想。下一次开会再定吧。”
这个场景发生在当年法租界路易斯街的一个僻静角落。
那是间不为人注意的简陋公寓，由两家犹太人合住着，拥挤、凌乱，仿佛主人随时都准备卷铺盖走人。这场景犹太人太熟悉了，奔逃前的犹疑、惶恐，全部生活都染上仓皇的颜色。
天津犹太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俄罗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逃来中国，从此失去国籍，被称为“无国籍人士”。他们如果想离开中国，必须取得某一国国籍，然后才能申请签证。黑市买卖国籍很快便在犹太人社区中悄悄盛行起来。
战争！等待犹太人的仍然是牢狱和逃亡
这一切开始于1941年12月8日。
前一天，日军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当晚，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8日，铺天盖地的大雪席卷津沽。大雪从清晨降落，雪片犹如手掌般大小，一如手掌般有力，咝咝地敲打着街边人家的窗玻璃。有一个犹太人很早便被大雪吵醒了，他透过窗玻璃往外看，窗玻璃被雪糊住，只剩下中间圆圆一个洞。他哈一口气在玻璃上，就看到了以下景象：
街对面英国领事馆大楼上每天早晨迎风飘扬的英国旗不见了。
往日里那些肌肉强健、头戴无檐帽站岗的印度卫兵也不见了。
平日总是关闭着的厚重的大门现在大开着，却没有汽车进出。
威严的大楼此刻像个疲惫的寡妇，等待着宣读她刚刚死去丈夫的遗嘱。
这个犹太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此之前，虽然天津陷落，但日本人始终没能取得对英法租界的控制权。就在这一天，日本军队进入租界，对天津实现了实际意义上的全面占领。
早上7点半。犹太少年赛穆尔·米勒像往常一样走在上学的路上。积雪很深了，每走一步，脚下都吱吱嘎嘎作响。响声让少年渐渐兴奋起来。从博罗斯道（现烟台道）福康里他的家到文法学校，每天要走三十分钟，登上墙子河上的小桥，就能看见学校灰漆铁门上方的雕花花饰了。很奇怪，这条路他天天走，今天却不寻常。不寻常在哪里呢？少年来不及细想，吱吱嘎嘎的声响催促着他，不知不觉，他越走越快，后来几乎小跑起来。他本不想跑，但有股神秘的力量催促着他，推动着他。鞋底与雪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响声刺耳。啊，是周围太静了，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个把行人，却都低头急行，仿佛害怕看见周围，害怕与擦肩而过的人对视。
出事了。赛穆尔对自己说。当他走过英国兵营，看到那里拥挤着许多日本士兵时，他的心怦怦地像要跳出胸腔。出事了！
文法学校大门外已经挤满了学生，从7岁到18岁不等，这些往常从未安静过一时一刻的学生，此刻鸦雀无声。他们拥挤在校门外，与校门保持一米多距离，再不肯向前一步：校门内外有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走动。
塞穆尔挤进人群，一个同学压低了声音告诉他：日本人占领了学校，我们不能读书了。身边一个女生带着哭腔儿说，我们的校长被日本兵赶了出去！
文法学校校长伍达尔（J. E. Woodsill）是个犹太人，也是位受人尊敬的校长。此刻，他正与妻子达芙尔和6岁的儿子一起被日本兵赶出了学校。学校被迫停办。几周之后，文法学校改为日本女子学校。
战争终于逼至眼前。
等待犹太人的仍然是逃亡。尤其是那些取得了英美国籍的犹太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天津大肆搜捕英美人士，以“敌侨”的名义把他们投入山东潍坊监狱，有的就干脆押在宪兵队的监狱里。1945年3月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天津犹太人斐士（Emil Sigmund Fischer）死于天津日本监狱的消息。
斐士原为奥地利籍犹太人，1865年生于维也纳，在维也纳、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做银行家，1892年定居纽约。1894年，他来到中国，在上海从事银行业，1898年返美，仍居纽约。1906年，斐士来到天津，从事进出口贸易。他的经济活动比较广泛。他当过经济学讲师、公立会计、宣过誓的查账员、房产管理人和德华银行首席会计。1909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设游美学务处，在清华园建肄业馆，由他承包建筑工程。他在天津还参与了政治活动。1911年，他作为秘书随清朝政府的使团出使英国，参加了乔治五世国王的加冕典礼。1919年至1922年，他参与了北洋政府对天津德国、奥国财产的管理。在经济、政治活动展开的同时，斐士还撰写了许多著作。1909年，他在天津出版了英文版书籍《北京及其近郊指南》，获得1915年旧金山P.P.I.E金奖。1924年该书经过修改得到再版。1925年，他的英文版插图本《神圣的五台山——关于从太原府经过五台山到蒙古边境的现代旅行》一书在上海出版。1928年，天津出版了他的英文版《日鲜华游记》，该书42页，附有图片及地图。1935年，他的英文版《乘汽车从沪至长沙》在上海出版。1941年，他在天津又出版了英文版新书《1894～1940年在华旅行记集》，全书340页，附有图片及地图。这部书出版不久，他就被占领天津的日军逮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由美国经辩论投票特殊批准加入了美国国籍，所以被日军视为“敌侨”，关押在日军的监狱里，直到1945年2月21日逝世于狱中，终年80岁。
战争，带给天津人和犹太人同样的赐予：灾难。在战争的灾难中，天津人和犹太人将心灵和命运联结在一起。
【附录】
善良的中国人
浏览了一下，感觉没有把资料整理好，说是纪实没有系统的统计，说是报告文学没有写作的线条。——感觉而已。
以色列与我国关系一直不错，源于中国人的善良和帮助。
说是被领导强奸了，有凭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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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系列之0022：遥远的庇护——二战中的天津犹太人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5期
文 宋安娜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哀；
一个古代的童话，我总是不能忘怀。
天色晚，空气清冷，莱茵河静静地流；
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坐在上边，神采焕发；
金黄的首饰闪烁，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她用金黄的梳子梳，还唱着一支歌曲；
这歌曲的声调，有迷人的魔力。
小船里的船夫感到狂想的痛苦；
他不看水里的暗礁，却只是仰望高处。
我知道，最后波浪吞没了船夫和小船；
罗累莱用她的歌唱造下了这场灾难。
——引自海涅《罗累莱》
这首题为《罗累莱》的诗，是犹太诗人海涅最优美最著名的作品，它被谱上曲子，一百七十多年来被广为传唱，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海涅的作品被焚禁，纳粹仍不得不以“无名诗人”的字样取代海涅的名字，允许这首歌的流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犹太难民避难中国，进入天津，这首歌也唱到了天津。
现在，在德国，这首歌已经成了和平生活的象征，《罗累莱》也成为莱茵河的象征。
一、飞来的史料
2002年2月19日，我收到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39份史料复印件。那天，正是春节七天长假之后第一天上班，稿件、信件、报纸大样，整一天被文字狂轰滥炸，到了打开家门的时候，已经对一切有墨迹的东西深恶痛绝。我无意间抬头，却看见了它——一只大16开的牛皮纸信封，安静地躺在楼梯拐角的窗台上，封皮上大笔大画地写着“宋安娜收”。我立刻大叫起来。“真的是它！它真的飞来啦！”我抱着它冲进房间，顾不得脱鞋换衣服，抄起剪刀果断地剪开封口，一篇篇查验，丝毫不差，正是我所登记的那39份。算一算，距我在史料馆填了“复写申请”至收到它，仅仅二十五天。而在这二十五天里，我一直对它的到来将信将疑。东京到天津不通火车，它必须飞越太平洋，“飞来之物”在汉语里向来隐含着虚无缥缈、不可信实的贬义。
我开始收集关于天津犹太人的相关资料时，有朋友告诉我，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存有13卷犹太人在中国的档案。正好这年我受日本外务省之邀，参加了“中国知名文化人访日团”，在东京将有六天的停留时间，便利用这个机会，请组织这次活动的东京大学教授靳飞先生和天津市外办有关同志帮忙，敲开了史料馆的大门。
坐落于东京都港区麻布台的日本外交史料馆1972年开馆。现任馆长小原育夫先生曾做过日本驻广州的领事，听说来了中国客人，便热情地接待。他手持一份介绍提纲，侃侃而谈，不用翻译，中国话讲得极其地道。一打听，原来却是哈尔滨生人，生于北而执业于南，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说横贯南北了。小原先生说，史料馆保存着明治维新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几乎全部的外交记录，共48000册供人公开查阅；另外，战后外交记录11000册，原件还在外务省，史料馆做了复印件，也分16次陆续公开了。2000年4月，日本颁布《信息公开法》，要求所有政府部门能公开的都要向公民公开，日本国民要求外交知识为国民共有，他们也正在加快日本外交文书的出版。2002年是日中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史料馆已将条约的谈判记录向一家报纸提供，准备不久就会公开。小原先生还说，成田首相于战后五十年发表讲话，就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表示深刻反省，提出政府要推动亚洲历史资料的整理。内阁决定成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2001年11月这个中心正式设立，史料馆正加紧将有关资料拍成数据胶片，提供给中心。
小原先生冲我微微一笑，说：“史料馆向所有人士开放，包括中国公民。”
走进阅览室，拿出护照例行公事之后，我拥有了一台电脑。13卷有关中国犹太人的档案均已拍成微缩胶卷，工作人员帮我插入软盘，我开始查阅了。电脑屏幕上映出一行行日文、俄文，大多是七十多年前日本外务省就中国犹太人问题的往来文件，还有俄文报纸的相关报道。工作人员又递过来一份“复写申请”，要求登记姓名、住址、复制目的，项目十分详细。在复制用纸一栏内，甚至列出B5、A4、B4、A3任选。我在A4上画了圈。然后我得知，只要再将我需要的页码按编号填在申请表格内，就一切妥当了。
真的就“一切妥当了”吗？外务省派来的翻译田中小姐转述工作人员的解释：史料馆的复制与送达工作交给了一家专业公司来做。他们将按照我所要求的页码复印史料，然后通过邮局邮寄到我登记的地址处，邮件到达后才收费。
我的地址在中国呀！
没有问题。工作人员说。
他认真地检查我的地址，有几个字因为写连笔了，他在旁边重新抄写了一遍。看着他那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了。
没想到一试竟就成功。后来问过日本的学者，他们也常去外交史料馆查阅史料，复制资料也都是这个程序，但资料能够送达中国，对于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如今信息社会，国际邮件已司空见惯，难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诺，所谓“一诺千金”，这个“金”的纯度该比农耕时代更难求。飞来的史料令我如托千金。当然，这个重量还包括史料馆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
而我所选的这39份史料复印件，全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存留的有关犹太人在中国活动的密电和相关报道。文件和报道大部分是俄文和日文，经过专业翻译人士的努力，我看到了如下文字：
机密第254号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驻海拉尔
领事代理 三村哲雄
驻满洲国
特命全权大使 植田谦吉 殿下
关于避难犹太人赴支那事件
从德国被驱逐的30名犹太人于上月24日乘满铁国际列车进入满洲里，在满洲里停留一夜分别奔赴支那的各个地方。上述人员在满洲里的情况相信您已经得知，不过，由于当地宪兵队又获得最新的情报，故通报给您以供参考。
本件抄送至外务大臣
附记
一、 到达满洲里的时间
从德国被驱逐的30名避难犹太人声称要在中北支那地区求职，于是乘坐11月24日17点50分到达的满铁列车入满，在满洲里停留一夜后乘同一列车于25日经由山海关赴支那。
这些犹太人透露说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漫无目的地决定要去支那。还有一部分人流露出想在哈尔滨新京方面住下来的意向，但基于外务省关于犹太难民进入国内调令的旨意没有允许，经请示让他们奔赴了支那。
二、 旅行者的态度
在满洲里停留期间虽无法认定有特别的动静，但该地区外事办的人员及相关人员透露了他们的如下言行：
德国对于犹太人的镇压早在与意大利合并之前就开始了，此后逐渐地蔓延到了整个国内。原本就受到德国人的歧视对待，自从发生了枪杀驻巴黎、德国大使及书记事件以来又进一步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了遭大量驱逐的处置，以至于我们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
根据最初的旅美协议，从维也纳赴柏林经美国领事馆发给签证后就可以申请了，可是有许多想赴美旅行的人最终未能达到其目的。据此，他们想入满后在哈尔滨或大连等地再次请求美国领事馆，如果在满洲国内还不能发给的话，就预定奔赴上海请求当地美国领事馆发给签证。
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约600户共计1800多人，可算是人数众多，而且这些人大都有供自己生存的职业。因此，原以为即使在中国没有熟人，依靠这些同胞也可以求得职业，开拓出新天地。可是，与预期结果相反，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遇到挫折，故而才有了要赴美的意向。
德国当局在他们离开之际，不问男女老少，每人一律只允许携带去往目的地的车票及相当于现金10马克（约15元）、所持物品1000马克（约1500元）的行李物品，超出部分不许携带。因此，让他们直接在中北亚支那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是很困难的。
还有就住宿等其他相关事项作了如下问答：
办事员：作为国铁方面可提供一辆备用客车，以充当乘客休息的地方。但是该车辆的定员为20名，超出的人员到旅馆投宿。
犹太人：我等身无分文，无钱投宿。“八六”警察曾跟我们说，到了满洲里就能为全员在列车上提供住宿等一切方便。然而事实却相反，对此我们感到很遗憾。希望现在就能再为我等提供一部车辆。
办事员：对于不能进入本国的外国人，只要认定是没有携带金钱，需要公或私方面救助的，就可以根据违反“外国人入境管理规则”，请你们迅即撤离本国。
犹太人：那我们就根据协议住到“旅馆”。
办事员：车票为大连经天津到上海的，不过也要经过山海关。
犹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退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解决呢？我们原打算乘坐大连—上海线路的……
当翻译译到这段对话时，他特意告诉我，从办事员语气看，他们当时的态度非常蛮横。
二、“恐怖之夜”
这蛮横穿越七十多年历史时空，跌落到我的电脑键盘上。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1938年。德国纳粹政府逮捕了1.7万侨居德国的波兰籍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德波边境。10月28日深夜到29日凌晨，首批犹太人被德国武装部队赶出边境。面对波兰边防军的机枪，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中，犹太裁缝格林斯潘不幸身亡。11月7日，格林斯潘年仅17岁的儿子赫舍尔只身闯进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意欲刺杀德国大使，为父报仇。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出来接见，青年连开五枪，拉特当即毙命。11月9日黄昏，纳粹党老战士在慕尼黑旧市政礼堂聚会，纪念啤酒馆暴动十五周年。拉特死于犹太青年之手的消息传来，希特勒立即离席与戈培尔低语，然后匆匆离去。戈培尔回到餐厅，宣布元首决定：拉特之死已经引起部分地区反犹骚乱，这些骚乱既不是党策划的，也不是党组织的，但不必加以制止。在场的纳粹党头目心领神会，纷纷跑去打电话，紧急命令通过电波传遍德国各地。当晚，纳粹分子在全德捣毁犹太人财产，犹太人聚居区大火熊熊，犹太人的住宅和店铺遭到洗劫，无数犹太会堂被付之一炬，许多奔逃的犹太人被暴徒杀戮，上万犹太人被送进死亡集中营，大批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难民。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之夜”。
“恐怖之夜”作为“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罪行的一个标志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规模迫害却并不始于这一天，而是在它一上台就开始了。
纳粹首先在文艺领域掀起排犹恶浪。1933年5月，他们开始大肆焚烧犹太著者的书籍，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列宁等人的著作都在禁书名单上。文艺场所禁止犹太人进入，音乐厅和歌剧院的门上，赫然挂出了“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恶浪很快波及教育界，从幼儿园到大学，犹太人都被禁止担任教职。
此后，一系列排犹法令纷纷出笼。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代表大会批准了《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日耳曼种族及荣誉保护法》。公民法规定，只有日耳曼血统的国民才是帝国公民，从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种族保护法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日耳曼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发生非婚姻的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佣45岁以下德国公民或日耳曼血统的女仆；禁止犹太人使用德国国旗的颜色和其他规定颜色，如若违犯，就会被送入牢房，其中大多数人将被处以死刑。
随着以上两个法令的实施，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犹太人被强迫迁移进犹太人居住区，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发生接触。
犹太人的住房必须张挂大卫星章，犹太人外出必须佩戴大卫星章。犹太人不得跨出指定区域。犹太人不得乘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犹太人晚8时以后禁止外出。
犹太人获得食品要使用印有“犹太”字样的供应卡。鱼、面粉制品、鸡蛋、牛奶等生活必需品被切断供应。
“恐怖之夜”以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犹太人的财产在“恐怖之夜”损失惨重，而犹太人大多数都投了保险。面对巨额赔付金，纳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金将由国家全部没收，部分返还给保险公司；然后再向所有犹太人社团征收10亿马克的“罚款”，“偿付这次骚动所造成的损失”；此外，禁止犹太人独立从事任何交易，甚至出卖劳务也被认为是非法的。会议达到高度共识：要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彻底排斥出去。
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要生存，只能离开德国；与此同时，纳粹修建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集中营，它们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犹太人的生命，这让犹太人逃亡的渴望更加急迫了。
战后，据不完全统计，在欧洲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400万人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中国对犹太难民说：“欢迎！”
我看到逃亡、逃亡，随着纳粹铁蹄践踏欧洲更广阔的腹地，犹太人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庞大。
但是……
英国政府自1937年秋后便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美国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大门；
日本驻立陶宛科夫诺领事馆的杉原千亩在十九天里签发了6000份签证，但日本政府对犹太难民的宽容政策是有前提的，难民只能在日本滞留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以后必须离境；
只有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对犹太难民说：“欢迎！”
犹太难民避难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海上，乘船历经风浪颠簸在上海登陆；另一条是走陆路，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国”入关，进入天津。
于是，便发生了“关于避难犹太人赴支那事件”，我也便看到了日本外务省记录这一事件的历史档案。
正是这页档案，为我掀开了天津犹太难民这一庞大群体的冰山一角。
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二战”中究竟有多少犹太人逃来中国避难；
至今也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在那个仓皇的大逃难人流中，究竟有多少人进入了天津；
我只能从能够找到的史料、从能够觅到的蛛丝马迹中去寻找答案。
我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答案，只是一些感受，感受那命悬一线的惊恐，感受那惊魂甫定的仓皇。
当人被死亡追逐并且无处藏身时，有什么比一片安全的立足之地更重要的吗？
翻阅天津犹太协会上世纪40年代的成员登记表，我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泰来饭店居住过的犹太人：别拉门，男，67岁，商人，1940年来中国；格林士天，男，43岁，商人，1935年来中国；克波兰，男，63岁，商人，1937年来中国；高干，男，68岁，包工，1944年来中国；叩布立次，男，40岁，商人，1936年来中国；
中央大楼48号住过犹太商人以似别以给一家，男主人34岁，女主人28岁，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2岁，全家于1931年来到中国；43号住过咖啡店经理毛根夫妇，他们于1936年来到中国；49号住着一位60岁的家庭主妇，她只身一人，1941年进入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
维多利亚公寓大楼3号、13号、16号均住过犹太人，其中有1941年来中国的家庭主妇，有1941年携母亲、妻子一起来中国的公司雇员，有1941年扶老携幼与老母和4岁儿子一起来中国的商人。
这些人毫无例外，全都是“二战”期间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他们从纳粹的魔掌下逃脱，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天津。在那些客房和公寓里，他们惊魂初定，庆幸死里逃生，然后打开行囊，安排往后的生活。这些客房和公寓往往是中转站，待他们渐渐熟悉了天津的环境，谋到一份工作，或找到某种经商的途径，他们会将目光放开，天津五大道和小白楼地区充满欧陆风情的街道和里巷便进入视野。于是，他们走出客房，走出中转站，在天津真正安下了家。小白楼协长里、先农里、宝山里、养和里、江夏里“二战”期间都有犹太人的家庭居住过。
这些记录还表明，天津的“二战”犹太难民分两种人群：一种由于纳粹的迫害从欧洲各地逃来中国；另一种则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大批日本浪人涌入“满洲国”，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枪杀绑票，原居东北的犹太人生活与经商日益艰难，于是纷纷南下，落脚天津。
两个犹太难民群进入天津的时间段略有前后。原居东北的犹太难民逃来天津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为时间标志；原居欧洲的犹太难民逃来天津的，在1938年左右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期，以1938年11月9日纳粹制造的“恐怖之夜”为时间标志。
从目前居住在海外的天津犹太人零星的回忆里也能觅到难民们的踪影
伊莎贝尔·玛纳德（Isabelle Maynard ）在她的自传《中国梦——一个犹太人在天津长大》中记述了两个有关犹太难民的情节。
犹太人勃瑞沃曼是个药剂师，他与母亲、妻子和女儿一起生活在德国。1939年，他只身一人辗转来到天津，寄住在旧英租界37号路（今重庆道）一个犹太人家庭里。很快，他的怪癖引起了周围犹太人的关注。他浑身上下衣衫褴褛，胳膊肘和袖口处都已磨破，头上戴的浅顶软呢帽沾满污渍，脚上穿一双打满补丁的鞋。他害怕与人交往，躲避着所有的人。他害怕阳光，习惯在黑暗中生活，只有黑暗才能给他安全感，只有在深夜里，他才能自如地进食和行走。关于他的种种猜测和传说在天津犹太人界不胫而走。他经历了最惨痛的命运打击。就在那个“恐怖之夜”，他外出办事一夜未归，当他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家里时，全家人都不见了，被人带走了。被谁带走了，他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再也没有回来。一夜之间生离死别，巨大的痛苦鞭打着他，他像疯了似的冲到了大街上。在这之后，关于他的传说出现了两种版本。有的说他冲上大街以后杀了一个人；也有的说他一下子杀了许多人，他会调剂毒药并且拥有诸多药品，他在纳粹的饭锅里下了毒。纳粹疯狂地搜捕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躲进一个黑暗的地窖，一藏就是一年。漫长的三百多个日夜，他与老鼠为伍，靠朋友从地面上一个小洞系下食物来维持生命。与世隔绝，他几乎忘却了自己是人的身份，而像身边无处不在的老鼠那样生存，饥饿驱使他在黑暗中寻找一切可以咀嚼的物品。渐渐地，他的眼睛只能在黑暗中才有视力。
药剂师勃瑞沃曼后来得到天津犹太人界的帮助，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犹太俱乐部的衣帽间做服务生。衣帽间里边有一间小屋，他在那里安顿下来，从此在天津用漫长的岁月治疗心灵创伤。
位于小白楼的维多利亚咖啡店里有一个四重奏小乐队，其中小提琴手、犹太人勃曼也来自德国。战前，他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天津，与他的伙伴们组成小乐队，靠在餐馆里为食客表演乐曲来赚取部分生活费用。维多利亚咖啡店里的收入不足以弥补家用，勃曼还要另外再打两份工。他和伙伴们走遍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婚礼和有钱人家的宴会上演奏；他还开设了小提琴课程，收取授课费。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人们总能看到他流着汗演奏，看到他飞快地抹去脸上的汗水而不丢掉任何一个音符。他的琴弦上总是缭绕着多瑙河的波声和维也纳森林的气息。对故乡的思念让他的心经常隐隐作痛。
药剂师和小提琴手是我目前能够搜集到的零星个例。像这样的故事，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应当很多，只是时间太久远了，它们大多已经被埋藏在历史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一旦有机会被发掘出来，它们所蕴涵着的生命意义将感动世界。
难民的大量涌入使天津犹太人数迅速增加。1932年，从东北流落津门的犹太人日益增多，天津犹太慈善协会曾于11月16日在西湖饭店召开慈善跳舞大会，用筹集到的款额资助犹太难民。当时的《益世报》还专门报道了这条社会新闻。据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美国出版的《犹太年鉴》记载，1935年在天津的犹太人数达到3500人，这基本可以看做是第一次犹太难民潮后天津犹太人的数字，到了1940年前后，第二次犹太难民潮来临，但可惜的是，随着这次难民潮进入天津的犹太人数字却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
三、“二战”期间的“天津犹太人现象”
“二战”期间，进入中国的犹太难民落脚东北、华北和江浙沿海等城市，以上海、哈尔滨和天津为最多。
北有哈尔滨，南有上海，天津居于两城之间。北距哈尔滨，南距上海，天津与这两座城市的距离几乎相等。
正是这“相等”耐人寻味。
“二战”期间是世界犹太人遭受大规模迫害的时期，在上海和哈尔滨的犹太人都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东北早于天津沦陷，日军和日本浪人在哈尔滨胡作非为，犹太人经商、生活变得日益艰难，大批犹太人纷纷南下，形成由北向南流动的犹太难民潮。在上海，日本侵略军设立了虹口犹太集中营，强迫犹太难民在集中营内生活，严格限制他们自由出入，使上海犹太人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天津犹太人的命运却产生了耐人寻味的现象：
“二战”时期纳粹思想甚嚣尘上，在外国侨民中歧视犹太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天津没有出现社会性的排犹倾向，也未发生大规模的排犹事件。
“二战”时期，天津犹太社区在恶劣环境中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长足发展。社区主要公益建设项目，如犹太俱乐部和犹太会堂相继落成，结束了天津犹太人长期以来租借戈登堂举行节日庆典和宗教活动的历史，并使天津犹太人第一次有了自己固定的社交活动场所。两个公益建筑的落成使用，为提升天津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凝聚天津犹太人的社会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可以称为“二战”期间的“天津犹太人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第一，“二战” 期间天津还基本保留着租界的格局，尤其是英法租界，日本占领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对那些地区没有控制权，而天津犹太人多数生活在英法租界，杂居于多国侨民之中，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社区生活秩序；
第二，“二战”期间由于犹太难民增多，天津的犹太社区得到扩展壮大，犹太协会利用日本政界、军界对天津犹太人政策的摇摆不定，为保持社区稳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约瑟夫·巴隆斯基（Joseph Baronsky）在“二战”期间担任天津犹太会堂的拉比。据他的孙子索尔·毕禄林（Sol. Birulin）回忆，天津沦陷后，祖父的牧师身份得到日本侵略当局认可。每当出现有关天津犹太人的事情或问题，他都会被叫过去，作为联络员或犹太人代表，解决问题。
索尔当时只是个孩子，还不很明白大人们的事情，但他清楚地记得祖父每次从日本人那里回来总是愁容满面。他抱怨、不满，却不得不按照日本人的命令去做。索尔记得这样一件事：日本占领者命令犹太人和其他非犹太天津人必须到日本人开的杂货店买东西。每个家庭都发了一个小册子，用来记录这个家庭在日本人杂货店里买了多少东西。犹太民族有自己的饮食习惯，他们习惯去犹太人开的食品店购买食品。为此，拉比巴隆斯基很气愤，但他又不得不执行日军的命令，当然，收入都会直接进入日军当局的腰包。索尔还记得祖父要定期参加日本人组织的行游。每次行游过后，他都跟家里人发牢骚，说不愿意和日本人有过多的接触，也不喜欢参与日本人的事情。当然，这些话他只能在家里说说，不能到外边去说。就是在巴隆斯基及社区其他领导者的积极努力之下，天津犹太社区决定兴建会堂，从筹款到建造，没有受到日本占领军的阻挠。
由此可见，当时天津犹太社区的负责人，对日本占领当局采取的是“维持”策略。
我手头存有一份日本外务省档案，透露出当年日本对犹政策的隐晦与微妙。
5363秘 自哈尔滨 大正十年四月
内田外务大臣 松岛总领事
第76号
当地犹太人中比较稳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提出，将来要在巴勒斯坦建设犹太国的主张。该团的团长认为，考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风土酷似日本，所以觉得有必要在该地区采用我国的农业方法。为此，他们有意派约20名犹太青年到日本留学两年，以研究我国的农业方法，然后再让他们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的这种愿望虽然没有以任何形式向本官提出申请，但据说已向我陆军处表露了其意向。但是犹太人具有不喜欢劳动的国民性，上面所说有可能只是其表面的理由，他们还有可能在我国进行过激的宣传，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应阻止其行为的发生。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如果他们的目的真是进行宣传的话，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进入本国，以达到宣传的目的。此次如以研究农业方法为名让他们一起进入本国的话，就可以对其进行严密监视，而且如果有什么不轨行为，可采取驱逐、对行为人采取取缔等方法，相信反倒变得容易了。
此外，关于此次犹太人团体旅行护照的签证方法，当其向贵馆提出申请时，希望能充分考虑本官所持态度。
四、“河豚计划”
东京大学教授靳飞先生将他收集到的一些有关“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对犹太人暧昧态度的资料从东京寄给了我。这些资料涉及日本外务省一批失落的档案，尤其是李嘉所著《蓬莱谈古说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中《河豚计划——日本人梦想中的犹太国家》，使我对“5363秘”号档案的时代大背景有了进一步了解。
战后二十余年，有人从东京神田的一家旧书店买回一批外务省旧卷宗。那是日本战败投降、美军占领时代于混乱中由外务省流入民间的秘密档案。这批档案后来落到驻在日本的美军军中犹太拉比.托卡耶手里。几年后，托卡耶将它编撰成书，在美国和欧洲同时出版，书名为《河豚计划》。
“河豚计划”是“二战”中日本政府一套高度机密的政治谋略。
日本在占领了我国东北，拼凑起“满洲国”傀儡政权，发动“卢沟桥事变”，在进一步大举侵华的同时，曾制订过一套代号为“河豚”的秘密计划。这个计划拟在我国东北划定一大片被日军占领的土地，收容100万从欧洲逃亡出来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亚洲的以色列”。
日本当局之所以将这个秘密计划代号为“河豚”，是因为它像河豚一样既是一道珍馐美味又含有剧毒，搞得好一本万利，搞不好便会弄巧成拙。日本当局曾寄希望于“河豚计划”能够一箭三雕：争取在美国的犹太人团体和知名人士，消除、减轻美国对日本的敌意；以此来聚敛全球犹太人的财富，特别是美国犹太财团的巨额美元援助，购买日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在我国东北强化日本势力，遏制苏联。
给这个秘密计划冠名“河豚”的日本海军大佐犬冢惟重说：“这一套计划非常像河豚。假如我们真有烹饪这一道菜的手艺，假如我们能毫不松懈地警戒犹太人的狡诈的天性，假如我们能继续不断地集中注意于这种事，千万小心不使犹太人运用他们祖传的聪明的手腕，推翻桌面，倒过来利用我们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假如这件事办成功，我们必可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敬爱的天皇陛下做出一道没有比这更鲜美而富于营养的菜啦。但是，只要我们一不小心而失手，它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来毁灭我们。”
“河豚计划”狡诈阴险的本质昭然若揭。
“河豚计划”聚集了一批日本军界、政界乃至实业界的所谓“知犹派”，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蠢蠢欲动，自日军占领东北后便肆无忌惮地着手进行。
日本实业界巨头、日产创办人鲇川义介首先提出借用犹太人的财富开发我国东北。1932年，他应当时满铁总裁松冈洋右邀请“视察”东北之后，便提出了这个构想，立即得到关东军的赞同。1934年，他在外务省的官方杂志上发表论文《招请50000犹太人到满洲开发的计划》，日本媒体争相转载，一时形成舆论热点。
此后，关东军开始改善与东北犹太人的关系，安抚留居东北的犹太人。1937年，军中“知犹派”安江大佐协助哈尔滨犹太人组织了“远东犹太人大会”；1938年、1939年继续举办，共举办了三次，上海、天津和神户等地的犹太人团体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声明，愿与日本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
1938年12月5日，在东京召开的“五相秘密会议”将“河豚计划”国家政策化。出席会议的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坂垣征四郎大将、海相米内光正海军提督和藏相兼工商相池田成彬，这五个人加上天皇，组成了“二战”期间日本国运决策的最高集团。会议决定：“我国顾及本国之急需外资及对美国关系之改善，亦不可步德、意后尘而拒绝犹太人。”
“五相秘密会议”使“河豚计划”进入紧锣密鼓的操作阶段。1939年6月，由犬冢、安江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黑共同草拟出长达90页的报告书《导入犹太系资本之调查分析》，以接受犹太移民来中国开拓居住地为中心，以居住在上海的中东系犹太富商，如哈同、沙逊等的资本为对象，再进而吸引在欧美的犹太金融集团的投资。
“五相秘密会议”之后，日本的对犹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日本政府默许它在欧洲的领事馆和驻俄罗斯大使馆发签证给少数犹太难民，使他们能够由西伯利亚经海参崴到达神户。在从欧洲逃出的78.5万犹太难民中，有4600人是走这条漫长而寒冷的道路，靠“河豚计划”的余荫，得以进入日本，后来又辗转到达上海而进入中国的。
另一方面，日本人利用种种途径试图接触美籍犹太人，想出售他们的“河豚计划”。日本选择的第一个买主是全美犹太社会发言人、世界犹太协会会长史蒂芬·怀斯。怀斯与罗斯福总统交谊甚厚，日本人认为他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40年1月，日本商人田村光三受命前往怀斯的事务所拜访。“河豚计划”能否推行，全靠这次会谈成功与否了。怀斯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对日本侵略中国非常愤慨。他对田村说，日军占领南京，屠杀中国平民30万，任何外国人决不愿意住在日军占领的土地上，因而断然拒绝了田村的游说。
日本阴谋家用十几年时间与精力制订的“河豚计划”，就这样不堪一击，顿时瓦解。
受“河豚计划”影响，天津日军对犹太人奉行“怀柔”政策，天津犹太社区负责人对日军也对应采取“维持”策略。
1937年至1939年，在日本占领军的扶助下，三次“远东犹太人会议”均在哈尔滨召开，天津犹太社区也派人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天津民团业务报告》和《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
会议选出了第三届远东犹太人代表大会议员十三名，天津的代表有三人当选：达维尔·埃夫列莫维奇·哈宾斯基，48岁，无国籍，皮毛商；尤达·莫依塞维奇·贝奈尔，55岁，无国籍，从商；乔伊·莫里斯，48岁，美国籍，从商。
天津犹太人代表向会议提供的《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指出，1939年12月8日，已有169名欧洲避难民申请者获准来天津居住，还有128人未定。持许可证抵达的人已有56名。天津犹太公会附属的避难难民委员会将尽力解决有关避难民的一切问题，如入市许可的请愿、就业、财力援助等……（见满铁调查部《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
利用日本政府的“河豚计划”，天津犹太人在战争的阴云笼罩下，谨慎而机智地推进社区建设，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安全。
虽然“河豚计划”破产，但日本军界、政界始终没有彻底放弃利用犹太人的想法。
1944年春，天津的犹太俱乐部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官。
“你们都过得好吗？”他们的语气十分和蔼，“你们在此是否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厚待？对自己的宗教生活有什么基本的要求？”
犹太人迷惑不解，只能答道：“一切都很好。”
这几个日本军官随即离去。
几个月之后，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俱乐部收到一份电报，称来自北平的一个日本高级使团下周六将抵达天津，让犹太社团的一位官员去迎接。
当时负责天津犹太人公会的别洛卡曼（Zelig Belokaman）是个高大结实的西伯利亚人。电报令他十分恐怖，以致在火车站接到该使团团长日高富明大佐及其随员时一直忐忑不安。将日本使团迎至俱乐部后，在餐厅盛宴款待，当中的长桌上摆满了俄式菜肴：熏鲑鱼、凉拌土豆沙拉、鹅肝酱，外加一瓶120标准强度的冰镇俄国伏特加。食物是用来助酒兴的，而别洛卡曼等要借酒探明来者的意图。日本军官开怀畅饮，干杯祝诸位健康。可就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下，日高富明突然起身，发表了一通演说。
“这场战争进行得为时太久。美国人遭杀害，犹太人遭杀害，日本人也遭杀害。日本和美国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似乎没有必要继续这场愚蠢的战争。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有巨大的影响，罗斯福总统就是犹太人，他的高级顾问也是犹太人。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影响罗斯福，使这场战争迅速而适时地结束。我们请求你们向在美国的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告诉他们实情——在日本统治下犹太人并未受到虐待，日本对犹太人恩礼有加。这样或许能设法结束这场战争。”
日高落座后，所有在场的犹太人目瞪口呆。这会不会是个圈套，试探他们是否忠于日本人？日本人期待得到怎样的回答？他们默不作声，一个劲儿地斟酒。
几分钟后，日高又一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脸上泛着酒性发作的红光。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用手敲着桌子大叫道：“够了！够了！现在应该回答了！”
别洛卡曼缓缓起身，仿佛他下面的一番话已经考虑了十天而不是十分钟。
“我们犹太人比你们更了解我们的美国同胞，日高先生。倘若我们对他们发表广播讲话，他们肯定十分惊讶。也必定要问：为什么不是在两年以前或两个月以前？他们会认为广播讲话的原因是日本现在衰落了。假定他们如此推断，就不会做出如你们所期待的那种反应，相反，他们会更猛烈、更有力地向你们进攻。也许，这并非对你们最有利。”
日高仔细倾听，接着与随员们交换意见。最后他说：“你的回答很好，我将报告东京。但是，如果我们请求你发表广播讲话，你会怎么样？”
别洛卡曼回答：“绝对立即执行，但并非照你说的那样讲。”
宴会在这种明确的答复后结束。日本使团返回北平。天津的犹太人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日高的消息。
五、“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
天津于1937年7月底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英法租界以外的全部市区，并多次封锁租界，在英法租界出口处设置铁丝网和检查岗，严格控制出入，盘查来往行人，搜身、逮捕，将租界出口变成了鬼门关。
租界犹如孤岛，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奇缺。犹太人与天津人民一道，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灾难。
面粉很难买到，即使买到，也常常被虫蛀或霉烂。燃煤几乎断了供应。为了取暖，几家犹太人挤到一个公寓里，生一个炉子。有个主妇发明了通过燃烧动物粪便取暖的方法，犹太家庭一传十、十传百，大街上的马粪、狗粪在一个早晨身价倍增。食品店忽然来了一批蜂蜜，犹太主妇们呼朋唤友、蜂拥而至，顿时抢购一空。
1939年7月，连日霪雨，海河上游河水猛涨。日本人只顾下乡“清剿”，并增兵去打八路军；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们又只顾为虎作伥，搜刮民脂民膏，哪里顾得修河整堤，进入8月，狂风暴雨下所有堤埝都不堪一击。大水冲进市区，天津被洪水淹没。天津犹太社区的青年组织贝塔（Betar）号召救灾，犹太青年积极响应。集合的命令是通过口头传播的，因为电话网线已经被大水冲毁。犹太青年们纷纷走出家门，乘船集中到犹太学校，有人烤面包，有人做蜡烛，有人找平底船，还有的撑船在街上漂来漂去，将生活急需物品发放给大家。人们从家里的窗户把篮子放下来，犹太青年往篮子里给他们放进去面包和蜡烛，按需供给，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许多天津市民都受到他们的赈济。
一些天津犹太人还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的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德籍犹太人基尔兹大夫（Wolf Zilz ）和俄罗斯犹太人里奥·莱温（Leo Levin）,合伙在英租界租了一个仓库，专门给从沦陷区跑出来的中国学生作避难所，并帮助他们从天津投奔未占领区，掩护爱国学生离开天津参加抗日军队。
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在抗日战场上被中国军民誉为“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他千辛万苦逃出天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随军行医，救助八路军伤员。
傅莱于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同情底层人民，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傅莱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这年12月，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然后辗转来到中国。
傅莱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八路军，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
傅莱的从军之路历经磨难。他从欧洲乘远洋轮船停靠香港时，听说宋庆龄正在香港，便在停靠的半天时间里下船去寻找。香港那么大，他又人地生疏，结果无功而返。1939年1月15日，轮船抵达上海。上海是当时进入中国无须签证的自由港。傅莱揣着口袋里仅有的五个马克，来到位于虹口的一个犹太难民接待站，运用他的医疗知识为难民服务，同时千万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这年春天，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他毅然北上，先后在北平、邢台和天津从事医务工作。假期，他还专程跑到北戴河，想进山寻找冀东八路军，不想碰上日军的封锁线，只好悄悄退回。1940年，正在天津德美医院化验室工作的傅莱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进步人士美国人哈本德。哈本德与中共北平地下党有秘密联系，将傅莱反法西斯的执著精神传达给了中共党组织。1941年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傅莱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终于来到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
傅莱的名字“傅莱”这两个字，是聂荣臻司令员按照译音，为他取的。
傅莱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他工作热情高涨，并且很快就融入到革命队伍中。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针灸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许多战士通过他的土法治疗恢复了健康。1944年，傅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内科教学。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当面夸赞他是个“洋中医”。可见傅莱的事迹在我抗日根据地流传之广。
解放战争时间，傅莱带着听诊器和X光设备，跟随野战军转战华北。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了，这位从天津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又回到他抗日征程的起点。他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为天津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六、黑市买卖国籍
下面的这个场景我无法看到，就是伊莎贝尔本人当年也没能看到。她只是听，以一个少女的敏感和纤细，听。我猜想，那时女孩一定就在隔壁，隔着一道薄薄的墙壁，墙壁的另一边，有一群犹太男子。
“绅士们，让我们去拿葡萄牙人提供的官方文件吧。我们现在的文件已经无效了。”
女孩父亲的声音：“可我们会惹日本人生气的。日本人会认为我们站在葡萄牙人一边。”
“这就是我们犹太人全部的麻烦！我们拿到真正的护照就会好些，日本人会尊重我们。”
女孩父亲：“可那要花钱呀。我听说一个葡萄牙护照至少要8万元。”
“那样一切不就自由了吗？当然需要花钱啦。可是我们将会有正式的文件证明身份，不是什么都说明不了的小卡片了。‘无国籍人士’，去他的吧！”
“我听说某某已经买了一个葡萄牙护照，他称自己为葡萄牙人。”
笑声。
“我说‘玫瑰就是玫瑰，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不论他给自己买了什么，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是葡萄牙人。”
“绅士们，绅士们，我们确实需要正式的官方发的护照！葡萄牙大使馆正开了价向我们提供呢！我们难道要放弃这个机会吗？”
“我们需要想一想。下一次开会再定吧。”
这个场景发生在当年法租界路易斯街的一个僻静角落。
那是间不为人注意的简陋公寓，由两家犹太人合住着，拥挤、凌乱，仿佛主人随时都准备卷铺盖走人。这场景犹太人太熟悉了，奔逃前的犹疑、惶恐，全部生活都染上仓皇的颜色。
天津犹太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俄罗斯。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逃来中国，从此失去国籍，被称为“无国籍人士”。他们如果想离开中国，必须取得某一国国籍，然后才能申请签证。黑市买卖国籍很快便在犹太人社区中悄悄盛行起来。
战争！等待犹太人的仍然是牢狱和逃亡
这一切开始于1941年12月8日。
前一天，日军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当晚，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8日，铺天盖地的大雪席卷津沽。大雪从清晨降落，雪片犹如手掌般大小，一如手掌般有力，咝咝地敲打着街边人家的窗玻璃。有一个犹太人很早便被大雪吵醒了，他透过窗玻璃往外看，窗玻璃被雪糊住，只剩下中间圆圆一个洞。他哈一口气在玻璃上，就看到了以下景象：
街对面英国领事馆大楼上每天早晨迎风飘扬的英国旗不见了。
往日里那些肌肉强健、头戴无檐帽站岗的印度卫兵也不见了。
平日总是关闭着的厚重的大门现在大开着，却没有汽车进出。
威严的大楼此刻像个疲惫的寡妇，等待着宣读她刚刚死去丈夫的遗嘱。
这个犹太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此之前，虽然天津陷落，但日本人始终没能取得对英法租界的控制权。就在这一天，日本军队进入租界，对天津实现了实际意义上的全面占领。
早上7点半。犹太少年赛穆尔·米勒像往常一样走在上学的路上。积雪很深了，每走一步，脚下都吱吱嘎嘎作响。响声让少年渐渐兴奋起来。从博罗斯道（现烟台道）福康里他的家到文法学校，每天要走三十分钟，登上墙子河上的小桥，就能看见学校灰漆铁门上方的雕花花饰了。很奇怪，这条路他天天走，今天却不寻常。不寻常在哪里呢？少年来不及细想，吱吱嘎嘎的声响催促着他，不知不觉，他越走越快，后来几乎小跑起来。他本不想跑，但有股神秘的力量催促着他，推动着他。鞋底与雪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响声刺耳。啊，是周围太静了，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个把行人，却都低头急行，仿佛害怕看见周围，害怕与擦肩而过的人对视。
出事了。赛穆尔对自己说。当他走过英国兵营，看到那里拥挤着许多日本士兵时，他的心怦怦地像要跳出胸腔。出事了！
文法学校大门外已经挤满了学生，从7岁到18岁不等，这些往常从未安静过一时一刻的学生，此刻鸦雀无声。他们拥挤在校门外，与校门保持一米多距离，再不肯向前一步：校门内外有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走动。
塞穆尔挤进人群，一个同学压低了声音告诉他：日本人占领了学校，我们不能读书了。身边一个女生带着哭腔儿说，我们的校长被日本兵赶了出去！
文法学校校长伍达尔（J. E. Woodsill）是个犹太人，也是位受人尊敬的校长。此刻，他正与妻子达芙尔和6岁的儿子一起被日本兵赶出了学校。学校被迫停办。几周之后，文法学校改为日本女子学校。
战争终于逼至眼前。
等待犹太人的仍然是逃亡。尤其是那些取得了英美国籍的犹太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天津大肆搜捕英美人士，以“敌侨”的名义把他们投入山东潍坊监狱，有的就干脆押在宪兵队的监狱里。1945年3月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天津犹太人斐士（Emil Sigmund Fischer）死于天津日本监狱的消息。
斐士原为奥地利籍犹太人，1865年生于维也纳，在维也纳、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做银行家，1892年定居纽约。1894年，他来到中国，在上海从事银行业，1898年返美，仍居纽约。1906年，斐士来到天津，从事进出口贸易。他的经济活动比较广泛。他当过经济学讲师、公立会计、宣过誓的查账员、房产管理人和德华银行首席会计。1909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设游美学务处，在清华园建肄业馆，由他承包建筑工程。他在天津还参与了政治活动。1911年，他作为秘书随清朝政府的使团出使英国，参加了乔治五世国王的加冕典礼。1919年至1922年，他参与了北洋政府对天津德国、奥国财产的管理。在经济、政治活动展开的同时，斐士还撰写了许多著作。1909年，他在天津出版了英文版书籍《北京及其近郊指南》，获得1915年旧金山P.P.I.E金奖。1924年该书经过修改得到再版。1925年，他的英文版插图本《神圣的五台山——关于从太原府经过五台山到蒙古边境的现代旅行》一书在上海出版。1928年，天津出版了他的英文版《日鲜华游记》，该书42页，附有图片及地图。1935年，他的英文版《乘汽车从沪至长沙》在上海出版。1941年，他在天津又出版了英文版新书《1894～1940年在华旅行记集》，全书340页，附有图片及地图。这部书出版不久，他就被占领天津的日军逮捕，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由美国经辩论投票特殊批准加入了美国国籍，所以被日军视为“敌侨”，关押在日军的监狱里，直到1945年2月21日逝世于狱中，终年80岁。
战争，带给天津人和犹太人同样的赐予：灾难。在战争的灾难中，天津人和犹太人将心灵和命运联结在一起。
【附录】
善良的中国人
浏览了一下，感觉没有把资料整理好，说是纪实没有系统的统计，说是报告文学没有写作的线条。——感觉而已。
以色列与我国关系一直不错，源于中国人的善良和帮助。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尘封档案》系列之0022：遥远的庇护——二战中的天津犹太人 【尘封档案】系列之0021：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奶妈 《尘封档案》系列之0020：陈毅批侦的“金圆券”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0XXX——私家侦探失踪案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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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被领导强奸了，有凭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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