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中央首长的老警卫等服务人员,的确,在职称和立功受奖荣誉方面落后落伍受压多了。
毛主席 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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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毛泽东公开地对卫士们说:“要问我对子女亲,还是对你们卫士亲,我说是跟你们亲,因为我和你们在一起时间最长……”
卫士们坚信这是毛泽东说的心里话。老人家一生从政,日理万机,他有兴奋的时候,也有孤独的时候。家人和子女不在身边,或者像江青即便在身边也如不在一样。因此,毛泽东兴奋时便找卫士同乐,孤独和烦恼时也会找卫士聊聊,诉说他心中那些在别人面前不好诉说的事……
待在毛泽东身边一长,卫士们一般都会舍不得走,年龄大了,特别是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时,再当卫士便会有所不便了。而且,毛泽东是很注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因为照顾他而耽误前程。可是,毛泽东对待卫士,也有自己一些不太好说出口的意愿,他喜欢用熟人当他的卫士、医生,包括秘书,他觉得那样自在,尤其是卫士和医生,因为主要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和做检查他身体之类的事情,毛泽东特别不愿意用生人。而毛泽东对卫士还有一个特别的不愿意——不愿意用上了年龄的成年人,他喜欢用十几岁的“小鬼”,因为他觉得他们还是娃娃,用起来顺心顺意。
分离时,毛泽东和卫士们便是怀着这般错综复杂的心理状态,怎会不恋恋不舍,依依难别?
走是现实的,不走才不现实。1961年下半年,五十年代一直跟随毛泽东工作了多年的一批卫士逐一地走了。
“你们在我这里干得都很不错,我很满意。”毛泽东深情地对即将离别的几个卫士说,“但我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我从来不赞同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到下面去当官的,所以委屈你们了。不但这样,你们下去后我还要求你们委屈些,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以为自己是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来不来就打出毛泽东的牌子。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靠自己的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做一个人民真正欢迎的人……”
我们有意地排列了一下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当过卫士的人,发现他们当中确实没有一个是毛泽东“关照”过并给予特殊工作的,也没有一个下去便是盛气凌人地捞过什么官职的。他们下去,大多还是干公安工作,当一名普通的公安战士,或是到工厂当一名普通职工。几十年间,他们毫不动摇地遵循毛泽东的话,一不向组织伸手要官,二不在工作岗位上搞什么特殊化,有的在单位干了一二十年,同事们都还不知道他曾是在毛泽东身边当过卫士的呢!
“夹着尾巴做人。”离开毛泽东后的这些卫士们,始终牢记着毛泽东的教导,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今天,他们虽然有的当上了局长这一级干部,有的当上了企业的大经理,但他们没有一个是“打着毛泽东牌子”的。他们靠的是几十年发扬在毛泽东身边对革命,对党的赤胆忠诚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干劲才获得的。他们中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在无需讳忌的那些社会环境中,他们或许只要稍稍露一露自己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就会一跃几级地登上官阶,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那样做的。
几十年来,当年的那些卫士,不仅是坚定地遵循着毛泽东对他们的教导,而更多的是他们从毛泽东身上学到的那些崇高品德和可贵的无私献身精神,在时时刻刻检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他们觉得向组织伸一次手,在工作中偷一次懒,都会受到心灵深处的严惩,这种事即便想都不该想。
毛泽东的后半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了解。然而,毛泽东卫士们的后几十年命运,却是我们不了解的。
我们想知道。卫士长李银桥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他从自己讲起—— 在延安时,听说要调李银桥去给毛主席做卫士,李银桥是不愿意的,他更想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但是后来还是与毛主席有个“君子协定”: 干几年,然后让李银桥上前线去。
作为毛泽东一生中最信任的卫士长,李银桥本不会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可以依赖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从194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不黑之夜,李银桥和毛泽东联手订了个干半年的“协议”后,也许由于他和毛泽东同志都对自己的母亲有感情、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缘故,他俩在整整十五年间感情融洽。李银桥办事的认真劲,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他对毛泽东的赤胆忠心以及在服侍时那种心领神会的超人的卫士艺术,使得毛泽东一天总要叫几声“银桥银桥”的,以致在李银桥从卫士升为卫士长,接规定不再值班时,毛泽东不无恳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当官了,不值班了。可几天看不到你我会想的。咱们再来个协议,你每个星期还值一两个班。”“是,主席。”李银桥告诉毛泽东:自己想的与他一样。
可是,时到1962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吩咐一名值班卫士,叫刚从江西劳动回京的李银桥到他办公室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的门外,习惯地理了理衣冠,然后进屋。“主席,您叫我?”
毛泽东正坐在床上看文件,听到声音后便抬起头望着自己的卫士长,轻声说道:“来,银桥,过来。”
李银桥不知今天毛泽东有什么事。他从他的眼神里似乎察觉到什么,可猜不出。从1961年上半年开始,李银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叶子龙、高智、封耀松等人一起到河南、江西农村搞调查、劳动以来,已有几个月不在中南海了,但他知道,毛泽东与他的感情始终如一。所以,今天看到毛泽东异常的神情,不免狐疑起来。
待李银桥在床边坐下,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双手拉着李银桥的手,问:“银桥,听说你想调走,到石家庄去?”
毛泽东问得很随和,李银桥听后却愣住了。“主席,谁跟您说的?”
“汪东兴!”
“嗡——”李银桥只觉头脑发裂。他还有什么话呢?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他太了解这位顶头上司的为人了。在中南海多年,作为毛泽东的卫士长和身为警卫局领导的汪东兴之间由于工作的关系,难免出现些枝枝杈杈。可李银桥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会有这样的结局:别人背着他在毛泽东面前搞鬼,要把自己撵走……李银桥恨不得立即找到汪东兴来对质,可是那样必定会给毛泽东带来为难和麻烦——十几年的中南海工作生活,李银桥对上层的一些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为了毛泽东,他强忍着捻灭了自己心头的不平之火。怎么,我就这样离开朝夕相处十五年的毛泽东了?想到这里,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李银桥不由得泪水哗哗地流下来,滴满胸襟,也滴在了毛泽东的手背上。
“唉!”毛泽东轻轻地长叹了一声,低沉而又缓慢地开始诉说着自己的心里话:“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儿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可你老跟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到这里,李银桥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呜”地哭出了声,毛泽东是感情极丰富的人,也容易动感情。一见李银桥如此哭泣,两眼一红,泪水如小溪般地涌出。他将李银桥往自己的怀中一拉,那双大手不停地在他背上拍着,像是安慰,像是悔意。
李银桥在他的怀中哭得双肩直颤动。这时,毛泽东也忍不住“呜呜呜”地哭出了声,一边哽咽地说着:“……我,我也舍不得你,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李银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哭。从第一次在延安到毛泽东身边,一晃十五年。自己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认字识革命道理,到恋爱结婚、生孩子,从普通卫士到卫士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哪一件事不是毛泽东他老人家亲自关怀、关心的结果。此时此刻,他有千言万语,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毛泽东则还在一边劝慰道:“银桥……我知道你的心境,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你走后,我再不要卫士长了,卫士长这个位置是你的……”
这时,李银桥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我不嫌低,我不愿意离开您嘛……”
不了解真情的毛泽东并没有理解李银桥说这句话里的冤情,还只想着规劝,只想着一个老人对一个年轻人无限爱抚式的规劝:“我不能耽误你嘛……”毛泽东说着说着,竟比李银桥更伤心起来。从不停地哽咽到呜呜地小哭,最后竟放声大哭起来:“银桥,我死以后,你每年到我坟前来……看看,啊?……”
他的手不停地拍打着李银桥的后背,那情那景,也许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仅仅有过一次,仅仅这一次。
李银桥看到毛泽东这般情景,赶忙从痛哭中清醒过来。他马上想到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而影响毛泽东的身体,于是便自己先止住了哭,反过来劝毛泽东。可一句话还没说完,又忍不住地哭出了声……就这样,这一老一少,一个是领袖,一个是卫士,互相抱头痛哭着,诉说着……直到很久很久。
最后,还是李银桥先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抹着泪水,劝毛泽东不要再哭了,会影响身体的。“主席,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下去好好干工作,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听到这,也便慢慢地停了哭声,双手擦着泪水,点头道:“那好,好。你在我这儿工作了十五年,职务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李银桥有力地点点头,表示一定要记住。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看我就满意了……”毛泽东说到这儿,李银桥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毛泽东问他:“你想到石家庄?”
李银桥想了想说:“主席,我要下去就到天津,不到石家庄。”
“好好,天津比石家庄近,你可以经常来看我。”毛泽东说着,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纸袋说:“你下去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这是八百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打到毛泽东身边,只要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生孩子什么的,毛泽东已经多次给过李银桥在经济上的帮助。毛泽东对其他卫士也一样,他自己省吃俭用,卫士们遇到什么困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这一次,李银桥下决心不要了。“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
“拿着,”毛泽东有点生气了,“你知道,我是不摸钱的,快拿着。”
李银桥一听这,马上就傻住了,“我最讨厌钱。”毛泽东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李银桥感到为难了。就在这时,他见毛泽东极不情愿地正要伸手抓那只牛皮纸袋……
“主席,我要。”李银桥赶忙抢先把牛皮纸袋拿在自己的手里。
毛泽东这才松了一口气。“下去后要多依靠工人,特别是要多向老工人学习,凡事要多请教工农兵。哎,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毛泽东问的是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同志以及两个小孩。
“星期六。”李银桥回答道。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起来我这里见一见。”
于是,1962年4月2日,对李银桥全家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正在学校上大学的爱人韩桂馨回到了家,便让丈夫叫住,赶紧收拾收拾衣冠,带着儿子和女儿去见毛泽东。此时,李银桥的一家人,既高兴激动,又心情沉重。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是他们全家人去向毛泽东辞行的。毛泽东,对李银桥一家人来说,是太熟悉了。当年,韩桂馨同志服从组织安排,来到毛泽东家里做阿姨,跟毛泽东一家人吃住在一起,毛泽东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补的补丁,都可以随便找出韩桂馨的手艺。毛泽东与江青生的爱女李讷,实则是韩桂馨一手拉扯大的,韩桂馨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一家人的感情同李银桥一样的深。这对年轻的夫妇心里最清楚: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没有他们眼前这个小家。他们的婚姻是毛泽东在延安,在西柏坡一手牵搭成的。后来进了中南海,他们的小家就在毛泽东住处的后院,仅仅一墙之隔。儿子卓韦,从小跟李讷、毛远新在一起玩耍,有几次小卓韦和妹妹偷偷溜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屋里。毛泽东对两位“小客人”的突然到来,总是异常欣喜,忍不住放下手头的事,跟他们在地上玩耍起来。而毛泽东闲时也常“大驾”光临到李银桥的小家里,吸上一支烟,尝一口有辣椒的菜……
他们确实像一家人一样,一起朝夕相处和亲近了十几个年头。可如今,他们这个小家却要同毛泽东分开了,李银桥和韩桂馨的心情难以形容。
吃饭前,卫士张景芳来通知说,毛泽东在游泳池等李银桥一家去呢!
李银桥一家便草草吃了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
“卓韦,媛媛,你们在外边等着。”李银桥小声对两个孩子说,然后便和爱人先进了会客厅。毛泽东正在里面等着他们,一见到李银桥夫妇便立起身来迎上去握手。
“哎,孩子呢?孩子怎么没来?”刚说几句,毛泽东便边寻找边问道。
李银桥忙回答说:“孩子来了,在外边呢!”
毛泽东便朝门外望:“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呀!”正在大家一起向外张望时,摄影师吕厚民的闪光灯“咔嚓”一下亮了。
孩子进来了,毛泽东鼓掌欢迎,并且同两位小客人握起手来。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已是个高小学生了,他不像妹妹那样有点胆怯。他见了毛泽东好高兴,脸上一副男孩的调皮劲。毛泽东非常喜欢地同这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子汉”握手。
毛泽东一边握着小卓韦的手,一边打量着,像外公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外孙似的,高兴地夸道:“这娃儿长得漂亮!银桥,小韩啊,像你们哪!”摄影师又一次按下了快门,留下了这亲切难忘的镜头。
“我们站着合个影吧?”毛泽东对李银桥夫妇说。
李银桥表示不同意。他搬来一把椅子,轻轻地把毛泽东按坐在上面说:“主席,您坐下好。”
“不坐不坐。”毛泽东连声说着,身子往起站。
李银桥又把毛泽东按下。“不,您还是坐下好。”就这样,毛泽东坐在中间,李银桥夫妇站在他后面,小卓韦和小媛媛分别紧挨着毛泽东站在他的两边,全家人和毛泽东留下了一张永生不忘的合影——
离开中南海,李银桥一家便离京到了天津。堂堂毛泽东的卫士长便在市公安局下属的五处任副处长。从此,这位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十五年的李银桥,开始了他艰难的后半生。
1963年,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抗洪救灾,提出要见见他的卫士长。当省委书记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银桥时,李银桥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他事先不知道毛泽东要来天津呢?按常理,他既是过去毛泽东的卫士长,现在又是负责重要警卫任务的市公安局五处副处长,重要的中央首长到津来,他是应该知道的呀。这一夜,李银桥没有睡着觉,他的心头笼罩了一层阴云。
事实正是如此,在他离开中南海之后,当时那个曾经要在毛泽东面前耍些小花招而被身为卫士长拒绝的中央警卫局负责人,依靠手中的权力,不仅用卑鄙的手段,从菊香书屋调走了毛泽东最信赖的卫士长,而且在李银桥离开中南海后,便同跟李银桥吵过几次架、怀恨在心的江青串通一气,在警卫局会议上散布什么“李银桥对毛主席没感情”,“他是被毛主席赶走的”。这些话后来又传到了天津公安局的领导耳里。这还了得,那时候谁敢对毛泽东没有感情?被毛泽东赶出来的人还有好的呀?转眼的工夫,一位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同志就在自己被蒙在鼓里的时候,一片厚厚的阴云早已笼罩在他的政治命运之上。
后来,李银桥赶去见毛泽东,但毛泽东已经回了北京。
这时,省委书记林铁要让毛泽东题几个字,便让李银桥带着信和一些防洪抗洪材料到北京找毛泽东。一年前,别说是出入中南海大门,就是出入毛泽东丰泽园、卧室,也是想进就进的李银桥,此次去时已完全两个样了,他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那个从背后一脚把他从毛泽东身边踢走的警卫局负责人的安排。
毛泽东是见到了,但李银桥没与他老人家说上几句,事情办完后,他便又回到了天津。
因为李银桥记得离开中南海时毛泽东所讲的话,要他每年到北京看他老人家一次。于是,1964年初,李银桥夫妇便一起来到了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又是在游泳池那个客厅里接见的,而且谈了一阵子话。当毛泽东得知李银桥的家乡被水淹了后,便又让秘书拿来一千元钱,用纸包成两袋,毛泽东亲手送给了李银桥,并说:“这是我的稿费,你家乡被淹了,受了不小损失,这些钱多少帮助你解决些困难。以后你每年回家乡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写汇报材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银桥在1964年和1965年都回到河北安平一趟,他把所见所闻都写成调查材料,并且拍了不少现场照片,通过机要局寄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其转交毛泽东。
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阶段,杨尚昆同志就被江青、康生一伙别有用心制造的“窃听器事件”打倒了。李银桥从此失去了与毛泽东的联系。
这是怎么啦?杨主任是忠于毛泽东的啊!为什么变成了“反革命”?那是什么“窃听器”?明明是录音机呀!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了解和熟悉这位老一辈的革命家,熟悉这位中共中央的“内当家”。就说那个“窃听器”吧,真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中央没有什么条件,领导人讲话作报告时都是靠秘书或几个速写者手工记录的。后来,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录音机。这个“洋玩意儿”可比手工记录方便多了,于是,每次毛泽东在什么会上讲话,作报告,杨尚昆便指示有关人员和李银桥等人搬来录音机,录下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以便会后好整理出文稿,这本来是件极为正常的好事,没想却被人把这录音机硬说成是“窃听器”,以此栽赃杨尚昆搞“独立王国”,“对毛泽东搞窃听”,在中共中央的关键岗位先开了一刀。
在李银桥还没有弄明白杨尚昆到底是怎样被打倒的,后来,他熟悉和尊敬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首长也被打倒了,而且都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中国的赫鲁晓夫”。谁要反对毛泽东,作为曾经是卫士长的李银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甚至必要时,他愿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毛泽东。在跟随毛泽东的十五年间,他每时每刻都是这样想和做的,虽然现在离开了中南海,可他的心始终如一地牵挂着毛泽东。然而,他凭自己在中央首长身边十几年的感触,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时,李银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主席,您是比我更了解这些人的,我想听您老人家说话,啊,您说呀!”多少次梦中,李银桥呼喊起来。如果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对这些自己无法理解和认识的问题,李银桥他可以毫无顾虑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去问个清楚,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不,主席是不会搞错的,一定是坏人干的!”李银桥坚信自己的判断,他默默地等待,等待有一天毛泽东出来说话,告诉他和全国人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主任,还有贺老总、陈毅……都是好同志,是坏人干了坏事。可是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李银桥一直没有等到毛泽东出来说这样的话,而等到了一场并非梦的噩梦——
1967年4月20日,已经从市公安局被调到天津国棉二厂任党委副书记的李银桥,突然被一帮造反派抓了起来。随后,又一帮打手冲进他的家,把所有他们认为应该拿走的东西全部抄走了。这种暴行先后进行了六次,李银桥夫妇所存多年在毛泽东身边保存下来的许多毛泽东的珍贵手稿、书信和实物,以及别的领导人送的题词、礼物全部被抄了一空。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没有权利拿走这些东西,那是毛主席给我的……”李银桥还没有说完,一个打手就过来用拳头“封”住了他的嘴。
“毛主席给你的?哼,一边去吧!老实坦白交代你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吧!”天津市某造反派聚集了几大要员,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审讯室”里摆开了空前的架势,因为他们已经向“上司”报告了他们“伟大而辉煌”的“成绩”:挖出了一个“长期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大坏蛋”。
“说!快说!”几个打手早已迫不及待了。
李银桥对突如其来的风云雷击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居然连我这样一个跟随毛泽东十五年,在革命斗争中一丝不苟的“三八式”干部也不放过?让我交代反对主席的罪行?笑话,我一直当毛主席的卫士、卫士长,怎么可能反对他老人家呢?李银桥尽管心头对造反派的粗暴行为愤慨无比,但他还是压着心头之愤,平静地反问道。他想,他们一定搞错了。
“去你妈的,我们会搞错,瞧瞧这个——”造反派在李银桥面前扬了扬一份东西。
这是李银桥熟悉的东西。“是我的,是我亲笔写的一份检查嘛!这有什么?”李银桥很平静地回答。因为造反派拿的是从他家抄家抄出来的那份当年跟江青吵架,毛泽东教他写的一份“检查书”。这份“检查书”李银桥一直珍藏在身边,那上面有一段毛泽东他老人家关心爱护他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当时让李银桥写份检查,抬头要写“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事情完后,毛泽东随口说让李银桥把自己的“检查书”拿回去。因为李银桥觉得这“检查书”有段毛泽东爱护、关心他的非同寻常的故事,所以一直珍藏在身边。他哪里知道这份“检查”便成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铁证而惨遭迫害。
“你自己清楚,要是你不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红色旗手江青同志,怎么会有这份检查?!老实交代,你隐藏在毛主席、江青同志身边十几年,都干了哪些坏事,统统交代出来!”
“我是毛主席的卫士长,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那份检查是……”李银桥想辩解,可是造反派根本不听他的。“少啰嗦,快交代你的罪行!”
“谁指使你的?后台是谁?”
李银桥一听这,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了。关于“检查书”,只有他和毛泽东、江青三个人知道,也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事,如果像当年在中南海,他可以请毛泽东,还有江青来作证,可现在他是有口难辩。
“哼,说不清吧?那就老实交代吧!”一个看上去很有来头的人阴阳怪气地对李银桥说,“你的事并不像你自己说的那么清白,我问你,杨尚昆给毛主席搞窃听器,你不是也在现场吗?啊,我仅仅是提醒你一下,交代得好,反戈一击有功,要是不老实交代,我们的旗手首先就不放过你!明白吗?还有,你跟彭真是什么关系?你的问题多着呢!好好交代吧!”
江青!原来是同自己三次吵架结下怨的江青在过问我的事!李银桥倏然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个毛泽东早就骂她“不干好事”的女人,原来是她还嫉恨着我哪!李银桥的精神支柱仿佛一下子要垮了,她现在可是“旗手”呀!别说我这个小小的卫士长,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主任这样的中央首长不也给他们整下去了吗?我,我绝对什么都不能说,中央有些事情是复杂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我一说反而会牵连中央首长们的。造反派们不是想从我嘴里证实杨尚昆等首长的“罪行”吗?我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李银桥明白过来时,再也不跟来自各种渠道的调查人员说他在中南海所知道的任何事情了。
“装哑巴?好,看你能闭多长时间的嘴!”恼怒的造反派将李银桥关进了一间小黑屋。从此,这位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卫士长,戴着一顶“对毛主席没感情,反对江青同志”的罪名,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的家被抄了一次又一次,爱人韩桂馨也成了被监督的“要人”,儿子和女儿也成了被人歧视的“黑帮子女”……
“毛主席呀,您老人家在哪里?您对我李银桥是了解的呀!您出来说说话呀——!”已成为“阶下囚”的李银桥,蹲在潮湿的水泥地板上,在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着毛泽东的名字,他想让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接见红卫兵的毛泽东听到自己最信任的卫士长的冤屈。他白天喊,黑夜喊,可老人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天亲切地叫着“银桥,银桥”地向他走来……李银桥的嗓子渐渐地变成了绝望的沙哑声。
“不,毛主席会想起我!他会想起我的!”当从八个月的监狱一般的生活中出来后,李银桥无限深情地站在海河边,朝中南海的方向久久遥望着,他坚信,毛泽东会想起自己的。他了解毛泽东。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李银桥暂时不当“囚徒”,他被下放到国棉四厂看管起来,失去自由的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
突然,在1970年底的一天,东方的太阳终于出来了。
早上起来。已经习惯每天向监管人员“汇报”的李银桥,整整衣冠正准备又一次“汇报思想”时,一个监管人员一改昔日的那副铁板面孔,笑嘻嘻地朝李银桥说:“老李,以后你不用再来找我们了,快到厂部办公室报到吧,你的办公室已经给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得听你领导了!”
李银桥愣了,他不相信对方的话,以为他们又在搞什么鬼呢!然而,当他被领到厂部办公室的军管会负责人面前时,他才终于真正相信了:这是事实。他又获得了自由,并被任命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他想笑,却笑不出来,倒是两行泪水“哗哗”地涌出眼眶。回到家,他赶忙把这个从天而降的消息告诉了爱人韩桂馨。
“一定是毛主席来天津了!肯定是他过问了你的事!”爱人也是一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革命同志了,她惊喜地猜测着。
“我也是这么想的。”李银桥深情地点点头。
事实真是这样。没几天,李银桥见到了当时任天津市委负责人的刘政同志。刘政告诉他,毛泽东主席前几天到天津视察时,问解学恭和刘政他们:“李银桥现在干什么?”当时有人说李银桥还在监管之中。毛泽东听后觉得奇怪:“他有什么问题?”有人便把李银桥的情况作了简单汇报,毛泽东一听便说:“瞎搞,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了解李银桥,解放他,给他个工作做!”
有毛泽东这个话,谁还敢再监管李银桥?于是,蒙受了几年不白之冤的卫士长李银桥和他一家人终于恢复了自由和工作。
然而,“李银桥是反江青的”——这片阴云直到“四人帮”揪出之前,李银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政治上得到彻底的解放。但毕竟有毛泽东的话在,还是没有人敢拿他怎么样。
李银桥和他的一家人由衷地感激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卫士中,李银桥是最受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受迫害的一个,原因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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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http://books.sina.com/gb/funny/historystory/20100906/044120994.html
• 六四年的大校最后职位是大军区副参谋长,按网友玻璃丝的说法这面子给的太大了点了吧:) - puyh - (0 bytes) (2 reads) 12/04/2020 12:17:09
• 跟毛干警卫干亏了,八年军龄离开毛的时候才当个指导员。要是下部队不死的话当团长了。三七年的团长。。。 - borisg - (0 bytes) (1 reads) 12/04/2020 12:26:15
• 陈到四九年才当上团长,比一大帮三七年的兵差得多了。 - borisg - (0 bytes) (1 reads) 12/04/2020 12:27:40
• 谈到官职军衔,警卫员其实很吃亏的,脱离了正轨野战军编制,立军功机会也不大,主要还是要靠领导提拔,提升快了还有很多闲话... - 通州河 - (0 bytes) (5 reads) 12/04/2020 12: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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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不对 尾 音。故,俗之。
跟着中央首长的老警卫等服务人员,的确,在职称和立功受奖荣誉方面落后落伍受压多了。
毛主席 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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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毛泽东身边一长,卫士们一般都会舍不得走,年龄大了,特别是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时,再当卫士便会有所不便了。而且,毛泽东是很注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因为照顾他而耽误前程。可是,毛泽东对待卫士,也有自己一些不太好说出口的意愿,他喜欢用熟人当他的卫士、医生,包括秘书,他觉得那样自在,尤其是卫士和医生,因为主要是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和做检查他身体之类的事情,毛泽东特别不愿意用生人。而毛泽东对卫士还有一个特别的不愿意——不愿意用上了年龄的成年人,他喜欢用十几岁的“小鬼”,因为他觉得他们还是娃娃,用起来顺心顺意。
分离时,毛泽东和卫士们便是怀着这般错综复杂的心理状态,怎会不恋恋不舍,依依难别?
走是现实的,不走才不现实。1961年下半年,五十年代一直跟随毛泽东工作了多年的一批卫士逐一地走了。
“你们在我这里干得都很不错,我很满意。”毛泽东深情地对即将离别的几个卫士说,“但我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我从来不赞同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到下面去当官的,所以委屈你们了。不但这样,你们下去后我还要求你们委屈些,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以为自己是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来不来就打出毛泽东的牌子。要同群众打成一片。靠自己的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做一个人民真正欢迎的人……”
我们有意地排列了一下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当过卫士的人,发现他们当中确实没有一个是毛泽东“关照”过并给予特殊工作的,也没有一个下去便是盛气凌人地捞过什么官职的。他们下去,大多还是干公安工作,当一名普通的公安战士,或是到工厂当一名普通职工。几十年间,他们毫不动摇地遵循毛泽东的话,一不向组织伸手要官,二不在工作岗位上搞什么特殊化,有的在单位干了一二十年,同事们都还不知道他曾是在毛泽东身边当过卫士的呢!
“夹着尾巴做人。”离开毛泽东后的这些卫士们,始终牢记着毛泽东的教导,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今天,他们虽然有的当上了局长这一级干部,有的当上了企业的大经理,但他们没有一个是“打着毛泽东牌子”的。他们靠的是几十年发扬在毛泽东身边对革命,对党的赤胆忠诚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干劲才获得的。他们中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在无需讳忌的那些社会环境中,他们或许只要稍稍露一露自己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就会一跃几级地登上官阶,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那样做的。
几十年来,当年的那些卫士,不仅是坚定地遵循着毛泽东对他们的教导,而更多的是他们从毛泽东身上学到的那些崇高品德和可贵的无私献身精神,在时时刻刻检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他们觉得向组织伸一次手,在工作中偷一次懒,都会受到心灵深处的严惩,这种事即便想都不该想。
毛泽东的后半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了解。然而,毛泽东卫士们的后几十年命运,却是我们不了解的。
我们想知道。卫士长李银桥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他从自己讲起—— 在延安时,听说要调李银桥去给毛主席做卫士,李银桥是不愿意的,他更想到前线去杀敌立功,但是后来还是与毛主席有个“君子协定”: 干几年,然后让李银桥上前线去。
作为毛泽东一生中最信任的卫士长,李银桥本不会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可以依赖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从194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不黑之夜,李银桥和毛泽东联手订了个干半年的“协议”后,也许由于他和毛泽东同志都对自己的母亲有感情、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缘故,他俩在整整十五年间感情融洽。李银桥办事的认真劲,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他对毛泽东的赤胆忠心以及在服侍时那种心领神会的超人的卫士艺术,使得毛泽东一天总要叫几声“银桥银桥”的,以致在李银桥从卫士升为卫士长,接规定不再值班时,毛泽东不无恳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当官了,不值班了。可几天看不到你我会想的。咱们再来个协议,你每个星期还值一两个班。”“是,主席。”李银桥告诉毛泽东:自己想的与他一样。
可是,时到1962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吩咐一名值班卫士,叫刚从江西劳动回京的李银桥到他办公室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的门外,习惯地理了理衣冠,然后进屋。“主席,您叫我?”
毛泽东正坐在床上看文件,听到声音后便抬起头望着自己的卫士长,轻声说道:“来,银桥,过来。”
李银桥不知今天毛泽东有什么事。他从他的眼神里似乎察觉到什么,可猜不出。从1961年上半年开始,李银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叶子龙、高智、封耀松等人一起到河南、江西农村搞调查、劳动以来,已有几个月不在中南海了,但他知道,毛泽东与他的感情始终如一。所以,今天看到毛泽东异常的神情,不免狐疑起来。
待李银桥在床边坐下,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双手拉着李银桥的手,问:“银桥,听说你想调走,到石家庄去?”
毛泽东问得很随和,李银桥听后却愣住了。“主席,谁跟您说的?”
“汪东兴!”
“嗡——”李银桥只觉头脑发裂。他还有什么话呢?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他太了解这位顶头上司的为人了。在中南海多年,作为毛泽东的卫士长和身为警卫局领导的汪东兴之间由于工作的关系,难免出现些枝枝杈杈。可李银桥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会有这样的结局:别人背着他在毛泽东面前搞鬼,要把自己撵走……李银桥恨不得立即找到汪东兴来对质,可是那样必定会给毛泽东带来为难和麻烦——十几年的中南海工作生活,李银桥对上层的一些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为了毛泽东,他强忍着捻灭了自己心头的不平之火。怎么,我就这样离开朝夕相处十五年的毛泽东了?想到这里,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李银桥不由得泪水哗哗地流下来,滴满胸襟,也滴在了毛泽东的手背上。
“唉!”毛泽东轻轻地长叹了一声,低沉而又缓慢地开始诉说着自己的心里话:“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儿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可你老跟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到这里,李银桥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呜”地哭出了声,毛泽东是感情极丰富的人,也容易动感情。一见李银桥如此哭泣,两眼一红,泪水如小溪般地涌出。他将李银桥往自己的怀中一拉,那双大手不停地在他背上拍着,像是安慰,像是悔意。
李银桥在他的怀中哭得双肩直颤动。这时,毛泽东也忍不住“呜呜呜”地哭出了声,一边哽咽地说着:“……我,我也舍不得你,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李银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哭。从第一次在延安到毛泽东身边,一晃十五年。自己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认字识革命道理,到恋爱结婚、生孩子,从普通卫士到卫士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哪一件事不是毛泽东他老人家亲自关怀、关心的结果。此时此刻,他有千言万语,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毛泽东则还在一边劝慰道:“银桥……我知道你的心境,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你走后,我再不要卫士长了,卫士长这个位置是你的……”
这时,李银桥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我不嫌低,我不愿意离开您嘛……”
不了解真情的毛泽东并没有理解李银桥说这句话里的冤情,还只想着规劝,只想着一个老人对一个年轻人无限爱抚式的规劝:“我不能耽误你嘛……”毛泽东说着说着,竟比李银桥更伤心起来。从不停地哽咽到呜呜地小哭,最后竟放声大哭起来:“银桥,我死以后,你每年到我坟前来……看看,啊?……”
他的手不停地拍打着李银桥的后背,那情那景,也许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只仅仅有过一次,仅仅这一次。
李银桥看到毛泽东这般情景,赶忙从痛哭中清醒过来。他马上想到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而影响毛泽东的身体,于是便自己先止住了哭,反过来劝毛泽东。可一句话还没说完,又忍不住地哭出了声……就这样,这一老一少,一个是领袖,一个是卫士,互相抱头痛哭着,诉说着……直到很久很久。
最后,还是李银桥先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抹着泪水,劝毛泽东不要再哭了,会影响身体的。“主席,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下去好好干工作,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听到这,也便慢慢地停了哭声,双手擦着泪水,点头道:“那好,好。你在我这儿工作了十五年,职务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李银桥有力地点点头,表示一定要记住。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看我就满意了……”毛泽东说到这儿,李银桥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毛泽东问他:“你想到石家庄?”
李银桥想了想说:“主席,我要下去就到天津,不到石家庄。”
“好好,天津比石家庄近,你可以经常来看我。”毛泽东说着,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纸袋说:“你下去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这是八百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打到毛泽东身边,只要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生孩子什么的,毛泽东已经多次给过李银桥在经济上的帮助。毛泽东对其他卫士也一样,他自己省吃俭用,卫士们遇到什么困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这一次,李银桥下决心不要了。“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
“拿着,”毛泽东有点生气了,“你知道,我是不摸钱的,快拿着。”
李银桥一听这,马上就傻住了,“我最讨厌钱。”毛泽东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李银桥感到为难了。就在这时,他见毛泽东极不情愿地正要伸手抓那只牛皮纸袋……
“主席,我要。”李银桥赶忙抢先把牛皮纸袋拿在自己的手里。
毛泽东这才松了一口气。“下去后要多依靠工人,特别是要多向老工人学习,凡事要多请教工农兵。哎,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毛泽东问的是李银桥的爱人韩桂馨同志以及两个小孩。
“星期六。”李银桥回答道。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起来我这里见一见。”
于是,1962年4月2日,对李银桥全家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正在学校上大学的爱人韩桂馨回到了家,便让丈夫叫住,赶紧收拾收拾衣冠,带着儿子和女儿去见毛泽东。此时,李银桥的一家人,既高兴激动,又心情沉重。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是他们全家人去向毛泽东辞行的。毛泽东,对李银桥一家人来说,是太熟悉了。当年,韩桂馨同志服从组织安排,来到毛泽东家里做阿姨,跟毛泽东一家人吃住在一起,毛泽东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补的补丁,都可以随便找出韩桂馨的手艺。毛泽东与江青生的爱女李讷,实则是韩桂馨一手拉扯大的,韩桂馨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一家人的感情同李银桥一样的深。这对年轻的夫妇心里最清楚: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没有他们眼前这个小家。他们的婚姻是毛泽东在延安,在西柏坡一手牵搭成的。后来进了中南海,他们的小家就在毛泽东住处的后院,仅仅一墙之隔。儿子卓韦,从小跟李讷、毛远新在一起玩耍,有几次小卓韦和妹妹偷偷溜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屋里。毛泽东对两位“小客人”的突然到来,总是异常欣喜,忍不住放下手头的事,跟他们在地上玩耍起来。而毛泽东闲时也常“大驾”光临到李银桥的小家里,吸上一支烟,尝一口有辣椒的菜……
他们确实像一家人一样,一起朝夕相处和亲近了十几个年头。可如今,他们这个小家却要同毛泽东分开了,李银桥和韩桂馨的心情难以形容。
吃饭前,卫士张景芳来通知说,毛泽东在游泳池等李银桥一家去呢!
李银桥一家便草草吃了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
“卓韦,媛媛,你们在外边等着。”李银桥小声对两个孩子说,然后便和爱人先进了会客厅。毛泽东正在里面等着他们,一见到李银桥夫妇便立起身来迎上去握手。
“哎,孩子呢?孩子怎么没来?”刚说几句,毛泽东便边寻找边问道。
李银桥忙回答说:“孩子来了,在外边呢!”
毛泽东便朝门外望:“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呀!”正在大家一起向外张望时,摄影师吕厚民的闪光灯“咔嚓”一下亮了。
孩子进来了,毛泽东鼓掌欢迎,并且同两位小客人握起手来。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已是个高小学生了,他不像妹妹那样有点胆怯。他见了毛泽东好高兴,脸上一副男孩的调皮劲。毛泽东非常喜欢地同这个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子汉”握手。
毛泽东一边握着小卓韦的手,一边打量着,像外公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外孙似的,高兴地夸道:“这娃儿长得漂亮!银桥,小韩啊,像你们哪!”摄影师又一次按下了快门,留下了这亲切难忘的镜头。
“我们站着合个影吧?”毛泽东对李银桥夫妇说。
李银桥表示不同意。他搬来一把椅子,轻轻地把毛泽东按坐在上面说:“主席,您坐下好。”
“不坐不坐。”毛泽东连声说着,身子往起站。
李银桥又把毛泽东按下。“不,您还是坐下好。”就这样,毛泽东坐在中间,李银桥夫妇站在他后面,小卓韦和小媛媛分别紧挨着毛泽东站在他的两边,全家人和毛泽东留下了一张永生不忘的合影——
离开中南海,李银桥一家便离京到了天津。堂堂毛泽东的卫士长便在市公安局下属的五处任副处长。从此,这位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十五年的李银桥,开始了他艰难的后半生。
1963年,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抗洪救灾,提出要见见他的卫士长。当省委书记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银桥时,李银桥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他事先不知道毛泽东要来天津呢?按常理,他既是过去毛泽东的卫士长,现在又是负责重要警卫任务的市公安局五处副处长,重要的中央首长到津来,他是应该知道的呀。这一夜,李银桥没有睡着觉,他的心头笼罩了一层阴云。
事实正是如此,在他离开中南海之后,当时那个曾经要在毛泽东面前耍些小花招而被身为卫士长拒绝的中央警卫局负责人,依靠手中的权力,不仅用卑鄙的手段,从菊香书屋调走了毛泽东最信赖的卫士长,而且在李银桥离开中南海后,便同跟李银桥吵过几次架、怀恨在心的江青串通一气,在警卫局会议上散布什么“李银桥对毛主席没感情”,“他是被毛主席赶走的”。这些话后来又传到了天津公安局的领导耳里。这还了得,那时候谁敢对毛泽东没有感情?被毛泽东赶出来的人还有好的呀?转眼的工夫,一位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同志就在自己被蒙在鼓里的时候,一片厚厚的阴云早已笼罩在他的政治命运之上。
后来,李银桥赶去见毛泽东,但毛泽东已经回了北京。
这时,省委书记林铁要让毛泽东题几个字,便让李银桥带着信和一些防洪抗洪材料到北京找毛泽东。一年前,别说是出入中南海大门,就是出入毛泽东丰泽园、卧室,也是想进就进的李银桥,此次去时已完全两个样了,他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那个从背后一脚把他从毛泽东身边踢走的警卫局负责人的安排。
毛泽东是见到了,但李银桥没与他老人家说上几句,事情办完后,他便又回到了天津。
因为李银桥记得离开中南海时毛泽东所讲的话,要他每年到北京看他老人家一次。于是,1964年初,李银桥夫妇便一起来到了北京。这一次,毛泽东又是在游泳池那个客厅里接见的,而且谈了一阵子话。当毛泽东得知李银桥的家乡被水淹了后,便又让秘书拿来一千元钱,用纸包成两袋,毛泽东亲手送给了李银桥,并说:“这是我的稿费,你家乡被淹了,受了不小损失,这些钱多少帮助你解决些困难。以后你每年回家乡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写汇报材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银桥在1964年和1965年都回到河北安平一趟,他把所见所闻都写成调查材料,并且拍了不少现场照片,通过机要局寄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其转交毛泽东。
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阶段,杨尚昆同志就被江青、康生一伙别有用心制造的“窃听器事件”打倒了。李银桥从此失去了与毛泽东的联系。
这是怎么啦?杨主任是忠于毛泽东的啊!为什么变成了“反革命”?那是什么“窃听器”?明明是录音机呀!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了解和熟悉这位老一辈的革命家,熟悉这位中共中央的“内当家”。就说那个“窃听器”吧,真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中央没有什么条件,领导人讲话作报告时都是靠秘书或几个速写者手工记录的。后来,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录音机。这个“洋玩意儿”可比手工记录方便多了,于是,每次毛泽东在什么会上讲话,作报告,杨尚昆便指示有关人员和李银桥等人搬来录音机,录下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以便会后好整理出文稿,这本来是件极为正常的好事,没想却被人把这录音机硬说成是“窃听器”,以此栽赃杨尚昆搞“独立王国”,“对毛泽东搞窃听”,在中共中央的关键岗位先开了一刀。
在李银桥还没有弄明白杨尚昆到底是怎样被打倒的,后来,他熟悉和尊敬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首长也被打倒了,而且都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中国的赫鲁晓夫”。谁要反对毛泽东,作为曾经是卫士长的李银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甚至必要时,他愿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毛泽东。在跟随毛泽东的十五年间,他每时每刻都是这样想和做的,虽然现在离开了中南海,可他的心始终如一地牵挂着毛泽东。然而,他凭自己在中央首长身边十几年的感触,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时,李银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主席,您是比我更了解这些人的,我想听您老人家说话,啊,您说呀!”多少次梦中,李银桥呼喊起来。如果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对这些自己无法理解和认识的问题,李银桥他可以毫无顾虑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去问个清楚,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不,主席是不会搞错的,一定是坏人干的!”李银桥坚信自己的判断,他默默地等待,等待有一天毛泽东出来说话,告诉他和全国人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主任,还有贺老总、陈毅……都是好同志,是坏人干了坏事。可是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李银桥一直没有等到毛泽东出来说这样的话,而等到了一场并非梦的噩梦——
1967年4月20日,已经从市公安局被调到天津国棉二厂任党委副书记的李银桥,突然被一帮造反派抓了起来。随后,又一帮打手冲进他的家,把所有他们认为应该拿走的东西全部抄走了。这种暴行先后进行了六次,李银桥夫妇所存多年在毛泽东身边保存下来的许多毛泽东的珍贵手稿、书信和实物,以及别的领导人送的题词、礼物全部被抄了一空。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没有权利拿走这些东西,那是毛主席给我的……”李银桥还没有说完,一个打手就过来用拳头“封”住了他的嘴。
“毛主席给你的?哼,一边去吧!老实坦白交代你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吧!”天津市某造反派聚集了几大要员,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审讯室”里摆开了空前的架势,因为他们已经向“上司”报告了他们“伟大而辉煌”的“成绩”:挖出了一个“长期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大坏蛋”。
“说!快说!”几个打手早已迫不及待了。
李银桥对突如其来的风云雷击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居然连我这样一个跟随毛泽东十五年,在革命斗争中一丝不苟的“三八式”干部也不放过?让我交代反对主席的罪行?笑话,我一直当毛主席的卫士、卫士长,怎么可能反对他老人家呢?李银桥尽管心头对造反派的粗暴行为愤慨无比,但他还是压着心头之愤,平静地反问道。他想,他们一定搞错了。
“去你妈的,我们会搞错,瞧瞧这个——”造反派在李银桥面前扬了扬一份东西。
这是李银桥熟悉的东西。“是我的,是我亲笔写的一份检查嘛!这有什么?”李银桥很平静地回答。因为造反派拿的是从他家抄家抄出来的那份当年跟江青吵架,毛泽东教他写的一份“检查书”。这份“检查书”李银桥一直珍藏在身边,那上面有一段毛泽东他老人家关心爱护他的动人故事。毛泽东当时让李银桥写份检查,抬头要写“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事情完后,毛泽东随口说让李银桥把自己的“检查书”拿回去。因为李银桥觉得这“检查书”有段毛泽东爱护、关心他的非同寻常的故事,所以一直珍藏在身边。他哪里知道这份“检查”便成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铁证而惨遭迫害。
“你自己清楚,要是你不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红色旗手江青同志,怎么会有这份检查?!老实交代,你隐藏在毛主席、江青同志身边十几年,都干了哪些坏事,统统交代出来!”
“我是毛主席的卫士长,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那份检查是……”李银桥想辩解,可是造反派根本不听他的。“少啰嗦,快交代你的罪行!”
“谁指使你的?后台是谁?”
李银桥一听这,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了。关于“检查书”,只有他和毛泽东、江青三个人知道,也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事,如果像当年在中南海,他可以请毛泽东,还有江青来作证,可现在他是有口难辩。
“哼,说不清吧?那就老实交代吧!”一个看上去很有来头的人阴阳怪气地对李银桥说,“你的事并不像你自己说的那么清白,我问你,杨尚昆给毛主席搞窃听器,你不是也在现场吗?啊,我仅仅是提醒你一下,交代得好,反戈一击有功,要是不老实交代,我们的旗手首先就不放过你!明白吗?还有,你跟彭真是什么关系?你的问题多着呢!好好交代吧!”
江青!原来是同自己三次吵架结下怨的江青在过问我的事!李银桥倏然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这个毛泽东早就骂她“不干好事”的女人,原来是她还嫉恨着我哪!李银桥的精神支柱仿佛一下子要垮了,她现在可是“旗手”呀!别说我这个小小的卫士长,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主任这样的中央首长不也给他们整下去了吗?我,我绝对什么都不能说,中央有些事情是复杂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我一说反而会牵连中央首长们的。造反派们不是想从我嘴里证实杨尚昆等首长的“罪行”吗?我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李银桥明白过来时,再也不跟来自各种渠道的调查人员说他在中南海所知道的任何事情了。
“装哑巴?好,看你能闭多长时间的嘴!”恼怒的造反派将李银桥关进了一间小黑屋。从此,这位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卫士长,戴着一顶“对毛主席没感情,反对江青同志”的罪名,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的家被抄了一次又一次,爱人韩桂馨也成了被监督的“要人”,儿子和女儿也成了被人歧视的“黑帮子女”……
“毛主席呀,您老人家在哪里?您对我李银桥是了解的呀!您出来说说话呀——!”已成为“阶下囚”的李银桥,蹲在潮湿的水泥地板上,在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着毛泽东的名字,他想让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接见红卫兵的毛泽东听到自己最信任的卫士长的冤屈。他白天喊,黑夜喊,可老人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天亲切地叫着“银桥,银桥”地向他走来……李银桥的嗓子渐渐地变成了绝望的沙哑声。
“不,毛主席会想起我!他会想起我的!”当从八个月的监狱一般的生活中出来后,李银桥无限深情地站在海河边,朝中南海的方向久久遥望着,他坚信,毛泽东会想起自己的。他了解毛泽东。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李银桥暂时不当“囚徒”,他被下放到国棉四厂看管起来,失去自由的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
突然,在1970年底的一天,东方的太阳终于出来了。
早上起来。已经习惯每天向监管人员“汇报”的李银桥,整整衣冠正准备又一次“汇报思想”时,一个监管人员一改昔日的那副铁板面孔,笑嘻嘻地朝李银桥说:“老李,以后你不用再来找我们了,快到厂部办公室报到吧,你的办公室已经给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得听你领导了!”
李银桥愣了,他不相信对方的话,以为他们又在搞什么鬼呢!然而,当他被领到厂部办公室的军管会负责人面前时,他才终于真正相信了:这是事实。他又获得了自由,并被任命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他想笑,却笑不出来,倒是两行泪水“哗哗”地涌出眼眶。回到家,他赶忙把这个从天而降的消息告诉了爱人韩桂馨。
“一定是毛主席来天津了!肯定是他过问了你的事!”爱人也是一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革命同志了,她惊喜地猜测着。
“我也是这么想的。”李银桥深情地点点头。
事实真是这样。没几天,李银桥见到了当时任天津市委负责人的刘政同志。刘政告诉他,毛泽东主席前几天到天津视察时,问解学恭和刘政他们:“李银桥现在干什么?”当时有人说李银桥还在监管之中。毛泽东听后觉得奇怪:“他有什么问题?”有人便把李银桥的情况作了简单汇报,毛泽东一听便说:“瞎搞,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了解李银桥,解放他,给他个工作做!”
有毛泽东这个话,谁还敢再监管李银桥?于是,蒙受了几年不白之冤的卫士长李银桥和他一家人终于恢复了自由和工作。
然而,“李银桥是反江青的”——这片阴云直到“四人帮”揪出之前,李银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政治上得到彻底的解放。但毕竟有毛泽东的话在,还是没有人敢拿他怎么样。
李银桥和他的一家人由衷地感激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卫士中,李银桥是最受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受迫害的一个,原因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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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http://books.sina.com/gb/funny/historystory/20100906/044120994.html
• 六四年的大校最后职位是大军区副参谋长,按网友玻璃丝的说法这面子给的太大了点了吧:) - puyh - (0 bytes) (2 reads) 12/04/2020 12:17:09
• 跟毛干警卫干亏了,八年军龄离开毛的时候才当个指导员。要是下部队不死的话当团长了。三七年的团长。。。 - borisg - (0 bytes) (1 reads) 12/04/2020 12:26:15
• 陈到四九年才当上团长,比一大帮三七年的兵差得多了。 - borisg - (0 bytes) (1 reads) 12/04/2020 12:27:40
• 谈到官职军衔,警卫员其实很吃亏的,脱离了正轨野战军编制,立军功机会也不大,主要还是要靠领导提拔,提升快了还有很多闲话... - 通州河 - (0 bytes) (5 reads) 12/04/2020 12: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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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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