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模糊记忆。
文革时期，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本省一个偏僻县工作，母亲则被遣返回该县的她老家的乡村务农。
这是一个人口上百万的江南大县。印象中，县城就一条主要街道。除了建国后修建了几坐钢筋水泥大楼，其它的基本都是民国时期的民房。整个县城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机械厂，主要是维修全县的机动车辆，印象中只有两个修车位，可见当时全县的机动车是寥寥无几的。这是全县唯一一个让人感觉到有“现代“气息的，有别与秦皇汉武时代的地方。
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印证当时全县机动车辆寥寥无几。当时的县汽车站只有一个十几平米的候车室，每次父亲带我回母亲居住的那个小村庄探亲，在汽车站候车，乘客最多只有十几个不到，一般以7，9个居多，因为候车室烧炭取暖，只有两个火盆，乘客就围火盆取暖。大家都相互认识，互打招呼，可见乘客绝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县乡干部，印象中汽车站每天只发两趟车。
整个县城只有一家旅馆兼餐馆，两层楼房，楼上旅馆，楼下是饭馆。早上父亲带我去吃早餐（油条，豆浆），印象中经常只有我父子俩，很少看到有其它顾客光顾，服务员都与父亲十分熟悉，达到可以询问家里的某某怎样的地步，可见当时的人员流动几乎是零。
县城有电力。但是印象中乡镇包括农村没有通电力。我有时去母亲哪里长住。那时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他们都是自带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如果在乡镇放电影，四村八乡的人，经常走夜路十几里去镇里看电影，印象中电影队的发电机的噪音太大，常常影响观看效果，如果乡镇有电力供应，他们不应该自己发电。
生活用品十分匮乏。类似火柴等普通生活必需品，在当时是奢侈品。在农村，基本没有人有消费火柴的能力，做饭取暖时，大家相互“取火”，第一动力源可能时某些“钻燧取火”的聪明人家。我家是干部之家，经济条件在村里应该是最好的，但是除了春节过年，平时见不着肉。最大的奢侈品是父亲来探亲的时候，背包里捎带的豆腐皮。其它的村民可想可知。
十分贫穷，物质十分匮乏，经济十分落后，人们十分压抑。。。这就是我对80年代这个江南鱼米之县的最深记忆。
图三明明已经有一个用蓝色布覆盖头部的是尸体，还说是全部仅轻伤无生命危险
有其他的名目。
完全忘记了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敌入侵，国破家亡，流离失所，饿殍遍野。
那时的人们再会做梦也想不到如今的日子。
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太薄弱，钢铁产量，石油，公路，橡胶，化工，电子，自动化。。。等等都不能支持发展大规模汽车工业。
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模糊记忆。
文革时期，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本省一个偏僻县工作，母亲则被遣返回该县的她老家的乡村务农。
这是一个人口上百万的江南大县。印象中，县城就一条主要街道。除了建国后修建了几坐钢筋水泥大楼，其它的基本都是民国时期的民房。整个县城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机械厂，主要是维修全县的机动车辆，印象中只有两个修车位，可见当时全县的机动车是寥寥无几的。这是全县唯一一个让人感觉到有“现代“气息的，有别与秦皇汉武时代的地方。
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印证当时全县机动车辆寥寥无几。当时的县汽车站只有一个十几平米的候车室，每次父亲带我回母亲居住的那个小村庄探亲，在汽车站候车，乘客最多只有十几个不到，一般以7，9个居多，因为候车室烧炭取暖，只有两个火盆，乘客就围火盆取暖。大家都相互认识，互打招呼，可见乘客绝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县乡干部，印象中汽车站每天只发两趟车。
整个县城只有一家旅馆兼餐馆，两层楼房，楼上旅馆，楼下是饭馆。早上父亲带我去吃早餐（油条，豆浆），印象中经常只有我父子俩，很少看到有其它顾客光顾，服务员都与父亲十分熟悉，达到可以询问家里的某某怎样的地步，可见当时的人员流动几乎是零。
县城有电力。但是印象中乡镇包括农村没有通电力。我有时去母亲哪里长住。那时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他们都是自带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如果在乡镇放电影，四村八乡的人，经常走夜路十几里去镇里看电影，印象中电影队的发电机的噪音太大，常常影响观看效果，如果乡镇有电力供应，他们不应该自己发电。
生活用品十分匮乏。类似火柴等普通生活必需品，在当时是奢侈品。在农村，基本没有人有消费火柴的能力，做饭取暖时，大家相互“取火”，第一动力源可能时某些“钻燧取火”的聪明人家。我家是干部之家，经济条件在村里应该是最好的，但是除了春节过年，平时见不着肉。最大的奢侈品是父亲来探亲的时候，背包里捎带的豆腐皮。其它的村民可想可知。
十分贫穷，物质十分匮乏，经济十分落后，人们十分压抑。。。这就是我对80年代这个江南鱼米之县的最深记忆。
图三明明已经有一个用蓝色布覆盖头部的是尸体，还说是全部仅轻伤无生命危险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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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的名目。
完全忘记了民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敌入侵，国破家亡，流离失所，饿殍遍野。
那时的人们再会做梦也想不到如今的日子。
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太薄弱，钢铁产量，石油，公路，橡胶，化工，电子，自动化。。。等等都不能支持发展大规模汽车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