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7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这场战役中最著名的一场战斗，当属东线的长津湖血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于长津湖血战的记述十分混乱。种种信息乱象之下，人们也难免对这场战斗有所误解，而这些误解又大抵是关于后勤方面的。确实，当时的志愿军存在相当严重的后勤问题，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却往往关注到了错误的点上。
在长津湖水库地区，我志愿军9兵团约15万人与美十军约10万人，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恶劣天气下，进行了一场长达17天的血战。最终我志愿军重创了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陆军第7师一部，战后这两支部队幸存兵力仅够重新整编一个团。同时我志愿军9兵团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至次年3月才将兵员恢复至满额。纵观整场战斗，我军在火力、后勤双重劣势下重创了美十军，将其赶出了朝鲜北部。但另一方面，我志愿军9兵团也未能完成全歼陆战一师，甚至是一个团的既定目标。究其原因，严重的冻伤减员自然首当其冲，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冻伤减员，国内网络文章多将其归咎于9兵团没有获得足量的棉衣，或者仅仅穿了在南方使用的薄棉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9兵团的士兵缺乏棉衣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两个来源：首先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其中关于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部分写道：第9兵团开东北后未做停留，遂提前直接入朝作战，因而各种准备不充分，入朝时寒区服装来不及发放。其次是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的回忆录，其中写道：部队从关内来时，穿的衣服很单薄……仍然来不及保证所有战士都穿上棉衣，很多战士是穿着从关内来时的单薄服装就紧急过江了。
这两则材料，一则是有官方性质的战史文件，另一则是当事人的回忆，准确性自不必怀疑。但事实上，这两则材料均只说明了9兵团渡江入朝时的情况。而自9兵团11月7日入朝，到11月27日对美军发起全线进攻，总计20天的时间里，冬装的补给是没有断过的。其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军需类的资料汇编。其中编入了东北军去后勤财务部编写的《第九兵团冬装发放情况》，可以看到自11月6日开始，至11月28日，9兵团的冬装补给一直没有中断过。其中还出现过13日发给9兵团9万件旧棉大衣，但他们只在其中挑了六万零四百六十件，其余的不要了的情况。截至28日，共发给9兵团棉帽21万余顶，棉衣22万余件，棉鞋26万余双，棉手套18万余付，棉背心18万余件，绒裤18万余条。以19兵团15万人的标准编制来看，基本全部超额发放。
后来9兵团方面的收账也都能与这些发放数量一一对应。这表示这些棉服配发的过程中基本不存在虚报或“运丢了”的情况。虽然发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混乱，导致少部分一线部队没有及时领到冬装。但整体而言，志愿军9兵团“缺少棉衣”的情况至少并不普遍。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总司令以志司、志愿军政治部的名义向9兵团发出贺电，称：你们在冰天雪地、粮弹运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敌苦战半月有余。其中提到了长津湖水库地区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和粮食、弹药运输的极端困难。却对“9兵团缺少冬装”只字未提，其原因自也不必多说。
那么既然不缺冬装，为何志愿军9兵团的冻伤减员还如此巨大呢？事实上，其主要原因彭德怀总司令也在贺电中提到了——粮弹运输极端困难。1950年11月底12月初的长津湖水库地区，气温在零下20度到零下40度之间，根据美军的计算，一名士兵一天至少需要摄入5500大卡的热量才足以在如此的严寒中进行战斗。
然而由于美军对志愿军补给线的轰炸，以及使用卡车运输物资只能运到公路上，一旦打起仗来，在山路间很难运输给养。因此9兵团普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只能依靠士兵身上随身携带的粮食勉强维持的情况。很多部队为了节约粮食命令只有上级下命令才允许吃干粮袋里的粮食，没有命令谁都不能吃。部队两三天才能吃上一顿饭的情况在当时的第9兵团十分普遍。肚子里没有粮食，身体就没有维持体温所必须的能量，因天寒地冻而造成减员自然也不可避免。
另一个造成冻伤减员的主要原因是部队严重缺乏寒区作战经验。9兵团在解放战争时期原属华东野战军。1950年，该部多次整编后，部署在东南沿海地区。原为解放台湾作战的第一梯队，在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之前，也一直在做跨海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部队官兵多为南方人，没有在北方尤其是东北苦寒之地过冬的经验。而这在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40°的长津湖地区，是致命的。据《血战长津湖》一书记载，26军77师231团1营的机炮连。在雪地行军后扎营休息期间，直接就把手和脚伸到火边烤，导致大部分官兵手脚冻伤。该连满员共204人，简单的一次烤火后，还能够行军的就只剩下了12个人。同时这12个人也仅仅只是“能行军”，其中有的人连脚趾甲盖都被扯掉了。
此外，因为“部队白天需要防空，不能生火做饭，晚上要行军战斗，也没法做饭”，所以我军的单兵干粮主要是各种粮食炒熟之后磨成面的“炒面”。这种后来极其不受志愿军将士待见的食物，在长津湖血战时倒确实是一种不错的干粮——因为炒面很干，带一斤炒面肯定比带一斤馒头禁饿。但问题在于炒面实在是太干了，要就水吃。但长津湖战斗时水也是宝贵资源。一般有寒区经验的人都知道，此时可以把雪装进水壶里，再塞进衣服中，用体温把雪融化成水喝。然而在一线战斗中，很多时候战士们是直接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就着吃的，这就很容易导致口腔冻伤。
再者，长津湖血战本质上是一场“用脚板子跑赢车轮子”的战斗，9兵团不少部队都要求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行军。而人拿多了东西就跑不快，因此还有一些部队舍弃了部分御寒衣物、被子轻装前进（因为他们认为越往南就会越暖和，这时候厚棉衣就不如薄棉衣了）。这些既缺少衣物被服又缺少御寒经验的部队自然也会承受更多的非战斗减员。
最后，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极端恶劣天候下，部队遭受冻伤减员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就以同样在长津湖地区作战的美陆战一师为例，其在参加长津湖地区的战斗之前已经换好了冬装，同时由于美军的补给运输、投送能力相对较强，其食物也基本不存在明显的短缺现象。而就算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陆战一师依旧承受了7338人的非战斗减员，约占其全师员额的三分之一。另外尚未来得及配发冬装，但食品供应尚充足的美7师第31团级战斗队（被我军打掉建制的北极熊团），全团3000余人中仅有1500人返回美国控制区域，而这1500人几乎全员受伤或冻伤。
在长津湖的战斗中，美军发现，即使穿着全套的防寒衣物，也要“走起来”才能让身子保持温暖。而对于经常要在阵地上一动不动的打伏击的我军来说，却少有“走起来”的机会。这样一来，在严寒之下，人体会尽最大可能降低热量消耗，以保持核心温度。然而长时间的低热量消耗，势必会造成冻伤乃至冻死。
综上所述，我志愿军第9兵团承受如此巨大的冻伤减员，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而在主观因素中，南方部队不熟悉北方天候环境，没有在北方寒冷环境下的作战经验又首当其冲。这也给我们之后部队的建设训练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今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解放军某某部队千里机动到陌生地域展开训练的消息。这其中，自然也不乏让部队适应各种不同作战地域的环境，积累经验，避免因缺乏经验而导致的非战斗减员的因素。
不是东北的冬装，是华东棉装冬装，不是单衣。据老志愿军说。
后来
北京以南 都是栽绒（人工）棉帽，而 东北，内蒙，西北，新疆，西藏，都是 皮帽子。
好像 冬装就在安东或沈阳仓库里似的啦。
背景：
九兵团自己没有北方冬装可发，由于入朝是紧急部署，上级后勤没有足够时间准备。按照通常的气候，九兵团自带的冬装可以应付11月和12月前半月的朝鲜的寒冷（最低温度0到-10度），至多需要挺一挺。可是这年11月下旬气温低到历史记录。九兵团在来不及完成事先发放北方冬装的情况下争取快速隐蔽入朝，按理说并没有冒大险，有合理性。但是天不作美。
实质：
可能是为了在九兵团入朝后逐步完成发放，从东北军区后勤部的”九兵团冬装分发情况“里可以看到分发的确是在入朝后开始的。从”发放情况“里看到的各条细节都是反映后勤部的发放，就是说只是从后勤部发出，有的还因等车没有发出。从后勤部发出到发到部队，是最困难的过程，似乎也最容易被忽略。
运输工具是一个难点。九兵团自己的运输力量至多只运送粮食和弹药。在作战等级提高后，必然还不得不依靠上级增派运输，即使没有冬装的运输。运送一个兵团的冬装的运输量大得惊人。即使有运输力量，由于部队在运动中，要完成发放非常困难。根据部队的规模，例如营、团，必须至少有一到两整天的时间完成。可是因为部队是隐蔽前进，后勤运输就不能靠近部队以免暴露。后勤运输更不可能超前运达部队下一个宿营地等待。所以，考虑道路和通讯，如果部队不在一地停留5天以上，冬装根本到不了部队手中。按当时的部署，多数部队不会在一处过久停留。
综上，由于部队作战形式和运输力量，把冬装发到九兵团部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原准备在辽阳、沈阳等地稍事休息并换装，但由于朝鲜战况紧急，20军的列车开进山海关时，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火车只在沈阳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停车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部队如此单薄的衣装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但数量极少，而且部队停车时间极短，连当时脱下的衣服很多来不及送上列车。
是老彭的错，还是老毛的错？
至少，不该怪罪军师一级的指挥官，他们必须服从军令。
其实，这样的错误，志愿军在朝鲜，一错再错，终于在五次战役，铸成大错。
为什么几十年国内战争可以严格遵循的军事原则，到了朝鲜，就一股脑儿丢光了呢？
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战场上能够找得到答案的问题廖。
老实说，共军这样的错误，似乎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今后几年，就看还付得起，付不起，这个赌本廖。
1950年11月7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这场战役中最著名的一场战斗，当属东线的长津湖血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于长津湖血战的记述十分混乱。种种信息乱象之下，人们也难免对这场战斗有所误解，而这些误解又大抵是关于后勤方面的。确实，当时的志愿军存在相当严重的后勤问题，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却往往关注到了错误的点上。
在长津湖水库地区，我志愿军9兵团约15万人与美十军约10万人，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恶劣天气下，进行了一场长达17天的血战。最终我志愿军重创了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陆军第7师一部，战后这两支部队幸存兵力仅够重新整编一个团。同时我志愿军9兵团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至次年3月才将兵员恢复至满额。纵观整场战斗，我军在火力、后勤双重劣势下重创了美十军，将其赶出了朝鲜北部。但另一方面，我志愿军9兵团也未能完成全歼陆战一师，甚至是一个团的既定目标。究其原因，严重的冻伤减员自然首当其冲，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冻伤减员，国内网络文章多将其归咎于9兵团没有获得足量的棉衣，或者仅仅穿了在南方使用的薄棉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9兵团的士兵缺乏棉衣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两个来源：首先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其中关于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部分写道：第9兵团开东北后未做停留，遂提前直接入朝作战，因而各种准备不充分，入朝时寒区服装来不及发放。其次是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的回忆录，其中写道：部队从关内来时，穿的衣服很单薄……仍然来不及保证所有战士都穿上棉衣，很多战士是穿着从关内来时的单薄服装就紧急过江了。
这两则材料，一则是有官方性质的战史文件，另一则是当事人的回忆，准确性自不必怀疑。但事实上，这两则材料均只说明了9兵团渡江入朝时的情况。而自9兵团11月7日入朝，到11月27日对美军发起全线进攻，总计20天的时间里，冬装的补给是没有断过的。其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军需类的资料汇编。其中编入了东北军去后勤财务部编写的《第九兵团冬装发放情况》，可以看到自11月6日开始，至11月28日，9兵团的冬装补给一直没有中断过。其中还出现过13日发给9兵团9万件旧棉大衣，但他们只在其中挑了六万零四百六十件，其余的不要了的情况。截至28日，共发给9兵团棉帽21万余顶，棉衣22万余件，棉鞋26万余双，棉手套18万余付，棉背心18万余件，绒裤18万余条。以19兵团15万人的标准编制来看，基本全部超额发放。
后来9兵团方面的收账也都能与这些发放数量一一对应。这表示这些棉服配发的过程中基本不存在虚报或“运丢了”的情况。虽然发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混乱，导致少部分一线部队没有及时领到冬装。但整体而言，志愿军9兵团“缺少棉衣”的情况至少并不普遍。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总司令以志司、志愿军政治部的名义向9兵团发出贺电，称：你们在冰天雪地、粮弹运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敌苦战半月有余。其中提到了长津湖水库地区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和粮食、弹药运输的极端困难。却对“9兵团缺少冬装”只字未提，其原因自也不必多说。
那么既然不缺冬装，为何志愿军9兵团的冻伤减员还如此巨大呢？事实上，其主要原因彭德怀总司令也在贺电中提到了——粮弹运输极端困难。1950年11月底12月初的长津湖水库地区，气温在零下20度到零下40度之间，根据美军的计算，一名士兵一天至少需要摄入5500大卡的热量才足以在如此的严寒中进行战斗。
然而由于美军对志愿军补给线的轰炸，以及使用卡车运输物资只能运到公路上，一旦打起仗来，在山路间很难运输给养。因此9兵团普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只能依靠士兵身上随身携带的粮食勉强维持的情况。很多部队为了节约粮食命令只有上级下命令才允许吃干粮袋里的粮食，没有命令谁都不能吃。部队两三天才能吃上一顿饭的情况在当时的第9兵团十分普遍。肚子里没有粮食，身体就没有维持体温所必须的能量，因天寒地冻而造成减员自然也不可避免。
另一个造成冻伤减员的主要原因是部队严重缺乏寒区作战经验。9兵团在解放战争时期原属华东野战军。1950年，该部多次整编后，部署在东南沿海地区。原为解放台湾作战的第一梯队，在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之前，也一直在做跨海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部队官兵多为南方人，没有在北方尤其是东北苦寒之地过冬的经验。而这在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40°的长津湖地区，是致命的。据《血战长津湖》一书记载，26军77师231团1营的机炮连。在雪地行军后扎营休息期间，直接就把手和脚伸到火边烤，导致大部分官兵手脚冻伤。该连满员共204人，简单的一次烤火后，还能够行军的就只剩下了12个人。同时这12个人也仅仅只是“能行军”，其中有的人连脚趾甲盖都被扯掉了。
此外，因为“部队白天需要防空，不能生火做饭，晚上要行军战斗，也没法做饭”，所以我军的单兵干粮主要是各种粮食炒熟之后磨成面的“炒面”。这种后来极其不受志愿军将士待见的食物，在长津湖血战时倒确实是一种不错的干粮——因为炒面很干，带一斤炒面肯定比带一斤馒头禁饿。但问题在于炒面实在是太干了，要就水吃。但长津湖战斗时水也是宝贵资源。一般有寒区经验的人都知道，此时可以把雪装进水壶里，再塞进衣服中，用体温把雪融化成水喝。然而在一线战斗中，很多时候战士们是直接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就着吃的，这就很容易导致口腔冻伤。
再者，长津湖血战本质上是一场“用脚板子跑赢车轮子”的战斗，9兵团不少部队都要求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行军。而人拿多了东西就跑不快，因此还有一些部队舍弃了部分御寒衣物、被子轻装前进（因为他们认为越往南就会越暖和，这时候厚棉衣就不如薄棉衣了）。这些既缺少衣物被服又缺少御寒经验的部队自然也会承受更多的非战斗减员。
最后，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极端恶劣天候下，部队遭受冻伤减员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就以同样在长津湖地区作战的美陆战一师为例，其在参加长津湖地区的战斗之前已经换好了冬装，同时由于美军的补给运输、投送能力相对较强，其食物也基本不存在明显的短缺现象。而就算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陆战一师依旧承受了7338人的非战斗减员，约占其全师员额的三分之一。另外尚未来得及配发冬装，但食品供应尚充足的美7师第31团级战斗队（被我军打掉建制的北极熊团），全团3000余人中仅有1500人返回美国控制区域，而这1500人几乎全员受伤或冻伤。
在长津湖的战斗中，美军发现，即使穿着全套的防寒衣物，也要“走起来”才能让身子保持温暖。而对于经常要在阵地上一动不动的打伏击的我军来说，却少有“走起来”的机会。这样一来，在严寒之下，人体会尽最大可能降低热量消耗，以保持核心温度。然而长时间的低热量消耗，势必会造成冻伤乃至冻死。
综上所述，我志愿军第9兵团承受如此巨大的冻伤减员，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而在主观因素中，南方部队不熟悉北方天候环境，没有在北方寒冷环境下的作战经验又首当其冲。这也给我们之后部队的建设训练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今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解放军某某部队千里机动到陌生地域展开训练的消息。这其中，自然也不乏让部队适应各种不同作战地域的环境，积累经验，避免因缺乏经验而导致的非战斗减员的因素。
不是东北的冬装，是华东棉装冬装，不是单衣。据老志愿军说。
后来
北京以南 都是栽绒（人工）棉帽，而 东北，内蒙，西北，新疆，西藏，都是 皮帽子。
好像 冬装就在安东或沈阳仓库里似的啦。
背景：
九兵团自己没有北方冬装可发，由于入朝是紧急部署，上级后勤没有足够时间准备。按照通常的气候，九兵团自带的冬装可以应付11月和12月前半月的朝鲜的寒冷（最低温度0到-10度），至多需要挺一挺。可是这年11月下旬气温低到历史记录。九兵团在来不及完成事先发放北方冬装的情况下争取快速隐蔽入朝，按理说并没有冒大险，有合理性。但是天不作美。
实质：
可能是为了在九兵团入朝后逐步完成发放，从东北军区后勤部的”九兵团冬装分发情况“里可以看到分发的确是在入朝后开始的。从”发放情况“里看到的各条细节都是反映后勤部的发放，就是说只是从后勤部发出，有的还因等车没有发出。从后勤部发出到发到部队，是最困难的过程，似乎也最容易被忽略。
运输工具是一个难点。九兵团自己的运输力量至多只运送粮食和弹药。在作战等级提高后，必然还不得不依靠上级增派运输，即使没有冬装的运输。运送一个兵团的冬装的运输量大得惊人。即使有运输力量，由于部队在运动中，要完成发放非常困难。根据部队的规模，例如营、团，必须至少有一到两整天的时间完成。可是因为部队是隐蔽前进，后勤运输就不能靠近部队以免暴露。后勤运输更不可能超前运达部队下一个宿营地等待。所以，考虑道路和通讯，如果部队不在一地停留5天以上，冬装根本到不了部队手中。按当时的部署，多数部队不会在一处过久停留。
综上，由于部队作战形式和运输力量，把冬装发到九兵团部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原准备在辽阳、沈阳等地稍事休息并换装，但由于朝鲜战况紧急，20军的列车开进山海关时，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火车只在沈阳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停车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部队如此单薄的衣装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但数量极少，而且部队停车时间极短，连当时脱下的衣服很多来不及送上列车。
是老彭的错，还是老毛的错？
至少，不该怪罪军师一级的指挥官，他们必须服从军令。
其实，这样的错误，志愿军在朝鲜，一错再错，终于在五次战役，铸成大错。
为什么几十年国内战争可以严格遵循的军事原则，到了朝鲜，就一股脑儿丢光了呢？
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战场上能够找得到答案的问题廖。
老实说，共军这样的错误，似乎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今后几年，就看还付得起，付不起，这个赌本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