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 - 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五)生与死的见证
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广场上的情况也越来越乱。正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来了一队人,招呼我们去长安街拦军车。我看队伍里有好几个熟面孔,是这两天认识的中科大的朋友,觉得靠谱。哥几个一商量,决定一起去,大家好相互照应。
一路狂奔,到了长安街。又向西边冲出去好一段路。我发觉路上乱哄哄的,有人用铁栅栏,卡车,和公交车,堆了好几道路障。学生,工自联的,老百姓也不少,还看到好几个人头上和手上缠着绷带,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伤。我们这一队人是打着旗去的,我们就跟着旗继续往前跑。跑着跑着就听到有人大叫,说有催泪弹。我留了神,注意到地上不时窜出一团火,蓝茵茵的,我以为那就是催泪弹,但又没闻到什么怪味道。
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密,有人喊,说当兵的往地上开枪,要我们注意。我吓了一大跳,那子弹要是反弹起来,可不是好玩的。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时间多想,继续往前跑。队伍已经跑散了,跟我并肩的只有那个北京的小年轻。又多跑了几步,突然他额头崩出一大蓬血来,然后人就一头栽倒了。我惊呆了,停下来拍拍他,他却动也不动。我喊人把他拖到路边,旁边有人说他已经没气了。我脑子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这么鲜活的一条生命,瞬间就湮灭了。
这时候哭的,叫的,大声开骂的,越来越多。有几个人把他抬到一辆木板车上拖走了,我抬头往前看,我们队伍的旗帜就立在路中间,有几个学生围着,但也没有再向前跑。我跑到他们那里,对面不远处就可以看到一队当兵的,正端着枪向我们这边射,砰砰的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们当时离他们距离最近,在我们身后,倒下的人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开始向马路两边闪。我这一辈子,最凶险的就是那个时候了,感觉随时哪一颗子弹不长眼,就立马要上西天。当兵的开始清除路障,并慢慢逼近。我们哥几个护着旗,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后退,生怕落了士气。退了一,二十米,发觉后面根本就没人了,这才跑到路边。
长安街上这时候已经乱了套,我怎么也找不到其他几个哥们儿,估计都冲散了。当时我脑袋乱极了,以为是在做梦,怎么也不相信我从小就无比崇拜的解放军会向自己开火,而且竟然还是因为自己正在做为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更多的人被架到马路边,身上血糊糊的,也不知道是死是伤。我帮着把其中一个抬到一辆木板车上,从一条小巷向北,一路推到一个记得叫作复兴医院的地方。到了医院,一个护士看我左手的手背和手腕上都是血,以为我受伤了,拿了绷带要给我缠,我自己摸了一下,也不怎么疼,估计没啥事,不过还是让她缠了。然后出来,在门口碰到两个学生,正扯着喉咙大骂共产党,然后又大哭。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左想右想最后决定还是要回广场,和兄弟们在一起。我当时是第一次去北京,不太认识路,不过我从小方向性极好,心里盘算着可以从故宫北边一直绕到广场东边再回去,希望东边没这边凶险。不过算了一下,估计路程应该不会短,正好医院旁边停了好多自行车,我一着急,撬了一辆就骑走了。我这一辈子亏心事做得不多,这是其中一件。我在这里郑重向车主道歉,太对不起您了。
北京城有一个好处,街道都是方方正正的,正东正南的不会搞错。我一路骑车串小胡同,七拐八拐的竟然还真摸到了故宫东侧,一条叫南池子的小街。我到的时候约莫着已经过了半夜,该是六月四号了,而当时一堆人正聚在这条小街和长安街交界的地方,义愤填膺的骂。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正南方的那一段长安街给封了。他们是北京市民,想冲过去帮学生,结果冲了几次,死伤了好几个,也没成功。我一想,长安街这么宽,没必要非从街上冲,如果到了街南边,离广场不就更近了吗?
我骑上车,一个人猫着腰,快速冲到街对面,这边果然清净多了,一个人都没有。我尽量贴着边,又向西骑,不久就到了广场边。广场上空荡荡的,看来当兵的还没有占领广场,我心里一喜,赶紧摸到民主女神像。我的同学,还有一个北大的,就剩他们两个纠察了,正在那里焦急地等我呢。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一)民主女神像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二)广场上的人和事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三)柴玲和刘晓波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六月三号的枪声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五)生与死的见证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六)枪口下的投票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真不要命。
共产党最拿手的造谣,泼污水。当然他们还有一点很厉害的就是大外宣的反复宣传。所谓三人成虎,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话语权,也没有他们那样的不择手段,加上共产党最喜欢从道德标准,生活小节上下手。谁都不是圣人,被污名化了也无计可施。
是他们自己。
你看他们内斗,没有几个人可以合作的。比如WD,他支持胎毒和藏独,因为从那里拿到了钱。
就是说才和德都不行,成不了事,所以就从基金里拿不到多少钱。
我当时是支持学生的,现在改变了看法。
几年前在网上收缩到一本海外民运总结的书,篇幅很大。看了几页就知道内斗的激烈,争权夺利,互相不服,一点领袖的心胸和担当都没有,怎能够驾驭时局,领导运动?
毛泽东个人品质过得硬吗?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该怎么评价当时的学运,第二个是怎么评价这些民运人士以后的活动。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因为很多民运领袖的内斗,不团结,以及个人的私德,就反过来质疑当年学运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我觉得从逻辑上讲是不妥当的。
但是当时的运动也分两个阶段,起始阶段是反腐,得到民众的支持。后来确实有境外势力渗透,比如香港进来大量的物资和金钱,这些学运头目也都是他们给偷渡出境的。
让那些学运领袖们上台。
可都是致力于改朝换代,甚至让百姓蒙受损失也在所不辞。
比如:中车集团中标波士顿地铁车辆项目。给麻州建厂在美国生产,增加500多人就业,价格几乎是西门子等的一半,质量也好。中国工厂的工人也有饭吃。
双赢。
但是记者采访CL。CL坚决反对做成这笔生意。
这恰恰是可以阻止一些野心家们的改朝换代的春秋大梦。其实野心家代代都有,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他们就极有可能掌操国家重器,为所欲为;而民主社会的一个好处就是,层层的制约机制,他们即使有机会上位,也没有办法操纵整个社会。
我自己就是一个当年的学生,莫不成我要侮辱我自己?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柴玲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她有可能说错话,有可能被断章取义,但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她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她甚至没有能力影响哪怕一小部分的学生。
我到现在都还很感激香港市民。不过香港人民和我们不都是炎黄子孙吗?
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就是领袖们抛弃自己的战友,学生们的流血成了他们的投名状。想想一下,自己战友都可以抛弃的,还有谁不能抛弃?
对不起,我不是听共产党的宣传才这么说,我有我的脑子。简简单单的最后一晚领袖们不约而同地消失就说明一切了。
我们对整个事件的了解就会全面的多,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
不想讨论,有一个领事馆有3000多人。
共党是境外势力一手催生,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怎么样。评价还得依据它的所作所为。
不反对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批判共产党,但看不起胡说八道。
这辈子没白过。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
21个学生领袖中,只有刘刚和王丹坐牢,王丹没遭罪,在里面安静学习。刘刚在凌源监狱里遭了不少罪,所以感受不一样。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不妨一观,https://blog.boxun.com/hero/64/
当时也没个分贝仪,不好下定论。
這張是那個網站上的
這2張没找当
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确的。在代表权利机构去杀害民众的时候,没有人有权利忽视自己的良心。您可以看看对当年东柏林士兵亨里奇的审判。他虽然是奉命执行上头的命令,但是法官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为由,照样判了他的罪行。
这个法官所依据的原则,叫做“拉德布鲁赫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恶法非法"。
文革时期还有公安六条。违反的人当然都“后果自负”了,但幸存的人并不认为是善法。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 - 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五)生与死的见证
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广场上的情况也越来越乱。正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来了一队人,招呼我们去长安街拦军车。我看队伍里有好几个熟面孔,是这两天认识的中科大的朋友,觉得靠谱。哥几个一商量,决定一起去,大家好相互照应。
一路狂奔,到了长安街。又向西边冲出去好一段路。我发觉路上乱哄哄的,有人用铁栅栏,卡车,和公交车,堆了好几道路障。学生,工自联的,老百姓也不少,还看到好几个人头上和手上缠着绷带,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伤。我们这一队人是打着旗去的,我们就跟着旗继续往前跑。跑着跑着就听到有人大叫,说有催泪弹。我留了神,注意到地上不时窜出一团火,蓝茵茵的,我以为那就是催泪弹,但又没闻到什么怪味道。
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密,有人喊,说当兵的往地上开枪,要我们注意。我吓了一大跳,那子弹要是反弹起来,可不是好玩的。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时间多想,继续往前跑。队伍已经跑散了,跟我并肩的只有那个北京的小年轻。又多跑了几步,突然他额头崩出一大蓬血来,然后人就一头栽倒了。我惊呆了,停下来拍拍他,他却动也不动。我喊人把他拖到路边,旁边有人说他已经没气了。我脑子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这么鲜活的一条生命,瞬间就湮灭了。
这时候哭的,叫的,大声开骂的,越来越多。有几个人把他抬到一辆木板车上拖走了,我抬头往前看,我们队伍的旗帜就立在路中间,有几个学生围着,但也没有再向前跑。我跑到他们那里,对面不远处就可以看到一队当兵的,正端着枪向我们这边射,砰砰的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们当时离他们距离最近,在我们身后,倒下的人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开始向马路两边闪。我这一辈子,最凶险的就是那个时候了,感觉随时哪一颗子弹不长眼,就立马要上西天。当兵的开始清除路障,并慢慢逼近。我们哥几个护着旗,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后退,生怕落了士气。退了一,二十米,发觉后面根本就没人了,这才跑到路边。
长安街上这时候已经乱了套,我怎么也找不到其他几个哥们儿,估计都冲散了。当时我脑袋乱极了,以为是在做梦,怎么也不相信我从小就无比崇拜的解放军会向自己开火,而且竟然还是因为自己正在做为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更多的人被架到马路边,身上血糊糊的,也不知道是死是伤。我帮着把其中一个抬到一辆木板车上,从一条小巷向北,一路推到一个记得叫作复兴医院的地方。到了医院,一个护士看我左手的手背和手腕上都是血,以为我受伤了,拿了绷带要给我缠,我自己摸了一下,也不怎么疼,估计没啥事,不过还是让她缠了。然后出来,在门口碰到两个学生,正扯着喉咙大骂共产党,然后又大哭。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左想右想最后决定还是要回广场,和兄弟们在一起。我当时是第一次去北京,不太认识路,不过我从小方向性极好,心里盘算着可以从故宫北边一直绕到广场东边再回去,希望东边没这边凶险。不过算了一下,估计路程应该不会短,正好医院旁边停了好多自行车,我一着急,撬了一辆就骑走了。我这一辈子亏心事做得不多,这是其中一件。我在这里郑重向车主道歉,太对不起您了。
北京城有一个好处,街道都是方方正正的,正东正南的不会搞错。我一路骑车串小胡同,七拐八拐的竟然还真摸到了故宫东侧,一条叫南池子的小街。我到的时候约莫着已经过了半夜,该是六月四号了,而当时一堆人正聚在这条小街和长安街交界的地方,义愤填膺的骂。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正南方的那一段长安街给封了。他们是北京市民,想冲过去帮学生,结果冲了几次,死伤了好几个,也没成功。我一想,长安街这么宽,没必要非从街上冲,如果到了街南边,离广场不就更近了吗?
我骑上车,一个人猫着腰,快速冲到街对面,这边果然清净多了,一个人都没有。我尽量贴着边,又向西骑,不久就到了广场边。广场上空荡荡的,看来当兵的还没有占领广场,我心里一喜,赶紧摸到民主女神像。我的同学,还有一个北大的,就剩他们两个纠察了,正在那里焦急地等我呢。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一)民主女神像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二)广场上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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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自己。
你看他们内斗,没有几个人可以合作的。比如WD,他支持胎毒和藏独,因为从那里拿到了钱。
就是说才和德都不行,成不了事,所以就从基金里拿不到多少钱。
我当时是支持学生的,现在改变了看法。
几年前在网上收缩到一本海外民运总结的书,篇幅很大。看了几页就知道内斗的激烈,争权夺利,互相不服,一点领袖的心胸和担当都没有,怎能够驾驭时局,领导运动?
毛泽东个人品质过得硬吗?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该怎么评价当时的学运,第二个是怎么评价这些民运人士以后的活动。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因为很多民运领袖的内斗,不团结,以及个人的私德,就反过来质疑当年学运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我觉得从逻辑上讲是不妥当的。
但是当时的运动也分两个阶段,起始阶段是反腐,得到民众的支持。后来确实有境外势力渗透,比如香港进来大量的物资和金钱,这些学运头目也都是他们给偷渡出境的。
让那些学运领袖们上台。
可都是致力于改朝换代,甚至让百姓蒙受损失也在所不辞。
比如:中车集团中标波士顿地铁车辆项目。给麻州建厂在美国生产,增加500多人就业,价格几乎是西门子等的一半,质量也好。中国工厂的工人也有饭吃。
双赢。
但是记者采访CL。CL坚决反对做成这笔生意。
这恰恰是可以阻止一些野心家们的改朝换代的春秋大梦。其实野心家代代都有,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他们就极有可能掌操国家重器,为所欲为;而民主社会的一个好处就是,层层的制约机制,他们即使有机会上位,也没有办法操纵整个社会。
我自己就是一个当年的学生,莫不成我要侮辱我自己?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柴玲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她有可能说错话,有可能被断章取义,但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她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她甚至没有能力影响哪怕一小部分的学生。
我到现在都还很感激香港市民。不过香港人民和我们不都是炎黄子孙吗?
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就是领袖们抛弃自己的战友,学生们的流血成了他们的投名状。想想一下,自己战友都可以抛弃的,还有谁不能抛弃?
对不起,我不是听共产党的宣传才这么说,我有我的脑子。简简单单的最后一晚领袖们不约而同地消失就说明一切了。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六)枪口下的投票
我们对整个事件的了解就会全面的多,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
不想讨论,有一个领事馆有3000多人。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六)枪口下的投票
共党是境外势力一手催生,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怎么样。评价还得依据它的所作所为。
不反对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批判共产党,但看不起胡说八道。
这辈子没白过。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
21个学生领袖中,只有刘刚和王丹坐牢,王丹没遭罪,在里面安静学习。刘刚在凌源监狱里遭了不少罪,所以感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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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没个分贝仪,不好下定论。
這張是那個網站上的
這2張没找当
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确的。在代表权利机构去杀害民众的时候,没有人有权利忽视自己的良心。您可以看看对当年东柏林士兵亨里奇的审判。他虽然是奉命执行上头的命令,但是法官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为由,照样判了他的罪行。
这个法官所依据的原则,叫做“拉德布鲁赫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恶法非法"。
文革时期还有公安六条。违反的人当然都“后果自负”了,但幸存的人并不认为是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