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院士制度一开始是民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四九年以后学的苏联，改叫学部委员。这个学部委员的数量极少，完全是顶尖的顶尖，掺不得水的。我记得80年代末，我父亲去苏联进修，他的指导老师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条件艰苦，从北京去莫斯科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其中沿着贝加尔湖就几乎要开一整天，很不容易，也算是去取真经了。
回到中国来，因为走的是苏联的路子，对基础科学极其重视，所以当时的学部委员大部分都是搞数理化的。后来改名字，很自然的就改为科学院院士。搞应用的当然不高兴了，有些个势力大的就鼓动着搞出了工程院院士。现在更牛一点的还是科学院院士，看来歧视链哪里都有的，不只是当官的瞧不起我们屁民。当然最牛的是双院院士，这种人非常少。
这个院士制度和西方的院士制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说白了就是职称。欧洲的我不知道，北美的院士是行业协会自己评的，和政府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就造成了有的行业协会的院士很值钱，是个很高的荣誉。而有些行业协会本身就是小众，又普度众生，乱发文凭，也就一钱不值。所以大家以后要是在外面看到我吹自己功力如何如何了得，是这院士，那委员，那肯定是没了零花钱，在招摇撞骗，一定要接济我两个。
中国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是最高职称，很多单位都没有。一般好一点的大学总有几个，但是像研究所，设计院什么的，有一个就不得了了，那简直就是个宝，要供起来的。当然了，院士是杆旗，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不仅仅是本单位，很多院士都开公司，办产业。最近闹得纷纷扬扬的李院士，吴院士只是其中几例。
我对院士是很景仰的。我父亲当年跟我吹牛，说他要是选了应用的路子，一定可以搞个工程院院士当当。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我大学有一个同班同学，那是又红又专，玩了命的做事，在上海的一个大设计院作总工，把院里几乎所有的大项目都包了，也没评上。我都为他抱不平，那有什么用？就算要争一个名额，也是院长的，轮不到他。
这两年和国内联系多了，学术交流和合作也多起来，和院士们也接触得多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行政院士，院士们都还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是很有水平的, 至少我碰到的都是这样的。记得前两年去广州呼吸所，那个时候钟老师还没有封神，可以和他一对一的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觉得像他这样功成名就的，八十多了，还亲力亲为的抓科研，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很赞同他当时说的早预防，早诊断，针对早期肺癌病人进行早治疗的路子。
我是个另类，从小不信邪。学了佛，更是崇尚依法不依人。我对权威很尊敬，但是对权威说的话还是要自己独立判断的。这次钟老师在不同场合说的一些话，我觉得有些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是确定存在人传人，这个完全扭转了当时可防可控的一团祥和气氛，真的是救人无数，是可以立碑的。然后说超级传播者是可以防控的，建议把隔离做到位，不让其产生。这个我当时就有点疑惑。因为超级传播者的定义是指造成十人以上的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当时已经有一个医院，里面十几个医护人员因为一个患者而被传染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了超级传播者。我觉得他当时是代表国家出面的，有些事情没法明说，是鼓励大家去好好想想的。然后就是关于疫情高峰。我记得他是在一月底说的，他预计一周或者十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这一点我是很有些怀疑的。
我一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全知全能。在某个专业很强，不代表所有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钟老师画图肯定赶不上工程师,数钱肯定比不了会计们。他是个医生，这个关于流行病传播的预测，应该是他团队的人提供的。而当时很多数据都不全，要做预测误差是会很大的。这个太过乐观的判断可能会对政策制定者有轻敌的诱导。不过钟老师到底是学者，知错就改，后来又作了修正。而他后来关于不应该轻易让新药进入市场的话我是很赞成的。
网上的传言很多，我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我参与设计过不少癌症药物的临床研究，对药物有点小认识。我们中国人很迷信药物，基本上每个人屋里都存着一屉子的药。我的看法是，是药三分毒，特别是在实验过程中的药物，一定要谨慎又谨慎，因为很有可能就有短期的或长期的某些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医学对药物的研究是个极其严格而又耗时的过程，而且政府的管控非常苛刻。就算这样，还是经常有大药厂输了上亿的大官司，不是因为上市的药吃死了人，就是有什么严重副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是非常时刻，但是这个口子不能开，要不然会影响将来成百上千万的大众。当然浑水摸鱼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像有一段时间偏方满天飞，神药遍地走，也算是开了眼界。
来个总结：院士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良心故，二者皆可抛。
他周末带女儿去学生舞场跳舞。 我同学喝醉， 他用车送医院。
连花清瘟胶囊说明书上就写着："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说它有效，就是指中医认为新冠肺炎就是一种流感。
里面还有几味常见的治疗呼吸道疾病的中药：
板蓝根，鱼腥草
和麻醉镇咳的：麻黄
是不是真的有效，没法说，因为无法进行双盲评测。就我本人以前服用此类中成药对付一般感冒的体会而言，有时感觉好得快一点，有时根本没有什么用。
其中至少鱼腥草对肝肾有毒害，不要长期服用。
类似的中成药包括著名的维C银翘，也是金银花和连翘为主。把它搭配鱼腥草素钠一起服用，基本和连花清瘟差不多，除了没有镇咳效果。（也许可以搭配京都念慈庵）。
他们都是自己的领域的翘楚，遇到同学为人也都是很低调。本来嘛，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都知根知底的。
科学院士总共800余人，工程院士总共800余人，其中还有双院院士的。
你的中学，大学同学当选为院士的不在少数？即使是大学同学，比如清华大学同学，那也只能有一两个院士。
谈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靠谱的。人比人 气死人
同校的同学和同班的同学都是同学。这还没算是不是同届呢。三个以上就是多数了。
同学有当院士。当年大家朝夕相处，学习，考试，研究课题, 吃住玩在一起好几年。各人几斤几两，大家都心知肚明。
同时还有行政职位。过两年或许成为国家领导人。前任就是如此。
成分：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绵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共13味）。辅料为：淀粉。
药理：抗病毒抗菌，消炎，解热，减少痰液。毒性: 损伤肾脏。
个人看法：估计对COVID19病毒感染初期应该有效，对普通感冒和流感有效。但患者出现干咳+呼吸困难后，药效差。该药疗效变差的转折点，出现干咳+呼吸困难。
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莲花清瘟对COVID的治疗作用，所以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可能的辅助治疗手段。至于有没有预防的作用，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目前也没什么靠得住的资料。我很希望能有一些严格设计的实验来测试它的功效，如果真的有作用，也好让全球大众受益。
科学院建院的时候，就有技术科学部。技术科学部的院士多数都是从事工程研究的。例如，光学仪器专家王大珩，就是1955年的首批院士。他是建立工程院的主要建议者之一，也是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工程院的建立后，技术科学部（后来还分出了信息科学部）继续增加工程领域的专家作为院士。
院士增选不是自己申请的。提名和选举都应该是被动的，候选人不能介入过多。如果有明显的拉票行为，是要受处分的。有提名权的原来有三个渠道：现有院士，省部级机构（各省政府，各工业部，科学院），中国科协。后来改革，去掉了行政机构提名权。选举完全是无记名方式，从6名左右候选人中，经过几轮投票，选出一人。
中国的院士制度一开始是民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四九年以后学的苏联，改叫学部委员。这个学部委员的数量极少，完全是顶尖的顶尖，掺不得水的。我记得80年代末，我父亲去苏联进修，他的指导老师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条件艰苦，从北京去莫斯科要坐七天七夜的火车，其中沿着贝加尔湖就几乎要开一整天，很不容易，也算是去取真经了。
回到中国来，因为走的是苏联的路子，对基础科学极其重视，所以当时的学部委员大部分都是搞数理化的。后来改名字，很自然的就改为科学院院士。搞应用的当然不高兴了，有些个势力大的就鼓动着搞出了工程院院士。现在更牛一点的还是科学院院士，看来歧视链哪里都有的，不只是当官的瞧不起我们屁民。当然最牛的是双院院士，这种人非常少。
这个院士制度和西方的院士制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的院士是最高学术称号，说白了就是职称。欧洲的我不知道，北美的院士是行业协会自己评的，和政府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就造成了有的行业协会的院士很值钱，是个很高的荣誉。而有些行业协会本身就是小众，又普度众生，乱发文凭，也就一钱不值。所以大家以后要是在外面看到我吹自己功力如何如何了得，是这院士，那委员，那肯定是没了零花钱，在招摇撞骗，一定要接济我两个。
中国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是最高职称，很多单位都没有。一般好一点的大学总有几个，但是像研究所，设计院什么的，有一个就不得了了，那简直就是个宝，要供起来的。当然了，院士是杆旗，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不仅仅是本单位，很多院士都开公司，办产业。最近闹得纷纷扬扬的李院士，吴院士只是其中几例。
我对院士是很景仰的。我父亲当年跟我吹牛，说他要是选了应用的路子，一定可以搞个工程院院士当当。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我大学有一个同班同学，那是又红又专，玩了命的做事，在上海的一个大设计院作总工，把院里几乎所有的大项目都包了，也没评上。我都为他抱不平，那有什么用？就算要争一个名额，也是院长的，轮不到他。
这两年和国内联系多了，学术交流和合作也多起来，和院士们也接触得多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行政院士，院士们都还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是很有水平的, 至少我碰到的都是这样的。记得前两年去广州呼吸所，那个时候钟老师还没有封神，可以和他一对一的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觉得像他这样功成名就的，八十多了，还亲力亲为的抓科研，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很赞同他当时说的早预防，早诊断，针对早期肺癌病人进行早治疗的路子。
我是个另类，从小不信邪。学了佛，更是崇尚依法不依人。我对权威很尊敬，但是对权威说的话还是要自己独立判断的。这次钟老师在不同场合说的一些话，我觉得有些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是确定存在人传人，这个完全扭转了当时可防可控的一团祥和气氛，真的是救人无数，是可以立碑的。然后说超级传播者是可以防控的，建议把隔离做到位，不让其产生。这个我当时就有点疑惑。因为超级传播者的定义是指造成十人以上的病毒携带者。我记得当时已经有一个医院，里面十几个医护人员因为一个患者而被传染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了超级传播者。我觉得他当时是代表国家出面的，有些事情没法明说，是鼓励大家去好好想想的。然后就是关于疫情高峰。我记得他是在一月底说的，他预计一周或者十天左右达到高峰，不会大规模地增加了。这一点我是很有些怀疑的。
我一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全知全能。在某个专业很强，不代表所有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钟老师画图肯定赶不上工程师,数钱肯定比不了会计们。他是个医生，这个关于流行病传播的预测，应该是他团队的人提供的。而当时很多数据都不全，要做预测误差是会很大的。这个太过乐观的判断可能会对政策制定者有轻敌的诱导。不过钟老师到底是学者，知错就改，后来又作了修正。而他后来关于不应该轻易让新药进入市场的话我是很赞成的。
网上的传言很多，我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我参与设计过不少癌症药物的临床研究，对药物有点小认识。我们中国人很迷信药物，基本上每个人屋里都存着一屉子的药。我的看法是，是药三分毒，特别是在实验过程中的药物，一定要谨慎又谨慎，因为很有可能就有短期的或长期的某些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医学对药物的研究是个极其严格而又耗时的过程，而且政府的管控非常苛刻。就算这样，还是经常有大药厂输了上亿的大官司，不是因为上市的药吃死了人，就是有什么严重副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是非常时刻，但是这个口子不能开，要不然会影响将来成百上千万的大众。当然浑水摸鱼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像有一段时间偏方满天飞，神药遍地走，也算是开了眼界。
来个总结：院士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良心故，二者皆可抛。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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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周末带女儿去学生舞场跳舞。 我同学喝醉， 他用车送医院。
连花清瘟胶囊说明书上就写着："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说它有效，就是指中医认为新冠肺炎就是一种流感。
里面还有几味常见的治疗呼吸道疾病的中药：
板蓝根，鱼腥草
和麻醉镇咳的：麻黄
是不是真的有效，没法说，因为无法进行双盲评测。就我本人以前服用此类中成药对付一般感冒的体会而言，有时感觉好得快一点，有时根本没有什么用。
其中至少鱼腥草对肝肾有毒害，不要长期服用。
类似的中成药包括著名的维C银翘，也是金银花和连翘为主。把它搭配鱼腥草素钠一起服用，基本和连花清瘟差不多，除了没有镇咳效果。（也许可以搭配京都念慈庵）。
他们都是自己的领域的翘楚，遇到同学为人也都是很低调。本来嘛，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都知根知底的。
科学院士总共800余人，工程院士总共800余人，其中还有双院院士的。
你的中学，大学同学当选为院士的不在少数？即使是大学同学，比如清华大学同学，那也只能有一两个院士。
谈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靠谱的。人比人 气死人
同校的同学和同班的同学都是同学。这还没算是不是同届呢。三个以上就是多数了。
同学有当院士。当年大家朝夕相处，学习，考试，研究课题, 吃住玩在一起好几年。各人几斤几两，大家都心知肚明。
同时还有行政职位。过两年或许成为国家领导人。前任就是如此。
成分：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绵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共13味）。辅料为：淀粉。
药理：抗病毒抗菌，消炎，解热，减少痰液。毒性: 损伤肾脏。
个人看法：估计对COVID19病毒感染初期应该有效，对普通感冒和流感有效。但患者出现干咳+呼吸困难后，药效差。该药疗效变差的转折点，出现干咳+呼吸困难。
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莲花清瘟对COVID的治疗作用，所以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可能的辅助治疗手段。至于有没有预防的作用，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目前也没什么靠得住的资料。我很希望能有一些严格设计的实验来测试它的功效，如果真的有作用，也好让全球大众受益。
科学院建院的时候，就有技术科学部。技术科学部的院士多数都是从事工程研究的。例如，光学仪器专家王大珩，就是1955年的首批院士。他是建立工程院的主要建议者之一，也是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工程院的建立后，技术科学部（后来还分出了信息科学部）继续增加工程领域的专家作为院士。
院士增选不是自己申请的。提名和选举都应该是被动的，候选人不能介入过多。如果有明显的拉票行为，是要受处分的。有提名权的原来有三个渠道：现有院士，省部级机构（各省政府，各工业部，科学院），中国科协。后来改革，去掉了行政机构提名权。选举完全是无记名方式，从6名左右候选人中，经过几轮投票，选出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