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31 东方欲晓 阅读 7337
我是从小就听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故事长大的，也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军人，心中一直有着一个英雄梦。记得我14岁时，欣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旗里组织庆祝活动 ，我参加了高跷队，组织者从乌兰牧骑为我借了一套演出用的军装和一支木制半自动步枪，让我扮演一名解放军战士。第一次穿上佩戴着红帽徽、红领章的军装，那种激动、自豪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在我的少年时代，爱英雄、学英雄、争当英雄，已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播撒在心中的一粒种子，奔涌于青春血液里的红色基因。
对军队的向往，对英雄的崇拜，让我走上了从军之路 。1972年12月我高中毕业，正值部队首次征召应届毕业生，便在父母的支持下报了名。当时最担心的是怕视力不合格，我偷偷的将《视力表》全部背了下来，准确无误的熟记于心，体检时顺利过关。就这样我幸运的应征入伍，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
入伍后，我在部队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很快实现了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一个合格军人的转变，无论是在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还是身体素质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1977年底，我被提升为团政治处书记，穿上了四个兜的军服。从那一天起，就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先后在两个团级单位，三个师级单位，四个军级单位工作过，在师政治机关当过科长，在军政治机关当过处长，任过连队政治指导员，当过团政治委员。期间经历了军队三次大的精简整编，我所在的部队全都撤销了，所幸的是，我被安置到了其它部队，使我在从军的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铸就了我坚定的政治信念，养成了吃苦耐劳，乐于牺牲奉献，坚毅顽强，勤奋果敢，乐观向上的军人品质和作风， 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我已走完了四十年的军旅生涯，退休赋闲也已七载。"八一"前夕，影友们又为我拍了一张戎装照片，仍以大海为背景，不同的是身着陆军礼服。
这两张相隔一个甲子的照片，虽然平淡无奇，却承载着我60年的军人情结。可以说，这是一种志向的坚守，也是一种情感的怀恋。
1972年12月28日，入伍来到沈阳军区炮兵第655团驻地辽宁金县亮甲店，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新训结束时，从锦山中学一起入伍的5位同学在新兵连合影留念。左起：赵财、厉文瑞、程志荣、作者、徐增学，从此，同学之间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战友”。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指挥连通信排总机班，当了一名电话兵。由于工作性质需要，指挥连的兵员都是经过挑选的，大都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帅哥俊男。1973年“五一”换着夏季军服时，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都纷纷请假去镇里的照相馆拍照片寄给家里，这是我的第一张夏装照。
上图1974年总机班合影：李凤吉、吴德万、王兴、作者、佟宝荣。下图1977年总机班合影： 陈勇、刘万福、作者、倪保全、王来田
总机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值守机房，接转电话，保障团首长和机关对部队的有线指挥畅通。全班5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在这个班整整五年时间，先后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我曾写过一首诗描写当时的工作和心境：“说来很普通，守在机房中，耳机头上戴，话筒挂前胸，银线连四海，红心向北京，要问我干啥，人民电话兵。”下右图 是 进行野外电话站开设训练时与排长文房山（右一）和战友倪保全合影。
下图右1976年7月，与师直通信连同学赵海山同时探家，锦山中学四位同班同学在灵悦寺合影。左起 ：作者、彭建国、李跟胜、赵海山
下图左与班长李文举合影。李文举是71年望奎兵，给我当过班长、排长，后来一起在团组织股和师组织科当干事。
在指挥连还有一位战友俞曙东，也是71年兵，我们俩有着惊人的相同经历。他从团政治处书记任上到师组织科当干事，我接任政治处书记；他从师里调到炮兵秘书处当秘书，我接他班当师组织干事；他入校学习，我又到炮兵秘书处接任秘书。如此相同的经历在部队还是少见的。遗憾的是，我们在一起的照片找不到了。
1974年5月1日摄于部队驻地亮甲店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在我离开家乡快一年的时候，父母千里迢迢从家乡到部队来看我，给我以莫大的鼓舞。母亲带来了亲手做的年糕、豆包，就连小“洋锅”都拿来了，在临时来队家属房为我做了三天饭，天天像过年一样。我深深体会到了“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诗的蕴意。父母走时，我向连队请了一天假，将他们送到大连火车站，在站前拍了这张照片。
1974年5月，我们团举行军体运动会阅兵式，我被选为持枪护旗手（右一），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让很多战友羡慕不已。在这次运动会上，我获得了冲锋枪射击第一名，奖品是5元钱一支的自来水钢笔（我当时每月的津贴费才7元钱）。
1974年11月第一次探家时照的全家福
1975年5月1日摄于大连
上图 1975年春节与同连战友郭保中（左一，已故）、王志文（右一）、郑长路（上）合影。
下图 1975年“八一”建军节，同年入伍的老乡战友合影。前排左一李跃武（已故）、右一作者；后排左起：孙福臣、于静红、郑志杰（已故）
1977年12月，我被提升为团政治处书记，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同年兵中 ，我入党、提干算是比较晚的了（1977年4月才入党），当时最快的已经是连长了。但我也感到很幸运，因为这是全团排级干部中最好的一个职位，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留个纪念，专门与同时提干的老乡战友都鹏举到镇里的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炮兵第655团政治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三为政治处主任郝国正，左五为副主任李景富。下图是政治处干部进行操炮训练时留影。
1979年2月，我入伍6年来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大年三十接到团里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我立即归队，当即我就收拾行装赶赴赤峰车站，在赤峰至沈阳的火车上度过了除夕之夜，全团干部中第一个返回部队。回到部队后才知道，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即将开始，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1980年3月我被任命为连指导员，这是去驻朝阳二十家子的2营4连赴任时，途径沈阳在故宫留影。
我们这个营是双37高炮营，单独驻守在二十家子于家沟一座小山上，主要任务就是掩护军区西指对空安全，距二十家子镇还有18公里，交通十分不便，干部战士探家都是乘坐老百姓的小毛驴车。
1981年3月，我从连指导员岗位调到师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同年7月，政治部为我和爱人杨春莉举办了“革命化婚礼”。司令部和政治部分别写了两首诗，用大红纸张贴在新房的客厅里，后勤部送了一幅对联，张贴在新房门口，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的礼品了。政治部主任张胜利在讲话中勉励我们夫妻“在事业上要互相支持，互相激励，比翼齐飞。”说实在的，我在部队之所以能一直干到退休，离不开妻子全身心的支持，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2001年9月，儿子高中毕业，我也把他送入军校，走上了从军之路，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
1981年10月，我被选调到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秘书处当秘书，工作一年后炮兵就撤销了，我便调回了驻赤峰的守备12师。在这张合影照片中，走出了两位中将：赵开增（后排右一）和刘念光（二排右二），我们都是同时期的干事。前排左起：秘书处长周诗咏、文化处长刘开强、组织处长刘成凡、周顾问、纪委办祁主任、主任梁锡东、顾问龚钧、顾问孙康、副主任李新才、专职纪委委员、干部处长叶肇宏、宣传处长胡太宏。二排左六为作者。
1985年5月部队换着85式军服留影
上图 1985年6月，政治部秘书科人员合影，左起：作者、科长邱耿华、秘书胡宗宪
下图 1988年8月授衔时，与政治部主任花维太、宣传科长鄢晓初、电影队长井海斟合影。
1988年8月军队恢复军衔制，被授予少校军衔，时任守备12师政治部秘书科长。当时全师60多个副团职干部，只有我一个人授少校，其余的都是中校。
1988年12月师直属队野营拉练途中指挥组与通信营女兵合影
1990年9月首次授衔2年后晋升中校军衔
在炮兵团蹲点期间为连队干部战士讲课
我在守备12师政治部整整工作了九年时间，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风清气正，志同道合，人人想事干事不整事，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工作起来心情舒畅。我非常留恋那段时光。下图是1990年12月，师政治部参加野营拉练人员在一起聚餐，条件虽然很简陋，战友们在一起却其乐融融。左起：士官段雪朝、干事刘越西、政治部主任刘玉良（后任内蒙古武警总队政委，少将军衔）、作者、组织科长李志杰、宣传科长鄢晓初。
在师机关首长们都很平易近人，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我们这些科长也经常和首长一起打“双抠”（赤峰地区的一种扑克玩法）。下图是1991年12月，守备12师首长机关野外演习时与师首长在帐篷中打“双抠”。我与政治部刘玉良主任（左一）对家、戎杰师长（左二）与宣传科长鄢晓初（左四）一伙，展开了牌桌上的激烈角逐。鄢科长因出错两把牌而遭师长“训斥”，我也因错失良机被主任“数落”。最后，我与主任以二比零胜出。刘玉良将军后来曾为这幅照片题诗：“演习胜利喜盈盈，牌桌上面论输赢。互不相让决高下，刷了师座二比零。”
1991年3月，原赤峰市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到守备12师告别时与师首长合影，左起：作者、市委秘书长黄金荣、师政委花维太、刘云山、师长戎杰、新任市委书记宋志民、市长高连元、副参谋长王文山
1991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在包头市召开“双拥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我为守备12师总结撰写的《像建设家园那样建设赤峰》的经验材料在大会上交流，受到与会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上将的好评。会议结束返回呼和浩特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在呼市青城宾馆宴请沈阳军区副政委戴学江等沈阳军区与会代表。下图是席间我向王群书记敬酒。
1992年2月任赤峰守备区政治部群联处处长
1992年5月，去兴安盟索伦守备3师炮兵团检查群众工作时与团领导合影。作家刘兆林曾是这个团的报道干事，在这里创作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在这里拍摄。
在赤峰守备区机关工作了仅半年时间，守备区也撤销了，我成了守备区的末代处长（最后一个任职的处长）。我被分配到40集团军给水工程团任政治委员。
回顾入前20年的历程，感到两个十年的经历十分相似：第一个十年，1972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从团机关到师机关，再到军级机关（炮兵），仅一年炮兵就撤销了。第二个十年，1982年12月到1992年10月，又是从团机关（刚调入12师时命令下到团里）到师机关，再到军级机关（守备区），才半年守备区又撤销了。有的战友曾戏谑的对我说：“你到哪个军级机关，这个单位就得被裁。”从宿命论的角度看，我不能在军级机关工作，所以，1995年40集团军想调我去当直工处长，征求意见时我婉拒了，主要是怕再被裁掉，不想折腾了。
下图是1992年10月守备区撤销前，政治部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赤峰守备区政治部党委委员分别前合影。左起保卫处副处长张树忠、检察院检察长刘瑞祥，纪检处长章建平，干部处长刘崇荣、副主任侯如琛、主任马贵君（已故）、作者、组织处长李智兵、宣传处长单运民、军事法庭庭长王文光、秘书处副处长巩常贵（已故）。
1993年2月，40集团军党委委员合影。前排左起：政治部副主任籍显文、政治部主任彭晓枫（后任第二炮兵政委、上将）、副政委张世显、副政委张庆榆、政委郑順舟、军长何道泉（后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将）、副军长徐先源、副军长郝柏栋、后勤部长马履田、后勤部副部长方延安。后排左起：高炮旅旅长崔龙洙、高炮旅政委牛其林、坦克五师师长杨诚、坦克五师政委张耀才、119师师长罗金铭、119师政委姚鼎新、118师师长赵国海、120师师长周金杰、120师政委索向臣、炮兵旅旅长王建平（后任武警部队司令员、上将）、作者、炮兵旅政委赵开增（后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将）。
在给水工程团第四次党代会上做工作报告。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全票当选为团党委书记。
部队驻地赤峰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黄沙遍地，多风少雨，十年九旱，遇到干旱季节，这里的人民只能靠地窖里储存的雨雪水度日。官兵们把为人民群众找水打井作为己任，宁肯吃尽千辛万苦，也要掘出甘泉润泽万民。下图是团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分析水文地质条件图，确定打井区域。左起：副团长赵连友、工程师姜明友、政治处主任苏凤文、副政委王振凤、作者、参谋长范双华。
全团四个钻井连和两个物探连常年奋战在千里荒漠上，抗严寒，战风沙，喝苦水，找甘泉，20多年来，为地方群众打井278眼，解决了20多万人吃水难和30多个厂矿企业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30多万亩耕地草场的浇灌问题，帮助11个乡镇、苏木和39个自然村、嘎查摘掉了贫困帽子。我们团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团” ，我本人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拥政爱民先进个人”。
每当地下水从井口喷涌而出的时候，饱受无水之苦的农牧民群众无不欣喜若狂，激动万分，这也是给水团官兵最幸福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为翁牛特旗韩家湾村打的那口深水井出水的时候，一位老大爷接了满满的一碗水一饮而尽，扑通一声，跪倒在战士们面前，一边磕头一边高喊：“感谢解放军的大恩大德！”
1994年7月，团党委决定为喀喇沁旗田家营子村按照城镇校园标准，重新建一所花园式学校。这是运送建筑材料的车队开进田家营子村。
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哪天卸完车要返回时，突然涌出一群老人和孩子，将车队团团围住，非要拉官兵们到家中吃饭，不去就不让走。面对相持不下的场景，我被乡亲们的热情所深深感染，只好下令让战士们到一家一户去吃饭。
前排左起：赤峰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景田、作者、团长梁秀文
在喀喇沁旗驼店乡“81820部队田家营子希望小学”奠基仪式上讲话。
我们团不仅为田家营子新建了一所学校，而且每个干部还资助一名贫困学生，负责全年的学杂费和学习用品，一直资助到小学毕业，这是我和爱人杨春莉与被资助的贫困学生冯艳玲在学校合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团队每年都有一批战士退伍，不论军龄长短，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1995年12月，与钻井一连退伍战士合影。
1996年3月至97年3月，在南京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学习，并任学员七队二班班长。
在院校不论职务高低，每天都像战士一样整理内务，被子叠的像豆腐块。
1996年10月，在陆军指挥学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文艺晚会上朗诵毛泽东诗词《长征》。
1996年5月，爱人杨春莉来院校探亲时在南京雨花台留影。
1998年10月，给水工程团奉命移防朝阳，赤峰市委市政府在赤峰火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用蒙古族的最高礼节向团领导敬献哈达和上马酒，五万多各族群众手捧鲜花、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欢送的队伍从团部大门一直排到火车站，《赤峰日报》记者称之为“十里长街送军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代表给水团全体官兵在欢送仪式上致告别词。
市委常委、红山区委书记刘廷赞主持欢送会，副市长张全栋致欢送词。
获悉给水团要调离赤峰的消息后，赤峰市12个旗县区的领导纷纷到团里看望、送行。下图是喀喇沁旗领导到团里赠送锦旗。左起：旗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旗人大副主任范桂英、作者、副旗长温志强、团政治处主任张洪林、参谋长王永胜
1998年10月，我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半月谈》杂志等报刊均刊登了我的照片和简要事迹，《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扶贫状元》，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专题片《扶贫状元赵晓东》，我的照片和事迹还被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记录全国英模先进事迹的大型文献《强国丰碑》。
作为莘莘学子中的一员，我的母校喀喇沁旗锦山中学校史馆，展出了我的照片和著作《军旗下的思考》。
和新华社记者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从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回到赤峰时，在机场受到赤峰市党政军领导热烈欢迎。
1997年11月陪同沈阳军区参谋长吴玉谦中将视察给水团营区，右后为40集团军政委曹惠臣少将。
1999年7月任本溪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晋升大校军衔。
军分区是我从军路上的最后一站，也是军旅生涯最稳定的一个十年，10年中，除了年龄增长外，单位没变，职务没变。2009年7月我任职满10年，按照军队内部不成文的归定，不上即下。我被免去领导职务，等待退休（地方叫退居二线）。有意思的是，我的接任者竟是10年前送我来赴任的韩兴华政委。
2000年8月，新当选的本溪军分区党委常委合影。左起：政治部主任杨忠宽、作者、司令员宁文玉、市委书记李英杰（已故）、政委张福义、副司令员李国良、参谋长樊伟志、后勤部长赫文令（已故）
2004年，本溪市党政军领导在市政府广场与各界群众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为本溪市电业局民兵分队授旗
2003年9月，在本溪市教育局长汪德仁的陪同下，检阅市二高中军训学生方队。
2004年7月，本溪市党政军领导到驻地190旅参加“一日兵”活动，这是在训练场学习驾驶装甲车。
2004年8月，陪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书根上将游览本溪水洞。
2006年3月，与市领导一起为本溪市学雷锋标兵颁奖并合影留念。
2010年12月，我年满55周岁，按照《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光荣退休，为40年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最好的休息，是在回忆那些纷繁的往事，没有丝毫牵绊的放纵自己；最美的享受，是在捡拾那些散落在岁月中间的文字，不具任何功利的整理自己。”正是在这位哲人的启示下，我也捡拾起那些尘封多年的图片，对自己40年的军旅生涯进行一番整理。
翻开的是弥足珍贵的回忆，再现的是昔日奋斗的足迹。
比地方上接线员声音大多了
我插队时，乘火车到亮甲店下车，再步行18里到青年点。村里有人养了一头猪，重800多斤。当地驻军要用粮食换肥猪吃肉，用1000斤大豆，2000斤玉米换，老农民不干，要钱。军队没钱，没换成。当地驻军占用当地的很大的良田，种粮食，养猪养鸡种菜，补充伙食。
亮甲店的名字据说与唐朝名将薛仁贵有关。传说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来到辽东半岛，一天夜里,忽有探马禀报：东逃的高丽军一路骚扰百姓。李世民听后命薛仁贵率领一队人马追歼逃敌。薛仁贵率队出发后下起了小雨，行军速度减慢,走到梁家店城东六十里时天就黑了。部队埋锅造饭，薛仁贵就把淋湿的盔甲挂在一棵树上晾着。雨过天晴，明月下，晾挂在树上的盔甲锃明瓦亮，大老远就能看见。从此，此地就被叫成晾甲店,读音相似字不同,后来就成了亮甲店。
的确是中国军人情怀，追求入党提干、升官发财、封妻荫子。
在中国，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的象征。
很真实。
这让军队干休所的那些老头情何以堪。
那些老头大都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65年中校上校衔，80年代离休是大都师级。
2017.07.31 东方欲晓 阅读 7337
我是从小就听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故事长大的，也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军人，心中一直有着一个英雄梦。记得我14岁时，欣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旗里组织庆祝活动 ，我参加了高跷队，组织者从乌兰牧骑为我借了一套演出用的军装和一支木制半自动步枪，让我扮演一名解放军战士。第一次穿上佩戴着红帽徽、红领章的军装，那种激动、自豪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在我的少年时代，爱英雄、学英雄、争当英雄，已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播撒在心中的一粒种子，奔涌于青春血液里的红色基因。
对军队的向往，对英雄的崇拜，让我走上了从军之路 。1972年12月我高中毕业，正值部队首次征召应届毕业生，便在父母的支持下报了名。当时最担心的是怕视力不合格，我偷偷的将《视力表》全部背了下来，准确无误的熟记于心，体检时顺利过关。就这样我幸运的应征入伍，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
入伍后，我在部队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很快实现了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到一个合格军人的转变，无论是在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还是身体素质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1977年底，我被提升为团政治处书记，穿上了四个兜的军服。从那一天起，就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先后在两个团级单位，三个师级单位，四个军级单位工作过，在师政治机关当过科长，在军政治机关当过处长，任过连队政治指导员，当过团政治委员。期间经历了军队三次大的精简整编，我所在的部队全都撤销了，所幸的是，我被安置到了其它部队，使我在从军的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铸就了我坚定的政治信念，养成了吃苦耐劳，乐于牺牲奉献，坚毅顽强，勤奋果敢，乐观向上的军人品质和作风， 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我已走完了四十年的军旅生涯，退休赋闲也已七载。"八一"前夕，影友们又为我拍了一张戎装照片，仍以大海为背景，不同的是身着陆军礼服。
这两张相隔一个甲子的照片，虽然平淡无奇，却承载着我60年的军人情结。可以说，这是一种志向的坚守，也是一种情感的怀恋。
1972年12月28日，入伍来到沈阳军区炮兵第655团驻地辽宁金县亮甲店，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新训结束时，从锦山中学一起入伍的5位同学在新兵连合影留念。左起：赵财、厉文瑞、程志荣、作者、徐增学，从此，同学之间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战友”。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指挥连通信排总机班，当了一名电话兵。由于工作性质需要，指挥连的兵员都是经过挑选的，大都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帅哥俊男。1973年“五一”换着夏季军服时，我们这些“新兵蛋子”都纷纷请假去镇里的照相馆拍照片寄给家里，这是我的第一张夏装照。
上图1974年总机班合影：李凤吉、吴德万、王兴、作者、佟宝荣。下图1977年总机班合影： 陈勇、刘万福、作者、倪保全、王来田
总机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值守机房，接转电话，保障团首长和机关对部队的有线指挥畅通。全班5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在这个班整整五年时间，先后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我曾写过一首诗描写当时的工作和心境：“说来很普通，守在机房中，耳机头上戴，话筒挂前胸，银线连四海，红心向北京，要问我干啥，人民电话兵。”下右图 是 进行野外电话站开设训练时与排长文房山（右一）和战友倪保全合影。
下图右1976年7月，与师直通信连同学赵海山同时探家，锦山中学四位同班同学在灵悦寺合影。左起 ：作者、彭建国、李跟胜、赵海山
下图左与班长李文举合影。李文举是71年望奎兵，给我当过班长、排长，后来一起在团组织股和师组织科当干事。
在指挥连还有一位战友俞曙东，也是71年兵，我们俩有着惊人的相同经历。他从团政治处书记任上到师组织科当干事，我接任政治处书记；他从师里调到炮兵秘书处当秘书，我接他班当师组织干事；他入校学习，我又到炮兵秘书处接任秘书。如此相同的经历在部队还是少见的。遗憾的是，我们在一起的照片找不到了。
1974年5月1日摄于部队驻地亮甲店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在我离开家乡快一年的时候，父母千里迢迢从家乡到部队来看我，给我以莫大的鼓舞。母亲带来了亲手做的年糕、豆包，就连小“洋锅”都拿来了，在临时来队家属房为我做了三天饭，天天像过年一样。我深深体会到了“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诗的蕴意。父母走时，我向连队请了一天假，将他们送到大连火车站，在站前拍了这张照片。
1974年5月，我们团举行军体运动会阅兵式，我被选为持枪护旗手（右一），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让很多战友羡慕不已。在这次运动会上，我获得了冲锋枪射击第一名，奖品是5元钱一支的自来水钢笔（我当时每月的津贴费才7元钱）。
1974年11月第一次探家时照的全家福
1975年5月1日摄于大连
上图 1975年春节与同连战友郭保中（左一，已故）、王志文（右一）、郑长路（上）合影。
下图 1975年“八一”建军节，同年入伍的老乡战友合影。前排左一李跃武（已故）、右一作者；后排左起：孙福臣、于静红、郑志杰（已故）
1977年12月，我被提升为团政治处书记，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在同年兵中 ，我入党、提干算是比较晚的了（1977年4月才入党），当时最快的已经是连长了。但我也感到很幸运，因为这是全团排级干部中最好的一个职位，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留个纪念，专门与同时提干的老乡战友都鹏举到镇里的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炮兵第655团政治处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三为政治处主任郝国正，左五为副主任李景富。下图是政治处干部进行操炮训练时留影。
1979年2月，我入伍6年来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大年三十接到团里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我立即归队，当即我就收拾行装赶赴赤峰车站，在赤峰至沈阳的火车上度过了除夕之夜，全团干部中第一个返回部队。回到部队后才知道，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即将开始，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1980年3月我被任命为连指导员，这是去驻朝阳二十家子的2营4连赴任时，途径沈阳在故宫留影。
我们这个营是双37高炮营，单独驻守在二十家子于家沟一座小山上，主要任务就是掩护军区西指对空安全，距二十家子镇还有18公里，交通十分不便，干部战士探家都是乘坐老百姓的小毛驴车。
1981年3月，我从连指导员岗位调到师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同年7月，政治部为我和爱人杨春莉举办了“革命化婚礼”。司令部和政治部分别写了两首诗，用大红纸张贴在新房的客厅里，后勤部送了一幅对联，张贴在新房门口，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的礼品了。政治部主任张胜利在讲话中勉励我们夫妻“在事业上要互相支持，互相激励，比翼齐飞。”说实在的，我在部队之所以能一直干到退休，离不开妻子全身心的支持，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2001年9月，儿子高中毕业，我也把他送入军校，走上了从军之路，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
1981年10月，我被选调到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秘书处当秘书，工作一年后炮兵就撤销了，我便调回了驻赤峰的守备12师。在这张合影照片中，走出了两位中将：赵开增（后排右一）和刘念光（二排右二），我们都是同时期的干事。前排左起：秘书处长周诗咏、文化处长刘开强、组织处长刘成凡、周顾问、纪委办祁主任、主任梁锡东、顾问龚钧、顾问孙康、副主任李新才、专职纪委委员、干部处长叶肇宏、宣传处长胡太宏。二排左六为作者。
1985年5月部队换着85式军服留影
上图 1985年6月，政治部秘书科人员合影，左起：作者、科长邱耿华、秘书胡宗宪
下图 1988年8月授衔时，与政治部主任花维太、宣传科长鄢晓初、电影队长井海斟合影。
1988年8月军队恢复军衔制，被授予少校军衔，时任守备12师政治部秘书科长。当时全师60多个副团职干部，只有我一个人授少校，其余的都是中校。
1988年12月师直属队野营拉练途中指挥组与通信营女兵合影
1990年9月首次授衔2年后晋升中校军衔
在炮兵团蹲点期间为连队干部战士讲课
我在守备12师政治部整整工作了九年时间，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风清气正，志同道合，人人想事干事不整事，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工作起来心情舒畅。我非常留恋那段时光。下图是1990年12月，师政治部参加野营拉练人员在一起聚餐，条件虽然很简陋，战友们在一起却其乐融融。左起：士官段雪朝、干事刘越西、政治部主任刘玉良（后任内蒙古武警总队政委，少将军衔）、作者、组织科长李志杰、宣传科长鄢晓初。
在师机关首长们都很平易近人，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我们这些科长也经常和首长一起打“双抠”（赤峰地区的一种扑克玩法）。下图是1991年12月，守备12师首长机关野外演习时与师首长在帐篷中打“双抠”。我与政治部刘玉良主任（左一）对家、戎杰师长（左二）与宣传科长鄢晓初（左四）一伙，展开了牌桌上的激烈角逐。鄢科长因出错两把牌而遭师长“训斥”，我也因错失良机被主任“数落”。最后，我与主任以二比零胜出。刘玉良将军后来曾为这幅照片题诗：“演习胜利喜盈盈，牌桌上面论输赢。互不相让决高下，刷了师座二比零。”
1991年3月，原赤峰市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到守备12师告别时与师首长合影，左起：作者、市委秘书长黄金荣、师政委花维太、刘云山、师长戎杰、新任市委书记宋志民、市长高连元、副参谋长王文山
1991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在包头市召开“双拥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我为守备12师总结撰写的《像建设家园那样建设赤峰》的经验材料在大会上交流，受到与会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上将的好评。会议结束返回呼和浩特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在呼市青城宾馆宴请沈阳军区副政委戴学江等沈阳军区与会代表。下图是席间我向王群书记敬酒。
1992年2月任赤峰守备区政治部群联处处长
1992年5月，去兴安盟索伦守备3师炮兵团检查群众工作时与团领导合影。作家刘兆林曾是这个团的报道干事，在这里创作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在这里拍摄。
在赤峰守备区机关工作了仅半年时间，守备区也撤销了，我成了守备区的末代处长（最后一个任职的处长）。我被分配到40集团军给水工程团任政治委员。
回顾入前20年的历程，感到两个十年的经历十分相似：第一个十年，1972年12月至1982年12月，从团机关到师机关，再到军级机关（炮兵），仅一年炮兵就撤销了。第二个十年，1982年12月到1992年10月，又是从团机关（刚调入12师时命令下到团里）到师机关，再到军级机关（守备区），才半年守备区又撤销了。有的战友曾戏谑的对我说：“你到哪个军级机关，这个单位就得被裁。”从宿命论的角度看，我不能在军级机关工作，所以，1995年40集团军想调我去当直工处长，征求意见时我婉拒了，主要是怕再被裁掉，不想折腾了。
下图是1992年10月守备区撤销前，政治部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赤峰守备区政治部党委委员分别前合影。左起保卫处副处长张树忠、检察院检察长刘瑞祥，纪检处长章建平，干部处长刘崇荣、副主任侯如琛、主任马贵君（已故）、作者、组织处长李智兵、宣传处长单运民、军事法庭庭长王文光、秘书处副处长巩常贵（已故）。
1993年2月，40集团军党委委员合影。前排左起：政治部副主任籍显文、政治部主任彭晓枫（后任第二炮兵政委、上将）、副政委张世显、副政委张庆榆、政委郑順舟、军长何道泉（后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将）、副军长徐先源、副军长郝柏栋、后勤部长马履田、后勤部副部长方延安。后排左起：高炮旅旅长崔龙洙、高炮旅政委牛其林、坦克五师师长杨诚、坦克五师政委张耀才、119师师长罗金铭、119师政委姚鼎新、118师师长赵国海、120师师长周金杰、120师政委索向臣、炮兵旅旅长王建平（后任武警部队司令员、上将）、作者、炮兵旅政委赵开增（后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将）。
在给水工程团第四次党代会上做工作报告。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全票当选为团党委书记。
部队驻地赤峰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黄沙遍地，多风少雨，十年九旱，遇到干旱季节，这里的人民只能靠地窖里储存的雨雪水度日。官兵们把为人民群众找水打井作为己任，宁肯吃尽千辛万苦，也要掘出甘泉润泽万民。下图是团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分析水文地质条件图，确定打井区域。左起：副团长赵连友、工程师姜明友、政治处主任苏凤文、副政委王振凤、作者、参谋长范双华。
全团四个钻井连和两个物探连常年奋战在千里荒漠上，抗严寒，战风沙，喝苦水，找甘泉，20多年来，为地方群众打井278眼，解决了20多万人吃水难和30多个厂矿企业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30多万亩耕地草场的浇灌问题，帮助11个乡镇、苏木和39个自然村、嘎查摘掉了贫困帽子。我们团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团” ，我本人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拥政爱民先进个人”。
每当地下水从井口喷涌而出的时候，饱受无水之苦的农牧民群众无不欣喜若狂，激动万分，这也是给水团官兵最幸福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为翁牛特旗韩家湾村打的那口深水井出水的时候，一位老大爷接了满满的一碗水一饮而尽，扑通一声，跪倒在战士们面前，一边磕头一边高喊：“感谢解放军的大恩大德！”
1994年7月，团党委决定为喀喇沁旗田家营子村按照城镇校园标准，重新建一所花园式学校。这是运送建筑材料的车队开进田家营子村。
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哪天卸完车要返回时，突然涌出一群老人和孩子，将车队团团围住，非要拉官兵们到家中吃饭，不去就不让走。面对相持不下的场景，我被乡亲们的热情所深深感染，只好下令让战士们到一家一户去吃饭。
前排左起：赤峰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景田、作者、团长梁秀文
在喀喇沁旗驼店乡“81820部队田家营子希望小学”奠基仪式上讲话。
我们团不仅为田家营子新建了一所学校，而且每个干部还资助一名贫困学生，负责全年的学杂费和学习用品，一直资助到小学毕业，这是我和爱人杨春莉与被资助的贫困学生冯艳玲在学校合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团队每年都有一批战士退伍，不论军龄长短，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1995年12月，与钻井一连退伍战士合影。
1996年3月至97年3月，在南京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学习，并任学员七队二班班长。
在院校不论职务高低，每天都像战士一样整理内务，被子叠的像豆腐块。
1996年10月，在陆军指挥学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文艺晚会上朗诵毛泽东诗词《长征》。
1996年5月，爱人杨春莉来院校探亲时在南京雨花台留影。
1998年10月，给水工程团奉命移防朝阳，赤峰市委市政府在赤峰火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用蒙古族的最高礼节向团领导敬献哈达和上马酒，五万多各族群众手捧鲜花、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欢送的队伍从团部大门一直排到火车站，《赤峰日报》记者称之为“十里长街送军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代表给水团全体官兵在欢送仪式上致告别词。
市委常委、红山区委书记刘廷赞主持欢送会，副市长张全栋致欢送词。
获悉给水团要调离赤峰的消息后，赤峰市12个旗县区的领导纷纷到团里看望、送行。下图是喀喇沁旗领导到团里赠送锦旗。左起：旗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旗人大副主任范桂英、作者、副旗长温志强、团政治处主任张洪林、参谋长王永胜
1998年10月，我被评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半月谈》杂志等报刊均刊登了我的照片和简要事迹，《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扶贫状元》，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专题片《扶贫状元赵晓东》，我的照片和事迹还被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记录全国英模先进事迹的大型文献《强国丰碑》。
作为莘莘学子中的一员，我的母校喀喇沁旗锦山中学校史馆，展出了我的照片和著作《军旗下的思考》。
和新华社记者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从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回到赤峰时，在机场受到赤峰市党政军领导热烈欢迎。
1997年11月陪同沈阳军区参谋长吴玉谦中将视察给水团营区，右后为40集团军政委曹惠臣少将。
1999年7月任本溪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晋升大校军衔。
军分区是我从军路上的最后一站，也是军旅生涯最稳定的一个十年，10年中，除了年龄增长外，单位没变，职务没变。2009年7月我任职满10年，按照军队内部不成文的归定，不上即下。我被免去领导职务，等待退休（地方叫退居二线）。有意思的是，我的接任者竟是10年前送我来赴任的韩兴华政委。
2000年8月，新当选的本溪军分区党委常委合影。左起：政治部主任杨忠宽、作者、司令员宁文玉、市委书记李英杰（已故）、政委张福义、副司令员李国良、参谋长樊伟志、后勤部长赫文令（已故）
2004年，本溪市党政军领导在市政府广场与各界群众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为本溪市电业局民兵分队授旗
2003年9月，在本溪市教育局长汪德仁的陪同下，检阅市二高中军训学生方队。
2004年7月，本溪市党政军领导到驻地190旅参加“一日兵”活动，这是在训练场学习驾驶装甲车。
2004年8月，陪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书根上将游览本溪水洞。
2006年3月，与市领导一起为本溪市学雷锋标兵颁奖并合影留念。
2010年12月，我年满55周岁，按照《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光荣退休，为40年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最好的休息，是在回忆那些纷繁的往事，没有丝毫牵绊的放纵自己；最美的享受，是在捡拾那些散落在岁月中间的文字，不具任何功利的整理自己。”正是在这位哲人的启示下，我也捡拾起那些尘封多年的图片，对自己40年的军旅生涯进行一番整理。
翻开的是弥足珍贵的回忆，再现的是昔日奋斗的足迹。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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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地方上接线员声音大多了
我插队时，乘火车到亮甲店下车，再步行18里到青年点。村里有人养了一头猪，重800多斤。当地驻军要用粮食换肥猪吃肉，用1000斤大豆，2000斤玉米换，老农民不干，要钱。军队没钱，没换成。当地驻军占用当地的很大的良田，种粮食，养猪养鸡种菜，补充伙食。
亮甲店的名字据说与唐朝名将薛仁贵有关。传说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来到辽东半岛，一天夜里,忽有探马禀报：东逃的高丽军一路骚扰百姓。李世民听后命薛仁贵率领一队人马追歼逃敌。薛仁贵率队出发后下起了小雨，行军速度减慢,走到梁家店城东六十里时天就黑了。部队埋锅造饭，薛仁贵就把淋湿的盔甲挂在一棵树上晾着。雨过天晴，明月下，晾挂在树上的盔甲锃明瓦亮，大老远就能看见。从此，此地就被叫成晾甲店,读音相似字不同,后来就成了亮甲店。
提起抗击倭寇的英雄，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戚继光。其实，早在明朝初年的大连，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抗倭英雄刘江，而他取得抗倭大捷的时间，比戚继光扫平东南沿海倭寇之患还要早100多年。那时候，正值日本南北朝封建诸侯混战时期。日本沿海地区一些失意的封建主，纠集武夫、浪人、海盗、走私商人，携带武器，成百上千地到我国沿海各地进行骚扰，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据史书记载洪武三十年，辽东沿海海运竟因此被隔绝。明朝为了捍卫边疆，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建立了辽东第一个卫——金州卫，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三月，刘江被任命为辽东总兵官，负责辽东防务。 1419年，明朝军队在望海埚全歼入侵倭寇。望海埚地势高旷，刘江率步兵迎战，诱倭寇入伏，斩倭千余，生俘百余，史称“望海埚大捷”。刘江因此受到朝廷的嘉奖，并被朝廷封为广宁伯。此战是明朝抗倭首次大捷，在抗倭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后百余年，倭寇不敢复犯辽东！的确是中国军人情怀，追求入党提干、升官发财、封妻荫子。
在中国，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的象征。
很真实。
这让军队干休所的那些老头情何以堪。
那些老头大都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65年中校上校衔，80年代离休是大都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