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吴××、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了。他对前几年刚犯的严重路线性错误，指责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和下属头上。总的意思，要搞阶级斗争了，为文革为整人做准备。
从50年造51式开始，然后一路汽车坦克喷气机原子弹氢蛋，到70年造出卫星，完了尼克松就上门了。
只有进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给农民，以换取民心并换取兵员，这个方略只有孙先生认知到了，毛先生随即开始组织农民，开展农民运动。。。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有效力的先行者，毛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者。
孙毛的胜利，也不过是土改的胜利。
与其说是暴力革命的胜利，其是就是经济土改的胜利。
毛革命，或文革，也就是经济的胜利。
反对你所有所说的问题。
老毛的主张是【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但【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 地方政府【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 老毛的头脑还是很清醒。
厚着脸皮说：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
去你妈蛋的。
为啥72年去跟尼克松合作了？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康生、吴××、胡×。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了。他对前几年刚犯的严重路线性错误，指责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和下属头上。总的意思，要搞阶级斗争了，为文革为整人做准备。
从50年造51式开始，然后一路汽车坦克喷气机原子弹氢蛋，到70年造出卫星，完了尼克松就上门了。
只有进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给农民，以换取民心并换取兵员，这个方略只有孙先生认知到了，毛先生随即开始组织农民，开展农民运动。。。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有效力的先行者，毛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者。
孙毛的胜利，也不过是土改的胜利。
与其说是暴力革命的胜利，其是就是经济土改的胜利。
毛革命，或文革，也就是经济的胜利。
无论是为战争，抵抗外侮，还是为生产建设，反之，人力不能有效地守纪律地组织起来，就是一盘散沙，和平时它可能变成一群暴民，強贼，抢劫犯，或在国家危难时它就是一群行尸走肉，绵羊，任敌人宰割。从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组织能力，凝聚力，号召力比晚清民国是国家文明和力量的革命性的进步。 至于搞经济建设，不可能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规划都能成功，某些时刻，某些规划会失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无论是集体经济，还是私有化经济，否则在私有化资本经济发达，已发展了几百年的今天的西方国家，就不应该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公司破产倒闭了。投资失败也好，计划失败也好，关键是失败了，得到了经验教训或经济投资方向的信息反馈，调整而已，这本来就是社会运行的规律，因为，任何人，哪怕是神也不能完全预测掌控未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局部。 再说说，老毛懂不懂经济的问题，这个经济是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应该就是如何运作社会物质生产，以满足人们生活不断提高的一切物质需求。根据运作方式的不同，大的方面可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化经济。计划经济和集体经济出发点是基于人为规划，主观调控能公正公平有序进行生产和分配，这个观点和愿望没有丝毫问题，而且科学理想高尚，只是它要达到百分百成功或在任何时候，任何某一局部计划都能成功，一，目前的科学水平不够(即既宏观又微观完全测控，以便进行随时的动态的做计划，规划，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交通运输，互联网通讯，卫星监测等等，这样的测控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实现计划经济模式的科学能力会越来越强，二，完全运行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人力素质局限，即所谓的发挥人的积极性的问题，这就是涉及到人的本性的问题，也就是反对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那些人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私有化市场经济更符合自然规律之类的，实际上不就是因为人的自私自我之天性，反应在对搞生产的主观动机，态度上，说准确点，应该说私有化市场经济更符合人性的自然规律。但是，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人的觉悟，人性也会不断发展的，有作为有抱负的人总是要对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文明起促进推动作用，而不是毫无作为地放任它一如既往地自我自私，原地踏步，从这点上说，毛泽东要坚持把原本符合本性的自私自利的社会，用人民武赋予的政权，强制性纳入改造提高人性文明水平的社会经济体制，虽然会有挫折，但前景却更上一层楼，岂能用一时的挫折失败来贬低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抱负？历史上哪一个有大爱大抱负的人物不是企图在改造人性上有所作为，诸如，耶稣，佛祖，孔子不也在做改造人性的事吗？什么礼义廉耻。当然，他们都有时代的局限性。 所以，搞私有化市场经济，并不就是就叫懂经济，只能说懂人性的丑陋，搞计划集体经济也并非不懂人性的弱点，私有经济的活力，而是立志改变这种低级的人性所致的自然规律。最后，私有化市场经济，虽然短期内可以取得成功，繁荣，但它的弊端，除去社会公正公平不说，却是丝毫不比计划经济集体经济小，资本唯利是图，注定它极易走向极端，发展不平衡，到极端时，破产，倒闭，大萧条，大饥荒，西方经济不正在这条路上狂奔？由经济竞争掠夺，引发战争，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贸易，科技，冷战，热战能避免吗？这还不说私人化市场经济带来的腐败，垄断，黑社会运作等等。因此，不要只看到某一时期，某一些地方，市场经济的繁荣，就轻易下结论，哪种经济政治策好，哪种政策坏，到底哪模式对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的最终效果更好，竞赛还远没有结束，不要急于做定论。
反对你所有所说的问题。
老毛的主张是【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但【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 地方政府【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 老毛的头脑还是很清醒。
厚着脸皮说：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
去你妈蛋的。
为啥72年去跟尼克松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