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mnesty Act of 1872 was a United States federal law passed on May 22, 1872, which reversed most of the penalties imposed on former Confederates by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dopted on July 9, 1868. Section 3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prohibited the election or appointment to any federal or state office of any person who had held any of certain offices and then engaged in insurrection, rebellion, or treason. However, the section provided that a two-thirds vote by each House of the Congress could override this limitation. The 1872 act was passed by the 42nd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original restrictive Act was pas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May 1866.
Specifically, the 1872 Act removed voting restrictions and office-holding disqualification against most of the secessionists who rebelled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xcept for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irty-sixth and Thirty-seventh Congresses and officers in the judicial, military, and naval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2]
In the spirit of the act, then United States PresidentUlysses S. Grant, by proclamation dated June 1, 1872, directed all district attorneys having charge of proceedings and prosecutions against those who had been disqualified by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dismiss and discontinue them, except as to persons who fall within the exceptions named in the act.[2] President Grant also pardoned all but 500 former top Confederate leaders.
读史札记：天朝的面子和其他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访华，想和清朝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因为乾隆要求英使朝见时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戛尔尼只肯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乾隆拒绝了英使的外交和通商要求。四十八年以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炮舰轰开了清朝的大门，为了一个面子，大清最后又割地又赔款。1805年，俄国派戈洛夫金使团，准备和大清谈判并承认外兴安岭一带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属于中国。和他爹一样，嘉庆也要求使节三跪九叩。虽然戈洛夫金反复暗示会遵循旧例（即三跪九叩），但嘉庆坚持，必须书面承诺。商谈无果，戈洛夫金被驱逐出境。这次由于天朝争面子，中国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鸦片战争时，道光帝不在意英方条件的具体内容，而震怒于英方敢提出条件的行动本身，又特别在意英国文书是否情词恭顺。翻译起了决定作用：“匡正”译为“伸冤”，“抗议”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于是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变成告御状的怨妇。情词恭顺则主抚，桀骜不驯则主剿。今天中国的外交重点同样是面子。２００６年胡锦涛的访美礼仪，与美国讨价还价超过半年，为了争取提高访问的名份（工作访问升级到国事访问）和胡锦涛能够获得最高礼遇，中方向美国频频示好，送上一份份大礼。向美国采购的总额达一百六十二亿美元。中国汇率制度做出重大改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双方的谈判百分之八十都是场面问题。中方争取的重点是礼炮、仪仗和白宫晚宴。
中国和美国都经历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美国内战，北方战胜。林肯立刻发出特赦令，特赦了所有叛军，停战后没有杀掉一个官兵。中国内战，中共战胜后，据不完全统计，杀掉了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几乎全部参加过八年抗日战争，其中有不少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包括上将与辛亥元老4名、中将 78 名、少将159名。参加了和平起义的一百多名将领被错杀。后来4位上将与辛亥元老、20位中将、32位少将被平反恢复名誉。抗日战争中，牺牲在战场上的国军将领也就二百余人，死在同族枪口下的将领比日寇枪下还多。与之对比，在1062名日本战犯中，中共分批释放了1017名，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之时，12月24夜，熟悉的平安夜旋律回荡在英德两军的战壕里，双方士兵都加入合唱，放下武器，走出战壕，交换礼物，庆祝节日，比赛足球。圣诞节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宗教、国家和民族，代表的是和平、现代文明和人性。小粉红们抵制的恰恰就是超越宗教、超越国界的现代文明与平等博爱精神。
民国狂士刘文典桀骜不驯，敢顶撞、怒踢蒋介石。1949后，却变得谦恭得很。在政协发言“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 1958年，刘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交云南大学全校师生大会揭发批判。他不得不低头认错，承认强加的罪名：“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终于不堪折磨，因脑溢血辞世。狂士能狂，也要看时代，是否遇上了礼贤下士的当权者。比如祢衡能击鼓骂曹，但碰到黄祖，终究被杀。
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财务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还应该加上免除屈辱的自由（个人尊严）。这五个自由构成了现代人的人生目标。人之间是否互相尊重，是衡量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准。中国社会戾气很重，动辄辱骂白眼相向，平等观念差。普通人的尊严很难保全。
明代是中国朝贡体系建立得最完备的朝代。朝贡国家和地区的总数多达148个， 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盛况空前。出身卑微的朱元璋特别在意别人的态度，明成祖朱棣夺了侄子的天下，更在意别人的承认，都喜欢营造万国来朝的热闹氛围，乃有郑和七下西洋工程。对朝贡者“厚往薄来”。对所贡物品，高价给钱，甚至比原物高达百倍的价格。可称为明代的一带一路。大明的钱都拿去付贡品了，造成财政崩溃。内库的香料和土产堆积如山，国库却没有现金，只好把胡椒和香料发给百官，充抵工资。最后裁撤驿邮。驿卒李自成走投无路，遂揭竿而起，当年的一带一路对大明的江山崩溃功不可没。中国自2009年开始，对外援助超过了美国，累计约2.4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负担4378元，21％属于无偿经济援助。
1949年4月24日，蒋介石乘太康舰离大陆去台湾，专门在吴淞口停泊，让陶希圣去上海接女儿陶琴薰。当时上海已被共军包围，炮火可覆盖吴淞口。抗战期间，蒋送梁思成兄弟2万元治病。1940年一月陶希圣逃出上海汪伪控制后，将日汪密约交予蒋。蒋本欲公布，揭穿汪日。但得知陶的妻儿仍在上海汪伪控制下，决定延期公布，等陶一家逃离虎口后，才公布天下。蒋顾惜人才，政治大局可为人情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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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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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纠正。查证了，原文有误，特赦令是格兰特总统签署的。准确地说只有一个战俘管理营的长官威尔兹上尉被处绞刑，因为战俘营条件太差，极高死亡率。我会改正。但原文结论还是正确的。
The Amnesty Act of 1872 was a United States federal law passed on May 22, 1872, which reversed most of the penalties imposed on former Confederates by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dopted on July 9, 1868. Section 3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prohibited the election or appointment to any federal or state office of any person who had held any of certain offices and then engaged in insurrection, rebellion, or treason. However, the section provided that a two-thirds vote by each House of the Congress could override this limitation. The 1872 act was passed by the 42nd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original restrictive Act was pas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 May 1866.
Specifically, the 1872 Act removed voting restrictions and office-holding disqualification against most of the secessionists who rebelled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xcept for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irty-sixth and Thirty-seventh Congresses and officers in the judicial, military, and naval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foreign minis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2]
In the spirit of the act, then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 by proclamation dated June 1, 1872, directed all district attorneys having charge of proceedings and prosecutions against those who had been disqualified by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dismiss and discontinue them, except as to persons who fall within the exceptions named in the act.[2] President Grant also pardoned all but 500 former top Confederate leaders.
The 1872 Act affected over 150,000 former Confederate troops who had taken part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日不落帝国面积最大时达到3500万平方公里，那么这些国家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英国占领统治呢？他们会因为大清为了一个面子，最后就让大清”又割地又赔款”？
国军受降了128万日军，枪毙了几个？
共军才受降多少日军？
当时对投降的日军审判是根据国际法的进行的。那些日军军官在战争中确实屠杀了巨量的中国人，可是要定他们的罪是战争罪，而不是刑事罪。美国主导的对日军审判，中国并无多少话语权，那731部队还不是被美国接到了美国马里兰州建立了细菌病毒实验室？按罪行他们应该枪毙。
国军战败，高级将领关在功德林，一个也没杀。战争中死亡是正常的，抗日是功，但不能替代打内战的罪。
国民政府时期于1945年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 其中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川岛芳子等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国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判刑，400多名日本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开始接手国民党政府所处置的日本战犯。另外新中国还接收了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战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日本战犯要以“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因而所有被国民政府判刑的战犯暂时获得特赦。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关押在太原和抚顺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8名战犯分别被判处8-18年有期徒刑。 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日本战犯上中正高、大矢正春、川田敏夫等335人，宣布免予起诉并释放。
196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所有战犯释放回国。
1. 国军受降了128万日军，枪毙了多少？计算一下比列。
2. 苏军击败关东军，仅仅有2.7万技术兵种和技工交给八路军，加入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的抗日联军），后来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其余将62万日军俘虏被押解到西比利亚做苦力，大部分死亡。
3. 八路受降的日军数量很少，因为日军拒绝向八路投降，被八路强行缴械的日军都是小股部队，军官级别很低，小队长，中队长级别的多，大队长级别的都很少，别说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军长，方面军司令等高级别的了。而战犯一般是指高级军官
1. 日本313名甲乙丙级战犯录,把这些千古罪人永远钉在日本侵华耻辱柱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战争责任的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至1956年间，中国先后在抚顺、太原两地关押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1109名，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逮捕的140名。苏联红军1945年8月，对日宣战后，在中国东北地区逮捕并于1950年7月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的969名。1951年至195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进行了调查，并会同有关机关进行起诉、审判的准备。这些档案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1956年4月2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实行区别对待、宽大处理的方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56年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罪行相对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侵华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对45名日本侵华战犯，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诉讼。
日军高级将领都在这里，高级将领才能是战犯。
共军强迫日军投降或者攻占县城，日军一般都是大队以下的编制，军阶在中佐以下，一般不够战犯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