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夫人李力群
这个“她”，是高岗的夫人李力群。
李力群，1920年生，现年95岁，依然健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革命，1938年在延安入党，1940年与高岗结婚。
1954年七届二中全会后，高岗和饶漱石被定性为“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并且牵连了一批党内高级干部。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大会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随后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议。
既然被开除出党，“同志”的称谓就不再属于高岗了，他就以“野心家、阴谋家”定格在历史。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留下李力群孤儿寡母。
尽管迫于压力，李力群不敢对中央关于高岗的定性有任何疑义，但她了解高岗，从来不认为高岗会做出分裂党、反对毛泽东的事情。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后，李力群就高岗问题的定性向中央反映，希望高岗获得平反。李力群回忆说：
大约是1978年，胡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时，有一天我去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里看望他。见面后刚坐下，还未等我说明来意时，耀邦同志就对我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指高岗）讲的话又在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还在别的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的长与短。你与孩子不要背包袱，孩子考大学时，总理特别给有的大学（指报考大学）打招呼对组织部也讲了，成绩达标，优先录取，不要牵扯高岗问题。高岗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如陈伯村同志，也对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情况，高岗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可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李力群：《难忘的回忆》，载《忆高岗同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286-287页）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胡耀邦的努力被束之高阁。
（李力群晚年一直在为高岗的平反努力着）
但是，李力群并不气馁。此后，每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她都要写信申述高岗问题。20多年来，她写下了不少信，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求弄从历史刊高岗，能实事求是地给高岗做个结论，回到历史的本来面貌”。
李力群锲而不舍的努力，也慢慢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回应。李力群回忆：
2002年曾－庆－红同志要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和审干局局长赵恩洲以及中组部老干部局处长吴卫新（女同志）来我家谈话，我心里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面说一面流泪，我说高岗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他一生为党为人民，作了许多贡献，他一生出生入死，为党为人民流血流汗忘我工作。……他最后怎么落个这样下场当成敌人处理呢？我一直想不通。他冤枉。我也永远忘不了高岗死后毛主席、周总理对我几个孩子的关怀照顾的恩情，我请求党中央能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实事求是给他做个公正的结论。我今年84岁了，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看到这个结论。李铁林同志听完我的情况说：“请你耐心等待，此事要调查研究写个报告给党中央。我留个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找他们（《忆高岗同志》，286页）。
在李力群申诉的漫长时间里，这大概是第一次得到中央的回应，所以她激动的“一面说一面流泪”。
2003年9月14日，李力群在给“曾－庆－红同志并胡－锦－涛同志及常委各同志”的信中说：“我曾数次给党中央写信，也给曾－庆－红写过信。现在我再一次将自己亲身经历如实写出。向党组织报告。”信中还说：“我今年已经84岁了，来日不多，恳求党中央能在我一息尚存之时，对高岗问题进行审查，公正对待历史，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信见《忆高岗同志》，263页）
大概因为李力群这封信，有了这样的结果。李力群回忆说：
2004年6月，中组部的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的同志代表中央找我谈话，告诉我：中央对高岗问题很重视，组织了人力，用了三年的时间，查阅了五百多份档案。高岗同志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确实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很受感动。但是高岗的问题是1955年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还不宜作出平反，当然这个事件发生在现在是不会那样处理的（《忆高岗同志》， 290页）。
（高岗的家乡横山县举行的《开国元勋高岗》纪录片首映式）
2005年11月16日，李力群在“写给刘力贞、张光同志的信”中，把赵洪祝代表中央的这次谈话，作为“一个欣慰的消息”告诉老朋友，可以补充上面的回忆。李力群信中说：
2004年6月初，中央派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代表组织来看我，赵洪祝副部长说：“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重新审阅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查阅了各个历史时期500余份档案资料，对高岗同志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为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我们看了很受教育和鼓舞”。他还告诉我：今后提到高岗，一律改称“同志”。不再提“反党联盟”……之事。他们还说到：1955年的决议还不宜纠正。因为现在党内还有不同意见，时机还未到，请我耐心等待。我听过之后，心里很激动，话都说不出来，我流着泪对他们说：感谢中央能够实事求是的审议高岗同志的问题，我一定耐心等待那一天。（信见《忆高岗同志》，302页）
这次中央安排人与李力群谈话的人，一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一是中纪委副书记，与2002年那次相比，规格显然高了不少。在李力群看来，这当然也表明中央对她申诉的问题的重视。因此，为高岗挣得了“同志”的称谓，李力群和家人非常兴奋。李力群说：
赵洪祝副部长称“高岗同志”，使我和子女惊喜不已，为两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勇于纠正前人错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感到极大的慰藉和鼓舞。赵副部长提到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宜公开平反，我从大局出发也表示理解。[李力群2011年2月22日致中央常委的信，见《高岗事件考辨》（增订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7页]
可是，高岗的“同志”称谓，要在历史的结论中得到体现，并不那么容易。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内中关于高岗的叙述，虽然仍然沿用了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但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着眼于指出其“分裂党”的危害，而有意淡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定性。
尽管官方史书书写者在高岗和饶漱石问题上费了一番苦心，但是，在李力群看来，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叙事方式，并没有对高岗的定性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更何况，她和家人引以为豪的“同志”称谓没有得到任何体现。为此，2011年2月22日，91岁高龄的李力群，再次给中央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她说：这部书关于“高饶事件”的内容，“没有吸收近六十年来我们党对党内，特别是中央内部政治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历史反思的正面成果；没有对党内长期广泛地要求重新认识‘高饶事件’的必然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主政期间，于2004年结束的历史三年之久、中央组织部对高岗事件及他个人历史的重新审查和新的结论精神，采取了回避与背离的态度”。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历史纠错问题上迟滞与倒退”（《高岗事件考辨》（增订本）, 107页）。
（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忆高岗同志》）
官方对高岗没有采用“同志”的称谓，但民间，尤其是高岗的家乡陕西省横山县的有关领导，则把“同志”的称谓看作了对高岗定性“新的结论精神”。在家乡开始了一系列弘扬高岗的活动。
2005年10月，高岗诞辰100周年，高岗的家乡横山县举行了纪念活动。2008年10月，高岗旧居纪念室开展；2009年8月29日，高岗铜像揭幕；同年，《开国元勋高岗》历史纪录片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
2010年，由“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的《忆高岗同志》，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特用“高岗同志”，当然是有所指；这也是大陆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高岗“同志”的称谓。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中，与习仲勋同属中共陕北干部一脉的高岗首次在片中以正面形象出现。
（2015年10月25日，纪念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李力群及小儿子高燕生应邀出席会议，并第一排显要位置就座。李力群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高岗的闻声，“我写过很多材料，都交给组织了，希望中央能正视高岗的贡献与过失，给予实事求实、公正的评价”。
2015年10月25日上午，黄土情联谊会主办的《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庄宾馆大礼堂举行。黄土情联谊会在京的部分领导和会员，专程从西安等地赶到北京参会的有关人员，以及高岗同志的部分亲属等150多人出席会议。与会者认真观看了由黄土情联谊会投资制作的《高岗同志纪录片》。该片系统地展示了高岗同志传奇的革命人生，与会者一起缅怀了开国元勋高岗同志的革命事迹。
这应该是高岗在1955年被定性后，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高岗同志的座谈会。尽管看起来是由民间性质的“黄土情联谊会”举办，但所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让一些人有所期待。
林二号比高还冤，老婆一块死了，没有人去求青天明主，身后也就这么的了
可是，木有高岗，四野如何打仗？木有饶簌石，华野如何补充粮弹兵员？
恰恰是这两个野战军为土共打天下奠定了基础，也恰恰在得天下后的“五马进京”，一网打尽。
土共这一手，和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都是一样滴。
高岗与夫人李力群
这个“她”，是高岗的夫人李力群。
李力群，1920年生，现年95岁，依然健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革命，1938年在延安入党，1940年与高岗结婚。
1954年七届二中全会后，高岗和饶漱石被定性为“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并且牵连了一批党内高级干部。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大会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随后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议。
既然被开除出党，“同志”的称谓就不再属于高岗了，他就以“野心家、阴谋家”定格在历史。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留下李力群孤儿寡母。
尽管迫于压力，李力群不敢对中央关于高岗的定性有任何疑义，但她了解高岗，从来不认为高岗会做出分裂党、反对毛泽东的事情。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后，李力群就高岗问题的定性向中央反映，希望高岗获得平反。李力群回忆说：
大约是1978年，胡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时，有一天我去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里看望他。见面后刚坐下，还未等我说明来意时，耀邦同志就对我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指高岗）讲的话又在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还在别的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的长与短。你与孩子不要背包袱，孩子考大学时，总理特别给有的大学（指报考大学）打招呼对组织部也讲了，成绩达标，优先录取，不要牵扯高岗问题。高岗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如陈伯村同志，也对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情况，高岗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可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李力群：《难忘的回忆》，载《忆高岗同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286-287页）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胡耀邦的努力被束之高阁。
（李力群晚年一直在为高岗的平反努力着）
但是，李力群并不气馁。此后，每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她都要写信申述高岗问题。20多年来，她写下了不少信，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求弄从历史刊高岗，能实事求是地给高岗做个结论，回到历史的本来面貌”。
李力群锲而不舍的努力，也慢慢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回应。李力群回忆：
2002年曾－庆－红同志要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和审干局局长赵恩洲以及中组部老干部局处长吴卫新（女同志）来我家谈话，我心里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面说一面流泪，我说高岗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他一生为党为人民，作了许多贡献，他一生出生入死，为党为人民流血流汗忘我工作。……他最后怎么落个这样下场当成敌人处理呢？我一直想不通。他冤枉。我也永远忘不了高岗死后毛主席、周总理对我几个孩子的关怀照顾的恩情，我请求党中央能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实事求是给他做个公正的结论。我今年84岁了，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看到这个结论。李铁林同志听完我的情况说：“请你耐心等待，此事要调查研究写个报告给党中央。我留个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找他们（《忆高岗同志》，286页）。
在李力群申诉的漫长时间里，这大概是第一次得到中央的回应，所以她激动的“一面说一面流泪”。
2003年9月14日，李力群在给“曾－庆－红同志并胡－锦－涛同志及常委各同志”的信中说：“我曾数次给党中央写信，也给曾－庆－红写过信。现在我再一次将自己亲身经历如实写出。向党组织报告。”信中还说：“我今年已经84岁了，来日不多，恳求党中央能在我一息尚存之时，对高岗问题进行审查，公正对待历史，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信见《忆高岗同志》，263页）
大概因为李力群这封信，有了这样的结果。李力群回忆说：
2004年6月，中组部的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的同志代表中央找我谈话，告诉我：中央对高岗问题很重视，组织了人力，用了三年的时间，查阅了五百多份档案。高岗同志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确实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很受感动。但是高岗的问题是1955年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还不宜作出平反，当然这个事件发生在现在是不会那样处理的（《忆高岗同志》， 290页）。
（高岗的家乡横山县举行的《开国元勋高岗》纪录片首映式）
2005年11月16日，李力群在“写给刘力贞、张光同志的信”中，把赵洪祝代表中央的这次谈话，作为“一个欣慰的消息”告诉老朋友，可以补充上面的回忆。李力群信中说：
2004年6月初，中央派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代表组织来看我，赵洪祝副部长说：“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重新审阅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查阅了各个历史时期500余份档案资料，对高岗同志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为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我们看了很受教育和鼓舞”。他还告诉我：今后提到高岗，一律改称“同志”。不再提“反党联盟”……之事。他们还说到：1955年的决议还不宜纠正。因为现在党内还有不同意见，时机还未到，请我耐心等待。我听过之后，心里很激动，话都说不出来，我流着泪对他们说：感谢中央能够实事求是的审议高岗同志的问题，我一定耐心等待那一天。（信见《忆高岗同志》，302页）
这次中央安排人与李力群谈话的人，一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一是中纪委副书记，与2002年那次相比，规格显然高了不少。在李力群看来，这当然也表明中央对她申诉的问题的重视。因此，为高岗挣得了“同志”的称谓，李力群和家人非常兴奋。李力群说：
赵洪祝副部长称“高岗同志”，使我和子女惊喜不已，为两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勇于纠正前人错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感到极大的慰藉和鼓舞。赵副部长提到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宜公开平反，我从大局出发也表示理解。[李力群2011年2月22日致中央常委的信，见《高岗事件考辨》（增订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7页]
可是，高岗的“同志”称谓，要在历史的结论中得到体现，并不那么容易。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内中关于高岗的叙述，虽然仍然沿用了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但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着眼于指出其“分裂党”的危害，而有意淡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定性。
尽管官方史书书写者在高岗和饶漱石问题上费了一番苦心，但是，在李力群看来，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叙事方式，并没有对高岗的定性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更何况，她和家人引以为豪的“同志”称谓没有得到任何体现。为此，2011年2月22日，91岁高龄的李力群，再次给中央写信，阐述自己的看法。她说：这部书关于“高饶事件”的内容，“没有吸收近六十年来我们党对党内，特别是中央内部政治生活进行理性审视和历史反思的正面成果；没有对党内长期广泛地要求重新认识‘高饶事件’的必然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主政期间，于2004年结束的历史三年之久、中央组织部对高岗事件及他个人历史的重新审查和新的结论精神，采取了回避与背离的态度”。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历史纠错问题上迟滞与倒退”（《高岗事件考辨》（增订本）, 107页）。
（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忆高岗同志》）
官方对高岗没有采用“同志”的称谓，但民间，尤其是高岗的家乡陕西省横山县的有关领导，则把“同志”的称谓看作了对高岗定性“新的结论精神”。在家乡开始了一系列弘扬高岗的活动。
2005年10月，高岗诞辰100周年，高岗的家乡横山县举行了纪念活动。2008年10月，高岗旧居纪念室开展；2009年8月29日，高岗铜像揭幕；同年，《开国元勋高岗》历史纪录片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
2010年，由“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的《忆高岗同志》，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特用“高岗同志”，当然是有所指；这也是大陆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高岗“同志”的称谓。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中，与习仲勋同属中共陕北干部一脉的高岗首次在片中以正面形象出现。
（2015年10月25日，纪念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李力群及小儿子高燕生应邀出席会议，并第一排显要位置就座。李力群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高岗的闻声，“我写过很多材料，都交给组织了，希望中央能正视高岗的贡献与过失，给予实事求实、公正的评价”。
2015年10月25日上午，黄土情联谊会主办的《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庄宾馆大礼堂举行。黄土情联谊会在京的部分领导和会员，专程从西安等地赶到北京参会的有关人员，以及高岗同志的部分亲属等150多人出席会议。与会者认真观看了由黄土情联谊会投资制作的《高岗同志纪录片》。该片系统地展示了高岗同志传奇的革命人生，与会者一起缅怀了开国元勋高岗同志的革命事迹。
这应该是高岗在1955年被定性后，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高岗同志的座谈会。尽管看起来是由民间性质的“黄土情联谊会”举办，但所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让一些人有所期待。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七言 | 去见想见的人吧 徐庆全：她是怎样为高岗挣得“同志”称谓的？ 高岗夫人李力群走完百年悲喜人生 (ZT)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老照片 - 黑白年代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文学城www.wenxuecity.com--
林二号比高还冤，老婆一块死了，没有人去求青天明主，身后也就这么的了
可是，木有高岗，四野如何打仗？木有饶簌石，华野如何补充粮弹兵员？
恰恰是这两个野战军为土共打天下奠定了基础，也恰恰在得天下后的“五马进京”，一网打尽。
土共这一手，和朱元璋的“火烧庆功楼”，都是一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