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老板叫王有德，与吴父素有往来，但是并没有和眼前的九叔打过交道。九叔费尽口舌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并向他出示了转账记录，最后总算让他明白：原来这位是被老婆坑了跑来要钱的。九叔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跟归聚庄毫不搭界，归聚庄不能用他的户头来抵债。王老板却不慌不忙，拿出当初签约时归聚庄提供的资料，里面的股东名单上赫然列有九叔的大名。虽说冤有头、债有主，但股东替公司还钱，也算天经地义了。九叔实在没辙，只能向王老板哀求：这些都是助学的善款，如果讨不回来，他只能去跳黄埔江了！
王有德还真是有德之人，听完九叔哭诉，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对他说：“我要是把钱给你，我就得蒙受损失——归聚庄不会另打一笔钱过来了。这样吧，我有一笔旧账，是当年在安徽卖货时人家欠的，比你那个数还多一些。你要是能替我把债讨来，我就还你；你要是讨不来，我也爱莫能助了！”
九叔想想，实在别无出路，只得硬着头皮接下账本，和元如奔赴安徽讨债。可哪里讨得着啊！这笔账是抗战期间欠下的，借款人早就搬家了。两人东打听，西打听，忙活了一个多月，居然在两百里开外的另一个县找到了借款人的儿子。他是新近从江西迁回来的，老父已经死于战乱。照理说债随人走，可以一笔勾销了，然而徽商确实与众不同：少东家硬是东拆西借把钱凑齐，替老父还清了这笔债。当九叔回到宁波，向王有德呈上汇票时，他都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九叔一介书生居然能把这笔烂账讨来！王老板言而有信，马上把九叔的钱归还，又给借款人的儿子去了一封信，提出要采购一批大宗货物。
九叔终于把吴玉银长袖善舞弄出来的大窟窿补上，虽然一时难以官复原职，毕竟有脸见江东父老了。王有德见他还能办事，就留他一起做买卖。元如跟他闯荡了这些日，也不愿回家种地了，便继续当他的小跟班。
九叔学而优则仕，仕而废则商，但终究没有与孔方兄作伴的兴致。跑了半年生意，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其时蒋管区的民主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九叔眼见国民党日薄西山，又搞起了政治投机，托人搭上民盟元老沈钧儒。沈以前曾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教务长，同时做沪江大学的兼职教授，因此与九叔有师生之谊。他那时正致力于跟共产党搞“联合政府”，因此倒蒋热情很高，见有昔日学生“弃暗投明”，心中大喜，也不多问来龙去脉，就把九叔留在身边。九叔的才学他是知道的，这样一个高级外交官做他的幕僚，实在是大材小用。
不久沈均儒带着九叔访问了苏北解放区，受到栗裕将军的接见。由于民盟支持共产党太过用力，蒋介石深以为恨，竟于1947年10月将其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沈均儒怒气冲天，旋即在香港宣布：民盟从此坚决拥戴共产党。九叔当初投奔沈均儒时，也没想到他会与国民党彻底闹翻，不免有些后悔。然而事已至此，只得继续追随导师，否则连饭辙都没了。
1948年9月沈均儒从香港去东北解放区，与共产党讨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问题。出于保密原因，九叔未与沈均儒同行，而是乘坐下一趟班轮。不料船至青岛附近却遭遇海盗，财物被洗劫一空，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九叔与元如又成了无产阶级，只得在青岛上岸，向当地政府求助。好不容易得了点盘缠，便坐火车回到上海。九叔在这边尚有一些朋友，见他沦落至此，总不会全都袖手旁观。
九叔带着元如刚找了一家廉价旅馆住下，没想到特务随后就至，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俩给逮走了。过去一年里，九叔跟随沈均儒到处行走，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那位资助他的朋友一等他离开，马上就给警察局拨了电话。这会儿九叔呆在牢里，真是万念俱灰：要是跟着王有德继续跑买卖，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就上了沈均儒的“贼船”呢？如今给他戴个“叛党通匪”的罪名，不死也给整残了！
谁料吉人自有天相。九叔的案子非同寻常，牵涉政治大人物，办案的不敢擅作主张，便逐级上报，最后居然报到了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的手里。在重庆那阵子九叔攀附CC系，曾经亲聆陈立夫的垂训，后来跑去上海发财，便未再与陈联系。这回陈立夫却念旧情，亲自把他保了出来。他说九叔“天性纯良”，只是受了沈均儒那个老贼蛊惑，才走上了背弃总理遗训的邪路。九叔自然感激涕零，视陈为重生父母，发誓痛改前非。陈立夫觉得人材难得，便留他在身边当英文秘书。
九叔坐了几圈过山车，终于否极泰来，重新变成了“党国精英”。他总结了前几年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遇人不淑，便又去寻了个淑女做老婆。淑女名唤蔡安云，乃浙江高等法院院长的女儿。九叔早年竞考县长，曾经借住她家，很受她父亲赏识。蔡小姐那时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丫头，却对九叔留有印象。她后来考取名牌大学，毕业即在陈立夫的系统工作。有一次她偶遇九叔，居然一眼就认了出来。九叔本是情场老手，加之又有前缘，所以很快赢得美人心。
母亲曾经告诉大哥，九叔原打算再玩一玩，于是先跟蔡小姐同居。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是处女，不禁大为感动。蔡小姐时年二十六，相貌秀丽，风姿绰约，虽在交际圈而能守身如玉，得遇心仪之人则决然相许，这让风流成性的九叔深感惭愧，很快就将她明媒正娶，并特请陈立夫主持婚礼。
进入1949年，国民党的败亡已经昭然若揭，九叔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除了现任老婆，他还想带一个孩子去台湾。然而前妻与自己形同水火，虽有骨肉，却不容近身。这时他想起与小姨子生的那个儿子，便设法与吴玉琪取得了联系。吴玉琪当年吃过九叔大亏，但并不怎么怨恨他，反倒觉得吴家那样算计他过于下流。她与丈夫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便把老大过继给九叔。蔡安云其时尚未生育，也乐意先做教母。她也许能够猜出个中情由，但对九叔的过往却不深究，当真天性纯良。
九叔那次去找母亲，正是行前最后一别。他漂泊半生，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上天待他不薄，终于给他一条出路，尽管是“弃明投暗”。假如那次没遇上海盗，他八成会跟着沈均儒投靠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均儒的党贵为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九叔想必也会跟着沾点光。不过，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他能逃得掉吗？
九叔的前妻领着三个孩子留在大陆，经历了很多风雨。老大老二还算不错，都长大成人，建立了家庭。老三安东尼则比较倒楣，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断了腿，落下残疾，终身未娶。】
2014-08-23
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在共产党危难之际，为共产党出了力。
看来民国期间匪患较严重，坐船也会遇海盗。
【纺织厂老板叫王有德，与吴父素有往来，但是并没有和眼前的九叔打过交道。九叔费尽口舌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并向他出示了转账记录，最后总算让他明白：原来这位是被老婆坑了跑来要钱的。九叔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跟归聚庄毫不搭界，归聚庄不能用他的户头来抵债。王老板却不慌不忙，拿出当初签约时归聚庄提供的资料，里面的股东名单上赫然列有九叔的大名。虽说冤有头、债有主，但股东替公司还钱，也算天经地义了。九叔实在没辙，只能向王老板哀求：这些都是助学的善款，如果讨不回来，他只能去跳黄埔江了！
王有德还真是有德之人，听完九叔哭诉，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对他说：“我要是把钱给你，我就得蒙受损失——归聚庄不会另打一笔钱过来了。这样吧，我有一笔旧账，是当年在安徽卖货时人家欠的，比你那个数还多一些。你要是能替我把债讨来，我就还你；你要是讨不来，我也爱莫能助了！”
九叔想想，实在别无出路，只得硬着头皮接下账本，和元如奔赴安徽讨债。可哪里讨得着啊！这笔账是抗战期间欠下的，借款人早就搬家了。两人东打听，西打听，忙活了一个多月，居然在两百里开外的另一个县找到了借款人的儿子。他是新近从江西迁回来的，老父已经死于战乱。照理说债随人走，可以一笔勾销了，然而徽商确实与众不同：少东家硬是东拆西借把钱凑齐，替老父还清了这笔债。当九叔回到宁波，向王有德呈上汇票时，他都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九叔一介书生居然能把这笔烂账讨来！王老板言而有信，马上把九叔的钱归还，又给借款人的儿子去了一封信，提出要采购一批大宗货物。
九叔终于把吴玉银长袖善舞弄出来的大窟窿补上，虽然一时难以官复原职，毕竟有脸见江东父老了。王有德见他还能办事，就留他一起做买卖。元如跟他闯荡了这些日，也不愿回家种地了，便继续当他的小跟班。
九叔学而优则仕，仕而废则商，但终究没有与孔方兄作伴的兴致。跑了半年生意，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其时蒋管区的民主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九叔眼见国民党日薄西山，又搞起了政治投机，托人搭上民盟元老沈钧儒。沈以前曾在上海法科大学任教务长，同时做沪江大学的兼职教授，因此与九叔有师生之谊。他那时正致力于跟共产党搞“联合政府”，因此倒蒋热情很高，见有昔日学生“弃暗投明”，心中大喜，也不多问来龙去脉，就把九叔留在身边。九叔的才学他是知道的，这样一个高级外交官做他的幕僚，实在是大材小用。
不久沈均儒带着九叔访问了苏北解放区，受到栗裕将军的接见。由于民盟支持共产党太过用力，蒋介石深以为恨，竟于1947年10月将其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沈均儒怒气冲天，旋即在香港宣布：民盟从此坚决拥戴共产党。九叔当初投奔沈均儒时，也没想到他会与国民党彻底闹翻，不免有些后悔。然而事已至此，只得继续追随导师，否则连饭辙都没了。
1948年9月沈均儒从香港去东北解放区，与共产党讨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问题。出于保密原因，九叔未与沈均儒同行，而是乘坐下一趟班轮。不料船至青岛附近却遭遇海盗，财物被洗劫一空，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九叔与元如又成了无产阶级，只得在青岛上岸，向当地政府求助。好不容易得了点盘缠，便坐火车回到上海。九叔在这边尚有一些朋友，见他沦落至此，总不会全都袖手旁观。
九叔带着元如刚找了一家廉价旅馆住下，没想到特务随后就至，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俩给逮走了。过去一年里，九叔跟随沈均儒到处行走，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那位资助他的朋友一等他离开，马上就给警察局拨了电话。这会儿九叔呆在牢里，真是万念俱灰：要是跟着王有德继续跑买卖，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就上了沈均儒的“贼船”呢？如今给他戴个“叛党通匪”的罪名，不死也给整残了！
谁料吉人自有天相。九叔的案子非同寻常，牵涉政治大人物，办案的不敢擅作主张，便逐级上报，最后居然报到了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的手里。在重庆那阵子九叔攀附CC系，曾经亲聆陈立夫的垂训，后来跑去上海发财，便未再与陈联系。这回陈立夫却念旧情，亲自把他保了出来。他说九叔“天性纯良”，只是受了沈均儒那个老贼蛊惑，才走上了背弃总理遗训的邪路。九叔自然感激涕零，视陈为重生父母，发誓痛改前非。陈立夫觉得人材难得，便留他在身边当英文秘书。
九叔坐了几圈过山车，终于否极泰来，重新变成了“党国精英”。他总结了前几年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遇人不淑，便又去寻了个淑女做老婆。淑女名唤蔡安云，乃浙江高等法院院长的女儿。九叔早年竞考县长，曾经借住她家，很受她父亲赏识。蔡小姐那时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丫头，却对九叔留有印象。她后来考取名牌大学，毕业即在陈立夫的系统工作。有一次她偶遇九叔，居然一眼就认了出来。九叔本是情场老手，加之又有前缘，所以很快赢得美人心。
母亲曾经告诉大哥，九叔原打算再玩一玩，于是先跟蔡小姐同居。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是处女，不禁大为感动。蔡小姐时年二十六，相貌秀丽，风姿绰约，虽在交际圈而能守身如玉，得遇心仪之人则决然相许，这让风流成性的九叔深感惭愧，很快就将她明媒正娶，并特请陈立夫主持婚礼。
进入1949年，国民党的败亡已经昭然若揭，九叔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除了现任老婆，他还想带一个孩子去台湾。然而前妻与自己形同水火，虽有骨肉，却不容近身。这时他想起与小姨子生的那个儿子，便设法与吴玉琪取得了联系。吴玉琪当年吃过九叔大亏，但并不怎么怨恨他，反倒觉得吴家那样算计他过于下流。她与丈夫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便把老大过继给九叔。蔡安云其时尚未生育，也乐意先做教母。她也许能够猜出个中情由，但对九叔的过往却不深究，当真天性纯良。
九叔那次去找母亲，正是行前最后一别。他漂泊半生，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上天待他不薄，终于给他一条出路，尽管是“弃明投暗”。假如那次没遇上海盗，他八成会跟着沈均儒投靠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均儒的党贵为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九叔想必也会跟着沾点光。不过，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他能逃得掉吗？
九叔的前妻领着三个孩子留在大陆，经历了很多风雨。老大老二还算不错，都长大成人，建立了家庭。老三安东尼则比较倒楣，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断了腿，落下残疾，终身未娶。】
2014-08-23
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在共产党危难之际，为共产党出了力。
看来民国期间匪患较严重，坐船也会遇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