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辰哲
声明：兵说原创，抄袭必究
对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者的营救行动失败，是解放战争史上一个重大遗憾。
这300多位熬过长期残酷狱中生活的光辉勇者，却倒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解放的前夜，在11.27屠杀之夜殉难倒下——这距我军11.29进军重庆只隔两天。
历史上，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一直是极为重要的工作。许多曾被蒋氏当局关押的同志被营救成功，减少了损失。毕竟最重要的，永远是人。
那么，为何重庆的营救行动失败，最终酿成了一大损失，至今仍有影响？
我们把营救行动的时间线梳理一下。
蒋氏令毛人凤飞抵重庆，亲自部署屠杀工作，名曰“清理积案”。
渣滓洞特务头子徐远举后来被捕时交代，毛人凤部署时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
毛人凤对徐远举交代：“上头（指蒋）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所有人，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可以看出，在蒋氏“杀人太少”的指导下，毛人凤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了。
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的戴公祠。
为防止枪声引起狱中革命者的警觉，杨虎城刚进门，即被捂住嘴巴，用匕首刺死，遗体用硝水毁灭。
这位号召抗战，而后被关押了12年之久的爱国将军，他倡议的抗战，自己没能参加，抗战胜利的欢庆，也没有享受到。
同时，还有年仅8岁的宋振中——小萝卜头，同样被匕首刺死。
狱中的革命者们感觉到了危机。
关在白公馆的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
渣滓洞和白公馆，是军统绝密地点。他们被关在这里，外界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监狱存在，更不用说组织营救、有人带路了。
狱中的领导者陈然、刘国鋕等人研究决定，让罗广斌去“自首”，争取能被释放出去，赶紧告诉组织，派人攻打监狱营救。
罗广斌起初并不愿意，坚持了这么久，为什么要先投降呢？谁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叛徒？
最终，大家说服了他：“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其他人为罗广斌“投敌”的情况作了证明。
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风华正茂，时年26岁的陈然，写下《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
陈然最惊天动地的，就是出了“白宫版”的《挺进报》。即在从看守口中听说我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后，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上几句话，然后写下报题：《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白公馆挺进报，就用香烟纸在牢房里流传了好几期。通过黄显声将军偶尔得到的报纸消息，用香烟纸做的挺进报，在监狱传播逐步胜利的消息。
大家看着一两句话的“报纸”，越发的坚信胜利的到来。
这就是革命者的胆识和意志，哪怕被你关着，宣传工作也要做到你眼皮子底下。
枪决之时宣读名单：“陈然……《挺进报》负责人”“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因为一直以来的地下工作，多年从未谋面，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
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享受了一分钟的初识之后，共同赴死。
时间越来越紧迫。
有人听到了特务的谈话，“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3个大坑是做什么用的。
终于，大家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已经到了10日。即便出得去，也没时间找人营救了。
这个方法失败了。
又有一批革命者被杀害了。这一次是31人，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电台岚垭。其中就有江竹筠。
这位丈夫牺牲、儿子失散的江姐，留下给孩子的一封信后，年仅29岁被杀害。
这时，狱中革命者们最关键也是最后一次求救信发出了。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信是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监狱内的300多条坚强的生命，全寄托在这封信上。
化名“蓝先生”的看守黄茂才，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刘康才得知大家被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22岁的刘康终究是太年轻。他急得辗转反侧，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同时立刻筹集经费组织营救。
一方面加强上层统战，争取拖延屠杀时间；另一方面是武装劫狱。
地下党找到准备起义的蒋军师长，要求攻打监狱，被拒。理由是：“守备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武器装备太强。”
第二野战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
特务抓紧部署屠杀。
原川东和重庆地下党派人前来与刘康商量对策：
由原川东地下党和重庆的同志加强上层统战策反工作，刘康负责武装营救。
营救方案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我军总攻重庆，重庆解放就在几天之内。
特务办公室换了大灯泡，昼夜加班，焚烧文件材料。革命者们很高兴，估计敌人要撤退了。
营救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带路进山。两座监狱在歌乐山里藏得很深，曲折崎岖，多年来一直被军统封锁。唯有找人带路，才有可能进山找到渣滓洞究竟在哪里。
蒋军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刘康在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有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
刘康与最后的希望擦肩而过了。
终于，参加武装营救的人员基本组织好了。
人员的主力，是弹子石的警察学校学生中的团员，担任白市驿守机场的连长王正修（我地下党员）和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已决定起义），借枪出来，分发武器；
周凯（我党党员）本是川南军阀牟瀛洲手下的一个连长，行伍出身，愿意指挥。
刘康和杨子明（川康特委重庆城区特支成员）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
与此同时，屠杀者已经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
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
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之前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
后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看见歌乐山红了半边天，当即痛苦直跺脚。
歌乐山里，火光下枪声和口号声已经响成一片。
当晚前半夜下起雨，渣滓洞里的人们扭了会秧歌刚睡下，没多久特务就开始提人，连着提了两批人，大家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
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
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此时门外，特务已经手持冲锋枪对准门口。
一声幸存者永远难以忘记的哨响，冲锋枪开始扫射。
写出求救信的胡其芬第一个喊出最后的战斗口号，随即骂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
陈作仪被敌人打中了脚，他直接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这是何等的勇气和信仰，才会在临死时喊出“你们打我头！”
被杀的还有爱国将领，率领沈阳公安局打响九一八沈阳抵抗第一枪、东北义勇军的最早组织者黄显声将军。
更多的人冲向了“逃生墙”。
渣滓洞逃生墙。歌乐山连续降雨，曾将这面墙冲垮，看守们命令革命者去修补。革命者们在修补时，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和在泥土里，使其牢固性降低。屠杀之夜，大家冒着弹雨一起将这面墙推倒，只有极少数人在机枪扫射下逃出。
幸存者们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高喊“跑了，跑了！”立即扫射，又倒下了一批人。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回忆：
“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
歌乐山已是号啕一片，人们听到“在渣滓洞杀了人”，方才得知歌乐山上有这么个杀人魔窟存在，纷纷上山寻找亲人尸首，残垣断壁，一片焦黑的尸体，哪里还找得到？
英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我军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
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我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
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949年12月1日，我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
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这是历史上何其遗憾的一幕！
他们都是最赤诚的一批人，他们的牺牲，是重大损失！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
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如果当时况淑华接到信后，立即把信看完，留住看守黄茂才，由他当向导……
如果信能早一点送出来，就不会时间太紧。别看只组织20多人，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如果能早两天……
如果我军攻击速度还能再快一点……
如果当时没有对蒋氏抱幻想，认清他们的残酷本质，早做好武装劫狱的准备。
那么6名儿童烈士：13岁的蒲小路，8岁的杨拯贵（杨虎城将军之女），3岁的王小华，1岁零3个月的卓娅（小说《红岩》中的“监狱之花”），1岁的王幼华，9个月大的苏菲娅，就能摆脱出生以来即在监狱里的阴影，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了吧。
在牢里痛苦折磨了十多年，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
革命者对于屠杀者：我学历比你们高，我精神比你们坚定，我前途比你们光明，我地位比你们崇高，我事业比你们光辉，我们军队马上就要打过来，我们就要迎来好日子，可是却在此刻要被你们屠杀。
这就是无数革命者的悲愤之处。
这也是历史的遗憾。
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革命者们在狱中凭想像制作的五星红旗。他们在狱中至死只知道国旗是“五星红旗”，却不知道国旗的真正样式。
我们每天看到的国旗，是他们至死渴望能真正看一眼的。
对于那些被关押十多年的革命者来说，哪怕看一眼国旗，这是多大的奢望啊！
枪声中，口号声，国歌声响成一片。
他们渴望革命胜利，渴望在新中国里过上哪怕一天日子也好。
你可知道，今日之新中国，是多少人无比向往，而又可望不可及的啊。
但是他们坐牢十多年，仅差两天，却从坚强的生命变成了墙上的照片，和一个个空相框。
这也是革命者的悲壮之处：他们播种，却不收获。他们为新中国奋斗终生，却在新中国成立、辉煌大幕拉起之时，衣衫褴褛，默默消失在历史舞台。
他们让我们明白：共和国大厦是哪些人在支撑。
这是历史的遗憾。
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脑血管破裂身亡。
“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不是无稽之谈哦。
叛变的土共特务，至少“历史资料选辑”里，沈醉就说过，戴笠很欣赏从土共那里投靠过来的共产党，多数确实比国民党的特务能干。
抗战时的上海76号的头儿，李士群和丁默村，确实都是前土共的人。
老蒋转进台湾后，其实土共在台湾的地下实力已经很强，要里应外合帮助共军拿下台湾滴。
帮老蒋彻底扫除土共在台湾的地下势力，功劳最大的，非谷正文莫属。而谷正文曾经是八路一一五师侦察大队的大队长，成为台湾土共卧底最害怕的人。
说到底，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中最能干的，不是守财奴和官迷，而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人。
这样的人，以前在国民党里不多，今天在共产党里是少数，多数都是参股投机来滴。
之所以这样的人是少数，就是因为作为人们生存的丛林法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善投机者越来越多，也就难怪贪污腐败。
仅靠皇上和东厂，是木有办法滴。
因要犯杨虎城，黄显声，江姐，陈然等在此前被杀，其他都是一般共党或嫌疑犯可能会放一码。
作者：常辰哲
声明：兵说原创，抄袭必究
对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者的营救行动失败，是解放战争史上一个重大遗憾。
这300多位熬过长期残酷狱中生活的光辉勇者，却倒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解放的前夜，在11.27屠杀之夜殉难倒下——这距我军11.29进军重庆只隔两天。
历史上，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一直是极为重要的工作。许多曾被蒋氏当局关押的同志被营救成功，减少了损失。毕竟最重要的，永远是人。
那么，为何重庆的营救行动失败，最终酿成了一大损失，至今仍有影响？
我们把营救行动的时间线梳理一下。
（一）1949年8月，距大屠杀3个月蒋氏令毛人凤飞抵重庆，亲自部署屠杀工作，名曰“清理积案”。
渣滓洞特务头子徐远举后来被捕时交代，毛人凤部署时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
毛人凤对徐远举交代：“上头（指蒋）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所有人，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可以看出，在蒋氏“杀人太少”的指导下，毛人凤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了。
（二）1949年9月6日，距离大屠杀两个半月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的戴公祠。
为防止枪声引起狱中革命者的警觉，杨虎城刚进门，即被捂住嘴巴，用匕首刺死，遗体用硝水毁灭。
这位号召抗战，而后被关押了12年之久的爱国将军，他倡议的抗战，自己没能参加，抗战胜利的欢庆，也没有享受到。
同时，还有年仅8岁的宋振中——小萝卜头，同样被匕首刺死。
（三）1949年10月，距离大屠杀还有一个半月狱中的革命者们感觉到了危机。
关在白公馆的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
渣滓洞和白公馆，是军统绝密地点。他们被关在这里，外界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监狱存在，更不用说组织营救、有人带路了。
狱中的领导者陈然、刘国鋕等人研究决定，让罗广斌去“自首”，争取能被释放出去，赶紧告诉组织，派人攻打监狱营救。
罗广斌起初并不愿意，坚持了这么久，为什么要先投降呢？谁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叛徒？
最终，大家说服了他：“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其他人为罗广斌“投敌”的情况作了证明。
（四）1949年10月26日，距离大屠杀还有一个月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风华正茂，时年26岁的陈然，写下《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
陈然最惊天动地的，就是出了“白宫版”的《挺进报》。即在从看守口中听说我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后，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上几句话，然后写下报题：《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白公馆挺进报，就用香烟纸在牢房里流传了好几期。通过黄显声将军偶尔得到的报纸消息，用香烟纸做的挺进报，在监狱传播逐步胜利的消息。
大家看着一两句话的“报纸”，越发的坚信胜利的到来。
这就是革命者的胆识和意志，哪怕被你关着，宣传工作也要做到你眼皮子底下。
枪决之时宣读名单：“陈然……《挺进报》负责人”“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因为一直以来的地下工作，多年从未谋面，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
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享受了一分钟的初识之后，共同赴死。
（五）1949年11月10日，距离大屠杀还有17天时间越来越紧迫。
有人听到了特务的谈话，“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3个大坑是做什么用的。
终于，大家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已经到了10日。即便出得去，也没时间找人营救了。
这个方法失败了。
（六）1949年11月14日，距离大屠杀还有不到两周又有一批革命者被杀害了。这一次是31人，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电台岚垭。其中就有江竹筠。
这位丈夫牺牲、儿子失散的江姐，留下给孩子的一封信后，年仅29岁被杀害。
（七）1949年11月19日，距离大屠杀还有8天这时，狱中革命者们最关键也是最后一次求救信发出了。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信是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监狱内的300多条坚强的生命，全寄托在这封信上。
（八）1949年11月21日，距离大屠杀还有7天化名“蓝先生”的看守黄茂才，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刘康才得知大家被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22岁的刘康终究是太年轻。他急得辗转反侧，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同时立刻筹集经费组织营救。
一方面加强上层统战，争取拖延屠杀时间；另一方面是武装劫狱。
地下党找到准备起义的蒋军师长，要求攻打监狱，被拒。理由是：“守备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武器装备太强。”
（九）1949年11月22日，距离大屠杀还有5天第二野战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
特务抓紧部署屠杀。
（十）1949年11月23日，距离大屠杀还有4天原川东和重庆地下党派人前来与刘康商量对策：
由原川东地下党和重庆的同志加强上层统战策反工作，刘康负责武装营救。
营救方案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十一）1949年11月24日，距离大屠杀还有3天我军总攻重庆，重庆解放就在几天之内。
特务办公室换了大灯泡，昼夜加班，焚烧文件材料。革命者们很高兴，估计敌人要撤退了。
（十二）1949年11月25日，距离大屠杀还有2天营救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带路进山。两座监狱在歌乐山里藏得很深，曲折崎岖，多年来一直被军统封锁。唯有找人带路，才有可能进山找到渣滓洞究竟在哪里。
蒋军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刘康在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有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
刘康与最后的希望擦肩而过了。
（十三）1949年11月26日，距离大屠杀还有1天终于，参加武装营救的人员基本组织好了。
人员的主力，是弹子石的警察学校学生中的团员，担任白市驿守机场的连长王正修（我地下党员）和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已决定起义），借枪出来，分发武器；
周凯（我党党员）本是川南军阀牟瀛洲手下的一个连长，行伍出身，愿意指挥。
（十四）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当天下午刘康和杨子明（川康特委重庆城区特支成员）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
与此同时，屠杀者已经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
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
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之前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
（十五）1949年11月27日夜，大屠杀开始后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看见歌乐山红了半边天，当即痛苦直跺脚。
歌乐山里，火光下枪声和口号声已经响成一片。
当晚前半夜下起雨，渣滓洞里的人们扭了会秧歌刚睡下，没多久特务就开始提人，连着提了两批人，大家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
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
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此时门外，特务已经手持冲锋枪对准门口。
一声幸存者永远难以忘记的哨响，冲锋枪开始扫射。
写出求救信的胡其芬第一个喊出最后的战斗口号，随即骂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
陈作仪被敌人打中了脚，他直接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这是何等的勇气和信仰，才会在临死时喊出“你们打我头！”
被杀的还有爱国将领，率领沈阳公安局打响九一八沈阳抵抗第一枪、东北义勇军的最早组织者黄显声将军。
更多的人冲向了“逃生墙”。
渣滓洞逃生墙。歌乐山连续降雨，曾将这面墙冲垮，看守们命令革命者去修补。革命者们在修补时，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和在泥土里，使其牢固性降低。屠杀之夜，大家冒着弹雨一起将这面墙推倒，只有极少数人在机枪扫射下逃出。
幸存者们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高喊“跑了，跑了！”立即扫射，又倒下了一批人。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回忆：
“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
歌乐山已是号啕一片，人们听到“在渣滓洞杀了人”，方才得知歌乐山上有这么个杀人魔窟存在，纷纷上山寻找亲人尸首，残垣断壁，一片焦黑的尸体，哪里还找得到？
英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我军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
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我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
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949年12月1日，我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
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这是历史上何其遗憾的一幕！
他们都是最赤诚的一批人，他们的牺牲，是重大损失！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
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如果当时况淑华接到信后，立即把信看完，留住看守黄茂才，由他当向导……
如果信能早一点送出来，就不会时间太紧。别看只组织20多人，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如果能早两天……
如果我军攻击速度还能再快一点……
如果当时没有对蒋氏抱幻想，认清他们的残酷本质，早做好武装劫狱的准备。
那么6名儿童烈士：13岁的蒲小路，8岁的杨拯贵（杨虎城将军之女），3岁的王小华，1岁零3个月的卓娅（小说《红岩》中的“监狱之花”），1岁的王幼华，9个月大的苏菲娅，就能摆脱出生以来即在监狱里的阴影，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了吧。
在牢里痛苦折磨了十多年，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
革命者对于屠杀者：我学历比你们高，我精神比你们坚定，我前途比你们光明，我地位比你们崇高，我事业比你们光辉，我们军队马上就要打过来，我们就要迎来好日子，可是却在此刻要被你们屠杀。
这就是无数革命者的悲愤之处。
这也是历史的遗憾。
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革命者们在狱中凭想像制作的五星红旗。他们在狱中至死只知道国旗是“五星红旗”，却不知道国旗的真正样式。
我们每天看到的国旗，是他们至死渴望能真正看一眼的。
对于那些被关押十多年的革命者来说，哪怕看一眼国旗，这是多大的奢望啊！
枪声中，口号声，国歌声响成一片。
他们渴望革命胜利，渴望在新中国里过上哪怕一天日子也好。
你可知道，今日之新中国，是多少人无比向往，而又可望不可及的啊。
但是他们坐牢十多年，仅差两天，却从坚强的生命变成了墙上的照片，和一个个空相框。
这也是革命者的悲壮之处：他们播种，却不收获。他们为新中国奋斗终生，却在新中国成立、辉煌大幕拉起之时，衣衫褴褛，默默消失在历史舞台。
他们让我们明白：共和国大厦是哪些人在支撑。
这是历史的遗憾。
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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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破裂身亡。
“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不是无稽之谈哦。
叛变的土共特务，至少“历史资料选辑”里，沈醉就说过，戴笠很欣赏从土共那里投靠过来的共产党，多数确实比国民党的特务能干。
抗战时的上海76号的头儿，李士群和丁默村，确实都是前土共的人。
老蒋转进台湾后，其实土共在台湾的地下实力已经很强，要里应外合帮助共军拿下台湾滴。
帮老蒋彻底扫除土共在台湾的地下势力，功劳最大的，非谷正文莫属。而谷正文曾经是八路一一五师侦察大队的大队长，成为台湾土共卧底最害怕的人。
说到底，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中最能干的，不是守财奴和官迷，而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人。
这样的人，以前在国民党里不多，今天在共产党里是少数，多数都是参股投机来滴。
之所以这样的人是少数，就是因为作为人们生存的丛林法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善投机者越来越多，也就难怪贪污腐败。
仅靠皇上和东厂，是木有办法滴。
因要犯杨虎城，黄显声，江姐，陈然等在此前被杀，其他都是一般共党或嫌疑犯可能会放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