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证据确凿，伊朗终于承认是自己误击了客机。全世界“对客机下手”的国家名单里因此又多了一个伊朗。接下来要怎么赔偿？还要不要清算这几天的“百般抵赖”？是下一步的问题。
我国也是历史上“对客机下手”的少数国家之一，当时的经历和周总理的英明果断，应该可供伊朗参考。
DC-4客机 Airliners
1954年7月23日，我国空军使用“拉-11”战机，在三亚以东海面击落了一架国泰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4客机。当时这架飞机正执行曼谷到香港的航线。但被两架拉式战机使用机炮（那时没导弹，不然全完蛋）猛烈攻击，只好海面迫降，造成十死八伤。
关于起因，后来我国解释为“误认为是国民党轰炸机”，属于“误击”。但也有人指出飞行员是在知道对方是客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的飞机，那就也是敌人”，所以才决定开火。
国泰客机当时尾部有英国国旗
人类历史上攻击客机事件大多是误击，包括苏联打大韩的两次和美国打伊朗的那次，或者因为偏航，或者因为误判。但我国这次性质比较恶劣，当然这跟那个年代的背景有关，也不能全算是个人错误。
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采取了报复。7月26日，美国在三亚外海蓄意攻击我国的两架拉-11战机，造成当时的两名飞行员死亡。大批外国军舰开往南海，形势很是危险。
拉式战机
空战当天，我国政府对此事做出了“误击”的表述，并下令全军今后不得主动攻击外国飞机和军舰。次日，英国政府提出了照会。9月15日，英国提出了总额36.7万英镑的赔偿要求。
面对高额索赔，周总理果断地给予了批准。根据资料，我国事后向英国赔偿了36.7万英镑，向国泰公司赔偿了25.14万英镑。有人分析说，是因为这件事处理的比较圆满，所以后来英国才同意出售“三叉戟”客机给我国。
击落国泰客机的两名飞行，后来一名被判刑一年，另一名被关了一个月禁闭。
因为证据确凿，伊朗终于承认是自己误击了客机。全世界“对客机下手”的国家名单里因此又多了一个伊朗。接下来要怎么赔偿？还要不要清算这几天的“百般抵赖”？是下一步的问题。
我国也是历史上“对客机下手”的少数国家之一，当时的经历和周总理的英明果断，应该可供伊朗参考。
DC-4客机 Airliners
1954年7月23日，我国空军使用“拉-11”战机，在三亚以东海面击落了一架国泰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4客机。当时这架飞机正执行曼谷到香港的航线。但被两架拉式战机使用机炮（那时没导弹，不然全完蛋）猛烈攻击，只好海面迫降，造成十死八伤。
关于起因，后来我国解释为“误认为是国民党轰炸机”，属于“误击”。但也有人指出飞行员是在知道对方是客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的飞机，那就也是敌人”，所以才决定开火。
国泰客机当时尾部有英国国旗
人类历史上攻击客机事件大多是误击，包括苏联打大韩的两次和美国打伊朗的那次，或者因为偏航，或者因为误判。但我国这次性质比较恶劣，当然这跟那个年代的背景有关，也不能全算是个人错误。
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采取了报复。7月26日，美国在三亚外海蓄意攻击我国的两架拉-11战机，造成当时的两名飞行员死亡。大批外国军舰开往南海，形势很是危险。
拉式战机
空战当天，我国政府对此事做出了“误击”的表述，并下令全军今后不得主动攻击外国飞机和军舰。次日，英国政府提出了照会。9月15日，英国提出了总额36.7万英镑的赔偿要求。
面对高额索赔，周总理果断地给予了批准。根据资料，我国事后向英国赔偿了36.7万英镑，向国泰公司赔偿了25.14万英镑。有人分析说，是因为这件事处理的比较圆满，所以后来英国才同意出售“三叉戟”客机给我国。
击落国泰客机的两名飞行，后来一名被判刑一年，另一名被关了一个月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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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不去留学
沈卫威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出事，把它烧掉了。”
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胡适晚年追忆了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所说的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摘自《胡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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