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来路，犹记初心。石油院士们是这波澜壮阔石油事业的见证则、参与者、推动者，很多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石油工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与足迹。从今日起，我们推出《口述历史·院士谈》栏目，一起重温那荡气回肠的石油岁月，一起从历史中汲取石油工业改革再出发的营养和力量。敬请关注。
口述丨翟光明
文字整理丨郑雷 杨宪一 徐远震
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人顶着西方国家“贫油”的帽子搞勘探，精神压力巨大，也有人因此灰心失望，提出发展人造油的观点。1958年2月底，邓小平同志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并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坚定不移搞勘探，战略东移发展天然油的决定。这次会议，为石油人树立了信心，扭转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走向，为新中国石油工业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会议背景是什么？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细节？它的历史价值又体现在什么方面？亲历本次会议的翟光明院士将为大家讲述。
院士名片
翟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石油地质勘探专家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投身新中国石油地质勘探事业。参加过新中国的历次石油会战，为发现大庆、辽河、华北等油田做出卓著贡献；提出科学探索井概念并牵头实施，使之成为油气勘探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历时11年，编纂出记录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的巨著《中国石油地质志》……92岁高龄仍坚持在工作岗位。
石油是工业的粮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美国人就对中国西部就进行了石油地质勘探，由于中国没有海相沉积地层，就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一穷二白，工业体系百废待兴。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国家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开展实施了“一五”计划，使中国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石油人就立志甩掉“贫油”的帽子，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当时，石油生产的重点集中在我国西部，这是因为我国西部区域地层岩石多出露于地表，油苗多有显露易于识别。但是全国只有玉门老君庙油矿、陕北延长油矿、新疆独山子油田和四川隆昌气矿等四个小油矿产油气，国内石油产品自给率不足40%。在国家轰轰烈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仅为145万吨，石油工业部是唯一一个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工业部门。
当时的石油产量还包括天然油和人造油（油页岩经过蒸馏后提炼出的油），两者产量基本持平，各占半壁江山。因此，在石油工业部内部就有是优先发展天然油还是人造油的意见分歧，这在当时石油系统内部争论也很大，专家各持己见。
中国是不是就像美国人说的是“贫油”国家？石油工业向哪里去，是继续开发西部还是转而探索东部？是坚持勘探天然油还是重点发展人造油？这些问题成为解决石油战略方向的重要问题。
1958年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此时，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分管石油工业。会议期间，为深入了解石油勘探形势，邓小平从成都打电话到北京，要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派专人到成都向他汇报四川石油勘探进展，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接到通知立刻飞赴成都。康世恩向邓小平和陈云同志汇报了四川隆昌气矿天然气生产情况和川北江油钻探情况以及川中构造找油情况。何长工汇报了川中岳池地质钻探情况。由于四川总的勘探进展不理想，中央领导对此很不满意，要求回北京后再做一次更加深入细致的汇报。
成都汇报结束，康世恩副部长立刻发出通知，准备向总书记汇报。接到通知，石油工业部勘探司的唐克司长马上组织，要求我和王纲道同志与他一起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由我为主负责材料准备。主要是全国石油勘探开发情况，特别是石油勘探的战略方向和部署意见，唐克详细谈了汇报要点，应准备的各项资料数据以及各种勘探开发图件，包括数据统计，资料汇总，特别提出要我手工绘制出盆地图件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绘制了当时油气勘探的八大盆地的地质构造图，包含了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酒泉、鄂尔多斯、松辽、苏北、华北（环渤海）盆地以及滇黔桂地区，体现了当时油气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现状）。为了向中央领导汇报清楚我们的家底，地质图、构造图、剖面图、生产曲线、重点井勘探进展图都要一一绘出，时间很紧，我和同志们日夜奋战，连续干了几个通宵，一切准备停当。
1958年2月26日，我们接到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通知，27日到中南海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得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27日早晨，时任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勘探司司长唐克以及我和王纲道早早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这里是国务院的会议室。会议室里，中间摆着一排会议桌，两边各有十多把木质软椅。我们绘制了许多地质构造图、地理位置图，我和王纲道一起将地质图件用绳子挂在两个大柱子之间，等待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作为汇报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心里是很忐忑，毕竟这是第一次见中央领导，第一次参加这样级别的汇报。
邓小平同志来了，一起来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贾步彬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孙志远。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有关石油部长的决定，对余秋里这位独臂将军身着便装出现在会场颇感惊奇，当然就更不可能知道邓小平的刻意安排了（后来知道，中央已经决定将余秋里与时任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对调，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家落座，没有客套，直接进入主题，我负责会议记录。
李聚奎首先介绍石油工业的总形势和基本情况，他的胸音很重，语气染上了沉重的色彩。石油部在“一五”期间有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抚顺几个炼油厂的投产，虽成绩斐然却仍然赶不上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李聚奎讲完后，由唐克做进一步详细的汇报，对几个盆地的石油勘探开发形势和目前的状况汇报，主要是玉门、克拉玛依、独山子、冷湖、延长以及其它地区的勘探开发情况。邓小平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不时插话。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特别精神，两肘一直搁在椅子的扶手上，双手抱在胸前，只在插话打手势或吸烟时才分开。
当唐克讲到人造油的生产情况时，邓小平说：“听说你们石油工业部有搞人造油和搞天然油的争论？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要下决心搞。可是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你们打钻子（钻机）加一番行不行？现在你们的地质队和地球物理队，可不可以加一番？石油钻机要自己造，可以和机械部商量一下，你们也要促进一下。要做一千二百米的钻机，也要做三千米的钻机。套管、钻杆应当努力设法在国内解决。总之，一个勘探队的问题，一个是钻机问题，应该促进一下……现在的情况是：哪里有油就要把它搞出来，只要打出油来都可以搞。江苏要是有一吨油，就可以说江苏有石油工业了。我在四川的石油探区，就看到很多人是从延长去的。四川黄瓜山油田，一口井每天出三吨油，就可以把它搞起来。像青海民和盆地虎头崖那样的油田，有一百个就搞一百个，有一万个就搞一万个。你们回去搞个规划，可以用延长油矿的经验……新疆克拉玛依可以搞个一年三百万吨的项目。克拉玛依这个地方，缺点是在国家西北边疆的最边上，离用油的地方远，怕运不出来，现在要和兰州炼油厂、玉门炼油厂共同来考虑，兰州炼油厂搞一百万吨划不来，将来可以扩大到二百万吨，或者三百万吨。”
当唐克讲到石油勘探工作的规划部署时，邓小平说：“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战略、战役、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起来的。例如四川龙女寺构造，可以三年搞清楚，也可以一年了解，那为什么不一年就了解它呢？有些地方那么多的构造，为什么不先解剖它一个呢？苏北要增加工作量，这个地方如果搞出油来，那对沿海一带很有好处。苏北交通很方便，多么美的地方，应该加速。由此类推，东北如何促进？四川如何促进？都应该考虑。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三年搞成，也可以五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如果龙女寺钻出油来，四川石油工业就会跳到前面。东北搞出来了，也会跳到前面。就是苏北、四川等地的储量不大，也要先搞。对于松辽、苏北等地的勘探，都可以热心一些，搞出一个初步结果。”
小平讲着讲着，就接近中午了，可他还意犹未尽，站起来把手一挥：“好了，今天先谈到这里，明天上午继续汇报！”
第二天的会议如期进行。唐克继续汇报，邓小平的插话更多了一些。他基本是继续阐述他昨天的见解：在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这五个地区多花一些精力，选择突击方向，分出轻重缓急。
汇报结束时，邓小平又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方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华北地区还需要研究一下，钱究竟是如何个花法。苏北如果找到油，年产一百万吨，就值得大搞。不要尽抓大鱼，小鱼也可以抓，抓一个泥鳅不也好吗？就经济价值来说，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石油勘探的战略方针，不能这里那里都搞一下，总要有个轻重缓急。哪个地方先找出油来，哪个地方后找出油来，排出个先后次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些精力，研究考虑一番……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新疆至少搞二百万吨油，也可能要搞二百万吨。苏北就是搞一个玉门油田，一年三十万吨油，那也很好嘛。吐鲁番就在铁路线上，搞出油来就很好。柴达木地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用不上。塔里木可以不必忙。找油就和打仗一样，过分分散就不利……至于四川石油勘探，也有个布局问题。从现在的力量来看，是可以集中在那里钻探的……关于天然气利用方面，过去都不知道，石油部和化工部要搞一个大、中、小用途的说明……如利用四川的天然气，搞一个年产五千吨到一万吨的氮肥厂，或者搞一个年产一千吨的塑料试验厂。不这样，天天叫也搞不起来，事情要做，才做得出来……现在，有些事情应该走在前面：一个是打钻子，还有一个是科学研究。钻了一口井，资料就不能浪费掉，要好好地研究。反对浪费，不经过群众，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最后，问题还是昨天提的那些，请你们回去研究。”
唐克汇报结束后，邓小平扭过头来看着余秋里，说道：“秋里同志，你说说你的想法吧。该讲的我都讲了，这会子轮到你了，就看你的啰！”余秋里讲话了，却只讲了一句：“人造石油与天然石油两条腿走路，立足于天然石油；开发西部石油与开发东部石油并举，立足于开发东部油田。”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大家一一握手。他说：“你们要搞出五个方案来。”特别提出“对松辽、苏北等地都可以热心一些，要找出一个初步结果”。
“请你们回去研究”。这是多么振奋又鼓舞人心的指示！
时至今日，每次回忆起在中南海那次会议，我仍觉得非常激动。在当时石油工业面临诸多困扰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的无疑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我国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以及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历次石油大会战，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会议之前，石油工业部内部就有“是发展天然油还是人造油”的争论。邓小平同志支持了继续勘探天然油的观点，让中国石油工业迈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一个地区只要搞出一吨原油，就是有了石油工业”这个观点，无疑是给了石油人极大的鼓舞，让石油人卸下了石油勘探的思想包袱，鼓舞我们在今后找油工作中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工作。
第三，邓小平同志提出，“钻子和队伍能否再翻一番”的想法，这为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后续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等大发现做好了充足的资源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工业发展模式。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大背景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让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工作打开了新局面，还给其他工业领域做了先例，开创了中国工业大会战的模式。
第四，明确了石油勘探要“战略东移”的思想。东部和西部都要搞，但主要工业基础在东部，所以东部要加强，“对于松辽、苏北等地都可以热心一些，要找出一个初步结果”，这给当时的石油工业指明了方向。正如余秋里部长在会议总结中提到的“开发西部石油与开发东部石油并举，立足于开发东部油田。”自此以后，东部普查勘探工作全面展开，石油勘探战略东移，为不久之后发现世界级的大庆油田打下了基础。
第五，提出用战略的眼光搞石油勘探，提出集中最大力量，分出主次搞勘探，这为以后的石油工业十次大会战提供了重要的方式方法。
这次会议不仅是石油工业一次重大转折，对我个人也有很大影响，通过这次会议，让我感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让我钦佩，这些方式方法也正是石油科研人员在科研探索中应该坚持的科学方法和态度。
本文首发于《中国石油报》2018年11月16日6版
老先生90岁出头，记忆和精力惊人。
邓的语言很实在：
====================
”苏北要增加工作量，这个地方如果搞出油来，那对沿海一带很有好处。苏北交通很方便，多么美的地方，应该加速。。。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三年搞成，也可以五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东北搞出来了，也会跳到前面。就是苏北、四川等地的储量不大，也要先搞。对于松辽、苏北等地的勘探，都可以热心一些，搞出一个初步结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
“苏北如果找到油，年产一百万吨，就值得大搞。不要尽抓大鱼，小鱼也可以抓，抓一个泥鳅不也好吗？”
【和白猫黑猫论有一拼！ ：)) 】
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些精力，研究考虑一番……。苏北就是搞一个玉门油田，一年三十万吨油，那也很好嘛。”
==================
作为总书记及副总理，专门找石油部，先到成都和再到北京汇报，包括新老部长，把偏于西北一隅的石油勘探，战略东移，并侧重于东北，四川和苏北，邓起了作用，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者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不记得邓传或其女的回忆中提到过这些。
东北的石油普查勘探极为成功。四川和苏北不算太成功。所在的石油普查勘探大队及配套的物理勘探大队，全国只有几个，从58年即部署苏北。到七十年代后期去上大学，年产原油才30万吨左右。那时候的大庆和胜利油田已有千万吨以上。
四川和苏北类似，认为会有重大的突破，集中了许多石油勘探钻井队和物探队，也有了进展。甚至发生了无法控制的油气井喷。
回首来路，犹记初心。石油院士们是这波澜壮阔石油事业的见证则、参与者、推动者，很多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石油工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与足迹。从今日起，我们推出《口述历史·院士谈》栏目，一起重温那荡气回肠的石油岁月，一起从历史中汲取石油工业改革再出发的营养和力量。敬请关注。
口述丨翟光明
文字整理丨郑雷 杨宪一 徐远震
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人顶着西方国家“贫油”的帽子搞勘探，精神压力巨大，也有人因此灰心失望，提出发展人造油的观点。1958年2月底，邓小平同志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并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坚定不移搞勘探，战略东移发展天然油的决定。这次会议，为石油人树立了信心，扭转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走向，为新中国石油工业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会议背景是什么？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细节？它的历史价值又体现在什么方面？亲历本次会议的翟光明院士将为大家讲述。
院士名片
翟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石油地质勘探专家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投身新中国石油地质勘探事业。参加过新中国的历次石油会战，为发现大庆、辽河、华北等油田做出卓著贡献；提出科学探索井概念并牵头实施，使之成为油气勘探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历时11年，编纂出记录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的巨著《中国石油地质志》……92岁高龄仍坚持在工作岗位。
石油是工业的粮食，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美国人就对中国西部就进行了石油地质勘探，由于中国没有海相沉积地层，就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一穷二白，工业体系百废待兴。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国家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开展实施了“一五”计划，使中国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石油人就立志甩掉“贫油”的帽子，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当时，石油生产的重点集中在我国西部，这是因为我国西部区域地层岩石多出露于地表，油苗多有显露易于识别。但是全国只有玉门老君庙油矿、陕北延长油矿、新疆独山子油田和四川隆昌气矿等四个小油矿产油气，国内石油产品自给率不足40%。在国家轰轰烈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仅为145万吨，石油工业部是唯一一个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工业部门。
当时的石油产量还包括天然油和人造油（油页岩经过蒸馏后提炼出的油），两者产量基本持平，各占半壁江山。因此，在石油工业部内部就有是优先发展天然油还是人造油的意见分歧，这在当时石油系统内部争论也很大，专家各持己见。
中国是不是就像美国人说的是“贫油”国家？石油工业向哪里去，是继续开发西部还是转而探索东部？是坚持勘探天然油还是重点发展人造油？这些问题成为解决石油战略方向的重要问题。
1958年2月1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此时，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分管石油工业。会议期间，为深入了解石油勘探形势，邓小平从成都打电话到北京，要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派专人到成都向他汇报四川石油勘探进展，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和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接到通知立刻飞赴成都。康世恩向邓小平和陈云同志汇报了四川隆昌气矿天然气生产情况和川北江油钻探情况以及川中构造找油情况。何长工汇报了川中岳池地质钻探情况。由于四川总的勘探进展不理想，中央领导对此很不满意，要求回北京后再做一次更加深入细致的汇报。
成都汇报结束，康世恩副部长立刻发出通知，准备向总书记汇报。接到通知，石油工业部勘探司的唐克司长马上组织，要求我和王纲道同志与他一起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由我为主负责材料准备。主要是全国石油勘探开发情况，特别是石油勘探的战略方向和部署意见，唐克详细谈了汇报要点，应准备的各项资料数据以及各种勘探开发图件，包括数据统计，资料汇总，特别提出要我手工绘制出盆地图件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绘制了当时油气勘探的八大盆地的地质构造图，包含了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酒泉、鄂尔多斯、松辽、苏北、华北（环渤海）盆地以及滇黔桂地区，体现了当时油气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现状）。为了向中央领导汇报清楚我们的家底，地质图、构造图、剖面图、生产曲线、重点井勘探进展图都要一一绘出，时间很紧，我和同志们日夜奋战，连续干了几个通宵，一切准备停当。
1958年2月26日，我们接到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通知，27日到中南海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得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27日早晨，时任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勘探司司长唐克以及我和王纲道早早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这里是国务院的会议室。会议室里，中间摆着一排会议桌，两边各有十多把木质软椅。我们绘制了许多地质构造图、地理位置图，我和王纲道一起将地质图件用绳子挂在两个大柱子之间，等待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作为汇报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心里是很忐忑，毕竟这是第一次见中央领导，第一次参加这样级别的汇报。
邓小平同志来了，一起来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贾步彬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孙志远。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央有关石油部长的决定，对余秋里这位独臂将军身着便装出现在会场颇感惊奇，当然就更不可能知道邓小平的刻意安排了（后来知道，中央已经决定将余秋里与时任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对调，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家落座，没有客套，直接进入主题，我负责会议记录。
李聚奎首先介绍石油工业的总形势和基本情况，他的胸音很重，语气染上了沉重的色彩。石油部在“一五”期间有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抚顺几个炼油厂的投产，虽成绩斐然却仍然赶不上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李聚奎讲完后，由唐克做进一步详细的汇报，对几个盆地的石油勘探开发形势和目前的状况汇报，主要是玉门、克拉玛依、独山子、冷湖、延长以及其它地区的勘探开发情况。邓小平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不时插话。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特别精神，两肘一直搁在椅子的扶手上，双手抱在胸前，只在插话打手势或吸烟时才分开。
当唐克讲到人造油的生产情况时，邓小平说：“听说你们石油工业部有搞人造油和搞天然油的争论？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要下决心搞。可是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你们打钻子（钻机）加一番行不行？现在你们的地质队和地球物理队，可不可以加一番？石油钻机要自己造，可以和机械部商量一下，你们也要促进一下。要做一千二百米的钻机，也要做三千米的钻机。套管、钻杆应当努力设法在国内解决。总之，一个勘探队的问题，一个是钻机问题，应该促进一下……现在的情况是：哪里有油就要把它搞出来，只要打出油来都可以搞。江苏要是有一吨油，就可以说江苏有石油工业了。我在四川的石油探区，就看到很多人是从延长去的。四川黄瓜山油田，一口井每天出三吨油，就可以把它搞起来。像青海民和盆地虎头崖那样的油田，有一百个就搞一百个，有一万个就搞一万个。你们回去搞个规划，可以用延长油矿的经验……新疆克拉玛依可以搞个一年三百万吨的项目。克拉玛依这个地方，缺点是在国家西北边疆的最边上，离用油的地方远，怕运不出来，现在要和兰州炼油厂、玉门炼油厂共同来考虑，兰州炼油厂搞一百万吨划不来，将来可以扩大到二百万吨，或者三百万吨。”
当唐克讲到石油勘探工作的规划部署时，邓小平说：“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战略、战役、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起来的。例如四川龙女寺构造，可以三年搞清楚，也可以一年了解，那为什么不一年就了解它呢？有些地方那么多的构造，为什么不先解剖它一个呢？苏北要增加工作量，这个地方如果搞出油来，那对沿海一带很有好处。苏北交通很方便，多么美的地方，应该加速。由此类推，东北如何促进？四川如何促进？都应该考虑。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三年搞成，也可以五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如果龙女寺钻出油来，四川石油工业就会跳到前面。东北搞出来了，也会跳到前面。就是苏北、四川等地的储量不大，也要先搞。对于松辽、苏北等地的勘探，都可以热心一些，搞出一个初步结果。”
小平讲着讲着，就接近中午了，可他还意犹未尽，站起来把手一挥：“好了，今天先谈到这里，明天上午继续汇报！”
第二天的会议如期进行。唐克继续汇报，邓小平的插话更多了一些。他基本是继续阐述他昨天的见解：在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这五个地区多花一些精力，选择突击方向，分出轻重缓急。
汇报结束时，邓小平又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方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华北地区还需要研究一下，钱究竟是如何个花法。苏北如果找到油，年产一百万吨，就值得大搞。不要尽抓大鱼，小鱼也可以抓，抓一个泥鳅不也好吗？就经济价值来说，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石油勘探的战略方针，不能这里那里都搞一下，总要有个轻重缓急。哪个地方先找出油来，哪个地方后找出油来，排出个先后次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些精力，研究考虑一番……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新疆至少搞二百万吨油，也可能要搞二百万吨。苏北就是搞一个玉门油田，一年三十万吨油，那也很好嘛。吐鲁番就在铁路线上，搞出油来就很好。柴达木地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用不上。塔里木可以不必忙。找油就和打仗一样，过分分散就不利……至于四川石油勘探，也有个布局问题。从现在的力量来看，是可以集中在那里钻探的……关于天然气利用方面，过去都不知道，石油部和化工部要搞一个大、中、小用途的说明……如利用四川的天然气，搞一个年产五千吨到一万吨的氮肥厂，或者搞一个年产一千吨的塑料试验厂。不这样，天天叫也搞不起来，事情要做，才做得出来……现在，有些事情应该走在前面：一个是打钻子，还有一个是科学研究。钻了一口井，资料就不能浪费掉，要好好地研究。反对浪费，不经过群众，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最后，问题还是昨天提的那些，请你们回去研究。”
唐克汇报结束后，邓小平扭过头来看着余秋里，说道：“秋里同志，你说说你的想法吧。该讲的我都讲了，这会子轮到你了，就看你的啰！”余秋里讲话了，却只讲了一句：“人造石油与天然石油两条腿走路，立足于天然石油；开发西部石油与开发东部石油并举，立足于开发东部油田。”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大家一一握手。他说：“你们要搞出五个方案来。”特别提出“对松辽、苏北等地都可以热心一些，要找出一个初步结果”。
“请你们回去研究”。这是多么振奋又鼓舞人心的指示！
时至今日，每次回忆起在中南海那次会议，我仍觉得非常激动。在当时石油工业面临诸多困扰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的无疑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我国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以及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历次石油大会战，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会议之前，石油工业部内部就有“是发展天然油还是人造油”的争论。邓小平同志支持了继续勘探天然油的观点，让中国石油工业迈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一个地区只要搞出一吨原油，就是有了石油工业”这个观点，无疑是给了石油人极大的鼓舞，让石油人卸下了石油勘探的思想包袱，鼓舞我们在今后找油工作中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工作。
第三，邓小平同志提出，“钻子和队伍能否再翻一番”的想法，这为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后续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等大发现做好了充足的资源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工业发展模式。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大背景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让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工作打开了新局面，还给其他工业领域做了先例，开创了中国工业大会战的模式。
第四，明确了石油勘探要“战略东移”的思想。东部和西部都要搞，但主要工业基础在东部，所以东部要加强，“对于松辽、苏北等地都可以热心一些，要找出一个初步结果”，这给当时的石油工业指明了方向。正如余秋里部长在会议总结中提到的“开发西部石油与开发东部石油并举，立足于开发东部油田。”自此以后，东部普查勘探工作全面展开，石油勘探战略东移，为不久之后发现世界级的大庆油田打下了基础。
第五，提出用战略的眼光搞石油勘探，提出集中最大力量，分出主次搞勘探，这为以后的石油工业十次大会战提供了重要的方式方法。
这次会议不仅是石油工业一次重大转折，对我个人也有很大影响，通过这次会议，让我感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让我钦佩，这些方式方法也正是石油科研人员在科研探索中应该坚持的科学方法和态度。
本文首发于《中国石油报》2018年11月16日6版
老先生90岁出头，记忆和精力惊人。
邓的语言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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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要增加工作量，这个地方如果搞出油来，那对沿海一带很有好处。苏北交通很方便，多么美的地方，应该加速。。。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三年搞成，也可以五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东北搞出来了，也会跳到前面。就是苏北、四川等地的储量不大，也要先搞。对于松辽、苏北等地的勘探，都可以热心一些，搞出一个初步结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
“苏北如果找到油，年产一百万吨，就值得大搞。不要尽抓大鱼，小鱼也可以抓，抓一个泥鳅不也好吗？”
【和白猫黑猫论有一拼！ ：)) 】
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些精力，研究考虑一番……。苏北就是搞一个玉门油田，一年三十万吨油，那也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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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书记及副总理，专门找石油部，先到成都和再到北京汇报，包括新老部长，把偏于西北一隅的石油勘探，战略东移，并侧重于东北，四川和苏北，邓起了作用，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者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不记得邓传或其女的回忆中提到过这些。
东北的石油普查勘探极为成功。四川和苏北不算太成功。所在的石油普查勘探大队及配套的物理勘探大队，全国只有几个，从58年即部署苏北。到七十年代后期去上大学，年产原油才30万吨左右。那时候的大庆和胜利油田已有千万吨以上。
四川和苏北类似，认为会有重大的突破，集中了许多石油勘探钻井队和物探队，也有了进展。甚至发生了无法控制的油气井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