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赵紫阳只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赵紫阳只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来源: 宜城渔翁 于 2014-05-20 14:05:30 [档案] [博客] [转至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12308 次 (88219 bytes)
最近，赵紫阳的幼子赵五军说：“平反（赵紫阳）对我们一家不很重要，但对国家很重要。”他还说：“中国历史上太多这些冤案，但终归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否则一整代的人民都会问你，这事怎会发生的。如果你现在不说清楚，就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成为共产党的耻辱”。
赵五军太高看自己的父亲了。与华国锋和胡耀邦相比，同样都担任过最高领导人，华和胡是政治家，所以死后哀荣，受人尊敬。赵紫阳只是一个政客，必然被历史忘记。为赵紫阳“平反”，已经无关大局。更谈不上“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成为共产党的耻辱”。更何况赵五军还说，“他的父亲晚年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改革就别无他途”。谜信“西方议会政治制度”能救中国，成了一个“异议人士”或“精英”，为赵紫阳“平反”道义何在？中国老百姓真的那么喜欢一个“异议人士”或“精英”吗？
古往今来，从政者无数，真称得上政治家的却廖若星辰，过往的政客却多如牛毛，不计其数。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从政者的胸怀、抱负和政绩，以及从政者是否有一颗公心。“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那些为人民大众的政治家必然千古，为私利的政客只能称雄一时。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政治家，人们会永远记住他们，他们将永垂不朽。
1989年4月24日至29日,赵紫阳在六四前夕访问朝鲜，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也是他作为一个政客玩弄权术的重要表现。赵紫阳想借“学运”的燎原之势，压迫中央，为自己争权。以为“天下舍我其谁”，要等他回国后收拾残局。这一套赵紫阳在广东省委，对付文革中的小将颇为成功。但在1989年，却是老道失算。一方面“4.26”社论出台，李鹏倔起，赵紫阳大权旁落；另一方面，学运失控，赵紫阳无力回天。这一切，都是赵紫阳在国家危难之时，擅离岗位，玩弄权术，造成的恶果。
赵五军说，他父亲生前的遗憾，是失去了他的导师邓小平的信任。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讲过邓小平一句坏话”。赵五军还说：“他经常觉得他欠了邓小平，这是他晚年最大的精神负担”。事实是，邓小平对赵紫阳最后失去信任，产生于赵紫阳与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赵紫阳出于政客的本质，再次玩了权术，极大的伤害了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正值八九学运高峰，并汇聚了大批国际传媒。5月16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午会见了赵紫阳。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你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面就意味著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掌舵。”
公众从赵紫阳这番话中得到的资讯是，邓小平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垂帘听政。社会对此的反响非常强烈。社科院政治所前所长严家祺和已故自由派知识分子包遵信等人发表《5·17宣言》，把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呼吁结束老人政治。学生们也打出了“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等标语口号。
“六四”时期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后来在《李鹏六四日记》中认为，赵紫阳的做法是出卖了邓小平。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他认为，“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
赵紫阳当然完全不同意对他那番话的用意做这样的解读。但是赵紫阳如果不讲那番话，把 邓小平放在火炉上烤；而是挺身而出，振臂一呼，“你们可以反对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但不能反对邓小平”，结果会如何呢？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赵紫阳只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决定了他命运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结论是公允的，赵紫阳没有什么反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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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惊涛骇浪苏东坡，胜似闲庭信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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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只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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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赵紫阳的幼子赵五军说：“平反（赵紫阳）对我们一家不很重要，但对国家很重要。”他还说：“中国历史上太多这些冤案，但终归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否则一整代的人民都会问你，这事怎会发生的。如果你现在不说清楚，就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成为共产党的耻辱”。
赵五军太高看自己的父亲了。与华国锋和胡耀邦相比，同样都担任过最高领导人，华和胡是政治家，所以死后哀荣，受人尊敬。赵紫阳只是一个政客，必然被历史忘记。为赵紫阳“平反”，已经无关大局。更谈不上“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成为共产党的耻辱”。更何况赵五军还说，“他的父亲晚年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改革就别无他途”。谜信“西方议会政治制度”能救中国，成了一个“异议人士”或“精英”，为赵紫阳“平反”道义何在？中国老百姓真的那么喜欢一个“异议人士”或“精英”吗？
古往今来，从政者无数，真称得上政治家的却廖若星辰，过往的政客却多如牛毛，不计其数。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从政者的胸怀、抱负和政绩，以及从政者是否有一颗公心。“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那些为人民大众的政治家必然千古，为私利的政客只能称雄一时。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政治家，人们会永远记住他们，他们将永垂不朽。
1989年4月24日至29日,赵紫阳在六四前夕访问朝鲜，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也是他作为一个政客玩弄权术的重要表现。赵紫阳想借“学运”的燎原之势，压迫中央，为自己争权。以为“天下舍我其谁”，要等他回国后收拾残局。这一套赵紫阳在广东省委，对付文革中的小将颇为成功。但在1989年，却是老道失算。一方面“4.26”社论出台，李鹏倔起，赵紫阳大权旁落；另一方面，学运失控，赵紫阳无力回天。这一切，都是赵紫阳在国家危难之时，擅离岗位，玩弄权术，造成的恶果。
赵五军说，他父亲生前的遗憾，是失去了他的导师邓小平的信任。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讲过邓小平一句坏话”。赵五军还说：“他经常觉得他欠了邓小平，这是他晚年最大的精神负担”。事实是，邓小平对赵紫阳最后失去信任，产生于赵紫阳与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会谈。赵紫阳出于政客的本质，再次玩了权术，极大的伤害了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正值八九学运高峰，并汇聚了大批国际传媒。5月16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午会见了赵紫阳。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你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面就意味著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掌舵。”
公众从赵紫阳这番话中得到的资讯是，邓小平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垂帘听政。社会对此的反响非常强烈。社科院政治所前所长严家祺和已故自由派知识分子包遵信等人发表《5·17宣言》，把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呼吁结束老人政治。学生们也打出了“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等标语口号。
“六四”时期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后来在《李鹏六四日记》中认为，赵紫阳的做法是出卖了邓小平。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他认为，“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这就是赵紫阳向天下昭告，1988年的经济混乱，小平同志要负责；当前政治动乱，小平同志也要负责”。
赵紫阳当然完全不同意对他那番话的用意做这样的解读。但是赵紫阳如果不讲那番话，把 邓小平放在火炉上烤；而是挺身而出，振臂一呼，“你们可以反对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但不能反对邓小平”，结果会如何呢？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赵紫阳只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决定了他命运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结论是公允的，赵紫阳没有什么反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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