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利用张浩假传圣旨降伏张国焘
冯胜平，《新史記》第25期，2015年4月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逝者备极哀荣：由毛泽东提议，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三天。3月9日，张浩下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战友执绋抬棺。之后，毛还亲笔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张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1935年11月回国，随即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电报往来，最后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病逝。
张浩（林育英）。
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浩1935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中共红一、四方面军还没有分裂。他回国后由于电讯不通，张浩和陕北中央一样，也断了同国际的联系。如果说张国焘在四川另立的中共中央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属于“非法”，毛泽东等人在遵义另立的中共中央同样没经过国际批准。事实上，自1934年7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电台被破坏后，中共就同共产国际断了联系，重新恢复电台通讯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张浩所有“代表共产国际发布”的意见、指令，都属盗用名义，假传圣旨。
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长期隐瞒的神话，这个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张国焘至死不知道这是一场由毛泽东导演、张浩出面的骗局。非常可能，受骗终生的还有左路军将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等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的史料，是直到他们去世很久以后，才公布于众的。
事情的起源是张国焘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两个月后的12月5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报来，以便批准。】（注1）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3000人参加。（注2）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12军军长罗炳辉。罗“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注3）继罗发言之后，李卓然、何长工登台。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注4）
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太多人的难言之隐。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草地会师后，毛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张国焘和他的8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不仅丢掉了自己1／3的部队，还赔上了老搭档朱德。毛张草地分裂，是一场7千对8万的对决，而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不辞而别，单独北上，被抛弃的几百名伤兵（他们随即被马家军全部杀害）会怎样想？原一方面军5、9军团的3千官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四方面军8万官兵又会怎么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问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泽东必须同张国焘放手一搏。
张浩的三封电报
利用张浩，假传“共产国际指示”，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豪赌。输了，身败名裂，不齿于天下；赢了，统一红军，执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张浩给张国焘发了第一封电报。作为试探，张浩表示赞同张国焘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在这封电报中，张浩没有贸然代表共产国际发言，而是以个人身份与张国焘沟通：“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宜弄得太尖锐；第二，国际认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覆！”（注5）
为配合张浩，毛泽东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皆不实——笔者注）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注6）
平心而论，张浩的第一封电报立论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不失为解决两军分歧的一种办法。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张国焘接受了张浩的建议，在次年1月6日的覆电中表示：“党中央（指张国焘自己的第二中央——笔者注）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注7）
得知张国焘态度，1936年1月16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假传圣旨，给张国焘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注8）
——你张国焘敢自称“中央”，我毛泽东张浩就敢自称“国际”。政治斗争到了这个份上，已无原则可言，遑论正确。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封电报都逾越了党内斗争的底线：共产国际没有派张浩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因为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面军有问题；张浩不是共产国际授权的代表，他只是一个信使，负责恢复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系。潘汉年1936年8月到延安后，曾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注9）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国际是上帝。冒充上帝假传圣旨，这种事只有杨秀清之流能做。问题是，杨秀清代上帝降旨是为了自己，张浩又是为了谁？
官方说法是，为了统一红军。可红军由此受益了吗？张国焘被迫北上，时刻担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泽东待在一块，于是驱兵西进，企图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祁连兵败，全军覆没。细究西路军兵败原因，毛泽东有责任，张国焘有责任，难道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就没有责任？
孤注一掷，不顾后果
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发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注10）
无法回答张国焘的质疑，张浩一不做，二不休，于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电张国焘、朱德：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11）】
此时的张浩已是孤注一掷，不顾后果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完全同意”？“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一方面军到陕北时人数不足4千，如果这算“胜利”，四方面军的8万官兵算什么？“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也就是说，直属张浩；而张浩又属于谁？直属毛泽东。
毛泽东战胜张国焘，靠的不是党，也不是枪，他靠的是电报。历史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和刚回国的张浩散步，说：“有些事是可以追认的。”笔者推测，毛说服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时，一定用了“先斩后奏”、“事急从权”之类的说辞，而张浩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事若败露，个人负全部责任。以上三封“假传圣旨”的电报，皆由张浩一人签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并未联署。以后双方所有往来电报，也一律把张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时的张浩，俨然已是一个“太上皇”，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愿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
张国焘不怕毛泽东，但他怕共产国际。愿意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在中国是一场流氓比赛——底线越低，胜算越高。项羽的底线是人不能吃自己的父亲，刘邦越过这一底线，轻而易举战胜项羽。张国焘的底线是共产国际不可冒犯，毛泽东跨越底线，让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发令，迫使张国焘向陕北输诚。
其实，四方面军不乏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人，即使共产国际没人来，他们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而是服从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张浩只是毛泽东的木偶；没有什么“共产国际代表”，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同毛谈判。更糟糕的是，在得知“共产国际”态度后，自陈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员们纷纷倒戈，与张划清界限。与此同时，目睹毛、张斗法，以张闻天为首的“陕北国际派”对毛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中国政治。这种政治是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永远学不到的。至此，未来已无悬念：中国革命的领袖，非毛泽东莫属！
张国焘怕共产国际，毛泽东不怕。毛没见过斯大林，但他比张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欢强人：要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必须控制红军。至于怎样控制，手段并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认的。李德的任务本来只是给中共送款，他都能成为太上皇，张浩为什么不能代表共产国际？既然张浩可以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发几十封电报，与张国焘讨论红军北上南下事宜，日后声称张国焘也有一封给陈昌浩的“草地密电”又算什么？反正双方有那么多的电报往来，谁能分得清是非真假？谁又有资格到共产国际去查证？
作为心理学大师，毛泽东以张浩名义发给张国焘的每一份电报，都经过仔细推敲。张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纵，说北进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发展也可自便。（注12）张怕算老帐，毛就承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注13）知道张有意西进，毛就顺水推舟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注14）为促使张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议：两个中央暂停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注15）总之，不惜一切代价，诱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听“共产国际”调遣。
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更有霸气？
效果超出了毛的预料
张浩假传圣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在人数和声势上，张国焘的中央远胜过陕北中央。张浩来电后，张“急谋统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表面上双方各退一步，实际上对毛有利。毛当时最担心的，是张一意孤行，不接受调和，而国际鉴于四方面军势大，可能最终承认张为“中央”的既成事实。毛没想到，“共产国际圣旨”有那么大的威力，张不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泪北上，做好了被开除党籍、被军法从事的准备。这一下玩笑开大了，险些无法收场，张到陕北后，毛没有再次假传圣旨，置张于死地。（即使毛真想这样干，恐怕他的“国际派同盟”也不会同意。当初毛说服他们一起欺骗张国焘，用的不外是“化解分裂”、“统一红军”之类的理由。现在目的达到，国焘俯首，愧疚之余，他们没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逻辑，尚方宝剑既已出鞘，就必须见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没有退路。
在心理素质上，毛泽东远胜张国焘。徐向前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注16）“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注17）内部众叛亲离，外有“国际”压力，张国焘心理崩溃，不战而降。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还是个书生。四方面军决定北上，不是因为毛泽东正确，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威力。张出身北大，服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毛来自民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奥妙。搞中国政治，《三国演义》显然比《资本论》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张国焘最后一次向张浩核实：“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注18）没有查到张浩回电，却看到毛泽东6月15日给彭德怀一封密电，“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特闻。”（注19）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络正式开通。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集体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电台联络从6月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注20）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电的签署人，就是张浩骗局的知情人。发电的目的是未雨绸缪，以防不测。此电在“不经意间”，回答了张国焘最关心的问题——“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这是一封长电，内容分甲乙丙丁，甲谈陕北紧急战况，乙论三大主力会师光辉前景，丙讲西北大联合的伟大局面，最后在丁处附带提到，与国际联络近已“畅通”。“畅通”字面意思可理解为，以前也通，只是不畅。电报作者心思之缜密，令人叹服。
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
未能识破“畅通”一词的奥妙，张国焘几经反覆，终于北上。会师后未被责罚，反而受到欢迎，张倍感意外。深知“共产国际”家法严酷，张曾做过最坏打算。北上途中，他哭著对陈昌浩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注21）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抵制张的西进计划，虽是执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会师后的情形是，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毛泽东把张国焘这条大鱼钓到陕北，却没地方安置：张浩说了太多的谎话，一旦谎言穿帮，后果不堪设想。更令毛担忧的，是张国焘还有4万人马，陈昌浩、黄超、李特都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他们如果知道张浩“假传圣旨”，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毛只好顺水推舟，同意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使两军保持距离，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如徐向前所说，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但更想西进的是张，恐怕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张来说，离开陕北，无异是逃过一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后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想借刀杀人，有意造成西路军失败。但西路军的覆灭的确为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难题：至少，不会再有人追问张浩“国际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1比20（4000对8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1比4（1万对4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1比2（1万对2万）。加上二方面军的支持和四方面军上层的分裂，毛此时已控制了红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密电”，指控张曾企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为自己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政治交代。一年后，张国焘叛逃，共产国际追认毛泽东在反张国焘斗争中的一切做法，而张浩全身而退。
谎言的代价是党的堕落
张浩“假传圣旨”，的确统一了红军，但代价是党的堕落：不择手段成了手段，欺骗成了常态，说谎成为必须。如果说毛泽东掌权之前党文化的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掌权之后则是弄虚作假，对此张浩难辞其咎。从1936年到1976年，经过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以功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伴随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党文化，在中国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骗为荣，撒谎为业。现成例子是共识网上一篇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联想到祁连山下的森森白骨，能为欺骗写出这样的颂词，一定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就是为张浩执绋抬棺的毛泽东，事后也不愿谈及张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列宁说：“撒谎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个限度。”什么是限度呢？好心人会说，张国焘到陕北后，毛泽东应坦诚相见，告诉他张浩是“假传圣旨”，其动机是化解党内分裂，统一红军。遗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游戏，它有自己的逻辑。可以断言，毛如果真实情相告，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在中国，政治是你死我活，没有双赢。
开弓没有回头箭。1936年10月30日，在两军会合、张国焘见到张浩后，毛泽东批评张浩：“对张（国焘）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注23）
“不要太软”，是怕穿帮，引起张国焘怀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收拾；“诚意相处”，是叫张浩掌握火候，继续欺骗；“避免硬化”，是让张浩小心维系与张的关系，保持沟通。很明显，毛泽东决心欺骗到底。赌博即已开始，就只能按自己的逻辑结束，谁也经不起翻盘的风险。
张浩完成了任务。终其一生，张国焘视他为挚友。30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注24）
“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张这里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电”，也可能是“假传圣旨”，亦或两者兼之。
非常可能，张浩的故事也瞒过了陕北以外其他中央领导人。其实，就算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何长工等人日后识破了张浩骗局，他们又能怎样？草地分裂后，与张国焘一起另立中央，担任要职，呼口号“打倒毛泽东”，已使他们抱憾终生，那里还敢旧事重提，挑毛的错！
如果说张国焘“草地密电”（武力解決毛泽东）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此时毛泽东、张国焘早已去世，事件的当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真相，对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浩“假传圣旨”，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最前者）为张浩（林育英）抬棺。
注释：
1，《张国焘致毛泽东电》，1935年1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8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22页。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官方党史说的四十余人也不确切。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明报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43页。
4，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未删节版，引自宋晓荻博客，2012-02-02。
5，《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5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69—70页。此前张浩还有一封给张国焘的电报，没有公布或已遗失。
6，《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同5，第74页。
7，《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6日，同5，第77页。
8，《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16日，同5，第81页。
9，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46页。
10，《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82页。
11，《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2页。
12，《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3，《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5月20日，同10，第104页。
14，《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5，《张闻天致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3页。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6页。
17，同16，第356页。
18，《张国焘致张浩电》，1936年5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112页。
1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15日，同18，第121页。
20，《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7月22日，同18，第142页。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74页。
22，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第166—167页。
23，《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604页。
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95—496页。此处提到的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实际上是朱德的提议，中央认可。
庸人之中的庸人之见！
老毛决非心慈手软之辈，但面对红四的八万大军，他坚持高举中央大旗，做事力争有理有利有节，步步为营，滴水不漏，最终掌握了全部红军的指挥权。反观老张，起始咄咄逼人，仗势欺人，逼着中央被迫出走，简直可以和袁绍不接纳汉献帝，高欢逼走北魏皇室有一拼。南下受挫后，面对林育英的尚方宝剑，又进退失据，张皇失措，恰似黄桥战役前后的韓德勤，把一副上手好牌输得干干净净。
其实，两军会师之后，张还未出场，中央发现红四兵強马壮，已经担心会受到威胁。张如果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弱干強枝的敏感地位，就应该以退为进，交出红四，力争先融入中央领导层中，凭借手中势力和自己的能力，慢慢争取中央内部的盟友（当时中央内部不满毛的太多了）。一旦老毛或中央出错，再顺理成章夺取最高权力，如同宁都会议后的老毛故事。
一四之争，的确表现了毛张的水平高下。
假设他没法与国际联系，以林育英（驻国际的代表团成员员）的身份 ，说是“特使”一点也不过分，
他可以便宜行事 他也是做出了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的决定！！！
毛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双石
林育英是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的。
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的：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这也就是说，张国焘是确知林育英出发及到达陕北与党中央会面的背景和时间的。
接到林育英电报后，张国焘也回了一电：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⒈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提示。
⒉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合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⒊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成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⒋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引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羞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⒍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各合后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⒎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矿，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⒏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⒐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异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⒑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⒒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未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引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12月18日[]
张国焘电文中的“党中央”，指的是他自己整出来的那个“伪中央”。
几天后，林育英给张国焘回电，主旨是：抹稀泥，求团结，不承认张国焘那个“党中央”，同时提出折衷方案。电报全文如下：
国焘同志：
⒈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
⒉兄等提议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确为必要，中国代表团已准备了各种决议案的草案，只要环境许可时便可举行。
⒊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育英
1935.12.22.
党中央紧锣密鼓地在开展新局面的同时，张国焘还在跟党中央磨叽。
林育英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发来的那份电报态度平和，语气委婉，台阶也垫得合情合理，张国焘实在没有理由跟林育英翻脸，所以不得不请出朱德总司令以为缓冲。1935年12月30日20时，自草地分裂后，朱德总司令第一次有了单独署名与党中央通信的机会。
虽说是“单独署名”，但这份电报是不可能绕过张国焘的，所以朱总司令很有分寸：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首先通报“育英同志电悉”，说明“张主席”也收到了。至于林育英的建议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实际上是表示“张主席”这边还在考虑中，或有就此下台阶的余地；然后提出“万分需要”的“密切联系”。其实两边的联系一直就没有中断，张闻天、毛泽东等乃至党中央都给“张主席”递过信息发过电报，但“张主席”这边却不是直接对话党中央，而是通过林、聂、彭、李等转电，那意思就是你们那个党中央不算数，老子才是党中央！
朱总司令的意思显然是：最高领导人双向直接互通。
估计毛泽东得到朱总司令的来电一定会生出“喜出望外”的感觉来：自草地分手后，党中央就失去了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消息。朱、刘二位首长在中央红军将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哈达铺整编时，很多指战员都在询问他们的消息，而党中央领导人也没法作详尽解答。毛泽东也只能从宽心处安慰大家：我们都很惦念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他们是赞同北上方针的，总有一天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来与我们会合，也许就在明年的今天……
1936年元旦那天，毛泽东也给朱总司令回了一电。
这份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所以毛泽东同样也得有分寸：
朱德同志：
㈠卅号计时电悉，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份子实不放心，今按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
㈡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㈢环绕我北方苏区之敌共一百七十三团，计张学良六十团，杨虎城廿五团，阎锡山五十八团，井岳秀七团，高桂兹四团，马鸿逵十团，蒋介石十一团。
㈣以张学良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已为我彻底粉碎了，计消灭张学良四个步兵师，击溃三个骑兵师，活捉百○九师长牛元丰，打死百一十师长何立中，共缴步枪七千余枝，轻重机关枪百余挺，敌现在全部退守城镇。
㈤我们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不日即可扩大一倍，游击队亦可扩大一倍。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
㈥苏区有极大发展，南抵耀县，距长安仅百余里，西南抵径川、长武，西抵庆阳，西北抵靖边，北过长城已与蒙古民族取得联系，东面已过黄河，但敌尚有一部占据绥德、米脂、榆林、洛川、韩城等城市末退，民众斗争十分热烈，苏区富源广大，主要是洋油、食盐、皮毛、棉花、煤炭，对外贸易无阻，中央政府现宣布不收一切租税，以发展经济。一、三军与廿五、六、七军团结巩固，已开办大规模之红军入学为造就扩大五万之新干部而斗争。
㈦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㈧日本对华北急进，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河北、河南、浙江、福建的游击战争转入反攻形势，陕南有大块苏区，苏联准备与日本作战。
㈨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㈩兄处方针，望告。
毛泽东
一月一号[]
除去情报交换外，该电最关键的信息是两个：㈠党中央已与北方局、上海局和共产国际有了联系。“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张主席”另立的中央不合法，其“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㈡共产国际派来的不止一个人，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这份电报张国焘是肯定能看到的，看到后是什么反应，不得而知。但从张闻天于1月有13日致张国焘电中的有关内容判定，张国焘此间一定有一个作出反应的回电，而这个反应不是下台阶而是继续拧脖子。
张闻天的电报是这样的：
一、S同志消息，绝对不可轻信。
二、此等外间情报，一般是不可靠的。如徐海东同志事，纯系敌人造谣，即是一证。因此不应将s同志消息通知二、六军团，以免引起内部纠纷。
三、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四、兄处情况如何，甚为系念，请时电告。
闻天
一月十三日[]
可见张国焘此前应有一电致“陕北同志”，内容有“S同志消息”等“外间情报”，对于林育英的建议和毛泽东“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的规劝，并没有党中央所期待的反应。除此之外，张国焘于此前或此后，还有一份致林育英电，仍然是一派咄咄逼人之态：
育英同志：
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16日，张闻天以党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瓦窑堡会议决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红二、六军团。[]同日，想必已经忍无可忍的林育英也再电张国焘，亮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尚方剑来：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林育英
十六日九时[]
这就是被后来的许多学者称之为“矫旨”的那个电报：林育英回国时，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的草地分裂事件——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这个信息送达共产国际，所以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委托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让林育英亮出的这个“钦差大臣”的地位企图压服张国焘，的确也不是什么高招：张国焘也是往返过“无产阶级祖国”的人，其中一次还是“偷渡”，现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是个什么概念他不会不清楚，况且林育英回国后给他的第一份电报中已然说明且证明了他回国的背景和日程，所以张国焘对林育英这个“矫旨”并不买账！几天后给林育英的回电中的口气依然十分强硬：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宣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一月廿日[]
至此，张国焘是完全拒绝了林育英的规劝和中共中央对他释放的和解之意：他倒是同意了应该“自动取消中央名义”，但要求取消的是陕北的这个真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另立的这个“伪中央”！而且还咄咄逼人向林育英索要“共产国际决议”。
这实在是太过份了！两天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除张闻天外，还有博古、周恩来、何凯丰、刘道生、陈时夫、刘英、赖大超、吴亮平、邓发等，讨论青年工作和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
会议作出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
1月2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张闻天：“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党的争论和组织问题，应由国际解决，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否则，各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对外不一致对敌，会使革命有损失。”[]
这是一个表达转寰和缓冲之意的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甚至有可能就是张的意思。
24日，张闻天回复朱德总司令：
㈠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名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事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㈡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一月二十四日[]
这意思很明白，同意党中央与张国焘暂取平行关系——“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但不同意党中央改称“北方局”——“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这样的处置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共满洲省委当时就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党中央没有直接联系。
同日，林育英再电张国焘，又捧出了个共产国际的尚方剑：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二十四日[]
林育英这回道出这个信息不再是什么“矫旨”，而是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真实信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予了除了苏联之外有着自己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以很高评价和很高地位：威廉·皮克在开幕词中、季米特洛夫在大会报告中，都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重量级成员隆重推出：“记住中国的红军”，“向发展壮大的中国革命致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在为大会提交《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威廉·皮克还辟有“中国苏维埃在前进”之专题，其中特别提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的会师：“……虽然中国红军为避免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不得不离开江西省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的武装力量在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可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这个信息虽然在1月1日毛泽东致朱德总司令电间接扼要地向张国焘道出过，但毕竟是来自当局中人的“间接信息”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之口道出的，所以张国焘当时还不以为意。这回林育英来电正式道出而且是不容商量的“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干脆而直接地就把张国焘那个“党中央”打入了冷宫。
这把尚方宝剑，真把张国焘给镇住了！
27日，几天前还色厉内荏的张国焘两电林育英、张闻天，同意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反过来向林育英等抱怨“为啥早不告诉我们哩？”——这已经是要下台阶的意思并且开始寻找“急谋统一”的共识了：
育英、闻天同志：
甲、此处对兄处十二月廿三[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乙、对目前策略路线既已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丙、党六次代表大会使党受着重大创伤之后，在完全正确的基础上口向何转，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什么政治内容？如果我们不儿戏革命，都应当有更深刻的思索。
丁、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这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此间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
戊、目前策略的改变，固然是殖民地危险极度紧张，与民族革命新高潮所必需，但是此与过去策略和教训有关，如果不学习过去教训还是不能正确了解新的策略，这种学习过去教训，这只应以能正确执行目前新策略为限，不应有算旧账的精神。
己、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同志间态度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方式，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会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成绩，反养成打官腔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无原则斗争。
庚、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外推，给罗章龙派路上推。
辛、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处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张、项名义。
壬、此间一般工作均有团结进步，正在学习江西苏区原有经验，对军阀、土匪、流氓意识和饥饿情绪作健全的思想斗争。
癸、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从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乘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应如何？尚祈三思。
国焘[]
最后还是别别扭扭地选择了林育英提出的“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方案。
同日的另一电内容如下：
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
我们讨论了你们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原则上一致赞同，并有下列的补充与修改：
（甲）在目前形势分析中，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你们单说到陕北的胜利，把整个的胜利发展抹煞，这是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还多少保持着偏见的有害观点。我们认为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红一、三军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会合；在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发展的具体形式，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估计。只有这样的估计，才能使党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正确的决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
（乙）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权与军队，我们从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出的通电中，已提出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作号召，为着对外的一致，还是用这个名义的好。而且国防政府可以使人曲解，抗日救国则是民族革命的鲜明旗帜，所以我们还是主张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义。
（丙）行动纲领我们增加了三条：
⒈给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⒉组织民众的抗日军、义勇军……等；
⒊实行民族自决，联合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此外最后一条文字上改为与一切表同情，和赞助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丁）在吸收新党员的条件上，我们增加为党纲奋斗的一点。以上提议我们认为是必要的，请采纳，并见复。[]
这也是以进为退，找台阶下了。
简单总结一哈：
一、林育英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他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赋予的使命就是回国传达《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林育英致张国焘电报中“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确属“矫旨”。因为此时共产国际并不知道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事件。但这个“矫旨”对张国焘基本上没有产生作用，张国焘已从林育英刚回国后的来电中已经得知其回国背景和大致日程，根本就没有采信这个“矫旨”。他得到这个“矫旨”并没有改变态度，反而是咄咄逼人地提出了一系列反问，而且坚持要党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三、林育英真正捧出的迫使张国焘下台阶的法宝，是共产国际七大肯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这个不是矫旨是真旨！这道真旨对张国焘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因为张国焘向党中央发难并制造分裂的旗帜，就是否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失败了。所以，真正让张国焘开始找台阶下的，不是假东西，而是真货色！
四、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真正促成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开始考虑并促成北上的，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内因：南下失败了，川康边呆不下去了，事实证明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特别是瓦窑堡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四方面军干部中后，引发了积极的反响，“北上”逐渐成为了共识——这个连张国焘本人都不能无视！所以他又在不得不在认同北上之后，开始打西进的主意。
毛泽东利用张浩假传圣旨降伏张国焘
冯胜平，《新史記》第25期，2015年4月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逝者备极哀荣：由毛泽东提议，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三天。3月9日，张浩下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战友执绋抬棺。之后，毛还亲笔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张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1935年11月回国，随即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电报往来，最后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病逝。
张浩（林育英）。
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浩1935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中共红一、四方面军还没有分裂。他回国后由于电讯不通，张浩和陕北中央一样，也断了同国际的联系。如果说张国焘在四川另立的中共中央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属于“非法”，毛泽东等人在遵义另立的中共中央同样没经过国际批准。事实上，自1934年7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电台被破坏后，中共就同共产国际断了联系，重新恢复电台通讯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张浩所有“代表共产国际发布”的意见、指令，都属盗用名义，假传圣旨。
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长期隐瞒的神话，这个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张国焘至死不知道这是一场由毛泽东导演、张浩出面的骗局。非常可能，受骗终生的还有左路军将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等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的史料，是直到他们去世很久以后，才公布于众的。
事情的起源是张国焘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两个月后的12月5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报来，以便批准。】（注1）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3000人参加。（注2）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12军军长罗炳辉。罗“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注3）继罗发言之后，李卓然、何长工登台。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注4）
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太多人的难言之隐。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草地会师后，毛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张国焘和他的8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不仅丢掉了自己1／3的部队，还赔上了老搭档朱德。毛张草地分裂，是一场7千对8万的对决，而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不辞而别，单独北上，被抛弃的几百名伤兵（他们随即被马家军全部杀害）会怎样想？原一方面军5、9军团的3千官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四方面军8万官兵又会怎么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问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泽东必须同张国焘放手一搏。
张浩的三封电报
利用张浩，假传“共产国际指示”，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豪赌。输了，身败名裂，不齿于天下；赢了，统一红军，执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张浩给张国焘发了第一封电报。作为试探，张浩表示赞同张国焘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在这封电报中，张浩没有贸然代表共产国际发言，而是以个人身份与张国焘沟通：“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宜弄得太尖锐；第二，国际认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覆！”（注5）
为配合张浩，毛泽东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皆不实——笔者注）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注6）
平心而论，张浩的第一封电报立论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不失为解决两军分歧的一种办法。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张国焘接受了张浩的建议，在次年1月6日的覆电中表示：“党中央（指张国焘自己的第二中央——笔者注）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注7）
得知张国焘态度，1936年1月16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假传圣旨，给张国焘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注8）
——你张国焘敢自称“中央”，我毛泽东张浩就敢自称“国际”。政治斗争到了这个份上，已无原则可言，遑论正确。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封电报都逾越了党内斗争的底线：共产国际没有派张浩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因为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面军有问题；张浩不是共产国际授权的代表，他只是一个信使，负责恢复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系。潘汉年1936年8月到延安后，曾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注9）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国际是上帝。冒充上帝假传圣旨，这种事只有杨秀清之流能做。问题是，杨秀清代上帝降旨是为了自己，张浩又是为了谁？
官方说法是，为了统一红军。可红军由此受益了吗？张国焘被迫北上，时刻担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泽东待在一块，于是驱兵西进，企图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祁连兵败，全军覆没。细究西路军兵败原因，毛泽东有责任，张国焘有责任，难道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就没有责任？
孤注一掷，不顾后果
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发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注10）
无法回答张国焘的质疑，张浩一不做，二不休，于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电张国焘、朱德：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11）】
此时的张浩已是孤注一掷，不顾后果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完全同意”？“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一方面军到陕北时人数不足4千，如果这算“胜利”，四方面军的8万官兵算什么？“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也就是说，直属张浩；而张浩又属于谁？直属毛泽东。
毛泽东战胜张国焘，靠的不是党，也不是枪，他靠的是电报。历史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和刚回国的张浩散步，说：“有些事是可以追认的。”笔者推测，毛说服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时，一定用了“先斩后奏”、“事急从权”之类的说辞，而张浩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事若败露，个人负全部责任。以上三封“假传圣旨”的电报，皆由张浩一人签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并未联署。以后双方所有往来电报，也一律把张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时的张浩，俨然已是一个“太上皇”，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愿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
张国焘不怕毛泽东，但他怕共产国际。愿意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在中国是一场流氓比赛——底线越低，胜算越高。项羽的底线是人不能吃自己的父亲，刘邦越过这一底线，轻而易举战胜项羽。张国焘的底线是共产国际不可冒犯，毛泽东跨越底线，让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发令，迫使张国焘向陕北输诚。
其实，四方面军不乏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人，即使共产国际没人来，他们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而是服从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张浩只是毛泽东的木偶；没有什么“共产国际代表”，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同毛谈判。更糟糕的是，在得知“共产国际”态度后，自陈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员们纷纷倒戈，与张划清界限。与此同时，目睹毛、张斗法，以张闻天为首的“陕北国际派”对毛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中国政治。这种政治是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永远学不到的。至此，未来已无悬念：中国革命的领袖，非毛泽东莫属！
张国焘怕共产国际，毛泽东不怕。毛没见过斯大林，但他比张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欢强人：要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必须控制红军。至于怎样控制，手段并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认的。李德的任务本来只是给中共送款，他都能成为太上皇，张浩为什么不能代表共产国际？既然张浩可以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发几十封电报，与张国焘讨论红军北上南下事宜，日后声称张国焘也有一封给陈昌浩的“草地密电”又算什么？反正双方有那么多的电报往来，谁能分得清是非真假？谁又有资格到共产国际去查证？
作为心理学大师，毛泽东以张浩名义发给张国焘的每一份电报，都经过仔细推敲。张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纵，说北进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发展也可自便。（注12）张怕算老帐，毛就承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注13）知道张有意西进，毛就顺水推舟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注14）为促使张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议：两个中央暂停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注15）总之，不惜一切代价，诱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听“共产国际”调遣。
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更有霸气？
效果超出了毛的预料
张浩假传圣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在人数和声势上，张国焘的中央远胜过陕北中央。张浩来电后，张“急谋统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表面上双方各退一步，实际上对毛有利。毛当时最担心的，是张一意孤行，不接受调和，而国际鉴于四方面军势大，可能最终承认张为“中央”的既成事实。毛没想到，“共产国际圣旨”有那么大的威力，张不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泪北上，做好了被开除党籍、被军法从事的准备。这一下玩笑开大了，险些无法收场，张到陕北后，毛没有再次假传圣旨，置张于死地。（即使毛真想这样干，恐怕他的“国际派同盟”也不会同意。当初毛说服他们一起欺骗张国焘，用的不外是“化解分裂”、“统一红军”之类的理由。现在目的达到，国焘俯首，愧疚之余，他们没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逻辑，尚方宝剑既已出鞘，就必须见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没有退路。
在心理素质上，毛泽东远胜张国焘。徐向前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注16）“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注17）内部众叛亲离，外有“国际”压力，张国焘心理崩溃，不战而降。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还是个书生。四方面军决定北上，不是因为毛泽东正确，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威力。张出身北大，服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毛来自民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奥妙。搞中国政治，《三国演义》显然比《资本论》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张国焘最后一次向张浩核实：“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注18）没有查到张浩回电，却看到毛泽东6月15日给彭德怀一封密电，“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特闻。”（注19）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络正式开通。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集体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电台联络从6月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注20）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电的签署人，就是张浩骗局的知情人。发电的目的是未雨绸缪，以防不测。此电在“不经意间”，回答了张国焘最关心的问题——“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这是一封长电，内容分甲乙丙丁，甲谈陕北紧急战况，乙论三大主力会师光辉前景，丙讲西北大联合的伟大局面，最后在丁处附带提到，与国际联络近已“畅通”。“畅通”字面意思可理解为，以前也通，只是不畅。电报作者心思之缜密，令人叹服。
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
未能识破“畅通”一词的奥妙，张国焘几经反覆，终于北上。会师后未被责罚，反而受到欢迎，张倍感意外。深知“共产国际”家法严酷，张曾做过最坏打算。北上途中，他哭著对陈昌浩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注21）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抵制张的西进计划，虽是执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会师后的情形是，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毛泽东把张国焘这条大鱼钓到陕北，却没地方安置：张浩说了太多的谎话，一旦谎言穿帮，后果不堪设想。更令毛担忧的，是张国焘还有4万人马，陈昌浩、黄超、李特都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他们如果知道张浩“假传圣旨”，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毛只好顺水推舟，同意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使两军保持距离，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如徐向前所说，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但更想西进的是张，恐怕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张来说，离开陕北，无异是逃过一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后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想借刀杀人，有意造成西路军失败。但西路军的覆灭的确为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难题：至少，不会再有人追问张浩“国际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1比20（4000对8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1比4（1万对4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1比2（1万对2万）。加上二方面军的支持和四方面军上层的分裂，毛此时已控制了红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密电”，指控张曾企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为自己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政治交代。一年后，张国焘叛逃，共产国际追认毛泽东在反张国焘斗争中的一切做法，而张浩全身而退。
谎言的代价是党的堕落
张浩“假传圣旨”，的确统一了红军，但代价是党的堕落：不择手段成了手段，欺骗成了常态，说谎成为必须。如果说毛泽东掌权之前党文化的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掌权之后则是弄虚作假，对此张浩难辞其咎。从1936年到1976年，经过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以功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伴随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党文化，在中国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骗为荣，撒谎为业。现成例子是共识网上一篇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联想到祁连山下的森森白骨，能为欺骗写出这样的颂词，一定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就是为张浩执绋抬棺的毛泽东，事后也不愿谈及张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列宁说：“撒谎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个限度。”什么是限度呢？好心人会说，张国焘到陕北后，毛泽东应坦诚相见，告诉他张浩是“假传圣旨”，其动机是化解党内分裂，统一红军。遗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游戏，它有自己的逻辑。可以断言，毛如果真实情相告，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在中国，政治是你死我活，没有双赢。
开弓没有回头箭。1936年10月30日，在两军会合、张国焘见到张浩后，毛泽东批评张浩：“对张（国焘）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注23）
“不要太软”，是怕穿帮，引起张国焘怀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收拾；“诚意相处”，是叫张浩掌握火候，继续欺骗；“避免硬化”，是让张浩小心维系与张的关系，保持沟通。很明显，毛泽东决心欺骗到底。赌博即已开始，就只能按自己的逻辑结束，谁也经不起翻盘的风险。
张浩完成了任务。终其一生，张国焘视他为挚友。30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注24）
“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张这里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电”，也可能是“假传圣旨”，亦或两者兼之。
非常可能，张浩的故事也瞒过了陕北以外其他中央领导人。其实，就算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何长工等人日后识破了张浩骗局，他们又能怎样？草地分裂后，与张国焘一起另立中央，担任要职，呼口号“打倒毛泽东”，已使他们抱憾终生，那里还敢旧事重提，挑毛的错！
如果说张国焘“草地密电”（武力解決毛泽东）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此时毛泽东、张国焘早已去世，事件的当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真相，对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浩“假传圣旨”，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最前者）为张浩（林育英）抬棺。
注释：
1，《张国焘致毛泽东电》，1935年1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8页。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22页。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官方党史说的四十余人也不确切。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明报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43页。
4，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未删节版，引自宋晓荻博客，2012-02-02。
5，《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5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69—70页。此前张浩还有一封给张国焘的电报，没有公布或已遗失。
6，《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同5，第74页。
7，《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6日，同5，第77页。
8，《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16日，同5，第81页。
9，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46页。
10，《张国焘致林育英电》，1936年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82页。
11，《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2页。
12，《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3，《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5月20日，同10，第104页。
14，《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2月14日，同10，第92页。
15，《张闻天致朱德电》，1936年1月24日，同10，第83页。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56页。
17，同16，第356页。
18，《张国焘致张浩电》，1936年5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112页。
1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15日，同18，第121页。
20，《林育英致张国焘电》，1936年7月22日，同18，第142页。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74页。
22，陈昌浩：《北上和西进的争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第166—167页。
23，《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上卷，第604页。
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95—496页。此处提到的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实际上是朱德的提议，中央认可。
庸人之中的庸人之见！
老毛决非心慈手软之辈，但面对红四的八万大军，他坚持高举中央大旗，做事力争有理有利有节，步步为营，滴水不漏，最终掌握了全部红军的指挥权。反观老张，起始咄咄逼人，仗势欺人，逼着中央被迫出走，简直可以和袁绍不接纳汉献帝，高欢逼走北魏皇室有一拼。南下受挫后，面对林育英的尚方宝剑，又进退失据，张皇失措，恰似黄桥战役前后的韓德勤，把一副上手好牌输得干干净净。
其实，两军会师之后，张还未出场，中央发现红四兵強马壮，已经担心会受到威胁。张如果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弱干強枝的敏感地位，就应该以退为进，交出红四，力争先融入中央领导层中，凭借手中势力和自己的能力，慢慢争取中央内部的盟友（当时中央内部不满毛的太多了）。一旦老毛或中央出错，再顺理成章夺取最高权力，如同宁都会议后的老毛故事。
一四之争，的确表现了毛张的水平高下。
假设他没法与国际联系，以林育英（驻国际的代表团成员员）的身份 ，说是“特使”一点也不过分，
他可以便宜行事 他也是做出了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的决定！！！
毛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
双石
林育英是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的。
据张国焘回忆，林育英给他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的：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这也就是说，张国焘是确知林育英出发及到达陕北与党中央会面的背景和时间的。
接到林育英电报后，张国焘也回了一电：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⒈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提示。
⒉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合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⒊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成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⒋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引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羞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⒍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各合后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⒎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矿，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⒏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⒐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异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⒑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⒒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未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引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12月18日[]
张国焘电文中的“党中央”，指的是他自己整出来的那个“伪中央”。
几天后，林育英给张国焘回电，主旨是：抹稀泥，求团结，不承认张国焘那个“党中央”，同时提出折衷方案。电报全文如下：
国焘同志：
⒈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
⒉兄等提议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确为必要，中国代表团已准备了各种决议案的草案，只要环境许可时便可举行。
⒊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育英
1935.12.22.
党中央紧锣密鼓地在开展新局面的同时，张国焘还在跟党中央磨叽。
林育英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发来的那份电报态度平和，语气委婉，台阶也垫得合情合理，张国焘实在没有理由跟林育英翻脸，所以不得不请出朱德总司令以为缓冲。1935年12月30日20时，自草地分裂后，朱德总司令第一次有了单独署名与党中央通信的机会。
虽说是“单独署名”，但这份电报是不可能绕过张国焘的，所以朱总司令很有分寸：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首先通报“育英同志电悉”，说明“张主席”也收到了。至于林育英的建议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实际上是表示“张主席”这边还在考虑中，或有就此下台阶的余地；然后提出“万分需要”的“密切联系”。其实两边的联系一直就没有中断，张闻天、毛泽东等乃至党中央都给“张主席”递过信息发过电报，但“张主席”这边却不是直接对话党中央，而是通过林、聂、彭、李等转电，那意思就是你们那个党中央不算数，老子才是党中央！
朱总司令的意思显然是：最高领导人双向直接互通。
估计毛泽东得到朱总司令的来电一定会生出“喜出望外”的感觉来：自草地分手后，党中央就失去了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消息。朱、刘二位首长在中央红军将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哈达铺整编时，很多指战员都在询问他们的消息，而党中央领导人也没法作详尽解答。毛泽东也只能从宽心处安慰大家：我们都很惦念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他们是赞同北上方针的，总有一天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来与我们会合，也许就在明年的今天……
1936年元旦那天，毛泽东也给朱总司令回了一电。
这份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所以毛泽东同样也得有分寸：
朱德同志：
㈠卅号计时电悉，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份子实不放心，今按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
㈡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㈢环绕我北方苏区之敌共一百七十三团，计张学良六十团，杨虎城廿五团，阎锡山五十八团，井岳秀七团，高桂兹四团，马鸿逵十团，蒋介石十一团。
㈣以张学良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已为我彻底粉碎了，计消灭张学良四个步兵师，击溃三个骑兵师，活捉百○九师长牛元丰，打死百一十师长何立中，共缴步枪七千余枝，轻重机关枪百余挺，敌现在全部退守城镇。
㈤我们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不日即可扩大一倍，游击队亦可扩大一倍。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
㈥苏区有极大发展，南抵耀县，距长安仅百余里，西南抵径川、长武，西抵庆阳，西北抵靖边，北过长城已与蒙古民族取得联系，东面已过黄河，但敌尚有一部占据绥德、米脂、榆林、洛川、韩城等城市末退，民众斗争十分热烈，苏区富源广大，主要是洋油、食盐、皮毛、棉花、煤炭，对外贸易无阻，中央政府现宣布不收一切租税，以发展经济。一、三军与廿五、六、七军团结巩固，已开办大规模之红军入学为造就扩大五万之新干部而斗争。
㈦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㈧日本对华北急进，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河北、河南、浙江、福建的游击战争转入反攻形势，陕南有大块苏区，苏联准备与日本作战。
㈨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㈩兄处方针，望告。
毛泽东
一月一号[]
除去情报交换外，该电最关键的信息是两个：㈠党中央已与北方局、上海局和共产国际有了联系。“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张主席”另立的中央不合法，其“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㈡共产国际派来的不止一个人，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这份电报张国焘是肯定能看到的，看到后是什么反应，不得而知。但从张闻天于1月有13日致张国焘电中的有关内容判定，张国焘此间一定有一个作出反应的回电，而这个反应不是下台阶而是继续拧脖子。
张闻天的电报是这样的：
国焘同志：
一、S同志消息，绝对不可轻信。
二、此等外间情报，一般是不可靠的。如徐海东同志事，纯系敌人造谣，即是一证。因此不应将s同志消息通知二、六军团，以免引起内部纠纷。
三、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四、兄处情况如何，甚为系念，请时电告。
闻天
一月十三日[]
可见张国焘此前应有一电致“陕北同志”，内容有“S同志消息”等“外间情报”，对于林育英的建议和毛泽东“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的规劝，并没有党中央所期待的反应。除此之外，张国焘于此前或此后，还有一份致林育英电，仍然是一派咄咄逼人之态：
育英同志：
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16日，张闻天以党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瓦窑堡会议决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红二、六军团。[]同日，想必已经忍无可忍的林育英也再电张国焘，亮出“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尚方剑来：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林育英
十六日九时[]
这就是被后来的许多学者称之为“矫旨”的那个电报：林育英回国时，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的草地分裂事件——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这个信息送达共产国际，所以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委托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让林育英亮出的这个“钦差大臣”的地位企图压服张国焘，的确也不是什么高招：张国焘也是往返过“无产阶级祖国”的人，其中一次还是“偷渡”，现在这种情况下长途跋涉是个什么概念他不会不清楚，况且林育英回国后给他的第一份电报中已然说明且证明了他回国的背景和日程，所以张国焘对林育英这个“矫旨”并不买账！几天后给林育英的回电中的口气依然十分强硬：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宣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一月廿日[]
至此，张国焘是完全拒绝了林育英的规劝和中共中央对他释放的和解之意：他倒是同意了应该“自动取消中央名义”，但要求取消的是陕北的这个真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另立的这个“伪中央”！而且还咄咄逼人向林育英索要“共产国际决议”。
这实在是太过份了！两天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者除张闻天外，还有博古、周恩来、何凯丰、刘道生、陈时夫、刘英、赖大超、吴亮平、邓发等，讨论青年工作和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
会议作出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
1月2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张闻天：“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党的争论和组织问题，应由国际解决，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否则，各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对外不一致对敌，会使革命有损失。”[]
这是一个表达转寰和缓冲之意的电报，张国焘不可能看不到，甚至有可能就是张的意思。
24日，张闻天回复朱德总司令：
朱德同志：
㈠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名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事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㈡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一月二十四日[]
这意思很明白，同意党中央与张国焘暂取平行关系——“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但不同意党中央改称“北方局”——“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这样的处置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共满洲省委当时就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党中央没有直接联系。
同日，林育英再电张国焘，又捧出了个共产国际的尚方剑：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这回道出这个信息不再是什么“矫旨”，而是来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真实信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予了除了苏联之外有着自己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以很高评价和很高地位：威廉·皮克在开幕词中、季米特洛夫在大会报告中，都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重量级成员隆重推出：“记住中国的红军”，“向发展壮大的中国革命致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在为大会提交《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威廉·皮克还辟有“中国苏维埃在前进”之专题，其中特别提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的会师：“……虽然中国红军为避免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不得不离开江西省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的武装力量在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可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这个信息虽然在1月1日毛泽东致朱德总司令电间接扼要地向张国焘道出过，但毕竟是来自当局中人的“间接信息”而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之口道出的，所以张国焘当时还不以为意。这回林育英来电正式道出而且是不容商量的“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干脆而直接地就把张国焘那个“党中央”打入了冷宫。
这把尚方宝剑，真把张国焘给镇住了！
27日，几天前还色厉内荏的张国焘两电林育英、张闻天，同意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反过来向林育英等抱怨“为啥早不告诉我们哩？”——这已经是要下台阶的意思并且开始寻找“急谋统一”的共识了：
育英、闻天同志：
甲、此处对兄处十二月廿三[五]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乙、对目前策略路线既已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
丙、党六次代表大会使党受着重大创伤之后，在完全正确的基础上口向何转，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什么政治内容？如果我们不儿戏革命，都应当有更深刻的思索。
丁、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这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此间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
戊、目前策略的改变，固然是殖民地危险极度紧张，与民族革命新高潮所必需，但是此与过去策略和教训有关，如果不学习过去教训还是不能正确了解新的策略，这种学习过去教训，这只应以能正确执行目前新策略为限，不应有算旧账的精神。
己、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同志间态度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方式，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会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成绩，反养成打官腔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无原则斗争。
庚、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外推，给罗章龙派路上推。
辛、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处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张、项名义。
壬、此间一般工作均有团结进步，正在学习江西苏区原有经验，对军阀、土匪、流氓意识和饥饿情绪作健全的思想斗争。
癸、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从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乘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究应如何？尚祈三思。
国焘[]
最后还是别别扭扭地选择了林育英提出的“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方案。
同日的另一电内容如下：
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
我们讨论了你们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原则上一致赞同，并有下列的补充与修改：
（甲）在目前形势分析中，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你们单说到陕北的胜利，把整个的胜利发展抹煞，这是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还多少保持着偏见的有害观点。我们认为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红一、三军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会合；在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发展的具体形式，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估计。只有这样的估计，才能使党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正确的决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
（乙）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权与军队，我们从早于去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出的通电中，已提出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作号召，为着对外的一致，还是用这个名义的好。而且国防政府可以使人曲解，抗日救国则是民族革命的鲜明旗帜，所以我们还是主张用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义。
（丙）行动纲领我们增加了三条：
⒈给民众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
⒉组织民众的抗日军、义勇军……等；
⒊实行民族自决，联合国内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此外最后一条文字上改为与一切表同情，和赞助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丁）在吸收新党员的条件上，我们增加为党纲奋斗的一点。以上提议我们认为是必要的，请采纳，并见复。[]
这也是以进为退，找台阶下了。
简单总结一哈：
一、林育英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他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赋予的使命就是回国传达《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林育英致张国焘电报中“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确属“矫旨”。因为此时共产国际并不知道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事件。但这个“矫旨”对张国焘基本上没有产生作用，张国焘已从林育英刚回国后的来电中已经得知其回国背景和大致日程，根本就没有采信这个“矫旨”。他得到这个“矫旨”并没有改变态度，反而是咄咄逼人地提出了一系列反问，而且坚持要党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三、林育英真正捧出的迫使张国焘下台阶的法宝，是共产国际七大肯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这个不是矫旨是真旨！这道真旨对张国焘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因为张国焘向党中央发难并制造分裂的旗帜，就是否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失败了。所以，真正让张国焘开始找台阶下的，不是假东西，而是真货色！
四、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真正促成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开始考虑并促成北上的，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内因：南下失败了，川康边呆不下去了，事实证明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特别是瓦窑堡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四方面军干部中后，引发了积极的反响，“北上”逐渐成为了共识——这个连张国焘本人都不能无视！所以他又在不得不在认同北上之后，开始打西进的主意。